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话题：反腐、严惩、监管、腐败、贪污受贿【热门20篇】

当前，共享单车成为很多人短途出行的选择，在享受便捷的同时，你有没有受到押金、余额充值容易但退款难的困扰?

据不完全估算，共享单车市场的押金、充值余额存量高达数十亿元，有不少网友质疑其资金流向不透明，“高位”的资金池，如何避免成为“高危”的风险地?

“资金池”有多大?流向何方?

缴纳押金、充值余额，是使用共享单车的必经流程。随着共享单车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沉淀的押金、余额形成了巨大的“资金池”。

记者向ofo和摩拜单车了解“资金池”的具体金额，两家公司均没有作出明确回应。根据ofo公布的数据，其用户量已达3000万。摩拜单车官方数据表明，其用户量在去年底已超千万，以此用户量粗略估算，两家公司仅押金存量都达到近30亿元。

针对数十亿元资金的管理，记者采访获悉，ofo、摩拜、Hellobike三家共享单车公司，都对押金和余额分别设立了账户，专款专用，对押金账户不做他用，余额账户则用于支付用户骑行的费用。其中，摩拜单车还与银行开设了押金专户，对用户押金进行集中统一管理。

“资金池”是否存在安全风险?

有不少网友称，使用共享单车时遭遇了退还押金、余额困难的问题，对“资金池”的安全性提出疑问。

ofo用户张女士在3月2日通过人工客服发起余额退款申请，却迟迟没有退回。她前后三次跟客服联系，客服都说张女士的支付宝有问题，无法退款。截至23日，张女士13.5元的余额仍然没有到账。

摩拜单车用户魏女士，3月初在APP上发起退回押金申请，但界面一直显示系统错误，客服电话也无法接通。后来魏女士向“12315”等多个平台投诉，摩拜单车才将押金转账给魏女士，此时距离她发起申请已过去半个月。

武汉大学竞争法与竞争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孙晋认为，对于预付押金这种行为，尚未有法律明文禁止，先交付押金的方式法律上是允许的。

天津众美律师事务所律师曹哲辅表示，对押金和余额不能等量齐观。“余额的性质相当于预付款，是公司的收益，无需向用户说明如何使用以及资金去向。”他认为，所谓的风险主要还是来自押金部分。

“由于很多用户在一次使用后不发起退还押金的请求，这会造成押金沉淀在单车提供者手中，沉淀的多了，就可能引发‘变相募集或占有资金’的嫌疑。”曹哲辅说。

共享单车公司运营模式的最大隐患在于，单车提供者可能丧失退还押金的能力，如单车提供者破产、将押金挪作他用等。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长期不请求退还押金的用户有可能无法拿回押金。

福建莆田本土品牌卡拉单车，于今年初首批向市场投放600多辆单车，但因车辆设计及用户不文明使用等因素，面世仅10多天，就有76.5%的单车“失踪”。投资方毅然撤资，并划走了部分用户的押金，导致公司运营资金紧张，用户退押金困难。

“资金池”的安全如何保障?

共享单车是共享经济的新形态，对于其“资金池”的安全，是否应有相应的监管?摩拜单车方面均回复称，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尚未对共享单车押金的管理作出明确规定。

记者联系了福建、江西两省的交通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对共享单车的管理，上级部门还没有明确的意见，应由哪个部门来主管也尚不清楚。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春彦刘春彦表示，共享单车的商业模式还不清晰，也没有形成成熟的盈利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市面上的共享单车公司越多，政府介入监管的迫切性就越大。

刘春彦认为，所有的押金都应当归属于消费者所有，它不属于单车公司的财产，不得计入共享单车公司的资产，必须进行风险隔离。即该笔财产独立于共享单车公司的财产，即使共享单车公司破产，押金也不应列入破产财产，而应返还给消费者。

要规避押金管理的风险，需要政府、单车提供者和用户三方面共同协作。政府有必要尽快明确监管部门，并出台相应的管理细则，设立第三方监管机构对单车公司的押金进行监管。

此外，共享单车公司应建立专门的“押金池”保障押金专款专用，并向社会公众披露资金的流向。

捡到装有1716元的钱包后，家境贫困的武汉少年李想响将钱包交给了派出所。视频来源 警方提供，捡到装有1716元的钱包后，武汉少年李想响将钱包交给派出所。当派出所民警到学校给李想响颁发荣誉证书时，学校对李想响的拾金不昧行为并不知情。偶然间，民警得知李想响家境贫困。而李想响，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拾金不昧申请加分。

5月2日，说起这个故事，武汉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他们被少年李想响的三次沉默所打动，李想响家也成为北湖派出所的帮扶点。

4月27日上午，武汉市江岸区北湖派出所老民警张庆国来到武汉市第十二初级中学。

张庆国是来给初一三班学生李想响颁发荣誉证书的。4月21日，李想响捡到了一个钱包，交到了派出所，里面有1716元。

张庆国专程到十二中向校领导讲明情况，学校才得知此事。更让张庆国意想不到的是，李想响和自己的外甥是同班同学。

当晚，张庆国和内弟罗伟谈到李想响拾金不昧的事，罗伟感慨的告诉他，其实李想响家境贫寒，母亲庄美凤瘫痪，没有生活来源，全家挤在一间60多平方米低矮破旧的平房里生活，靠父亲开的一个小按摩店为生。

5月2日，北湖派出所教导员樊磊率张庆国等人探望生病的李想响，看着简陋的李家，派出所决定在这次万警进社区活动中，将李家做为帮扶点。

李想响捡到钱包的4月21日是个星期天，那天放学后他与接他的父亲李国才一起回家。途经北湖晶立方时，走在前面的李想响突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后有一个鼓起的钱包，他上前捡起打开一看，里面有一沓百元钞票，还有三张银行卡及身份证、公交卡等物品。

