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文摘最新20篇

任何事情都是人做的。最近（《光明日报》1998年9月15日），舒乙先生就说，继承传统文化必须造就有生命力的载体－－人；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表现，主要就是后继乏人；国家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成果辉煌，但它毕竟需要活人来读，必须真正读到活人的肚子里，才算找到了有生命力的载体。诚然，人是文化的核心。

"国学热"的基础也还是人。她实际上是一直"热"在中国人心里的。尽管历经劫波，但你能说"国学"在中国人的心灵里被荡涤净尽了吗？什么是国学？我不禁想起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名言："为甚要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反过来说，只要我们的历史和语言文字还在，就会有国粹，就会有国学，它不是文化革命所能革得掉的。保国、保种、保教，三位一体。

大陆学人提倡国学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就在这里。没有这样一个深厚的民族历史基础，单凭若干学者，几大官僚，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这些学者最著名的学术阵地，就是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孔子研究》。与这本刊物风格宗旨关联的学者，散布在社会科学院和大专院校，可称是当代中国大陆国学研究的中坚，是提起"国学热"时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一批学院派人士。

也许还可以简单提一句，这几年当局对传统文化研究及宣传是非常重视的。大陆学术团体曾经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在北京举行过三次纪念孔子诞辰的国际大会。主席在对台八点讲话中提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文化。"1997年，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海外学者好评。这样一些动向，无疑对研究传统学术的学者是一个极大的暗示。

接下去，我们就要把眼光移向海外华人了。华人的基本信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据悉，海外华人的总人数，大约有3千5百多万(不含台港澳，其计算方法不一)，华人财团的流动资产(不含证券)总额，据1992年7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估，高达两万亿美元(包括台港澳)，东南亚地区华人财富则有四千亿美元。如此庞大的海外社群，假如没有一个文化支撑，简直就无法生存。所以，他们实际上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发展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因此，在华人为主体的国家新加坡，李光耀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伦理道德倡导者与实践者，被称为当代"最大儒者"，也就不奇怪了。很显然，在一个非儒教信仰的国家，李光耀倡导的儒家理念是不会成为主导的。

所谓"国际儒学"，实际上涵盖了全球所有以中国文化为基本价值坐标的人群，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文化中国"。它早已经成为全球多元文化大家庭中非常富有活力、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成员。而中国文化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际上取得如此高的位置，确属前所未有。也许可以这样说，直至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许多狭隘的西方人还在把"远东"视为没有开化的"野蛮之地"。那个时候，如果你与洋人谈中国文化，他是什么感觉呢？是好奇，神秘，不可思议，总之，是把我们当作一个活的民俗博物馆来看的。可到了今天，他们的眼光不能不变了，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力量－－文化的力量。

这种文化的力量，当然首先应当归因于经济上的富足。东南亚地区的"糖业大王"郭鹤年(净资产达21亿美元)曾经说："从小我们就被灌输儒家的道德价值观。老人们经常教育我们要讲商业道德，重视信誉，言而有信。这一切都深深印在我心里。母亲还告诉我要注重口德，不要诋毁别人。"像这样的话，假如出自一个穷人之口，谁会理你呢？但出自一个"大款"的嘴，"文化的力量"便显现出来了。

于是，便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是文化促进了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带动了文化？或曰是二者互动？然而，所谓"互动"，总有个谁先动、谁后动的问题，笔者是绝不同意那种把东亚经济崛起归因于文化动因的观点的。实则，是先有经济的崛起，后有文化的跟进沾光，再有文化对经济的回光反照。不然的话，中国文化在那里至少已经"动"了三千年了，何以今日才使得洋人刮目相看？总之，作为文化，归根到底，还是随着经济的繁荣而繁荣。

“国际儒学”最精粹的学院性产品，是“新儒学”，其特点是以接续儒家道统、弘扬儒学为己任，以儒家内圣外王之学为主导，以服膺宋明理学为道统，以融汇中西、实现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为宗旨，以谋求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为向路，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宗教意识、道德意识以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其代表人物，是唐君毅、牟宗三等儒师，以及后起的杜维明等人。

与此学院派儒学平行的，是基础更为广泛的践履派儒学。其特点是与日常生活、学校教育、企业经营相结合。其代表机关，是香港孔教学院，代表人物是现任院长汤恩佳。此外，台湾有活跃的儿童读经活动，由工商界与社会各界出资，编印浅显易懂的儒家经籍教本，教育儿童从小阅读。印度尼西亚则有孔教总会(1963年改为孔教联合会，1967年又改称印尼孔教中央理事会)，出版《孔教月报》。美国有华人组织的"世界崇德会"，建有儒学教堂，定期举行活动，等等。而大陆，则不仅有学者在公开呼吁儿童读经，并且有专门机构正在逐步扩大实施对中小学生的传统美德教育范围。

对践履派儒学，学院派的教授们在理论上是重视的，在行动上是轻视的。这，或许是学术分野上的一个通例。然而，真正促动文化根基的，恐怕还在于践履者，因为，他们深深懂得，一切都得从娃娃抓起，不光是足球。

什么人在反对“国学热”

罗列事实未免枯燥乏味，但从上面的简短叙述已经可以看出，所谓“国学热”，实际上也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相互呼应的产物。宣扬国学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既有华人，也有洋人。而中西相互纠葛，正是近代以来儒学发展的新特点之一。例如，近代的许多在华外国人，像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美国传教士李佳白，英国官员庄士敦，等等，就曾经公开在中国宣扬孔教。这些宣扬者背景不同，观点有异，但都主张复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此而言，他们结成了一个"文化中国"的统一战线。 那么，反对者都是些什么人呢？

第一类反对者，是抱着牢固的西方中心论因而对东方文化深感担忧的某些西方的国际战略问题专家，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其代表作就是那篇著名的长文《文明的冲突？》（详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他提出：未来国际政治斗争的主线，将由文明冲突取代意识形态及经济冲突，西方文明须防范儒家与伊斯兰两大文明联合。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而所谓"中国威胁论"云云，实际上也有其文化的背景，可谓与亨氏同归一揆。

亨文之所以引起世界性的关注，是由于他确实点出了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一个新变化新特点，梳理出一条极具价值的思考线索。一方面，1989年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代”，“文化”成为一种新的冷战武器，在国际政治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显著。另一方面，亚洲经济的崛起和繁荣，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儒家风范的资本主义，具有其与之相适应的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尽管1997年下半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与地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使一些人对"亚洲模式"产生怀疑，但是，信奉儒学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损失过后，东亚国家与地区总结经验教训，补苴罅漏，适当调整，经济肯定会继续发展。没有理由因为东亚金融危机而对亚洲发展模式予以根本性的否定。而中国在金融风波中采取积极负责、承担责任的举措，从文化角度看，正体现出中国人相帮相助、扶危济困、不以邻为壑的传统美德。

但是，亨廷顿也许没有想到，他的观点恰好刺激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文化冷战”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综合实力为基础，实行"道德竞争"。最显明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从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出发，指责中国等非西方国家践踏人权。这种"竞于道德"的文化冷战的后果之一，就是刺激“文化中国”的学者反转身来，从另一个方向求解如下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有没有人权的传统？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的理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从这种理论中能否发展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人权理论？它是否具有世界的普适性？抑或可以和西方的人论并驾齐驱？儒家学说的创造性转化，是否足以提供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发展具有怎样的互动关系？等等。

