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焊接大师李万君的故事精彩20篇

齐白石是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早年曾为木工,后以卖画为生,五十七岁后定居北京。下面是小编分享的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的爱国故事，相信你们有兴趣!

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的爱国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伪警司令、大特务头子宣铁吾过生日，硬邀请国画大师齐白石(1863—1957年)赴宴作画。

齐白石来到宴会上，环顾了一下满堂宾客，略为思索，铺纸挥洒。转眼之间，一只水墨螃蟹跃然纸上。

众人赞不绝口，宣铁吾喜形于色。

不料，齐白石笔锋轻轻一挥，在画上题了一行字——“横行到几时”，后书“铁吾将军”，然后仰头拂袖而去。

一个汉奸求画，齐白石画了一个涂着白鼻子，头戴乌纱帽的不倒翁，还题了一首诗：

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

将妆忽然来打破，浑身何处有心肝?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齐白石为了不受敌人利用，坚持闭门不出，并在门口贴出告示，上书：“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

齐白石还嫌不够，又画了一幅画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画面很特殊，一般人画翡翠时，都让它站在石头或荷径上，窥伺着水面上的鱼儿;齐白石却一反常态，不去画水面上的鱼，而画深水中的虾，并在画上题字：“从来画翡翠者必画鱼，余独画虾，虾不浮，翡翠奈何?”

齐白石闭门谢客，自喻为虾，并把作官的汉奸与日本人比作翡翠，意义深藏，发人深思。

宗月大师出家前，人称“刘善人”。1925年出家，拜当时北京西四广济寺住持现明和尚为师，法名“宗月”。

分享一篇老舍先生1940年12月13日载于《华西日报》上回忆宗月大师的文章，老舍笔下的宗月大师，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不惜自己及家人受苦，也要帮助穷人。

宗月大师

作者：老舍

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叫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因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她迟疑不决，光阴又不等待着任何人，晃来晃去，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一个十多岁的贫而不识字的孩子，很自然的去作个小买卖———弄个小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樱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学徒。母亲很爱我，但是假若我能去做学徒，或提篮沿街卖樱桃而每天赚几百钱，她或者就不会坚决的反对。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在酒后，他常以学喊俞振庭的《金钱豹》自傲)，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他的眼是那么亮，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乎禁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庙不甚大，而充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自从作了学生以后，我时常的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屋，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是他不以富傲人。

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这时候，他的财产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教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是被人骗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

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园。不过，在这个时候，假若他肯用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教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过往的最密。他办贫儿学校，我去作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看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顾不得和他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胜理智的。

在我出国以前，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他入庙为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由他的性格来说，他似乎势必走入避世学禅的一途。但是由他的生活习惯上来说，大家总以为他不过能念念经，布施布施僧道而已，而绝对不会受戒出家。他居然出了家。在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他也嫖也赌。现在，他每日一餐，入秋还穿着件夏布道袍。这样苦修，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笑声还是洪亮的。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做一点，能做一点便做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

出家以后，他不久就做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没有多久就被驱除出来。他是要做真和尚，所以他不惜变卖庙产去救济苦人。庙里不要这种方丈。一般的说，方丈的责任是要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离开大寺，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庙里做方丈。他自己既没有钱，他还须天天为僧众们找到斋吃。

同时，他还举办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穷，他忙，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洪亮。他的庙里不应佛事，赶到有人来请，他便领着僧众给人家去唪真经，不要报酬。他整天不在庙里，但是他并没忘了修持;他持戒越来越严，对经义也深有所获。他白天在各处筹钱办事，晚间在小室里作工夫。谁见到这位破和尚也不曾想到他曾是个在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大爷。

去年，有一天他正给一位圆寂了的和尚念经，他忽然闭上了眼，就坐化了。火葬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许多舍利。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他是宗月大师。

大师最疼爱的小女倩倩突然患了急性白血病。医生说必须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否则性命难保。大师听罢，不由得心急如焚，他在为这一笔不菲的治疗费用发愁。

按理说凭着大师的声望和卓越的才华，这笔钱根本难不倒他，他可是画坛的巨匠啊！可是尽管大师佳作无数，但他却两袖清风，生活格外简朴，他家里的存折从来就没有超过6位数。虽然大师的画作多年来频频获奖，得到了许多高额奖金，但钱一到手，他就慷慨地捐献给慈善机构了。

大师在自己琳琅满目的画室里，叹息复叹息，徘徊复徘徊。为了保住倩倩的生命，他很想卖掉几幅多年珍藏的画。可是大师望着挂满四周墙壁的画，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怜惜之情。这些给大师带来巨大声誉的画作，可是他多年呕心沥血的得意之作呀！他舍不得，他不忍心。就这样，大师刚从墙上摘下一个画框，旋即又挂上去了……大师舍不得卖掉他数以千计画作中的一幅。

小女倩倩在医院里度日如年地接受痛苦的化疗，黝黑的头发竟然掉光了一半，整个人也憔悴了很多。医生说如果不及时进行骨髓移植，她就真的没救了。大师急得抓耳挠腮，就像一把大火点着了他家的房子。

恰在这时，机会来了。一位房地产开发商走进了大师的家门。开发商爱好绘画收藏，曾多次向大师索画，都被大师当场拒绝了。开发商胖乎乎的脸上堆满了笑，“听说你闺女病了，急需大笔费用，这样吧，我选几幅画拿回去收藏，你闺女的治疗费用包在我身上！”大师坚定地摇了摇头，神色黯然地回答：“你不懂得艺术，再说我的画从不卖给他人。”开发商自知没趣，就悻悻地推开房门走了。

过了几日，开发商带着一个十分妖艳的年轻女子，再一次叩开了大师的家门。开发商满脸淫邪地说：“不瞒你说，这小妞是我包的二奶，只要你给她临摹一幅裸体画，你闺女所有的治疗费用我出了！当然画得越艳越好！我要把这幅画挂在卧室里。”(范文网 )大师怒不可遏，正想大骂一声滚出去，这时家里的电话丁零零地响了。大师拿起话筒，是倩倩的丈夫打来的，女婿说医院已经下达了病危通知单！大师脸色一片苍白，他哆嗦着手放下话筒，盯着开发商那张充满渴望丑陋的脸，沉吟了一会儿，无力的摆了摆手，痛苦地说：“让她跟我进来吧！”

