疫情期间出现了哪些英雄的故事的作文（通用20篇）

今天我们学习了《小英雄雨来》这篇课文，我感受很深。和我同龄的雨来，竟能干出这样伟大的事。

在晋察冀边区芦花村，有一个名叫雨来的孩子，雨来游泳本领高强，聪明机智又勇敢。鬼子来扫荡，他成功的掩护了交通员李大叔，自己却被敌人抓到了。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软硬兼施，雨来没有屈服，宁死也不说出李大叔藏在哪里，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气急败坏的鬼子把雨来拉到还乡河边，要枪毙他，这时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雨来陈鬼子不防备，扎到河里游到远处，逃出了魔掌时，这时我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当我读到鬼子打的累了，雨来仍是咬着牙说：“没看见!”我想到了现在儿童的软弱，雨来是多麽坚强，勇敢无畏，要换做是我，估计连诱惑这一关都过不了。课文中反复出现“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这句话第一次出现时是女老师交给雨来的，这正是雨来掩护交通员李大叔，和鬼子做斗争的力量源泉和思想基础。第二次是雨来受到鬼子毒打时，表明雨来不屈服于敌人的威逼利诱，毒打威胁，他是雨来能经受各种考验的精神支柱。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许多“英雄”，最美司机吴斌，他用生命换来了乘客的安全;最美教师张莉莉，她用双腿换来了学生的安全;最美警卫战士高铁成，他三闯火场排险烧伤;最美妈妈吴菊萍，徒手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在事情发生之前，他们都只是荟荟众生中的，平凡普通甚至渺小。然而正是这样一位位平民在危难关头，不惜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壮歌。

我真想对雨来说，正想与你一起到还乡河游泳;真想与你一起在夜校里读“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真想与你一起和鬼子作斗争。可惜我们不在同一个时代，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你的精神传承下去，为祖国的富强而读书!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的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毛泽东在指挥全国战局之余，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凭着对人民的感情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在铡刀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这种表现，恰恰是共产党的革命教育深入千千万万农民心中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新型的农民战争，是用先进阶级的思想发动和武装千百万原来是小生产者的农民。刘胡兰作为一个14岁的农村少年便能加入共产党，这首先在于她从儿童团起就接受了党的教育，并看到党领导的土地改革给贫苦农民带来了根本利益。为了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她能不贪财、不惧死，最后面对敌人的利诱，只回答说：“给我一个金人也不自白。”在刑场上，她又大呼：“怕死不当共产党。”当时，匪军曾从现场的群众中拉出几个人，要他们去打刘胡兰，但没有一个人动手，这也恰恰表现出当时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

1947年3月26日，毛泽东为刘胡兰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恰恰又是中共中央刚刚从延安撤退的8天后，毛泽东正决定离开陕北以游击方式同国民党军周旋。在此紧要关头，全党的领袖在指挥全国战局的百忙中，为一个年轻的女党员写下这样的文字，正有着激励全党和全体解放区人民去英勇奋斗以赢得战争胜利的寓意。

王二小，广为人知的少年抗日英雄。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村里的儿童团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

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那一天，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们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们，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鬼子发现上当后，先是残忍地斩去二小右手的五个手指，又用刺刀刺向二小的胸膛，把他弱小的身躯摔在一块大石头上! 八路军一举全歼此股日寇，战斗结束后，几个战士扑向流着鲜血的二小，当时他还活着，大家把他和另外两名受伤八路军战士一起送到刘家庄，可惜伤重无治，为国牺牲。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刘家庄的山坡上;当时任涞源县青救会干部张士奎同志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报道给了边区青救会，《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条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根据这篇报道，立即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感染了无数青少年;王二小的坟上长满了青草，他的鲜血染红的那块大石头，静静地卧在山沟里，人们把它叫做“血色石”。 为了纪念小英雄王二小，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在二小的家乡涞源县上庄村建设了“王二小希望小学”，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作家陈模创作了革命传统纪实小说《少年英雄王二小》。

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父亲在他童年就去世，由祖父抚养成人。

辛弃疾曾拜当时著名的田园诗人刘瞻为师，并和党怀英两人是刘瞻最得意的学生。有一次，刘瞻问他们两人道：“孔子曾经要学生谈各人的志向，我也问问你们将来准备干什么?”党怀英回答说：“读书为了做官，为了取得功名，光宗耀祖。我一定要到朝廷里去做大官;如果做不了官，就回家隐居，学老师的样子写田园诗。”

刘瞻听了很高兴，连连称好，认为他的志向很高洁。辛弃疾却回答 说：“我不想做官，我要用词写尽天下的贼，用剑杀尽天下的贼!”刘瞻听了大吃一惊，要辛弃疾今后不要再说这样荒唐的话。此后，辛、党两人的生活道路截然不同：辛弃疾英勇地投身到抗金的民族战场上去，以爱国词人著称于世;而党怀英则混迹于金人统治集团，为金人作了一些帮闲乃至帮凶的工作。

金人南侵后，辛弃疾组织了两千多人的队伍在故乡起义。后来，又率领队伍投奔济南府农民耿京组织的起义军。不久，起义军接受朝廷任命，与朝廷的军队配合作战，打击南侵的金军。但由于投降派的排挤和打击，辛弃疾后来曾长期闲居在江西上饶一带。1203年春，才被任命为绍兴府知府兼浙江东路安抚使。这一年，辛弃疾已经六十四岁了。

