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征的典故汇集20篇

茫茫的草海，一眼望不到边。大队人马已经过去了，留下一条踩得稀烂的路，一直伸向远方。

干粮早就吃光了，皮带也煮着吃了。我空着肚子，拖着两条僵硬的腿，一步一挨地向前走着。背上的***和子弹就像一座山似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唉!就是在这稀泥地上躺一会儿也好啊!

迎面走来一个同志，冲着我大声嚷：“小鬼，你这算什么行军啊?照这样，三年也走不到陕北!”他这样小看人，真把我气坏了。我粗声粗气地回答：“别把人看扁了!从大别山走到这儿，少说也走了万儿八千里路。瞧!枪不是还在我的肩膀上吗?”

他笑了起来，和我并肩朝前走。他比我高两头，宽宽的肩膀，魁梧的身材，只是脸又黄又瘦，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

“小同志，你的老家在哪儿?”他问我。“金寨斑竹园!听说过吗?”

“啊，斑竹园!有名的金寨大暴动，就是从那儿搞起来的。我在那儿卖过帽子。”

一点不错，暴动前，我们村里来过几个卖帽子的人，爸爸还给我买了一顶。回家来掀开帽里子一看，里面有张小纸条，写着“打倒土豪劣绅”。真想不到，当年卖帽子的同志竟在这里碰上了。

我立刻对他产生了敬佩的感情，就亲热地问他：“同志，你在哪部分工作?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呀?”“我吗?在军部。现在出来找你们这些掉队的小鬼。”他一边说，一边摘下我的枪，连空干粮袋也摘了去。“咱们得快点走呀!你看，太阳快落了。天黑以前咱们必须赶上部队。这草地到处是深潭，掉下去可就不能再革命了。”

听了他的话，我快走几步，紧紧地跟着他，但是不一会儿，我又落了一大段。www.gs5000.cn

他焦急地看看天，又看看我，说：“来吧，我背你走!”我说什么也不同意。这一下他可火了：“别磨蹭了!你想叫咱们俩都丧命吗?”他不容分说，背起我就往前走。

天边的最后一丝光亮也被黑暗吞没了。满天堆起了乌云，不一会儿下起大雨来。我一再请求他放下我，怎么说他也不肯，仍旧一步一滑地背着我向前走。

突然，他的身子猛地往下一沉。“小鬼，快离开我!”他急忙说，“我掉进泥潭里了。”

我心里一惊，不知怎么办好，只觉得自己也随着他往下陷。这时候，他用力把我往上一顶，一下子把我甩在一边，大声说：“快离开我，咱们两个不能都牺牲!……要……要记住革命!……”

我使劲伸手去拉他，可是什么也没有抓住。他陷下去了已经没顶了。我的心疼得像刀绞一样，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多么坚强的同志!为了我这样的小鬼，为了革命，他被这可恶的草地夺去了生命!

风，呼呼地刮着。雨，哗哗地下着。黑暗笼罩着大地。“要记住革命!”--我想起他牺牲前说的话。对，要记住革命!我抬起头来，透过无边的风雨，透过无边的黑暗，我仿佛看见了一条光明大路，这条大路一直通向遥远的陕北。我鼓起勇气，迈开大步，向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走去。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途中，红军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通过会议、报纸、标语、歌曲、戏剧等手段，向战士不断宣传部队纪律，向群众宣传红军的人民军队性质以及红军“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战斗”的任务，从而使人民群众真正地了解红军，爱戴红军。红军播撒的革命火种遍及十数省，并在那里开花、结果。

而这一切构成的长征文化，集中反映了这支文明之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本报三路记者站在今天的时间坐标点回望，70多年前的这支队伍在二万五千里征途中，除了艰难地跋涉、艰苦地战斗，还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为什么长期以来，国内外有那么多团体或个人一直热情不减地追寻着他们的故事?

《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首词就作于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军取得娄山关之战的胜利之后。那么娄山关战役是怎样得胜的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红军主力第二次过了赤水河，奉中央领导的命令，要在桐梓县，娄山关，遵义城沿线打几场漂亮仗，给蒋介石点颜色瞧瞧。

当时，除了挡在前方，根本不被我们放在眼中的王家烈部队之外，还有自出发时就一直跟在屁股后面猛追的周浑元。在战士们眼中，周浑元也是小菜一碟。他跟在红军身后，除了摸不清情况地乱追之外，连红军的影子都没见着。

“消灭王家烈!消灭周浑元!”这个口号每天都挂在战士们的嘴上。

二渡赤水河后，二郎滩战斗也取得了胜利，离遵义近了，战士们干劲十足，恨不能立刻就进了遵义县城。

沿途的百姓们成群结队站在大道两边欢迎红军的到来。乡亲们实在被国民党折腾得不像样，全身上下都破破烂烂的。不知队伍中谁喊了一句：“来当红军吧!打白狗子!过好日子!”

人群中的小伙子们就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每天都有几十个新兵入伍。红军的队伍一天天扩大。中央领导把当地的情况摸清之后，惩治了当地的坏地主，好好休整了队伍，然后继续向前方进发。

这次去遵义路上必经的桐梓县和娄山关，是国民党重兵把守的两个重要地区。从乌江沿岸逃走的王家烈，在这两处都留派了大批军队，但在英勇红军的进攻之下，桐梓县没能守多久，就被拿下了。接着就是攻下娄山关，那么再次夺取遵义就易如反掌了。

娄山关位于娄山山脉的最高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仰望山峰，峰上云雾弥漫，山径曲曲折折，像一条土黄色带子从云间飘落下来，人走在上面，就像一个个小白点，零零星星散布在带子上。

两边的山头也都又高又陡，关前的山路弯曲不平，就像李白的名作《蜀道难》中所说的那样，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势。

这座关卡平时通过都要万分小心，更不用说此刻有大批军队驻守了。

1935年2月25日早上，中央军委发出“应乘虚占领娄山关”的指示，并命令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负责指挥红一和红三军团，以及干部团进攻娄山关。

彭德怀同志接到任务后，思索了一会儿，把红三军团的第十三团的团长找来。

“抢夺娄山关是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我和政委商量了一下，决定将主攻的任务交给你们十三团，有没有问题?”

十三团团长听了一下跳起来，十分高兴军团长将这块“硬骨头”交给自己，急忙说“谢谢团长!谢谢政委!”

连道别都忘了，一路跑回营地报告这个好消息。

彭德怀看着他的背影，和杨尚昆相视一笑。不禁感慨万千：“党给我们培养了多好的同志啊!”

“是啊，这个十三团可是咱们红军的一把尖刀啊!”

红十三团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一九三三年就曾经打败过国民党军，有着光辉的战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有一场有名的“高虎脑万年亭战斗”，就是十三团打下来的。

那是一场空前残酷的战斗。由于战略指导上的错误，敌人的六个主力师，在大炮轰鸣、敌机环绕的配合下，向着我军防守薄弱的高虎脑阵地轮番攻击。

七架飞机在空中连续投弹，几十门大炮不停地发射，阵地上浓烟滚滚，炮声震天。而我们十三团的第七连，仍然坚强地守着阵地。等敌人接近了，首先用机关枪扫射，然后用手榴弹投击，最后怒吼着冲出去，把敌人拦阻在山下。

同样的冲锋，同样的轰炸，同样的喊杀;红军战士们也同样的坚强，同样的投手榴弹，同样的出击。这样连续了六次之多。每一次都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

敌人的官兵死伤无数，我们的七连也只剩下七个人了。敌人吓怕了，躲起来好几天不敢出战，十三团在这一战斗中英勇顽强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学习的。

而今天，对十三团来说，拿下这个娄山关根本不在话下。

彭德怀和杨尚昆不约而同地回想起那段光荣岁月，对十三团充满了信心。接着又派遣了一军团的第一团向娄山关东侧的石炭关绕行，从两侧攻击敌人。而其余部队就随着前锋，迈开大步向娄山关挺进。

消息传回十三团，同志们立刻兴奋起来。宣传队的同志在队伍中来回穿行，把上级的部署(shǔ)通知到每一个战士。

“同志们!鸦片烟鬼王家烈，轻轻松松就拿下!”众人嘻嘻哈哈地仍在谈笑，回想着战场上见过的烟鬼国民党兵。原来贵州出产鸦片，王家烈的队伍中有许多都是烟鬼。

“湘江走过了!乌江闯过了!苗岭爬过了!一个娄山关，同志们，难道飞不过吗?”

“飞过去喽!”听到的战士都大声回答，大家兴致高昂，越走越轻快，好像已经都长了翅膀了。“多缴枪炮多捉俘虏!补充我们的弹药库!”

大马路上，人声鼎(dǐnɡ)沸，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直奔娄山关。

突然，从娄山关的方向来了一群老百姓，他们都提着破旧的包袱，逃难一般地走来。一个红军干部上前询问，原来，王家烈怕桐梓县不保，想从娄山关派兵增援，援兵正从娄山关往这边赶呢。

十三团团长思索了一下，发出命令：急速前进，先跟增援的部队打一仗!战士们一个传一个，行军的速度立刻加快了。

远远地，已经能望见娄山关上的一个个山峰了，白云朵朵，环绕在半山腰。苍翠欲滴的参天古木，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生机勃勃。这是一幅多么优美的画卷，好像在呼唤着正义的红军战士：“快来吧!欢迎你们!”