例如，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资深教授狄百瑞（W.T.de Bary）、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提议，1998年6月15日至17日，曾经在风光秀丽的北京香山饭店举行过一次中美双边学者的会议：“儒学的人论”。会议恰好在克林顿总统访华前夕进行，尤其具有象征性。我有幸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筹办工作，聆听到许多高论。学者指出，在儒家传统中，拥有极其丰富的“人论”。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就曾经说过：“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这些理论，用现代眼光给予新的解读，会生发出积极的价值。而在我看来，这种重新塑造古代文本的解读活动，至少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早在本世纪初，年轻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就作过一部《中国民约精义》，发现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典籍中包含着丰富的"民约"思想。美国布朗大学宗教系主任退斯教授（S.B.Twiss）甚至用资料说明，国际人权观念不仅同儒家传统在原则上可以相容，而且联合国人权宣言就体现着中国的儒家理念，是儒家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贡献。1947到1948年，中国代表张彭春不仅参加了人权宣言的起草和审议工作，而且许多基于儒学的建议和观点被宣言所采纳。杜维明则指出，人的本质、文明的特色、道德的根源和仁政的价值，是儒学人文精神所不可或缺的面向，从中可以建构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人论；西方的人权观念和儒家的人文精神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可能性，两者之间能够驾起一座桥梁。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郭颖颐指出：任何社会都有关于权利的观念，中国也不例外。狄百瑞教授则论述，儒家学说中具有尊重个人尊严的人格主义，有其内在价值，具备充分体现的可能。 凡此种种，是恰好验证了亨式预言的并非无根而是其实现呢，抑或是亨文的刺激？艺术模仿生活，而生活也就常常模仿艺术。所谓预言家，往往是先从根苗上冒讲一句，激起大家注意，而大家一旦注意，也就成了他预言灵验的证明。这种鸡、蛋互生的因果转化，我们在学界时常看到，而看相算命之类，无不可如是观。

第二类反对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五四传统的弘扬者。

儒学占思想统治地位的根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动摇的？就是从五四。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从五四开始，儒学独尊的格局一去不复返了。五四志士的根本理念有二：民主、科学。由这两个根本理念衍生，就是对传统的清算。 弘扬民主、科学何以必须反传统？钱玄同的回答是：“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欲祛除三纲五常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陈独秀的名言：“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而人们更为熟悉的，则是陈独秀义正词严的宣示："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若因为拥护者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你在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中是否读出了这样一种劲头呢？你在丁守和等先生的文字里是否体会到了这样一种精神呢？假如你没有体读到，只证明你不够敏感；假如你想强烈地去体读，那就请你看一看近些年出版的北京《鲁迅研究月刊》好了！ 然而，他们绝不是五四精神的简单继承者，而是要将五四精神发扬光大。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科学、民主，还是要以民主占第一位。没有民主、自由，没有对封建迷信的破除，“科学”也不过仅仅具有“工具”的意义而已。对此，丁守和先生曾经特别提醒笔者要注意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对五四的论断，因为在那里，明确宣示了许多正确的理念。他们这些人，常常被称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第三类反对者，我们称之为经院派马克思主义者。

在他们看来，国学与儒学"热"热过了头，是文化保守主义、复古主义、迂腐的文化改造观的回潮和反映；讲儒学，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应该说，此派的指责实乃一针见血。

“儒学热”争论的核心是什么

上述三类反对者，实际上最不能通融的，是第三类。而第一、二类，在现时段已经与儒学并非水火不融，而是保持着模糊的交火地带。我总觉得，自由主义，或曰个人主义，与当代的新保守主义，原本是一个东西的二柄。而第三类学者最关注的核心，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早在1990年4月14日，李一氓在《致蔡尚思函》中就曾说，孔子学说是“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和孔子的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可疑调和的体系（折衷主义），或者并行不悖的体系（二元论）。”蔡尚思表示同意李一氓的见解，但有意思的是，李、蔡二老都像五四先辈一样，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

其后，就不断有学者赞同并论述这种观点。例如，罗卜《国粹·复古·文化》（《哲学研究》1994年第6期）说：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从"国学"中可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那么未免太迂腐了。一些人从先秦的神秘主义中寻找理解当代文明的钥匙，一些人宣扬中国需要孔夫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哲学新体系，正是利用了这种迂腐的文化改造观。不排除有人企图用“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之外的目的。胡绳在纪念《历史研究》杂志创刊40周年座谈会上对这篇文章予以介绍，表示“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总的观点我赞成”（《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由于胡绳在学术理论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争议遂因之而起。

尔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杂志连续发表批评"儒学热"的文章，代表作有：王生平《跳出"国学"研究国学》（1994年8期），陈漱渝《如此"儒学热"能解决现实问题吗？》（1995年5期），李登贵《五四精神：重评还是重伸张？－－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述评》（同上），黄克剑《回到"我"自己回到"人"－－写在"国学"正热时》（1995年第8期）。

宣讲儒学的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并不矛盾，二者可以良性互动、互补，不赞成用意识形态斗争的观念指责儒学研究。但是，就笔者的阅读所及，论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最精彩的文章，是匡亚明先生作出的。

匡亚明是老一代中共党员，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就是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重点、有系统地对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探讨，去粗取精，加以弘扬和开发，使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匡那里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匡却认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光靠读一些共产主义教科书、小册子，即使读得烂熟也是不够的，还必须"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行。孔子思想就是"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为对包括孔子在内的人类知识财富学习得越少越好的人，按列宁的话说，是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匡亚明认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也离不开和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精华(包括孔子思想的精华)并非格格不入，而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二者虽然相隔两千余年，但历史连续性规律使它们仍带有相通之处。孔子在封建社会提出了大同思想，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这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共产主义与大同思想都强调“天下为公”。马克思讲国际主义，孔子也强调他当时所能认识到的“国际”主义，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尽管表达的方式不同，内容也不相同，但基本精神有相通之处。由此可见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含有真理性或可贵的智慧萌芽，是有生命力的，是可以而且必须做到使之为当前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

上述论断，便是匡亚明在《求索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中表述的基本思想。

匡亚明这种思想使我们想到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郭沫若。五四前后，打倒孔家店的呼声遍于中国大地，而郭沫若却是逆着当时的反孔潮流的。他写道：“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的罪魁、盗丘，那就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了。”“我在这里告白：我们崇拜孔子。说我们犯时代错误的人们，那也由他们吧，我们还是崇拜孔子。”1924年，他甚至写了一篇《马克思进文庙》，假借孔子与马克思的对话，赫然写道：“我们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孔子问：“你的理想世界是怎样的呢？”马克思讲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等，孔子拍手叫道：“你这个理想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我的思想乃至我国的传统思想，根本和你一样，总要先把产业提高起来，然后才来均分。”马克思感叹道：“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

对于孔子，杜国庠、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等都曾明确表示过反对，但郭沫若、匡亚明的态度却表明：尊孔与反孔，并不是区分一个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反孔，也可以尊孔。

公允地讲，大陆的儒学人士，一般都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主流的研究者都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和言论，在大陆也不容否定，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敢太张扬而已。例如，有人这样写道：当代史家"接受唯物史观，并不是基于一种自由的理性批判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所致；并不是出于自己内心的思想需要，而是出于对自身的生存利益的考虑。因而就必然导致了中国史家对唯物史观采取一种投机取巧的实用主义态度，盲目接受、机械运用、死搬教条、胡乱比附、浅尝辄止。……中国当代史家嘴里喊了几十年唯物史观，可恐怕他们连什么是唯物史观都没有真正弄清楚。唯物史观作为一家之言可能是最有力的，可作为包打天下的独家之言肯定是最无力的。"（雷戈《破碎的心镜：中国当代史家的心理障碍分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如此激烈的言论，正反映了许多儒学人士的"灵魂"。

应该承认，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两种自成体系的思想形态，其产生的时代、理论指向均不相同。笼统地一般地将二者混为一谈，显然不合适。但是，形而上学地将二者截然打成两截，不承认两者有相互融通、交叉的内容，也难服人。

