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一生受益的故事(精选20篇)

让人受益的哲理故事能缓解你的压力，同时给你一些思考及感悟。下面小编为你整理了让人受益的哲理故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让人受益的哲理故事篇1：成功之道

电台请了一位商界的奇才做嘉宾主持，我非常希望能听他谈成功之道。但他只是淡淡一笑，说：“还是出道题考考你们吧。”

“某地发现了金矿，人们一窝蜂地拥去，然而一条大河挡住了必经之道，是你，会怎么办?”

有人说绕道走，也有人说游过去。但他却笑而不语，很久，他说“为什么非得去淘金，为什么不可以买一条船开展营运呢?”

我们愕然。他却说，那样的情况宰得渡客只剩下一条短裤，他们也会心甘情愿的。因为前面有金矿啊!”

“干他人不想干的，做他人不曾想的。”这就是成功之道。困境在智者眼中往往意味着一个潜在机遇，只是我们不曾想过。

让人受益的哲理故事篇2：人生的秘诀

30年前，一个年轻人离开故乡，开始创造自己的前途。他动身的第一站，是去拜访本族的族长，请求指点。老族长正在练字，他听说本族有位后辈开始踏上人生的旅途，就写了3个字：不要怕。然后抬起头来，望着年轻人说：“孩子，人生的秘诀只有6个字，今天先告诉你3个，供你半生受用。”

30年后，这个从前的年轻人已是人到中年，有了一些成就，也添了很多伤心事。归程漫漫，到了家乡，他又去拜访那位族长，到了族长家里，才知道老人家几年前已经去世，家人取出一个密封的信封对他说：“这是族长生前留给你的。”还乡的游子拆开信封，里面赫然又是3个大字：不要悔。

中年以前不要怕，中年以后不要悔。

让人受益的哲理故事篇3：仰望星空

2500多年前，一个叫泰勒斯的古希腊男子，在旷野上一脚踩空掉进了路边的井里。这一跤让他跌进了历史。

然而翻开天文学史、哲学史，甚至是生命科学史，不难发现，书里提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泰勒斯”。而提出“直径平分圆周”、“两直线相交，其对顶角相等”等定理的人也是泰勒斯。

根据柏拉图所述，当时泰勒斯只顾抬头仰望星空观看星象，无暇顾及脚下的路，一脚踩空掉进了路边的井里。

人们往往只顾关注头顶遥远的星空，却对脚下近在咫尺的事情一无所知。

让人受益的哲理故事篇4：可以改变的是态度

有位太太请了个油漆匠粉刷墙壁。油漆匠一走进门，看到她丈夫双目失明，顿时流露出怜悯的眼光。可是男主人开朗乐观，所以油漆匠在那里工作了几天，他们谈得很投机。工作完毕，那位太太发现比谈妥的价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

她问油漆匠：“怎么少算这么多呢?”

油漆匠回答说：“减去的那一部分，是因为你先生使我不会把工作看的太苦!”

油漆匠对她丈夫的推崇，使她落泪，因为这位慷慨的油漆匠，自己只有一只手。

虽然我们无法改变人生，但我们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无法改变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心境，我们无法调整环境来完全适应自己的生活，但可以调整态度来适应一切的环境。生活是由面对生命的态度，与你的心灵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

让人受益的哲理故事篇5：听的艺术

美国知名主持人林克莱特一天采访一名小朋友，问他说：“你长大后想要当什么?”小朋友天真地回答：“嗯……我要当飞机的驾驶员!”林克莱特接着问： “如果有一天，你的飞机飞到太平洋上空时所有引擎都熄火了，你会怎么办?”小朋友想了想：“我会先告诉坐在飞机上的人绑好安全带，然后我挂上我的降落伞跳出去。”

当在现场的观众笑得东倒西歪时，林克莱特继续着注视这孩子，想看他是不是自作聪明。没想到，接着孩子的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于是林克莱特问他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小孩的答案透露出一个孩子真挚的想法：“我要去拿燃料，我还要回来!

你听到别人说话时……真的听懂他说的意思吗?如果不懂，就请听别人说完吧，这就是“听的艺术”：听话不要听一半, 不要把自己的意思，投射到别人所说的话上头。

让人受益的哲理故事篇6：同是一斤米

一青年向禅师求教。“大师，有人赞我是天才，将来必有一番作为;也有人骂我是笨蛋，一辈子不会有多大出息。依您看呢?”

“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禅师反问。青年摇摇头，一脸茫然。

“譬如同样一斤米，用不同眼光去看，它的价值也就迥然不同。在炊妇眼中，它不过做两三碗大米饭而已;在农民看来，它最多值1元钱罢了;在卖粽子人的眼里，包扎成粽子后，它可卖出3元钱;在制饼者看来，它能被加工成饼干，卖5元钱;在味精厂家眼中，它可提炼出味精，卖8元钱;在制酒商看来，它能酿成酒，勾兑后，卖40元钱。不过，米还是那斤米。”

大师顿了顿，接着说：“同样一个人，有人将你抬得很高，有人把你贬得很低，其实，你就是你。你究竟有多大出息，取决于你到底怎样看待自己。”

青年豁然开朗。

陈奇涵1897年8月24日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五里亭乡坝南(又名竹坝)村。1909年入兴国县城背街陈家祠的“五四制”北汇小学堂读高小。1913年毕业后考入赣州府中学(后改为“江西省立第四中学”)，这是赣南仅有的三所省立重点中学之一。陈奇涵在该校苦读四年，中学毕业后，因无钱升大学，返回家乡。

陈奇涵读中、小学的10余年间，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新旧思潮急剧交锋的动荡时期。他深切认定，要使祖国外不受强虏欺侮，内不遭官僚压榨，就必须立志改革，发奋图强。于是，他产生了“教育救国”的念头。1918年秋，陈奇涵邀了十多位学友和乡友，会集于兴国县城赤勘小学内，座谈教育救国。与会者都是热血青年，凭着书生意气，各抒己见，感慨不已。

他经过一番筹划和思索提议说：“我们就取‘君子忧道不忧贫’之意，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创办一所‘忧道小学’，怎么样?”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学校，取名“忧道小学”。大家怀着教育救国之心，为着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学生教育培养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分子，为民权、自主、民生自由而奋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和激励下，面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和横征暴敛，兴国一批有知识的热血青年在彷徨中觉醒。陈奇涵终于醒悟到：“教育救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要救国救民，只有另辟路径。同年6月，陈奇涵怀揣1斤蚕丝(变卖作路费)、百余元钱，只身南下广东，投考云南讲武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1920年转入护国军第二讲学堂学习。同年参加逐桂出粤之战。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出兵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军广西。陈奇涵又随赣军征战三个月，占领了南宁和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迫使陆荣廷仓皇出逃，最终平定广西，统一两广。陈奇涵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由候差员提升为排长。

1922年5月，陈奇涵参加第一次北伐战争。两年后，陈奇涵脱离赣军，在广州受聘为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1925年初，陈奇涵转入黄埔军校。他先担任该校第三期学生总队第一大队第三队上尉连长，后担任少校政治大队长(营长)。这个时期是陈奇涵一生的转折时期。

陈奇涵自到黄埔军校，便开始有计划地阅读革命理论书刊。每逢星期日，他还去东皋大道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的政治专题报告。在黄埔军校，陈奇涵直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人生观，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他立志为民众谋解放，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周恩来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军校的一个进步团体组织。陈奇涵在此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并积极参加该组织的活动，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政治斗争。1925年2月，经陈赓、许继慎介绍，陈奇涵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奇涵在黄埔军校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在对学生进行军政训练的同时，自己在血与火的战斗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参加东征、平叛等一系列战斗中，经受了战斗洗礼，成长为坚强的革命军人。

1926年3月20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并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迫使共产党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有预谋地挑起“中山舰事件”。接着又有恃无恐，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整理党务案》。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由蒋介石主持在广州召开。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屈从于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此后，蒋介石相继窃取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独揽党政军大权，使国民党右派在组织上占了绝对优势。

珠江之畔风云突变，中国革命处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陈奇涵此刻也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此时，他已是黄埔军校少校军官，如果脱离势单力薄的共产党，留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内，则待遇丰厚不言而喻，飞黄腾达也指日可待。但陈奇涵不改初衷，毅然保留共产党员的党籍，宁愿丢掉高官厚禄，而去承担清贫和风险。他秘密接受党的指示，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和总政治部留守处主任孙睿明的领导下，带领一批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共产党员，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名义，准备离开黄埔军校，返回故乡。

1926年9月，在陈奇涵的带领下胡灿、肖以佐等十余人陆续返回老家兴国，各自利用合法身份，深入到各个乡镇，在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筹备建立兴国党组织。由他们亲自创办的忧道小学，成为他们宣传革命的场所和党的秘密联络点。

9月17日，陈奇涵等在平川中学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兴国县支部干事会。在会上，胡灿提出建议，陈奇涵在家乡的目标大，而且经常奔波于赣南、赣东各地指导工作，所以暂时隐蔽身份比较适宜。他的建议得到同志们的赞同。会上决定由胡灿任书记，凌甫东任组织委员，肖以佐任宣传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兴国建立组织的开始，也是赣南最早成立的几个县级党组织之一。至1927年春，全县已发展党员100名，下辖十八个党小组。

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由武汉赴南昌，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朱德，利用以前他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选定第三军为目标，着手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武装干部，以便在各方面开展革命活动。同时，指示陈奇涵利用本人在江西的声望和工作基础，配合朱德创建军官教育团。军官教育团组建后，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归属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西省委直接领导。该团由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和党的负责人(支部书记)。陈奇涵还直接指挥一个营，协助朱德在南昌城内开展革命活动，为党培养军事骨干。并负责以密码直接与武汉的中共中央军委保持联系。直至南昌起义前，党中央的电报指示都是经过陈奇涵的密码本译出的。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公然发表演讲，叫嚣：“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并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赣州“三•六惨案”，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是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的前奏，是他放出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第一枪。

3月30日，朱德、陈奇涵指挥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工人武装纠察队，包围了驻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收缴了其枪械，活捉了该团副团长关麟征及其下属全部人员。4月，朱德和陈奇涵率领军官教育团及一部分警察，以“剿匪”为名离开南昌，进入赣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镇压反动派及其武装。朱德、陈奇涵到达临川后，接见了各公法团体负责人，召开公法团体会议，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弄清当地情况后，决心为民除害，并在临川县政府召开了剿匪会议，研究与布置开展剿匪工作。