走到红花园地区时，终于遇上了王家烈派来的援军。

这是预期中的战斗，由于红军早有准备，这一场遭遇战占尽了先机。

十三团想从中抓几个俘虏，了解一下关中的防守情况。于是，一向以敏捷迅速著称的第三营战士们，立刻爬上了左边的高山，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就抢占了敌人企图占领的最高点。在三营的掩护下，红军战士英勇无畏，飞速向前推进。

虽然敌军是王家烈部队的主力之一，但在红军战士的攻击下，这些平日耀武扬威的国军没有丝毫还手之力，一边战一边退，沿原路返回，又退回了娄山关。

十三团的战士们个个英勇，一边向前推进一边审问刚刚抓到的俘虏。有些俘虏早就不满国军的管理方式，见红军们向上冲锋，也跟着冲锋。红军战士们很高兴地接纳(nà)了他们。

他们熟悉关中的情况，知道王家烈的主力昨天晚上已赶到板桥地区去了，另外两个团出了娄山关。其中的一个团去支援桐梓县，已被红军打了回来;另一个团散布在四周，巩固娄山关的阵地。

转眼已到了娄山关下，主攻开始了。十三团的主力不顾一切地沿着马路跑步前进。指挥阵地响起冲锋号声，那激昂的曲调推动着战士们努力抢关。

从形势上看，对红军较为不利。红军虽然是进攻的一方，但地势较低，而且娄山关控制在敌人的手中，有一个团的兵力在固守着。而被红军打回去的支援部队虽然有伤亡，但仍有不少人逃了回去，也依据有利地势牢牢把守着。想要抢关，就不得不“仰攻”了，这对只有一个团的兵力的十三团来说有很大困难。

但猛虎一般的战士们抱定了一致的信念：无论如何都要夺取娄山!

指挥员观察了一下地形，发现右边的山都是悬崖绝壁，唯一的路被敌人用重火力封锁得严严实实;而左边的山上虽然本没有路，却可以爬过去。

可以先派一支队伍从左边爬上山去，抄小路到守娄山关的敌人的背后。然后其他部队从关前猛攻，牵制敌人的注意力，来个前后夹击!

计划定下来之后，指挥员叫过一营的营长，命他带领一营从正面进攻，最好攻下娄山关最高的一座山——点金山来，这座山可以俯视整个娄山关地区，是必须争夺的地方。

一营营长部署好了兵力：第一小分队从正面冲锋，第二小分队在不远的死角——敌人在关上看不到的地方隐藏起来，准备集中火力向敌人冲击。

指挥员一声令下，红军战士们喊着“杀呀——”向着敌人的阵地扑过去。手榴弹、冲锋枪，娄山关上的敌人见红军气势如虹地杀过来，都吓得目瞪口呆。有的干脆直接弃山而逃，有的勉强支持了一会儿，见红军来势太猛，好像根本不怕子弹和炸弹一样地冲上来，马上就要到达山顶了，也吓得转身就跑。很快，点金山就掌握在红军手中了。

登上了点金山顶，漫山遍野都是红军战士奋勇杀敌的身影，隔着两个不太高的山头，娄山关里的防御(yù)部署也清楚地摆在眼前。这两个山头都被敌人占据着。红军战士们正在向上冲锋。

天色渐晚，已近黄昏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小雨。此时战士们都是又累又饿，团长给同志们打气：“同志们!我们累了，敌人比我们还累!我们跟他们拼的就是体力!”

“大家冲啊!到娄山关里开晚饭!”

在团首长直接领导下，同志们的斗志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大家喊着各种口号组织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但这里的敌人异常顽固，刚刚打下去就又冲了上来，一次又一次，反复了四次之多，令红军战士觉得十分奇怪。

团长站在点金山最高点看得清楚，原来有一个军官站在后面，他的士兵被打退了，他就严厉地赶回来，杀了几个逃在最前面的，士兵们没办法只得又攻回来。

团长眼睛一转，让几个宣传队的队员冲着对面的阵地大声喊：“白军兄弟们，你们的长官自己躲在后面，让你们上来送死!”

“弟兄们，打死压迫你们的长官啊!”

“看看我们的长官，冲在最前面!你们这么拼命，为的哪个呢?看看你们长官，再看看你们自己!”

指挥员大声命令“打死他!”

几个神枪手瞄(miáo)准了那个军官，一击毙命!军官倒下了，敌人如潮水一般四散奔逃，冲锋部队乘机冲上去，占领了两个山头。

娄山关里驻守的敌人，一见前面的阵地都丢失了，吓得枪都不会打了，“砰砰”乱响就是打不着人。这时，从后面摸上山的同志们也喊声震天地冲了出来，敌人更是不敢再战，纷纷从小路逃走了。

就这样，娄山关被神勇的红军战士顺利地攻占了!

长征虽然结束了，但中国革命的道路却没有结束，在红军战士们的顽强拼搏和努力下，中国革命的未来更加光明，更加充满希望。

回首长征，有许多重要的事件，使红军领导人带领着红军战士一步步转危为安。六次会师就是红军队伍的希望。

有人说：“会师是革命力量的汇聚，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红军会师史。”

是的，万里长征路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共同的战略目标和理想信念，使长征路上的各支队伍不畏艰险，奋勇向前。

一次次的会师，是一次次力量的融合，涌现出各路红军大团结的局面，为粉碎蒋介石的阴谋，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也为中国工农红军成功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打下了基矗木黄会师长征的序幕，是由红六军团西征开始的。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九千七百多人由江西出发，开始西征。经过近八十天的艰苦转战，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主力到达了贵州印江县的木黄，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不久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胜利会师。

此后，成立了以贺龙和任弼时为领导的总指挥部。

这是长征路上的第一次会师。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都万分喜悦，为了成功和同志相会而兴高采烈。随后，两支部队向湘西进军。

此时，中央红军正在准备战略转移。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的进攻，有效地牵制了敌人的兵力，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对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配合的作用。

1935年8月21日，红军开始过草地。行军队列分左右两路，平行前进。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率领，自四川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经过7天的艰苦努力，右路军到达草地尽头的班佑地区。左翼为林彪的红1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右翼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殿后，走左翼行军路线。

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地，横宽300余里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红军过的草地主要是讲川西北若尔盖地区。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为泥质沼泽。它的形成原因很多，主要由于黑白两河——黑河(亦称墨曲河)和白河(亦称葛曲河)自南至北纵贯其间，起了重要作用。两河的河道迂回曲折，叉河横生，地势低洼，水流淤滞而成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成片，覆盖潴水。

沼泽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藏嵩草、乌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限。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草地区域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幻莫测。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经过草地的。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二怕下雨;三怕过河。

邓秀英和邓玉乾是姐弟俩，那一年，姐姐13岁，弟弟6岁。爸爸是一名红军战士，他要参加长征了，妈妈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带着两个孩子也长征!就这样，他们紧跟着部队的家属队开始了遥遥无期的长征。

妈妈背上铺盖卷，邓秀英和弟弟在后面跑，可是即便这样，前面的队伍走得很快，他们根本跟不上队伍，更找不见爸爸在哪里。妈妈背上是沉重的铺盖，怎么办?邓秀英决定背上弟弟邓玉乾，可是，邓秀英才13岁，身高还不到1.3米，她还是个没长大的小姑娘。弟弟邓玉乾虽然才6岁，身高刚齐姐姐的腰，但体重已经不轻了。

妈妈就用一根麻绳把邓玉乾结结实实地捆在邓秀英身上。弟弟很重，邓秀英只好猫着腰向前走去，一开始还不觉得累，可是，走一会儿，就觉得喘不上气来，到了休息的时候，赶紧让妈妈把弟弟解下来，这时候，邓秀英才能歇口气。

草鞋很不结实，总是走一天就穿烂了，休息的时候，邓秀英发现自己的脚趾头、脚后跟都给磨破了，结成了痂。最难以忍受的是饥饿。邓秀英懂事了，知道哭也没用，可是弟弟很小，在枪声中都没有哭过，却总是饿得哇哇大哭，每次有吃的，她们母女俩总是让弟弟先吃。然而，吃的实在太少了。又一次，妈妈饿晕了，倒在了地上，邓秀英以为妈妈死了，姐弟俩趴在她身上大声哭喊，后来，有个红军叔叔看见他们了，就拿出自己仅有的一把豌豆面，邓秀英就把豌豆面喂到妈妈嘴里，过了好久，妈妈终于醒了……

邓秀英搀扶着身体虚弱的妈妈，背着走不快的弟弟，沿着大部队走过的路上留下的宣传告示连夜追赶部队，不料被土匪拦住了去路。土匪把他们带到在一片密林里，把这母子三人当做奴隶卖掉了，而且卖给了三个不同的人。从此，这母子三人身在异处，不知道亲人下落，更不知生死。

过了7年，邓玉乾从主人家逃了出来，他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走，一家一家地找，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他找到了母亲，也找到了姐姐。

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红军战士只有可怜的一点青稞面做干粮。

周恩来副主席和战士们一样，绝不多吃一点青稞面，还教育战士们，为了能走出草地，北上抗日，一定要特别爱惜粮食。战士们听了他的话，都把仅有的青稞面装在粮袋里，拴在腰上。

青稞面越来越少了，战士们只能用一点青稞面掺在野菜里煮汤喝。

战士吴开生的青稞面吃完了，已经饿了两天，周副主席知道后，就让警卫员把自己省下的青稞面给吴开生两碗。他看着吴开生蜡黄的脸，语重心长的说：“这是革命呀!”吴开生流着眼泪说：“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跟你走出草地，革命到底!”