绍兴西郊有一处地方叫三山，当时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就在那里闲居。陆游比辛弃疾大十五岁，当时快八十岁了，他的爱国诗句早已为辛弃疾所景仰，因此辛弃疾到任不久，就去拜访了这位前辈，两人一起议论国家大事，相见恨晚。陆游听了辛弃疾对形势的分析和统一、全国的设想，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希望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次年春天，宋宁宗降下圣旨，要辛弃疾到京城临安去，征询他对北伐金国的意见。”辛弃疾把这件事告诉陆游，陆游觉得这是辛弃疾施展自己才能的好机会，为他感到高兴。为了鼓励辛弃疾发挥自己的才能，陆游特地写了一首长诗赠给他。诗中写道，“辛弃疾是古代大政治家、军事家管仲、萧何一流的人物，现在当浙江东路安抚使，实在是把大的材料用在小处;鼓励他为恢复中原而努力，千万不要因为受到排挤不得志而介意。六十六岁那年，这位始终是被大材小用的爱国英雄，终于在忧愤中去世。

当前，中国各地的复工复产方兴未艾，我在厦门亲身体验到当地政府对这一工作的重视。厦门市专门成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推进建设项目开复工领导小组、推进工业企业有序复产工作领导小组、推进服务业企业有序复工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全盘统筹，确保防控疫情与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真正用心用情帮扶企业恢复生产，全力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支持和保障。

厦门市委办公厅专门出台“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加快推动建设项目有序开复工若干措施”，这一措施针对各行各业提供帮助，包括帮助解决企业用工需求、外来务工人员包车返厦、各领域防疫措施费补助、 建材供应保障等十几项措施。这些措施帮助企业解决实际中急需问题，为企业正常、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广大市民响应号召，科学防疫，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共同保护着城市安全复工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安全健康，充分体现了厦门的文明底色和大爱精神。

在我所经历的抗疫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同时，我也看到了中国精神和中国速度，一切都是以人民安危为中心。我们海外华侨华人从来都是与祖(籍)国的命运紧密相联，我深信，在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打赢这场阻击战。让我们团结抗疫，再一次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少年抗日英雄。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 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

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 牛，就叫他带路。

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 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

春节是中国人最看重的日子，却因为病毒的来临，打响了这场“疫情”狙击战，让无数人投身于奋斗，奏响战歌。它扰乱了我的安静。大年初二，我本应该与家人和亲戚朋友们聚在一起吃团圆饭，谈论着家常。病毒的突然侵入，让华夏堆砌起了防御的高墙，没有人上门拜访，没有人上街晃荡。早上十点安静得像凌晨。我不悦，新来的客人夺走了欢愉，夺走了人民的康健。我抗拒，戴起口罩，勤通风，做好了一切防护。这是我能表达我的支持的方式了罢。毕竟学生能做些什么呢，怀揣一颗心，关注所有消息关注周围环境，微薄的献出支持，这份力量是不会被削减的。它扰乱了我们的安宁。过了年，我和老师同学们本应该相会在学校，快乐而又紧张，汲取知识，学习中玩闹。人与人之间没有心灵上的交流，人人都是烦闷且惊惶不安。病毒的扩散迅速，让我们不得不在家里隔离，逐渐滋生烦躁。中国乃礼仪之邦，自古便礼尚往来，既然它送了我们这样一份大礼，当然要还击回去。在不出门，不添乱，做好本分的前提，进行线上授课，即使病毒肆虐，仍然尽到学习的本分，修养心性。勤学努力造就人才，放纵懈怠毁灭自己，特殊的时间，考验着我们的心。怀揣一种思想，配合所有工作的同时调整好情绪，纠正所有人的轨道，这份情谊是慢慢递增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每个人扛在肩上的责任，既来之，则安之。不出门，不给国家添乱，不会惶恐。这便是人民能奉献的一份力罢，或许中国人民的心是连结一起的。“平生铁面心，忘家恩报国”舍小家为大家，医务人员做到了，他们是以手术刀作为武器的战士，辟开前方的道路，冲向黎明。所谓奋斗前线的人，他们贪的是命。而待在家里的人，他们想的是国，心心念念，寸步不离，捐赠一切物资，哪怕一声小小的“中国加油”，处处皆是情。人民之心皆如此，相互扶持相互努力。这位新客人的到来打不灭情谊，打不灭相映的心灵。疫情发展磨不破华夏二字，打不败中国。临患不忘国。正是人民的力量将带领中华挺过一次次艰难，如今，华夏儿女又将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再次书写无畏的华章。

20世纪之初，在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刷下，反动、腐朽的封建制度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抨击和摧毁。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推翻封建社会的统治，尤其是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封建制度下提倡的封建礼教、男尊女卑、女子贞节以及“三从四德”等，仍然在严重地束缚、压迫和摧残着中国农村妇女。赵一曼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山村封建地主家庭里，也就必然逃脱不掉当时操持家业的兄长像“阎王”似的以封建礼教严厉地管束她，使她失去自由。男尊女卑，一方面造成了男性在家庭中的骄横，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女性的压迫和侵夺。

在赵一曼十二岁那年的腊月二十五日，赵一曼的父亲李鸿绪因为咳嗽痰涌昏迷不醒后死去了。按世俗规矩，大哥李席儒便名正言顺地成了当家人。

父亲病死后，小一曼失去了父爱，家里的生活更是沉闷极了。大哥不仅没有父亲那般行医抓药的本事，反而成天赌博、抽鸦片，还要天天摆着家长的派头。大嫂也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之人，两口子三天两头吵嘴闹气。在这种家庭环境里，赵一曼受到了极大的憋屈，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有一天她便向大哥提出：“这样活着实在太没意思了，我要出门读书去!”大哥只顾抽烟，耷拉着眼皮，头也懒得抬地哼道：“不行，我没钱供你!”