朱德、陈奇涵率军官教育团在赣东的临川、崇仁、宜黄、乐安、金溪、东乡、进贤等地打击土匪与反动地主武装。在清剿中采用“剿抚兼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实行“先投降者免罪，顽固逃窜者严惩”的政策。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奉朱德指示，陈奇涵率领814团加入起义军行列，在抚州配合起义军在南昌的行动。经过4小时激战，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

8月5日，起义军按照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部署，退出南昌，向广州进发。起义军撤离南昌后，革命势力受到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白色恐怖笼罩江西。奉命留在抚州的814团因内部反动势力哗变，陈奇涵被迫离开抚州，经吉安返回兴国。回到兴国后，陈奇涵主持召开了“羊山会议”，这是中共兴国党组织从遭受挫折到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羊山会议”后，中共兴国支部改为中共兴国特别支部，陈奇涵任军事部长。

1928年4月，中共赣西特委委员、赣西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党代表曾炳春，带领该纵队到兴国进行游击活动，与中共兴国党组织负责人陈奇涵、肖芳全、李明兰等人取得联系，他们秘密地在兴国冰心洞的清静观召开了一次中共兴国区委扩大会议。不久，陈奇涵、曾炳春首先领导了崇贤农民暴动，揭开了兴国武装暴动的序幕。

兴国暴动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群众运动，也是兴国前所未有的一次革命武装暴动。革命红旗第一次在兴国城的上空飘扬。从此，兴国的革命由秘密走向公开，使得许多反革命分子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甚至跑到赣州、南昌长期“避难”，不敢回来。1929年2月，红2团、红4团第二次攻占兴国县城，摧毁了兴国的反动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兴国的封建势力，为兴国红色政权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陈奇涵作为兴国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在吉安陂头成立，朱德兼校长，毛泽东兼党代表，陈奇涵任教育长。不久，红4军离开吉安，李文林改任校长兼政委，金万帮任校委书记，陈奇涵仍为教育长，具体负责学校的军政训练与日常教学工作。这个学校为部队培训了一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与地方武装领导干部，也积累了宝贵的军事教育经验。陈奇涵调到第三分校后，转入了正规红军。从此，他一直没有离开部队。

1932年1月，陈奇涵率领红3军第9师在于都北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在于都、宁都等地消灭地主武装，攻下兴国、于都、赣县的马安上宝土围，歼敌五、六百人，缴枪三百余支，在于都北区基础上成立胜利县。3月12日，由于形势发展需要，中央军委决定重新组建红军第一军团，下达了《关于重编红一、三、五军团的训令》，以红四军和红五军团之红十五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陈奇涵任参谋长兼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4月2日，红一军团由长汀以东的馆前、新桥地区移至长汀，准备东征。陈奇涵采取各种手段，侦察敌情和地形，为毛泽东、朱德决策龙岩战斗提供可靠的情报和建议，并一举攻占闽西重镇龙岩，歼敌两个团，为进攻漳州创造了有利条件。11日，陈奇涵出席了毛泽东在龙岩主持召开的红一军团师以上干部会议，并草拟了“漳州作战计划”。20日，参与指挥了红一军团攻打漳州战役，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占领了漳州。打开漳州后，陈奇涵又协助军团长布置红一军团短时间分兵闽南，将部队分散在漳州及其周围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大红军、筹备粮款。

此次东征，开辟了闽南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苏区，使中央根据地的南翼基本得到稳定。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33年1月，红一军团在黎川三都整编，陈奇涵因负伤治疗，调离红一军团。3月，陈奇涵伤愈出院后，调任江西军区兼赣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协助军区总指挥陈毅、政委李富春统一指挥江西赤色地方武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陈奇涵祸从天降。在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他受到株连。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从上海抵达红都瑞金，从此，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2月中旬，“左”倾错误领导者首先在福建苏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当时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不同意“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作法。因此，他遭到打击，政治、组织上受到处分，被撤职。其后，福建省一大批领导干部也遭到错误批判斗争。这些遭批斗和撤职的干部，都是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好同志。

2月下旬，“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如法炮制，在江西掀起了一场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江西苏区一大批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有丰富斗争经验、敢于公开抵制和反对王明“左”倾错误的党政军干部受到打击或被牵连。刚出任江西军区参谋长的陈奇涵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株连。

邓、毛、谢、古四人，在中央苏区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抵制，因而被划为一个“小派别”，受到王明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陈奇涵与他们4人比较熟悉。1932年陈奇涵负伤住院期间，拿出自己的补助，请同在一起住院的邓小平、毛泽覃吃了一顿饭，这件事情，在反“江西罗明路线”开始后，竟成了打击陈奇涵的借口。1933年冬，陈奇涵终被莫须有的罪名撤消了江西军区参谋长职务。

1934年春，陈奇涵从江西军区兼西路军参谋长一下子降职到红军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当科长，在部长罗荣桓的领导下，负责扩红工作。

陈奇涵在错误的党内斗争面前，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和态度。在政治原则问题上，陈奇涵不惧“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压力，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不妥协让步，在组织纪律上，他服从分配。虽然身处逆境，蒙受冤屈，但仍顾全大局，做到受打击而不屈服，被撤职也不灰心，对党的事业始终满怀信心，继续任劳任怨地为扩大红军而努力工作。

1934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组建教导师的决定。教导师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保障其安全。新组建的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8月间，调陈奇涵任教导师作战科长，参与教导师的组建工作。9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的形势不断恶化。瑞金以北的宁都、石城相继失陷;东部敌军已开始向根据地中心长汀发动进攻;南部敌军已进抵会昌一带。中央红军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此时，毛泽东、彭德怀提出主力红军应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出击外线，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脱离其堡垒，相机歼灭之，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的建议。

陈奇涵由于懂工兵技术，临时被抽调去于都河架桥，准备长征。10月10日，陈奇涵赶回教导师，红军指战员离别瑞金，开始了长征。在漫长的长征道路上，陈奇涵不仅要与战士一样长途行军，而且在行军途中，还要随时观察部队行军秩序，检查各团掉队人员。到宿营地后，他仍不能休息，还要派人侦察地形，寻找向导、派出警戒;接着，他还要绘制新的行军路线图，发出当日口令，写出宿营报告，派人送达上级司令部。本来这是他担任部队首长时，由参谋来完成的工作。但是现在他是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丝毫的怨气，而是忍辱负重，默默地为党工作着。

1935年1月，红军抢渡天险乌江，陈奇涵负责指挥架桥行动，保证了飞渡乌江天险的胜利。红军渡过乌江，接着进占遵义，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排挤的干部，陈奇涵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

鉴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1935年12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实现中国共产党直接对日作战的主张，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东征抗日和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东征分左右两个纵队行动，红一军团为左翼纵队;红十五军团为右翼纵队。陈奇涵以军团副参谋长身份参加指挥红七十八师进行东征战役。经过75天的东征作战，我军共歼敌13000多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枪4000多支，扩大红军8000余人。在山西二十多个县的农村发动了群众，播下了革命火种，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东征的战尘尚未洗去，陈奇涵又奉命踏上了西征的征途。1936年5月，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队伍，西北革命委员会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西征战役。

此时已是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的陈奇涵，亲自率领红七十八师，一路高歌猛进，在西征两个月时间里，与红一军团其它各部协同作战，歼敌两个团又一个营，俘敌旅长以下2000多人，解放了环县、同心等多座城镇，开辟了纵横800多里的新根据地，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7年初，陈奇涵被调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抗大是1月20日开学，至8月毕业，历时7个月。陈奇涵被编入第二期大学部第一大队。

陈奇涵在抗大学习热情和自觉性非常高，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每天上课之外，还抓紧时间自己阅读、研究问题。通过半年的学习，陈奇涵在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指挥、领导艺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提高。他更深刻地领会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掌握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战略战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抗大第二期大学部学员奉党中央的命令，立即结束学习，于8月份，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10月，毛泽东电令成立绥德警备区，任命陈奇涵为警备司令。

1938年3月，陈奇涵以“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的战术，击退了日军1个旅团向宋家川、军渡等地的数次进攻。陈奇涵在率领警备区军民二年的反顽抗敌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和成绩，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赞扬他们“保卫了延安的东北大门”。1939年，陈奇涵调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接到新任命的陈奇涵，虽然在红军时期先后担任过红三军、红四军、红一军团、江西军区和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等职务，对参谋工作轻车熟路，但他仍然感到这次到军委工作的担子之重，决心不辜负中央信任，更好地完成协助军委领导指挥全局作战的工作。不久，陈奇涵又同时兼任了延安卫戌司令、防空司令、总交通司令等职。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抗日军事政治骨干，1941年1月，陈奇涵奉命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陈奇涵按照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精神，运用第一期办校的工作经验，根据第二期学员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对于八路军各部队来的学员队和知识分子学员队分别制定不同的教育计划，教学上做了不同安排，并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他们坚持以教育为中心，以德育为重点，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参谋人员、俄文翻译、军事指挥员、政工干部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为我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2年2月，陈奇涵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高级干部整风运动。他任高级学习班第三党支部书记。延安整风运动中，陈奇涵召集在延安的赣籍老红军，进一步回顾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赣西南、赣东及兴国等地党的历史经验，整理了一大批珍贵的党史资料。中央军委还为陈奇涵1933年受撤职处分的问题，于1942年3月正式做出书面结论：“对陈奇涵同志的撤职处分，是当时干部政策的错误，应予正式撤消其撤职处分。”至此，陈奇涵的八年之冤，得以昭雪。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陈奇涵当选为“七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大会。在会议上，陈奇涵列举了许多历史事例，阐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不同意王明进入中央委员会。会后，他又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再一次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对陈奇涵坚持真理，疾恶如仇的品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告投降，9月3日，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急忙调兵遣将，把国民党军队14个军共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约54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各地，其目的就是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以建立国民党独裁政权。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国民党军队以“收复失地”为名，抢占各战略要地，在华南、华东、华中、华北夺取了一大批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后，把抢占战略要地的重点放在了东北。