这天晚上又是狂风暴雨，用被单做成的帐篷自然挡不住风雨的袭击。战士们都淋成了落汤鸡。周副主席命令战士们都到他作为办公室的帐篷里去休息。

大家怕影响他工作，都不肯去。

他冒这大雨亲自来了，说：“你们不去，我心不安。”周副主席的话像火烤暖了战士们的心。

这样走了几天，草原仍然无边无际。青稞面吃完了，野菜吃光了，军马也杀掉吃了。战士们只好烧皮带吃，甚至把随身带的纸张咽下去充饥，红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周副主席命令把仅存的半碗青稞面全部分给大家泡水喝：“那您吃什么呢?”警卫员急了。

周副主席两只大眼睛放出了严峻的光芒，清瘦的脸上肌肉抖动着，“有同志们活着，就有我。只要多留一个战士的生命，就给革命事业增加一份力量，拿出来分掉!”

这掺上一点青稞面的热水，分到战士们的手中。

战士们流泪了，这不足半碗的青稞面，是周副主席的心意和生命啊!

战士们又上路了，在茫茫的草地上。

行进着摧不垮的钢铁红军。

1935年6月16日，红军不战而占领了仁怀县城和茅台渡口。红军将士有幸享用了历史悠久的茅台酒。早在1915年，茅台酒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金奖，从而扬名天下。但是，解放后，茅台酒定为国酒，却是因红军长征路过茅台，曾以茅台酒解乏、治伤，茅台酒支援了红军，加之品质上乘，为周恩来所钟爱。80年代以后，许多老红军在所写的回忆录中，对茅台酒仍然记忆犹新。

聂荣臻元帅回忆：“在茅台休息的时候，为了欣赏一下举世闻名的茅台酒，我和罗瑞卿同志叫警卫员去买些来尝尝。酒刚买来，敌机就来轰炸。于是，我们又赶紧转移。”

成访吾将军回忆到：“茅台镇是茅台酒的家乡，紧靠赤水河边，有好几个酒厂和作坊。政治部出了布告，不让人进入这些私人企业，门都关着。大家从门缝里看，见有一些很大的木桶和成排的水缸。酒香扑鼻而来，熏人欲醉。地主豪绅家都有很多大缸盛着茅台酒，有的还密封着，大概是多年的陈酒。我们有些人本来喜欢喝几杯，但军情紧急，不敢多饮，主要是弄来擦脚，恢复行路的疲劳，而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大家莫不称赞。”

曾三将军回忆：“在长征路上，我深深感到脚的重要。道理很简单：长征是要走路的，没有脚就不能行军，没有脚就不能战斗。大家不是听说过‘红军过茅台，用酒洗双脚’的故事吗?，这不是假的，因为用酒擦洗是最好的保护脚的办法。”

耿飚将军回忆：“这里是举世闻名的茅台酒的产地，到处是烧锅酒坊，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醇酒的酱香。尽管戎马倥偬，指战员还是向老乡买来茅台酒，会喝酒的组织品尝，不会喝的装在水壶里，行军中用来擦腿搓脚，舒筋活血。”

杨成武将军回忆到：“奉命转移到茅台镇，着名的茅台酒就产在这里。土豪家里坛坛罐罐都盛满了茅台酒。我们把从土豪家里没收来的财物、粮食和茅台酒，除部队留了一些外，全部分给了群众。这时候，我们指战员里会喝酒的，都喝足了瘾，不会喝的，也都装上一壶，留下来洗脚活血，舒舒筋骨。”

萧劲光将军回忆：“茅台镇很小，茅台酒却驰名中外。我们在茅台驻扎了三天，我和一些同志去参观了一家酒厂。有很大的酒池，还有一排排的酒桶。我们品尝了这种名酒，芳香甘甜，沁人心肺，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有些同志还买了些，用水壶装着，留在路上擦脚解乏。”

当时，国民党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污蔑红军在茅台酒的酿酒池里洗脚。时任国民参议员的黄炎培先生，嘲笑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知，挥笔写下一首《茅台酒》：

喧传有客过茅台，

酿酒池里洗脚来。

是真是假吾不管，

天寒且饮三两杯。

1945年，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黄炎培等人去延安访问。他把这首诗抄给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看，受到大家赞扬。解放以后，黄炎培先生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1952年，黄炎培先生来到南京，上海市市长陈毅前去会晤，并设宴款待。席间，饮茅台酒。陈毅提起旧话，赞佩黄先生当年仗义执言，难能可贵，退席成诗两首：

金陵重逢饮茅台，

万里长征洗脚来。

深谢诗章传韵事，

雪压江南饮几杯。

金陵重逢饮茅台，

为有嘉宾冒雪来。

服务人民数十载，

共祝胜利饮一杯。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

为了消除部队的顾虑，毛主席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山比一比。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外，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心里涌起无限的感念。一首在江西中央苏区流行的山歌，又在我的耳边萦绕着：送得哥哥前线去，做双鞋子赠送你，鞋上绣了七个字，红军哥哥万万岁。

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起了我们离开中央苏区时的情形。一个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一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的字句。他说：“孩子，这鞋一穿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伴侣。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我第一次从腰里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苏区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口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了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同志们见了，都说这真是“救命鞋”。可是我也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一个大窟窿。以后，我更加倍地爱惜它。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越向上爬越陡，一会儿竟下起鸡蛋大的冰雹。狂风夹着冰雹，吹在身上，真像刀割的一样。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45斤的迫击炮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几次跌倒。每当我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苏区的老乡们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它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我赶忙把它脱了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舒启兴是一个15岁的砍柴工，在地主家备受折磨。这一年秋天，红军来到他的家乡——夹金山南麓的宝兴县。红四方面军在宝兴先后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舒启兴看他们给穷苦人饭吃，比在地主家呆着强，就偷偷跟着队伍走了。

1936年春天，红四方面军转移去康北藏区，舒启兴跟着队伍翻越了夹金山。他们是在种苞谷的季节翻雪山的。早上天不亮就开始爬山了，雪山很难翻，他们走得很快，一直走到天黑。战友们用柏树皮和干竹子扎起火把，砍来竹竿、树枝做成拐杖，用藏民送来的干海椒做御寒食品，饿了只能吃上一口雪。大家互相鼓励着，搀扶着，艰难地往上爬。

越往上走，路越险，高原反应越大，人也越头晕，仰面看，头顶上有人，低头看，脚底下也有人。这时候人已经走到了疲倦的极限，但是谁坐下来，谁就永远起不来。雪山的天气就像孩子脸，变化无常。一开始还艳阳高照，突然间就能狂风暴雨，下起冰雹。战士们第一次碰到冰雹天气时没经验，都把斗笠顶在头上，结果斗笠全被砸得破破烂烂的。后来就用洗脸盆顶在头上，陶的、铜的，冰雹敲打在上面“叮叮当当”就像音乐。有时候大家没有来得及准备，核桃大的冰雹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大家只好用手捂着脸走路，冰雹砸在手上，生疼生疼的。还有好些战士猝不及防，跌倒了，滑下山了，就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午后时分，队伍到了山顶。大家都很累，也很高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不过山顶空气稀薄，大家没敢停留就继续往下走了。傍晚，舒启兴所跟随的连队终于翻过夹金山，抵达小金县。

下山后，连队遭到当地土司武装突然袭击。子弹从他的右手手肘射进，又从右肩膀穿出，他旁边的几个战友都牺牲了。为了养伤，舒启兴被留了下来。带着连队发的30斤粮食，返回了家乡。

红军铁流两万五千里，机动作战，给养匮乏，常常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始终严守纪律，秋毫无犯，宁可忍饥挨饿，幕天席地，也决不侵犯群众利益。这与国民党军队“攫民膏以自润、夺民财以自肥”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当年长征沿途的广大群众都亲切地称红军是“人民子弟兵”，而把国民党称为“子弹兵”，因为他们总是抢老百姓的东西。

在毛儿盖，饥饿每天都在吞噬着历经苦难的红军队伍。松潘一带的藏族僧侣上层和普通老百姓被迫强行“坚壁清野”，他们接到国民党严厉的禁令：有偷运粮食到苏区者处死刑;藏民有参加红军、提供粮食者以通敌罪论。大大小小的喇嘛庙里有充足的粮食，但红军总部作出严格规定，藏民的宗教场所，一律不准入内。红军将仅能找到的一点青稞统一分配，有些官兵一天只能吃一顿青稞糊糊。为了生存下去，红军官兵几乎把可以咬得动的东西都作为食物填进肚子：风干了的牛皮，腐烂了的死马，甚至从牛羊粪里拣出来的没有消化掉的青稞粒……

毛泽东也在挨饿。他的头发显得更蓬乱，脸也更黑瘦了。警卫排觉得应该让毛泽东吃得好一点，就背着他，偷偷进了一座喇嘛庙。在一间堆放杂物的平房里，警卫员王七九意外发现了一副腊羊架子。几个警卫员高兴地把它拿回来，想给毛泽东改善一下伙食。正当大家兴致勃勃地商量怎样收拾腊羊架子时，毛泽东进来了。他问明情况后，立刻把脸沉了下来，严厉地说：“你们违犯了群众纪律，在什么地方拿的，还送到什么地方去!”