赵一曼已经十几岁了，李席儒不仅不叫她上学读书，还让母亲严格地监视着她。

母亲虽然慈祥善良，却受封建思想禁锢，既然丈夫死了，“长子为父”，儿子的话也是要听的。她不让赵一曼再出院门，不让赵一曼像小时候那样到草丛里捉蝴蝶，也不能到竹林里去挖幼笋，自然更不能和男孩子们一起玩耍了。

赵一曼的母亲按着老辈留下的规矩，要给赵一曼扎耳朵眼儿，要给她缠足。

按封建传统，女人“三寸金莲”被认为是一种美。赵一曼母亲的脚就是姥姥给裹的，穿着一双尖尖的小鞋，走起路来一步三摇的，实在是活受罪!在少年时期的赵一曼看起来既可怜又可笑。

一天上午，母亲把赵一曼叫到八仙桌前，拉住赵一曼的一双小手郑重地说：“淑端哪，你该裹脚了，再不裹，大脚丫子会被人笑话的。长大了也是没人娶你的!”

一听裹脚，赵一曼的心就像被蜂蜇针扎似的缩紧了。村里的小脚女人她看得多了，本是一双天然脚，却被一条长长的白布缠成了“尖辣椒”，有的连脚趾骨都被勒断了。尖尖小脚，站也站不稳，走也走不快。她低头看看母亲那一双只有三四寸的小脚，心头涌起一股酸楚。小时候，她常常看到父亲一不顺心就要拿母亲出气，连踢带打，母亲总是颤巍巍跌倒在地，为躲避丈夫只能满地爬行;有时候，遇到天阴地湿，母亲要到山间拔两棵青菜，也要爬着去。一次，她随母亲一起下田，正好碰上下雨，妈妈脚下一滑摔倒在地，满身满脸的泥巴……想到这些，赵一曼不寒而栗，她打内心深处不愿意像母亲一样活受罪!

她倔强地对母亲说：“妈，我不裹脚!”

“女孩子大了都要裹脚，这是祖辈留下的规矩!”

“裹了脚走路都走不稳，我不裹!”赵一曼坚持说。

“不裹也得裹!”母亲也强硬起来。

“不，我就不!”赵一曼一边说着一边就从母亲眼前溜出了门外。

赵一曼还能跑到哪里去呢?晚上她小心翼翼地又回到了家里。母亲似乎已经心平气和了，给她用辣椒油烧了两个菜。赵一曼一边吃饭一边用两眼观察着母亲的脸色，看母亲若无其事，她以为已经闯过了这一关。

然而，赵一曼猜错了。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请来村里一位老婆婆当帮手，对她实行强制裹脚。两个人把小一曼死死摁倒在木床上，紧紧地压住她的双脚，母亲将她的脚趾使劲捏拢，老婆婆用一条白粗布将她的脚一层一层地裹紧，每裹一层，老婆婆就使劲勒一勒，赵一曼痛得号啕大哭，眼泪“刷刷”地直往下掉。缠呀，缠!裹呀，裹!一层一层又一层，赵一曼拼命抗争着、挣扎着，嗓子也哭喊得嘶哑了，直到哭喊不出了声，也挣扎不动了，两只脚也已被裹成了像母亲那样的“尖辣椒”。

母亲满意了，她又给女儿双脚套上了两只尖尖鞋，板着脸儿对她说：“从今天起，不准你出大门、上大街，所有男人都不能见!”

赵一曼看看自己被缠了足的双脚，嘟囔着说：“这样的脚咋走路啊!”

母亲安慰她说：“慢慢习惯就好了，来!站起来走一走，让妈看看咋样儿。”

赵一曼试着慢慢地站了起来，抬起身却根本站不住，两只脚麻痛麻痛，还没有迈步走路就一下子跌倒了。她一阵懊悔，索性在地上打起滚来，哭闹着把两只小鞋甩得远远的。

母亲没有发火，弯腰把她甩远的两只小鞋捡了回来，又要给她穿上，她说啥也不穿，母亲就哄着她穿。

这一次，赵一曼被关在屋子里，躺在床上却烦躁得难以入睡，她透过窗棂望着朦胧的月色，发痴发呆。满山的竹林在夜风中呼啸着，如涛似浪，她家的小屋就像一叶扁舟在夜雾茫茫的大海上颠簸着，一会儿被推拥到浪尖上，一会儿又被埋入浪谷下，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在夜海中被吞没。她想在船上站起来，但两只小脚痛得钻心，说啥也站不起来。她便大声呼救。没有人理睬她。母亲就坐在屋门外，她睡得很晚，却装作没听见。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2团被敌人包围在道北区的一个山沟里。激战一昼夜突围，部队伤亡很大。团长王惠同负伤被俘(后英勇就义)，道北区委书记兼2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指挥战斗时，一条大腿受贯通伤，骨头被打碎。22日，她和3个人转移到3区春秋岭附近一户农家时，被汉奸米振文发现。米振文报告第3“讨伐”队队长张福兴，张福兴带伪军将农舍包围。战斗中，赵一曼左腕被打穿，失血过多，昏迷后被俘。

从在珠河见到被俘的赵一曼，到10天后又将其押送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继续关押、审讯，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都是个重要角色——让我们看看1962年5，月他作为战犯在押期间写的供词：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

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我让远间(即伪珠河县首席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笔者)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同县公所的翻译詹警卫商量之后，决定在马料房的高粱垛上进行。从审讯中，知道她叫赵一曼，二十七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她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当问她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问题，她一下子提高了声调，作了义正辞严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你们日本人口蜜腹剑。’接着她就‘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问题作了揭露。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待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跳起来护着她。我命令旁边的警士把那个姑娘拉出去。我说：‘看样子你有点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先把你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我这样威胁下，她从容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中共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她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干脆不说话了。”

用鞭子戳伤口，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为了使赵一曼屈服，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从被俘地到珠河县城，一辆牛车在山道土路上颠簸，对伤口不作任何处置，任其流血，到送去哈尔滨，住进市立医院，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因为大腿上的贯通伤溃烂了，他们需要一个活口，而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不会危及生命的。