在琳琅满目的画室里，大师艰难地举起了沉重如山的画笔。那个妖艳无比的年轻女子早已脱光了身上的衣服，露出雪白的肌肤，正毫无羞涩地等待着他的临摹。面对眼前香艳年轻女子的肉体，大师并未意乱情迷，大师心如刀割，仿佛一件精美的瓷器掉在地上摔个粉碎……大师让艳女摆好了姿势，片刻工夫，就把一幅艳画搞定了。

大师和穿好衣服的艳女回到客厅，他冷冷地把那幅艳画丢在了茶几上。等得猴急的开发商飞快地拿起画，色眯眯地欣赏起来，他满脸的暖昧的奸笑，“好！妙！不愧是当代的大师！”开发商留下一张不菲的支票，带着画作拉着小蜜的手，哼着小调心满意足地走了。他们的身后，是大师一双痛苦不堪、泪流不止浑浊的眼睛。

经过骨髓移植手术，命悬一线的倩倩终于逃离了死神的魔掌。可是大师却病了，大师的病主要是心病，他一拿起那神圣的画笔来，手就止不住地颤抖，大师根本无法下笔。在亲人的劝说下，大师找到医生，医生说这是神经性痉挛，根本没办法治愈。就这样，大师只好无奈地金盆洗手，从此不再潜心作画。

lO年后，大师身心衰竭，病人膏肓。大师弥留之际，满眼的凄迷和忏悔的泪水，临终前连呼败笔败笔，旋即气绝，撒手人寰。大师所有的亲人们都目睹了他生命最后的那一刻，大师最疼爱的小女倩倩扑在他不再跳动的胸口上，哭得死去活来。但大师一睡不醒，他怀着一生的憾事走了，静静地踏上了天涯不归路。

依照大师生前的遗愿，他多年珍藏的画作都拍卖了，所得千余万元全部捐献给了慈善机构。拍卖会上，倩倩面对台下的观众声泪俱下，饱含深情地讲述了家父的生平，讲述了父亲生前唯一一件违背良心的憾事……讲毕，台下一时鸦雀无声，然后肃穆的大厅里，响起经久不息雷鸣般地掌声。

佛学大师李叔同，与母亲的感情很好，对母亲至孝至顺。母亲离世时，李正外出为母亲预置寿木，不在母亲身畔，他终生引以为憾。他曾多次对友人说：“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母亲去世后，他万分悲痛，改名李哀，号哀公，屏谢余物，闭门守哀，感叹“幸福时期已过”。

出家后，李斩断一切尘世情缘，惟独对母亲的感情难以割舍。他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说，1918年正月十五他皈依佛门，“二月初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先两天就到虎跑去，在那边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此后每逢亡母重要的冥诞，他便书写《地藏经》，以此功德，回向亡母。

导语：和绅贪赃枉法，横行敛财，是名符其实的大贪官。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相关人物素材，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和珅是乾隆时期的大红人。他"少贫无籍，为文生员"，到了乾隆四十年(1775年)才被擢升为御前侍卫。但自此之后，和珅深得乾隆的宠信，平步青云，任军机大臣长达20年之久，可谓空前绝后。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和珅"善解高宗(乾隆)意"，且常出奇招。从这个角度说，和珅可谓历史上少有的善解人意的心理"大师"。

将心比心巧逢迎

乾隆喜欢吟诗作赋，和砷早年就下功夫收集乾隆的诗作，并对其用典、诗风、喜用的词句了解得一清二楚，闲来还有所唱和，令乾隆对他另眼相看。而作为一个满人，和珅能在诗赋上有所建树，着实不易!清朝大文学家袁枚就曾写诗夸和珅："少小温诗礼，通侯及冠军。弯弓朱雁落，健笔李摩云。"

另据记载：乾隆皇帝每问和珅一件事，和珅不仅回答得有条有理，还能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令"上意甚欢"。乾隆的母后去世时，和珅的表现最为特别。他不是像其他皇亲国戚或大臣们那样一味地劝皇上节哀，而是默默地陪着乾隆跪泣，不思寝食，几天下来，形容枯槁。如此能与皇帝感同身受的，朝中只有和珅一人!

一次乾隆出游，途中忽命停轿，却不言为何。侍从都很着急。和珅闻知后，立即找到一个瓦盆递进轿中，结果"甚合上意"。一路上，人们都佩服和珅脑子灵，取悦龙心有术。

乾隆是一个非常诙谐的人，喜欢与臣子开玩笑。因此，和珅经常给乾隆讲一些市井的俚语笑话，令龙心大悦。

凡此种种，都是和珅的过人之处。他对乾隆的脾气、爱好、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了如指掌，可以想乾隆之所想，急乾隆之所急。这与一般的曲意逢迎、阿谀献媚有所不同。和珅的许多逢迎行为都是将心比心、悉心揣摩的结果，因而没有那么低俗和赤裸裸。

有一位表演大师上场前，他的徒弟告诉他鞋带松了。大师点头致谢，蹲下来仔细系。

等到徒弟转身后，又蹲下来将鞋带解松。有个旁观者看到了这一切，不解地问：“大师，您为什么又要将鞋带解松呢？”大师回答道：“因为我饰演的是一位劳累的旅者，长途跋涉让他的鞋带松开，可以通过这个细节表现他的劳累憔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的徒弟呢？”“他能细心地发现我的鞋带松了，并且热心地告诉我，我一定要保护他这种热情的积极性，及时地给他鼓励，至于为什么要将鞋带解开，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教他表演，可以下一次再说啊。”