东北背靠苏联，当时具有战略上的优势地位，能否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陈奇涵奉命率干部队奔赴东北。但因途中生病，病情日趋严重，很难继续前行。中央考虑陈奇涵的身体状况，暂不去东北，留在冀热辽，担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1947年3月30日，为加强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的力量，中央军委决定，将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下辖热河军区、冀热察军区和冀东军区。自5月中旬开始，陈奇涵参与指挥了东北民主联军向东北国民党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连续作战50天，收复了大片土地，先后攻克城镇42座，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7月，陈奇涵接上级指示，调离冀察热辽军区，前往东满。9月，东北局任命陈奇涵为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副司令员，与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一起领导东满军区的工作。上任不久，陈奇涵领导部队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战役。

东北我军在夏季攻势后就地进行了休整，并编组了新的部队。野战军除将辽吉纵队改编为第七纵队外，又以冀察热辽军区6个独立旅及东北民主联军与周保中、陈奇涵领导的东满军区所辖的3个独立师，分别合并组成了第八，第九、第十等3个纵队。至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共辖9个纵队39个师，连同地方武装，总兵力达51万人。为贯彻执行《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所规定的任务，配合关内我军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于9月14日发起了秋季攻势。

陈奇涵协助周保中率领东满军区部队配合我军第六纵队在中长路一带对敌作战。10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围歼吉林之敌，引敌分散于四平以南和以北地区和长春以东地区，以便各个击破。于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令第六纵队以奔袭方法，围歼吉林外围松花江两岸口前、九站等处之敌，以免敌逃回吉林。令第二十九师主力担任围歼棋盘街、江密峰之敌，并抽一个团配合东满军区部队，归陈奇涵指挥，担任围歼乌拉街之敌。15日，陈奇涵率部占领了乌拉街、棋盘街，全歼该地敌人。17日至18日，陈奇涵等又率部配合六纵占领了桦皮厂、九站、口前等地，肃清了吉林外围之敌。

东北敌军遭受我军秋季攻势打击后，被迫退缩于中长路长春至大石桥和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的各主要城镇。物资供应缺乏，处境更加困难。而我军在秋季攻势后，进行了短期休整，部队士气旺盛，全军总兵力达73万人。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利用江面结冰，便于机动兵力的有利条件，集中全部主力，发起冬季攻势。

1947年12月，冬季攻势发起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东满军区部队在吉长线活动，钳制吉林、长春之敌。31日，在陈奇涵等领导下，东满军区部队奔袭长春、二道河子东的杨家店地区，给敌以沉重打击。

为了加强部队统一指挥，促进我军正规化，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陈奇涵所在的东满军区也改为吉林军区。3月，陈奇涵率领吉林军区前线指挥所和松花江前线指挥所参加围攻吉林和长春的战斗，取得重大胜利。

1948年4月，东北局决定撤消南满军区，所辖地区和部队分别改为安东军区和辽南军区。陈奇涵被调任辽南军区司令员。从此，陈奇涵离开东满，转战辽南。

陈奇涵一到辽南军区，就领导辽南军区部队进行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6月初，根据东北局精简整编，缩小机构，充实连队，以求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前为原则，陈奇涵对军区进行第一次整编。7月，辽南军区改为辽宁军区，陈奇涵仍任司令员，8月初，针对当时辽宁军区部队庞大，武器缺少，对敌游击战争困难的情况，陈奇涵对辽宁军区进行了第二次整编。经过两次整编，提高了辽宁军区部队的战斗力，为以后大规模战斗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奠定了基础。

为保障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役的顺利进行，陈奇涵还率领辽宁军区部队抢修铁路、公路、桥梁、恢复交通运输。到1948年8月中旬，基本上使辽南地区交通得以畅通，保证了战争中的军运。同时，他还在辽南设立兵站，医院、供应站，保障战役中物资供应和伤员救护。这些工作，在整个战役期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全军已有12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共60余万人，加上机关、地方部队，总兵力达103万人。东北地区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获得解放，我军同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陈奇涵率辽宁军区部队协助主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

辽沈战役后，陈奇涵立即投入到辽宁省的恢复工作。刚解放的辽宁还极不稳定，土匪残兵还不时对我人民进行骚扰，国民党特务也大肆进行破坏活动。陈奇涵率部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于11月中旬肃清了规模较大的残兵土匪，使社会秩序得以安定。

1948年11月20日，中共辽宁省委成立。陈奇涵等7人为省委常委。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关内挺进，12月25日，中央军委电令，任命陈奇涵为东北军区参谋长。

陈奇涵离开了辽宁军区，赴任东北军区，一方面组织东北军区各部队，进行战斗总结，开展军政训练，肃清残余匪徒，稳定社会秩序，一方面做好大军南下的准备。同时，抓紧东北军区机关的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

他还对东北军区的参谋工作做了改进：创办军事杂志，以统一部队的军事思想;举办参谋学校，全面培养参谋干部;参谋人员与指挥人员由下而上的加以交流，以便充实参谋人员作战经验及实际工作经验。

陈奇涵还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践经验，对有关军队建设与战略、战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他特别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特别是政治教育。在战术技术上，他提出了四大技术和三三制战术。他还对部队的编制、后勤、卫生等工作都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采纳，对东北军区的建设，乃至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3月1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中央军委命其向中南进军。这时，陈奇涵奉中央军委之命，调离东北，随第四野战军主力挥戈南下，解放江西。4月初，陈奇涵奉中央军委命令，来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要他立即准备南下，组建江西军区，并出任江西军区司令员。6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宣告成立，陈奇涵任省委常委。6月25日，江西军区正式成立，陈奇涵任司令员，陈正人任政委。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直接同美国军队作战。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对兵员的需要，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进行了两次扩兵。共扩大新兵77350多人，这些新兵除一部分补充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外，大部分经教育训练后，组建了11个团又4个营，编制成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前线。此外，江西军区还征召了14700名转业军人归队，编成5个团，分别调拨给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随时准备把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熟练军事技术的战士送上前线，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部队开展了以美国侵略军为作战对象的军政大练兵。在6个月的军政大训练中，陈奇涵根据上级指示和部队实际情况，凭借自己训练部队的丰富经验，亲自指导制定训练计划，提出切实可行的训练措施，进行严肃认真的训练。

江西军区的这次军政大练兵，是在革命胜利后比较安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由于陈奇涵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准备，训前对组织领导、训练方法、步骤作了明确规定，特别强调了教养一致和统一训练作风，共轮训7820名干部和骨干，全面系统地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195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统一管理全军军事审判工作。基于陈奇涵资历深，威望高，廉明公正，熟悉军事法律，中央军委暨毛泽东主席于2月28日发布任命书，任命陈奇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

同年夏天，陈奇涵来到北京走马上任。军委管理局分配他一家住到西四北头条一座四合院里。他家在这里一住就是40多年。他到京不久，就去北戴河向军委领导汇报军事法院的工作。

一天吃过晚饭后，陈奇涵去海滨散步，迎面走来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同志，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从延安分别后，这是第一次见面”，周恩来说：“听说你去搞军法工作了，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他们和陈奇涵一起坐在海滨的藤椅上，开怀畅谈起来。

我军的军法工作，从建军之初就有，但没有全军统一的军队法院(庭)。红军时期有的部队称“军队审判所”，抗战以后称“军法处(科)”，实际上多数军区和部队把它放在保卫部，全军的总政治部也设有“军法处”。现在要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的军队，必须建立一个全军统一的军队审判机构。

军事法庭是军事法院的前身，是一个刚成立的新单位。陈奇涵来时，一切俱空。与其说是调陈奇涵来上任，不如说是调他来筹备。他身边只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一切都得白手起家，从头做起。经过他的努力，军委把一处院子拨归军事法庭。院内有一幢二层楼房作办公用房。

陈奇涵为筹备军事法庭，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法庭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上，放在考虑法庭的工作方针、任务、内容、方式等重大问题上。他叫人翻译有关苏军军事法院方面的资料，又派人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我国有关历史资料，结合我军历史上的审判工作经验和组织形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与想法。1954年8月25日，陈奇涵向中央军委作《军事法庭的建立与工作》的报告。并得到中央军委对军事法庭工作方针的第一个明确批示：“目前，制法为主，习法为次”。陈奇涵根据这一批示，为开创我国军法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我国军法战线上的奠基人。

1954年9月，陈奇涵当选为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以后召开的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奇涵继续当选为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1955年1月，陈奇涵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根据军事法院编制人员少的情况，陈奇涵对军事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主张精干高效。由于陈奇涵对各处、室的职能分工规定明确，也就使各部门各司其职，办事效率较高。在定编制、定机构的同时，陈奇涵就抓军事法院的班子和各级军事法院干部的配备。

1955年9月，陈奇涵被授予上将军衔。由于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巨大功绩，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这是我国军法战线上的第一位上将，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军法上将。

1956年9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奇涵作为军队系统选出的八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不久，他又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协助董必武抓全国政法工作。1957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陈奇涵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法院领导的分工上，他分管军事法院系统的工作，同时还担任军事法院院长职务。

从50年代末期开始，陈奇涵的身体每况愈下，战争时期染下的重疾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复发，犯病时疼痛万分，不能行走。心脑血管疾病也向他袭来。但是，陈奇涵在疾病面前始终保持乐观情绪。在此后二十余年时间里，他始终惦记着人民，惦记着工作，惦记着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英名将永远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光耀千秋。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热爱生活的人。他们不屈不挠，争取进步。今天，我读了张海迪的故事。

张海迪小时候是个活泼快乐的孩子。但在她五岁的时候，突然患上了脊椎血管瘤。病情复发，五年做了三次大手术，最后不得不截瘫。

看着朋友们开心地跳橡皮筋，背着书包去上学，小海迪幼小的心灵很痛苦。她伤心地哭了：“妈妈，我要走了！我要上学！”

爸爸给小海蒂买了书、笔记本和钢笔。告诉她，很多名人尽管身有残疾，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受到父母的爱和鼓励，她决心振作起来，成为生活中的强者。

后来张海迪看了十几部医学专著，请教了有经验的医生，学习了针灸等医术，给群众免费治疗。

看完这个故事，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我感到羞愧。虽然张海迪病重，胸下完全昏迷，但面对残酷的命运，她并没有屈服于疾病，而是自学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掌握了英语、日语、德语等多种外语。她是多么勇敢和坚强啊！她不怕病，勇敢面对，奋力抗争。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她总是微笑着面对任何困难。

医生曾断言张海迪活不到27岁。但是现在张海迪54岁了。她已经踏上了为中国残疾人服务的新征程。

成功不是“中彩票”，人生梦想需要汗水和心血浇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海迪还是“年轻”的，“海蒂精神”还会进一步发扬光大。

张海迪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生活中的强者。

毛泽东，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1月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一生读书的20个小故事

1、上帝放他一天假，毛泽东会在干什么?

