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放开二胎政策的原因(精彩12篇)

日前，一则由上海市浦东新区婚登中心出具的告示引发热议。告示中显示，离婚登记工作时间每天受理50个号、上午下午各25个……

离婚也要限号?不少网友愤愤不平，认为这是“神经病规定，拍脑袋政策”，甚至呼吁“干脆彻底取缔离婚办事处好了”。

婚姻自由是我国婚姻的一项基本原则，其既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因此，尊重公民的婚姻自由，就不应该限号，再有理由也不能伤害公民的合法权利。

但是，浦东新区婚登中心真的是限号吗?去年12月，民政部印发新修订的《婚姻登记工作规范》。新规范规定，婚姻登记员受理离婚登记申请，应当分开询问当事人的离婚意愿，以及对离婚协议内容的意愿，并进行笔录，笔录当事人阅后签名。如此来看，新规增加的程序无疑会增加办理离婚手续的时间，导致接待量下降，设定名额更可能是短期内工作现实的需要。

要看到，这样做并非不让公民离婚，而是更便民。一来可保证服务质量，二来能保障正常的工作秩序，何错之有?不设置一定名额，让当事人扑空，办理手续又浮皮潦草，才是对当事人不负责。

当然，仅仅限号还不够，应对新规定，浦东新区婚登中心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推出离婚预约制，减少等待时间;二是增加工作人员，尽量满足当事人所需。

此外，面对“限号大大降低了办事效率”的质疑，我们也该探讨一个现实问题——如何看待劝和不劝离?“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自古以来就被不少人奉为圭臬，甚至被视为一件积德事。一些婚登工作人员还因劝人不离婚获得了表彰。比如，武汉市一登记员曾获最美“红娘”金奖，原因是多年来，她以“打印机坏了”“网络故障”等借口，使500多对夫妇在离婚申请被迟滞后自主取消申请。诚然，有些夫妻嚷嚷离婚只是冲动，工作人员多劝解多撮合，确有必要。新规范增加分开询问笔录程序，想必也有这个目的。

其实，很多国家都在离婚程序中设计了冷静期或等候期制度。比如，加拿大法律规定，婚姻破裂而且分居达一年者，才准许办理离婚手续，除非已有既成的通奸或虐待证据。于此而言，如果工作人员发现申请离婚的人，并未到非离不可的地步，分开询问时花点时间尽力调解，又有何

不可?

至于有人说上海办理离婚手续的市民增多，可能与2月份颁布的上海房产新政有关，则是另一个话题了。总体来说，浦东新区离婚限号并非不近人情，也不是懒政，相反，能让人看出其中的善意。

和房产新政有关?难判断 上海市民政局婚管处副处长孙晓红告诉记者，目前仅浦东推出了限号措施，主要还是前来办理离婚的市民过多，“工作人员已经全员上岗，但原本应该下午4点半下班，一般能在晚上6点钟离开就很不错了。这也是一个不得已的措施。”

办理离婚手续的市民增多是否和2月颁布的房产新政有关?对此，孙晓红表示，今年春节后，确实离婚登记手续有突然增加的趋势，但是否因为房产新政直接导致，还无法判断，“因为即便是为了购房而假离婚，一般在问询时夫妻双方都会说是感情破裂，这个办理离婚登记的工作人员很难判断，只能对他们的离婚意愿进行认真审核。”

孙晓红认为，分开询问让弱势或被胁迫的一方，当着另一方不敢表达的，可以真实讲述自己的意愿，“但是从操作来讲，分开询问至少增加了10分钟时间，以前一对夫妻工作人员可以一起直接询问，一般二三十分钟就能办完，而现在从开始签协议到问询必须全部分开，也就是必须一方问完出去后另一方才能进来，这就导致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几乎要翻倍。”

限号措施是否会在全市各区县推广?对此，孙晓红表示，这需要看离婚的集中量是短期还是长期行为，“我们希望只是一个短期情况，如果是长期的，就可能需要采取限号措施。各区县目前还在观望，将根据本区县实际情况决定。目前各区县都已全线增加了工作人员和保障了办理离婚手续的房间。”

有网友认为离婚限号限制了人们的离婚自由。对此，孙晓红表示，离婚是双方意愿的表达，民政部门并没有对离婚自由进行任何限制，“网友所谓的自由并不意味着24小时公共资源必须对他们开放，比如医院专家门诊，同样也是限号，前来办理离婚手续的市民在取号的时候肯定是平等的，只是时间上有个先来后到。”

孙晓红透露，目前正在和信息部门沟通，希望尽快推出网络预约和现场预约措施，以减少其等待时间，电话预约由于不方便输入身份证等信息，暂时还不考虑。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尽管自70年代初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我国在50年代和1962～1972年间先后出现了两次生育高峰，使得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趋势始终没有改变。进入80年代后，人口增长的速度加快，每5～7年即可增长1亿人口，如此庞大的人口将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So, 1982年十二大，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坚持优生优育，提高人口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百年大计。身为80后的小编，出生时正赶上计划生育时期。

生育要有计划，但计划也并非一成不变，正所谓“文章因时而著，政策因时而易”。从1980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4年提出在农村适当放宽生育两孩的条件，然后是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的通过，再到今天的全面放开二孩，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在处于动态调整的“进行时”。