医院毕竟不是伪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就有了逃走的机会。

赵一曼是12月2日押送哈尔滨的，何时被以“王氏”之名转至市立医院疗伤无从查考，看守她的伪警察换成董宪勋，是在1936年4月上旬。

这是一个挺沉稳的富于正义感的青年。他的身份、职业，使他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残忍和嗜血成性，看到的肯定比马上就要写到的韩勇义多得多。可他们都碰上了一个令他们、也让我们这些后人永远敬仰的人，两颗冬眠的中国心就怦然跳动起来。在1936年那个叫作什么“满洲国”的世界里，他们的行为有着特别的昭示意义。后人不会忘记他们，就像怀念那些在冰天雪地中战死的、冻死的、饿死的有名无名的抗联官兵一样。只是拿起笔来，心头总是压抑着愧疚，因为我和我们这些后人对他们知道得实在太少。

开头的话题，是多大年纪了，挣多少钱呀，娶媳妇了没有呀，家住哪儿呀等等，董宪勋都回答了。谈到日本侵略者的丑行，“满洲国”这个耻辱的怪胎，董宪勋就不吭声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他值班时环境的宽松。自然，赵一曼的话题也就更放得开、有针对性了，而且有机会把自己到东北的经历、见闻，写成类似小说的文字，董宪勋就成了第一个读者。有一天，董宪勋就说：俺想参加抗联，打日本子!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世界人民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人类就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抗疫过程中，各国都涌现出很多生动感人的故事，体现了各国人民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可贵精神。本报今起开设“全球抗疫进行时”专栏，讲述各国人民在抗疫中同舟共济、风雨共担的暖心故事。

“他们很了不起”

4月16日，就读于南方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印度留学生奥迪，参加了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志愿服务培训。接下来，他将为无症状感染者中的外国人提供帮助。“作为外国人，我特别能理解这些感染者在隔离期间的感受。希望通过英语沟通，更好地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并让他们对新冠病毒有更深入了解。”奥迪说。

抗疫期间，奥迪就读的南方医科大学多名师生奔赴一线。“武汉疫情严重时，学校的老师和朋友奔赴抗疫一线，开展医疗支援。他们的故事让我很感动，他们很了不起。”奥迪说。

在疫情暴发初期，迪奥曾想过回印度，但最终还是选择留在了学校，并成为一名校内志愿者，一周工作两次，每次3小时，主要是为进出图书馆、宿舍楼等地的人员测量体温。

很多留学生像奥迪一样选择留下，学校及时给他们普及防疫知识、发放防疫物资，让他们感到温暖和安心。“我们觉得有责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知心朋友，守望相助”

疫情发生后，在北京语言大学读博士的哈萨克斯坦姑娘嘉娜尔正在家乡阿拉木图。“我希望能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恰好看到有朋友在转发中国防疫翻译小语种志愿者的招募信息，就报名参加了。”

嘉娜尔的专业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志愿服务要翻译的却是医学材料，刚开始遇到不少困难。“不熟悉医学词汇是最主要的挑战。另外，即使同一个意思，汉语和哈萨克语的表达并不相同。比如汉语中的‘有痰’，哈萨克语一般说‘口干’，这就会造成翻译困难。”嘉娜尔说。

“哈萨克斯坦诗人阿拜曾说：‘知心朋友，守望相助’。我们要团结起来，才能战胜病毒。”嘉娜尔说。

“想告诉大家武汉平时的样子”

“看到武汉人民与疫情对抗的新闻，我很难过。”北京大学燕京学堂2018级学生宫崎一騎曾到武汉游览。在他眼中，武汉美丽多彩;疫情带来的阴霾催生了他的一个心愿：“我想告诉大家武汉平时的样子。”

于是，宫崎一騎开始制作《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视频。在视频中，武汉的颜色是多样的。历史悠久的黄鹤楼、鳞次栉比的高楼、干净整洁的街道……缤纷的色彩，让这座融汇现代气息和古老文化的城市更加吸引人。他说，面对突发的疫情，偏见并不可取，正视疫情并共同战胜它才是最重要的。

配发英文和日文双语字幕的视频完成后，宫崎一騎将其上传到中外社交媒体。视频得到的反馈非常积极，有的观众表示“刷新了对武汉的印象”;有的观众希望“疫情结束后能到武汉旅游”……

防疫期间，宫崎一騎选择了留下来。“对中国及世界来说，这都是非常特殊的时刻，我希望能见证这一切，并分享自己的观察及思考。”宫崎一騎说。

故事发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龙门村儿童团团长海娃只有十三岁，他每天一面放羊，一面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地里敌人的据点。

一天，炮楼里的鬼子进山去抢粮食了，只剩下猫眼司令和几个鬼子兵，海娃的爸爸是民兵队长，他急匆匆地把一封信交给海娃，满脸严肃地说：“这里面是攻打鬼子炮楼的路线图，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交给八路军张连长。”海娃一看信封上面插了鸡毛，知道这是十分重要的消息，他拍拍胸脯说：“您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说着他就藏好鸡毛信，赶着一群羊作掩护送信去了。

海娃忙着赶路，没想到在山沟里碰上了鬼子，他心里想，要是鬼子搜身，搜走了鸡毛信可就麻烦了，这可怎么办啊?海娃冷静了片刻，看着羊群，灵机一动，把鸡毛信拴在了“老羊头”的尾巴下面藏了起来，鬼子小队长拦住了海娃，他们叽里哇啦地说了一会儿话，对海娃瞪着眼说：“你的，小八路的干活?”鬼子队长又命令两个小鬼子把海娃从头到脚搜了一遍，什么也没发现，于是鬼子又打起了羊群的主意，要海娃给他们带路，并且想吃羊肉。

一路上海娃受尽了折磨，到了深夜他好不容易从睡得像死猪一样的鬼子窝里溜了出来，他赶到羊圈里，小心地把鸡毛信取了下来，一口气跑出了几里路，鬼子发现海娃跑了，很快就追了上来，他们用枪逼着海娃让他带他们上山，海娃把鬼子带到了一条靠近八路军埋伏圈的山路上，乘鬼子没有防备，拼命往山上爬去，愈爬愈远，身后响起鬼子的枪声，有一枪还打中了海娃的手。想到鸡毛信的重要，海娃忍着疼痛继续向山上爬，嘴里还高声喊着：“八路军叔叔，快打鬼子啊!”