有一天，上帝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说：你们明天都不要工作，爱干什么干什么去吧。毛泽东干什么，他肯定是睡懒觉，而且早晨起来以后也不一定起床。我们知道他的床是一张硕大的床，里边低外边高，外边睡人，里边一半是放着书，他随手拿出一本书就看，甚至看上一天也不下榻。周恩来头天晚上回去高兴地对邓颖超说，“小超呀，明天放假，咱们是不是请赵丹、张瑞芳他们到家里来作客，一块儿热闹热闹呢?” 这些人都是电影演员，周恩来非常喜欢文艺，他年轻时候演过话剧，而且是演旦角，就是客串男扮女装那种的，他会跟这些朋友欢度一天。这两种选择背后体现着什么样的文化含量呢?毛泽东是一个沉迷于书本的领袖人物，肯定是站在此岸，设想彼岸的。一个上天入地、大悲大患，寻求于思想和未来的人;周恩来是一个一有闲暇就和朋友在一块热热闹闹欢聚的人，他肯定就是很善于、很乐于在群体当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这两种选择恰恰说明他们两个人的角色是非常恰当的。毛泽东是大军事家、大政治家，他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周恩来是新中国国务院总理的不二人选，因为他协调、主持群众、集体工作非常在行。

2、毛泽东读书过于广博令研究人员大为头疼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很大，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军事、书法、报刊杂志等等很多，总结起来主要有十一大类。他读书很偏，一般常人很少去涉猎的书，他都去读，而且读了之后还去谈。比如说科幻题材现在比较多，但在1936年，长征刚刚到达陕北，他会见美国记者斯洛的时候，就谈到了一个英国的科幻作家威尔斯，他写了《星球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毛泽东引用威尔斯小说里面的话说“我们买一张车票从地球到月球”。相信在那个时代读过威尔斯的《星球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这种小说的人很少，但毛就读了。而在50年代初，毛泽东又读到什么样的很偏的书呢?一个苏联科学家写的《土壤学》，他读了好几次，而且上面有很多批注。后来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就是“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八字宪法。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读了《土壤学》以后得到的启发和感悟。他读《红楼梦》，他不仅读这本书，而且还读一些研究《红楼梦》的著作，读《红楼梦》的一些考证。周汝昌有一本书叫《红楼梦新证》，里边考证到一个“胭脂米”，毛泽东就想方设法要去弄清楚这个“胭脂米”到底是什么米，花了很多时间去考证。

毛泽东在讲话和写作里边引用的一些话，研究人员后来在编辑和整理的时候，都想找到原始出处，但是一般都很难找到。毛泽东在延安讲话的时候曾经引用了一句徐志摩的话，他说诗歌让人读起来要像“银针之响于幽谷”一样。这是徐志摩的话，毛泽东就引用了这个话。后来我们去查，找了很多人，包括找了当时的现代文学史家唐涛，都记不住。后来到北京图书馆里面去查徐志摩留下来的一个全集样本也没查到。结果查到陈源的文章、鲁迅的文章也用过这个话。还有一次，毛泽东给丁玲写了一首诗，里面有“三千毛瑟精兵”，这是拿破仑的话，我们也查，在孙中山那儿查到过。就是说他读过的书对他的工作、他的话语、方式和体系都有巨大的影响，而且这都是很“偏”而“深”的东西。

最有名的，是林彪在1971年9月13号乘坐飞机外逃的时候，当时周恩来到毛泽东身边问该怎么办。有人提出是不是该把飞机打下来，它已经进入蒙古境内了。这时候毛泽东就说了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就由他去吧!”，意思是说由他去吧，就没有打。后来我们想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句话可能是有出处的，是不是俗语?后来到韶山那一带去验证，那一带也没有找到这样的话。后来想想是不是在哪一本书上看到的呢，也一直没有找到这句话的出处。后来有热心的读者和研究者告诉我们说，这两句话查到了，是清代嘉庆年间有一个人写了一本章回小说叫《何典》，那里面有。我们把书找来，很意外地发现，那里边有一些话是毛泽东在1974年的时候在中央会议上经常引用的，里面有一些这样的话“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这就说明毛泽东是读过《何典》的，而《何典》这部书我们当中知道的就是非常少的。这说明毛读书非常广博。

3、逝世前七个小时，毛泽东还在读书

毛泽东读书真正做到了“活到老，读到老”。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毛泽东讲这个话不光是鼓励别人读书，而且他自己也做到了，而且“活到老，读到老，读到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凌晨10 分逝世。那他9月8号在干什么?当时他是全身插满了管子，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清醒，但一清醒过来就要书，要文件看，看了多少次呢?看了11次，也就是说他苏醒了11次，要书要文件要了11次，总共的时间加起来就是两小时50分钟，就是9月8号那一天他清醒的时间是2小时50分钟，而这2小时50分钟都在看书，而最后一次读书、看文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9月8号下午4点37分，过了7个小时以后，他就去世了。

4、已是口不能言，毛泽还要关心国际大事

毛泽东临终前，有一次他突然清醒过来了，但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发现他的手指头往后扬，轻轻地敲了三下木床板。工作人员不明白，他敲三下木床板是什么意思呢?工作人员拿书出来给他看，他摇摇头。后来有一个精明的工作人员说毛泽东看过一个材料，当时日本在大选，参加日本大选的领导叫三木武夫，他敲三下木头，是不是要三木武夫的竞选材料?他赶快给他找来了，毛泽东就点了点头，他要的正是这个!这就是毛读书之执著。

5、《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读了一辈子

对毛泽东来说，一些经典和重要的书他是反复读，要真读，细读。他在延安写《新民主主义论》这本书的时候，把《共产党宣言》读过十几遍。他走上革命道路是1920年，毛泽东就是因为看了《共产党宣言》，才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信仰。到晚年他又找来《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同时专门找来一个懂英文的人给他讲解，他自己读完以后，还经常在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上写下一些批注，这本书他是真正读到老了。

6、毛泽东用大学问家的方式读经典

毛泽东对于一本经典和重要的书，他反复读，他还喜欢把同一个题材、同一个内容的书对照起来读。这已经不仅仅是读书，更像是做学问做研究了。比如说读屈原的《楚辞》，在1959年到60年代初，他一下子要十几种《楚辞》的注释版本对照地读，他每句话都要琢磨它的解释，朱熹的解释是一种解释，别人的解释也是一种解释，他都要看，这个是一些大学问家才干的事。

7、毛泽东提倡读一点反面的书

毛还特别强调，我们不光要读正面的书，马列的书，而且也要读反动的书。毛主席提出来，唯心主义的书要读，蒋介石的书我们也可以读一读。这句话是在 1957年时候说的。在他看来，只有了解和读反面的东西，我们才可能开拓思路。毛泽东说，要读蒋介石的书，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一些知识分子，恰恰是对这些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只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只能照着讲，单调乏味，讲话写文章都缺乏说服力。毛泽东讲话、写文章为什么生动有趣?我们看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谈话记录，一看就是一上午，我是抽烟的人，看书一看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抽根烟就不行了，但是我看毛主席的讲话记录，一个上午都沉浸在里面，即使没有抽烟，还是觉得津津有味。

8、毛泽东组建读书小组专攻大部头

毛泽东读书爱写批注，他自己读完以后还特别组织一个小组来边读边议。德国近代有一个大军事学家，写了一本书叫《战争论》，毛泽东在陕北为了了解战争，就专门组织了一个《战争论》的读书小组，每天在一块读十多页，读完以后大伙儿就各自谈自己的看法。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又组织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读书小组，而且是把党内的大秀才叫了过去，在杭州呆了两个月读一本书，为什么?就是要总结里边的真理、规律。而他读《政治经济学》这本书的谈话，有人把它记录下来，后来出版，这里边有很多好的观点。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说不清我们社会主义到底处在什么阶段。我们今天熟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源于毛泽东在读这本书之后的一个重要谈话。毛泽东说：社会主义要分两个阶段，就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都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这要找依据。当时好多人认为，我们社会主义还不发达，这也要找依据。找来找去，后来发现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有这个观点，说社会主义有不发达的阶段，这样一说，大家才慢慢接受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9、毛泽东从小立志“读书要为天下奇”

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外号叫“毛奇”。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有四句话经常挂在嘴上。他说我们都是读书人，“读书要为天下奇”! “要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读奇书”就是一般的书不读，要读就读一些有大智慧的书;“交奇友”，毛泽东果然交了一批奇友——新民学会的那些成员。前两年中央电视台也放过一个电视剧叫《恰同学少年》，围绕在他身边的一些慷慨之士，后来大都成了非常著名的人物;“创奇事”，他缔造了一个共和国;最后，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奇男子。打仗他是一流的军事家;搞理论他是一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写诗他是一流的大诗人;散文也了不得。五十年代初，我们大陆在批判胡适的时候，那个时候胡适住在美国，有人就去采访胡适说，大陆正在批判你的思想，你有什么感想?胡适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这证明我的思想还有批判的价值。第二句，客观地说，要论大陆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润之!连胡适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白话文的大家，都说毛泽东的文章写得好;搞书法，毛泽东的书法是很难学的，自成一体;读历史，毛泽东也是当然的历史学大家;搞政治就不用说了，政治领袖;搞国际战略，也是国际的战略大家，包括处理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从乒乓球这个外交开始慢慢实现。毛泽东他是中国历史上一流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理论家、散文家，又是史学家，一个人做到这份上该知足了。所以说，毛泽东年轻时候做奇男子的目标达到了!