全面放开二胎有必要且宜早不宜迟。在人口红利出现拐点、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依照现有人口政策，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带来的影响将弊大于利，因此，我们认为目前有必要调整人口政策，即全面放开二胎。由于目前仍处于人口结构变化初期，若要调整生育政策，目前是较为适宜的时间点，因为如果政策调整时间推后，第三次“婴儿潮”(1981-1990)中最年轻妇女也将逐渐迈向30周岁，随着年龄增加，妇女生育意愿将减小，即使全面放开二胎，二孩生育率恐难以得到较大提升，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目前，社会对于全面放开二胎预期高涨，在“十三五”前期研究课题中就包括了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我们预计本次“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将是大概率事件，并且有望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后放开。

8.2015十八届五中全会概念股一览表

2015年7月12日，国家卫计委首次正式回复“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表示“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卫计委一度表示“我国总人口仍然保持增长”，认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还是存在着生育反弹的风险。全面放开二胎新政策目前还没明确生育二胎的时间表，针对2015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是否会实行，目前我国人口情况如下：

1、由于生育率低，国家人口规划指出要完善生育政策。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加速的社会大趋势下，有学者赞同或明确支持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变的前提下，日趋灵活的人口政策将有助于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

2、一项受到学界一定认同的测算显示，如果2015年全国城乡统一放开“单独二胎”，则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100万人左右，超过200万人的可能性很小。

3、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特别提出，近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方案应该是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即有的地区第一胎为女孩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4、专家研究认为，分区域分步分开二孩，可以避免同时全部放开二孩带来的人口大起大落式的剧烈变动，也可避免放开“单独”(即夫妻双方一方是独生子的可生二胎)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问题。

十八届五中全会10月29日正式结束。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外界预期强烈的“普遍二孩”政策将全面放开。券商预计未来4年将多生育2500万-5212万婴儿。

从“十二五”到“十三五”，我国人口政策出现明显变化。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还明确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继续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2013年，我国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如今二孩政策将全面放开。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李长安对记者说：“(我国)大概在2011年就出现城镇新增劳动力负增长，当前青壮年劳动力占人口的比重下降，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在‘十三五’时期全面放开二孩的时机已经成熟。”

对此，有券商分析称，未来二孩婴儿潮所蕴含的消费红利每年超过1600亿元，并将短期推涨楼市，此外，相关概念股的主线逻辑也越发清晰。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在2000年时，60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0.2%，按照联合国标准，我国早在15年前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李长安告诉记者：“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体现在：新增劳动力供应紧张，人工成本上升，这将限制企业规模的增长、侵蚀企业利润。并且老龄人口增加带来社会抚养成本上升，从而进一步限制经济增长。”

从2011年起，我国陆续开始调整人口政策。先是实行了“双独二孩”政策，允许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可以生育二孩。2013年11月，二孩政策进一步放开，“单独二孩”开始实施。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在今年1月时就曾表示，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复合生育率就达到更替水平，当前全面放开二孩的时机已成熟。“在生育制度调整上，我国采取先放开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放开二孩的渐进做法是比较理性的选择。这样可避免农村人口或贫困人口突然过快增长。”李长安对记者说。

专家：符合经济发展方向

在民生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李少君看来，当前全面放开二孩符合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大量的新生人口将增加未来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以及消费者数量。这一方面能解决劳动力供应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能为未来提供年轻、高素质的劳动力。从消费者需求端看，大量新生人口未来将催生消费需求，特别是能催生年轻消费者对文化、服务产业的需求。例如，婴儿出生前后的妇幼保健行业将迎来诊疗人次的增加，婴儿成长中的日用品、奶粉、儿童用药的需求也将增加，早教、文具用品等行业的消费也将上升。

方正证券认为，按生育率中性情况和16岁成年前平均抚养成本20万元粗略计算，二孩婴儿潮所蕴含的消费红利大约在每年1600亿元以上;此外，在房地产领域，一线城市也将面临一次短期的房价上涨压力。华泰证券高级策略研究员薛鹤翔根据8条主线梳理了一批概念股，涉及母婴医疗、玩具、汽车等行业(详见本报今日09版)。

落地时间渐近

尽管五中全会公报显示，将全面放开二孩，但具体何时能够落地，仍存在悬念。根据卫计委官方的表态以及此前相关政策的推出进程，这一政策距离真正实施或许并不遥远。

2015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记者发布会上被问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时说，“政策可以调整，国策不能动摇，时间表没有”。

尽管如此，但在2015年4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卫计委发言人则表示，“单独二孩”不是句号。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表示，已经关注到社会对全面二孩的呼吁和期待，“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

参考单独二孩的推出路径，全面二孩政策真正时间也不远了。据《南方都市报》梳理，从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二孩之后，当年12月，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相关议案，12月末即发布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2014年1月，浙江、安徽、江西等地率先启动政策，随后各省份逐步跟进。截至当年9月，政策基本全面落地，距离中央作出决定不到一年时间。也就是说，参照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还将经历了国务院提交议案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各地实施方案报批，以及地方人大修订计生条例这三个步骤。

2015年10月，《第一财经日报》援引参与政策调研的匿名人士说法称，包括国家卫计委在内的相关方面已经着手就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进行评估和推进，全面二孩政策最快可能在年内就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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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允许实行普遍二孩政策，政策规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

全面放开二胎新政策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房地产带来积极的影响。全面二胎政策对于提振楼市需求，延缓楼市增量房增速下滑会起到一定作用，对当前楼市去库存也有积极意义。相对而言，未来这一政策对高净值人群的置业需求影响更大。从对产品需求的影响来看，大户型、学区房将会越发走俏。