张连长和八路军听到枪声和海娃的呼喊，很快冲了上来，把鬼子打了个落花流水，最终海娃把鸡毛信交给了张连长，张连长根据信上的情况。成功地捣毁了敌人的炮楼，击毙了猫眼司令，打了个大胜仗。

海娃也因为他的机智和勇敢成为抗日小英雄，他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 们 一定要 铭 记 历 史 ，不 记 国 耻 ，发 愤 图 强 ，振 兴 中 华 !做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把祖国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目前，新冠肺炎重症人数占确诊人数的比例不断下降，治愈率也显著提高。今天(3月14日)，我们就来认识一位重症医学专家。17年前他曾参与抗击非典，17年后他再次站到抗疫一线。他说，我是一名老兵，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

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童朝晖每天要巡诊两到三家医院的重症病房，除了武汉，还要奔赴孝感、黄冈、黄石、鄂州等地指导重症患者救治。每到一个床位，他都会向主管医生和护士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督促医护人员专注于每一个诊疗细节。

17年前，童朝晖在北京临危受命，担任SARS病房主任，收治近百例非典患者，无一病亡。17年后的今天，他再次请缨来到疫情一线。

刚到武汉时，童朝晖用了两天时间，把当时定点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三家医院的收治情况摸查了一遍，并做了详细的查房笔记，总结新冠肺炎的发病特征，为后续来到湖北的重症医务人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目前，湖北已汇集了1.9万多名重症专业医务人员。

每天在不同医院的重症病房之间奔走，分析病例、参与救治，忙碌之余，童朝晖还会及时整理发现和思考，写下诊疗日记。关口前移，就是他和专家们经过临床观察和研讨之后，提出的重要诊疗建议，已经纳入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经过他们的努力，很多重症患者都在逐步恢复中。

白天忙完病房巡诊，晚上回到驻地，童朝晖还会和国内外的同行们交流会诊心得，探讨和分享治疗新冠肺炎的经验。

童朝晖是湖北黄冈人，父母就住在离武汉两个小时路程的黄冈蕲春县，而来武汉的这50多天，童朝晖却没进过一次家门。母亲发来微信说：你听从党的召唤，从北京来到武汉。我们为你感到骄傲，我们二老在家不出门、不串门，你不必担心，就是守望你早日归来。

今天,我怀着澎湃的心情读了《革命先烈的故事》这本书，书里的那些为了抗日救国而牺牲自己的战士们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

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刘胡兰了，她面对敌人的威胁却临危不惧，始终都没有向敌人透露半点对党不利的信息。最终她为党和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虽然已经离去了，可她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永远在天堂里为革命加油。读了这个故事。我的心灵受到了震撼，多么坚强的一位女子，在敌人威胁面前的不屈不挠，更突出了她对党的信任和对敌人的仇恨，就连毛主席都被她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亲笔为她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碑文。

敌人可以摧残我们的肉身，但却不能打倒我们的爱国热情，更不能打倒我们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在凶残的敌人面前，中国人民更显出了他们铮铮铁汉的本色!在敌人面前，有无数的中国人倒下了，但他们都还活着，他们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而那些侵略我们中国的日本兵，他们的结局必然是失败，他们必然会遗臭万年。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打不垮的!

王天保，1926年11月出生于陕县西张村镇(原宜村乡)丰阳村。家境贫寒的他读完小学后再无力上学，回到家中帮父母干活。1939年11月的一天，同村一个早年离家名叫王建平的年轻人突然从外地回到村里，一有空便找王天保谈话，讲外面的故事。原来王建平已参加革命，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任副官，此次是专程奉命回老家来发展进步青年的。在他的影响下，不久，王天保及村中的几个年轻人便决定投身革命，一起奔赴延安。这年，他年仅13岁。

那时王天保太小了，别人都说王天保只有10岁。坐火车售票员都主动让王天保买半票。可王天保那时就觉得自己已经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他们先到达了西安，王天保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一道，被安排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培训。那时最小号的军装对王天保来说也显得十分肥大。1940年初，几经辗转，王天保和其他进步青年一起步行20多天，从西安走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已经成长起来的王天保先后在延安中央出版局、中央宣传部等部门工作。战火的熏陶使王天保更坚定了革命的决心和信念。1945年，王天保在延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12月，王天保转入部队，被送到东北航校学习飞机驾驶技术。3年后，他学业期满，成为新中国空军第一批飞机驾驶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动用了大量拥有先进装备的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机群遮天蔽日，对朝鲜北部进行了“地毯式轰炸”，宁静的朝鲜北部三千里河山上，许多城镇和村庄顿时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与朝鲜唇齿相依的中国边境也一次又一次地遭到野蛮轰炸。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刚刚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全力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

1951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八师接到任务：由24团出动轰炸机群轰炸驻扎在朝鲜铁山半岛一带的美军空军基地和雷达站，王天保所在的4团出动战斗机群负责掩护。下午2时19分，9架“杜-2”型轰炸机和16架“拉-11”型战斗机组成的混合编队准时起飞。王天保的战机是执行掩护任务的战斗机群的带队长机。下午3时14分，混合编队飞抵铁山半岛海域上空时，美军34架新式“F-86”喷气式战斗机突然迎面飞来，试图绕过我军战斗机群，直接攻击我军轰炸机群。王天保看破美军意图，立即向战斗机群下达命令：“全力出击，我在轰炸机在!”“拉-11”战斗机群奋力迎战，一面以炮火吸引敌机，一面改变编队，从两翼编队转换成一字编队，在我军轰炸机群前形成一道屏障。当时我军拥有的“拉-11”战斗机系苏制螺旋桨驱逐机，时速最大极限是700公里，而号称“佩刀式”的美军“F-86”喷气式战斗机时速则可达到1100公里，我战机在升限、攻击能力方面均远远落后于敌战机。况且，我军的16架“拉-11”战斗机都是服役多年的老飞机，面对如狼似虎扑过来的34架美军新式飞机，王天保没有退却，他以坚定的信念沉着指挥应战。

