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一生的故事最新20篇

我不是什么成功女性，也不是什么女强人，只不过是干电视工作的，如果说还取得了一点小小成绩的话，不过是比别人多付出了一些汗水而已。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我觉得每一个脚印里都盛满了坎坷和踏实。

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乡黑龙江，在省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我的文化底子薄，于是我报考了母校的研究生，可连续两次都名落孙山。当时我已经29岁了，不想再这样折腾了，但就这样放弃，我又有些不甘。那段时间，我一直闷闷不乐。母亲是个知识女性，她对我说：“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真要想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

“什么时候都不晚”，就是这一句话，让我第三次走上了考场，终于在30岁的那一年成为了北广的研究生。

入学不久，我就结婚了，丈夫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虽然有了家，但我们依然住在各自学校的集体宿舍里，一日三餐在食堂里吃饭，和单身生活没有什么区别。三年的苦日子熬过后，我留校任教了。一个女人在大学里当教师，工作既体面又轻松，收入也不错，而且有很多时间可以照顾家庭，很多人都羡慕我，但我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并不满意，我觉得自己是学新闻的，更应该到一线去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33岁那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来北广要人，经过面试、笔试和实践考核，我幸运地被录用了。当时来自亲友们的阻力很大，他们说我是头脑发热，都30多岁的人了，还瞎折腾什么。我想，如果我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也许自己这辈子就会在北广做一名教师，永远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那将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我又一次犹豫了，我真的还有能力面临这次新的人生考验吗?那段时间，我不断地想起母亲的话：“人要想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我最后的决定是，不管怎么样，不能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哪怕失败了，我也无怨无悔。就这样，我在33岁那年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成为一名主持人。

中央电视台人才济济，竞争很激烈，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优势，只有多付出心血和汗水，才不会被淘汰，才能站得住脚。我虚心向比我年轻的同事学习，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到深夜，把每一项简单的工作当做重大的使命来完成。经过不懈努力，我不仅在中央电视台有了一席之地，还以自己的名字开辟了“一丹话题”这个专栏，这是全国第一个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节目，观众的反映还不错，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一转眼，我就到了40岁，看到镜子里自己眼角细密的皱纹，我突然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和失落感。40岁，对一个女人来说，是道迈不过去的坎，尤其对女主持人来说，更是尴尬的年龄。每天早晨起床，我第一件事就是想到自己的年龄，每天患得患失，内心充满着苦涩和忧郁。我把自己的困惑和烦恼向母亲倾诉了，母亲说：“丹啊，你不觉得这十几年来，你是越来越美丽了吗?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会变老，有的人只是变得老而无用，可是有的人却会变得有智慧、有魅力，这种改变，不是最好的么?”那一刻，我迷茫混沌的心豁然开朗。是啊，年轻女主持人的本钱是美丽和青春，而40岁的我，虽然青春和美丽已经不再，但我可以靠自己的智慧、学识、修养和内在的气质来赢得观众的喜爱。年龄对一个人来说，可以是一种负担，也可以是一种财富。心态平和了，工作的热情又重新回来了，尽管我已40多岁了，但领导依然让我在栏目组里挑大梁。

我的人生，应该说没有被命运和机遇特别垂青过，每一步，都是自己踏踏实实走下来的。我特别感谢母亲，是她在那些关键的时刻解开了我的心结，告诉我人生的方向应该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如果到了50岁、60岁，又有新的梦想在诱惑我，我想我依然会义无反顾地朝着它走去。好的改变，什么时候都不嫌晚。

【注音】yī sǐ yī shēng

【成语故事】西汉时期,廷尉翟公为人豪爽,喜欢结交天下有识之士,因此家中宾客很多,因而有人嫉妒进谗言,汉武帝罢免了他的官职。平时门上的常客不上门了,而且绕道而行。后来翟公官复原职,那些人又回来,翟公在门上写道:“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出处】太史公曰: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史记·汲郑列传》

【解释】指有关生死的关键时刻。

【用法】作宾语、定语;指两极变化

【成语举例】情知白日不可私,一死一生何足算。 唐·王翰《相和歌辞·蛾眉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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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在县城中学读高二，因为学校离家远，我便寄宿在校。我们３２６宿舍有６位同学，不知为什么，我和５位室友难以“合拍”。他。他们的生活习惯让我难以接受，当我提出自己的建议后，他们便会“群起而攻之”。有什么活动，他们也从不让我参加，我感到自己被孤立了。

在和一位室友意见发生分歧，大吵一顿之后，我决定找班主任杨老师诉苦，请他帮我调换宿舍。杨老师问我调宿舍的原因，我愤慨地说：“我不愿和５个我不喜欢的人生活在一起，那是一种折磨。”我大发牢骚，倒出一肚子苦水。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吧。”杨老师听完我的诉说后说。我说：“只要你肯帮我调换宿舍，讲１００个故事我也乐意听。”

“一只乌鸦常常搬家，一次搬家途中遇到了鸽子。鸽子问：‘乌鸦大哥，为什么你喜欢搬来搬去？不累吗？’乌鸦回答：‘我搬家是被逼的，到哪里，哪里的人都讨厌我的声音，驱逐我。’”杨老师停下来看了我一眼，又接着讲，“鸽子说：‘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声音，无论你搬到哪里，都不会受人欢迎。’”

“杨老师，你在暗示我是一只乌鸦吧？”

“不，乌鸦永远改变不了自己，老师相信你能改变自己，做一个受欢迎的人。”走出杨老师的办公室，我心情格外轻松。那天晚上，回到了３２６宿舍，我勇敢、真诚地对５位室友说：“以前我许多事做得不对，请你们原谅。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想做一个受你们欢迎的人，请你们多帮助我克服自己的弱点和缺点。”５位室友热烈地鼓起掌来。

从此以后，我便和室友们交往多了起来，常常主动去和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渐渐地我融入了“３２６”这个集体。

毕业分别的那天，我们３２６宿舍６个小男子汉抱成团哭了好久……

改变别人对自己的态度不易，要想做到受人欢迎，你必须改变自己对待他人的态度和方式，要求自己做到符合受人欢迎的标准。不然，你永远是一只令人生厌的乌鸦，搬到哪里也无济于事。

有一天，偏僻的小山村突然开进了一辆汽车。这可是件新鲜事，全村人都围过来。从车上走下来几个人。其中一个穿黑皮夹克的中年男子问大家：“你们想不想演电影?谁想演请站出来!”一连问了好几遍，村民们都不敢吱声，好多人只顾和身边的人自言自语。

这时，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儿站了出来。“我想演。”她长得并不漂亮，单眼皮儿、脸蛋红扑扑的，透出山里孩子的倔强和淳朴。“你会唱歌吗?”中年男子问。“会。”女孩子大方地回答。“那你现在就唱一个!”“行!”女孩子开口就唱，一边唱还一边扭：“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的花朵真鲜艳……”村人大笑。因为她的歌实在是唱得不怎么好听，不但跑了调，而且唱到一半时还忘了词。

没想到，中年男子却用手一指：“好，就是你了!”这个勇敢地向前迈了一步的女孩子叫魏敏芝。她幸运地被大导演张艺谋选中，在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出任女主角，名字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千万别轻视那小小的一步，它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

命运对于五岁的张海迪来说，并不公平甚至是很残忍的，在五岁的时候别的孩子都无忧无虑的玩耍，不开心了埋进妈妈的怀里，苦恼这个时候的张海迪被确诊为脊髓血管瘤。她小小年纪不得不以轮椅作为代步的工具，在一次手术后坐轮椅都成了奢望，她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这样的小海迪依然保持着坚强乐观的情绪，她的床边有一个大的立柜柜子上镶嵌了正面的镜子。张海迪就利用镜子来躺在床上看书，通过顽强的执着她自学成功了小学初中甚至高中的课本。张海迪并不满足当前的状况，当时英语渐渐显露头角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语言。张海迪就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每天一定要背十个单词如果完不成任务，她就狠狠地咬一下自己的手指头作为惩罚。有一次她从医院做检查回来已经累得虚脱眼皮子都要抬不起来了，但是她依旧没忘记这个任务强撑着精神背完了十个单词。

张海迪终于拿下了英语，不但学会了英语还成功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海外的书籍。当她被家人用轮椅推着到出版社，她捧着厚厚的翻译稿呈现给编辑的时候，出版社的所有人都被张海迪顽强不屈服于命运的作弄所感动了。

但是张海迪并没有满足于现在的成就，她继续翻阅各种翻译的相关的书籍为国内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来自国外优秀的精神食粮。张海迪的一生是丰富跌宕的，也是身残志坚的典型代表。