人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懂抓重点，才是真正的人才。

导语：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一篇哲理故事，供欣赏，希望您能喜欢。

领先方为大师

1936年10月，钱学森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冯·卡门教授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有人问：“教授，您把这么好的想法都讲出来，就不怕别人超过您?”卡门教授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来，我又跑到前面去了。”后来，钱学森回忆起那段学习经历，深有感触地说：“冯·卡门教授的一席话，使我一下子开了窍。加州理工学院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所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国学大师陈寅恪有“四不讲”，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实际上，要做到“四不讲”，堪比登天。首先，你要全面了解前人、近人都讲了些什么，这需博览群书;其次，要了解外国人都讲了些什么，这要精通多国语言;再次，每天乃至每堂课都要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要有真知灼见;最后更重要的是总要处于学术研究的领先位置。尽管比登天还难，但这“四不讲”陈寅恪都做到了。难怪傅斯年如此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2007年3月，知名作家梁衡专访多年好友季羡林老先生。他特意请教一个问题：“您关于古代东方语言的研究，您所治之学，如吐火罗文，如大印度佛教，若干人都不知，为何要研究?”听了梁衡的疑问，96岁高龄的季老先生肃然答道：“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管探究，只问精不精。”梁衡在回忆文章中深有感触地说：“学问就是对未知世界、对自然界、对星空、对生态的尊重。因为一切未知中都藏有真知，也许哪一棵野草就是将来打开生命大门的钥匙。而面对茫然的未知世界，那些勇敢拓荒的人就是真正的英雄。”

敢想天下先，敢为天下先，终成大师。大师取得的成就可能会被后人超越，但领先思想和意识却永远不会过时。

1982年出生于中国沈阳的郎朗生性活泼，从小就爱唱爱跳，有很强的表现欲。小编收集了关于郎朗的故事，欢迎阅读。

1982年出生于中国沈阳的郎朗生性活泼，从小就爱唱爱跳，有很强的表现欲。父亲朗国任是部队文工团的二胡演员，母亲是一名普通的公职人员。郎爸爸对儿子有一个梦想，因此在郎朗3岁时便引导他学习钢琴，使郎朗从此踏上了立志成为音乐大师的追梦之旅。

郎朗很有音乐天赋，他4岁师从朱雅芬教授;5岁和7岁时，连续两次获沈阳钢琴比赛桂冠;9岁考入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并获全国星海钢琴比赛第一名;11岁赢得德国第四届青少年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及杰出艺术成就奖;13岁获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家比赛第一名，并在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建团演出音乐会上与该团合作演出;14岁考入著名的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师从学院院长、著名钢琴大师格拉夫曼;3个月后，与国际著名的IMG演出经纪公司签约，走向职业演奏家的道路。两年后又签约世界着名的德国DG唱片公司，成为最受重视的艺术家。

而郎朗真正让世人瞩目的时候则是在1999年，当17岁的他代替身体不适的安德列?瓦茨出现在拉维尼亚“世纪庆典”音乐节上，与芝加哥交响乐团和着名指挥埃森巴赫合作，成功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的时候。由此，国际乐坛上刮起了一股“郎朗旋风”，从此，世界各国的音乐大厅向他敞开了大门。

无论是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柏林爱乐大厅、维也纳金色大厅、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大剧院……还是在BBC音乐节、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萨尔茨堡音乐节、澳门音乐节、《纪念冼星海诞辰100周年》大型音乐会，郎朗都是最受瞩目的钢琴演奏家。如今，他和世界一流交响乐团都有合作，每年全球巡演约150 场。他的独奏音乐会，全部被安排在最重要的音乐厅的最重要的音乐活动中的最重要场次里。他的音乐会在欧美票房排名第一，并创下公开售票20分钟之后一扫而空的奇迹。他已先后灌制了八张CD和两张DVD，销售量在美国、德国、维也纳等地位列榜首。

郎朗，一颗耀眼的音乐之星，璀璨夺目。

国际顶级钢琴品牌施坦威对他青睐有加，在2002年施坦威公司150周年庆典上，郎朗获得公司颁发的首枚艺术金牌，并成为施坦威艺术家。4年后，施坦威更全新推出了5款郎朗系列的立式和三角钢琴，这是施坦威历史上首度与国际着名音乐家联袂，并用音乐家的名字命名钢琴。

2002年第一个伦纳德?伯恩斯坦艺术成就大奖也由郎朗获得，这项大奖旨在奖励全世界“对艺术最有贡献的艺术家”，他是该年唯一享此殊荣的艺术家。 此外，他还是2004年度德国留声机音乐先生，美国宾西法尼亚州2004年度音乐先生。2005年他应美国总统邀请到白宫举行个人专场独奏会，成为第一位到白宫演出的中国艺术家，布什总统授予他“世界和平使者”的称号。

美国着名的朱丽亚音乐学院邀请他开办钢琴大师班讲座，使他成为该校有史以来上大师课的最年轻的钢琴家。此外，德国汉诺威音乐戏剧学院、汉堡音乐学院等也邀请他开设大师课，深得师生好评。

在2003年美国着名的青少年杂志《人物》(Teen People)评选出的“20位将改变世界的年轻人”中，郎朗是唯一的艺术家。他2004年被委任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亲善大使，2006年被授予“成都大熊猫国际文化大使”称号，并认养了一只国宝大熊猫，2006年被授予“昆明形象大使”称号。

世界各大知名传媒也对郎朗争相报道，除平面媒体外，2002年CNN电台的三个节目分别播出了对他的个人专访。2004年美国CNN国际电视台在全球播出五套郎朗的专题报道。美国 CBS电视台新闻60分钟播出郎朗的专题报道，该栏目曾经报道过的唯一一位中国人是领袖人物邓小平，所有美国最着名的POP SHOW都做过郎朗的节目，着名的英国BBC也曾多次专题报道郎朗。

此外，阳光、健康、大气、特具艺术气质的郎朗还分别被奥迪、劳力士、飞利浦、松下、雅培、深圳观澜高尔夫国际球会和深圳招商银行等多家世界知名品牌签约为其形象大使和品牌代言。

郎朗有很深的中国情结，一直认为自己代表的不仅是他个人，而是中国人。他希望通过自己和其他艺术家的共同努力来进一步宣传中国的音乐，传播中国的文化。在 2004年郎朗首张卡内基音乐厅独奏会现场实况专辑中，就收录了谭盾创作的《八幅水彩画的回忆》以及自己与父亲合作演奏的中国音乐《赛马》。2006年9 月，他的中国专辑《黄河之子》出版，同年11月，由凤凰卫视拍摄，旨在宣传奥运的大型音乐影视艺术片《郎朗的歌献给2008》在北京故宫午门开机……

音乐，无疑是郎朗的毕生追求。

郎朗认为弹奏乐曲其实就是一个探索、寻找人生的过程，音乐是高级的语言交流。“必须在不失传统和灵魂的情况下加入新的见解，音乐才会有生命力。”他每天都在探索这个世界，尝试从新的角度看待同样的事情，他到各国去演出，把他的所感所思都融入到他的琴声中去。他的每一次演奏都充满激情，富于想象力。