他连忙把这钱包拿到父亲跟前，和父亲商量要将钱包交到附近的北湖派出所。李国才却不同意，人到中年的他习惯于凡事少出头，少惹事。他担心“咱们能不能不管这钱包，你把它放回原处，交出去了万一丢钱包的人说包内有5000元我们还惹麻烦，也说不清”。

“我不同意，丢钱包的失主肯定很着急，你教我从小要做诚实的人，捡到的东西一定要交给警察叔叔。”李想响说，他记得有次小姨钱包丢了，当时急得团团转，到银行挂失忙活了好一阵。

李国才被儿子真诚的话语打动了。父子俩决定将钱包交到北湖派出所。值班民警李卫红热情的接待了他们，经过他和女民警程云的多方查寻，终于找到了家住武昌八铺街的失主吴桂华。4月24日下午5时许，吴桂华到北湖派出所领回了自己失而复得的钱包，她称钱包内钱卡分文未少。

李想响的妈妈庄美凤说，儿子李想响自幼十分懂事，乐于帮助同学，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他从小到大都是穿别人剩下的旧衣服，只有过年时奶奶给他100元买件新衣服。

李想响的班主任张芸介绍，李想响平时在班上表现好，学习成绩较好。学校对学生的思想品德要求很严，对同学做好事都有奖分，但李想响却第三次选择保持了沉默，没有做声。

武汉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负责人介绍，每年警方接到群众遗失物品报警3万余起，主动归还的有约8400起，但仍有1000多起捡到钱物不还。

武汉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对澎湃新闻说，在全社会诚信经受严峻考验的今天，少年李想响的选择也许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考。​​​​

"德国丈夫可能把中国妻子丢进大海。"德《图片报》27日称，意大利海岸近日发现一个被遗弃的行李箱，里面装着一具高度腐烂的女尸。意大利媒体怀疑，这可能就是2月在游轮上失踪的38岁华裔女子李英蕾(音)。

报道说，在意大利东北部海滨小城里米尼的海港，25日有人发现海水里漂着一个奇怪的大行李箱。有好奇者把行李箱拖上岸，竟发现里面装着一具女尸，随即报警。法医透露，箱子里的女尸有"亚洲人外貌，年龄大约35岁"。这让人联想到今年2月的一个案子。

今年2月9日，李英蕾与45岁的德国丈夫贝林及两个年幼的儿子一起登上一艘前往希腊的游轮。2月20日，游轮来到意大利一个港口，游轮员工清点乘客时发现，李英蕾竟然不见踪影。意大利警方接到报警后，在机场逮捕了准备乘飞机返回爱尔兰的贝林。

贝林在德国出生，在爱尔兰做IT顾问。中国出生的李英蕾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经营一家婚庆公司。妻子失踪后，贝林并没有报警，他狡辩说，妻子在希腊港口失踪，但她此前也做过类似的事，他以为她自己回家了。

李英蕾最后一次露面是2月10日，当时游轮抵达意大利热那亚。这家人走进一个旅游纪念品商店。店主说，中国女子和丈夫发生激烈争吵。男子还脱了鞋掷向女子。警方透露，贝林的大儿子说，妈妈不见后再没有出现，而爸爸要他们保持安静。

目前，贝林不承认杀妻，他的律师要求做DNA测试。意大利通讯社安莎社说，行李箱女尸身上没有发现暴力痕迹，一切还有待警方调查。

1、屈原小时侯不顾长辈的反对，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躲到山洞里偷读《诗经》。经过整整三年，他熟读了《诗经》305篇，从这些民歌民谣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终于成为一位伟大诗人。

2、王十朋从小聪颖过人，文思敏捷，可是书法却不如人意。于是，他痛下决心，一定要练好书法。终于，宝印叔叔的指点下，他终于悟到了书法真谛，成为一名大书法家和文学家。

3、陈胜：年轻的时候就不满足于做一个佣耕者，有远大抱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后领导了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

4、布鲁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科学家。勇敢的捍卫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面对火刑，毫不退缩，为真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是捍卫真理的殉道者

5、戴震：善疑多问，幼时读朱子的《大学章句》，便问《大学》是何时的书，朱子是何时的人。塾师告诉他《大学》是周代的书，朱子是宋代的大儒;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著者的意思。终成清代的大学问家。

6、司马迁：经受宫刑和牢狱之灾的磨难，却没有自暴自弃，写出了名垂千古的历史巨著《史记》。

7、文天祥：组织力量抗元，失败被俘，面对元朝的威逼利诱，拒不投降，最终英勇就义。

通过文化扶贫，“扶志”以自强，“扶智”以自立，脱贫的内生动力才会奔腾而来，文化复兴的全面小康才会如约而至。

文脉同国脉相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国家如此，地区亦然。要解决物质贫困问题，“志”“智”二字是关键。

因循这个逻辑，文化部近日出台《“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进一步强化任务落实，加大对文化扶贫工作的指导，充分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到2020年，贫困地区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文化发展总体水平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人口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文化的“扶志”“扶智”作用充分体现。

凡事预则立。文化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章节，《方案》提出“八项主要任务”等，就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给具体工作划重点。就《方案》本身而言，起码传递了两个价值认知：一则，贫困是一种多维现象，经济贫困往往伴随着精神贫困、文化贫困的发生;二则，扶贫不是简单的给钱给项目，改良贫困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态，不仅有助于物质脱贫，更有助于打破贫困地区代际固化的僵局。

《方案》里不仅有美好宏观的愿景，亦有新鲜热腾的“烙饼”。《方案》提出，2016年至2017年，利用两年时间，在国家级贫困县范围内的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的行政村建设2.2万个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启动“中西部贫困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档升级”建设项目，在中西部22个省份的839个贫困县，对乡镇文化站提升配置。这些见数字、见投入的制度安排，是文化扶贫的细微之处，更是扶贫效果的基本保证。