“是!”王七九红着脸答应了一声，立即拿着腊羊架子跑出门去。

毛泽东看着警卫战士，语重心长地说：“我说过多少遍了，要你们严守纪律。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不了解我们，再加上敌人的反动宣传，见我们都躲起来了。要让群众真正了解我们，就得靠我们自己的行动，行动是最好的宣传。”王七九送完腊羊架子回来，毛泽东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用低沉的声音说了声：“我谢谢你!”

这一声发自肺腑的“谢谢”，是红军领导人对红军指战员严守纪律的赞誉。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走一路，把爱人民、为人民的思想播撒了一路。“爱人民”与“人民爱”，化作无坚不摧的力量，化作和谐美丽的音符，奏响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凯歌。

10月中旬，驻扎在靠近瑞金的一个村庄中的红一师师部即将转移，身为红一师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内心极不平静。夜里，他睡不着觉，一个人来到河边沉思。

哗哗的流水声衬托得寂静的夜晚更加安静，空中高挂的一轮明月给大地蒙上一层轻纱。在这样美丽的月夜，谭政的心却无法平和下来，呆呆地看着波涛翻涌、银光闪闪的绵水河，滔滔的河水在月色的映照下滚滚流过，他不禁思绪万千。

多年来，在苏区根据地的生活早让他们与当地的人民情深似海、血肉相连，这一走，乡亲们的安全怎么办?如何向一直支持着红军的乡亲们开口道别?

这片土地上染着多少革命战士的汗水与血水，这用鲜血换来的土地又如何能割舍得下?军队一离开，这些勤劳、勇敢、善良、淳朴的劳动人民很可能又要回到受地主恶霸欺压、受反动派压迫的苦难生活中去了。

一想到这些，谭政的心中就像着了火，急得几乎流下泪来。但他深切地知道，最重要的还是做通同志们和乡亲们的思想工作，不能让红军战士们的士气低落。

一走进会场，谭政心中一惊。参加会议的干部们个个低着头，无精打采，一种压抑的气氛弥漫着整个会常谭政还从未见过战士们这种样子，他下意识地调整了自己悲伤的情绪，决心要从思想状态上为红一师鼓舞士气。

“抬起头来，同志们!”谭政提高了嗓门，大声说着。可是同志们依然低着头，哭丧着脸，没有一点精神。

“怎么啦?这是怎么搞的?”谭政不由得有点恼火。

会场内一片沉寂，突然一位营长站起来，大声说：“谭主任，我想先给您提一个问题。”

“你问吧!”谭政也大声说，声音有力而干脆。

“我想知道，在敌人这么凶狠地进攻我们苏区的时候，为什么上级给我们的命令不是狠狠地反击，却是什么‘准备转移’，我想不明白!”随着这位营长的发言，参加会议的其他战士也都纷纷表示了类似的疑惑。

谭政一看会场的气氛渐渐热烈，大家都不再垂头丧气，就顺着大家议论的话题说：“我也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保存下革命的火种重要呢，还是在敌人进攻最凶狠的现在把我们最后的力量拼个精光，让乡亲们和我们一起死在这里重要呢?”

经谭政这么一问，会场的气氛立刻缓和下来，谭政的问题正是干部们质疑的关键，这些红军中的优秀干部很快领会了主任的意思，他们振作起来，打起精神投入对转移的具体任务分工的讨论中。

散会后，同志们分头去做各级战士的思想工作。谭政看着这些高水平的好干部，心中的愁云也一点点地散开。

第二天黎明，红军的部队整齐列队、整装待发。当地的村民早就聚集在村口送即将转移的红军战士。

本来，这是一次十分仓促的紧急转移，主要是中央领导博古和李德在指挥，包括政治局和红军的高级将领也没有开会研究，都不了解转移的计划，只是听命令行动。老百姓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红军要走了。

许多战士甚至来不及通知家属，但闻讯赶来的乡亲们还是在路旁排成了队伍为他们送行。许多老百姓、红军家属和走不了的红军伤病员都来了，有的还提着鸡蛋、鞋子和衣物，喊着：“早点打回来啊!”

乡亲们一边恋恋不舍地跟着红军队伍走，一边把从家里带来的鸡蛋、饭团往战士们的口袋里装，这些鸡蛋可是他们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他们自己都舍不得吃，在这离别的时刻，他们倾其所有，表达着对红军的无限感激与深深情意。许多村民一边流着泪一边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怎么走得这么急啊?”

……

许多曾经受过村民照顾的红军战士也泪流满面，拉着乡亲们的手感动地说：“大娘，别送了。”

“大叔，等我们打了胜仗再回来孝敬您。”

……

一时间，红军的队伍成了军民混合的人流。

和乡亲们的心情一样，红军战士也在担忧着红军走后中央苏区人民的安危。谭政和几名干部走在队伍的最后，不停地提醒乡亲们注意安全，劝乡亲们不要再送。这样的场面在每一个根据地都极为常见，根据地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是割不断的。

乡亲们不仅仅在背后支持红军长征，从长征开始的第一步，红军队伍就没离开过人民的帮助。红军战士处处为老百姓着想，百姓也各尽所能帮助红军，这才是军民互敬互爱的似海深情。

迢(tiáo)迢长征路上，军民鱼水情深，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渔民李声仁的故事就是这种情感的最佳证明。

李声仁出生在于都，全家以打渔为生，他从小就跟着父母漂泊在河上。1934年10月，红军八万多人的队伍集结在于都河南岸，准备渡河进行长征。十月十六日，恰逢重阳节。晌午时分，李声仁和未过门的妻子王九发在于都河鲤鱼潭捕鱼。几个红军战士将他叫到岸边，请求他们：“老乡，我们要过河去打白狗子(国民党反动派)，想请你们帮忙渡河。”

李声仁夫妇听说是要过河打他们痛恨的国民党反动派，非常高兴，二话没说就一口答应了。不仅如此，他们还立刻回家动员其他老乡帮忙。

下午五点钟，李声仁夫妇如约来到鲤鱼潭渡口和几十条渔船会合。许多乡亲们也自发赶来，帮着送水挑担。一个小时后，渡河开始了。大船每次可以坐十个人，小船每次只能坐五人，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来回一次大约要用二十分钟。

李声仁夫妇同撑一条船，丈夫在船头撑船，妻子在船尾掌握方向。六百米宽的河面，水流湍急，晚上，四下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此时天公也不作美，河面上刮起大风，河上波涛汹涌，小船在波涛上飘摇不定，稍微不小心就会翻船。

由于需要运送的战士非常多，船只又特别少，他们一分钟也没有休息，就这样在漆黑的夜晚，忙忙碌碌，不停地工作，直到天色渐渐泛白。当这对善良的夫妻送完最后一批战士时，他们手上已磨出了许多血泡，但他们没有说一声苦，道一声累。

10月18日晚上，另一批红军到达了于都河边，也要赶着渡过于都河。只休息了一天的李声仁又赶到最西端的石尾渡口，运送这批红军。

这一次渡河从晚上七点钟开始，河上早就一片漆黑了。一片片乌云从月亮前面走过，想把月亮遮住，月亮却透过云片倾泻下皎洁的光芒。借着这一点亮光，李声仁夫妇整整送了一夜。虽然已经筋疲力尽，但他们的心中充满着骄傲与自豪，为自己能帮上红军的忙而感到万分喜悦。

分别的时候，过意不去的红军给李声仁夫妇留下一块大洋、几斤大米和一句亲切的承诺：“感谢你们，等我们打了胜仗，一定回来报答你们!”

两个晚上，他们不计个人安危，用打渔的小船运送了几百个红军，这是多么深厚的鱼水情谊啊!

红军渡河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占领了于都，疯狂地搜捕送红军渡河的渔民，李声仁等船工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迫害，不得不背井离乡，流浪在江西泰和县、万安县等地，直到很久之后才回到故乡，连他的大儿子都是在异乡的船上出生的。

解放后，人民的政府没有忘记他们，工作人员千方百计地找到这些渔民乡亲，成立渔业合作社，让这些为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民过上了平安富足的好日子。

1.小毛驴帮助红军走出长征路的历史典故

2.长征中战友被冻成“石头”的历史典故

3.长征路上战胜疾病的历史典故

4.红军长征吃得苦中苦的历史典故

5.长征途中让人感动的历史典故

6.红军长征途中吃马肉的历史典故

7.马背上的小红军长征历史典故

8.百余红军在长征路上跳崖牺牲的历史典故

9.长征历史典故：夹金山的一天

10.长征历史典故：不朽的丰碑

一支长长的红军队伍，在云中山的冰天雪地里，顶着混沌迷蒙的飞雪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像狼似的嗥叫着，要征服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的马，早已让给了伤号骑。将军和战士们一道踏着冰雪行军。他不时被寒风呛得咳嗽着。他要率领这支队伍向前挺进，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道。等待他们的将是十分恶劣的环境和十分残酷的战斗，可能三天两头吃不上饭，可能要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哦，可能太多了，这支队伍的素质怎么样呢?能不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

将军思索着……

前面的队伍忽然放慢了行军的速度，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干什么。

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将军的警卫员回来告诉他：“……前面……冻死了一个人……”

将军愣了愣，什么话也没说，朝那边走去。风雪太大了。他步履有些踉跄，眼睛有点迷离。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一动也不动，好似一尊塑像。他浑身都落满了雪，可以看出镇定、自然的神情，却一时无法辨认面目，半截带卷的旱烟还夹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烟火已被风雪打熄。他微微向前伸出手来，好像要向战友借火……“怎么?他的衣服这么单薄、破旧?像树叶，像箔片一样薄薄地贴在身上……他的御寒衣物呢?为什么没有发下来?