一、三房预计将成最热门户型

关于“放开二孩”对于楼市产生的影响，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分析认为，全面实施二胎政策后，生二胎的家庭改善住房状况成为必然。生育二胎后，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原来一家三口变为一家四口，同时，也需要父母或雇佣保姆一起来照顾家庭，因此住房需求起码变为三房，甚至四房。这对未来改善型住房项目而言是利好。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家庭生二胎的多为经济状况较为良好的家庭，生育二胎后，家庭对于改善型住宅功能性要求更高，比如对户型功能设计应考虑客厅更大的公共活动空间;考虑父母或保姆居住的空间;考虑更多的储藏功能等等，在很多方面都对开发商的产品研发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也将是未来开发商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上海链家研究部总监陆骑麟也认为，二孩的全面放开，对房地产市场而言将会形成一定的冲击，未来最热门的户型将会是三房户型。由于沪上房价持续高位、其他生活成本也位居全国一线水平的情况下，未来也将促使开发商在房型的设计上再次出现转变，未来紧凑的三房户型的供应必将出现一定增加。

二、对高净值人群影响更大

相对而言，“放开二孩”对高净值人群影响更大。戴德梁行董事、华东区综合住宅服务部主管伍惠敏指出，去年2月底上海实行了“单独二胎”，120平方米以上，房型设计为小三房及以上的户型，其全年成交整体呈平稳趋势，但中环以内小三房以上户型自二季度开始成交呈上升趋势。其中，内环120平方米以上该户型成交由1季度的67%上升到83%，中环由78%上升到82%，在成交结构上，中环内的小三房及以上需求有所增加。说明部分受“单独二胎”政策影响的三房购买者以高净值人群为主。一部分上海户籍的75后—90前的适育人群已经出手。

此外，由于生育二胎家庭仍旧将十分注重改善居住条件以后周边学校的质量。因此学区房也将越发走俏。上海链家研究部总监陆骑麟指出，沪上优质学区房的热度近年来一直都很高，此次全面实施二孩之后，势必将对学区房造成更大的冲击。一些原本就居住在学区房的家庭可能由于二孩会推迟出让房源的计划，而由于二孩有学区房需求的家庭则会更多，供应量的减少、需求量的增加，供需矛盾将进一步突显，长期来看，沪上学区房将会越来越走俏。

三、高端大户型积极推盘

受“放开二孩”影响，在大户型需求有望提升的当下，近期上海诸多开发商都在积极推出高端大户型产品。近日，开盘首日即揽金10亿的铂悦·滨江，热销原因之一就是踩准了全面放开二胎后的升级置业需求。旭辉集团上海区域事业部副总经理陈彬表示：“这次产品的户型段守得很准，像这次项目入市90、125、167平方米精装公寓，90平方米2房做到三间朝南，167平方米4房做到三间朝南，125平方米做到三房，而区域内竞品的三房一般面积都接近140平方米。铂悦·滨江总价段和实用性优势相当明显，加上装修标准也是对标大宁金茂府、万科翡翠花园等近期备受认可的高端住宅，引起外界强烈关注也是情理之中。”陈彬还透露，铂悦·滨江是旭辉与香港置地联手开发的综合体项目，住宅另一侧就是香港置地主导的星级办公、精品商业、休闲娱乐等多重业态，兑现了项目动静分离的生活场景切换。

国浩·长风汇都实景样板段近日也已开放，约150-225平方米奢华法式大平层终于亮相。国浩·长风汇都为近16万平方米的法式新古典平层大宅，居内中环长风板块，坐拥核心区域的灵气与繁华，尽享苏州河、长风公园送来的生态和健康气息。然而坐享双资源的景观大宅并不是国浩·长风汇都价值的全部，长风板块的瑧稀地段和对中心资源的掌控，才是他真正吸引高端精英人士的关键。内、中环高架，3线轨交(2、13、15规划中)畅达全城;国盛生活广场、国丰酒店、万豪酒店等配套醇熟;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普陀区妇婴保健院等环伺周边;华师大附幼、附小、附中，曹杨小学、怒江中学等近10所学校优质教育资源完备。

近期有高端大户型新品亮相的还有地产·尚海郦景。该项目是上海地产集团陆家嘴时代巨作，其样板示范区的全球首映揭开了65万平方米陆家嘴滨江CLD神秘面纱。该项目首推138-190平方米陆家嘴新品。全三房设计，大师级空间户型，匹配陆家嘴全球资本门户的非凡格局和贝尔高林、美国JWDA建筑、古北物业鼎级团队实力巨献，陆家嘴公园府生活画卷正式展开。

四、学区房价格可能进一步提升

戴德梁行董事、华东区综合住宅服务部主管伍惠敏

受“全面二胎”影响的人群主要为新上海人，这可能导致三房的成交比例升高，这部分升高主要表现在中环以外的区域上，房型面积的升高导致的总价段提升，对总价预算有限的人群来说，可能会考虑更外围的区域，此趋势也将体现在开发商前期的户型定位及配比上。

此外，受“全面二胎”政策影响，最为受益的将是学区房及周边国际学校林立的近郊别墅区，学区房的价格将可能进一步提升。而周边拥有众多国际学校，可作为第一居所的华漕、徐泾等板块的别墅区域，在户型、环境、教育上适合多子女的高净值家庭，“全面二胎”政策对其销售将产生一定促进。