在祖国大地上，一个瘫痪姑娘谱写高昂生命之歌，震撼了亿万青年心灵，人们从她身上汲取强大精神力量，使自己情操变得更加高尚。她谁？她就八十年代新雷锋——张海迪。

命运向张海迪挑战。五岁时，她就得了硬脊膜外血管病变。此后十六年间，她先后动过四次大手术，摘除了六块脊椎板，使她从第二胸椎以下，即占三分之二躯体失去了知觉。

张海迪命运很不幸，可在党和人民抚育、关怀和帮助下，她没有沮丧，而以顽强毅力向命运挑战。她克服种种困难，自学了小学和中学基本课程，阅读了一千多册政治、文学、医学、外语等方面书籍；自学英语达到大学程度；翻译了十六万多字英文作品和资料；她还不顾自身病痛，用自学医学知识和中医针灸技术，为群众治病一万人次以上。她满腔热情地帮助周围青年学习、工作和进步，使他们奋起革命精神，在工作中做出贡献。她在高考预选中得四百三十六分而不能跨进校门，却鼓励和帮助别青年进了大学，她自己不能进工厂劳动，到边疆保卫祖国，却鼓励和帮助别青年成为先进生产者、战斗英雄。

这一个奇迹吗？确实一个奇迹。那么什么力量使这样一个不会走路姑娘生活得如此坚强呢？她对人民、对共产主义道德信念驱使。她说过：“只要我活着，就要为人民服务。我愿意把自己一切献给党，愿意把自己青春献给壮丽共产主义事业。”

约翰的母亲配了助听器，家里顿时安静了下来。过去大家总是听见她在厨房用力地关柜门，将锅盆撞击得锵锵震耳；餐桌上每当她放下碗时，大家更极力地忍耐那碗底与玻璃桌面的强力撞击。尤其使人受不了的是她推电锅，如同粉笔滑过滞涩黑板时令人汗毛耸立的锐利音响。

可是，一下子全不见了！甚至她忙碌地在厨房工作，都令人难以觉察，反倒是，当她刚配上助听器，走出医院时，第一句话就是：这里的车子怎么那样吵？回到家，更是麻烦了！老人家开始抱怨每个人说话的声音太大，又说鹦鹉叫得令她想过去把它掐死，甚至电话铃响和别人打喷嚏，都能把她吓一大跳。

于是过去唯恐铃声不够大、甚至得将无线电话放在她枕边的事情，全做了180度大转变，亲友未进门，更得早早叮嘱：别再对着老人家的耳朵猛喊。

尤其妙的是，她自己的嗓门也突然降下了一大半，过去如洪钟的声音，顿时变成了低语，好像说的都是秘密，她说不敢大声，因为怕炸了自己的耳朵。

跟着老人家便有些得意了起来，笑着警告家里每一员，以后别想再背地里说她坏话，因为连其他人关着门讲话，她都可能听得见。指着自己的耳机，老人家说：“我的耳朵比你们强，可大，可小，碰到你们讲悄悄话，只要我把耳机调大声一些，就成了顺风耳！”老人家果然厉害得有些可怕，走在街上，邻居老太太正跟媳妇聊天，年轻人尚且没有听见说什么，老人家却老远地搭上了话，敢情她全听到了，原来是因为过去耳朵不好时，她是半听半猜，日久几乎能从对方嘴唇的移动，来猜想内容，如今听力增进几倍；加上“看”的功夫，自然有了过人之能。

当然助听器也有缺点，就是只戴在右耳，声音即或发生在左边，她也觉得从右边传来，过去大声讲话，她的裸耳还能听见，现在右耳变得敏锐，左耳就完全没有用了。在花园里，只见她一面种菜，一边不断地转头四顾，寻找啁啾的小鸟和鸣蝉；行在街上，后面有车驶近，老人家总是做成要躲避的样子，正如她所说：前10年，不知是怎么过的，倒没让车撞上，只是也没觉得世界这么吵。

这世界真有这么吵吗？对于不觉得吵的人，会不会正像是母亲未戴助听器前，自己反而是噪音的最大制造者？同样的，作画时用强烈色彩的艺术家，吃饭时要大咸大辣的老餐，只怕实际上，对色彩和味道的感觉，反而比一般人来得迟钝。至于那些一天到晚觉得生活太单调的人，恐怕不是真单调，而该怨自己体味生活情趣的能力太差。

张海迪生于1955年，小名玲玲，山东济南人。5岁因患脊髓管瘤，高位截瘫，自学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程，并获得了硕士学位。1983年张海迪走上创作文学的道路，后成为山东创作协会一级作家并且是山东作家协会副主席。

5岁时张海迪因患脊髓管瘤而不能上学，但她非常想学习，恨不得跳出病魔的“控制范围”。一天玲玲终于挎不住心中的渴望，她对妈妈说：“妈妈我要上学。”话刚说完，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孩子，妈妈和爸爸会让你学到知识的!”玲玲不能上学，家里又请不起教师，妈妈爸爸下班后便亲自教她。

有一次，她感到非常疲倦，连作业都无力完成(家庭作业)，就对妈妈说：“这些作业我明天再做行吗?”妈妈却正重地对她说：“今天的事今天做完。”听了妈妈的话，玲玲明白到学习贵在坚持和自觉，绝不能拖拉。

学习知识的决心让这位钢铁战士傲视一切苦难，经过多年的努力，张海迪不但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刊和文学作品，还能翻译许多长篇小说;不仅能够像其它人一样学习丰富的知识，还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她的作品〈〈轮椅上的梦〉〉给了无数奋进中的人以无尽的力量。

在我们周围，还有许许多多个像张海迪的人，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做一个生活强者!

2002年春天，北京某处的建筑工地上，一名工人腰上的呼机忽然响了，他停下手上的活计，低头看看腰间，喊出一个名字："王宝强。"

在匆匆赶去公用电话亭的路上，这名叫做王宝强的瘦小工人还不知道，这将是一个改变他命运的电话。

在此之前，他是民工、"北漂"，北影厂门口50元一天的"蹲活儿"的。而在此之后，一切都?灰谎恕?

电话是《盲井》剧组打来的，通知王宝强去见导演李杨。之后，他得知，自己将出演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一个进城打工几次被骗的少年。同时，他拿到了500元钱的预付片酬。

"500块钱啊，我激动的呀。"说起500元拿到手上的那一刻，王宝强的声音依然带着一丝颤抖。

对于2002年的王宝强来说，500元，是笔大钱。

那年的冬天，他终于给家里打了来北京两年以来的第一个电话，用的是小卖铺里的公用电话。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都好吧，庄稼怎么样了?"

电话那头，家里人立刻骂了过来:这么长时间不跟家里人联系，以为你死了。骂完，两边都哭了。

王宝强说，李杨是他生命里的第一个贵人。他还是习惯把自己的生活和许三多对应起来:"《盲井》像是史今，把我带入部队;《天下无贼》像是袁朗，让我真正知道演戏是怎么回事;《暗算》让我在演技上有了突破;《士兵突击》让我真正奠定了位置。"

李杨看上王宝强，是他身上的质朴本色。李杨是反对学院派表演模式的人，他觉得，王宝强之所以后来能脱颖而出，就因为他"很贴近观众"。

在李杨看来，王宝强很"努力":"他是草根阶层出身，生存不易，所以知道珍惜每一个机会。"而《士兵突击》的编剧兰小龙也说，他特别羡慕王宝强成长经历当中曾经有过在北影坐冷板凳的经历，很少有人从年轻时候就从零开始的这种状况。

《盲井》里有下井的戏，几百米深矿井，要求演员真的到矿井中去表演去拍摄。很多演员都放弃了，而王宝强真的下了井，真的坚持下去了。李杨很感慨:"这行里聪明人太多了，很多人拍电影就是为了成名，就是为了赚大钱，遇到危险就跑了。可是王宝强没跑，那时我觉得，这小孩行。"

在王宝强看来，他能够得到《盲井》的机会，只有两条：一是坚持，一是相信。

王宝强不否认幸运的存在，但他认为，除了幸运，自身努力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自己还算是个勤快的人:勤跑，勤打听消息。《盲井》剧组招人的消息，就是他打听来的，听到了，立刻就放下所有的活跑去面试。

做演员，一个很大的开支就是拍照和印照片。生活已经很苦了，但王宝强从来没有省过印照片的费用:"第一张可能白洗白送了，第二张也白了，但是第100张，第200张呢，也许人家挑中的就是第200张。"