在文化扶贫工作中，需要澄清长期以来存在的两个误解：一是认为文化扶贫就是搭个台子唱场戏，形式上轰轰烈烈，内容上浮光掠影，不痛不痒不走心。对此，《方案》不仅关注文化扶贫的形式与内容，而且关注文化扶贫的硬件和投入。二是以为文化扶贫就是“额外的馈赠”，忽略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主线。今年3月，《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正式实施，这是文化立法的一大步，标志着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和基本文化需求从“行政呵护”迈向“法律保障”。具体而言，贫困地区文化扶持与建设不是施舍和赐予，而是法律责任和平权义务。

文化创造力就是经济发展力。通过文化扶贫，“扶志”以自强，“扶智”以自立，脱贫的内生动力才会奔腾而来，文化复兴的全面小康才会如约而至。

“与其让孩子无意义地离去，不如让他身体的一部分继续活在世上，也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和生命的延续。”

4月3日中午，面对年仅21岁、因被工地调臂砸中而不幸脑死亡、无法救治的小周，小周的父母与多名亲友、器官捐献协调员，经历了数小时的讨论沟通，最终决定，将小周的1个肝脏、2个肾脏捐献出来。

获悉，这一例器官捐献发生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捐献者小周是一名福建来沪打工人员，也是家中独子，由他捐献出的1个肝、2个肾最终通过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自动实施分配。

4月4日清明节的凌晨，3名器官受者的移植手术顺利实施。这是上海自2013年以来的全市第324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实现案例，也是今年的第49例。来自上海市红十字会官方数据统计显示，近年来随着器官捐献理念的宣传与普及，全市器官捐献比例增长迅速，仅去年器官捐献实现案例增幅就达到75%。

捐献者为家中独子，父母均为残障人士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方面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这名男子姓周，年仅21岁，3月31日，他在工地不幸被吊臂砸中，被120救护车紧急送往该院的宝山分院，被诊断为重型颅脑外伤、失血性休克、脑挫伤、脑疝形成。

“由于创伤非常严重，虽然我们积极实施了抢救性的手术，他在第二天还是出现了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等情况，进入重度昏迷状态，血压也需要升压药物维持，到达脑死亡状态。”院方ICU专家表示，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和志愿者获知上述情况后，初步判定患者情况可能符合器官捐献条件，于是立刻启动捐献紧急预案并联系患者家属。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器官获取组织(简称OPO)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茅啸秋、王娉莲等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小周的父母都是残障人士，当时还远在福建老家，按照整个捐献流程，必须要征得父母同意。在父母到达医院前，协调员们先和小周的堂兄堂姐取得了联系，并讲述了小周的病情。等4月2日凌晨，他的父母先后赶到医院，陆续还来了近十位亲友。

协调员茅啸秋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起初，多数的亲友对器官捐献持反对意见，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悲剧，大家都很难接受，尤其小周又是家里的独子，也是家中的经济顶梁柱，父亲接受不了打击，当场晕厥了。”

作为器官协调员，王娉莲坦言自己和其他同事一样，绝不会直接劝说家属捐献器官，“协调员并不是劝捐员，我们会告诉家属，医生会尽力地去抢救病人，不会放弃一丝希望，但在现有医学条件下，只有当病人生命无法挽回、病人病情不可逆的情况下，才会告诉家属，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用无法挽回的生命中，尚有功能的器官去救治更多人的生命，这是一件很伟大、也很有意义的事情。”

小周有一位堂姐就职于一家媒体，她最能理解器官捐献的理念，她表示：“当时看着弟弟伤情这么重，没有人愿意忍心看他继续受苦。”她慢慢地把这种理念传达给其他家属，姑父、舅舅……慢慢地到小周的父亲，“最后他(小周)父亲也认识到，与其让孩子无意义地离去，不如让他身体的一部分继续活在世上，也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和生命的延续。”

整个沟通协调时间长达数小时，4月3日中午12时许，父母正式签署器官捐献同意书，同意捐献出小周的1个肝、2个肾。

回顾2017年3月的几则新闻：广东韶关一车主就因为看手机将豪车开进了鱼塘里;浙江杭州一名年轻女子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在走到断桥和锦带桥的中间段时，扑通一声掉进西湖……

这些新闻离你很远?我们不妨来环顾左右：周边的人群，其中有多少时常低着脑袋，聚精会神于手中的手机?候机大厅、候车大厅的乘客，有多少在低头忙乎?这跟以前不少人捧一本书来读大相径庭。有时也包括你我，在多种场合，乐此不疲地捣鼓着手机，沉迷其中，消磨大把的时光。

这，或许也是信息时代一种的“新常态”吧。

舆论对此现象颇有微词，总体来说，社会对“低头族”这个称呼多少有些贬意，甚至有些暗讽的味道。

坦率地讲，近年来“低头族”越来越多了。游戏、微信、网上购物等等等等，开发商们变着花样创新，日新月异地推出好玩的东东，吸引着人们把头颅弄得越来越低。我发现，真的有一些朋友似乎一刻也离不开手机了。

我曾经做过几次现场随机观察，结果是有些令人惊讶的。如果把目光集聚于正在过斑马线人流中的年轻人，竟有约半数是“低头族”。他们把玩着手机，悠哉悠哉，大摇大摆，根本顾不上身旁如鲫的车流人流，那份沉着让人着实为他们捏把汗。

早晚高峰，杭州市区通常出奇地堵。开车在路上，同样能够见到不少私家车司机当起了“低头族”。等红灯的时候，往旁边的车里瞧，常常能看到把手机放在方向盘上正抓紧刷屏的司机。有许多次，前方绿灯亮起，挡在前面的车却迟迟不能动弹，惹得后面的司机忍不住揿响喇叭。从前方蜗牛般爬动的车边绕过去，发现，司机正起劲玩手机呢。喂!不要命啦?