五、楼市库存压力难以借此缓解

上海中原地产研究咨询部高级研究经理卢文曦

二胎政策对楼市短期贡献恐怕很难显现。首先从时间节奏上来看，二胎政策全面落地要经历多道程序。其次，养二胎并非家庭“刚需”。低收入家庭收入不足以支撑买房，因此其生多生少，对短期楼市难有进一步的贡献。富裕家庭在买房、生育方面可更为自由。但持有多套房的动因并非子女数量增加，而多是出于家庭资产配置所需。中等家庭多生一个子女的决定性因素是收入是否足以应对。关联到楼市来看，其行为则是先有大房子，才会多生孩子。

长期来看，生育政策放开对新生人口增量仍是有贡献的。这部分人口增量对住房的需求则要集中到20多年之后结婚成家才能得以释放。对楼市眼下的库存压力而言，属于远水不解近渴。

总体来说，放开二胎短期主要会对楼市需求结构带来影响，多居室的大户型有望因此受益。但对住房需求总量没有太多新增贡献，楼市库存压力难以借此缓解。

六、短期内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世邦魏理仕研究部中国区主管、执行董事陈仲伟

开放二胎政策对住宅市场短期内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根据之前2013年“单独二胎”政策宣布后的情况来看，实际结果不及预期，大约只有13%符合要求的父母提出二胎申请。因此，此次的政策变化很可能不会带来人口增长方面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出生率的提高肯定会推动住宅需求的增长。二胎政策放宽后，开发商短期或2-3年内不会采取大的应对措施。目前，二线及三四线城市的房屋供应量仍然处于高位，有待市场消化，这是这些市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七、生育二孩而换房的家庭占比有限

上海链家市场研究部总监陆骑麟

今年以来，房地产政策持续利好，特别是对三、四线城市，然而，不少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并未全面回暖。此次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也将进一步刺激这部分三四线城市的市场回暖，但是需求不可能短期内释放。从准备生二孩到出生，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并且相对落后地区已经拥有二孩的现象也相对发达城市更为普遍，并且抚养教育二孩的开支与购房都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很多家庭会在这两个方面做权衡，那么收入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对房地产的利好也是个不确定因素。

对于上海而言，由于生活成本处于高位，虽然单独二孩政策已经实施有一年多的时间，但真正肯生育二孩的家庭并不多，而由于二孩去置换房源的家庭则更少。从上海链家门店了解到，因为生育二孩而置换房屋的家庭还不足10%，因此，全面放开二孩并不会对房地产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并不能改变目前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减缓的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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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尽管自70年代初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我国在50年代和1962～1972年间先后出现了两次生育高峰，使得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趋势始终没有改变。进入80年代后，人口增长的速度加快，每5～7年即可增长1亿人口，如此庞大的人口将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1982年十二大，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坚持优生优育，提高人口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百年大计。身为80后的小编，出生时正赶上计划生育时期。

生育要有计划，但计划也并非一成不变，正所谓“文章因时而著，政策因时而易”。从1980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4年提出在农村适当放宽生育两孩的条件，然后是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的通过，再到今天的全面放开二孩，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在处于动态调整的“进行时”。

全面放开二孩，为几何?

1、单独两孩实践遇冷 生育率低到危险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截至2014年12月，全国仅有不足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而此前的官方预计是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虽然也有专家表示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没有根据，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口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基本要素。没了人口红利，在竞争力上就少了一枚盾牌。

知识贴

“人口红利” 简单通俗地理解为：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

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表明，在扣除技术进步和城镇化的作用外，人口衰减带来的将是人均GDP下降。如果不信的话，看看邻国——日本：长期低生育率被认为是日本经济长达20多年的停滞的根本原因。

2、“银发危机”

从人口结构上看，现在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从2010年13.3%提高到2014年的15.5%。目前，中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老人生活旅居问题也在不断凸显出来。

据联合国统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将有近5亿人口超过60岁，而这个数字将超过美国人口总数。

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出生率降低，年轻人越来越少，今后谁来工作、谁来纳税、谁来养活数以亿计的老年人?

3、“刘易斯拐点”隐忧

知识贴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68年提出。它指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人口红利慢慢消失，最终枯竭。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是中国经济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的关键诱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大量的富余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在催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目前农村问题频发。以“老弱病残”为主的农村人口结构已逐步凸显了农村经济的增长乏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2014年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04年开始民工荒，从沿海城市迅速蔓延到内地，此后再没有停止过，工资从那个时候开始上涨，也没有再停止过，而且是低端劳动者工资上涨。所以2004年肯定是一个起点。如果说区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2010年开始，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不是减慢了，而是一路负增长下去了，所以让我说一个区间，就是从2004年到2010年，这个区间总共才6年，但是这个区间在日本走了30年，在韩国走了40年，中国还是很快的。

4、“失独”社会之殇

近些年来，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从1982年的4.43人缩减至2010年的3.10人，独生子女家庭超过1.5亿户，家庭的生育、养老等基本功能有所弱化。许多独生子女面对沉重的养老负担，常感到有心无力、独木难支，而老人“失独”不仅是家庭灾难，也是社会之殇。

今年7月19日，杭州失独老夫妻在女儿去世百日祭双双自杀的消息令大家心痛不已，同时也不禁深思：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家庭逐渐步入老年，失独家庭成为一类社会创伤。失独家庭所经历的心理创伤、经济压力、医疗养老问题超过一般家庭丧子后承受的痛苦，而这份痛苦谁能解?