只有形而上学，才在绝对对立的两极思维定式中思维。人文现象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其界限模糊。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具有本质差别。亚理士多德的物理学，如果不是专门研究科学史，现代物理学家不会再去顾及。可是，亚理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现代哲学家却不能不有所了解。有了爱因斯坦，牛顿力学就显得"过时"。可是，有了黑格尔，决不意味着柏拉图的过时。莎士比亚的戏剧精妙之极，但那不意味着咱们的关汉卿就不值一文。曹禺不是关汉卿的代替人，而是关汉卿的对话者。同样，有了马克思，决不意味着黑格尔可以像死狗似地撇在一边。有了毛泽东，也不表示孔老夫子就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这些物质文明，是古人所没有见到、甚至无法设想的。但是，这并不表明现代人在精神上就一定比古人“进步”。在人文精神领域，现代人可以比古人更“原始”，而古人也可以比现代人更“现代”。真正的“道”，有其穿越时空的功能。古今不同，中西不同，而人心则一。但是，假如就此而断言儒学比马克思主义高明，那就真真是痴人说梦了！

央视隆重推出了“百家讲谈”栏目，一经播出立刻万人称颂，引起“国学”热的风潮。我却冷眼旁观，并坠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历年来，人们对文人这一特定的群体，是鄙视的，甚至蔑视他们的存在。人们常用“百无一用是书生”“酸秀才”“迂腐”等词来形容文人，就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时代，在统治着的眼里，文人一样是不堪大任的，真正的文人，也会像陶渊明一样，归隐山林。

当今的社会，物欲横流，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文人是被遗忘的一个群体。重理轻文的现象普遍存在，英语比国学重要，数、理、化，比写作重要。因为数，理，化学得好，可以找到好的工作，英语学的好，可以到外企当白领，而国学你学的再好，你又能做什么。于是就是喜欢文学的人，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现在国学热了，热的让人难受。一个所谓的“文人”篡改了历史，英雄变成了败类，卖国者成了爱国者，黑的变白的，一觉醒来，世界已经面目全非。这个“文人”火了，有人视为敢于揭露“真象”的勇士，敢于挑战权威的斗士。还有的“文人”整天说着大逆不道胡话，去迎合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就成家喻户晓的名人了。还有的人，写几首歪诗，经过文痞一煽风点火也名利双名。更有甚者，有人写一些低级趣味的书，美其名曰“身体写作”，媒体竟然大肆报道，此人也能春风得意。人们不是在忙着做学问而是忙着炒作，就连那些大家也争先恐后找熟人，走后门想在电视上露脸。电视台也适应潮流推波助澜，一股热潮汹涌，席卷神州大地。人们惊叹，国学复苏了。

国学真的复苏了吗？我不清楚。我只记得，我最喜欢散文家的余秋雨，现在写的《千年一叹》，失去了过去文章的深度；我只记得，那些上电视的大家们要么在签名售书，要么在各地讲演；我只记得，文人在绞尽脑汁的想出名；我只记得，文人迷失了自我。有人说，那些人不是真正的文人，可是那些进去也曾经写过好作品的人，现在热衷于名利的大家呢？他们不是也在大行其道吗？只要能吸引人的眼球，管它什么东西，只管发表；只要有银子，狗屁文章照样刊行于世，照样可以名扬天下，照样可以赚大钱。潜心修学的人依然没有人去过问，好作品依然束之高阁。我长叹，国学真热呀。

让国学热降温吧。可怜的文人，刚从人们的蔑视中走出，难道又要踏上一个不归路吗？媒体的造星运动还在进行中，你们成为了这轰轰烈烈运动中的小丑，媒体人，包装公司，在数着钞票消费着你，你成为了玩物，成为了傀儡。你还是个文人吗？“非淡泊无以名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要牢记呀。

我衷心的希望国学别热，因为利令智昏。只有给国学一个宁静的空间，国学才能有所发展，才能薪火相传。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绚丽多彩，历久弥新。如今，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中国，带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屹立在世界东方。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象征着民族的崛起，更是书写着永不停息，对美好幸福的追求，展示着永不磨灭，对民主富强的探寻。这举世灿烂的历史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一直绵延至今。

古人常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好像体会到了古人宏伟的政治报负，炽热的爱国情怀；感受到了“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必趋之”的报国情怀；仿佛看到了古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发现了古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一句又一句象征着古人美好胡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作为青少年，作为中华民族的孩子更应该学习和发扬。

一批又一批的中华瑰宝涌入历史，四书五经：四书分别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分为《诗经》、《礼仪》、《易经》、《春秋》，这些都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不仅是道德根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是古代圣哲修身明道、体道悟道、天人合一后的智慧结晶。孔子的《论语》今我印象最为深刻，由孔子的弟子们所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告诉我们学习要有技巧，不能只记不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告诉我们读完书必须要复习，才能将知识牢记于心；“言必行，行必果”告诉我们做人要讲诚信，信守承诺于他人，“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告诉我们如何交益友……这些经典名句揭示了我们的学习日常生活应该如何完善，也告诉了我们做人的道理，值得品味和学习。不过，我最喜欢的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管做任何事情都得像这句话所要表达中的一样，可我们现在的社会，却连这一句话也做不到！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人生教材，仔细翻阅会感觉像是开启了一道又一道的智慧大门，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热爱文学，那么这个社会中便多了几百个，更多的是几千个几万个心中充满文学的人，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从此刻开始，每个人都接近文学，都感受中华的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吧！每个人都有责任都应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精神，让更多人感觉到文学的传播！

经典如黑夜中的一颗明星，点缀夜空，他又如沙漠中的一颗小草，点染沙土，而在当今，他似一个知识库，点亮我们的心灵。国学，需要我们用一辈子去体会，而国学中的精华，一生也学不完。

儒家文化融合百家而为国学，中国文化海纳百川而成经典。《唐诗》，《宋词》，《三字经》，《弟子规》……这些都是国学，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雅客无不沉浸在这经典中，不能自拔……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覆舟倒海荡起人生的信念，以春意的盎然引燃前行的火烛；“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狂风呼啸高吼人生的信念，以沧海的壮阔泛起执着的海浪……这些诗句中蕴含着的是诗人心中的苦乐，哀欢。

诗词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儿时骆宾王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是欢乐；后来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责任；长大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珍贵……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们作为这古老中华的一员，应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将这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传承下去。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只要每个人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就会积累成一大份。将国学经典传承下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它如最璀璨的一颗星，照亮中华文明。

国学是先人用尽一生而总结的道理，那是对人生的品读，那里有人世的沧桑，有历史的痕迹，有生命的真谛，那些都是中国的骄傲，那些沉积着一个伟大的名族不变的精魂，国学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境界，使我们修身养性，教会我们如何做真人，教会我们分清美丑，明辨是非。国学使我们从圣人和智者的叮咛中品位人生的真谛，从一件小事，从一句话，从一个动作，从一个事物中，我们都能感悟到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

品读国学，就是在品读人生。懂得国学，你就懂得人生！所以多读国学经典，让国学经典陪伴我们成长吧。

上小学后，我一直非常喜欢《中华诵·国学经典诵读》这本书，它每学期的文章都不同，每次读完后我总是感想很多，受益匪浅，现在我就和大家一起慢慢来分享吧！

《国学经典诵读》里记载的都是我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许多精美华章，内容很丰富，既有最美的古典诗词以及《弟子规》、《千字文》、《三字经》等经典，又有《论语》、《孟子》、《大学》等诸子典籍。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每个单元后面的《千字文》，尽管每期书上选登的都只有短短几个字，却字字是经典，内含着很深刻的道理。比如在三年级上册的第十六篇《千字文》中仅有“尺璧非宝，寸阴是竞”八个字，它的意思很容易理解，就是“美玉不能算是真正的宝贝，即使是片刻时光也要努力争取利用”。但通过这简单的八个字它却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终生适用的道理：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有价的，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但只有时间是永远也买不来的，失去了，就永远不会再来。所以，必须好好珍惜时间。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现在我已经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了，我一定要懂得时间的宝贵，好好珍惜，充分利用每一分每一秒来做有意义的事情。上课时专心听讲，下课后认真完成作业，空闲时多读各种像《国学经典诵读》这样有益的课外书，还要合理安排时间，把我的围棋和乒乓球爱好坚持下去，争取做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孩子。