10、毛泽东读书，读了就想去用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读书，不是一般的读，他读完一本书，如果受到启发了，他就想去干。比如说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读到周作人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介绍有一个日本人在搞一个新政主义的实践，他对新政主义特别感兴趣。在1918年底、1919年初的时候，他到北京就打听周作人在哪儿，他就去找到了周作人，跟周作人谈了半天。1919年底，他回到长沙以后就组织人，在长沙岳麓山上面找到了一个地主，他要地主把这个地租给他们，他准备找些人在这几十亩地上实验他的新政主义。但是后来没成功，但是关于新政该怎么办?他写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书。大家到这里来，怎么读书、怎么劳动，大家结婚，在这里办幼儿园，该办什么图书馆都有，他的计划书留下来了，但是他的实践半途而废了。

11、毛泽东下令，打土豪要保护图书馆

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要领兵打仗，找不到书看，非常苦闷。那个时候见到一本书就非常高兴，特别是在当时打下土豪，只要有书，他就眼睛发亮。有一次打下土豪以后，他就跟着警务员去找有什么书看，但是什么也没找到。毛泽东回来以后，就立下一个规定：以后凡打下一个地方，要组织专人把图书馆看起来，要寻找报纸，所以后来打下福建漳州的时候，毛泽东就让人从漳州的图书馆运了两批书回去。在这些书里面有两本书，毛泽东读了以后感慨万千：列宁的《两种策略》、《共产党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读完以后，马上推荐给彭德怀读，而且还给彭德怀写了一个条子，他说要是在大革命的时候读到这本书，我们就不会犯错误。我们还发现毛泽东的一封信，1929年写给李立三的信，他开了一个书目，在信里面说要什么书，他说我现在没有书看很苦闷，想通过你们搞一批书过来，说到买书的钱你们先垫着，完了我再派人把钱给你们送过去。毛泽东就是在苦闷的时候都要读书，包括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在长征时期是被抬在担架上走，因为他生病了。毛泽东醒来以后就在担架上读书，他就这样读完了《列宁与革命》。

12、毛泽东晚年是如何克服困难坚持读书的

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75年他患白内障，看东西不清楚，由于印刷体看不清楚，他就读书法。后来还是想读书，就请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师吴迪来给他读，那段时间他读了很多古代的文史经典，尤其喜欢读庾信的《枯树赋》，据记载，他至少细读了五遍，他每次都读得老泪纵横，他为了《枯树赋》的一个字的注释还专门写了批注：“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英雄暮年很能体现他的气质，很本色，很文化，很感性，而且是大悲的感性，这是他内心真实的体验。

13、林彪读书不求甚解在主席面前出洋相

毛泽东是政治家，编书、荐书和讲书是他的工作和领导方法。编书、荐书、讲书的前提都是读书，而且是精读之后才能推荐、编书。毛泽东是自己读懂了，才给人推荐。1931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去攻打长沙，由林彪指挥。但是敌方火力猛，红军冲上去伤亡太大。林彪就琢磨怎么样才能打下来，他突然想到读过一本连环画，里面有一个火牛阵——给牛尾巴上点上火，然后冲向敌人的阵营。红军就到附近的老百姓那去弄水牛，把尾巴上浇上油，点着火了，让它们向敌阵扑过去。结果敌人打枪，牛就往回冲，反而把我们自己的阵地给冲垮了。这时候毛就来总结教训，他说林彪读书不求甚解，牛是自由主义，一定要集体主义才能打赢。连环画上没有把它画出来，如果读《春秋》、《左传》，上面就写了，是每四头牛为一组，由大木棒子在它们的脖子那儿捆起来，这时候把尾巴上点上火，再往前冲，即使敌人打枪，它也拐不了弯。

14、毛泽东编书成瘾，超然务虚

毛泽东特别喜欢荐书，讲书，最重要是让别人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因为他是政治领袖，又是读书人，这就有了毛泽东编书、讲书、荐书的领导方法。他把书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毛泽东长期有一个观点，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到延安以后，在那么一个只有几万人的边陲小镇，毛泽东办了20多所学校，从艺术学院、妇女学院，到青年干部学院，再到民族干部学院，一应俱全。毛泽东自己在延安时期经常到各个学校讲课，现在还有一张当时讲课的照片，非常有名，因为是穿着打着很大补丁的裤子。他把讲课、编书都作为打通思想，解决干部思想疙瘩的方式。实际上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编书，刚进第一师范，他喜欢文学经典，他就自己到图书馆整理目录，就编了一个有77个书目的书单，然后把这个书单寄给朋友，他说这么多书我们一辈子都读不完，我们就要读好书，读奇书。当然晚年他也编，1958年在成都开中央会议，他3月7日到成都，第一件事就是参观杜甫草堂，武侯祠，然后要了一些书来看，然后会议期间就编了两本书，一本叫《唐宋诗词若干首》，《明朝诗词若干首》，然后发给大家，大伙都不懂，那个时候都在谈产量、谈煤炭、谈三峡建设，大家不明白为什么毛主席发给我们两本书看，而且是唐朝人写的，明朝人写的，他们都不感兴趣。毛泽东后来就讲了，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可以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我们可以解决钢铁问题，我们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同时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谈谈文学，谈谈哲学。这样还有一个好处，若干年以后谁还记得我们议论过煤炭多少吨，钢铁多少吨，但是大家都会对成都有印象，在成都读的两本诗词还可以背几句。这种方法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应该发扬，而且外地来开会的这些干部可以扩展他们的知识领域，从实用主义稍微超脱一下，体会一下四川的大好风光有什么不行?

15、毛泽东“荐书”，因材施教

毛泽东经常向身边的人推荐书。他读了贾谊写的《治安策》，还专门写信让别人看，他实际上是暗示一种思想。《治安策》写的是汉武帝在歌舞升平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在盛世之下有什么危机，这是传达他的想法。他在会议上倡导、或纠正某些风气的时候用意就更具体了，往往是针对一些人的特点来推荐书。一个是李德生，他是北京军区司令员。第一次见毛泽东，他准备了很多工作报告，结果毛主席对工作的事一句话也不谈，就只向他推荐了一本《读史方舆记要》，这是一本历史、地理方面的书。毛泽东说你要负责一个战略区域，如果对地貌、地形、历史、文化全都不熟悉，今后怎样排兵布阵。他跟李德生说你读《读史方舆记要》一定要注意华北方面的地理，这是很有针对性的。还有一个是许世友，他是武夫出身，在部队七次当敢死队长，这个人很直率，毛泽东很欣赏他。毛泽东老要人读《红楼梦》，许世友听到了不理解，他说这书是掉膀子的书，就是耍流氓的书，有一点男女关系在里面。这话就传到毛泽东那去了。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开军委会议的时候，毛就指着许世友说，你说《红楼梦》是掉膀子的书，你读过吗?你没读过你怎么知道它是掉膀子的书呢?你得读五遍，之后才有发言权。许世友回来后就读了，后来据说一直到他去世都没读完。73年毛泽东向王洪文推荐一本书叫《刘盆子传》，是写西汉末年农民军起义后，要在起义民众中选一个皇帝，而且要找一个刘氏血统的人，许多人都有刘氏血统，怎么办呢?就抓阄，结果被一个放牛娃刘盆子抓到了，他从一个放牛娃一下子成了领袖，就不太适应，还是每天找朋友一起来放牛。毛泽东让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来读这个传，意思就很明显，就是论资历、论能力，王洪文作为党的副主席是不合格的，但是现在做上了，就应该要有长进。

16、“一个在十里之外都能够呼吸到他个性的人”

“腹有诗书气自华”。多年的读书生涯，使毛泽东身上携带着一种鲜明而独特的个性，和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折服人的感觉和思维，所以很多人说，在毛泽东身上能感觉到一种神奇的感觉，好像是站在东方智慧的奥林匹克山，有一个光环辐射到他们。比如一个美国记者和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谈了一个晚上，出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看到了一个走在时间前面50年的人。1975年12月31日晚上到1976年1月1日的凌晨，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当时毛泽东头都抬不起来，灯光不太明亮，尼克松的女儿就凑近一点想看看毛泽东的神态。她后来描述说，毛泽东突然睁开眼，就说了一句：你是不是看到一张大中华的脸?他们出来后说：我见到一个在十里之外都能够呼吸到他个性的人。

17、毛对尼克松说：“我们不谈政治，就谈哲学。”

中美打开两国关系的大门，尼克松首先来见毛泽东，这是了不起的大事，而且是毛主席说什么时候见就什么时候见。本来说中午11点到，下午3、4点见，但是后来毛主席知道他们到了，就直接通知见了。尼克松为了套近乎，背了几句毛泽东的诗词，毛不感兴趣。尼克松说毛泽东的书改变了世界。毛泽东说我的书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之后尼克松就讲中美的大事。毛就说我们不谈政治，就谈哲学。

18、毛式语句深入人心、深入骨髓

胡乔木为了编《毛泽东诗词选》的注释，非常认真，经常熬夜。夫人说，一个诗选还值得你花这么多时间去做吗?他说，你不要小看毛泽东诗词，毛泽东诗词在未来对人们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毛泽东选集》。从他的话里可以理解：其一，毛泽东做出来的一系列具体的决策，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层面;毛泽东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也是一个层面;就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再往上就是文化层面，毛泽东做决策也好，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思维状态，精神的这个层面。在今天和未来，最能发挥毛泽东思想价值的到底是哪些?第一个层面会越来越淡化，怎么打锦州，怎么打淮海战役，这些会淡化。但是第二个和第三个层面的思想会越来越多。举一个例子，就说毛泽东精神。网友在网上概括了毛泽东的十句话，最真诚的话是“为人民服务”，最痛快的话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最谦虚的话是 “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等等。不仅如此，毛泽东的思想还深入到我们今天的话语体系，比如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炒股进行到底等，从话语体系上也是深入人心、深入骨髓。

19、毛泽东读书“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毛泽东读现代小说主要是读鲁迅，也读现代西方爱情小说，像《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等。毛泽东作为一个自信、自强的人，他的爱情世界，感情非常充沛，他表达爱情的方式主要是古代的诗词，他也写爱情诗，他有四首爱情诗：第一首是1920年写的叫《虞美人-枕上》，写得非常好。而且他也读古代的爱情诗，如李清照的诗，他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江青，他说我的思想是复杂的，感情世界是复杂的，读书也是复杂的。他说我读书，读词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就是读豪放的读久了，就喜欢读婉约的;读婉约派的久了，就读豪放的。所以毛泽东读很多婉约派爱情诗，而且也写了几首爱情诗。

20、毛泽东对“儒释道”都很有研究

《毛泽东选集》有424处涉及到儒家。佛家的他读过《金刚经》等，而且他专门跟达赖和班禅讨论过佛教的特点。毛泽东读老子，而且读研究道家学者的材料，其中有个很有名的人，他写了一本研究老子的书，毛泽东就到处打听他。儒和道作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两大流派，在相当程度上，毛泽东在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当中也有潜在的吸收。