5、男女比例失衡

下图为《中国历年男女出生比例》表。按照该图，我们可以将1950到2014的64年时间划分为4个时期，而每个时期的男女出生比例都与背后的经济社会和政策因素变化相符。

注：1950-1989年数据来自张翼：《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原因与对策》，社会科学研究，1997(6);1990-2000年数据来自庄亚尔、张丽萍：《1990年以来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2003;2001年和之后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计划生育政策自1980年开始强化，这分别体现为城市的普遍“一胎”和农村的普遍“一胎半”政策。在重男轻女思想依然普遍和B超逐渐普及的情况下，可能促使男女出生比例节节升高，从1980年的107.4上升到2004年的121.1。

政府自2002年开始“治理”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具体措施包括明文严格禁止使用B超等技术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此外，随着城市化的提升和农村生育观念的改变，对男孩的偏好也可能进一步淡化。与之对应，男女出生比例自2004年达到峰值的121.1之后，整体上开始下降，但到2014年依然处于115.9的超高位。

男女比例失调是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缺一不可。重男轻女的观念虽然已经淡化，但依然会长期存在;禁止胎儿性别鉴定技术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因此，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有效的办法就是全面取消生育限制政策。

二孩生下来，经济搞上去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将会对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问题。短期来看，生育率的提高会对资本市场相关领域的企业经营产生影响，并带来相关投资机会。

从方正证券(7.18 -2.31%,咨询)测算的数据来看，在放开二胎后未来4年内将最多新增加5212万左右个新生婴儿。

而自第5年开始，每年新增新生婴儿数量为480万左右。以4000~5200万左右的保守数字作为假设，按16岁成年前城市农村平均抚养成本20万元粗略估算，二孩婴儿潮所蕴含的消费红利大约在每年1200亿元~1600亿元。

短期内，二孩婴儿潮的到来，将拉动相关食品、玩具、母婴医疗、儿童服饰、家用汽车(SUV和MPV)、教育行业等的发展。

中长期来看，二孩婴儿潮的到来将改变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减缓老龄化速度。根据购房的人口结构，20~44岁的人口是买房的主力，大部分人在25~30岁的时候就会面临首次买房置业需求。

根据测算，如果全面放开二孩，那么在2050年，20~44岁的人口比例将比不放开二胎时增加4%，增加规模达到1.28亿人。这部分新增人口将使房地产行业直接受益。

当然，长期来看，随着放开二孩后，新一轮人口红利的形成和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各类行业都将最终受益。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新京报讯 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上世纪70年代，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缓解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我国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1月写入新修改的《宪法》。

30多年后，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重大转折性变化。人口总量增长势头明显减弱，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多位专家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此次全面放开二孩，并不会带来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与此同时，对于社会中出现的诸如老龄化等问题，该政策仅能起到缓解作用，预计最快在2026年才能显现。

出生率会不会大幅增长?

不会造成出生率猛增;生育高峰可能在2017年出现

人口专家、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由于堆积效应，在全面放开生育后的头几年，出生人数会反弹，但幅度有限。

他认为根据最宽松的估计，反弹最高峰的出生人数也远远低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水平。

在我国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官方曾预计受该政策影响，我国大概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然而，梁建章曾估算称，在全国启动政策平均满一年时，全国申请数量仅有105.4万，新增出生人数会远低于105.4万。而这远低于官方此前的预期。

如，我国人口大省河南在去年6月初正式施行“单独二孩”政策。截至今年5月31日，河南省共受理单独二孩生育申请4.7万件，生育1.3万人。在浙江，2014年实际出生1.6万余人，远低于预期的8万人。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友华认为，“单独二孩是一个很好的实验，证明了百姓的生育积极性不高。因此，即使实施全面二孩以后，人口的增长也绝不会失控。”

人口专家、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也认为，放开“二孩”不会造成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是因为社会转型对生育起较大制约影响。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生育率下降是个必然趋势。

梁建章表示，从“单独二孩”政策实行一年多的实际效果来看，每年新增了几十万名新生儿。根据估算，目前我国20岁到40岁的育龄女性中，符合政策的可能有五六千万人。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未来每年平均新增的小孩规模预计将在250万左右。

人口学专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全面二孩”每年带来的新增人口在300万-800万之间，估计中值为500万，生育高峰可能在2017年出现。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友华则认为，政策实施带来的新增人口每年不会超过600万，而中国的出生人口总量不会超过2400万。

对于“全面二孩”放开后受影响的人群数量，亦有专家提出不同的数据。此前，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全国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妇有近一亿对。

梁建章则认为，目前我国20岁到40岁的育龄女性中，符合政策的可能有五六千万人。此前，全国约有1000多万育龄女性受益于“单独二孩”政策。

梁建章表示，中国的生育率早已处于世界最低之列。根据中国的性别比和女性存活率，每对夫妻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的可持续繁衍。而与此同时，从2014至2024年，中国23至28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将从7387万降至4116万。

能否延缓老龄化的趋势?