作者：饶宇鹏

今天下午第三节课，是我们的中队会，我们中队会的主题是《学国学经典做美德少年》。

中队会开始了，首先看红领巾广播站的节目，里面介绍了一些名人的书，比如：《大学》、《论语》等，里面也说了有一位小孩儿，为了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人，就在学校里里开展了一支小队，他们用课余时间做了一些工艺品，拿到外面去买，然后把得到的钱，捐给有困难的人。然后一步步进行着，慢慢的就到了小组讨论，在讨论中，我知道了一些关于国学的小故事，如：孟母三迁、凿壁借光……，还有一些有关国学的名言，还有一些有关国学的诗歌等。

在这次中队会，我明白了应该怎么做才是一个美德好少年，要懂礼貌、讲文明、乐于助人、尊敬长辈、懂团结等，我知道了见到长辈要问好，在家里要为家人分担一些家务活，看到别人有困难就要帮助他们，在学校的时候，要团结合作，互相帮助，还有见到垃圾就要捡起来，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不能随便吐痰，在电影院的时候，不能大声喧哗，要保持安静。

着这一节课里，我懂得了很多，我要最一个美德好少年。

什么是“国学”？

坐在时光机中，我来到秦始皇的梦里。这位一统六国的皇帝，在梦中尚在思考“焚书坑儒”的计划。“皇帝，什么是‘国学’？”我恭敬地问道。“法家乃国之根本，无法，何以治国？无法，何以王天下？国无国法，家无家规，天下必乱！”“可是，‘国学’不是‘儒学’吗？”我疑惑了。听到了我的这句话，秦始皇横眉以对，“来人！把她拖出去斩了！”我连忙坐上时光机，离开了秦朝。

烛光摇曳，我看见了一名男子正拿着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在仔细品读。“吾乃董仲舒，尔为何人？”发现了我的存在，男子放下书。董仲舒？原来这里是汉朝。我好奇地问道，“你为什么要推行‘儒学’呢？”“‘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以仁礼治国，方可得天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才是正确的选择！……”看着董仲舒激昂地抒发着他的政见。我悄悄地坐下时光机，离开了汉朝。

一走下时光机，我便被一阵水花溅湿。我急忙后退了几步，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形似摩天轮的巨大水车，上面挂着一个个水桶，不停地洒水浇灌着农作物。“咦，这是水车吗？”我向一旁的老妇人请教。“年轻人，你连筒车都不认识啦？”老妇人摇摇头，指向不远处犁田的人们，“你看，那是曲辕犁。自从有了这两样工具，我们干起活来也轻松多了！”老妇人一脸欣喜。打造农具？这应是属于墨家吧。我一边念叨着，一边踏上时光机，离开了唐朝。

微风吹过，金色的海浪此起彼伏。一走下时光机，映入眼帘的便是广阔无际的稻田。一个农民装扮的男子拿着一株稻苗正在喃喃自语。这不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吗？“袁爷爷，你在研究水稻吗？”我好奇地看着他手中的那株稻苗。“是啊，如果成功了，我们国家的粮食问题就能解决了。我得好好想想这个问题……”说着，袁爷爷陷入了思考中。我无声地走到一旁，踏上时光机。他，不正是“农家”的代表人物吗？

其实，“国学”并不等于“儒学”，它涵盖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所有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今天，我们应继承发扬“国学”，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儒学”而去争当公务员。“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应继承、包容多样的文化，让“国学”再创辉煌！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国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我沐浴着国学成长，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品味，渐渐悟出其中的妙处。

自牙牙学语之时，父母就抱着我坐在树荫下，诵读“人之初，性本善”，那时的我，并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只知道跟着诵读。随着年龄的增长，陆续接触许多唐诗宋词，“书读百遍，其意自见”，渐渐地我能了解作者的思想了。到初中再读时，便觉得豁然开朗，不禁感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邃。

国学丰富了我的知识，经典中蕴含着大量的“言外之意”，只有通过反复诵读慢慢品味才能领悟其“味中之旨”并受益匪浅。就着浓浓的香茶，捧一本《论语》，轻轻低吟，静静品味，书香给我带来的是精神的洗礼和灵魂的享受。老师逐词逐句的讲解，一遍一遍的诵读，潜移默化之中，我知晓了国学的博大精深。不论是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还是“父母呼，应勿缓”，都教会我如何做人，是滋润我思想情操的甘露，我在不断检讨中完善自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则是诠释了学与思的关系，边学边思，这不正是行之有效的基本学习方法吗?

国学改变了我的思想，国学虽是一些古人的言论，所表达的道理却对今天的我大有帮助。一句“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让多少为了名利得失而烦恼的人，放下心头的障碍，安静平和地面对这个世界的纷争。生活的烦琐，点滴的小事由他去吧。草荣草枯，花开花落，都别太在意，何必大动干戈?遇到困难，一笑了之，才好东山再起;遇到悲哀，理智处理，才好直挂云帆;遇到乐事，不要沉溺，才好再度欢快。

“国学”是了解认识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我会在学习之余停下匆促的脚步，诵读经典，穿越时空，传承文明，走向未来。

我爱国学

对于经典，我起初并不了解，后来在信息张老师的指导下，我才对经典有了一些认识。我现在正在读《论语》。《论语》是我踏入经典世界的第一步，说实话，我对经典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并不觉得读经典有多么的好。

不过，张老师每逢信息课就向我们推荐。我想：张老师这么积极，也许经典真的对我们帮助。接着，在张老师的要求下，我们班很多人都买了《论语》。在经典的世界探索起来。我记得以前张老师对我们说：“我女儿也读经典，如果我要害了你们，那我也已经把我的孩子给害了。”我知道张老师的女儿俞典典读经典读得很棒，要是我也能这么厉害就好了!我要努力了!俗话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反正也没什么坏处，多读点书也好啊!我觉得经典中蕴含着中国文化的精华。现在很多外国人都在读中国的经典，我们这些实在的中国人怎么能不如外国人呢?所以说，我们就要更了解经典，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我要让自己更深地体会经典。

诵读经典，传承美德。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这正是《国学小名士》的口号，当然，也是作为中华儿女需要做到的。

就在这几天，我观看了齐鲁网少儿频道《国学小名士》这个节目，也正是这个节目使我受益匪浅。且不说复赛怎么怎么，就看总决赛场上的选手知识是多么的渊博、思维是多么的敏捷、反应时多么的灵敏，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向他们学习。

还有就是总决赛第一个环节的第一题：用带有家、国的诗词来回答。这是我想到了一幅对联，上联：风声雨声读书声 声声入耳; 下联：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只有我们不断地去关注自己的国家，少年强才国强，我觉得这才恰恰是举办这个《国学小名士》这种比赛的意义所在。因此呢，这两个字在中国诗词当中可以讲，无穷无尽的在表达着。

再就是第二题：用带有亲、情的诗词来回答。那么我觉得这诗词中的亲情在我们流传的过程中，起了一种给我们民族世世代代感情教育的作用，它使我们的情感受到了陶冶、得到了升华。再看最后，在十二位“国学精英”中，总冠军诞生了!她，就是刘康宁!

通过观看，千古美文的神韵，华夏礼仪的儒雅，仿佛在这次比赛中悠然再现。在朗朗的诵读声中，不仅让我了解了历史、体味了人生、丰富了知识，更主要的是让我喜欢上了传统文化，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更懂得了如何来做一个新时代的美德少年!