巧的是，在我们这座城市，那个著名的“汽车电台”，白天的不少时段都安排了主持人与驾驶员微信互动的节目，特别是早晚高峰。还真的有不少听众参与其中，我想里头肯定有相当比例的司机。从电台的节目效果看无疑是好的，但是它带来的安全隐患也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样的节目应该谨慎些，出了事情就晚了。

有一阵子，在微信朋友圈中流传着一段点击量非常大的录像，驾车的女司机因为盯着手机数秒钟而发生严重碰撞，车毁人亡，场面触目惊心。这，应该是一种警示性质的宣传与提示吧!

相对而言，处于“静态”的“低头族”，大不了让自己的脖子眼睛难受些，到底无碍大事。而行进在马路上的“低头族”们就充满风险了，不是容易被别人撞了，就是很有可能撞了别人，这样的结局都是大家不愿发生的。

所以，真诚地奉劝行进在马路上的“低头族”们，多些忍耐精神，暂时把手机收好喽，抬头看路，多好啊!

​​宜兰县政府消防局上午10时29分接报,由于事发地点道路崎岖,车辆无法抵达,消防员徒步3公里,约11时抵达现场。带队的消防小队长胡茂昌一眼就认出,躺在地上的溺水者竟是自己女儿。

据报道,台湾5名研究生4月30日早上到宜兰县拍摄生态纪录片,期间一名26岁胡姓女生渡河时不慎踩空落水,卡在石头缝内,同行者将她救起时,已无呼吸心跳。

宜兰县政府消防局上午10时29分接报,由于事发地点道路崎岖,车辆无法抵达,消防员徒步3公里,约11时抵达现场。带队的消防小队长胡茂昌一眼就认出,躺在地上的溺水者竟是自己女儿,他双眼泛泪,红着眼眶对女儿进行心肺复苏急救,不断喊着“起来!起来!”。但历经半小时抢救,胡最终还是放弃。

同行的警员指,看到胡茂昌焦急救女的那幕“真的很心酸,眼泪都快掉下来”。他说,胡队长在前往救援途中,也说今早曾与女儿聊天,提醒女儿要特别注意安全,也在担心拍片的女儿是否安好。家属称,遇溺身亡的女儿已申请到德国一所研究所留学,本来近期就要出发。

①考试要严格化，但更要人性化 “头戴报纸考试”是对素质教育的呼唤

②折射诚信焦虑 “头戴报纸考试”被裹住的其实是错误的教育方式

③每一个人都是有尊严的，这个尊严不会因为群体不同而不同

2016年12月底，一张学生头戴报纸考试的照片在网上走红，引起网友热议。照片中，数十名学生坐在课堂里答题，奇怪的是每名学生头上都戴了一张报纸，据了解，这张照片里的场景发生在安徽省滁州实验中学。

事后，校方回应称，该行为系调解学生心态，舒缓学生心理压力所为。考虑到学生学习压力大，对期末考试有严重的紧张情绪，故采取了头戴报纸的方式，灵感来自网络上考试防作弊奇招新闻。

据校方了解到，头戴报纸参加考试，是和学生之间的一场互动游戏，拍下照片发送到班级群后，学生们就将报纸取下。活动期间，老师与学生提前进行了沟通交流，大家都愿意配合。

四川泸州市泸县太伏镇初级中学初二学生赵金(化名)4月1日上午6时许被人发现死在宿舍楼外。泸县县委宣传部发布通报称，经公安机关现场勘验、尸表检验和调查走访，赵海损伤符合高坠伤特征，现有证据排除他人加害死亡。

4月3日，泸县县委宣传部官方微信公众号“泸县发布”发布《泸县公安局关于严厉打击网上造谣、传谣违法行为的通告》，通告称：4月1日，泸县太伏中学一学生赵某死亡事件发生，个别网民不经查证，肆意通过互联网、QQ群、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编造发布 “五名学生打死同学，其中一人已自杀”、“孩子已经离开，全身被打得淤青死血，手脚被打断”等等不实信息，造谣生事，煽动群众聚集滋事，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目前查实唐某、李某、姚某、郑某等人网上造谣、传谣的违法事实，公安机关将对上述人员依法进行处罚。

四川省泸州市泸县太伏中学初二学生赵金(化名)，4月1日早晨被人发现死在宿舍楼外，此事经网络发酵后引发全国广泛关注。昨天是清明节放假最后一天，重庆晚报记者下午6时在事发地太伏中学外看见，学校大门紧闭，学生并未返校。

近日，广州番禺区洛溪新城小学的钟世贵校长突然成了“网红”。5月24号，微博中的一张标题为“广州大雨中的这一幕，暖哭了网友”的照片走红网络。而在转发点赞的同时，在网络上质疑该校长摆拍作秀之声也不在少数。有网友质疑，为什么学生穿了雨靴带了雨伞还要背?为什么这么巧背学生还被人拍下来?学生是不是商量好摆拍的呀?

校长雨中背学生，很暖心的一幕，没想到却遭来摆拍、作秀的质疑。在人人手握麦克风、人人都是监督者的现代传播时代，用冷静、理性乃至批判的眼光去打量身边的人和事件，原本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毕竟开放、开明社会需要质疑精神，质疑有助于接近真相，质疑利于增强社会敬畏感，质疑可以促进公共素养、行为的进步……问题在于，不抵触质疑乃至鼓励质疑，并不是就可以怀疑一切，更不能“疑心病”太重，而必须建立在基本事实和常识基础之上的严谨审视、善意追问。

无论是从视频中积水的深度来看，还是包括学生家长在内有关方面针对网络质疑给出的回应，都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雨量大、所在路段积水重，即便穿着雨鞋这些小学生也可能湿了脚，一个一向以爱护学生获得社会良好口碑的校长，雨中背学生的举动既合常理也合逻辑，在随手拍早已成常态的今天被拍上网也很正常，质疑校长摆拍、作秀未免太过想当然、不尊重事实，甚至于让人觉得缺失起码应有的善意，说得不客气点真给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感觉。

正如有网友在新闻跟帖中痛陈，“人有善行就很奇怪，人有美德就很猜疑”，这显然既不是健康的舆论传播生态，更不是阳光的道德评价生态，与嫉恶如仇、抑恶扬善的舆论监督初衷背道而驰。而在现实中类似的习惯性质疑或疑心病式偏执并不鲜见，往往也极容易给我们身边的善和美造成误伤。比如最近武警地铁排队照传开后有人煞有介事地指称“摆拍”，即使没有切身经历但我们从日常信息获得对部队纪律和作风的认知，正如武警方面回应称“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当时站的已经很随意了”，质疑摆拍的依据是啥、用心又何在呢?