探索人生、诠释音乐是没有止境的，目前郎朗在柏林师从巴伦博依姆，还定期去巴黎向埃森巴赫求教。他说：“我练琴时，会把今天所想的东西包括所有的内容弹进去，把自己融化在其中，这需要非常仔细和投入，完全按照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时的标准在练琴。”“把所有感情都倾注到琴键上，你就能让音乐很自然地流入观众的心中。”他相信，成功的秘诀就是做任何事都要用心去体会它，热爱它。

段祺瑞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者是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里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大洋。当时的市价是二百五，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老先生大叫一声，让他滚蛋。到了选举的前一天，果然收到四百大洋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后腿刚走，老先生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两天后，钱被他花了个精光，这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气歪了嘴，他跑至辜家，大骂辜鸿铭寡信，问他“立的什么诚?”(辜鸿铭号立诚)。老先生二话不说，顺手操起一根粗木棍，往那留学生小政客身上打来，口里大声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我辜鸿铭如此之卑贱吗?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木棍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答应人家的事，无论如何也要做到，这涉及一个人品质的问题，辜鸿铭答应了卖票，看似就应该遵守诺言，把选票给买主，但老先生却违背承诺，不守信用。其实，这是对原则的坚守，对大是大非的明辨，不为小人守信，捍卫千秋大义，没有“拿人手短”，值得我们敬佩。

1926年11月，应厦门集美大学校长叶渊的邀请，鲁迅前去参加演讲，办学方针保守的叶渊，自知鲁迅是一位“思想前进的文人”，为了不使对方的演讲与自己的观点相左，特地先请鲁迅吃饭，然后才带他进礼堂。但鲁迅登台就讲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听说叶校长办学很拘束，学生极不自由，恕不敢加以赞同……刚才叶校长又请我吃饭。吃了人家的东西，好像要说人家的好话，但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对于叶校长办学的方法之错误，以及青年身心的发展，和参加社会的活动必要等等，我仍旧是非说不可的。”鲁迅身处恭维、殷勤的包围圈，头脑却保持一以贯之的清醒，言论绝不受时势的左右，只说自己“要说的话”，不管别人如何枉费心机。也正因此，才使他的演讲同他的文章一样，保持了一位思想家的品格，大师精神境界的崇高风范，由此可见一斑。

北宋时期，诗人晏殊与史学家宋祁既是上下级，又兼有师生之谊，旦夕相聚，关系非同一般。有一年中秋夜，晏殊邀请宋祁赴宴，饮酒赋诗，玩了一个通宵。可是第二天，晏殊被罢相遭贬，身为翰林学士的宋祁奉命草拟罢相敕书，按说吃了嘴软，念及旧恩，该“笔下留情”吧，然而《西清诗话》说宋祁挥毫之际，昨夕余醉犹在，仍秉笔直书，指斥晏殊肆意敛财和借军事谋利。私交为私交，大义归大义，昨夜喝了你的酒，今天照样揭你的老底。后来晏殊落难，众人避之不及，唯有宋祁不避耳目，公开宴请晏殊，送行三十里，在私交和国事之间，宋祁对事不对人，不因私交违背国事，也不因国事影响私谊，光明磊落，坦荡分明，为后世尊崇的道德典范。

人是社会动物，又是感情动物，在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礼尚往来，在所难免。都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面前，不能因为是朋友，或者吃了、拿了，就不讲规矩，不顾原则，不分黑白，说一些违背底线、颠倒是非的话，做一些违反法律、道德的事，向大师学习，坚守自己的标准，只要理不短，吃了嘴不软，拿了手不短。

有一位表演大师上场前，他的徒弟告诉他鞋带松了。大师点头致谢，蹲下来仔细系。

等到徒弟转身后，又蹲下来将鞋带解松。有个旁观者看到了这一切，不解地问：“大师，您为什么又要将鞋带解松呢？”大师回答道：“正因我饰演的是一位劳累的旅者，长途跋涉让他的鞋带松开，能够透过这个细节表现他的劳累憔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的徒弟呢？”“他能细心地发现我的鞋带松了，并且热心地告诉我，我必须要保护他这种热情的用心性，及时地给他鼓励，至于为什么要将鞋带解开，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教他表演，能够下一次再说啊。”

人一个时刻只能做一件事，懂抓重点，才是真正的人才。

在家里面，抬头可见的便是院子前边不远处经过的高铁，从听见声音到离开视线不超过五秒钟，这是中国速度，是中国事业，更显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

高铁大概三年的时间从我的眼中拔地崛起，我见证了她的成长，直到全线通车的那天，她承载了中国不可磨灭的重要使命，运载了千千万万的游客，使我们的出行方式更加方便快捷，她的速度成为了新时代下的重要代表。

当时我正在读中学，从地址勘测到打桩，从混凝土浇筑到立桩完成，从预制块运输到轨道铺设，从安装线路到全线通车。我每个月回家一次，每一次都没见证了她一点一点成长，我每次回家都会近距离的观察她，感受她，甚至敬佩她。

让我记忆深刻的有三次。第一次，她在泥土中开始扎根；勘测时要把土体中各个成分测出来，决定了打桩时的深度，通过地质层来看，混凝土桩要穿过水层打在坚硬的石层，这样才能保证高铁的使用寿命。这是了不起工程，期间要解决各种困难的问题，通过计算机计算，以及高级技术人员的施工，才能确保工程的质量。

第二次，是漏出地面的混凝土桩的制作。从地下把钢筋接上来，先进行钢支架的支护，钢筋的绑扎形成钢筋网，外围用钢板拼接，拼接好后用混凝土浇筑，因为浇筑的时候是在夏季，听师傅说要在混凝土中加入碎冰，防止温度过高造成温度裂缝。虽然不是太懂，但我想这里面有不少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

第三次，两个混凝土桩之间的连接板是预制混凝土板，预制就是事先从预制厂里直接运到现场使用，两个桩之间大概有五十多米，我亲眼见证过一个超大机械从上面运输预制板块，预制板块全为实体钢筋混凝土，每个大概有几百吨。这是大国重器，也是中国高铁特有的机械。看着这样超级工程的运行，心中万分激动，这是了不起的中国精神，这是中国的伟大工程。