将军的脸上顿时阴云密布，嘴角边的肌肉明显地抽动了一下，蓦然转过头向身边的人吼道：“叫军需处长来，老子要……”一阵风雪吞没了他的话。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

“听见没有?警卫员!快叫军需处长跑步上来!”将军两腮的肌肉大幅度地抖动着，不知是由于冷，还是由于愤怒。

终于，有什么人对将军小声地说了一声：“这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就要发火的手势突然停住了。他怔怔地伫立了足有一分钟。雪花无声地落在他的脸上，溶化成闪烁的泪珠……他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了右手，举至齐眉处，向那位与云中山化为一体的牺牲者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雪更大了，风更狂了。大雪很快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变成了一座晶莹的碑……

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地钻进了弥天的风雪之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又坚定的脚步声在说：“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长征一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就四处围追堵截红军队伍，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下了重重关卡，大大小小的战役打了一路，但长征路上的第一场硬仗——湘江之战，却是不得不说起的一战。

湘江战役是红军在长征开始阶段打得最惨烈的一次战役，甚至可以说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看着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江水，战士们的眼泪都流干了，这次惨败让许多有识之士警醒，他们都在思索着：为什么会失败?以后的仗要怎样打?

1934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抢渡湘江的命令。这一命令立刻让行进中的红军队伍紧张起来。当时，中央红军后有追兵，左右两边又有堵截，湘江横在眼前，及时抢渡是大部队转移唯一的选择。

11月21日，防守湘江沿线的国民党兵不敢与红军硬碰硬，以兵力不足为借口，撤走了原本驻扎在湘江防线的部队，使蒋介石计划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无人防守的缺口。这是天赐良机，能不能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就在此一举，但中央红军却没能抓住这个机会。

自中央军委下达了渡江命令之后，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就于二十七日赶到了界首渡口。由于原来的驻军已经撤走，而被蒋介石派来接替防守的部队还没有赶来，这个渡口就无人把守。

红军战士没有经过战斗就顺利占领了这一渡口，并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六十华里的湘江两岸。而此时，中央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远的地区，只要赶到渡口就可以平安地过江了。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湘江两岸都在红军的控制之下，不用顶着枪林弹雨渡河。剩下的工作就是争取时间，在敌人的守军还没来之前渡过湘江。

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着一道，但中央军委纵队就是加快不了速度。敌人随时都会来，所有人都焦急万分。

红军的行军速度一直都很快，怎么这一次就是快不了呢?原来，在突围前，中央领导想将整个中央苏区几年来的家当都搬走，雇佣了几千名挑夫，整个兵工厂都拆卸下来，绑成担子。凡是能带走的东西都装在驴子和马匹上，比如大炮、印钞机、文件档案，都带上了，就连工厂里的机器也不例外。

一门大炮拆卸以后就要八个人抬着走。大炮底盘就要十几个人才抬得动;工厂的石印机也舍不得扔下，要七、八个人抬着。这样庞大的运输队伍，在宽阔的大道上都不可能走快，更不用说在湘江沿岸的羊肠山道上了。

而当敌人摸清红军是要转移到湘西以后，就从四面八方调集重兵建立了三道封锁线。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不顾敌我力量的强弱对比，仍然采取硬碰硬、死拼的办法对付敌人，反对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游击战术。这样一边打一边走，还带着大量的负担，使红军每天行军的速度跟蜗牛一样。

11月 26日，走了八公里;

11月 27日，人困马乏，走得更少了，只有六公里;11月28日，军委纵队不得不改变计划，丢弃了一些笨重的器具，这一天走了二十八公里;11月29日，情况更加紧急，军委纵队命令，红军战士只留下必备的口粮和武器，全速向湘江进发。这一天走了三十二公里。

足足用了四天时间，中央军委纵队才赶到湘江岸边，准备开始渡江。遗憾的是，同样是在这一天，国民党的湘军和桂军也赶到了。敌人的部队蜂拥而至，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猛烈的攻击。

湛蓝的天空上飘着大朵大朵的白云，碧清的江水被习习的江风吹得波光粼粼，十分好看。湘江即使到了深秋，水势仍然很盛，风景如画的湘江沿岸，忙着渡江的红军战士坚守在两岸的渡口上，为了掩护中央军委渡江，他们丝毫也不敢放松警惕。

就在此时，白云之间忽然传来隆隆的巨响，黑压压的飞机铺天盖地地从云层中冒出来，在滚滚奔流的江上狂轰滥炸。红军没有高射炮，只能任敌人的飞机轰炸，完全没有反击的机会和能力。

有恃(shì)无恐的敌机大模大样地在天空中盘旋，有些甚至贴着树梢飞行。刚到江心的战士们死伤无数，鲜血染红了湘江的水流。

与此同时，敌人的大炮也在攻击着我们的红军战士。

炮弹一发又一发，红军的阵地上炸开一团又一团的火光。在重武器上，红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装备根本无法相比，但为了掩护中央军委成功过江，战士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炮弹与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躲避的战士被震得耳鼻出血，甚至昏死过去。但战士们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保卫中央军委纵队安全渡江!

武器装备简单的红军，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挡住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和炮弹，那种情景是难以想象的，是十分残酷的。但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红军战士们硬是用身体阻挡了敌人两天的进攻。

敌人的炮弹好像永无止境，红军战士心中的信念却比轰轰来袭的爆炸声更加坚定，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12月月1日，战争打响的第三天，战况进行到了最艰巨的时刻。敌人不再用重炮和飞机等重武器，而是对湘江两岸的红军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控制渡口，拦截正在强渡的红军队伍。这是面对面的厮(sī)杀，是生死存亡的战斗，是意志力与精神力的较量。

这个时候，什么都不再重要，双方拼的是勇气，是信念!不管敌人带着多么先进的武器冲上来，红军战士硬是用刺刀，用自制的手榴弹挡回去。

敌人的一个连被打退了，又冲上来一个营。

一个反动派冲过了防线，就有一个红军战士毫不犹豫地迎上去，给敌人迎头痛击。

敌人用机枪扫射着向前进攻，就有红军战士以身体作掩护，让战友们得以打退敌人。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役，但不管情况多么艰难，界首渡口始终掌握在红军战士们的手中。湘江两岸洒下了千千万万红军的鲜血，战士们却始终没有停止战斗。

12月1日下午五点钟，中央领导和红军大部队终于全部渡过了湘江，结束了轰轰烈烈的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中，红军以巨大的代价突破了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战后清点人数，红五军团和少共国际师都损失过半;红八军团损失更为惨重，有三分之二的战士都在这一役中丧生;第三十四师在战斗中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拼尽全力，直到弹尽粮绝，除个别战士受重伤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壮烈牺牲了。

出发时，红军的队伍浩浩荡荡，有八万多人。但渡江之后，仅剩下三万多人，其中还有许多轻、重伤员。

望着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江水和江上漂浮着的烈士尸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几位中央红军领导的心情都异常沉痛。许多成功渡过江来的战士都痛哭流涕(tì)，为自己昔日的战友悲痛万分。

被狂轰滥(làn)炸之后的湘江，天空中浓烟滚滚，雾气笼罩，朵朵乌云浮在低空，使硝烟弥漫的江上更加压抑。原本碧清的湘江水已成了血色，秋风吹过，荡开红色的涟漪(lián yī)，满目都是尸体、行李、破碎的枪支和衣物，场面沉闷而悲壮。

往日并肩作战的同志，经此一役后就长眠江底，再也见不到了。这是红军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许多领导人都因此清醒地认识到，此时中央领导们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再这样继续下去，不仅长征无法完成，中国革命也将遇到极大的危机。

这场战役以后，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以及要求更换领导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使红军革命的方向有了向正确路线扭转的条件。

湘江之战中没有个人英雄，因为全体参加了湘江战役的红军将士都是英雄。他们凭借着极其简陋的武器和还没有修筑完成的工事，互相掩护，用生命的代价打退了一批又一批国民党反动派，用忘我的厮杀保存了革命的火种，用血的付出敲响了人们心中的警钟，是血色湘江之上最值得我们崇敬和怀念的集体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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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长征历史典故：不朽的丰碑

我们的国家人口众多，民族也很多，五十六个民族团结在一起，齐心协力保卫和建设我们共同的家园。

天宝是我们的藏族同胞，原名桑吉悦希，1935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是早期的藏族党员之一。在四川省，在藏民们心中，天宝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不仅当过喇嘛，当过红军，当过西藏自治区、四川省的党委书记，而且他的汉名还是毛主席亲自取的。

1917年2月，小天宝出生在四川省马尔康县的党坝乡，他的原名叫桑吉悦希。党坝乡是藏族聚居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孩都要送进寺院里去当喇嘛，用藏语说叫“扎巴”。桑吉悦希共有兄弟三人，他是老大，从很小的时候就进寺院当了喇嘛。

党坝乡位于阿坝地区的东南部，那个时候，整个地区都在森林和草原的包围之下，交通十分不方便，平时很少有外地人来，当地的乡民也很少走出去，几乎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桑吉悦希所在的寺院很小，全院没有活佛，只有二十二个喇嘛，像桑吉这样的小喇嘛每天就跟着老喇嘛学习藏文，早晚念诵佛经。