王宝强说，他从没学过表演，所以他在片场只有一条，相信导演，导演让怎么演就怎么演。"拍《盲井》时我啥都不懂，拍《天下无贼》时更不用说，冯小刚那么优秀的导演，按他说的演就没错。"

《盲井》是低成本电影，演员拿的都不多，钱都放在制作上。王宝强说，当时他拍这部电影时，根本没想片酬问题，也没想上没上保险，只觉得这是个机会，一定要抓住。《盲井》的拍摄中，资金出了问题，很多人都跑了，也有人劝说王宝强走，但是王宝强没走。

王宝强说，自己从来不会主动跟人要什么。以前跑龙套，穴头通常都会在演员费用上卡一手，但王宝强不争，给多少是多少:"你跟人家争，人家就不用你了。"后来出了名，就不用争了:"到现在，位置在这里了，你不用争，人家也会给你。"

从少林寺出来以后，王宝强的脾气就不那么倔了。"在家里倔，有爹娘让着你，出来了，谁会让着你?"在剧组里，王宝强不是爱说话的人，也不扎堆。正在拍摄的电视剧《烈火男儿》在广州一处消防大院培训，在班长眼中:"王宝强不爱说话，当然你跟他说话他也说。"

然而训练场上的王宝强其实是紧绷着的。有一个项目是学习穿衣服，消防队员们必须在十几秒内把衣服穿好。别人训练的时候，王宝强就蹲在旁边专心看，看完了等他上场，居然第一次就迅速完成了动作。

"对我来说，每一次机会都是最后一次。"王宝强说。他是个肯场下下苦功的人，他文化程度不高，所有台词，都翻字典来注音。别的演员是拍一场戏记一场戏的台词，他是提前把所有的台词都背下来:"这样方便导演调整。"刚开始时候，记台词要花好久好久，后来记得就越来越快。

2003年，王宝强以《盲井》在台湾地区拿到了金马奖。冯小刚是看了《盲井》之后找到王宝强的，因为很多明星都有档期问题，冯小刚先问王宝强:"4个月行不行?"

王宝强连连点头说:"行，行。一年都行。"《天下无贼》之后，一切都顺理成章，"傻根"在《殷商传奇》里成为哪吒。《暗算》里成为天才少年阿炳，在《士兵突击》里成为许三多。

王宝强说，他非常感谢这几部戏的导演:"以后只要是他们的戏，他们让我演死尸我都去演。"《天下无贼》拍完，他觉得无以为谢，就从家乡背了一袋小米送给了冯小刚。

对于王宝强来说，他现在要非常努力去做的是，怎样才能继续保持一种质朴的生活方式。他说，他自己是"摸着底走上来的"，拍戏时候，他依然最能吃苦。拍《殷商传奇》，所有撞在墙上的动作，都还是真撞;拍《士兵突击》，许三多在剧中做了333个腹部绕杠;拍这段戏时，王宝强没有用替身，伤了手，大拇指上掉了一块肉，腰扭伤了。

他对金钱的态度，基本还是:"挣了钱就给家里，自己留下够花的就行。"但是许多变化在悄悄发生，有时令他困惑。

成了名之后，应酬场合就多起来，喝酒就成了难题:"我一直不太会喝酒，但很多场合，你不干了就不行。"他成名后，去少林寺，去北京，一下成了家乡子弟的热门出路，很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是他也实在帮不到这么多人:"我最多只能做到帮他们介绍。"

他忽然发现，他的时间也开始紧张起来:"《士兵突击》之后，今年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每天都要接受七八个电话采访。我以前不怎么会说话，你看我现在能说了吧，都是采访练出来的。"此外，还要录歌，录广告，上新戏??2000年，他来到北京时候，买的是站票，没少被别的旅客翻白眼，当时，他想，有一天有钱了，一定买一张坐票。现在，他坐飞机都已经是家常便饭。

2006年，王宝强还回家帮家里收玉米;今年就不可能了。他说，今年的春节，他想带父母去海南。他觉得，人生最美的事，就是终于向父母证明了，这个儿子没白养。那些混在北京的日子里，这是他最大的压力，也是他最大的动力。

王宝强说，《士兵突击》是他入戏最深的一部戏，许三多是什么样子，王宝强就是什么样子。《士兵突击》的后半段，人生的残酷真相逐渐向许三多展开，在竞争的压力下，许三多杀了女毒贩，也看到了自己的成功给别人造成的压力。王宝强说，这也是他一直在想的一场戏。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他说:"如果有一天让我再碰到这个，我一定还会杀了他，因为我是一个兵，我相信第二次杀人的时候，肯定就不会像第一次那样，以后杀人肯定是不眨眼的，一样能磨练出来。只是你们没有看到第一次杀人时候的样子，这就是成长。"

王宝强说，他觉得拍完《士兵突击》之后，人就老了。因为看得多了，要应付的事也多了。事实上，在他看来，《士兵突击》后半段的许三多，已经比前半段老了很多。现在想起来，他觉得，拍《盲井》时，是最单纯的。

电视剧里，最后一句台词被安排由袁朗说出，只是不是对着许三多，是对着成才，他说:"路很长，比许三多还要长。"

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题记

感谢这个梦没有这个梦我不会改变的。

这天我又玩游戏到半夜下来，睡几个小时明天接着打。第二天我一大早醒来刚准备去打游戏就听见大后天是世界末日的消息，我一下惊了，我的生命就剩下三天了？突然感觉生命是这个的藐小。随后我知道时间不多了马上就做了个决定，第一天我决定去感恩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他们细心照料我还忍受我的烦躁，不想和他们说话惹他们生气，所以第一天我要多陪一赔我的父母。在去看博物馆观看这个世界留下来的奇迹般的文物，在大脑吧他们记录下来，我只能尽力凭借记忆来记忆我只能看一遍，因为我时间不多了。只可惜这些美好的文物3天后就会毁于一旦。到了晚上我要求观看夕阳落山的美景。观看以前没发现的美。晚上了我要和父母谈心，谈谈这些年的往事。短暂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我打清早要邀请我的所有好朋友晚上来我家聚会，白天我就楚梦去山上漫步馆看自然万物的美，去动物园看看这世界是各种奇特的生物，还要一边欣赏这古今的唐山宋词现代文。让这个世界都记在自己的心中。这一天下来第二太你也就到晚上了，我要珍惜这个时间唯独夕阳落山是我唯一可以观察第二遍的自习观看。晚上天黑了在家里摆满酒宴和朋友们以前开怀畅饮，谈往说笑。大家都在甘甜自己浪费了多少时间，只要让他们开心我就会开心。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屋子。天色愈来愈晚了我和朋友们告别了。只有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告别。至于明天那最后一天我要去干更有意义是事。

第三天我决定走到泰山一遍走一遍欣赏景色。晚上到了泰山我看着夕阳落山的景色格外美丽。不觉的的赞叹。晚上时间末日即将到来我在山上往下大喊“再见，这个世界”。默然看见打的一看一块下陷从低到高，我起眼看见了这使劲儿的边迁没一会我也消失了…

叮铃铃，闹钟响了我还在想这是哪里。怎么回事。哦哦哦刚才原来是一场梦呀。我还以为是真的呢会偷想一想梦到的情景真是够惊魂的了。从此就像边了一个人电脑游戏也都不去动了。像下一秒就是世界末日一样去珍惜现在的生活。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到底谁先来。

可惜呀可惜，这仅仅只是个梦境，要是我真的能这样躲过一天该有多好呀！还好这只是个梦，要是真的有该有多遗憾！

双塔寺是太原的标志。明朝万历年间，太原有一个叫傅霖的退休官员带头捐款，在如今太原的郝庄建起了一座文峰塔。之所以建这座塔，说来大有讲究。宋太宗赵光义攻占晋阳城后，因为惧怕太原再冒出来个把皇帝抢夺他的江山，毁掉晋阳城削掉龙山山头之后，新建太原城时索性就设置了很多丁字街，以此钉破这片土地的龙脉。经此一劫，太原果然人才凋敝。傅霖本是明朝官员，看厌宦海浮尘后，回归故里。眼看太原自宋朝之后的平庸与黯淡，一心想恢复太原风水的傅霖率众修起了这座文峰塔。果然，傅霖死后五年，不管是巧合还是天意，傅家就出了以为惊世骇俗的人物——傅山。

傅山留给我们的名头实在太多，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医学家等等，如果再加上传说中的武术在内，我们只能感叹：傅山不是人，他是神。但是，历史的风云更迭，让傅山在展现他神奇人生的同时，又背负了孤愤难平的沉重苦痛。