“言必诚信，行必忠正”，战火纷飞的春秋，孔子言人生处世之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仕途不顺的时刻，李白抒胸中慷慨豪迈；“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哀鸿遍野的黑暗中，鲁迅为四万万同胞振臂呐喊。

始料未及的是，在这个时光荏苒的时代，中华传统文化正在逐渐流逝，国学经典正处于弥留消亡之际。有人问，学生们仍在课堂诵读诗篇，奋笔疾书抄写古文，何言流逝，怎能消亡？也许，国家的经典学论，更指的是国人的传统思想美德，是对历史那份遗香的憧憬与崇拜。高速行驶的地铁里，风景秀丽的青山下，车水马龙的街道旁，人们低头注目的是电子通讯工具，而在十几年前，手里拿的是泛黄的书本，胸中怀的是“学不成名誓不还”的气魄。

前日踱步在家西的广场，目光所及之处是大爷大妈们在欢歌舞蹈，但我的视线紧紧被一个身穿白色旧衣的爷爷吸引住了。随着手中毛笔的挥动，横竖撇捺蕴藏着深厚的功底，字里行间流露出难言的爱。询问之后得知，爷爷写古诗文字已经有十几年了，无论身处何地，这份对传统文化的热忱始终存在，无论身在何方，这份对国学经典的赤心永远鲜红。

泱泱中华五千年，纵有秦始皇焚书坑儒，即便武帝罢黜百家，深沉古朴的中华文明也在一次次浩劫中流传下来，它就像一位母亲，而我们是她的孩子，掌权者的禁锢不能让她屈服，而孩子们对她的摒弃却令其心如刀绞。强大之时，万国来朝，四夷宾服。孔孟之道，唐诗宋词，为他国崇敬。

国之经纶，学以传承。若有民族自信，则必先文化自信。若要文化自信，则必先拾起国学的书本。也唯有如此，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愿你我都有一颗对国学笃爱的心，望这盛世如你所愿。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汉字是人们智慧的结晶，而古诗更是汉字文化的精髓所在。昨天晚上我观看了一个经典诵读比赛节目《国学小名士》观看之后，就像推开了一扇神奇的大门，让我穿越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灿烂文化中 。

比赛分为三个环节，第一环节是“我爱记诗词”是根据大屏幕显示的关键词，选手依次背诵包含关键词的古典诗词、名句。打错出局，依照出局分别得到五分、十分、十五分、二十分、二十五分。第二环节是“名家对对碰”本环节邀请诸位文坛大咖，手中持有十分、二十分、三十分，不同分值的题目。先手可以选择分值，答对得分打错扣分。第三环节是“美德大考验”通过导演组选手日常任务中，特别设置的隐藏环节，选手在无意识状态下，是否践行传统美德，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比赛越来越激烈，选手们更是争先恐后、大显身手。

观看这个节目以后，我也爱上了古诗，我被语句的优美、诗韵的高雅所吸引。我们每背一首古诗，我们不但要读出它的韵味，理解它的内涵，而且还要根据诗的意境绘画出风格不同的图画。通过诵读，我理解了李白的浪漫、杜甫的深刻，苏轼的豪放和李清照的婉约……通过那一读、一诵、一写、一画之间，我领略到古诗的魅力，我将自己与诗融为一体。我体会到了中华经典文化的情趣和神韵。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诵读古诗可以使我们陶冶情操、增长知识。书香四溢、书富五车，诵读古诗可以让我们的内心变得丰富，精神上拥有巨大而宝贵的财富。诗对于我就像鱼儿离不开河水，花儿离不开阳光根离不开土地，鸟儿离不开天空，诗歌是我呼吸的氧气，是我生命里温暖的阳光。

书籍好似大海中航行的一艘小船，我就是船上的人，它会伴随我慢慢地成长，载着我驶向远方。

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好似一台时光穿梭机，带我们回到历史的世界里去；书，更像一个博学的智者，把丰富多彩的知识传授给我们，让我们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不能自拔。

慒懂的5岁，我每天晚上总嚷嚷着要妈妈讲故事给我听。我总沉浸在自己幻想的美丽世界里，才能安然入睡。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饭可一日不吃，书不能一日不读”吧。

单纯的七岁，我读《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那是一个美好而又凄凉的童话。那时我还不是很明白人世间的种种事，当我读到：白雪公主的继母要用毒苹果毒害她时，我心里有些害怕和伤心。心想，白雪公主那么美，又那么善良，她的继母怎么想去害她呢？当我后来看到七个小矮人救了她，路过的王子并吻醒了她，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我当时内心惊喜万分。但看过这个童话后，我内心有了“善”与”恶”之分。我学会了善的美好，明白了恶的可恨。

认真的10岁，我怀着对四大名著的憧憬，阅读了这四本风格迵异的故事。《西游记》中孙悟空与妖怪的战斗，可是如火如荼，让人心情随之波动。《水浒传》中官员逼乡民反让人惊心动魄，热血沸腾！《三国演义》中的三十六计真是绝妙无比，兄弟之情比金坚。而《红楼梦》中情节却跌宕起伏，令人捉摸不透。特别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那段轰轰烈烈的爱恋，真是曲折不断，让年幼的我迷失其中。

青涩的13岁，我细细品读了朱自清的《背影》，我阅读时，心里五味杂陈。朱自清的父亲送他上车后，看到月台的栅栏外有卖橘子的，便向那边快速跑去。但父亲跑的很慢，因为他是一个胖子，他费力地翻过了栅栏。朱自清看到父亲的背影后，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但他却赶快拭了眼泪，怕父亲看见，也怕别人看见。父亲买完后把橘子一股脑的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便走了。看着父亲孤身一人远去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人海中。这是多么感人的父爱，让我明白了父亲对我无私的爱和辛勤的劳作。使我变得更加地成熟稳重了。

迷失在森林时，太阳是我的指南针；学习的路上时，书是我的指路标；在黑暗中，书是火把；在抉择中，书是警示牌……

书是一片美丽的森林，带给我们欢声笑语；书也是雾林，为我们制造迷惘，吸引着我们好奇地去探究。在人生的路途中，文学会一直伴随着我成长。以前伴随着我，将来也会，不会离开我的世界一步。

经过校内和网上的激烈角逐，我终于挺进第二届湖南省青少年国学大赛复赛。段考结束的第一个周日，李老师带着我和易皓澜一起来到广电中心参加比赛。

一进会场，我就被比赛那紧张的气氛感染了。大厅里已经座无虚席，湘潭、湘乡、韶山、湘潭县各个学校的精英都严阵以待。我看见了主要对手江声中学的选手，他们都穿着校服，初略数数，也有二十多人。我回头看看易皓澜，暗暗鼓劲：我们人少，但是我也会拼尽全力，一定要给母校增光！

按大会安排，我们的比赛比较靠后，于是，我们先坐在观众席观看其他人的比赛。

初赛阶段每个人的竞赛都分为三个环节：自我介绍、国艺展示和五道测试题。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场上的选手也换了一位又一位。终于，轮到我上台了。说实话，我的内心非常的紧张，感觉心在胸膛里怦怦直跳。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上台。但是，想起比赛前老师满含期待的嘱咐，我还是硬着头皮走上台去。很快，自我介绍和国学展示这两个环节都完成了。在之后的答题环节，我的运气不错，除了一道选择题外，其他的题目我都会。最后得分73。5分成功晋级了晋级赛。

第二天是晋级赛，学校就剩我一个选手，而江声中学仍然“人多势众”。我对自己说：“怕什么！就是一人，我也能战斗到最后！”第一轮是擂台战。选手们两两结对比拼，胜者进，败者退。不得不说我的运气是真的很好，与我同组的人积累比我差了一大截，完全不能对我构成威胁。所以我很轻松地进了第二轮。

第二轮限时抢答，我觉得我的好运气到此为止了：前面接连三道选择题我都摸不到头绪，只能快速喊：“过！”也许没有见过选手这么快喊过，赛场上发出了善意的笑声。不能耽误时间！这是我唯一的想法。最后三题里，我有一题答错，只答对两题。但因祸得福，我答题的速度是最快的，所以顺利晋级第三轮。

可惜的是，在第三轮时，我犯下了一个低级错误，连“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种简单的诗句都没答出来，错失晋级的好机会。最后，我得到了大赛第七名的成绩。