的确现实中存在的个别摆拍、作秀现象令人反感，质疑、批评乃至给予无情的口诛笔伐无可厚非，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而以偏概全抱有成见，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或不屑一顾，或嗤之以鼻，或冷嘲热讽，或挖苦中伤，偏离正常思维、认知的轨道“想多了”，不仅显露出心理不够阳光，而且只能会适得其反，会挫伤社会的向善信仰，阻滞社会文明前行的步伐。

近日，深圳市一消费者在当地一餐馆用餐时遭遇“天价小黄鱼”，两条小黄鱼被收取4628元。3月2日晚，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就此事发布最新通报称，涉事餐厅的行为构成了不执行明码标价的价格违法行为，拟作出罚款5000元行政处罚。

消费者李先生告诉深圳当地媒体，2月16日晚，他请几个朋友在南山区欢乐海岸购物中心的“1949华家里”餐馆吃饭，点菜的时候餐馆服务员说没有菜牌，由餐馆提供配菜服务。期间，他点了服务员推荐的“东海野生小黄鱼”。付款时李先生才发现，这两条小黄鱼几乎是“天价”。根据餐厅提供的消费清单显示，当晚李先生总共消费了8254元，其中包含两条重量为1.03斤和1斤的东海野生小黄鱼，两条鱼价格一共4628元。此事被曝光后，随即引发热议。

3月2日晚，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就此事发布最新通报。通报称，2月28日，根据相关线索，深圳市价格监督检查局(下文简称“市价监局”)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对深圳市大碟小碗餐饮文化传播(深圳)有限公司旗下的“1949华家里”餐厅进行了现场检查。3月1日，市价监局正式对其立案调查。

经查，该餐厅不能提供菜谱或其他明码标价方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的有关规定，构成了不执行明码标价的价格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市价监局已于2017年3月2日向当事人发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对当事人作出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

近日，关于3月初河北沧州市第一中学(下称沧州一中)12名高中生因在校携带或使用手机陆续被劝退一事，再次受到网民热议。多名被劝退学生的家长多次找学校协商未果，孩子至今未返学校。3月28日，沧州一中微信公号件就此事发布声明称，维持对12名违纪学生的处理决定。

教育不是万能的，惩戒本身也是一种教育!教学育人之地，松松垮垮如何行，严格管教是必须的。

初步来看，高中禁用手机，制度初衷良好，也并没什么错。现在的手机功能过于强大，对于自制力弱的中学生而言，拿上一部手机就如同拥有一个私人“小网吧”，很容易引起有害其身心健康的各种问题。玩游戏，看小说，逛网站，搞网恋，考试作弊，充电隐患等等。一旦缺乏有效管制，玩心就会放大，进而影响学习、生活。

站在校方的角度，沧州一中此次处理12名违纪使用手机的学生，也并非是“不教而诛”的突然之举，而是在多次告知、教育无效的情况下，为维护大多数学生利益而做出的无奈之举。从这个意义上说，严肃执行校规，体现了学校为大多数学生负责的担当。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学校也有校规，违反规定就应受到一定的惩戒，这是既定法则。有时候，一定的强制措施，比苦口婆心的劝说式教育更有效。

只不过，制度本身应有“度”，需要严谨规范，更不能搞“一堂言”。站在客观的角度，学校的这项处罚着实重了些，并且有违法理，不太“理性”。

关于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沧州一中所规定的“学生在校带手机一经发现，将被劝退，甚至被开除”，处罚过重，违反了教育法等法规。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殿学也认为，沧州一中学仅因为学生携带或使用手机就劝退或变相开除学籍，于法无据。就是说，这项处罚决定，即使合乎清理，合乎校规，但却不合法。

进一步说，作为教书育人之圣地，学校不能因为“管不了”“刹不住”，就对学生来个一“退”甚至一“除”了之。如此，其自身在管理上是轻便了不少，但却等于是把这些学生推向了歧途，把难题抛给了社会。想想，被劝退的学生，心理能否承受，其他学校能否接收?可能，从此之后，他们身上都有个洗之不去的“问题学生”烙印。

沧州一中的做法，对错先不论，客观而言，其犹如镜之两面，给我们呈现了看问题的两个视觉。一面，“无规矩不成方圆”，明校纪，惩一儆百，为大多数学生担当;又或，“师严道尊，教乃可施”，不严难以成教，其理大家都懂。一面，“过犹不及”，惩处过重，缺乏人文关怀，有“撂挑子”、避难之嫌，有失教育之本。或许，由此引发的思考比我们对沧州一中一味地点赞或指责更有意义。

无论如何，问题面前，我们还是要设计出更为科学、更加人性化的纾解方案，不能偏颇，更不能触法。在禁止中学生在校使用手机的问题上，规约制度自是不可少，善意引导同样必要，重要的是，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今(6月16日)晨从“开国将帅”任荣将军长子任戎征处获悉：“任荣同志2017年6月16日2时28分因病救治无效在武汉去世，享年一百岁”。