傅山曾经有过一段快乐的日子。二十岁出头时，他有了一份让他终身都不能忘却的婚姻。但是，很可惜，这份浓情蜜意只停留了五年。妻子患病去世之后，傅山终身没有续娶，独自将孩子拉扯成人。而且，从傅山潜心研究妇科并成为一代医学大师来看，可想而知他对妻子的那份深情与哀苦。

妻子死后，傅山进入当时山西最高的学府三立院学习，并成为山西提学袁继咸的得意门生。随后，袁继贤因得罪魏忠贤入狱，傅山变卖家产四处奔走，为恩师鸣冤，徒步到北京上疏，最终使老师无罪释放。一夜之间，不惧权贵的傅山名满京城。拒绝仕途的傅山回到太原之后，潜心研读学问。随后，爆发李自成、清军先后进入北京的事件，旦夕之间，明朝灭亡。悲痛至极的傅山为了对抗清朝剃发的政策，出家成为一名身穿红色道袍的道士，以此标明坚决不向清朝屈服的决心。

渴望明朝复兴的傅山从此踏上了反清之路，并因此被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并绝食抵抗。在友人的营救下，捡回一条命。出狱之后，傅山隐居崛围山，康熙久闻傅山大名，派人将傅山连人带床强抬到北京殿试。倔强的傅山服下大黄造成腹泻不止，誓死不肯进入宫门。即使如此，康熙还是授予他官职，傅山痛哭坚决不肯接受。

辞官回归太原之后的第四年，已是古稀老人的傅山遭受了生命中最为沉重的打击。就在这一年，儿子傅眉去世。老来丧子的悲痛，让傅山饱受坎坷之苦人生轰然倒塌。第二年，桀骜一生的傅山带着绵绵不绝的悲愤离开人世。

第一眼见到茶妈妈杜春峄，觉得她真年轻，完全看不出她已经六十多岁了。她穿戴着布朗族的传统服饰，站在茶树林小路旁的一棵树下，双手交叠在身前，面带笑容，朝每一个前来参加茶祖祭祀的客人道一句：欢迎。

我从她面前经过，故意放慢脚步，忍不住抬头多看她两眼。她发觉了，偏头冲我笑笑，亲切又朴实。她个子很高，皮肤是高原女人常见的黝黑。我注意到她放在身前的双手，那是一双常年劳作的手，一点也不像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

三月份的时候，知道我在收集关于云南手作人的故事，朋友便问我，要不要跟他去一趟普洱，带我去见一位做了一辈子茶的老人。

我喜欢喝茶，但对制茶一点也不了解。我对茶的最初记忆来自我的外婆，小时候，我常常跟外婆走很远的山路去茶园摘茶叶。天未亮就要出发。外婆说，清晨露水下的茶叶最嫩最好。茶叶采摘后，外婆当天就会将它们都放在一个大木盆里，用双脚使劲儿踩啊踩，然后晾晒干。那是最简易的制茶方式，朴实得没有一点花哨，但做出来的春茶挺香的，外公很爱喝。

因为这一点遥远记忆里的茶香，我随朋友去了普洱澜沧，飞机转机又乘几小时大巴，只为见一见这个一辈子与茶相伴的茶妈妈。

杜妈妈从十六岁开始就在澜沧景迈山上学习怎么制茶，一做就是四十多年，从一个小小的学徒到古茶公司的负责人，几十年的变迁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完，但其间的艰辛却鲜为人知。我从朋友发来的关于她的采访报道里了解了一些，但谈及那些波折与艰辛，她都只是寥寥数语。她似乎更愿意与人分享她的古茶园，古茶树，茶香，茶艺。

景迈山上有大片的茶园，山上居住着布朗族、傣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族民们靠山吃山，古茶园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珍宝，因此祭奠茶祖仪式世代传承了下来。茶妈妈每年都会亲自主持这场盛会，见她站在路口亲迎远道而来观礼的茶友，朋友悄悄跟我讲，她一点架子都没有哦!我说，你听听，大家都叫她什么?不是杜总，而是茶妈妈!亲切又贴切。

她把这片高原深山上的古茶园当成自己的孩子，也当成家。她不是茶商，而是茶人。她能清楚地记得景迈山有多少棵古茶树，也能清楚地知道，熟茶发酵时，应该洒多少水、开多大窗、盖多厚的被子。直至现在，她年纪大了，依旧会亲自去茶园采摘茶叶，制茶。

她拥有一颗匠心。

祭茶祖仪式那一整天她都很忙，我只有短暂的与她面对面聊天的机会。

我问她，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梦想?心中毕生追求?

她看着我，笑着摆了摆手，没有那么伟大，我只是喜欢茶。我在这片古茶园中长大，我为茶投入了青春年华，但它也回报了我永远年轻的心态与活力。

她说，你问我在困难黑暗的时期以什么来支撑着坚持这么久?因为这是我必须做的事，当一件事情成为你生命中心甘情愿的必须时，再多艰辛，你心里也会涌起一股强大的力量，推着你往前走。

我们常常说着坚持，可坚持却是最难的一件事，更何况几十年如一日，仅靠一点喜爱是不够的，还需要足够强大且坚韧的心。

心守一事，一生专注。有这样的态度，不管做任何事，在任何领域，都会成为非常出色的人。

今天，我看了一本书—《海迪姐姐的故事》，这本书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海迪出生在一个温馨的家庭里，她一直都生活得很快乐。不幸的是，在她五岁那年，患上了“骨髓血管瘤”，患上这种病，就等于一生都站不起来了，因为这是严重的高位截瘫。这对海迪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这场病并没有让海迪放弃她的理想。她每天在家里学习，自学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并攻读了大学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她还自信针灸医术为百姓免费治疗。又自学英、日、德等外语，还自学修理无线电。1982 年海迪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3年开始，她翻译并创作出版了多部作品。她曾到日本、韩国、德国游学访问，长期关注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最后她当上了残联主席。

“身残志不残”这句话说得好，海迪就是这样。命运对她如此残酷，病痛和残疾始终伴随着她，但海迪从来不向命运低头，一直在顽强拼搏。她努力学习知识，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和人民做贡献，不求回报。面对困难，她百折不挠，以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感染身边的人。树立坚定的信念，追求伟大的理想。“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这就是张海迪的信念！大家想一想，张海迪残疾，还能做出那么多贡献，我们都很健康，难道就不能创造出一番好事业吗？所以，让我们向张海迪学习吧！努力拼搏，实现自己的理想！

陈奇涵1897年8月24日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五里亭乡坝南(又名竹坝)村。1909年入兴国县城背街陈家祠的“五四制”北汇小学堂读高小。1913年毕业后考入赣州府中学(后改为“江西省立第四中学”)，这是赣南仅有的三所省立重点中学之一。陈奇涵在该校苦读四年，中学毕业后，因无钱升大学，返回家乡。

陈奇涵读中、小学的10余年间，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新旧思潮急剧交锋的动荡时期。他深切认定，要使祖国外不受强虏欺侮，内不遭官僚压榨，就必须立志改革，发奋图强。于是，他产生了“教育救国”的念头。1918年秋，陈奇涵邀了十多位学友和乡友，会集于兴国县城赤勘小学内，座谈教育救国。与会者都是热血青年，凭着书生意气，各抒己见，感慨不已。

他经过一番筹划和思索提议说：“我们就取‘君子忧道不忧贫’之意，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创办一所‘忧道小学’，怎么样?”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学校，取名“忧道小学”。大家怀着教育救国之心，为着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学生教育培养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分子，为民权、自主、民生自由而奋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和激励下，面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和横征暴敛，兴国一批有知识的热血青年在彷徨中觉醒。陈奇涵终于醒悟到：“教育救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要救国救民，只有另辟路径。同年6月，陈奇涵怀揣1斤蚕丝(变卖作路费)、百余元钱，只身南下广东，投考云南讲武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1920年转入护国军第二讲学堂学习。同年参加逐桂出粤之战。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出兵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军广西。陈奇涵又随赣军征战三个月，占领了南宁和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迫使陆荣廷仓皇出逃，最终平定广西，统一两广。陈奇涵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由候差员提升为排长。

1922年5月，陈奇涵参加第一次北伐战争。两年后，陈奇涵脱离赣军，在广州受聘为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1925年初，陈奇涵转入黄埔军校。他先担任该校第三期学生总队第一大队第三队上尉连长，后担任少校政治大队长(营长)。这个时期是陈奇涵一生的转折时期。