这一次比赛，我积极完成了老师布置的赛前积累，勇敢地面对了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对手。在大型比赛中，坚持自己的想法，学习临危不乱，为母校增添了光彩。我相信，这一次比赛的失误，定会成为我下次比赛努力的动力，加油！

国学，是涵盖了中国各种优秀文化精髓的学术。而国学经典，则是其中最优秀的文化精品，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成长一定要有国学经典的陪伴。

小学时我读经典。《三字经》告诉我要懂礼仪，尊师长；学习要勤奋刻苦、孜孜不倦。《弟子规》则告诉了我学习和做人的道理。这些文字琅琅上口，让儿时的我爱不释手。在一遍一遍诵读的过程中，我由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变得开始明白什么是“孝”，什么是“规”。做人处事的基本法则，已经在我的头脑中成形。

初中时我读经典。《论语》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告诉我不能一味只读死书，也不能整天空想，只有将学与思结合，才能学到真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教会了我“三人行，必有我师”“不以下问为耻”的求学态度；“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让我明白人要有一颗仁爱之心。《论语》中还有“朝闻道、夕可死”的求知之心，“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的凌云壮志……我读论语，仿佛看到一个长者坐在一群年轻人中间，同他们畅谈自己的人生感悟，试图让他们懂得：人应该如何过好自己的人生。难怪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从论语的洋洋万言中，每个人都可以读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如果说这些经典著作是一杯杯茶，唇齿留香、源远流长，那么唐诗就是一幅幅画卷，栩栩如生、不胜枚举。

在这六百年间，就有不计其数的诗人涌现。有的描绘山水，悠然自在；有的描写战乱，豪迈奔放；有的思念家乡，孤寂凄凉；有的咏叹历史，见解独到。但它们的共同点就是简洁、押韵、生动、准确。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描写了他对生活无所求的恬淡闲适。而其中的一俯一仰，通过一个“见”字体现了他不经意之间的动作。“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表达了诗人陆游的赤胆忠心。而在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中，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更是在改了十几个字后才决定的。而有着政治军事才能的杜牧在《赤壁》里大胆假设，把硝烟弥漫的战争胜负写得如此蕴藉……正是因为这些，唐诗才被人赏读，被人视为经典。也正是这些经典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熏陶我们，让我们去了解诗人的内心世界与历史。

儒家文化融合百家而为国学，中国文化海纳百川而成经典。国学让我们从圣人和智者的叮咛中品味人生的真谛。从一个动作、一句话、一件小事中，我们都能感悟到古人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

都说学无止境，国学也是没有尽头的，而蕴藏在它之中的精华，恐怕我们穷尽一生也学不完。

国学经典伴我们成长，与我们同行，它陪伴并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永不衰落！

假期，我认真阅读了《百家姓》。

这本书用“姓氏起源”、“姓氏名人”、“名人故事”三个栏目来讲述姓氏的历史和名人故事。

这本书，让我感知了中国独特的姓氏文化，了解了自己的根脉：周文王的叔叔泰伯主动让贤，远下江南建立了吴国。周武王封泰伯三世孙周章为侯，改国号为吴。从书中，我知道了我最爱看的《西游记》的作者叫吴承恩，他能写出那么精彩的杰作，我为与他同姓感到自豪!

从书中，我又了解了妈妈的姓的根源，原来她的先人是周朝的贵族，大家称他们为“王家”，所以姓王。东晋有个书法家叫王羲之，妈妈姓王，字写得不错，因为她是“书法家的后代”嘛!

听妈妈说，本来让我随她姓王，或者把父母的姓放在一起，取名“吴王夫差”(开玩笑)，结果还是按传统随爸爸姓吴。不管是姓吴还是姓王，我都是他们的宝贝和希望。所以，我叫“贝希”。

我喜欢读《百家姓》，也喜欢我的名字。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县人，字宾四，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的一个贫寒书香之家。他天赋聪悟，7岁入私塾，10岁进无锡荡口镇华子才创办的果育小学读书。1906年其父病逝，家徒壁立，寡母及兄弟四人，靠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其间他就读中学，至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被迫解散，遂致辍学。

1912年，因家境贫寒，升学无望，钱穆想通过教书自学谋求出路，遂应聘到小学任教，开始了乡间教书手涯。在以后的十年中，他读了《孟子》、《史记》，毛奇龄的《四书改错》，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马建忠等的《马氏文通》，孙诒让的《墨子闲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等名著，为以后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1922年始，他开始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教授国文、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等课程，由于教者要自编讲义，故在讲《论语》时，“考孔子生卒行事，始有意作《先秦诸子系年》”。所讲授的讲义，除文字学外，其他的如《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等，后经改定均已出版。

1927年秋，钱穆应汪典存之邀，任教于苏州省立中学，并与吴梅相识。

此间，在课外的研究工作为撰述《先秦诸子系年》。

1930年春，应顾颉刚之请，钱穆把撰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寄给他，顾氏看后，并不介意其观点与自己意见相左，把此文刊载在同年《燕京学报》第七期上。正是这篇文章确立了钱穆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因为他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逐年列出，进而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不通者有28处，绝对不存在刘歆以五个月时间编造诸经能欺骗其父，并能一手掩盖天下耳目之理，也没有造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这纯属康有为为了托古改制而杜撰的结果。此书问世以后，对重新评估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年6月，经顾颉刚推荐，燕京大学聘钱穆去任教。这样他就结束其早年自学教书的艰苦年代，开始了学术人生的新旅程。

1930年秋，钱穆执教于燕京大学。他在燕大教国文课，住在朗润园，除与顾颉刚是旧识外，还常与潘佑荪、郭绍虞等交往，又与冯友兰相识。

1931年夏，顾颉刚致信胡适，力荐钱穆去北京大学任教。来北大初期，他在历史系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两门必修课。另选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课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开过，其讲义在杂志上发表。他的想法与梁氏相左，因此自编讲义，这便是日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的雏形。此外，钱穆还欲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历史系负责人陈受颐、傅斯年不同意开设此课，因为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中国秦以下政治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的政治制度不要再研究。钱穆则认为以前制度可以不再问，以前政治如何是专制，今人应该知道，遂开设此课。后来出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就是依此课讲义改定而成的。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而且还从事学术研究。其研究重心是先秦史和近三百年学术史，先后出版了《先秦诸子系年》(1935)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两部主要著作。他认为，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史记》也有错误，并非绝对可靠。《竹书纪年》可以补此缺陷，但此书出而复佚。今传世本错误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难作为考辨的依据。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诸子之书，以使诸子年次难以成其条贯。据此，依据《竹书纪年》，厘定今传世本的错误，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考诸子群书，参证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国的年代顺序，与山川地理参伍以求，错综以验，辨伪订伪，定世排年。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乃世所罕见。他不同意那种把汉学与宋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学、宋学之是非，并将清代学术的渊源归结为晚明遗老，乃至宋学;认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都与宋学有着学术上的前后承接关系，只是到了乾嘉时期，汉学才逐渐兴起，而此时的汉学诸家学术与宋代学术休戚相关;又指出过去人们论述清人学术，往往多侈陈考据之学，或略述论学之语，而从不谈及其人思想如何，是很不够的。这两部著作对诸子及战国史和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当时北平学术界人才济济，钱穆善于学术交往，因此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与他同来北大的有汤用彤、蒙文通等人。汤用彤在南京中央大学时，曾去欧阳竞无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听佛学，熊十力和蒙文通都是欧阳竞无的弟子。蒙文通是由汤氏举荐来北大的。在此之后，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和钱穆四人过从甚密，常在一起切磋学术。熊十力此时正在撰写《新唯识论》，批驳其师欧阳竞无的学说，蒙文通则意见相左，每次见面必加以反驳，汤用彤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为专家，却常常不发表意见，钱穆充当调解人。当他们的议论从佛学转入理学时，熊、蒙两人又相争不下，钱穆也做缓冲。