任荣，四川省苍溪县人，生于1917年。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他戎马一生战功卓越，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主动请战参加抗美援朝，担任了近9年的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委员。新中国建国后，他又请缨西藏，在雪域高原贡献十六年的岁月。

到了晚年，任荣将军仍一心求学，进入老年大学学习，以“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孜孜不倦。任荣将军一生共有8个子女，前两个都在战争年代夭折了。

就在今年4月底，新闻记者采访到了任荣将军的长子任戎征，听他讲述战火年代的革命传奇(开国将军任荣之子：兄妹6人从不敢借父亲之名做事)。

据了解，在1955年至1965年这十年间，我国共有1614名“开国将帅”被授衔。如今，健在的仅29位，军衔皆为少将。其中，1917年出生的任荣将军在今年正式迈入“健在的百岁开国将军”之列……

据了解，任荣同志出生于1917年, 四川省苍溪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解放仪陇之后，任荣被任命为第八十八师侦察队队长，实施先遣侦查。

1935年7月，任荣被调到红军大学学习。8月下旬，跟随“红大”过草地。1935年10月10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之后，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任荣是抗日军政大学的首批教员之一。

1937年8月1号以后，任荣被调到警备一旅，大生产运动时任政委。1945年，部队南下湘粤边，创建五岭抗日根据地，任荣时任警一旅政治部组织科长。参加了辽沈战役，时任8纵134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50年主动请求参战“抗美援朝”， 先后担任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当时组织部兼管干部工作)、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后担任了9年的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方委员。1958年志愿军回国后，在担任停战委员会中方委员期间，任荣兼任三十八军政委，五十军政委。1964年8月21日，被任命为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

为西藏建设奋斗了16年。自 1971年起，任荣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代主任、主任，自治区政协主席。1980年8月4日，任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1985年该军区撤销后任全国政协第七届常委，1988年离休。

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曾获八一勋章，解放勋章，独立自由勋章。

在1955年至1965年这十年间，我国共有1614名“开国将帅”被授衔。如今，健在的仅29位，军衔皆为少将。其中，1917年出生的任荣将军今年正式迈入“健在的百岁开国将军”之列……近日，新闻记者专访了任荣将军的长子任戎征，讲述战火年代的革命传奇。

在整个访谈的过程中，任戎征始终精神饱满，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交谈许久也丝毫不见颓困，仍给人一种干练朴实的感觉，谈起父亲时言语间十分敬重。

没有谁愿意让自己的生活被假冒伪劣所填充。两会前后，打假成为一个热门议题。从全国人大代表黄建平以自身企业经历为例，呼吁电商平台加大网络打假力度，到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致信代表委员，倡议“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再到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主动回应，提出“天下少假”是努力的目标，会里会外的讨论、热议甚至是激辩，从一个侧面说明，天下无假，是全社会的朴素心愿。

假货面前，没有谁是赢者。消费者花了冤枉钱，买了心烦不说，甚至生命安全都可能受到威胁。有人曾调侃：“假烟假酒还配上假广告，假情假意还带着假微笑，假人假事还拿着假钞票，怎一个‘假’字了得!”虽是戏谑之语，却足以道出假货对消费者伤害之深。而反观企业，下了大力气研发新产品，往往成本还没收回来，便可能被伪冒产品挤占市场份额。放纵假冒伪劣泛滥，任凭劣币驱逐良币之风盛行，最终只会让企业蒙受损失、让创新的热情熄火。

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大众汽车发动机厂维修部门高级经理徐小平的一席发言引人深思。他曾去一家民营企业调研，发现其产品做得非常好，却连“一个国产螺栓都不敢买”。原因就在于，“市场上买到的很多螺栓，标号是对的，材质却不对”，使用这样的产品，时间一长便容易造成安全事故。一面是企业、消费者有旺盛消费需求，一面却是产品粗制滥造、质量低劣，国内有效供给不足，最终只能逼迫人们到国外“扫货”、在网上“海淘”。从这个角度而言，进一步完善监管，打击假货，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

打击假冒伪劣，早已成为全社会共识。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而在于如何打假。同样是治理顽瘴痼疾，不妨汲取正风反腐的治理智慧。正如有人总结的，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的形成，得益于我们党把握住了治标与治本的辩证法，一方面是从治标入手、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另一方面则是标本兼治、以治本为治标巩固成果。解答好打假的“复杂方程式”，也需要在治标和治本上下足功夫。

在治标上，加大打假力度，坚持对假货“零容忍”，一个一个环节管、一个一个案子抓，积小胜为大胜;在治本上，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构建联合激励惩戒机制，让制假售假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以此倒逼企业自律、行业自律。而这需要解决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的过宽、模糊、难以执行等问题，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将打击假冒伪劣纳入法治轨道。标本兼治，才能让质优者脱颖而出，从而弥合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裂缝。

百年老店胡庆余堂的生产车间外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修合无人见，诚心有天知。”忠于质量的诚心，或许顾客看不见，但自己看得见，时间也看得见。让更多的企业成为百年老店，让商业正义更深入人心，让市场供给跟上消费者的需求。

近几天来，四川泸县太伏中学一名学生突然死亡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据泸县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泸县”通报：“现有证据排除他人加害死亡，具体死亡原因需依法按程序待家属同意后尸检检验确认”。但这一结论，没有终结人们对于学生死亡原因的探究。

面对一起突发的死亡事件，分析与评论的基点只能是客观事实。在弄清事实之前，“被殴打致死”“黑社会参与”“政府包庇”等诸多传闻，都可能包含捕风捉影甚至恶意造谣的成分。在这个时候，及时准确的信息公开、权威可信的尸检结果，有助于厘清事实，挤压谣言生长、传播的空间。

对事实的调查有一个过程，还原真相需要遵守程序、严谨细致。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值得人们思考：为什么这一原本可能并不复杂的突发事件，会逐渐发酵升温、引发舆情，最终演变成公共事件?对于当地政府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为什么不少人并不信服，反而各种传言乱飞?