发现王天保是带队长机后，7架美军飞机向他包围过来。王天保上下翻飞，左冲右突。终于出现了战机!他发现前方距离最近的敌机只有200米，敌机上的座舱、炮口，甚至编号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准备开炮，但左后方的两架敌机死死地“咬”住了他，另4架敌机急忙转弯欲拦住他的去路。也许转弯太猛，4架敌机贴着他飞机的上方呼啸冲过。王天保发现冲过去的敌机又处在了他的前方，马上抓住战机，瞄准其中两架猛烈射击，将其笼罩在一片火力网中。遭受重创的两架敌机摇摇晃晃，拖着浓烟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头栽了下去。打落前面两架敌机，王天保士气大振，他又猛地调转机头，与一直尾随在其后的两架敌机来了个“面对面”。敌机一下子慌了神，急忙掉头逃窜。此举正中王天保下怀，他稳稳地瞄准一架敌机，40发炮弹呼啸着命中敌机，那架敌机也很快冒着黑烟坠入大海。

螺旋桨战斗机居然击落了喷气式战斗机——王天保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敌机群慌了神，嚣张的气焰顿时消失。那一刻，王天保突然感到：不怕牺牲、勇敢沉着的共产党员比任何先进武器都强大。他们正是凭着这种精神与敌机对抗，终于圆满完成了掩护任务，使我军轰炸机成功地炸瘫痪了美军设在铁山半岛的空军设施，拔掉了美军的一个重要战略要塞。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忱，王天保在又一次空战中再次击落一架美军战斗机，创造了1人击落4架喷气式战斗机的辉煌战绩，随后被中国人民志愿军荣记特等功，被中朝联合司令部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1955年，王天保任空军第九师副师长时，还参与指挥了解放浙江省东海面上的一江山岛战斗，再次荣立战功。此后，王天保历任空军飞行副大队长、副师长、师长和东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司令等职，直至1983年离休。

1999年海军建军50周年之际，王天保作为战斗英雄受到了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的接见;2000年纪念抗美援朝战争50周年之际，王天保作为战斗英雄再次受到了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的接见。

读完了《革命英雄刘胡兰》这本书，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刘胡兰那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豪迈的英雄气概深深地打动了我。刘胡兰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她的牺牲却重如泰山，她的英雄事迹世代相传，她的伟大形象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刘胡兰是一位年仅十五岁的共产党员，因为叛徒的出卖，她被敌人抓捕。刘胡兰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下不屈服、不动摇。敌人恼羞成怒，残忍地杀害了她，就这样,刘胡兰成了敌人的刀下英魂。她的视死如归深深感染了每一个人，毛主席亲笔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读完了这本书，我知道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像刘胡兰、邱少云、黄继光那样的革命英雄们抛头颅，洒热血换回来的。他们为了赶走强盗，为了中华崛起，为了人民幸福安康，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宁死不屈、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概，可歌可泣。

我们要学习刘胡兰姐姐勇敢、坚强的精神!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低头，不退缩，勇敢向前。我们更应该好好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学习，长大后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用我们的双手，我们的力量把我们的祖国建设的更加美好!

亲爱的医护人员：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你们好!

我们虽然不曾认识，但是因为这场疫情让我认识了你们，更加依赖你们。写一封家书想向所有奋战疫情的抗“疫”英雄们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2020年年初，我们的祖国母亲生病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疫情牵动国人的心，当确诊人数的不断攀升，武汉疫情告急,物资紧缺，就在这个危急时刻，一封封让人泪目的请战书，各行各业的英雄逆风前行，飞向疫情阻击战场。你们带着一份责任，抛下年迈的父母，放下年幼的孩子不顾生命危险奋战在阻击疫情的第一线，为了打赢这场疫情战，有无数人以生命的力量筑起了防线，每天在家看各种新闻，心里百味杂陈。

全国各地的医护兄弟姐妹支援武汉，你们选择背井离乡、逆风而行，坚定地履行职责、践行诺言，将人民的生命，祖国的使命放在第一位，是你们坚定的信心，给了武汉信心，给了中国信心，你们脸上那一道道被口罩勒出的血痕、额头上的滴滴汗水、防护镜上的层层水雾，十几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还有你们那彻夜不眠的疲惫的身影，美丽的白衣天使不惜剪去长长的秀发变成刚硬的勇士战斗在最前线......看到这些，每每都使我热泪盈眶。

坚守岗位的警察兄弟姐妹，你们恪尽职守，在防控疫情中积极做好检查、维护秩序工作，为祖国的安定和谐更尽一份力量。当我们的祖国母亲生病时，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各种途径来扰乱社会秩序，你们的负责，给处在危难中的人们带来安心，给我们的祖国母亲带来一份安心。

彻夜不眠建起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筑工人兄弟姐妹们，你们彰显着中国速度，中国水平，短短几天内便建立起一所医院，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也为这次疫情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当举家团圆的日子里，你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中彻夜奋斗，是你们的不懈建设，使国人在疫情防控中有了更大的自信，也为我们的疫情防控打好了坚实的物质支持。

我们身边普普通通的社区、物业工作的兄弟姐妹们，你们组织群众待在家里不外出、不聚集，做好小区、街道的消杀工作，没有隔离衣，没有防护服，只有一只普普通通的口罩，每天接触最多未知的危险，组织好人民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迎战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你们严格的管控为我们穿上了最好的防护服。

祖国千千万万个平凡而伟大的抗“疫”英雄们，感谢你们，再次向你们致以最崇高而真挚的敬意!我们都是中华儿女，我会一直记在心里。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听从国家安排，不出门，不聚集，不给你们增添负担，不给国家增添麻烦。我们会节约每一个口罩，每一个防护用具，尽可能多的将这些用品给你们使用，坚持到最后，没有一个冬天可以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相信在我们的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之下，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我每天祈祷愿逆风而行的你们，保护好自己，为你们加油，等你们凯旋，祝你们平安。

此致

敬礼!