钱穆除了与熊十力、汤用彤、蒙文通常常相聚外，还与林宰平、梁漱溟往来。钱穆与孟森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又经汤用彤介绍与陈寅恪、吴宓相识，也结交了贺麟和张荫麟。还结识了张孟劬、张东荪兄弟，并和熊十力与张氏兄弟经常相晤。与钱穆交往的学者还有陈垣、马衡、张其昀、缪凤林、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庚和容肇祖兄弟、向达、赵万里、贺昌群等等。

钱穆当时也很关心时事。1935年，与顾颉刚、钱玄同、姚从吾、孟森、徐炳昶等百余人联名上书国民政府，催促早定抗日大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南迁。10月，钱与汤用彤、贺麟三人同行。文学院暂设在南岳山腰圣经院旧址。当时，他曾与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同住，尽管条件艰苦，仍常常挑灯夜读。一日，冯友兰来访，出示所作《新理学》书稿，请提意见，钱穆认为《新理学》只讲理气，不讲心性，有其片面性，又中国无自己创造的宗教，但对鬼神却有独特的理解，建议冯氏加上鬼神一章，这样可使新旧理学一贯相承。冯友兰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西南联大期间，钱穆除教学外，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就是写成《国史大纲》。他指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写一部新通史，而这种通史应具有下列条件：能将中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的参考。前者在于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症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因此，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能在国家民族自身内部求得其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上的则为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和。1939年夏，他携书稿去香港交商务印书馆付印，几经周折该书终于在1940年遵钱己见按原稿出版。此书成为大学教科书，并始终贯穿着对民族文化“温情与敬意”的精神，它一经出版发行，就风行全国，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广大热血青年积极参加抗战，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40年，钱穆践履顾颉刚之邀，去成都齐鲁大学任课，并主持国学研究所。期间，又迁置嘉定武汉大学讲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朱光潜，又应马一浮之邀去岷江对岸乐山的复性书院讲学。此间开始编写《清儒学案》，特请人购得清代诸家的遗书。全书约四五十万字，由他亲手誊写，因生活清苦，找不到他人另写副本。抗战胜利后，《清儒学案》书稿随箱装船返南京时，不慎落入江中，一番心血付诸东流。所庆幸的是书序已在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季刊》上发表。

他又写成《中国文化史导论》，并陆续刊载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

该书从中西比较出发，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精神及特殊的发展规律，建立了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文化学理论。他认为，人是文化的中心，把人生、人类生活当成文化的本质，并对文化的结构、要素进行研究，强调它们之间的互动性，提出了一套研究文化的方法。他倡导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要充满“温情和敬意”的态度，反对偏颇的民族虚无主义。同时也重视中西文化的比较，主张集异建同、多元共处，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这本书是他入蜀以后在思想与写作方面的一个新转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昆明的北大学生要求复校，聘胡适为校长。

当时胡适正在美国，校务由傅斯年署理。旧的北大同人不在昆明的，均已收到信函返回北京，钱穆没有得到邀请。而上海各高校争欲聘请，可他感到时局动荡，欲择一安静去处，排除纷扰，闭门著书。他曾被邀请去常熟作讲演，又与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相会。1946年，钱穆应聘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并兼任云南大学课务。1948年，又应聘任教于无锡江南大学，并与唐君毅论交。校舍新建在太湖之滨的坡上，风景极佳，他常常泛舟湖上，悠游之余遂成《湖上闲思录》一书。又撰成《庄子纂笺》，实为近代治庄学力作。翌年春，他与唐君毅应聘于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一日，偶遇张其昀，闻其拟在香港创办学校，自念“决当追随”，旋即迁居香港，结束在大陆几十年的教研生涯，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1950年，钱穆等人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任院长。新亚书院是在亚洲文商夜校基础上改建的，校舍简陋，除钱穆外，张丕介、唐君毅也在这里任教。钱穆等人创办新亚书院的宗旨，不仅是为许多大陆来港青年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了护持中国文化，培养经受中国文化洗礼的中国人;目的是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堂堂正正做人的中国人;要求每个学生必须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必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民主精神，会通中西文化，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1953年，新亚书院得到美国雅礼董事会的赞助，旋即在嘉林边道租了新校舍。不久获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又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兴办新亚研究所。为了表彰钱穆办学的贡献，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50-60年代，他在新亚书院，除处理浩繁的校务工作外，还承担许多课程，多次开设文化讲座，组织学术讨论会，并经常在港台作学术讲演。

在此期间，他不断完善、修补以前在大陆的旧著，还撰写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新著。他先后被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邀请去授课和讲演，并被耶鲁大学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又应邀去英国牛津、剑桥访问。后经法国、意大利回香港。出国访问期间，钱穆向西方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了解中国，增进相互间的学术交往起了积极作用。

1967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职务，离开香港，定居台北，开始晚年的生活。卸任伊始，他曾去马来西亚大学讲学。期间，他日夜读《朱子语类》，开始撰写晚年的巨著《朱子新学案》，这本著作把朱子置于孔子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后半期中加以考察，突出了朱熹集理学之大成，集宋学之大成，集汉唐儒学之大成的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不决的一些重要问题。

钱穆除著书外，还兼任数职。他曾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在台湾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任教，学生皆来其住处客厅上课，他在讲课基础上写成《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等书。又应聘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博物院为他开辟了一个研究室，他在此读了《四库全书》中宋、元、明三朝理学诸集，选择十余人，各撰专篇论文。70年代后，钱穆开始努力编定《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这部丛书是他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的汇集，每集每编所收诸篇，他都亲自阅读，小作改订，大体保持论文的原貌，所以花费精力极大。编至明代部分，因患眼疾，故排版和校对皆不能靠自己，清代一编也不能逐篇阅读。关于学术思想方面论著汇为专集的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灵魂与心》、《中国学术通义》等。中国文化方面的除《文化学大义》外，还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他毕生写作的目的是“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开门路”。

钱穆居住外双溪时，曾先后几次应邀去香港讲演，又两次去日本、韩国。初次韩国之行，选择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韩南塘四家全集，回台后精心研究，写成《朱子学流衍韩国考》一文，后收入其学术思想史文集中。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外出南游，此间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深切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和兄长扶持、帮带之情，也透露出对大陆子女的深深眷怀与思念。后又写成《师友杂忆》一书，对早年苦学，师友交往，以及著书立说等往事做了比较全面的追忆。此书不仅是钱穆学术人生道路的总结，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珍贵的史料。

钱穆84岁因眼疾已不能见字。1978年，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邀请他去中文大学讲学，其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共分六讲，后据录音改写成书刊行。翌年，新亚创校三十周年，他又赴香港。

1985年，他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向其学生赠言离别：“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至此告别杏坛。之后，他仍耕耘不休，在92岁时，以非常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晚学盲言》。

1990年8月30日，钱穆病逝于台北家中，终年96岁。

国学是我们民族的印记，是构成我们民族精神的元素。学习国学更能陶冶我们的情操，丰富我们的知识，提高我们的素养。这个暑假我便通过《中华诵》这本书，学习到了许多国学名篇，使我充实了许多。

“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一句诗将花朵欺凌，沾人衣裳之境描绘出了淡淡忧伤，但却无一丝浮夸，通俗易懂，令人犹如身临其境。更令我们体会到诗的高雅、别致与委婉的特点。

而骆宾王的《在狱咏蝉》却咏出了诗人身在狱中无限的苦闷与悲怆“无人信高洁，谁为表我心”更写出了诗人对自己悲惨遭遇的感慨，抒发了“自己”被诬陷悲愤心情，表达了作者辨明无辜、昭雪沉冤的愿望。此时诗人也正如战国时楚国驱原《离骚》中所说：“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了。

而我最喜欢的却是菜根谭中的“水流而境无声，得处喧见寂之趣;山高而云不碍，悟出有入无之机。”，这句话总是使我思考，让我体味。只有有了动才有静的存在，人生亦是如此啊，只有有了诱惑才能体现出人无欲无求的高尚品质;只有身处逆境，才能体现出他的品德是如何;只有有一颗纯洁的心，人才不会受外界的干扰导致堕落。“事常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只有这样人才能不为外物所羁绊，不为浮云遮双眼，从而获得一种超然物外的自在与宁静啊!而这里的无欲无求并不是人生的不思进取和漫不经心，也不是心灰意冷和垂头丧气，更不是一筹莫展和难掩烦闷的消极态度和庸人哲学。而是告诫人们凡事不必强求，有所不求才能有所追求。

其实我们也要向创作了这些经典作者们致敬，因为如果没有他们也就没有如此精彩的经典了。正如台湾作家张晓风说过：“在读书之余，我们要把最高的敬意归给历代作者，是他们把世界上最美的事物记录了下来。是他们，用精粹简练的语言替众生说出了种种感受。是他们，给了整个民族共同的记忆。”

假如说我们的心田是一块最普通的土地，那国学经典就是那阳光、暖风和甘露来无时无刻滋润我们。我们只有多学习、多运用国学经典才能感悟到他博大精深的魅力。正如“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一样。

就让我们一起诵读这些经典将其传承，并发扬光大。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使我们的世界充满智慧，让这美丽的国学之光一直长存!