这几年，地方政府回应公共事件的能力大有提升，无论是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还是搭建“两微一端”，信息公开的力度日益增大，贴近群众的努力显而易见。但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新平台背后的旧思维恐怕并未完全转变。面对突发问题，管制大于引导、被动多于主动、对立多于对话、回避多于回应的情况还所在多有。一封堵，将良性沟通的渠道先堵上了，再张口，信的人就少了，以致最终出现四个盖子盖五个水壶的手忙脚乱，演变成“千斤撬四两”的大动干戈。

从舆情纾解看，针对各种谣言，自然需要加强内容管理。从过往的案例看，确实存在不少因造谣传谣、最终导致舆论反转的情况。作为“吃瓜群众”，一定要冷静客观，越是对那些匪夷所思、令人激愤的传闻，越要多长几个心眼，不要轻易着了谣言的道。而从管理部门来说，及时满足公众正常的信息需求，有说服力、有针对性地开展舆情引导至为关键。

突发事件的舆情处置，曾有“黄金4小时”法则。随着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4小时的时间窗口可能还在进一步缩小。如果不能及时而有步骤地发布权威信息，有效管理社会心理预期，情绪就可能海量堆积，真相就可能无路可走。因为管理能力不足、错过发声最佳机会，政府部门在舆论风潮面前百口莫辩的教训已经不少。

进一步说，如何与公众互动，事关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前些天，某官微因发布一张“毛驴怼大巴”的图片，不仅没为事态减震，反而刺激公众视点脱离问题本身朝负面发酵。这样的反例，需要反思的怕不止是新媒体运营的方式方法。

泸县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旁观者做出任何具体的结论都为时尚早。透过一系列类似的事件我们当前可以得出的认识是：在化解舆情危机中，管理部门既不能陷入清者自清式的沉默是金，更不能滑向先消极怠惰、后大动干戈的被动境地。掌握好时、度、效的统一，公断才能服众，权威声音才能掷地有声。

2017年4月21日，陕西石泉，豆腐做好了，李祖铁将豆浆机洗的干干净净，他说做食品卫生第一，你不洗净变味了，做出来的豆腐味道就不纯了。

4月21日，石泉县城关镇二里村，62岁的盲人李祖铁开始做豆腐，26斤黄豆从打磨成浆、煮浆、过滤、点卤到将豆腐花舀入木框里成型，用了整整4个小时。1斤黄豆出2.5斤豆腐，这一天李祖铁也就能做65斤豆腐，想多做也做不动了，除了眼睛看不见，李祖铁还患有高血压、颈动脉受阻等疾病，做豆腐苦，盲人做豆腐更艰辛。李祖铁说：“眼睛看不见了，我是凭良心和感觉做豆腐。”

李祖铁原本是电工，1986年眼睛不适最终导致失明，看不见了，但生活得继续，李祖铁便开始在家里做豆腐，李祖铁家从太爷太奶辈起就开始做豆腐，对传统豆腐的的制作在这个家庭并不陌生，李祖铁虽然看不见了，但很快就习惯了在黑暗中做豆腐。图为煮浆时李祖铁侧着脸用耳朵听豆浆是不是煮沸了。

李祖铁在家做豆腐，老伴到菜市场卖，做的豆腐少，挣的钱勉强能维持生活。再加上妻子几次住院花了不少钱，这个家陷入了贫困，当地政府也在帮扶他们，但李祖铁说困难得靠自己解决，每天做一点豆腐总比躺着等救济强。图为过滤豆浆。

李祖铁将豆腐花一瓢一瓢地舀到木框里，水哗哗地从下边流出来，豆腐花沉积在木框里。1斤黄豆出2.5斤豆腐，这一天李祖铁也就能做65斤豆腐，想多做也做不动了。女儿远嫁湖南，儿子到外地打工，做豆腐的事只有靠自己。

当地官员本月2日表示，哥伦比亚西南部边界省分普图马约省(Putumayo)境内当地时间1日晚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摧毁多栋民宅，造成至少206人丧生。当地红十字会方面称，约有400人受伤和220人失踪。

据报道，连日暴雨造成当地多条河川水位暴涨溢流，把沉积物和土石等冲往首府莫科阿(Mocoa)市内建筑物和道路，车辆则困陷深烂泥中动弹不得。

事发后，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飞抵人口34.5万的莫科阿，督导市郊的救难行动，并慰问灾民。桑托斯证实百余人罹难后表示，“我们会竭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这场灾难让我心碎。”

桑托斯说，官员正忙着确认失踪人数。哥伦比亚国防部表示，超过1100名军警正奉令抢救幸存者。

该国空军在推特发布的照片显示，小区街道到处是烂泥和受损房舍，上传至社群媒体的手机拍摄短片显示，居民于夜间忙着搜寻幸存者，因水深及腰，行动困难。

另据了解，经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证实，截至目前没有中国公民在莫科阿市泥石流中伤亡。

据悉，莫科阿市约有居民4.37万人。泥石流发生于当地时间1日凌晨，当时大多数居民还在睡梦中。

由于泥石流冲毁基建设施，普图马约省不少地区遭遇停水，一半区域遭遇停电，救援人员正在向灾区运送发电设备。哥伦比亚国家风险管控部门已启动对受灾地区的援助，救援人员也已赶赴现场展开搜救。

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1日确认，该国西南部普图马约省首府莫科阿市因暴雨造成泥石流已导致154人死亡、约200人受伤。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证实，截至目前没有中国公民在莫科阿市泥石流中伤亡。

由于连日暴雨，普图马约省的莫科阿河、穆拉托河及桑科亚科河河水暴涨，导致莫科阿市多个区域发生泥石流，造成多处房屋和桥梁坍塌，交通停滞，一些居民区遭遇停水停电。

桑托斯在抵达莫科阿时说：“昨天一夜的降雨量多达130厘米，而该地同期月正常降雨量仅为400厘米，也就是说，昨晚的降雨量达到月降雨量的30%。”

