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话题：反腐、严惩、监管、腐败、贪污受贿(实用20篇)

近日，一篇名为《人生如路，快上车吧》的文章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媒体报道称，该篇作文为2017年全国高考江苏卷的满分作文。随后，记者向江苏省考试院相关负责人核实：评卷过程中不可能有任何所谓“满分作文”流出。负责人还表示，今年，江苏各科试卷评阅预计将于6月22日左右结束，再经过质量检查、成绩校验、成绩合成汇总等多个环节后，预计6月25日将公布高考成绩。

又是“满分作文”，又是虚假消息。多年来，全民对高考作文的无限热情，几乎已变成一种深深的执念，每每到了这个时候都会照例发作。那些以“零分作文”为噱头的网络段子，那些以“满分作文”为由头的不实传言，尽管无一不是来历不明、真假存疑，但这却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之点评一番、为之转发点赞。就此而言，网络舆论场里的“高考作文”，似乎更像是一种谈资，一种“商品”。其给一部人带来了消遣和乐趣，给另一部分人带来了“流量”与收益。说到底，这就是一场另类的生意而已。

对于真真假假的“高考作文”，公众一贯表现得兴趣盎然。但事实上，这种“关注”，已经与文本写作、文意主旨等专业因素关联不大。在更多数情况下，网络视野下所谓的“高考作文”，只是人们借题发挥拿来说事的素材。藉此，有人青春怀想，有人强灌“鸡汤”，有人自嘲自黑，亦有人吐槽社会。一切由“高考作文”牵出的讨论，到最后多半已经和高考、作文毫无关系。换而言之，高考作文也许能成为话题的起点，但它从来都不是话题的主线。

但凡谈及高考作文，人们总是那么郑重其事，又总是那么漫不经心。总是急不可耐地发表些高谈阔论，却总是懒于去做些最基本的真伪求证。于是这么多年下来，无数的假零分作文、伪满分作文，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不知有多少人白白被骗了感情、浪费了表情却毫不知情甚至还乐此不疲……在现实语境下，捏造高考作文，并不会被当作多大的罪过。无人为此负责，没人要付出代价，那么诸如此类的无聊游戏，当然会年复一年的继续下去。

从本质上说，看待高考作文，公众的心态其实是分裂而矛盾的。一方面，他们看上去一直对此沉迷不已，甚至渴望到“饥不择食”、不论真伪都来者不拒的地步;而另一方面，在公众内心深处却总存在着某种看低高考作文的倾向，他们总觉得这些应试写作不过是涉世未深的学生们生搬硬套、无病呻吟的产物。置于这一大前提下，高考作文伪作频现，并不令人意外。毕竟，自始至终，绝大多数人仅仅是以戏谑起哄的心态来消费“高考作文”，而并非是以审美、审视的态度来研读“高考作文”。关心则乱，不在乎则盲，常理从来如此。

超市香烟不翼而飞，店内天花板也离奇被破，今年三次连续被盗，店门却完好无损，超市老板赵女士可是百思不得其解。看完店里监控之后，赵女士被吓了一跳，这小偷竟然是“从天而降”!

13日凌晨，武昌一超市今年第三次被盗。监控显示，小偷每次都是从天花板跳下来，盗走了10多万元的香烟。

超市天花板藏活人

超市天花板离奇被破

事发武昌区才华街可多超市。店长赵女士介绍，13日凌晨6点多来开门，发现天花板又破了，柜子里存放的香烟全部不翼而飞。而这已经是今年来第三次被盗了，前一次就在两天前，第一次是1月6日，三次加起来损失了10多万元的香烟。

赵女士说，她的店内装有监控，第一次看到偷窃画面时，她惊呆了：小偷竟是从天花板上跳下来的。

13日，记者从监控画面中看到，前两次，一名男子拿着手电筒从店中央的天花板跳下，随后迅速拉掉电源，切断了监控。

后来，店员将此处天花板用粘胶加固，结果13日凌晨4点半，小偷从门口附近的天花板上跳下。记者看到，天花板上面还有半米多高的空间。

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为什么小偷会藏在天花板里呢?据了解，赵女士店铺相邻的店铺上都有着很大的招牌，招牌都是空心的，而且相互连通，只要小偷从任何一个店铺招牌里面钻进去，都可以进入赵女士的超市中。看来，店铺的招牌可都是要重新换了才能防止小偷如此“从天而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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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 据浙江省公安厅官方微博消息，3月29日14时21分，宁波、绍兴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徐某(男，1972年出生，籍贯台州临海市)在诸暨下坊门新村的某棋牌室内落网。