可缓解人口老龄化和改善劳动力供给，但不会改变趋势

此前多位学者提出，中国人口变化的最大挑战就是快速老龄化，与此同时，“未富先老”的特征明显。这将严重影响今后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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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在其专栏文章中列了一组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2015年为2.22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6.16%;2020年为2.56亿，占18.28%;2030年为3.72亿，占26.39%;2040年为4.41亿，占32.11%;2050年为4.92亿，占37.88%。

张车伟认为，放开二孩生育不会改变基本人口形势，但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和改善未来劳动力供给。即便马上全面放开二孩生育，中国人口出现的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等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是调整政策如果能带来一定生育水平回升和出生人口增加，则将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姜卫平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全面二孩对于人口形势并不会在近期就带来明显的变化。在未来10年到15年的时间，该政策的影响才会逐步明晰。

陈友华则认为，政策调整会使得更多家庭生育二孩，出生人数会增加。但只能延缓老龄化进程的速度，并不会改变这个趋势。

政策落地需要多长时间?

应是参照“单独二孩”政策实施过程，首先要修法

国家卫计委下属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姜卫平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全面落实该政策还需等待各地人大修改地方的法律之后，方可最终落地。

姜卫平对记者透露，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落实应该是参照“单独二孩”政策实施过程。他强调，首先有个修法的过程。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当年12月，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议案”，12月末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

该《意见》明确了各地落实“单独二孩”的实施方案。首先，各省(区、市)的政府制定实施方案，接着报国务院主管部门(即国家卫计委)备案。之后，各省人大或其常委会修订地方性法规。

姜卫平介绍，我国正式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后，多地相应地修改了计划与生育条例。这导致了各地政策落地出现了时间差。如2014年1月，浙江、安徽、江西率先启动“单独二孩”政策，3月至6月多数省份集中实施，9月政策全面落地。

对于政策落地之前“抢生者”的处理，各地也有不同。

此前媒体曾统计，江西、浙江、天津、北京等17个省、市、自治区明确规定，在政策落地之前“抢生”单独二孩者属违法，仍需按规定进行罚款。而安徽省的政策相对比较灵活，若单独二孩在政策过渡期内，即在2013年11月12日至2014年1月23日安徽修改计生条例之间出生，单独家庭只需按规定补办《生育证》即可。

对此，国家卫计委曾在答复地方时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后，省级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或地方条例修订公布前，单独夫妇违法再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立足于批评教育，原则上不作实质性处理。

社会资源能否应对?

将加强妇幼健康、幼儿园等公共服务供给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我国现有的医院床位、幼儿园等是否能应对?

多位专家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目前我国的社会资源足以应对政策调整后的生育形势，无需担心这一问题。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友华称，我国曾经有年新增人口超过2900多万人的历史。全面放开二孩后，每年也就多出生几百万新生儿，并不会导致医院紧张和学校的紧张。当下出现的幼儿园不足、产房不足等现象，是资源配置不合理，比如大家都挤到一线大城市了。

不过，人口专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北上广等大城市目前有相应的人口调控目标，在生孩子的产房和床位等数量上没有大的问题。但特大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会变得非常稀缺。

昨日，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对外表示，下一步要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做好政策的衔接。要加强生殖健康、妇幼健康、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服务的供给。

人口专家、国务院参事马力也称，如今不只是北上广，各省的医院都在积极采取措施承接即将出现的生育小高峰，很多地方都在积极准备床位和多种资源等措施。

与此同时，由于养育子女的成本提升及生育观念的改变，普遍的生育意愿已降低。对此，多位专家呼吁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生二胎。

马力认为，由于目前社会上的生育意愿不是非常强烈，政府应该制定鼓励政策，如原来的9年义务教育可以调整为12年。教育成本下降使得抚养成本大幅度下降，而12年的义务教育也使得孩子的素质进一步提高，这也决定了劳动生产力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 北京落地

北京卫计委

基层助产能力不会有太大压力

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对此，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将严格根据中央政策修订地方法律法规，并在卫生系统能力范围内创造最好的条件。

针对北京各医院床位的情况，他表示，北京基层的助产能力并不会有太大压力，“全市妇产科、产科应对需求没有问题，但是并不意味着某一个具体的单位会出现特殊情况”。

被问及放开“二孩”，会不会在北京带来生育高峰?该负责人认为，生育压力存在，“但从单独二孩的情况来看，市民会理性掌握机会。”

北京市卫计委近日公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北京市“单独二孩”申请数和办证数，分别为53034例和48392例。自去年2月21日北京市正式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单独二孩”申请数今年已呈稳步上升趋势，相对去年不足3万人的申请数相比有所提升。

根据对已办证育龄妇女年龄段的分析统计结果，31岁至35岁占比最高，共27435例，占总办证数的56.69%。其次为26至30岁，共11437例，占比23.64%。此外，36至40岁为8334例，为7.22%。

放开二孩后哪些政策会调整

全面放开二孩系我国人口计生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那么与人口计生政策相关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以及“一票否决制”、社会抚养费等政策规定，会不会有所调整呢?新京报记者昨日采访了有关专家。

“计生法”与全面二孩不矛盾

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提出：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

全面放开二孩后，上述法律规定是否需要修改?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强调的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而五中全会提出的是“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子女”，从法理层面考虑，二者并不矛盾，不存在修法的紧迫性。不过，从法律的严谨性考虑，《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确定的是国家计生政策的总原则，仍有写入“普遍二胎”的必要。

“计生一票否决制”不会取消

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后，湖南省常德市于1982年率先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并取得了较好成效。随后，“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在全国推行。

全面放开二孩后，“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是否应该取消?