陈奇涵自到黄埔军校，便开始有计划地阅读革命理论书刊。每逢星期日，他还去东皋大道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的政治专题报告。在黄埔军校，陈奇涵直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人生观，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他立志为民众谋解放，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周恩来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军校的一个进步团体组织。陈奇涵在此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并积极参加该组织的活动，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政治斗争。1925年2月，经陈赓、许继慎介绍，陈奇涵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奇涵在黄埔军校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在对学生进行军政训练的同时，自己在血与火的战斗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参加东征、平叛等一系列战斗中，经受了战斗洗礼，成长为坚强的革命军人。

1926年3月20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并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迫使共产党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有预谋地挑起“中山舰事件”。接着又有恃无恐，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整理党务案》。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由蒋介石主持在广州召开。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屈从于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此后，蒋介石相继窃取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独揽党政军大权，使国民党右派在组织上占了绝对优势。

珠江之畔风云突变，中国革命处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陈奇涵此刻也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此时，他已是黄埔军校少校军官，如果脱离势单力薄的共产党，留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内，则待遇丰厚不言而喻，飞黄腾达也指日可待。但陈奇涵不改初衷，毅然保留共产党员的党籍，宁愿丢掉高官厚禄，而去承担清贫和风险。他秘密接受党的指示，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和总政治部留守处主任孙睿明的领导下，带领一批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共产党员，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名义，准备离开黄埔军校，返回故乡。

1926年9月，在陈奇涵的带领下胡灿、肖以佐等十余人陆续返回老家兴国，各自利用合法身份，深入到各个乡镇，在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筹备建立兴国党组织。由他们亲自创办的忧道小学，成为他们宣传革命的场所和党的秘密联络点。

9月17日，陈奇涵等在平川中学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兴国县支部干事会。在会上，胡灿提出建议，陈奇涵在家乡的目标大，而且经常奔波于赣南、赣东各地指导工作，所以暂时隐蔽身份比较适宜。他的建议得到同志们的赞同。会上决定由胡灿任书记，凌甫东任组织委员，肖以佐任宣传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兴国建立组织的开始，也是赣南最早成立的几个县级党组织之一。至1927年春，全县已发展党员100名，下辖十八个党小组。

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由武汉赴南昌，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朱德，利用以前他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选定第三军为目标，着手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武装干部，以便在各方面开展革命活动。同时，指示陈奇涵利用本人在江西的声望和工作基础，配合朱德创建军官教育团。军官教育团组建后，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归属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西省委直接领导。该团由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和党的负责人(支部书记)。陈奇涵还直接指挥一个营，协助朱德在南昌城内开展革命活动，为党培养军事骨干。并负责以密码直接与武汉的中共中央军委保持联系。直至南昌起义前，党中央的电报指示都是经过陈奇涵的密码本译出的。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公然发表演讲，叫嚣：“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并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赣州“三•六惨案”，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是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的前奏，是他放出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第一枪。

3月30日，朱德、陈奇涵指挥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工人武装纠察队，包围了驻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收缴了其枪械，活捉了该团副团长关麟征及其下属全部人员。4月，朱德和陈奇涵率领军官教育团及一部分警察，以“剿匪”为名离开南昌，进入赣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镇压反动派及其武装。朱德、陈奇涵到达临川后，接见了各公法团体负责人，召开公法团体会议，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弄清当地情况后，决心为民除害，并在临川县政府召开了剿匪会议，研究与布置开展剿匪工作。

朱德、陈奇涵率军官教育团在赣东的临川、崇仁、宜黄、乐安、金溪、东乡、进贤等地打击土匪与反动地主武装。在清剿中采用“剿抚兼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实行“先投降者免罪，顽固逃窜者严惩”的政策。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奉朱德指示，陈奇涵率领814团加入起义军行列，在抚州配合起义军在南昌的行动。经过4小时激战，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

8月5日，起义军按照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部署，退出南昌，向广州进发。起义军撤离南昌后，革命势力受到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白色恐怖笼罩江西。奉命留在抚州的814团因内部反动势力哗变，陈奇涵被迫离开抚州，经吉安返回兴国。回到兴国后，陈奇涵主持召开了“羊山会议”，这是中共兴国党组织从遭受挫折到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羊山会议”后，中共兴国支部改为中共兴国特别支部，陈奇涵任军事部长。

1928年4月，中共赣西特委委员、赣西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党代表曾炳春，带领该纵队到兴国进行游击活动，与中共兴国党组织负责人陈奇涵、肖芳全、李明兰等人取得联系，他们秘密地在兴国冰心洞的清静观召开了一次中共兴国区委扩大会议。不久，陈奇涵、曾炳春首先领导了崇贤农民暴动，揭开了兴国武装暴动的序幕。

兴国暴动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群众运动，也是兴国前所未有的一次革命武装暴动。革命红旗第一次在兴国城的上空飘扬。从此，兴国的革命由秘密走向公开，使得许多反革命分子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甚至跑到赣州、南昌长期“避难”，不敢回来。1929年2月，红2团、红4团第二次攻占兴国县城，摧毁了兴国的反动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兴国的封建势力，为兴国红色政权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陈奇涵作为兴国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在吉安陂头成立，朱德兼校长，毛泽东兼党代表，陈奇涵任教育长。不久，红4军离开吉安，李文林改任校长兼政委，金万帮任校委书记，陈奇涵仍为教育长，具体负责学校的军政训练与日常教学工作。这个学校为部队培训了一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与地方武装领导干部，也积累了宝贵的军事教育经验。陈奇涵调到第三分校后，转入了正规红军。从此，他一直没有离开部队。

1932年1月，陈奇涵率领红3军第9师在于都北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在于都、宁都等地消灭地主武装，攻下兴国、于都、赣县的马安上宝土围，歼敌五、六百人，缴枪三百余支，在于都北区基础上成立胜利县。3月12日，由于形势发展需要，中央军委决定重新组建红军第一军团，下达了《关于重编红一、三、五军团的训令》，以红四军和红五军团之红十五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陈奇涵任参谋长兼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4月2日，红一军团由长汀以东的馆前、新桥地区移至长汀，准备东征。陈奇涵采取各种手段，侦察敌情和地形，为毛泽东、朱德决策龙岩战斗提供可靠的情报和建议，并一举攻占闽西重镇龙岩，歼敌两个团，为进攻漳州创造了有利条件。11日，陈奇涵出席了毛泽东在龙岩主持召开的红一军团师以上干部会议，并草拟了“漳州作战计划”。20日，参与指挥了红一军团攻打漳州战役，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占领了漳州。打开漳州后，陈奇涵又协助军团长布置红一军团短时间分兵闽南，将部队分散在漳州及其周围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大红军、筹备粮款。

此次东征，开辟了闽南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苏区，使中央根据地的南翼基本得到稳定。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33年1月，红一军团在黎川三都整编，陈奇涵因负伤治疗，调离红一军团。3月，陈奇涵伤愈出院后，调任江西军区兼赣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协助军区总指挥陈毅、政委李富春统一指挥江西赤色地方武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陈奇涵祸从天降。在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他受到株连。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从上海抵达红都瑞金，从此，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2月中旬，“左”倾错误领导者首先在福建苏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当时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不同意“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作法。因此，他遭到打击，政治、组织上受到处分，被撤职。其后，福建省一大批领导干部也遭到错误批判斗争。这些遭批斗和撤职的干部，都是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好同志。

2月下旬，“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如法炮制，在江西掀起了一场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江西苏区一大批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有丰富斗争经验、敢于公开抵制和反对王明“左”倾错误的党政军干部受到打击或被牵连。刚出任江西军区参谋长的陈奇涵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株连。

邓、毛、谢、古四人，在中央苏区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抵制，因而被划为一个“小派别”，受到王明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陈奇涵与他们4人比较熟悉。1932年陈奇涵负伤住院期间，拿出自己的补助，请同在一起住院的邓小平、毛泽覃吃了一顿饭，这件事情，在反“江西罗明路线”开始后，竟成了打击陈奇涵的借口。1933年冬，陈奇涵终被莫须有的罪名撤消了江西军区参谋长职务。

1934年春，陈奇涵从江西军区兼西路军参谋长一下子降职到红军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当科长，在部长罗荣桓的领导下，负责扩红工作。

陈奇涵在错误的党内斗争面前，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和态度。在政治原则问题上，陈奇涵不惧“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压力，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不妥协让步，在组织纪律上，他服从分配。虽然身处逆境，蒙受冤屈，但仍顾全大局，做到受打击而不屈服，被撤职也不灰心，对党的事业始终满怀信心，继续任劳任怨地为扩大红军而努力工作。