▲ 相信自己是一只雄鹰 ▲

一个人在高山之巅的鹰巢里，抓到了一只幼鹰，他把幼鹰带回家，养在鸡笼里。这只幼鹰和鸡一起啄食、嬉闹和休息，时间长了，它以为自己是一只鸡。随着这只鹰的渐渐长大，羽翼也丰满了，主人想把它训练成猎鹰，可是由于终日和鸡混在一起，它已经变得和鸡完全一样，根本没有飞的愿望了。主人试了各种办法，都毫无效果。最后，只好把它带到山顶上，一把将它扔了出去。这只鹰像块石头似的，掉了下去，慌乱之中它拼命地扑打着翅膀，就这样，它终于——飞了起来！

华罗庚，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一个贫困家庭。这是当时一个非常闭塞的县城。

童年时代，他最想骑马。他将一个小木凳拴上绳子，牵着当马骑，边骑边喊“马嘟嘟，马嘟嘟。”现在这个小凳子还陈列在金坛的“华罗庚纪念馆”里呢。稍大以后，他就把家中小杂货店的柜台当马骑，跳上跳下，并且还不时学着大人骑马的样子，感觉十分得意。

华罗庚特别爱动脑，对于一些别人看来司空见惯的事，往往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提出一些似乎希奇的问题。有一次，他同别人一块去城郊玩耍，见一座荒坟旁有石人石马，就问比他大的同伴：“这些石人石马有多重?”同伴回答说：“这怎么能知道呢。”华罗庚却不甘心，沉思片刻，说：“以后总会有方法知道的。”

在当年的金坛，华罗庚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灯节、船会、庙会等场所，凡是这些热闹的地方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城东有座青龙山，山上有个庙。每逢庙会，庙中的“菩萨：”便头插羽毛，打扮得花花绿绿，骑着高头大马进城来。一路上，人们见到“菩萨”就磕头行礼，祈求幸福。华罗庚伸直脖子，望着双手合十的“菩萨”，心里暗自琢磨：“?菩萨?果真万能吗?”当庙会散了，人们也陆续回家，华罗庚却跟着“菩萨”去了青龙山，想探个究竟，看一看“菩萨”的真面目。

来到庙里，“菩萨”卸了装，华罗庚一看“菩萨”是人扮的，就立刻往家跑。回到家，他便兴高采烈地对妈妈说：“妈，你往后不要给?菩萨?磕头了，?菩萨?是骗人的1父亲马上训斥道：“唉呀，罪过，小孩子懂什么?”他却认真反驳道：“我到青龙山的庙里去了，?菩萨?原来是假的，是人装扮的1

华罗庚的数学作业，经常有涂改的痕迹，很不整洁，老师开始时非常不满意。后来经过仔细辨别，老师发现华罗庚是在不断改进和简化自己的解题方法。

华罗庚在中学读书时，曾对传统的珠算方法进行了认真思考。他经过分析认为：珠算的加减法难以再简化，但乘法还可以简化。乘法传统打法是“留头法”或“留尾法”，即先将乘法打上算盘，再用被乘数去乘;每用乘数的一位数乘被乘数，则在乘数中将该位数去掉;将乘数用完了，即得最后答案。华罗庚觉得：何不干脆将每次乘出的答数逐次加到算盘上去呢?这样就省掉了乘数打上算盘的时间例如：28×6，先在算盘上打上2×6=12，再退一位，加上8×6=48，立即得168，只用两步就能得出结果。对于除法，也可以同样化为逐步相减来做节省的时间就更多的。

凭着这一点改进，再加上他擅长心算，华罗庚在当时上海的珠算比赛中获得了冠军。

华罗庚不仅对数学肯动脑筋，对语文也很用心。有一次，老师把自己收藏的文学大师胡适的书分给学生，让每人看完后写一篇读后感。华罗庚分得的是《尝试集》，书中流露出作者提倡白话文的得意，认为自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于是在扉页上写了一首《序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华罗庚在读后感中，并未表达出老师所期望的对胡适的赞美之词，而是尖锐地指出：胡适的这首诗概念混乱，第一句中的“尝试”与第四句中的“尝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第一句中的“尝试”是指初次尝试，当然一试就成功是比较罕见的;第四句中的“尝试”则是指经过多次尝试或失败之后的一次成功尝试，所以它们具有不同的含意。单独来看两个“尝试”都是有道理的，但胡适将二者放在一起，则是拿自己的概念随意否定别人(陆放翁)的概念，真是岂有此理!他说：“胡适序诗逻辑混乱，不堪卒读。”

虽然语文老师当时十分不悦，但20年后还是对已成名的华罗庚说：“我早就看了你的文章不落窠臼。”

华罗庚正是由于勤思考，爱创新，不迷信权威，才最终靠刻苦自学成为一名大数学家的。

我在5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过61岁了。让一个过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第一个重要抉择

我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12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第二个重要抉择

1961年，我24岁的时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实践基础上，投身到软件领域来。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研究，它给我带来了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的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而懂硬件的人，却不知道需求。两者一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就豁然开朗，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第三个重要抉择

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我想应该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个疙瘩，你后头两三句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后来因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从1962年，听了整整4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第四个重要抉择

第四个抉择是1975年，从事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在我作第四个重大抉择，搞照排的时候，我按照习惯，做一件事情，总是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一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所以我就急着看文献。看到的那些资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读者，看了以后马上就知道了，美国当时流行的是第三代，数字存储的，而中国随便一家都是落后的、过时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扫描的方法。英语的快速阅读能力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年轻时候一定要学会奋斗。按国外的惯例，当自己提出新的思想的时候，必然自己是首先的实践者。我看第一个高级语言，第一个数据库，第一个操作系统等等，最新思想提出者往往是第一个实践者。因为别的人不可能利用你这种感情、这种精力来实践你的新东西。假如你的新思想自己不能实践，别人缺乏你这种感情，碰到困难以后也不知道要害关键的地方，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结果。这个新思想假如不实践，时间一过，它的创新就没有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轻的时候培养动手习惯，没有动手习惯，只想出出主意，很难取得大的成果。

第五个重要抉择

在80年代初，我们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企业化的道路。这件事情我们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们都讲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当时我们的艰难，到1986年也没有这么讲，说要把技术变成商品，当时那种氛围下，看不见前景。但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就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市场化的道路。到1990年我们才有了点成绩，占领了市场。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把一个冷门的东西搞成热门。我们千万不要跟潮流，要预见到社会的需要，锻炼和培养自己。所以正确的名利观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科学以外的东西，应该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能力的培养跟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

20xx年1月，有一位记者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有一只灯泡，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消防站度过了它的109岁生日。也就是说，这只灯泡的使用寿命已达到了109年!在109年前，谁有这么神奇的技术，使一只灯泡的光亮穿越了一个多世纪?

这消息一报道，立刻引起了世界轰动。

人们纷纷猜测，这只神奇的灯泡，这只光耀百年的灯泡，它的发明者到底是谁呢?是当时的大发明家爱迪生吗?

研究者通过查阅当时的相关资料，终于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1901年，电灯刚发明不久，美国电气公司在广场中央组织了一场电灯实验竞赛，爱迪生等一批发明家都参加了这场比赛。当举办人将电压逐渐提高时，一只只灯泡都相继炸了，最后惟独留下一只灯泡还亮着。

这只最后还亮着的灯泡是谁研制的呢?大发明家爱迪生吗?研究者通过进一步考证，发现这只灯泡的研制者，并不是当时名气如日中天的爱迪生，而是当时并没有什么名气的发明家柴莱特。而这只灯泡正是2010年1月记者报道的那只灯泡，那只光耀百年、使用寿命达到109年的灯泡!

在那个电灯还刚发明不久的年代，为什么没有什么名气的柴莱特能研制出如此高质量的灯泡呢?研究者通过进一步查阅资料，发现在一份资料上有这样一段记载：1901年，那场电灯实验竞赛结束后，爱迪生出于对柴莱特的欣赏，邀请他一起参加碱性电池研究。面对大发明家的邀请，柴莱特却拒绝了与名人合作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指着在比赛中刚获得头奖的那只灯泡说：“我只适合研究它。”

柴莱特为什么拒绝与大发明家爱迪生合作这个诱人的机会呢?也许，我们从柴莱特的一句回答中可以找到答案：“我只适合研究它。”一生只研究灯泡，不管灯泡之外有多少难得的机会，有多少美丽的诱惑，也不为所动，心中只抱着“我只研究我的灯泡”的执着和信念。后来，研究者又在柴莱特的日记中找到了相同的佐证，他在日记中写道：“一生只亮一盏灯!”

一生只亮“一盏灯”，一生只做“一件事”，也许，这就是柴莱特研制的灯泡，为什么能穿越历史的尘埃、光耀百年的秘诀和根源吧。

在复旦二教的走廊里，65岁的陆谷孙先生背着手，微笑地望向窗外说，我还是没有话语权啊，都被剥夺了。声如洪钟，花白头发飘扬着。

一生研究莎士比亚成痴，2006年将要出版的《莎士比亚史讲》是多年心血的集成。

他主持编写的《英汉大辞典》，被董桥形容为“不可一日无此君”，英美的词典专家评论这是“远东最好，也是世界范围内较好的双语词典之一”、“具有超世纪的生命力”。

当年，他父亲陆达成和董浩云一道在航运公司里打拼，因为割舍不下对故土的眷恋，从香港上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做了许多年的法语翻译。在洋行工作，和外国人打交道，却爱穿唐衫，习性上完全是个旧式的传统中国文人。

和父亲相似，陆谷孙也是这样的一束矛盾。自小学过俄文、法语，从大学开始，就没有离开过复旦英语系。

操一口中庸的英语腔调，既不像伦敦口音，也不是美国音调，而是无意中在英美两个世界两头讨喜的“超越大西洋”的英语。中西学养都同样深厚，固守传统道德和个人原则，恋家，固执，铁齿。学院送去美国的公派留学生逾期不返，对方学校又不放人，陆先生就主动写了信去跟校长理论，坚持 要对簿公堂。对方来访的时候，他也固执地拒不相见。“最让我生气的是，原则被破坏了。人要做得刚正。”

妻子和女儿10年前相继拿到了美国绿卡，已经离不开美国的主流生活，陆先生自己却坚决不愿申请，去美国、英国不下10次，每次出去都不可遏止地想家。“一到秋天，秋虫叫起来了，就想到小时候在余姚斗蟋蟀的情景。” 他因此一个人生活着。无论冬夏，风雨无阻，黄昏时分穿行复旦校园是他每天恒定的行程，几乎成了一种仪式。