一直为你们加油的姐妹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略东北，东三省沦亡。赵登禹义愤填膺，决心赴东北抗日，但由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未能实现。这时冯部已改编为第二十九军。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3月9日，日军铃木师团直抵长城喜峰口，二十九军奉命赴长城御敌。赵登禹任喜峰口作战前敌总指挥，冒风雪，急行军700余里，占据有利地形，亲率部队挥大刀迎敌，长城垛口20余次失而复得。日寇调集5000余人和大批重炮，飞机轰炸了3个小时，阵地一片火海。日寇以为赵登禹将军已经阵亡，于是蜂涌而上。在弹药用尽之际，赵登禹率部与敌展开肉博战。他一口气砍倒日军几十名，左腿负伤，卫兵急忙脱衣服给他包扎，他却不肯，仍挥刀杀敌，一直激战到天黑，日军寸土未得，死伤3000多人。

日军再也不敢进攻喜峰口，对赵登禹将军威名更是闻风丧胆。国民党政府统帅部给赵登禹颁发了勋章，并提升他为一三二师师长。

“张北事件”和“热西事件”之后的1936年，赵登禹升为陆军中将。这年夏天，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被日本特工绑架，下落不明。赵登禹将军大怒，，用电话通知亲日派陈某，限两小时把人送回，超过时限，就把平津一带日本人杀光，然后下令部队集合待命。陈某吓得面色如土，急忙向日本人传讯，不过一个小时，就乖乖地把宣介溪送了回来。

雨来的家在还乡河边上的芦花村。这是晋察冀边区的一个小村庄。芦花村，多么美的名字啊!原来，还乡河里长着许多芦苇，芦苇开花的时候，风一吹，鹅毛一样的苇絮就漫天飞舞，把小小的村庄都罩在柔软的芦花里。

雨来最喜欢到还乡河里游水玩。每到夏天，雨来就跟铁头、三钻儿几个小伙伴，光着屁股在河里玩个没够。雨来仰浮的本领最高，他能脸朝天在水面上躺着，把黑黑的小肚皮露在水面上。

雨来12岁的时候，爸爸妈妈把他送进了夜校。雨来向妈妈要了一块红布，把油印的小书包上了皮，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上了“雨来”两个字。

穿着一身青布衣褂的女教师，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就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祖国。”雨来学得挺认真，跟着女教师一个字一个字的念。他知道，家里穷没有钱送他去学堂，在夜校里要好好学几个字，不能做个睁眼瞎。

这一天从夜校回来，雨来躺在炕上念书，念着念着睡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一睁眼，看见爸爸回来了。

爸爸和平常的打扮不一样：肩上披着子弹袋，腰里插着手榴弹，背着一支步枪。爸爸要去打鬼子了?

只听爸爸小声对妈妈说道：“鬼子又要扫荡了，这次要一、两个月才能回来。”

雨来爬起来问道：“爸爸，远不远?”

爸爸说：“那哪儿有准儿啊!你快睡吧!”

爸爸又对妈妈说：“明天你去东庄他姥姥家，告诉他舅舅快把民兵带到区上去集合。”

第二天一早，爸爸走了，妈妈也到东庄姥姥家去了，家里就剩雨来一个人。

快晌午的时候，雨来吃了点剩饭，趴在炕上念书。忽然听见外面有人跑，声音越来越近，窗户纸震得哗哗响。

雨来赶紧跳下炕，把书藏在怀里就往外跑。他刚一迈出门槛，一个人跑来与他撞了个满怀。雨来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是区上的交通员李大叔，李大叔平时常来雨来家落脚。

几个日本鬼子，叽哩哇拉地在后面追赶着李大叔。李大叔来不及说什么，急忙跑到墙角把一口缸搬开，跳进洞里，对雨来说：“快把缸搬回原地方，对谁也不许说。”

那缸里有半缸糠皮子，雨来人小，费了很大力气才把缸搬回原处。这时候，日本鬼子已经闯了进来。雨来赶紧往后院跑，鬼子端着枪大声喊道：“往哪儿跑?”雨来没有停下脚步，鬼子开枪了，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

后院没有门，怎么办?雨来急忙往墙根底下一棵桃树上爬，想跳出院子。可是，鬼子已经追过来，伸手拽住雨来的双脚往下一拉，雨来掉在了地上，被鬼子抓住，用绳子捆了起来。

雨来被鬼子摔倒到屋里。鬼子正在屋里翻箱倒柜，被翻得乱七八糟，连枕头都用刺刀扎破了。

一个扁鼻子的日本军官坐在炕沿上，两只老鼠眼直瞅着雨来的胸脯。雨来低头一看，原来是他的课本露在了胸前。

鬼子军官给雨来松了绑，用手摸着雨来的脑袋温和地说：“小孩，不要怕，书的，我不管，刚才有个人跑进来，看见的没有?”

雨来用手抹了一下鼻子，说：“我什么也没看见!”

扁鼻子军官听了，用手去掏口袋，雨来心想，是不是掏刀子?可是，那鬼子军官掏出来的是一把日本糖块，往雨来的手里一塞，说：“这个大大的好!你的，说说，八路的在什么地方，金票大大的有!”