直到后来，我有机会坐在了高铁的座位上，用心感受着中国速度，看着屏幕上309km/h的数字，我想象着并见证了她的长大，她的肩上承担着中国速度的重任。

我相信中国不只是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还会带着更为先进的技术水平走在世界的前端。

“钢琴王子”克莱德曼的中国巡演刚一结束，等待索要签名的拥趸就排成了长龙。这时，一对不引人注意的父子排在队伍前头。克莱德曼习惯性地拿起签字笔，客气地问他们想签到哪里。

不料，这位父亲竟然说：“我们不要签名。”

此言一出，克莱德曼一愣。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这位父亲说，“我想让我的孩子握一下您的手。”周围的人更加不解了，纷纷上前看个究竟。

这位父亲向克莱德曼深鞠一躬：“您是我非常尊敬的钢琴大师。”然后把儿子拽到身前，摸着他的头说：“这孩子对钢琴很有悟性，打小就苦心练琴。这两年，他接连获奖，每次比赛总是拿第一。”克莱德曼眼里流露出赞许之意，示意他说下去。“他有些飘飘然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尤其是最近，他到处炫耀琴技，根本没心思练琴。我今天一是为仰慕大师风采而来，二是想让孩子明白一个道理，怎样才算真正的钢琴家。”

克莱德曼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发掘天才的良机。他把自己那双与钢琴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大手伸到孩子面前，微笑着说：“来吧，孩子，你是好样的。”

看着那双手，孩子的小手迟疑地伸上前去。和克莱德曼的十指接触的瞬间，他似乎被克莱德曼指头上厚厚的老茧电到了一般，猛地一缩。那双小手就这样久久地悬在空中，孩子明亮的双眼痴痴地望着对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钢琴家，钢琴家……”

此后，这个在钢琴方面天资极高的少年又开始焚膏继晷地苦练琴技，终于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个孩子就是郎朗。

国学大师黄侃，虽放浪形骸，却奉母至孝。黄侃自幼丧父，由生母和慈母将他抚养长大。1908年，生母周氏病重，黄侃回到家照顾了六个月，母亲就去世了。黄侃大恸，吐血不止。当时，清政府严捕革命党人，黄侃被迫逃亡日本，但思母不已，便请好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这幅画成为他的随身宝物，一刻不离。

对慈母田氏，黄侃也是非常孝顺。他在京鄂间千里来来去去，都是侍母而行，每次奉母出行，必随身携带一口棺材。这口棺材是其父黄云鹤留给慈母的，本为黄父当年准备自用的，但因棺材太小，就留给了慈母。慈母去世后，黄侃悲痛欲绝，按照古礼服丧。以后，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全家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县人，字宾四，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的一个贫寒书香之家。他天赋聪悟，7岁入私塾，10岁进无锡荡口镇华子才创办的果育小学读书。1906年其父病逝，家徒壁立，寡母及兄弟四人，靠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其间他就读中学，至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被迫解散，遂致辍学。

1912年，因家境贫寒，升学无望，钱穆想通过教书自学谋求出路，遂应聘到小学任教，开始了乡间教书手涯。在以后的十年中，他读了《孟子》、《史记》，毛奇龄的《四书改错》，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马建忠等的《马氏文通》，孙诒让的《墨子闲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等名著，为以后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1922年始，他开始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教授国文、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等课程，由于教者要自编讲义，故在讲《论语》时，“考孔子生卒行事，始有意作《先秦诸子系年》”。所讲授的讲义，除文字学外，其他的如《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等，后经改定均已出版。

1927年秋，钱穆应汪典存之邀，任教于苏州省立中学，并与吴梅相识。

此间，在课外的研究工作为撰述《先秦诸子系年》。

1930年春，应顾颉刚之请，钱穆把撰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寄给他，顾氏看后，并不介意其观点与自己意见相左，把此文刊载在同年《燕京学报》第七期上。正是这篇文章确立了钱穆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因为他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逐年列出，进而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不通者有28处，绝对不存在刘歆以五个月时间编造诸经能欺骗其父，并能一手掩盖天下耳目之理，也没有造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这纯属康有为为了托古改制而杜撰的结果。此书问世以后，对重新评估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年6月，经顾颉刚推荐，燕京大学聘钱穆去任教。这样他就结束其早年自学教书的艰苦年代，开始了学术人生的新旅程。

1930年秋，钱穆执教于燕京大学。他在燕大教国文课，住在朗润园，除与顾颉刚是旧识外，还常与潘佑荪、郭绍虞等交往，又与冯友兰相识。

1931年夏，顾颉刚致信胡适，力荐钱穆去北京大学任教。来北大初期，他在历史系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两门必修课。另选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课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开过，其讲义在杂志上发表。他的想法与梁氏相左，因此自编讲义，这便是日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的雏形。此外，钱穆还欲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历史系负责人陈受颐、傅斯年不同意开设此课，因为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中国秦以下政治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的政治制度不要再研究。钱穆则认为以前制度可以不再问，以前政治如何是专制，今人应该知道，遂开设此课。后来出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就是依此课讲义改定而成的。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而且还从事学术研究。其研究重心是先秦史和近三百年学术史，先后出版了《先秦诸子系年》(1935)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两部主要著作。他认为，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史记》也有错误，并非绝对可靠。《竹书纪年》可以补此缺陷，但此书出而复佚。今传世本错误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难作为考辨的依据。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诸子之书，以使诸子年次难以成其条贯。据此，依据《竹书纪年》，厘定今传世本的错误，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考诸子群书，参证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国的年代顺序，与山川地理参伍以求，错综以验，辨伪订伪，定世排年。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乃世所罕见。他不同意那种把汉学与宋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学、宋学之是非，并将清代学术的渊源归结为晚明遗老，乃至宋学;认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都与宋学有着学术上的前后承接关系，只是到了乾嘉时期，汉学才逐渐兴起，而此时的汉学诸家学术与宋代学术休戚相关;又指出过去人们论述清人学术，往往多侈陈考据之学，或略述论学之语，而从不谈及其人思想如何，是很不够的。这两部著作对诸子及战国史和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当时北平学术界人才济济，钱穆善于学术交往，因此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与他同来北大的有汤用彤、蒙文通等人。汤用彤在南京中央大学时，曾去欧阳竞无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听佛学，熊十力和蒙文通都是欧阳竞无的弟子。蒙文通是由汤氏举荐来北大的。在此之后，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和钱穆四人过从甚密，常在一起切磋学术。熊十力此时正在撰写《新唯识论》，批驳其师欧阳竞无的学说，蒙文通则意见相左，每次见面必加以反驳，汤用彤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为专家，却常常不发表意见，钱穆充当调解人。当他们的议论从佛学转入理学时，熊、蒙两人又相争不下，钱穆也做缓冲。