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1947年7月29日，刘、邓大军接到军委和毛泽东急电：“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第二天，刘、邓收到这封标明“4A”万分火急字数较多的绝密电文，心里十分焦急。他们联想到党中央7月23日电报中提出的方针，认为“确好”。经连日的“再三考虑”，“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刘、邓当即致电军委，提出：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准备无后方作战。这样就初步定下提前直出大别山的决心。40多年后，邓小平还清楚地回忆道：“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他在向子女讲述这一情况时，还重复说：“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一向不大外露感情的邓小平，说这话时声音都略带哽咽了。

8月1日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周年的纪念日，是刘、邓定下直趋大别山具体行动部署的日子。这一天，刘伯承传达了军委7月23日指示电后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紧接着，各纵队又召开师团主要负责干部会议，研究各部队的任务，准备在8月中旬大举出击。

但是，军情紧急，水情严重，由于连日暴雨倾盆，黄河水位猛涨，尤其是蒋介石企图重演炸黄河大堤，水淹我军的旧剧。值此险象环生之时，刘伯承用“忧心如焚”四个字表述自己焦灼心情。而邓小平也感到这时是自己一生中最为紧张的时刻。“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8月6日是令在刘、邓身边工作的同志难忘之日，是刘、邓最后定下提前南进大别山决心之日。这一天早饭后，刘、邓等野战军首长，在作战室召集司令部有关处、科的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部队战略性动作。情报处汇报敌情，作战处报告了几天来部队休整情况，并提出黄河水位猛涨对我军威胁性增大，建议早下决心。对此，邓小平非常重视，当即明确指示：对于黄河水位变化情况必须随时掌握，及时报告、通报。

会议气氛紧张热烈，与会人员神情镇静，发言踊跃。许多人主张在内线打一仗或几仗后再实施战略进攻。有人主张按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然后视情况而定。不过，大家都仔细观察着刘、邓首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急切地盼望他们速下决心、决策。刘、邓看着大家讨论情况，简短交谈之后宣布暂时休会，让大家进一步准备意见，午饭之后，刘伯承来到作战室，当听说邓小平到三纵、六纵找陈锡联等谈话，并顺便看黄河水位上涨情况时，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便又像上午那样仔细地察看地图，询问各方面情况。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刘伯承审时度势，已成竹在胸，立即派人通知邓小平等再次前来会商，之后，刘伯承在作战室严肃宣布：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要当机立断，行动越早、越快越好。随后他阐明定下决心的依据和理由，并作了进军部署。

在此期间，邓小平不时地点头。等刘伯承讲完后，他马上站起来说：“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古人说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军的战略行动，必将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援。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彻底扭转全国战局。”为完成这一战略任务，他强调三点，一是所有工作都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广大指战员要准备为实现这一决策付代价，做贡献。二是要力避与敌主力纠缠和作战，千方百计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三是进入新区作战，要严守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邓小平目光投向李达，起草电报，向党中央报告我们决心和部署，并向各部下发预先号令。

正在这时，军委连续来电，指明南进需付出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而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需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同时，出于关怀，又令刘、邓部在现地休整补充10天，后又告诉至少7天不动。刘、邓反复研究了军委来电，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既定战略意图，特别是根据当时敌情、水情，遂决定提前出动之决心不变，因地制宜，果断行事，按既定部署挥师南征。对此军委连电答复：“刘、邓决心完全正确”，“刘、邓部署很好”，“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我们尽可能帮助你们”。千里跃进的壮举，战争史上的奇迹，其方略就这样在陕北的窑洞和华北农屋之中应运而生了。

今天，我把自己所摘抄下来的名人故事看了一遍。张海迪1995年出生在山东济南。他本来有着一个幸福的童年，父母都很喜欢她。可是天有不测风云。5岁时，因病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生活不能自理。

医生会诊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病情反复发作，5年中他被迫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取6快，最后高位截瘫。就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现在只能整天并我在床上了。看着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一起跳皮筋，高高兴兴地一起背着包上学校，张海迪幼弱的心灵，被痛苦压碎了。她狠狠地捶打着自己失去知觉的双腿，悲伤地哭喊着：”妈妈，我要走路！我要上学！“这个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年轻姑娘从没进过学校，童年起就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自学知识，她先后自学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专业课程。张海迪十五岁时随父母下方聊城莘县一个贫穷的小村子，但她没有惧怕艰苦的生活，而是以乐观向上的情深奉献自己的青春。在那里她给村里小学的孩子们教书，并且克服种种困难学习医学知识，热心地为乡亲们针灸治病。在莘县期间无偿地为人们治病一万多人次，受到人们的热情赞誉。

我的感想是：张海迪虽然从小就没有上过学校，但是她没有因为种种困难打倒，而是毫不退缩地迈出通向成功的步子。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海迪的这种可贵的精神，永不退缩，坚持不懈，向成功之宝出发！

人的一生中，会发生很多蕴涵着深刻哲理的故事，这些哲理让我们终生受益。

记得我上五年级时，妈妈带我回乡下的姥姥家。一路上我兴高采烈，好像天上的小鸟都在为我唱歌。到了姥姥家，我火箭一样直冲到姥姥的怀里。

中午，我们在姥姥家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

下午，姥姥要下地干活儿，妈妈和姥爷也有“重要使命”，而家里的小卖部无人照管，这任务就责无旁贷地交给了我。姥爷嘱咐了几句，让我好生看管，说完就走了。

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季，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很多人都躲到家里去了，大街上静悄悄的。我懒洋洋地拿出《暑假作业》，做了一会儿，做得我头晕目眩，我心想：反正这会儿很清闲，我先睡一觉再说！不一会儿，我便躺在躺椅上呼呼大睡。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儿把我叫醒了。他说：“姐姐，我买冰棍。”我还在迷迷糊糊，就从冰箱里拿出一根冰棍递给他，然后又睡着了。

不知道又过了多久，那个小男孩儿又来把我叫醒了。“又要冰棍哦？”边说边自作聪明地转身又拿出一根冰棍。小男孩儿摇了摇头，说：“我不要。”我有些迷糊了：“那你来干什么呀？”小男孩儿说：“我刚才买冰棍，忘了给钱了。妈妈说，我应该做个诚实的孩子，不然警察叔叔就会把我抓走了。”说完，把钱给了我就走了。

我迟疑了一会儿，才回想起刚才所发生的事。身后的冰箱门没关，里面的冷气吹在我的身上，吹走了我心中的闷热。

在以后的生活中，我常常想起这件事，因为它让我终身受益。

张海迪生于1955年，小名玲玲，山东济南人。5岁因患脊髓管瘤，高位截瘫，自学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程，并获得了硕士学位。1983年张海迪走上创作文学的道路，后成为山东创作协会一级作家并且是山东作家协会副主席。

5岁时张海迪因患脊髓管瘤而不能上学，但她非常想学习，恨不得跳出病魔的“控制范围”。一天玲玲终于挎不住心中的渴望，她对妈妈说：“妈妈我要上学。”话刚说完，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孩子，妈妈和爸爸会让你学到知识的!”玲玲不能上学，家里又请不起教师，妈妈爸爸下班后便亲自教她。

有一次，她感到非常疲倦，连作业都无力完成(家庭作业)，就对妈妈说：“这些作业我明天再做行吗?”妈妈却正重地对她说：“今天的事今天做完。”听了妈妈的话，玲玲明白到学习贵在坚持和自觉，绝不能拖拉。

学习知识的决心让这位钢铁战士傲视一切苦难，经过多年的努力，张海迪不但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刊和文学作品，还能翻译许多长篇小说;不仅能够像其它人一样学习丰富的知识，还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她的作品〈〈轮椅上的梦〉〉给了无数奋进中的人以无尽的力量。

在我们周围，还有许许多多个像张海迪的人，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做一个生活强者!

有一个人，他在二十一岁时，做生意失败。

二十二岁时，角逐州议员落选。

二十四岁时，做生意再度失败。

二十六岁时，爱侣去世。

二十七岁时，一度精神崩溃。

三十四岁时，角逐联邦众议员落选。

三十六岁恃，角逐联邦众议员再度落选。

四十五岁时，角逐联邦参议员落选。

四十七岁时，提名副总统落选。

四十九岁时，角逐联邦参议员再度落选。

五十二岁时，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

这个人就是林肯，因为他坚信上帝的延迟，并不是上帝的拒绝，因此能屡仆屡起，最终成就不凡。

1970年4月，张海迪跟着下放的父母，坐着一辆大卡车，来到山东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开始了农村生活。

起初，张海迪感觉农村非常陌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生活也十分艰苦。但是，在那些淳朴的村民身上，张海迪却感到了更真、更朴素的爱。

刚到莘县那天，天空很晴朗，天上的白云像大棉花一样。不久，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们跑过来，围到张海迪身边，抢着问道：“玲玲姐，你是城里来的吧？你的脸怎么这么白啊！你的腿怎么了？”望着孩子们的笑脸，张海迪笑了，慢慢的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仅仅才过了半个月，张海迪就同乡亲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了。乡邻们争着抢着往玲玲家送地瓜、咸菜等东西，还为她做了一张木轮椅。

孩子们都愿意推张海迪出去散步。这个男孩子说：“玲玲姐，我推你！”那个男孩子抢过来说：“我推，我推！”经过几番争执后，由孩子们轮流推着，来到了田野里。

为了回报这些朴素的爱，张海迪也想为大家做点什么。于是，她开始在昏暗的油灯下学习一本本医学书，还让父亲给她买来体温计、听诊器和针灸用的银针，成了一名靠在轮椅上给人看病的乡村医生。

在莘县生活期间，张海迪为群众治病一万余多人次，针灸技术也在当地出了名，前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由于经常靠在轮椅上给人看病，她的肋间神经总会感到剧烈的疼痛，脊椎甚至弯曲成了“S”型，但是，为治好村民的病，回报他们的爱，张海迪始终坚持着。

导读: 让你终生受益的哲理小故事.人生路上，你是不是常被一些莫名奇妙的问题困扰?生活的迷茫、职场的紧张有时候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也许本篇文章的小故事能缓解你的压力.