雨来没有回答，也没有接那一把糖块。

一个鬼子兵不耐烦了，抽出刀来要向雨来头上劈。扁鼻子军官拦住了，耐着性子又说道：“死拉死拉地没有，我喜欢小孩，快说，看见那个人没有?”

雨来摇了摇头，还是那句话：“我什么也没看见!”

扁鼻子军官发怒了，他瞪着凶狠的双眼，突然伸出像鹰爪的双手，揪着雨来的两只耳朵往两边拉，然后，又用一只手在雨来的脸上左右开弓，还用力拧他的脸。雨来的脸白一块，青一块，紫一块，疼痛难忍。旁边那个鬼子也狠狠地朝雨来的胸脯打了一拳，雨来倒退几步，正好撞在墙柜上，又被拽过来推向炕沿。雨来的头昏沉沉的，鼻子也直流血，一滴一滴地溅在他那课本上的两行字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鬼子不停地打雨来，都打累了，可雨来还是咬着牙说：“没看见!”

扁鼻子军官暴跳如雷，嗷嗷的叫道：“死拉死拉的，拉出去，枪毙!”

几声枪响，划破了天空，随后，周围静了下来，雨来也不见了。

交通员李大叔在地洞里不见雨来来搬缸，就从另一个地道口钻了出来。屋里屋外，李大叔找不到雨来，跑到街上一问，有人告诉他，雨来被鬼子打死了。

李大叔一听，一下子眼泪掉了下来，可是到处没有雨来的踪影，不但不见尸首，连一滴血也看不见。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雨来是不是被鬼子扔到河里了，于是，人们都顺着河流去寻找，找了半天，大家都失望了，突然，铁头喊道：“那不是雨来吗?”

人们看到，芦苇中，从水面上露出一个小脑袋，像个小鸭子那样抖了抖头上的水，用手抹了一下眼睛和鼻子，嘴里吹着气，喊道：“鬼子走了吧?”

大家喜出望外，急忙跑过去，把雨来拽上了岸。

原来，日本鬼子刚要开枪的时候，雨来一头扎进了河里，鬼子朝河里开了几枪，以为雨来被打死了。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题记

在这寒风凛凛的冬天，正当人们怀着欣喜与期盼时，新型冠状病毒将魔爪伸向了武汉。一时之间，武汉这座人口达千万的城市，被死亡的阴影笼罩。而这场疫情也迅速地在祖国大地上蔓延开来。

自从冠状病毒爆发后，大街上不再是往日的繁荣，空荡荡的，只有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脚步声，大多是步履匆匆，神情紧张。小超市里、小区前，或多或少总站着测体温的人，大家都生怕把病患放进去，感染其他人。于是，整座城市一片死气沉沉，氤氲的只是寒气与寂寥。

但我相信，乌云遮不住太阳，阴雨之后，必是晴天——只要我们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疫情必会迅速远去，我们终将取得胜利。

为了自己与他人的安全，广大人民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有的去当志愿者，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出一份力。更有不少人挺身而出，他们也是这芸芸众生中渺小的一个，他们有亲人，也有朋友，但这绵绵的情更坚定了他们义无反顾的脚步，为了我们共同的家，所有人都在努力着，每一个华夏儿女“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都尽自己所能去照亮自己与身边的人。

这份光芒中有着勇气，这份勇气中夹杂着不舍，这份不舍中蕴含着真情。他们掬着不舍，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用星星之火，照亮了绝望者的天地。

他们是谁?他们是医护人员，是党员干部，他们是抗疫战士，他们在为生命而战斗，这是大义与大勇。但在奉献的，不只是他们，还有我们，我们永远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或许，我们能做的事情微乎其微，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过的：“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亳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红日总会升起的，但在此前，我们不若化为萤火，照亮一方天地。待到英雄归来之时，中国必将光芒万丈。

八女投江——英灵永垂不朽

“八女投江”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与日军血战到底而决不屈服，最后集体投江殉国的英勇事迹。

1938年夏天，日本关东军纠集伪蒙、伪满军在松花江下游展开了“三江大讨伐”，东北抗联第4、5军为摆脱困境决定向西转移，遭到日军多次围追堵截，牺牲了很多抗联战士。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第1师的一支百余人的队伍被乌斯浑河挡住了去路，队伍中有第5军妇女团的八名女战士，她们是：冷云(原名郑志民)、胡秀兰、杨贵珍、郭桂琴、黄贵清、李凤善、王惠民、安顺福。抗联队伍经过几日的奔袭，战士们又饿又累，师长决定在岸边休息一夜明天早晨过河。10月的北方天气已经非常寒冷，部队在河畔露营后，燃起了几堆篝火取暖。日伪特务葛海禄发现了江边有篝火闪动，向日本守备队报告有抗联战士在江边休息。后半夜，日军熊本大佐集合了一千多日军与伪军将抗联战士包围。拂晓时，抗联战士们发现了日军，急忙向外冲。冷云比较冷静，命令七名女战士卧倒，敌人没有发现她们，向大部队逼近。此时情况十分危急，在此生死关头冷云果断地组织女战士殿后，从背后袭击敌人，吸引日军火力，掩护大部队突围。敌人一下子慌了神，以为中了埋伏，慌忙抽出一部分兵力向她们还击，大部队乘机突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冲出去的同志最后听到她们齐声喊――“快往外冲啊!保住手中枪，抗战到底!”日军在得知她们只有八名女兵时，变的更加猖狂边打边叫：“乖乖投降吧!皇军不会亏待妇女!”当大部队发现还有八名女战士没有冲出日军的包围后，多次组织抗联战士回来营救，因日军火力强大未能成功。被包围的八名女战士投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趁敌人卧倒的机会，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了冰冷的乌斯浑河中……写下“八女投江”的壮丽篇章。 8名女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她们中最大的25岁，最小只有1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