1934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组建教导师的决定。教导师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保障其安全。新组建的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8月间，调陈奇涵任教导师作战科长，参与教导师的组建工作。9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的形势不断恶化。瑞金以北的宁都、石城相继失陷;东部敌军已开始向根据地中心长汀发动进攻;南部敌军已进抵会昌一带。中央红军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此时，毛泽东、彭德怀提出主力红军应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出击外线，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脱离其堡垒，相机歼灭之，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的建议。

陈奇涵由于懂工兵技术，临时被抽调去于都河架桥，准备长征。10月10日，陈奇涵赶回教导师，红军指战员离别瑞金，开始了长征。在漫长的长征道路上，陈奇涵不仅要与战士一样长途行军，而且在行军途中，还要随时观察部队行军秩序，检查各团掉队人员。到宿营地后，他仍不能休息，还要派人侦察地形，寻找向导、派出警戒;接着，他还要绘制新的行军路线图，发出当日口令，写出宿营报告，派人送达上级司令部。本来这是他担任部队首长时，由参谋来完成的工作。但是现在他是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丝毫的怨气，而是忍辱负重，默默地为党工作着。

1935年1月，红军抢渡天险乌江，陈奇涵负责指挥架桥行动，保证了飞渡乌江天险的胜利。红军渡过乌江，接着进占遵义，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排挤的干部，陈奇涵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

鉴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1935年12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实现中国共产党直接对日作战的主张，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东征抗日和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东征分左右两个纵队行动，红一军团为左翼纵队;红十五军团为右翼纵队。陈奇涵以军团副参谋长身份参加指挥红七十八师进行东征战役。经过75天的东征作战，我军共歼敌13000多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枪4000多支，扩大红军8000余人。在山西二十多个县的农村发动了群众，播下了革命火种，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东征的战尘尚未洗去，陈奇涵又奉命踏上了西征的征途。1936年5月，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队伍，西北革命委员会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西征战役。

此时已是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的陈奇涵，亲自率领红七十八师，一路高歌猛进，在西征两个月时间里，与红一军团其它各部协同作战，歼敌两个团又一个营，俘敌旅长以下2000多人，解放了环县、同心等多座城镇，开辟了纵横800多里的新根据地，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7年初，陈奇涵被调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抗大是1月20日开学，至8月毕业，历时7个月。陈奇涵被编入第二期大学部第一大队。

陈奇涵在抗大学习热情和自觉性非常高，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每天上课之外，还抓紧时间自己阅读、研究问题。通过半年的学习，陈奇涵在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指挥、领导艺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提高。他更深刻地领会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掌握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战略战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抗大第二期大学部学员奉党中央的命令，立即结束学习，于8月份，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10月，毛泽东电令成立绥德警备区，任命陈奇涵为警备司令。

1938年3月，陈奇涵以“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的战术，击退了日军1个旅团向宋家川、军渡等地的数次进攻。陈奇涵在率领警备区军民二年的反顽抗敌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和成绩，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赞扬他们“保卫了延安的东北大门”。1939年，陈奇涵调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接到新任命的陈奇涵，虽然在红军时期先后担任过红三军、红四军、红一军团、江西军区和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等职务，对参谋工作轻车熟路，但他仍然感到这次到军委工作的担子之重，决心不辜负中央信任，更好地完成协助军委领导指挥全局作战的工作。不久，陈奇涵又同时兼任了延安卫戌司令、防空司令、总交通司令等职。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抗日军事政治骨干，1941年1月，陈奇涵奉命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陈奇涵按照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精神，运用第一期办校的工作经验，根据第二期学员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对于八路军各部队来的学员队和知识分子学员队分别制定不同的教育计划，教学上做了不同安排，并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他们坚持以教育为中心，以德育为重点，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参谋人员、俄文翻译、军事指挥员、政工干部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为我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2年2月，陈奇涵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高级干部整风运动。他任高级学习班第三党支部书记。延安整风运动中，陈奇涵召集在延安的赣籍老红军，进一步回顾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赣西南、赣东及兴国等地党的历史经验，整理了一大批珍贵的党史资料。中央军委还为陈奇涵1933年受撤职处分的问题，于1942年3月正式做出书面结论：“对陈奇涵同志的撤职处分，是当时干部政策的错误，应予正式撤消其撤职处分。”至此，陈奇涵的八年之冤，得以昭雪。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陈奇涵当选为“七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大会。在会议上，陈奇涵列举了许多历史事例，阐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不同意王明进入中央委员会。会后，他又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再一次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对陈奇涵坚持真理，疾恶如仇的品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告投降，9月3日，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急忙调兵遣将，把国民党军队14个军共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约54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各地，其目的就是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以建立国民党独裁政权。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国民党军队以“收复失地”为名，抢占各战略要地，在华南、华东、华中、华北夺取了一大批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后，把抢占战略要地的重点放在了东北。

东北背靠苏联，当时具有战略上的优势地位，能否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陈奇涵奉命率干部队奔赴东北。但因途中生病，病情日趋严重，很难继续前行。中央考虑陈奇涵的身体状况，暂不去东北，留在冀热辽，担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1947年3月30日，为加强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的力量，中央军委决定，将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下辖热河军区、冀热察军区和冀东军区。自5月中旬开始，陈奇涵参与指挥了东北民主联军向东北国民党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连续作战50天，收复了大片土地，先后攻克城镇42座，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7月，陈奇涵接上级指示，调离冀察热辽军区，前往东满。9月，东北局任命陈奇涵为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副司令员，与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一起领导东满军区的工作。上任不久，陈奇涵领导部队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战役。

东北我军在夏季攻势后就地进行了休整，并编组了新的部队。野战军除将辽吉纵队改编为第七纵队外，又以冀察热辽军区6个独立旅及东北民主联军与周保中、陈奇涵领导的东满军区所辖的3个独立师，分别合并组成了第八，第九、第十等3个纵队。至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共辖9个纵队39个师，连同地方武装，总兵力达51万人。为贯彻执行《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所规定的任务，配合关内我军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于9月14日发起了秋季攻势。

陈奇涵协助周保中率领东满军区部队配合我军第六纵队在中长路一带对敌作战。10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围歼吉林之敌，引敌分散于四平以南和以北地区和长春以东地区，以便各个击破。于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令第六纵队以奔袭方法，围歼吉林外围松花江两岸口前、九站等处之敌，以免敌逃回吉林。令第二十九师主力担任围歼棋盘街、江密峰之敌，并抽一个团配合东满军区部队，归陈奇涵指挥，担任围歼乌拉街之敌。15日，陈奇涵率部占领了乌拉街、棋盘街，全歼该地敌人。17日至18日，陈奇涵等又率部配合六纵占领了桦皮厂、九站、口前等地，肃清了吉林外围之敌。

东北敌军遭受我军秋季攻势打击后，被迫退缩于中长路长春至大石桥和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的各主要城镇。物资供应缺乏，处境更加困难。而我军在秋季攻势后，进行了短期休整，部队士气旺盛，全军总兵力达73万人。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利用江面结冰，便于机动兵力的有利条件，集中全部主力，发起冬季攻势。

1947年12月，冬季攻势发起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东满军区部队在吉长线活动，钳制吉林、长春之敌。31日，在陈奇涵等领导下，东满军区部队奔袭长春、二道河子东的杨家店地区，给敌以沉重打击。

为了加强部队统一指挥，促进我军正规化，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陈奇涵所在的东满军区也改为吉林军区。3月，陈奇涵率领吉林军区前线指挥所和松花江前线指挥所参加围攻吉林和长春的战斗，取得重大胜利。

1948年4月，东北局决定撤消南满军区，所辖地区和部队分别改为安东军区和辽南军区。陈奇涵被调任辽南军区司令员。从此，陈奇涵离开东满，转战辽南。

陈奇涵一到辽南军区，就领导辽南军区部队进行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6月初，根据东北局精简整编，缩小机构，充实连队，以求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前为原则，陈奇涵对军区进行第一次整编。7月，辽南军区改为辽宁军区，陈奇涵仍任司令员，8月初，针对当时辽宁军区部队庞大，武器缺少，对敌游击战争困难的情况，陈奇涵对辽宁军区进行了第二次整编。经过两次整编，提高了辽宁军区部队的战斗力，为以后大规模战斗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奠定了基础。