如果不是红军来到了党坝乡，桑吉也许就会像千千万万的当地乡民一样，在那个小寺院里当一辈子喇嘛。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转移到阿坝地区一带，驻扎下来等待同中央红军会师。这在当地藏民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方头圆脑

——灭族灭教

——共产共妻

……

这些国民党反动派在乡民中散布的谣言，在藏民心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对红军有很深的误会，纷纷逃到山上藏了起来。桑吉从小胆子就大，天不怕地不怕，加上又是喇嘛，就想留下来看护寺院。老喇嘛怕他小小年纪会遭到迫害，还是让他随大家躲上山去。

藏民们在树林的掩护下，偷偷观察着红军，看他们到底是不是像传言中的那样凶恶。这一比较才恍然大悟，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的军队截然不同。

他们不仅没有传言中的三头六臂，反而很和善，不进寺院，也不毁坏民房。尽管言语不通，但还是笑嘻嘻地打着手势想同藏民交谈，对藏民的态度十分友好，还把土司头人的东西拿出来分给无法过活的穷人。

胆子大些的年轻人就悄悄地摸下山，慢慢地试着和红军接触。他们惊奇地发现，同国民党宣传的恰恰相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着想。

渐渐地，红军队伍受到了藏民的欢迎。先前藏起来的藏民都回到村庄，他们和红军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看到红军战士辛劳，他们有的送茶水，有的送鸡蛋，有的还强烈要求参加红军。

看到朋友们都参加了红军，穿上了神气的军装。十八岁的桑吉也动了心。他们能当红军，我为什么不能当红军呢?他来不及同父母商量，就迫切地报了名。

在当地，喇嘛参军的先例并不多，多得是被强迫抓去当壮丁的人，桑吉的主动参军使很多人都受到了感染，纷纷要求加入。

在参军的藏族青年中，桑吉懂得藏文，算是知识分子，因此一开始就被任命为副队长，专门为红军筹集粮食。刚参加红军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

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桑吉随左路军长征。这一年的冬天，红军在当地建立起丹居藏民独立师。

这个独立师原来是当地头人的武装。用来管束当地藏民，进行治安防卫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在考虑过后，决定继续保留和发展这支部队，并从红军队伍中派出了许多骨干充实进去，扩建成一个独立师。

此后不久，由于桑吉任务完成出色，就被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

独立师的同志多是藏族人，他们身材高大魁梧，特别善于骑马射箭，大多数人都能百步穿杨。他们的任务是替全军站岗放哨，警戒敌人来袭。警戒范围非常广阔，东西长一百多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

作为青年政治部长，桑吉要在这广阔的地区来回跑，做政治工作，忙得脚不沾地，有时候刚到营地，连一口水都来不及喝，就又要出发，跟着政委和师长去另一个地方工作了。他就是这样勤勤恳恳地忘我工作的。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红四方面军总部要求每个战士准备十五斤粮食。但草地不产粮食，居民少，劳动力也少，加上红军几万大军来回过了几次，粮食都吃得差不多了。这可急坏了桑吉。他带着队员们到处筹粮，挨家挨户地询问，不遗余力地宣传，见人就说：“红军是百姓的军队，不拿咱老百姓一针一线。这么好的队伍到哪儿去找啊!”

“兄弟，红军是咱们穷人的保护神，咱们可不能让红军空着肚子上战场啊!”

“不是红军打倒坏头人，咱们早都饿死了，咱们不能忘恩负义啊!”

“咱们藏民最知恩图报，乡亲们尽自己的一份力吧!”……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耐心细致的讲解和劝导，一些寺院把寺里积存多年的青稞和茶叶都捐了出来。

“拿去吧，是红军救了咱们大家埃”

“希望红军打个大胜仗!”

这些宝贵的粮食有力地支持了红军长征，使许多战士支持着走出了草地，走向了长征最终的胜利。长征的胜利离不开各个民族同胞的帮助，这份恩情，每一个红军战士都不能也不会忘怀。

长征结束后，中央党校成立了一个少数民族学习班，桑吉悦希由于工作出众，又有文化，就被任命为班长。

那个时候，革命刚刚取得初步胜利，共产党的领导们决定要培养一批有文化、有思想的骨干，所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党校来讲课，给学生们讲解各方面的知识。基本能保证每周有一位中央首长来作报告。

有一次，毛泽东到中央党校来讲课，学员被他深入浅出、精彩异常的讲述吸引住了。课堂上不时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刚一下课，学生们就自动列队欢送。

看到少数民族学员们围拢过

来，毛泽东把烟一点，抽了一口，然后亲切地说：“今天我讲的话，同志们听懂了没有?听懂了多少?”学员们拼命点着头，表示听懂了。有几位还抢着说出自己的学习心得。毛泽东一边微笑着听一边往前走，不住地点头。

走到桑吉面前，毛泽东忽然停了下来，校领导赶快介绍：“这是一位藏族同志。现在担任这个班的班长。”

毛泽东幽默地说：“了不得嘛，当了领导，还带‘长’哟!我都比不得喽!”

看到自己一直崇拜的党中央领导就站在自己面前，还亲切地同自己说话，桑吉有些不好意思，紧张得满脸通红。见此情况，毛泽东拍着他的肩膀说：“别紧张嘛，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我叫桑吉悦希!”桑吉大声地回答。

毛泽东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的名字是很有讲究的。”

桑吉有点害羞，抚着后脑勺说：“‘桑吉’的意思是佛祖，‘悦希’是宝贝的意思。这是父母求活佛给取的。”

毛泽东一听，笑了：“了不得，了不得!又是佛祖，又是宝贝的!”然后对着大家说道：“你们大家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上天，也是你们的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埃”此时此刻，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他想了想，又对桑吉说：“长征时我到过你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很大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做‘物华天宝’，和你那个‘桑吉’的意思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

“好!”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在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员就一起鼓掌，连声叫好。桑吉听了高兴得跳起来，连声说：“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于是“天宝”这个名字就在中央党校和延安的军民中传开了，从此以后，这个幸运吉祥的名字就伴随了天宝一生。

像天宝这样的少数民族好战士有许多许多，正因为有他们这样的英雄人物存在，我们的长征才能胜利结束，我们的革命才得以转危为安。多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故事，我们会受到更加深刻的教育。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派了两个团防守泸定桥，阻拦红军北上;后来又调了两个旅赶去增援，妄想把我红军消灭在桥头上。我军早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敌人的两个旅援兵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敌人前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

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钟，离泸定桥还有110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们都淋透了。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继续前进。

忽然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对岸的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的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红军撤下来的。”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在后面了。

泸定桥离水面有好几丈高，是由13根铁链组成的：两边各有两根，算是桥栏;底下并排9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桥上摇摇晃晃，就像荡秋千似的。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链。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山峡里直泻下来，撞击在岩石上，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涛声震耳欲聋。桥对岸的泸定桥背靠着山，西门正对着桥头。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凭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更加奋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红军的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一九三五年，红一、四方面军在雪山脚下会师后，经过中央军委的反复研究，制定了夏洮计划。把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八月二十日，又在毛儿盖地区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西进主义政策，决定向东发展，取得陕甘地区，作为新的根据地。随后，右路军就进入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排除万难的红军终于走出了草地，并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泥泞(nìnɡ)和饥饿，在八月底以前到达了班佑、巴西地区，这是十分不易的。与此同时，左路军也于八月二十日开始，经过草地到达了预定的阿坝地区。

若尔盖县求吉乡和包座乡交界处，有一个叫包座的地区，分上、下包座，多为高坡、森林地带。此地位于松潘北部，在群山环绕之间，地势十分险要。

在这里，有胡宗南的独立旅第二团，分别在上包座的大戒寺驻扎一个营、在求吉寺驻扎两个营。敌人凭借山坡陡峭，树林茂密，筑起了许多碉堡，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

要想东进陕甘，必须从这里打过去。胡宗南发现红军要过草地北上，又紧急调来第四十九师，由松潘以北的漳腊地区快马加鞭，支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线安下重兵堵截红军。

此时，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的道路，成了摆在右路军面前最迫切的任务。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提出请求，要求把攻打包座的任务，交由红四方面军来承担。中央军委考虑了他的意见，同意了他的部署。

徐向前不仅要消灭包座的敌人，还要把前来支援的敌人也一网打荆具体部署是这样的：三十军第二六四团负责攻击在大戒寺的敌人;同时三十军的主力第八十八师、八十九师，埋伏在上包座西北的山林中，准备消灭敌人的援军——第四十九师;而四军第十师攻击求吉寺的守敌，四军主力则负责控制各处要道，随时准备战斗;这样，徐向前还是不放心，于是又派了红一方面军第一军为预备队，在巴西和班佑地区等待时机。

二十九日黄昏，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按照部署，向敌人发起了攻击。一时间尘土飞扬，杀声震天。枪炮声响了一夜，战士们呐喊着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冲锋。到黎明时分，红军已经扫清了敌人外围的据点，炸毁了好几座碉堡，并攻占了大戒寺。

战士们个个欢欣鼓舞，敌人却肝胆俱裂。剩下的敌人都退到大戒寺后山的碉堡中，妄想等着他们的援兵来救他们。为了把援军引到大戒寺来，一举消灭。红军战士们围住碉堡，就是不进攻。

三十日夜里，天黑漆漆的，树林中更是一片漆黑。敌人的援军，第四十九师的先头部队二九一团赶到了大戒寺南部。守在林中的红三十军一看敌人到了，立刻打起精神。

为诱敌深入，红三十军派二六四团出击。指挥员对二六四团团长三令五申：“记住，许败不许胜，做得漂亮点儿，别让敌人起疑心。”

“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你小子!别打上瘾了，忘了任务。”

团长呵呵一笑，说“您就瞧好吧!”