钱穆除了与熊十力、汤用彤、蒙文通常常相聚外，还与林宰平、梁漱溟往来。钱穆与孟森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又经汤用彤介绍与陈寅恪、吴宓相识，也结交了贺麟和张荫麟。还结识了张孟劬、张东荪兄弟，并和熊十力与张氏兄弟经常相晤。与钱穆交往的学者还有陈垣、马衡、张其昀、缪凤林、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庚和容肇祖兄弟、向达、赵万里、贺昌群等等。

钱穆当时也很关心时事。1935年，与顾颉刚、钱玄同、姚从吾、孟森、徐炳昶等百余人联名上书国民政府，催促早定抗日大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南迁。10月，钱与汤用彤、贺麟三人同行。文学院暂设在南岳山腰圣经院旧址。当时，他曾与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同住，尽管条件艰苦，仍常常挑灯夜读。一日，冯友兰来访，出示所作《新理学》书稿，请提意见，钱穆认为《新理学》只讲理气，不讲心性，有其片面性，又中国无自己创造的宗教，但对鬼神却有独特的理解，建议冯氏加上鬼神一章，这样可使新旧理学一贯相承。冯友兰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西南联大期间，钱穆除教学外，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就是写成《国史大纲》。他指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写一部新通史，而这种通史应具有下列条件：能将中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的参考。前者在于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症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因此，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能在国家民族自身内部求得其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上的则为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和。1939年夏，他携书稿去香港交商务印书馆付印，几经周折该书终于在1940年遵钱己见按原稿出版。此书成为大学教科书，并始终贯穿着对民族文化“温情与敬意”的精神，它一经出版发行，就风行全国，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广大热血青年积极参加抗战，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40年，钱穆践履顾颉刚之邀，去成都齐鲁大学任课，并主持国学研究所。期间，又迁置嘉定武汉大学讲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朱光潜，又应马一浮之邀去岷江对岸乐山的复性书院讲学。此间开始编写《清儒学案》，特请人购得清代诸家的遗书。全书约四五十万字，由他亲手誊写，因生活清苦，找不到他人另写副本。抗战胜利后，《清儒学案》书稿随箱装船返南京时，不慎落入江中，一番心血付诸东流。所庆幸的是书序已在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季刊》上发表。

他又写成《中国文化史导论》，并陆续刊载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

该书从中西比较出发，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精神及特殊的发展规律，建立了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文化学理论。他认为，人是文化的中心，把人生、人类生活当成文化的本质，并对文化的结构、要素进行研究，强调它们之间的互动性，提出了一套研究文化的方法。他倡导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要充满“温情和敬意”的态度，反对偏颇的民族虚无主义。同时也重视中西文化的比较，主张集异建同、多元共处，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这本书是他入蜀以后在思想与写作方面的一个新转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昆明的北大学生要求复校，聘胡适为校长。

当时胡适正在美国，校务由傅斯年署理。旧的北大同人不在昆明的，均已收到信函返回北京，钱穆没有得到邀请。而上海各高校争欲聘请，可他感到时局动荡，欲择一安静去处，排除纷扰，闭门著书。他曾被邀请去常熟作讲演，又与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相会。1946年，钱穆应聘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并兼任云南大学课务。1948年，又应聘任教于无锡江南大学，并与唐君毅论交。校舍新建在太湖之滨的坡上，风景极佳，他常常泛舟湖上，悠游之余遂成《湖上闲思录》一书。又撰成《庄子纂笺》，实为近代治庄学力作。翌年春，他与唐君毅应聘于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一日，偶遇张其昀，闻其拟在香港创办学校，自念“决当追随”，旋即迁居香港，结束在大陆几十年的教研生涯，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1950年，钱穆等人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任院长。新亚书院是在亚洲文商夜校基础上改建的，校舍简陋，除钱穆外，张丕介、唐君毅也在这里任教。钱穆等人创办新亚书院的宗旨，不仅是为许多大陆来港青年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了护持中国文化，培养经受中国文化洗礼的中国人;目的是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堂堂正正做人的中国人;要求每个学生必须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必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民主精神，会通中西文化，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1953年，新亚书院得到美国雅礼董事会的赞助，旋即在嘉林边道租了新校舍。不久获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又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兴办新亚研究所。为了表彰钱穆办学的贡献，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50-60年代，他在新亚书院，除处理浩繁的校务工作外，还承担许多课程，多次开设文化讲座，组织学术讨论会，并经常在港台作学术讲演。

在此期间，他不断完善、修补以前在大陆的旧著，还撰写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新著。他先后被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邀请去授课和讲演，并被耶鲁大学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又应邀去英国牛津、剑桥访问。后经法国、意大利回香港。出国访问期间，钱穆向西方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了解中国，增进相互间的学术交往起了积极作用。

1967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职务，离开香港，定居台北，开始晚年的生活。卸任伊始，他曾去马来西亚大学讲学。期间，他日夜读《朱子语类》，开始撰写晚年的巨著《朱子新学案》，这本著作把朱子置于孔子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后半期中加以考察，突出了朱熹集理学之大成，集宋学之大成，集汉唐儒学之大成的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不决的一些重要问题。

钱穆除著书外，还兼任数职。他曾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在台湾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任教，学生皆来其住处客厅上课，他在讲课基础上写成《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等书。又应聘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博物院为他开辟了一个研究室，他在此读了《四库全书》中宋、元、明三朝理学诸集，选择十余人，各撰专篇论文。70年代后，钱穆开始努力编定《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这部丛书是他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的汇集，每集每编所收诸篇，他都亲自阅读，小作改订，大体保持论文的原貌，所以花费精力极大。编至明代部分，因患眼疾，故排版和校对皆不能靠自己，清代一编也不能逐篇阅读。关于学术思想方面论著汇为专集的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灵魂与心》、《中国学术通义》等。中国文化方面的除《文化学大义》外，还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他毕生写作的目的是“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开门路”。