为保障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役的顺利进行，陈奇涵还率领辽宁军区部队抢修铁路、公路、桥梁、恢复交通运输。到1948年8月中旬，基本上使辽南地区交通得以畅通，保证了战争中的军运。同时，他还在辽南设立兵站，医院、供应站，保障战役中物资供应和伤员救护。这些工作，在整个战役期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全军已有12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共60余万人，加上机关、地方部队，总兵力达103万人。东北地区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获得解放，我军同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陈奇涵率辽宁军区部队协助主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

辽沈战役后，陈奇涵立即投入到辽宁省的恢复工作。刚解放的辽宁还极不稳定，土匪残兵还不时对我人民进行骚扰，国民党特务也大肆进行破坏活动。陈奇涵率部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于11月中旬肃清了规模较大的残兵土匪，使社会秩序得以安定。

1948年11月20日，中共辽宁省委成立。陈奇涵等7人为省委常委。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关内挺进，12月25日，中央军委电令，任命陈奇涵为东北军区参谋长。

陈奇涵离开了辽宁军区，赴任东北军区，一方面组织东北军区各部队，进行战斗总结，开展军政训练，肃清残余匪徒，稳定社会秩序，一方面做好大军南下的准备。同时，抓紧东北军区机关的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

他还对东北军区的参谋工作做了改进：创办军事杂志，以统一部队的军事思想;举办参谋学校，全面培养参谋干部;参谋人员与指挥人员由下而上的加以交流，以便充实参谋人员作战经验及实际工作经验。

陈奇涵还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践经验，对有关军队建设与战略、战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他特别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特别是政治教育。在战术技术上，他提出了四大技术和三三制战术。他还对部队的编制、后勤、卫生等工作都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采纳，对东北军区的建设，乃至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3月1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中央军委命其向中南进军。这时，陈奇涵奉中央军委之命，调离东北，随第四野战军主力挥戈南下，解放江西。4月初，陈奇涵奉中央军委命令，来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要他立即准备南下，组建江西军区，并出任江西军区司令员。6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宣告成立，陈奇涵任省委常委。6月25日，江西军区正式成立，陈奇涵任司令员，陈正人任政委。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直接同美国军队作战。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对兵员的需要，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进行了两次扩兵。共扩大新兵77350多人，这些新兵除一部分补充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外，大部分经教育训练后，组建了11个团又4个营，编制成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前线。此外，江西军区还征召了14700名转业军人归队，编成5个团，分别调拨给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随时准备把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熟练军事技术的战士送上前线，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部队开展了以美国侵略军为作战对象的军政大练兵。在6个月的军政大训练中，陈奇涵根据上级指示和部队实际情况，凭借自己训练部队的丰富经验，亲自指导制定训练计划，提出切实可行的训练措施，进行严肃认真的训练。

江西军区的这次军政大练兵，是在革命胜利后比较安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由于陈奇涵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准备，训前对组织领导、训练方法、步骤作了明确规定，特别强调了教养一致和统一训练作风，共轮训7820名干部和骨干，全面系统地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195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统一管理全军军事审判工作。基于陈奇涵资历深，威望高，廉明公正，熟悉军事法律，中央军委暨毛泽东主席于2月28日发布任命书，任命陈奇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

同年夏天，陈奇涵来到北京走马上任。军委管理局分配他一家住到西四北头条一座四合院里。他家在这里一住就是40多年。他到京不久，就去北戴河向军委领导汇报军事法院的工作。

一天吃过晚饭后，陈奇涵去海滨散步，迎面走来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同志，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从延安分别后，这是第一次见面”，周恩来说：“听说你去搞军法工作了，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他们和陈奇涵一起坐在海滨的藤椅上，开怀畅谈起来。

我军的军法工作，从建军之初就有，但没有全军统一的军队法院(庭)。红军时期有的部队称“军队审判所”，抗战以后称“军法处(科)”，实际上多数军区和部队把它放在保卫部，全军的总政治部也设有“军法处”。现在要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的军队，必须建立一个全军统一的军队审判机构。

军事法庭是军事法院的前身，是一个刚成立的新单位。陈奇涵来时，一切俱空。与其说是调陈奇涵来上任，不如说是调他来筹备。他身边只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一切都得白手起家，从头做起。经过他的努力，军委把一处院子拨归军事法庭。院内有一幢二层楼房作办公用房。

陈奇涵为筹备军事法庭，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法庭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上，放在考虑法庭的工作方针、任务、内容、方式等重大问题上。他叫人翻译有关苏军军事法院方面的资料，又派人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我国有关历史资料，结合我军历史上的审判工作经验和组织形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与想法。1954年8月25日，陈奇涵向中央军委作《军事法庭的建立与工作》的报告。并得到中央军委对军事法庭工作方针的第一个明确批示：“目前，制法为主，习法为次”。陈奇涵根据这一批示，为开创我国军法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我国军法战线上的奠基人。

1954年9月，陈奇涵当选为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以后召开的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奇涵继续当选为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1955年1月，陈奇涵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根据军事法院编制人员少的情况，陈奇涵对军事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主张精干高效。由于陈奇涵对各处、室的职能分工规定明确，也就使各部门各司其职，办事效率较高。在定编制、定机构的同时，陈奇涵就抓军事法院的班子和各级军事法院干部的配备。

1955年9月，陈奇涵被授予上将军衔。由于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巨大功绩，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这是我国军法战线上的第一位上将，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军法上将。

1956年9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奇涵作为军队系统选出的八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不久，他又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协助董必武抓全国政法工作。1957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陈奇涵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法院领导的分工上，他分管军事法院系统的工作，同时还担任军事法院院长职务。

从50年代末期开始，陈奇涵的身体每况愈下，战争时期染下的重疾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复发，犯病时疼痛万分，不能行走。心脑血管疾病也向他袭来。但是，陈奇涵在疾病面前始终保持乐观情绪。在此后二十余年时间里，他始终惦记着人民，惦记着工作，惦记着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英名将永远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光耀千秋。

20xx年1月，有一位记者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有一只灯泡，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消防站度过了它的109岁生日。也就是说，这只灯泡的使用寿命已达到了109年!在109年前，谁有这么神奇的技术，使一只灯泡的光亮穿越了一个多世纪?

这消息一报道，立刻引起了世界轰动。

人们纷纷猜测，这只神奇的灯泡，这只光耀百年的灯泡，它的发明者到底是谁呢?是当时的大发明家爱迪生吗?

研究者通过查阅当时的相关资料，终于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1901年，电灯刚发明不久，美国电气公司在广场中央组织了一场电灯实验竞赛，爱迪生等一批发明家都参加了这场比赛。当举办人将电压逐渐提高时，一只只灯泡都相继炸了，最后惟独留下一只灯泡还亮着。

这只最后还亮着的灯泡是谁研制的呢?大发明家爱迪生吗?研究者通过进一步考证，发现这只灯泡的研制者，并不是当时名气如日中天的爱迪生，而是当时并没有什么名气的发明家柴莱特。而这只灯泡正是2010年1月记者报道的那只灯泡，那只光耀百年、使用寿命达到109年的灯泡!

在那个电灯还刚发明不久的年代，为什么没有什么名气的柴莱特能研制出如此高质量的灯泡呢?研究者通过进一步查阅资料，发现在一份资料上有这样一段记载：1901年，那场电灯实验竞赛结束后，爱迪生出于对柴莱特的欣赏，邀请他一起参加碱性电池研究。面对大发明家的邀请，柴莱特却拒绝了与名人合作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指着在比赛中刚获得头奖的那只灯泡说：“我只适合研究它。”

柴莱特为什么拒绝与大发明家爱迪生合作这个诱人的机会呢?也许，我们从柴莱特的一句回答中可以找到答案：“我只适合研究它。”一生只研究灯泡，不管灯泡之外有多少难得的机会，有多少美丽的诱惑，也不为所动，心中只抱着“我只研究我的灯泡”的执着和信念。后来，研究者又在柴莱特的日记中找到了相同的佐证，他在日记中写道：“一生只亮一盏灯!”