二六四团领着任务，出去跟敌人周旋。他们打一会儿，就退几里地，不一会儿就撤到大戒寺东北方的山区中，奉命隐蔽起来。

许多战士都不明白怎么回事，纷纷来找团长，团长哈哈大笑，说：“一会儿有你们打的，急什么!”

战士们摸不着头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团长拍了拍身边一位战士的肩膀，说：“指挥员又在动心眼儿了，等着包围援军吧!”

同志们这才懂了，都竖起了耳朵听着不远处的动静。

敌人见红军阻击无力，一会儿工夫就逃得没了影子，包座的敌人又不停告急，就放心大胆地急速前进，赶向大戒寺。

红军隐蔽在林中不动，一直等到当天下午，敌人的二九一团和二八九团开进了包座河西岸，二九四团开进了包座河东岸，而第四十九师的师部开进了大戒寺以南，全都被诱入红军的伏击圈内。

下午三点，红军向敌人的四十九师发起了总攻。隐蔽在山上林间的红军将士一齐冲出来，向敌出击。红军第八十八师的第二六八团，从包座河以西，像一把钢刀一样，插入敌二九一团和二八九团之间，迅速切断了东西两岸敌人的联系。此时，敌人的四十九师，被红军分割成三块，谁也顾不上谁。

自从爬雪山，过草地以来，红军战士好久没有和敌人进行过正面的战斗了。总是被敌人追在身后，总是在紧张地赶路。这一次，走出了草地，奔着更光明的未来前进的红军战士，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

反观敌人，在红军身后疲于奔命了许久之后，也没对红军造成什么影响。从将领到士兵，他们哪里受过这样的苦?所以，虽然他们从身体条件上看，比红军战士强壮，但从精神上讲，就比红军战士疲惫很多。本来就不高的战斗力，自然更加下降了。

一小时后，敌人的二九一团被完全消灭;又经过七、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胡宗南的第四十九师，终于被英勇的红军战士全部消灭。他们的师长伍诚仁在受重伤后跳河。而固守在大戒寺后山的二百多名敌人，见大势已去，在红军说服下全部自动投降了，与此同时，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求吉寺中的敌人也被消灭了。

战士们见打了个大胜仗，高兴得唱起《凯旋歌》来：

高举起来我们胜利的红旗，

看日本强盗和汉奸正在死亡和崩溃。

我们铁的红旗胜利了，

打坍(tān)了卖国贼。

……

勇敢前进，

勇敢前进，

红军胜利万岁!

大家一边忙着打扫战场，一边比着谁杀的敌人多，谁比谁更英勇。上包座的山林间，到处是红军战士们的欢声笑语。爬雪山，过草地以来，他们还从没这么高兴过呢。

这场战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两方面军密切配合，行军部署井然有序。这一仗，消灭和俘虏了敌人五千多人，重型机枪和长短枪近两千支。

长征以来，还没有哪次战役上获得过这么多的战利品。

除了武器，还有红军队伍急需的骡马、粮食和弹药。红军下一步就要北上，这些物资正好补充军中所需，也为红军北上提供了一部分物质条件。

包座战斗的胜利，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肃南部进军的通道，使敌人企图把红军困死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也使红军北出四川，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得以成功实现。

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一天，红一方面军要实施转移，离开革命之都瑞金。战士们含着泪告别了那深深依恋着的土地和人民。由三十名女同志组成的队伍，也夹在其中。

她们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回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许多人的父母双亲，挚爱儿女，都因为革命工作需要而留在这里，她们怎么舍得离开这片土地呢?

但依恋归依恋，由于革命需要，这些女红军必须跟着部队转移，在卫生部和休养连开展工作。这些女战士都是不畏艰险，勇于向前的典型，这么艰巨的任务，她们不会因为一己之私而后退的。

出发时，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被分在卫生部。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都是几位领导的夫人，另在一起。

加起来有三十名女同志。

当时的转移叫战略转移，出于领导们的要求，卫生部带的物品特别多，有药箱、担架，连X光机也要抬着出来，行动非常迟缓。而且，由于这次转移属于秘密行动，白天不能赶路，只能夜间行进。

天公也不作美，连着几天都阴天下雨的，同志们衣服都湿透了，贴在身上特别难受。泥泞的道路，非常难走。

同志们搬着沉重的器具，常常摔倒。那根本不是走路，只能说是在泥水里连滚带爬。

走了一个多月，才来到湘桂边境。由于多次与敌人遭遇，打了好几场仗，队伍中的伤员越来越多，卫生部的任务就越来越重，有几位妇女同志被调到担架连，负责抬担架和照顾伤员。原本就十分沉重的行李，分派到剩余的几位同志身上，更是举步维艰。

随着战争的继续，考验这些女同志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

一次，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部队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农民吓得扔下担架就跑了。把那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下。另一个抬担架的农民在担架旁急，却没有办法。

恰好一位卫生队的女同志，看到了这幅场景，她想：不能扔下伤员!于是不顾危险地冲上去，抬了担架就跑。

山势十分陡峭，为了保护伤员，女同志只得跪着爬行，膝盖上磕破皮，流了不少血，肩膀也磨出了血，钻心地疼。

但她知道不能停下，就算再累也得跟上队伍，不然伤员无法得到很快的救治。跌跌撞撞地，终于下了山，女战士把担架放到安全地带，再也支持不住了，趴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

原来她本身就有病在身，身体非常虚弱，自己都很需要人照顾。另一个担架员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不能干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抬吧，不然你要吃不消的。”

但荒山野岭的，上哪儿找男人去?女战士吐完血，用袖子抹了一下，抬起对她来说重于千斤的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在长征路上，像这样抬担架的女同志，还有好几个。她们完全忘了自己是女人的事，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照顾伤员是这些女同志的主要任务，但这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部队行军中缺医少药，许多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女同志们以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但也就只能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吃。有些受伤轻些的，能拄着拐棍自己走一段。但有的重伤员必须用担架抬着。例如英雄钟赤兵，就是被女战士们抬着走完长征的。

女同志们十分细心，她们知道，由于部队缺少药品和粮食，伤员同志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所以，她们除了要护理好伤员的伤口，还要关注他们的心情，让他们尽量保持愉快，并且要四处找粮食。

这些工作让三十个女性来完成，实在是太艰巨了，但坚强的女战士们硬是坚持下来了。

长征时，她们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病痛：邓颖超在江西苏区时就患有严重的肺病，她的身体极度虚弱，是被担架抬着走上长征路的，一路上吃了不少苦。但她仍然亲切温和，坚强地与病痛抗争着。

吴仲廉同志是一双小脚，这是旧社会带给她的磨难。

但她爬山走路从不落后，休息时还帮忙照顾其他同志，她是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的，其中的艰苦想一想就知道了。

还有几位女同志，在长征路上经历了怀孕生子的痛苦折磨，这也是夫人团的长征路走得倍加艰辛的一个方面。

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红军。她是怀着孕偷偷跟上长征队伍的。等到队伍发现时，再让她回去已经太危险，就放到干部休养连，让女同志们好好照顾她。谁知道她根本不用别人照顾，还抢着去照顾别人。

夫人团的女战士们还是精心地看护她，因为她是第一胎，很容易出危险。她就这样挺着个大肚子，跟着长征队伍走。在翻越著名的老山界时，一向活蹦乱跳的她，走得很吃力。有一位女同志搀着她。她还是很不舒服。

“怎么样?肚子疼吗?要不休息一会儿?”

“有一点儿，没事儿，等过了山再休息吧。”曾玉忍着痛笑一笑，坚持着爬过了山。下山没多久，她就生了。当时生了好久，她的脸都疼得扭曲了。

生完孩子后，她很虚弱，当时部队里没有吃的，女战士们就采来豌豆苗，熬成汤给她喝。蔡畅知道后，说：“不能饿着孩子，也别让大人落下玻”然后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小麦面拿来，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给她们母子俩喝。这位坚强的女性，就是在长征途中的艰苦条件下，经历了她人生中的重要环节——分娩。

在长征路上生产的还有贺子珍和陈慧清。在离开瑞金时，根本不知道怀孕了，就这么跟着队伍走上了长征的道路。长征开始不久，她们先后发现已经怀孕了。

陈慧清生产时难产，她经受了非人的折磨。那时中央红军正在急行军，成千上百的敌人正紧紧追在身后，红军必须尽快通过贵州境内的一个山口。正在此时，二十六岁的陈慧清却要分娩了。

走是不能走了，战士们把她被抬到了路边的一个草棚里，焦急地守候在一边。但陈慧清因为难产，在草棚里疼得直打着滚。派去拦住敌人的红军寡不敌众，耳听着枪声越来越近，跟着守在一边的董必武对警卫员说：“去，告诉董振堂，这里在生孩子，让他必须把敌人顶住!”

董振堂把三十九团团长吴克华叫来说：

“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就给我顶多长时间!”