钱穆居住外双溪时，曾先后几次应邀去香港讲演，又两次去日本、韩国。初次韩国之行，选择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韩南塘四家全集，回台后精心研究，写成《朱子学流衍韩国考》一文，后收入其学术思想史文集中。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外出南游，此间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深切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和兄长扶持、帮带之情，也透露出对大陆子女的深深眷怀与思念。后又写成《师友杂忆》一书，对早年苦学，师友交往，以及著书立说等往事做了比较全面的追忆。此书不仅是钱穆学术人生道路的总结，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珍贵的史料。

钱穆84岁因眼疾已不能见字。1978年，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邀请他去中文大学讲学，其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共分六讲，后据录音改写成书刊行。翌年，新亚创校三十周年，他又赴香港。

1985年，他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向其学生赠言离别：“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至此告别杏坛。之后，他仍耕耘不休，在92岁时，以非常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晚学盲言》。

1990年8月30日，钱穆病逝于台北家中，终年96岁。

李万君，1968年出生，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转向架制造中心焊接车间电焊工。他从一名普通焊工成长为我国高铁焊接专家，是我国第一代高铁工人中的杰出代表，被誉为工人院士、高铁焊接大师。2016年7月，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提起我国的高铁，不能不说制造高铁的技师，他们用双手默默生产出让国人骄傲的现代出行工具。在高铁复杂的生产中，转向架是核心，其制造技术被列为高速动车组的九大核心技术之一。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李万君便是焊装高铁转向架的第一人，被誉为高铁战线的杰出工匠、工人院士。

飘散的烟尘里，电焊枪发出刺眼蓝光，李万君戴上焊枪帽，又过了一把电焊瘾。“我就是干这个的，‘大国工匠’不是摆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李万君对多次前来采访的《经济日报》记者说，“你上次来时，我在为美国纽约城轨项目试焊接材料。那次用的铁板有40毫米厚，焊接时，要把100多斤的焊接件抱起来，每天累得胳膊疼痛，最后终于满足了对方的技术要求。你不知道，这个活曾经令几个国家的技师都很作难，干不好就要撵走你的”。

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以及多项发明创新奖项的“高铁焊接大师”李万君，如今依然手握焊枪活跃在生产一线，以精湛的技术打造最安全可靠的、中国制造的高速列车。

梅兰芳是一位有爱国气节的艺术家。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 事变，侵占了东北，然后又向华北进犯，威胁北平和天津。梅兰芳痛恨敌人，为了不当亡国奴，他举家迁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编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两出戏。《抗金兵》讲的是 南宋女英雄梁红玉抵抗金军的故事，《生死恨》是讲在敌人的统治下，人民 的痛苦生活和反抗精神。这两出表现爱国思想的新戏一上演，就受到观众喜 爱。有一次，梅兰芳连演三场 《生死恨》，观众踊跃买票，把票房门窗的玻 璃都挤碎了。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在发动七七事变后，又进攻上海，不久就占领 了这座大城市。日本人知道梅兰芳是闻名世界的大艺术家，托人要求他在电台播音，为他们的侵略服务。梅兰芳巧妙地说：“我马上要到香港和内地巡回演出了，不能做这件事。”

不久，他到了香港，演出结束后，就留在了香港。为了摆脱敌人的纠缠，他决定不再露面，不再登台演出，就在家里练唱昆曲。1941 年底，日军攻占了香港。他们知道梅兰芳正在香港，就到处找他。梅兰芳心想：“躲是没地方躲了，可我绝不为日本人唱戏!”

这一天，清晨洗脸时，梅兰芳第一次打破惯例，没有刮胡子。儿子见了很奇怪。

“爸爸，您不是每天都刮胡子吗?今天怎么不刮了?”

“我留了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去演戏吗?”梅兰芳说。一天上午， 日军司令酒井派把梅兰芳接去。一见面，他就假热情地说：“我过去看过您的戏，您还认识我吗?怎么，您留起小胡子了?像您这 样一位举世闻名的大艺术家，怎么能刚步入中年就退出舞台呢?”

梅兰芳坦然地说：“我已经快五十岁了。一个演旦角的，扮相和嗓子都不行了，已经失去了上台的资格。”

后来，梅兰芳又回到上海，靠画画卖钱养活家人和与他一起演出过的朋 友。上海日伪政权多次请他出演，都被他拒绝了。他说：“一个人活到一百岁也总是要死的，饿死就饿死，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次，日军庆祝 “大东亚圣战”一周年，派人让梅兰芳出演，还说如果 不演，就要军法从事。梅兰芳事先得到消息，一连打了三次伤寒预防针。平 时，他只要一打预防针就发烧，这次果然又高烧不止。日军军医来检查，一 看梅兰芳烧得迷迷糊糊，只好走了。

1945年8月15日，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梅兰芳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笑着对夫人说：“天亮了，这群日本强盗可真完蛋了!”

这天，几位朋友兴高采烈地来到梅家道喜。只见梅兰芳身穿新衣，精神焕发，手里的一把纸扇遮住了半个脸。

“梅先生，您一定剃了胡子，对吧?”

梅兰芳笑着把扇子一撤，露出了刮了胡子的面孔，说：“抗战胜利了，我就要重返舞台了!”

不久，梅兰芳就在上海演出了，观众场场爆满。他们说：“我们就是要看看八年不给日本鬼子唱戏，如今刮了胡子的梅兰芳!”

心里装着观众梅兰芳是表演大师，但他从不对观众摆架子，对同行也谦虚礼让，始终保持着高尚的戏德。

过去，演员唱一场戏给一份钱，有病可以请假，遇到天气不好还可以“回 戏” (即临时宣布停演)。可梅兰芳尽量克服困难，处处替观众着想。他说：“观众事先不知道回戏，顶风冒雪从老远赶来听戏，让人家白跑一趟，太不应该了。”

有一次，他嗓子哑了，可第二天要演一出唱工极重的戏。这可怎么办呢? 那天，他很早就来到舞台，每隔半小时就喷一次药，嗓子却一点不见好转。 大家很着急，有人提出回戏，可梅兰芳知道剧场里已坐满了观众，怎能让他们扫兴而归呢?他没有同意，强打着精神化妆，大家都很替他担心。

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梅兰芳上场了，他和刚才判若两人，精神焕发，唱念精彩。不过，内行人却听出他的嗓子变窄了。戏演完后，有人赶往后台，关心地问：“梅先生，您今天的嗓音怎么变窄了?”