一生只亮“一盏灯”，一生只做“一件事”，也许，这就是柴莱特研制的灯泡，为什么能穿越历史的尘埃、光耀百年的秘诀和根源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读了《张海迪的故事》后，我不由得对她长生了敬佩之情。我认为：张海迪不仅是我心目中的榜样，更是我学习的楷模。

海迪小的时候，是个天真、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她样样都行，让爸爸妈妈天天笑得合不拢嘴。可是在她五岁那年，不幸降临到了这个小女孩身上，她的身体2/3失去了知觉，我也对她惋惜难过。但小时候的海迪并没有垂头丧气，而是坚强的面对困难，以她最甜、最美的微笑面对生活、面对未来。并没有被命运所折服，我为她这种坚强不屈，不肯低头折节的精神而骄傲、自豪。

海迪从小就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小姑娘，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好学生，虽然学校不收她入学，但是好学的她，自己学习、自己钻研、自己学习医术，并且成了当地有名的小医生，她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大家，大家都非常喜欢她，也和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呢，也得到了海迪更多的帮助，她利用空闲时间给大家补课，有很多人因此考上了大学。她所做的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佩服，她的这种乐于奉献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海迪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她读了成千上万册的书，还会几个国家的语言，并且翻译了几十本外著。我觉得：我们和海迪相比，她太伟大了，而我们太渺小了。

生活的前景是光明的，生活的路程也是严峻的。让我们跟随着绚丽的朝霞，向着理想的太阳飞翔吧!

张海迪出生在山东半岛文登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5岁时因患病，生活不能自理。但是身残志坚的张海迪没有放弃生命更没有放弃生活，她一面以坚强的毅力与决心同病魔作斗争，一面用勤奋的学习和工作延续生命。

她不仅自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而且还自学了大学英语专业。后来又坚持学习日语、德语、和世界语，翻译了16万字的外文著作和资料。她刻苦学习潜心钻研了《人体解剖学》、《内科学》、《针灸学》等十几种医学书籍。她用学到医学知识和针灸技术，为周围群众治病达一万多人次。她还学过无线电技术、音乐、绘画和书法等多门类知识与学科，以此做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提到80年代没有一个名字比张海迪更深入人心,她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张海迪小时候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小姑娘，5岁不幸患了严重疾病，从胸部以下失去了知觉，从此她成了一个高位截瘫的人，站不起来了。

小海迪瘫痪了，人们都认为她这一生只能依靠别人来生活了。可是，小海迪想：我要自立，长大了要为人民做点事，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要实现这个愿望，没有知识、没有本领怎么行呢？可是，她又没办法去学校读书，于是，她小小年纪，就立下志向，决心以病床当课桌，自学成才。她开始用识字卡片学习认字，不久，又学会了汉语拼音和查字典。从此，她以顽强的毅力走上了自学求知的道路。

一个农民，初中只读了两年，家里就没钱继续供他上学了。他辍学回家，帮父亲耕种三亩薄田。在他19岁时，父亲去世了，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他的肩上。他要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还有瘫痪在床的祖母。八十年代，农田承包到户。他把一块水洼挖成池塘，想养鱼。但乡里的干部告诉他，水田不能养鱼，只能种庄稼，他只好有把水塘填平。这件事成了一个笑话，在别人的眼里，他是一个想发财但有非常愚蠢的人。

听说养鸡能赚钱，他向亲戚借了500元钱，养起了鸡。但是一场洪水后，鸡得了鸡瘟，几天内全部死光。500元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对一个只靠三亩薄田生活的家庭而言，不啻天文数字。他的母亲手不了这个刺激，竟然忧郁而死。

他后来酿过酒，捕过鱼，甚至还在石矿的悬崖上帮人打过炮眼......可都没有赚到钱。

35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娶到媳妇。即使是离异的有孩子的女人也看不上他。因为他只有一间土屋，随时有可能在一场大雨后倒塌。娶不上老婆的男人，在农村是没有人看得起的。

但他还想搏一搏，就四处借钱买一辆手扶拖拉机。不料，上路不到半个月，这辆拖拉机就载着他冲入一条河里。他断了一条腿，成了瘸子。而那拖拉机，被人捞起来，已经支离破碎，他只能拆开它，当作废铁卖。几乎所有的人都说他这辈子完了。

但是后来他却成了我所在的这个城市里的一家公司的老总，手中有两亿元的资产。现在，许多人都知道他苦难的过去和富有传奇色彩的创业经历。许多媒体采访过他，许多报告文学描述过他。

但我只记得这样一个情节。记者问他："在苦难的日子里，你凭什么一次又一次毫不退缩"?他坐在宽大豪华的老板台后面，喝完了手里的一杯水。然后，他把玻璃杯子握在手里，反问记者："如果我松手，这只杯子会怎样"?记者说："摔在地上，碎了"。"那我们试试看"。他说。

他手一松，杯子掉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但并没有破碎，而是完好无损。他说："即使有10个人在场，他们都会认为这只杯子必碎无疑。但是，这只杯子不是普通的玻璃杯，而是用玻璃钢制作的"。

于是，我记住了这段经典绝妙的对话。这样的人，即使只有一口气，他也会努力去拉住成功的手，除非上苍剥夺了他的生命......

我经常如此做——每当要写文章时，我就朝窗外看。看什么呢?是回想以前我平时观察到的事物，那种不被人所了解的细节所发出的感想。

观察一切事物的变化——那种细微的，哪怕只是一点儿的变动都逃不过一双善于观察的瞳孔。

曾经的迷茫——对文章的恐惧;曾经的彷徨——对文字的陌生。一切的一切，因为一篇文章而烟消云散，仿佛是带领我走出迷雾的乐章，给我以指引正确的道路。

夏夜，我伏在桌上，聆听大自然的音乐，看着桌上的语文书。语文书中有许多令人感动，甚至使人引发深省的文章!不知不觉，我翻到了这篇文章：《莫泊桑拜师》。或许是因为文章的文笔真实而精彩，让我看了下去。但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这篇文章竟改变了我!

文章叙述的是莫泊桑拜师的事情。他的老师福楼拜要求他将他家门口马路上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但莫泊桑记录了几天，觉得这对写文章并没有什么帮助，便去询问福楼拜。福楼拜告诉他：你在观察的时候有没有观察到那富丽堂皇的马车和简陋的马车是一样的走法么?烈日炎炎下的马车和狂风暴雨中的马车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车上坡时，马怎么用力?车下坡时，赶车人怎么吆喝?他们的表情是什么样的呢?

经过福楼拜的仔细讲解，莫泊桑渐渐懂得老师让他写文章的真正含义：要善于观察与发现细微的不同，往往细节是最让人忽视但却是写文章最好的素材。

我便开始学习莫泊桑一般，仔细记录每天发现的任何琐碎的事情。久而久之，连我自己都没有发觉，如此贷给我的益处竟有这么大：写文章不用愁，平时观察而累积下来的素材进行“加工”后便能写出好文章;阅读理解上升了许多，文章十分容易就看懂了。

以往的迷茫，以往的恐惧，以往的彷徨，以往的陌生，不再了。

不论是阅读时也好，日常生活也好，一旦你注意观察，努力发现细节就都是很好的素材。就如文中所说，“年轻人贵在坚持，才气，就是坚持写作的结果。”这句话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持之以恒，因为这是成功的必经之路。

在复旦二教的走廊里，65岁的陆谷孙先生背着手，微笑地望向窗外说，我还是没有话语权啊，都被剥夺了。声如洪钟，花白头发飘扬着。

一生研究莎士比亚成痴，2006年将要出版的《莎士比亚史讲》是多年心血的集成。

他主持编写的《英汉大辞典》，被董桥形容为“不可一日无此君”，英美的词典专家评论这是“远东最好，也是世界范围内较好的双语词典之一”、“具有超世纪的生命力”。

当年，他父亲陆达成和董浩云一道在航运公司里打拼，因为割舍不下对故土的眷恋，从香港上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做了许多年的法语翻译。在洋行工作，和外国人打交道，却爱穿唐衫，习性上完全是个旧式的传统中国文人。

和父亲相似，陆谷孙也是这样的一束矛盾。自小学过俄文、法语，从大学开始，就没有离开过复旦英语系。

操一口中庸的英语腔调，既不像伦敦口音，也不是美国音调，而是无意中在英美两个世界两头讨喜的“超越大西洋”的英语。中西学养都同样深厚，固守传统道德和个人原则，恋家，固执，铁齿。学院送去美国的公派留学生逾期不返，对方学校又不放人，陆先生就主动写了信去跟校长理论，坚持 要对簿公堂。对方来访的时候，他也固执地拒不相见。“最让我生气的是，原则被破坏了。人要做得刚正。”

妻子和女儿10年前相继拿到了美国绿卡，已经离不开美国的主流生活，陆先生自己却坚决不愿申请，去美国、英国不下10次，每次出去都不可遏止地想家。“一到秋天，秋虫叫起来了，就想到小时候在余姚斗蟋蟀的情景。” 他因此一个人生活着。无论冬夏，风雨无阻，黄昏时分穿行复旦校园是他每天恒定的行程，几乎成了一种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