三十九团的红军战士，在距离陈慧清生产的草棚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用简陋的武器拼杀中，硬是阻住了敌人的进攻。战斗中，不断有战士跑过来问：“生了没有?还要多久?”

整整两个小时之后，孩子终于出生了。此时的陈慧清早已昏迷不醒，来不及看他的孩子一眼。董必武立刻让人把她抬走了。看着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年近五旬的老红军连连叹气，他掏出一张纸条，在上面恳切地写到：收留这个孩子的人是世上最善良的人。

然后他把纸条放进包着孩子的衣服里，把孩子轻轻放在了依然硝烟弥漫的路边。

陈慧清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或者说，陈慧清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孩子。这位坚强的女战士，在清醒过来之后，就面对了失去了孩子的残酷现实，这给她的身心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最受苦的就是贺子珍，她在山间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四个孩子，但孩子不能跟着行军，她见大家为难，就主动说：“把孩子送走吧，跟着我他也长不大。”

警卫员抱起刚出生的孩子，翻过山去寻找人家。回来后，对贺子珍说：“是个老太太，长的挺和善的。”贺子珍听了，半晌没有声音，然后，一直没有掉泪的她突然“哇”的一声，嚎啕(háotáo)大哭。

长征路上，她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抬伤员，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涉江河，吃野菜，啃树皮，历尽千辛万苦，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许多女战士都从鬼门关之前过了几次。

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环境酷寒，满山遍野全是雪。脚下踩的是厚厚的冰层，又硬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摔入万丈冰崖之下。女战士们背着卫生用具，有的还抬着担架，常常走一步退两步。

山上空气稀薄，呼吸不过来的时候，憋得脸发青，许多战士倒下去就再也没站起来。而女战士们一路跌跌撞撞地跟着队伍，用自己病弱的身体与严酷的大自然抗争。

过草地也是如此。草地像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变化多端的气候，深浅不知的草甸。

它时而哭，时而笑。一会儿晴空万里，碧空如洗，天高云淡，骄阳似火;一会儿天低云暗，乌云密布，狂风怒吼，阴雨绵绵;一会天公大发雷霆，电闪雷鸣;一会瓢泼大雨，倾盆滂沱(pānɡtuó)……那里的水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的气味。

不知道有多少动物的尸体，曾陷落在里面。

而为了不步那些动物的后尘，走路要非常小心，要不然陷进泥潭，很快就会被吞没。救也救不上来。女战士们一边忍着饥饿，一边背着过重的行李，在草地上小心翼翼地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这样看来，她们又与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不同：她们以病弱的身躯，明显小于男性的力气，甚至是不利于远行的生理条件，坚持不懈，顽强拼搏，最终和大部队一起走出了草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她们的伟大，在于她们敢于去承担，在困难面前，冷静地想办法。整个行军过程中，她们发挥互助友爱，团结合作的精神，不轻易放弃一个同志，坚持跟着大部队不掉队。谁也没有想到，长征中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但在困难来临时，她们一件一件都克服了。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考验了她们的信念，也磨炼了她们的意志。这三十名女同志，除了三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二十七人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外界看来，她们是柔弱的，但就是这些柔弱的女红军战士，在战斗中以大无畏的精神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更显示了她们的力量与伟大。她们不愧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有力地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1936年5月底6月初，经历了无数的磨难，红6军团到达了西康境内。由于连续的草地行军，特别是长时间的断粮缺水，战士们的体力严重不足，部队疲劳到了极限。粮食问题再得不到解决，部队就很难再前进了。正当大家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叫稻城的小县城和红32军会合了。

红32军是为了专门接应红6军团来到稻城的。在最困难的时候见到友军，大家奔走相告，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本来疲惫不堪的身体好像一下子充足了电。

红32军给红6军团送来了一群大牦牛、肥猪和肥羊，一捆捆的羊皮背心、羊皮手套和睡觉用的皮垫子，还有不少青稞和豌豆。这样多的物资对他们来说真是“及时雨”。其实，红32军也是经过草地行军、忍饥受冻过来的，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红32军的战友们所体现的团结互助精神让人终身难忘。

一番休整后，红6军团又踏上了征程。当时全军上下竟连一口可以做饭的大锅也没有。原来部队集体用的厨具，随着行军作战已全部丢掉了。自从渡过金沙江后，干部战士都是分散野餐，用个人的搪瓷缸子当炊具。可红32军送给他们的这些肉食和粮食，怎样才能吃到嘴里呢?

为了不麻烦当地的藏族同胞，红6军团的先头部队向藏族群众买了几口大缸，用来煮肉。大家正准备美餐一顿时，没想到他们买的那些大缸经不起烈火高温的烘烤，肉还没煮熟，大缸就“砰”地一声炸了。有的连队由于烧坏了大缸，干脆就吃起了半生不熟的肉。买不起缸的连队，就把肉分割给个人，战士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在地上点上火，经过一番烟熏火燎之后，吃起了“熏肉”或“烤肉”，这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对一时吃不掉的牦牛，在行军中部队就用它们来驮枪械弹药，给病号骑，等需要的时候，然后再陆续杀掉改善生活补充给养。

每当大家吃牛、羊肉，看到牦牛在行军中所起的作用时，红6军团的战士们都会深情地怀念起红32军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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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天宝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不仅当过喇嘛，当过红军，当过西藏自治区、四川省的党委书记，而且他的汉名还是毛主席亲自取的。

1917年2月，天宝出生在四川省马尔康县党坝乡，原名叫桑吉悦希，这个乡是藏族聚居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孩都要送进寺院当喇嘛，藏语叫“扎巴”。桑吉悦希有三兄弟，他是老大，很小的时候就进寺院当了喇嘛。

党坝乡位于阿坝地区东南部，交通十分不便，平时很少有外地人来。桑吉悦希所在的寺院很小，只有22个喇嘛，没有活佛，桑吉等小喇嘛跟着老喇嘛学藏文、经文。

如果不是红军的到来，桑吉也许就会当一辈子喇嘛。天赐良机，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转移到阿坝地区一带，等待同中央红军会师。

“方头圆脑”，“灭族灭教”，“共产共妻”……国民党散布的谣言，在藏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对红军误会重重，纷纷逃到山上藏了起来。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桑吉胆子大，加上又是喇嘛，就想留下来看护寺院。老喇嘛心里没有底，还是让桑吉随大家躲上山去。

藏民们在树林的掩护下，偷偷观察着红军，看他们到底有没有三头六臂。有比较才有鉴别，他们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截然不同：不进寺院，不住民房，对藏民态度友好，尽管言语不通，也笑嘻嘻打着手势想同藏民交流，还把土司头人的东西分给穷人。

胆子大些的年轻人，蹑手蹑脚摸下山，慢慢试着接触红军。他们惊奇地发现，同国民党宣传的恰恰相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着想。渐渐，红军受到了藏民的欢迎，有的送茶水，有的送鸡蛋，有的强烈要求参加红军。

看到朋友参加了红军，穿上军装很神气。18岁的桑吉也心动了。他们能当红军，我为什么不能当红军呢?他来不及同父母商量，急迫地报了名。

在参军的藏族青年中，桑吉懂藏文，算是知识分子，因此被任命为副队长，专门为红军筹集粮食。刚参加红军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

1935年8月，桑吉随左路军长征，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不久，他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

丹居藏民独立师是红军于1935年冬天建立起来的，原为当地头人的武装。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决定继续保留和发展这支队伍，从红军中派了很多骨干充实进去，扩建成一个独立师。

独立师的同志多为藏族，身材彪悍，尤擅骑射，大多有百步穿杨之功。他们的任务是担负全军的警戒，警戒线东西长一百多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作为青年部长，桑吉忙得脚不沾地，要在这广阔的地区来回跑，师长、政委经常带着他下基层。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红四方面军总部要求每个战士准备15斤粮食。草地不产粮食，人也少，几万大军来回过，粮食吃得差不多了。桑吉带着队员到处筹粮，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宣传，一些寺院把积存多年的青稞和茶叶都捐了出来。

长征结束后，中央党校成立了一个少数民族班，桑吉悦希被任命为班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党校来讲课，基本保证每周有一位中央首长来作报告。

有一次，毛主席到党校讲课，学员被主席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的讲课吸引住了。刚一下课，学员自动列队欢送。看到少数民族学员围拢过来，毛主席把烟点上，抽了一口，然后亲切地说：“今天我讲的话，你们听懂没有?听懂多少?”学员们拼命点着头，表示听懂了。

毛主席走到桑吉面前停了下来，校领导介绍说他是班长，毛主席幽默地说：“了不得嘛，当了领导，还带‘长’哟!”桑吉有些不好意思，紧张得满脸绯红。见此情况毛主席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别紧张嘛，你叫什么名字?”得到回答后，毛主席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的名字很有讲究。”桑吉有点害羞，挠着后脑勺说：“桑吉”的意思是佛祖，“悦希”是宝贝的意思，是父母求活佛给取的。

毛主席一听，乐了：“了不得，了不得!又是佛祖，又是宝贝的!”然后对着大家说道：“你们大家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上苍，也是你们的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

毛主席的兴致很高，想了想，又对桑吉说：“长征时我到过你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和你那个‘桑吉’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

“好!”毛主席的话音刚落，在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员一起鼓掌，连声叫好。

“天宝”这个名字在中央党校和延安传开了，从此，这个幸运吉祥的名字就伴随了天宝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