人生路上，你是不是常被一些莫名奇妙的问题困扰?生活的迷茫、职场的紧张有时候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也许本篇文章的小故事能缓解你的压力，同时给你一点启发。

小故事一、用人之道

去过庙的人都知道，一进庙门，首先是弥陀佛，笑脸迎客，而在他的北面，则是黑口黑脸的韦陀。但相传在很久以前，他们并不在同一个庙里，而是分别掌管不同的庙。

弥乐佛热情快乐，所以来的人非常多，但他什么都不在乎，丢三拉四，没有好好的管理账务，所以依然入不敷出。而韦陀虽然管账是一把好手，但成天阴着个脸，太过严肃，搞得人越来越少，最后香火断绝。

佛祖在查香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将他们俩放在同一个庙里，由弥乐佛负责公关，笑迎八方客，于是香火大旺。而韦陀铁面无私，锱珠必较，则让他负责财务，严格把关。在两人的分工合作中，庙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其实在用人大师的眼里，没有废人，正如武功高手，不需名贵宝剑，摘花飞叶即可伤人，关键看如何运用。

小故事二、所长无用

有个鲁国人擅长编草鞋，他妻子擅长织白绢。他想迁到越国去。友人对他说：“你到越国去，一定会贫穷的。”“为什么?”“草鞋，是用来穿着走路的，但越国人习惯于赤足走路;白绢，是用来做帽子的，但越国人习惯于披头散发。凭着你的长处，到用不到你的地方去，这样，要使自己不贫穷，难道可能吗?”

心得：一个人要发挥其专长，就必须适合社会环境需要。如果脱离社会环境的需要，其专长也就失去了价值。因此，我们要根据社会得需要，决定自己的行动，更好去发挥自己的专长。

小故事三、袋鼠与笼子

一天动物园管理员发现袋鼠从笼子里跑出来了，于是开会讨论，一致认为是笼子的高度过低。所以他们决定将笼子的高度由原来的10米加高到20米。结果第二天他们发现袋鼠还是跑到外面来，所以他们又决定再将高度加高到30米。

没想到隔天居然又看到袋鼠全跑到外面，于是管理员们大为紧张，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将笼子的高度加高到100米。

一天长颈鹿和几只袋鼠们在闲聊，“你们看，这些人会不会再继续加高你们的笼子?长颈鹿问。“很难说。袋鼠说∶“如果他们再继续忘记关门的话!

心得：事有“本末、“轻重、“缓急，关门是本，加高笼子是末，舍本而逐末，当然就不得要领了。

小故事四、扁鹊的医术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而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心得：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

小故事五、曲突徒薪

有位客人到某人家里做客，看见主人家的灶上烟囱是直的，旁边又有很多木材。客人告诉主人说，烟囱要改曲，木材须移去，否则将来可能会有火灾，主人听了没有作任何表示。

不久主人家里果然失火，四周的邻居赶紧跑来救火，最后火被扑灭了，于是主人烹羊宰牛，宴请四邻，以酬谢他们救火的功劳，但并没有请当初建议他将木材移走，烟囱改曲的人。

有人对主人说：“如果当初听了那位先生的话，今天也不用准备筵席，而且没有火灾的损失，现在论功行赏，原先给你建议的人没有被感恩，而救火的人却是座上客，真是很奇怪的事呢!主人顿时省悟，赶紧去邀请当初给予建议的那个客人来吃酒。

心得：预防重于治疗，能防患于未然之前，更胜于治乱于已成之后。

第一眼见到茶妈妈杜春峄，觉得她真年轻，完全看不出她已经六十多岁了。她穿戴着布朗族的传统服饰，站在茶树林小路旁的一棵树下，双手交叠在身前，面带笑容，朝每一个前来参加茶祖祭祀的客人道一句：欢迎。

我从她面前经过，故意放慢脚步，忍不住抬头多看她两眼。她发觉了，偏头冲我笑笑，亲切又朴实。她个子很高，皮肤是高原女人常见的黝黑。我注意到她放在身前的双手，那是一双常年劳作的手，一点也不像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

三月份的时候，知道我在收集关于云南手作人的故事，朋友便问我，要不要跟他去一趟普洱，带我去见一位做了一辈子茶的老人。

我喜欢喝茶，但对制茶一点也不了解。我对茶的最初记忆来自我的外婆，小时候，我常常跟外婆走很远的山路去茶园摘茶叶。天未亮就要出发。外婆说，清晨露水下的茶叶最嫩最好。茶叶采摘后，外婆当天就会将它们都放在一个大木盆里，用双脚使劲儿踩啊踩，然后晾晒干。那是最简易的制茶方式，朴实得没有一点花哨，但做出来的春茶挺香的，外公很爱喝。

因为这一点遥远记忆里的茶香，我随朋友去了普洱澜沧，飞机转机又乘几小时大巴，只为见一见这个一辈子与茶相伴的茶妈妈。

杜妈妈从十六岁开始就在澜沧景迈山上学习怎么制茶，一做就是四十多年，从一个小小的学徒到古茶公司的负责人，几十年的变迁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完，但其间的艰辛却鲜为人知。我从朋友发来的关于她的采访报道里了解了一些，但谈及那些波折与艰辛，她都只是寥寥数语。她似乎更愿意与人分享她的古茶园，古茶树，茶香，茶艺。

景迈山上有大片的茶园，山上居住着布朗族、傣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族民们靠山吃山，古茶园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珍宝，因此祭奠茶祖仪式世代传承了下来。茶妈妈每年都会亲自主持这场盛会，见她站在路口亲迎远道而来观礼的茶友，朋友悄悄跟我讲，她一点架子都没有哦!我说，你听听，大家都叫她什么?不是杜总，而是茶妈妈!亲切又贴切。

她把这片高原深山上的古茶园当成自己的孩子，也当成家。她不是茶商，而是茶人。她能清楚地记得景迈山有多少棵古茶树，也能清楚地知道，熟茶发酵时，应该洒多少水、开多大窗、盖多厚的被子。直至现在，她年纪大了，依旧会亲自去茶园采摘茶叶，制茶。

她拥有一颗匠心。

祭茶祖仪式那一整天她都很忙，我只有短暂的与她面对面聊天的机会。

我问她，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梦想?心中毕生追求?

她看着我，笑着摆了摆手，没有那么伟大，我只是喜欢茶。我在这片古茶园中长大，我为茶投入了青春年华，但它也回报了我永远年轻的心态与活力。

她说，你问我在困难黑暗的时期以什么来支撑着坚持这么久?因为这是我必须做的事，当一件事情成为你生命中心甘情愿的必须时，再多艰辛，你心里也会涌起一股强大的力量，推着你往前走。

我们常常说着坚持，可坚持却是最难的一件事，更何况几十年如一日，仅靠一点喜爱是不够的，还需要足够强大且坚韧的心。

心守一事，一生专注。有这样的态度，不管做任何事，在任何领域，都会成为非常出色的人。

张海迪出生在山东半岛文登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5岁时因患病，生活不能自理。但是身残志坚的张海迪没有放弃生命更没有放弃生活，她一面以坚强的毅力与决心同病魔作斗争，一面用勤奋的学习和工作延续生命。

她不仅自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而且还自学了大学英语专业。后来又坚持学习日语、德语、和世界语，翻译了16万字的外文著作和资料。她刻苦学习潜心钻研了《人体解剖学》、《内科学》、《针灸学》等十几种医学书籍。她用学到医学知识和针灸技术，为周围群众治病达一万多人次。她还学过无线电技术、音乐、绘画和书法等多门类知识与学科，以此做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提到80年代没有一个名字比张海迪更深入人心,她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张海迪小时候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小姑娘，5岁不幸患了严重疾病，从胸部以下失去了知觉，从此她成了一个高位截瘫的人，站不起来了。

小海迪瘫痪了，人们都认为她这一生只能依靠别人来生活了。可是，小海迪想：我要自立，长大了要为人民做点事，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要实现这个愿望，没有知识、没有本领怎么行呢？可是，她又没办法去学校读书，于是，她小小年纪，就立下志向，决心以病床当课桌，自学成才。她开始用识字卡片学习认字，不久，又学会了汉语拼音和查字典。从此，她以顽强的毅力走上了自学求知的道路。

奥马尔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头脑里充满了智慧，而且稳健、博学，为人们所敬仰。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问他：“你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刚一开始您是否就已经制定了一生的计划呢?”奥马尔微笑着说：“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才知道制定计划是没有用的。”

“当我20岁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要用20岁以后的第一个10年学习知识;第二个10年去国外旅行;第三个10年，我要和一个美丽、漂亮的姑娘结婚并且生几个孩子。在最后的10年里，我将隐居在乡村，过着我的隐居生活，思考人生。’

“终于有一天，在前10年的第7个年头，我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学到，于是我推迟了旅行的安排。在以后的4年时间里，我学习了法律，并且成为这一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人们把我当作楷模。

“这个时候我想要出去旅行了，这是我心仪已久的愿望。但是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无法抽身离开。我害怕人们在背后斥责我不负责任，后来我只好放弃旅行这个想法。

“等到我40岁的时候，我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了。但总是找不到自己以前想象中美丽、漂亮的姑娘。直到62岁的时候，我还是单身一人，那时候我为自己这么大一把年纪还想结婚而感到羞愧。于是我又放弃了找到一个姑娘并且和她结婚的想法。

“后来我想到了最后一个愿望，那就是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隐居下来。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因为疾病，我连这个愿望都完成不了。

“这就是我一生的计划，但是一个也没有实现。”

“孩子，你现在还年轻，不要把时间放在制订漫长的计划上，只要你想到要做一件事就马上去做。世界上没有固定的事物，计划赶不上变化。放弃计划，立刻行动吧!”奥马尔最后说。

花儿要盛放的时候便盛开，云彩要绚烂的时候便耀眼，你有什么要做的便去做吧。计划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但过于执著地相信计划，会延误许多时间，也会让你的人生过于刻板。

在中国现代史上，张学良无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曾数次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诸如东北易帜，宣告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北洋军阀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使民国元年以来的军阀大混战局面基本结束;发动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历史性贡献，其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将永垂青史。

张学良的离奇经历世所少有，这位曾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等要职的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自从1931年离开东北，一生再未回过东北;1946年告别大陆，也再未回大陆。他于1995年离开台湾侨居美国，也再未回过台湾，一直到终老美国夏威夷。可谓人在江湖，飘泊一生。他非凡的人生有不少数字之谜，这些扑朔迷离的数字谜团更增添了张学良的传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