[关于国学经典诵读的优秀作文

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开始诵读国学经典《弟子规》了。《弟子规》的每句话都很短，只有十二个字，但里面的含义非常丰富。我的这本《弟子规》读本中还附带有很多流传已久的小故事，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弟子规》是教我们小孩子在家孝敬父母，外出和别人友好相处，在学校尊敬师长的行为规范，原名《训蒙文》，是根据古代名人孔子的教导编写的。从古代到现在，小朋友们都在学习这本书。

《弟子规》一开头就教我们“首孝悌，次谨信”，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日常生活中首先要做到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其次一切言行要谨慎、讲信用。接着就教我们“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我和姐姐平时基本上都做到了，除了有时我看书入迷了听不到妈妈叫我的声音。

父母养大了我们，我们该怎样孝敬他们呢?《弟子规》是这样教我们的：“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这句话的意思是：子女侍奉父母冬天要让他们感到暖和;夏天要让他们感到凉爽。早晨起床，要先向他们请安问好;傍晚回来了，要向父母报平安。这里还有一个“黄香温床”的故事呢。

黄香是东汉时的一个小孩子，他对父母十分孝顺。黄香九岁时，母亲去世了，他和父亲相依为命，对父亲非常体贴。

夏天，黄香每天都熬一锅清凉降火的青草茶让父亲喝，让父亲消去暑气。晚上，黄香用蒲扇扇父亲的床铺，直到枕头、竹席都没有热气了，才让父亲上床睡觉。

冬天，黄香每晚都先钻进冰冷的被窝，直到把被褥暖热了，才请父亲上床睡觉。

《弟子规》中的“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这段话我不太理解，读了更让我感动的故事“卧冰求鲤”，我知道了“如果父母疼爱我，我孝顺父母，并不是一件难事;如果父母讨厌我，我却还能用心尽孝，那才算得上难能可贵。”

王祥是西晋时临沂人，他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的父亲给他娶了后妈朱氏。朱氏经常虐待他，可是王祥觉得她是长辈，一直都很孝顺她。

一年冬天，朱氏想吃鲜鱼，可到处都买不到。王祥只好跑到河边，准备把冰凿开来打鱼。冰太厚，很难敲碎，他就用自己的体温融化坚冰。后来，终于在冰上凿开一个大窟窿，有两条受到感动的大鲤鱼从水里跳出来。王祥带着鱼回到了家，继母朱氏被王祥的孝心感动了。

黄香和王祥都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我也要做一个孝顺父母的好孩子，爸爸妈妈累了，我就给他们捶捶背捏捏肩;妈妈胳膊疼了，我就给她揉一揉;我有好吃的东西就先让爸爸妈妈尝一尝。

当爸爸妈妈老了的时候，我也要天天给他们讲故事，陪他们做游戏;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我都会认真地回答;如果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上网查资料，找到正确的答案。

《弟子规》教会了我怎样去孝敬父母，还有很多很多的道理。

《国学小名士》经典诵读大赛在我心中播下了国学的种子，它以妙趣横生的比赛展示了中华的风采与魅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唱基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表美德。节目以“诵读经典、传承美德、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为主题，让我悟出了自己沉思良久的问题——怎样才能用真学实干，酿出国学小名士这杯甘甜的“果汁”。

回味节目，真令人感慨万千。要酿出甜美的果汁，首先要用“诵读经典”播下种子，用“传承美德”栽培果实——知识。然后以“学以致用”为配料，以行动为榨汁机，让“果机结合、知行合一”。知行合一作为四个词组的诠释，使“榨果汁”难倒不少人。记得比赛中有一场考验：在选手考场的门前，放倒一个垃圾桶，看看能否有人将其扶起。哪料到这一组的选手竟没有一人主动扶起，倒是用了许多哲言来忏悔了这一事实。呵，知识的果子甘甜了，行动的机器没榨好，结果终是一无所事。拿扶垃圾桶来说，有了知识却不扶等于0，想去扶起不会扶也等于0。知和行是缺一不可的，有知无行知呆板;有行无知行愚蠢。行动是镜子，映出知识的光辉，知识是音符，谱出行动的韵律。要想知行合一榨出美汁，还须知识贯彻行动中，行动体现知识力。

一次，我在教学楼里发现了一团废纸，白色的污点在干净的瓷砖上各外刺眼。我注意到了它，却压根没在意：一团纸而已，谁不会捡起?可是，当我快走到教室门口时，忍不住停下了脚步。那团纸的身影一次次在眼里出现，“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名言一遍遍在脑海中闪动。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下了楼，捡起了那团废纸。瞬间，我有了一种荡气回肠的快感，心绪一下子明朗起来。我榨了一杯果汁!其间体现的知识和行动虽少，但却饱含知行合一的甘美。

说白了，大赛主题能给我们一个最好的诠释。“诵读经典”就是“传承美德”，“知行合一”就是“学以致用”，“诵读经典、传承美德”体现了“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而将知识与行动结合，便酿出了甘美的果汁——你就是国学小名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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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里有几样不可缺少的东西-----------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是孔子到孟子以及董仲舒一一完善的。

读了这一套书以后我真是感慨万千，它让我知道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它似一个知识库，点亮了我的心灵。“仁”里面的《美金的价值》、“义”里面的《大义桥》、“智”里面的《无心的鹿》……其中我最喜欢“信”这本书，我能从中体会到“信”让人受益非浅，那一句句简练的语言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例如有这样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言心信，行必果，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古今中外诚信使人们走向文明。季布大家一定都熟悉，他只要答应别人的事无论多困难他都想办法办到。楚汉相争时，季布是项羽的大将，曾几次打败汉军。刘邦当皇帝后下令通缉季布，季布只好化装到山东一朱姓家当佣人，朱家知道他是季布后收留了他，而且帮他向刘邦说情。刘邦后来封季布为中朗。季布有个朋友叫曹丘生，专爱拍马屁，听说季布当了官便来巴结。季布见曹丘生来就虎起了脸，骂了他几句。谁知无论季布态度多严厉，曹丘生照旧陪着笑还说：“我听说楚地有‘得黄金百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听后很高兴就待他为上宾，曹丘生走后到处宣扬，季布的名生就越来越大。这就是一诺千金。

诚信是不分国界的，在美国一个庄园主的家里有一把新斧子，庄园主的儿子看见了十分喜爱，他想试试斧子快不快，就对准一棵樱桃树砍去，只听“咔嚓”一下树被砍断了。男孩一看不好，就把斧子放在原位躲进了小屋，但后来因为‘诚信’还是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就是美国总统华盛顿小时候的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

不管是季布还是华盛顿，在他们身上都有个共同点“信”，我们必须要以诚待人，正如李嘉诚的所说“我们要以诚代人，别人才会以诚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