“您还不知道吧?前两个钟头，我的嗓子还是哑的呢!”

“那您怎么还上台?这是怎么唱出来的呢?”

“不上，怎么对得起观众?我这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临时用的一个急救方法，这戏是用半个嗓子唱的!”

“半个嗓子，这怎么唱?”

“这是全凭一股虚劲把嗓子提起来唱的，劲头如稍用过一点儿，马上又 会哑不成声。这是假嗓，怕低不怕高，怕宽不怕窄。过去我也从来没用过，今天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

在场的人都感叹不已，不仅为他丰富的舞台经验所倾倒，更为他一心为观众着想的精神所感动。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事爆发。日寇占领上海不久，得知蜚声世界的京剧第一名旦梅兰芳住在上海，就派人请梅兰芳到电台讲话，让其表示愿为日本的“皇道乐士”服务。梅兰芳洞察到日本人的阴谋伎俩后，便决定尽快离沪赴港，摆脱日寇纠缠。于是他一边给日本人带口信说，最近要外出演戏，一边携家率团星夜乘船赴港。

梅兰芳来到香港后，深居简出，不愿露面。为了消磨时光，他除练习太极拳、打羽毛球、学英语、看报纸、看新闻外，把主要精力用来画画。他喜欢画飞鸟、佛像、草虫、游鱼、虾米和画外国人的舞蹈。这些作品，家人和剧团人员看到后十分高兴，都说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美感和欢乐。

1941年12月下旬，日军侵占香港，梅兰芳苦不堪言，担心日本人会来找他演戏，怎么办?他与妻子商量后，决心采取一项大胆举措：留蓄胡子，罢歌罢舞，不为日本人和汉奸卖国贼演出。他对友人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有用处。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

1936年10月，钱学森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冯·卡门教授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有人问：“教授，您把这么好的想法都讲出来，就不怕别人超过您?”卡门教授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来，我又跑到前面去了。”后来，钱学森回忆起那段学习经历，深有感触地说：“冯·卡门教授的一席话，使我一下子开了窍。加州理工学院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所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国学大师陈寅恪有“四不讲”，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实际上，要做到“四不讲”，堪比登天。首先，你要全面了解前人、近人都讲了些什么，这需博览群书;其次，要了解外国人都讲了些什么，这要精通多国语言;再次，每天乃至每堂课都要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要有真知灼见;最后更重要的是总要处于学术研究的领先位置。尽管比登天还难，但这“四不讲”陈寅恪都做到了。难怪傅斯年如此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2007年3月，知名作家梁衡专访多年好友季羡林老先生。他特意请教一个问题：“您关于古代东方语言的研究，您所治之学，如吐火罗文，如大印度佛教，若干人都不知，为何要研究?”听了梁衡的疑问，96岁高龄的季老先生肃然答道：“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管探究，只问精不精。”梁衡在回忆文章中深有感触地说：“学问就是对未知世界、对自然界、对星空、对生态的尊重。因为一切未知中都藏有真知，也许哪一棵野草就是将来打开生命大门的钥匙。而面对茫然的未知世界，那些勇敢拓荒的人就是真正的英雄。”

敢想天下先，敢为天下先，终成大师。大师取得的成就可能会被后人超越，但领先思想和意识却永远不会过时。

唐代朗州（今湖南常德一带）刺史李翱是当时的着名作家，他常与禅僧往来。有一年冬季，他来到药山拜访惟俨禅师。见面以后，李翱问惟俨：“禅师贵姓？”

“正是时候。”惟俨回答。李翱理解不了。在参观院舍时，他乘机询问陪同的主事僧：“我刚才问禅师的姓，他回答‘正是时候’，不知究竟姓啥？”

主事僧思索一番后说：“既然如此，那便是姓韩（寒）。”（惟俨俗姓韩）

李翱想了一想，觉得也有道理。后来惟俨知道了，就说：

“怎么如此糊涂！若是夏天回答他，难道又是姓‘热’？”

矶崎新是日本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建筑大师。他成名很早，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引领着世界建筑的先锋潮流，被称为日本建筑界的切格瓦拉。他超前的设计理念，对日本、亚洲乃至现代世界建筑潮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奈良的百年会馆、卡塔尔国家图书馆，都是他的代表作。而最让人称道的，不是一件件艺术设计，而是他在一次建筑界颁奖礼上的表现。那是上世纪70年代，他已经是建筑界的大师，各种颁奖仪式总是以请到他出席为荣。

那天，矶崎新最后一个出场。他刚一亮相，就引得台下一阵唏嘘。出席颁奖仪式的嘉宾都身着西服，只有他穿着一件圆领衬衣，没打领带，就像一个先锋艺术家，与周围人的整齐庄重格格不入。第二天，报纸纷纷刊登消息，大家对矶崎新的这身另类装束十分好奇。记者采访后才得知，他穿的这身衣服出自一个好朋友之手。矶崎新与这个朋友比邻而居。两人认识时，他已经是建筑界的大师，而朋友只是一个不知名的服装设计师。地位的差别，丝毫没有影响两人的交往。他们有着相同的爱好，喜欢摇滚，喜欢突破成规，喜欢追求创新……这个年轻的服装设计师有着独到的眼光和独特的设计风格。矶崎新敏锐地感觉到，他的设计一定会引领新的时尚。朋友在服装业内名气不大，普通大众也不了解。为了让他出名，出席颁奖仪式时，矶崎新就精心设计了这一幕。

矶崎新的良苦用心果然收到很好的效果。媒体报道了他的新鲜着装，他的朋友——三宅一生的名字也一遍遍出现在各种媒体上。

如今，三宅一生早已成为日本著名的时装设计大师，以他名字命名的时装是世界时装的顶级品牌。建筑大师矶崎新巧妙地为他提供了受人关注的机会，用自己的聪慧成就了另一个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