梁中堂对新京报记者说，五中全会虽然提出“普遍二胎”，可同时强调“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也就是说，计划生育仍旧是基本国策，这一点没有变。改变的只是允许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在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的这个前提下，‘一票否决制’不会取消”。

三中全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后，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在求是杂志撰文提出：中国依然要严格落实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巩固和加强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确保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切实维护计划生育政策的严肃性”。

社会抚养费应继续征收

近年来，社会抚养费一直是社会关注焦点。2014年11月，国务院就《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再度引发社会抚养费的存废之争，有人认为社会抚养费屡次发生违法征收、截留挪用资金等问题，应该取消;也有人认为应该通过立法完善。

此番五中全会提出“普遍二胎”后，社会抚养费再次成为争论焦点。

梁中堂认为，目前仍不适宜取消社会抚养费，“计划生育还是基本国策，实施‘普遍二胎’并不等同于普遍放开，所以生育权仍旧受到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超生行为必须有强制性处罚措施，以维护国策的严肃性”。

只生一孩应仍享受奖励

自1982年开始，我国对独生子女家庭实施奖励政策——每月5元独生子女费。三中全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后，这一奖励政策成为质疑焦点。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提交提案，建议提高独生子女费。随后有媒体报道，历经30多年，不少省份的独生子女费标准还停留在每月5元，许多年轻夫妇从未领过独生子女费，这笔钱去哪了?

五中全会提出“普遍二胎”后，独生子女费再次引发讨论：继续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是否还会享受到独生子女费奖励?

梁中堂对新京报记者说，“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这个原则并没改变。只要继续执行计划生育国策，那么就应该有奖有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按照规定给予奖励。那么只要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就应该获得奖励。国家允许生育二胎，生育一胎的家庭并没有违反计生政策，今后理应继续享受奖励政策”。

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形势与政策论文：我国财政形势的问题探讨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稳固、规范、高效、健康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运行机制，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此将理论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展望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收支测算应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规划期间。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2000年的财政收入预测暂不考虑费税改革的体制因素，对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减持平处理， 经济增长方面按7%考虑，物价方面按3%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按此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89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 绝对额增加1000多亿元。关于2000年财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到13350 亿元， 比1999年预算增长10.1%，绝对额增加1200多亿元。2000年支出与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减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660亿元，比1999年扩大157亿元。

“十五”时期的预算。收入测算应从几个因素来考虑和处理。

(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 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

(3 )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4)经济增长。 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 %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

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 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

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1.“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 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2.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12.4%。 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 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4.1998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4.5 %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压力。

5.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6.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 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 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

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

1.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

2.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

3.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4.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 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 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新成绩，这突出表现在增长速度加快，并初步呈现出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良好发展势头。同时，各地区加快发展的积极性高涨，许多指标均创近几年新高。但是，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除了某些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有所抬头，还有一些片面的认识和做法。如有的地区对加快经济发展的热情很高，对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警惕性不够;对加大投资力度研究得多，对启动消费需求考虑得少;对发展城市经济的对策多，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少;对增加经济总量比较关心，对调整经济结构关注较少;对经济发展态势的正面效应认识充分，对可能产生的负面滞后效应估计不足。这些新的情况和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警惕。

二、从头几个月的情况看，我国经济出现了几个明显的特点：

1、增长加快，首季度GDP增长9.9%，比去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这也是1997年以来最快的增长。

2、结构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加快调整，高技术产生迅猛发展，电信、物流、咨询、社区服务等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

3、效益提高，前三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94%，全国财政收入增长37%。

4、物价回升，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增长0.5%，尤其是一些先导性价格指数上升颇为明显，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甚至上涨了5.5%。

今年以来的好形势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珍惜。同时，对于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必须高度重视。

1、“非典”已经对旅游、航空、餐饮、外贸和利用外资等方面带来较大冲击，对国内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日益显露，如果持续时间较长，还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

2、一些行业出现投资过热的苗头。如房地产投资增长偏快，结构不合理。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34.9%，大大高于去年全年增长21.9%的水平。又如，冶金、建材纺织、汽车等行业发展持续升温，带动了原材料、燃料等价格上扬。一些重工业产品尤其是高耗能产品增速明显超常，加剧了一些地方电力供应紧张的矛盾。 钢铁工业投资在去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今年一季度又猛增153.7%，而且新增产能中相当一部分档次低、污染重、能耗高;电解铝生产能力的扩张严重超过市场需求;国家明令禁止的立窑水泥在一些地方又死灰复燃;纺织行业投资增长65.8%;汽车生产增长54%。个别地方在政府保护下盲目发展汽车项目，汽车行业规模小、布局散和自主开发能力弱的矛盾突出。由于某些行业过度投资中很大部分依靠银行贷款，一旦市场需求变化，势必加大金融风险。

3、重复建设问题依然很严重，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是部分行业重复建设回潮。一些地方不顾国家禁令和市场供求情况，新建了一批钢铁、水泥、玻璃、铁合金、电解铝等项目。国家花费很大力气关掉的一些小煤矿、小钢铁、小水泥、小玻璃等企业又死灰复燃，部分已被淘汰压缩的过剩生产能力重新投入生产。