桑托斯表示，莫科阿河、穆拉托河及桑科亚科河河水暴涨导致泥石流发生，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以恢复公共设施正常运行。他号召当地居民保持冷静。

莫科阿市约有居民4.37万人。泥石流发生于当地时间1日凌晨，当时大多数居民还在睡梦中。

由于泥石流冲毁基建设施，普图马约省不少地区遭遇停水，一半区域遭遇停电，救援人员正在向灾区运送发电设备。

哥伦比亚国家风险管控部门已启动对受灾地区的援助，救援人员也已赶赴现场展开搜救。

近日，在杭州一条马路上，来自山东临沂的几位农民工正在吃自己的午餐。春节一过他们就出来打工了，每人各带了60斤的山东煎饼。煎饼2元一斤，既便宜又方便携带，出来打工天天午餐都吃，够吃四个月。这几位民工师傅都是来这条马路上安装监控线缆的。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开工。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半才能下班。忙碌的一天，只有午餐时间时，他们才能休息。坐在车里，吃着老家的煎饼。66岁的鲁师傅和刘师傅正坐在车里“享受”自己的午餐。

他们的午餐天天重样，老家带的山东煎饼夹着大葱就是他们的主食。因为每天干体力活，每人一顿中饭就得吃掉半斤煎饼。但是比起城市里动辄10几块钱的快餐，他们表示煎饼一顿才花一块钱，这样才省钱。煎饼还会配上老家带的黄豆辣椒酱。为了方便携带，黄豆酱都是干的一团团的。每次取上一小团，碾碎涂抹在煎饼上，味道更佳。偶尔还会配上一些小菜：榨菜条。煎饼很干，只要放在冰箱储存就不易变质。所以，吃顿中饭，民工师傅们还得备上一个大水杯解解渴。

56岁的鲁师傅表示，出来打工图的就是赚钱，一顿午餐才花上1元多。生活中也吃惯了干巴巴的煎饼，每天中午天天都吃煎饼也不腻。晚上回到宿舍才会换换口味，吃自己下的面条。

4月18日，“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故乡，你总为我独自守候沉默等待，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它如刀让我伤痛……”许巍的这首《故乡》，仿佛为福建漳州29岁男子林艺辉而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亲人是谁?自打林艺辉懂事起，这些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他。

而千里之外的湖北竹山县女子吴家雨，为了寻找被拐卖27年的弟弟吴家燚，开棺提取了亡父母DNA，经十堰市警方反复比对，确定林艺辉就是吴家燚。

昨日下午，吴家雨吴家燚姐弟回到老家竹山柳林乡六家坪村二组，祭奠父母。至此，困扰林艺辉20多年的疑问终于解开。

14年前，儿子徐伟因一次突发性疾病去世，是徐伟的同学们这么多年来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们有了活下去的勇气。2015年1月1日，我想通过晚报帮我传递一声祝福：祝徐伟的同学们快乐安康，永远幸福;也请晚报帮我表达一声感谢：谢谢孩子们，因为你们，我和徐伟爸爸才有了幸福的晚年。

社区记者焦霞映：刘永惠约见记者的地点在高桥社区居委会。刘永惠的声音一直很低沉，在慢慢的语速中，她讲述起了那段平日不常触及的记忆：“今年我70岁，徐伟1975年出生，2000年去世，他是个特别优秀的孩子，从小到大，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不要我和他爸操一点心，他是省泰中1994届学生，大学毕业后留在南京一所高校做老师，那年，他才25岁。他得的不是什么大毛病，刚开始只是感冒发烧，后来引起肺部感染，都怪我们没好好照顾他。”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刘永惠中年丧子的痛楚，作为一位母亲，只要想想平日里自己孩子受了委屈或是生了病时着急的情形，就足以想象她失去孩子的那种伤心绝望了。刘永惠是个乐观的人，她没有过多描述自己的悲伤，话锋一转，她说是儿子的同学们这些年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他们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替徐伟尽孝道的是他的高中同学——陈勇、冒成志、徐咏、陈震、宫亮、田野等，他们十几个人14年如一日，拿刘永惠夫妇当自己的父母。

“自打徐伟去世后，逢年过节他们都会来看我，有的孩子从南京、上海赶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奔我家。聊他们的工作，聊他们的家庭，聊我们的身体状况，聊老人如何健身保养等。”刘永惠说，“平日里，孩子们很少提及徐伟，怕我们伤心，其实，我知道他们失去徐伟也很难过，几年前春节，他们来家里拜年，席间酒多，几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抱头痛哭，说如果徐伟还在的话该多好。借着酒劲，他们也说出平日里不好意思开口的话，‘他们就是我们的儿子，关心照顾我们是他们的责任’。”

2014年8月1日是个开心的日子，刘永惠家乔迁，这是20多年来他们家第一次办喜事。刘永惠说，“老房子拆迁，他们便在凤城国际买了套二手房，孩子们知道后，非常开心，在同学群里发布了这个消息，班上有20个同学筹集了1万元份子钱，为我们的新家置办了沙发、床、电视、洗衣机等家具和电器，从搬家到新家布置，再到宴请酒席，都是宫亮他们一手操办的。”

2014年9月，儿子徐伟高中毕业20周年，作为唯一的家长代表，刘永惠夫妇也被邀请去了，被那么多的学生老师包围着，刘永惠觉着自己是幸福的，她失去了一个儿子，却换来了一群儿子。

徐伟的同学陈勇说，上学时，徐伟是个很优秀、很有责任心的人，组织能力强，学习成绩好，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徐伟虽然过世10多年了，但他们对徐伟的思念有增无减，对两位老人的照料是他们对徐伟同学情兄弟情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