二是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出现了重复建设问题。据了解，不少城市都已经或计划投资上百亿元生产半导体材料。这些项目建成后，生产能力将大大超过目前国内市场需求量和可能出口的数量。全国尤其是东部地区光缆建设也出现了严重重复建设，国家公用通信网资源大量闲置。

三是基础设施的重复、超前建设。一些地区机场布点过于稠密，建成后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沿海、沿江新建扩建大型深水泊位码头成风，吞吐能力严重闲置。一些经济还比较落后的地方花费巨资修建的高速公路，车流量稀少，难以得到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将进一步加剧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的矛盾，延缓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进程。

4、消费增长仍较缓慢。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7.8%。然而，消费需求的增长并不尽如人意，与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增长相比较，消费需求增长略显缓慢。今年1至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9.2%，虽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但比1月份下降0.8个百分点，比GDP增长低0.9个百分点，比投资增长低18.6个百分点，比出口增长低24.3个百分点。今年前3个月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呈现下降走势，3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比1月份下降0.1个百分点。由此看来，消费需求没有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

5、部分生产要素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比如，一些地区电力供应紧张。近年来，电力需求增速持续走高， 继2001年增长9.2% 之后，2002年又增长 11.7%，今年一季度进一步增长16%。

2016年起全面放开异地高考，符合条件的普通高中随迁子女可在粤参加高考。昨日，具体方案正式出炉。也就是说，2016年是广东省就读普通高中的随迁子女在粤报名参加高考的第一年。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进城务工，他们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进城务工的随迁子女却由于户籍的限制，无法在居住地参加高考，这不仅不利于教育的公平发展，也易造成人才的流失。因此，对于广东省出台的异地高考取消户籍限制这一政策，笔者表示非常赞同。

以往由于户籍的限制，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无法在居住地上学和参加高考，这就使得很多进城务工人员不得不把子女留在家乡农村，因此产生宏大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同时，也有部分务工人员，出于对孩子的担心而选择离开城市，回村务农，这也致使城市流失了一批人才，不利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异地高考是根硬骨头，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平衡本省考生和随迁子女的权益。同时，在确保符合条件考生的合法权益时，也须防止高考移民。毋庸讳言，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频繁，随迁子女涌向城市，能不能在所谓的“异地”就读与参加高考，关乎教育公平。

广东省出台的异地高考取消户籍限制政策可谓是破冰之举，一方面，规定对随迁子女高中阶段3年完整学籍所在地与父亲或母亲工作所在地为广东省内不同地市的予以认定，打破了此前要求父母就业地与子女学籍所在地必须在同一地市的限制，既满足了进城务工人员和其子女的不同需求，又有效规避了以往出现的“高考移民”现象。另一方面，此举有利于推动高考制度的改革，促进教育的公平发展。同时，也为城市的发展留住了人才。

全面放开异地高考有着诸多看得见的好处：一是增强外来人口的归属感，激发他们对广东的建设热忱与主人翁意识，劳动力资源稳定，对城市发展自然大有裨益;二是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人才。在广东省参加高考的随迁子女，很大一部分将选择在广东省就读、就业，继而为广东发展提供更充足的潜力。

推进异地高考，一举多赢。我们不能因为部分人的反对就停止教育改革的步伐，也不能因为有干扰、有不同声音，就放任不合理的制度继续存在。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享受公平教育，因户籍导致的教育不公平早该寿终正寝。推进异地高考当然还需与户籍改革联动，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不可否认，在放开高考户籍限制的同时，当地学生的升学必须面临更大的竞争，这又会导致新的社会问题。因此，除了放开高考户籍限制外，还需要国家进一步推进高考考试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完善招生体制的改革，不断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从根本上推动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争论较大、议论较多的话题——放开二孩问题，在公报中也明确了。那就是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基础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虽然政策执行的结果到底会怎样，会不会因此出现人口数量的迅速反弹，还有待观察。但是，政策意图却是非常明确的，其对民生可能产生的作用也是值得关注的。

一方面，放开二孩政策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避免形成人口断档，避免出现用工难、用工贵等方面的问题，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增加动力;另一方面，是为了增强劳动力红利，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劳动力红利已经逐步消失。在经济转型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能否依靠人口红利来弥补劳动力红利消失的不足，也是政策制定必须认真考量的问题之一。即便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人口快速增长的现象，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人口过快下滑引发的社会矛盾。可能出现的现象是，高层次家庭生二孩的概率会低一些，低层次家庭、尤其是生活相对贫困家庭生二孩的概率要更大一些，如何平衡这方面的关系，解决放开二孩政策以后可能出现的人口素质下降、教育水平降低等方面的问题，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10月29日闭幕，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中国日报网10月30日电(信莲) 德国之声中文网10月29日报道，为期四天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周四(10月29日)闭幕。此次会议主题是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为中国勾画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

“十三五”规划是此次会议的一大看点，也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的第一个完整的五年规划。

据新华社消息，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另外，全会要求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新华社还称，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全面放开二孩”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此前有不少媒体猜测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全面放开二孩，周四(10月29日)发布的公报确定，中国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就老百姓关注的社保和教育等问题，全会提出，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中国还计划“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会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十三五规划必须紧紧围绕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

人事变动

除了“十三五”规划，人事问题也是全会的一大看点。据官媒消息，按照党章规定，全会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刘晓凯、陈志荣、金振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全会审议并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朱明国、王敏、陈川平、仇和、杨卫泽、潘逸阳、余远辉开除党籍的处分。

明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将通过最终版本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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