记者从宁波市有关部门了解到，绿洲珠宝行位于宁波市海曙区中山东路178号。1995年12月6日凌晨，一名男子从外墙爬进绿洲珠宝行六楼，再从电梯井道下到一楼，将两名保安制服后抢走价值160余万元的珠宝，临走时把两名保安枪杀。2004年，警方悬赏20万元征求此案的有关线索，后来悬赏金额提升到50万元。

经过警方22年坚持不懈的侦查，这名犯罪嫌疑人终于落网。浙江省公安厅将于3月30日下午15时在诸暨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案件侦破的具体情况。

“是不是有很多垃圾观众，才形成了那么多垃圾电影?”“你如果不去给他捧场，他就没有生存空间，那制作人就不去制作这些垃圾电影。”这两天，“老炮儿”冯小刚导演在某论坛公开“放炮”，指责观众。刺耳甚至略显激烈的言论甫一曝光，便迅速在网上引发热议。

不可否认，在如今的电影市场，粉丝盲目追星、制作人热衷于用“小鲜肉”吸引眼球、投资方极力追逐“粉丝经济”等现象，确实存在。这在客观上，也制造了一种怪现象：质量不高，却票房高企;骂声一片，却上座率居高。从这个角度来看，“老炮儿”的言论虽然刺耳，却也不失为一种提醒：不管是粉丝，还是演员，抑或是制片人，都需要以质量作为准绳。

应该看到，经过这么多年的浇灌，大部分观众的观影水平早已得到极大的提升。尽管观众的需求是多样的，有人喜欢“烧脑”的硬科幻，有人喜欢唯美的文艺片，有人喜欢“以荒诞折射意义”的喜剧，但电影作品的质量始终是观众评判的最高标准。从《夏洛特烦恼》到《大圣归来》再到最近的《摔跤吧!爸爸》，正是观众的口碑，才让这些好作品得以从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脱颖而出，逆袭赢得高票房。一句话，“电影市场里，从来不缺发现好电影的那双眼睛”。

把某些电影质量不高归咎于观众的观影水平，多少显得有失偏颇。更重要的是，这是对电影制作方所应承担责任的一种开脱。有网友说得好，“当没有优质餐饮供应的时候，人们不会就此停止外出就餐，只是不得不在垃圾餐厅和路边摊里做出选择。”话虽粗糙，却道出了多数人的心声。观影本就是刚需的大众娱乐，但当电影制作者都热衷于“挣快钱”，而忘记了艺术创作的“初心”;院线排片都向“资本”看齐，不顾故事完整与否、细节饱满与否、讲述踏实与否，观众又有其他的选择吗?一定意义上，处于电影产业上游的制作方，对“用好作品引导电影市场”，应负担起更大的责任。毕竟，在有限的选择面前，观众本身就是被动和无奈的。

把视线拉长，在时间的序列里，也只有好电影，才能收获长久的掌声。作品质量不佳，或许能赢得一时的票房，但失去的却是与观众、与市场一同成长的机会。只有好作品，才能真正让观众成为“一个读者、听者和观者的有机整体”，观众也才会以发自内心的礼赞，致敬作品。因此，与其抱怨观众垃圾，不如认真耕耘作品。

究竟是观众引导电影，还是电影塑造观众?争论这样的问题，或许并没有什么意义。蛋生鸡，鸡生蛋，哪个在前，也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诚心诚意，以作品说话，我自然会口碑和掌声致敬真心。说到底，好观众总是与好电影共同成长的。

继中山火炬开发区原宫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张连合、财务马雪梅、原宫花村书记郭仲强等3人侵吞宫花村土地或土地补偿款8000余万元被披露后，中山反腐再现“小官巨贪”。日前，中山市古镇镇冈南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蔡焯辉因涉嫌挪用集体资金4000万元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

近年来，小村官打贪腐案件频发，大有“苍蝇之腐有时不逊于老虎”之势，村官是真正扎根于群众身边，为群众直接服务的干部，村官才是群众对干部形象最直接的认知，小官贪腐，往往也涉及与群众息息相关的直接利益，小官贪腐严重损害干部形象，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极坏。因此，对于村官腐败不容小觑。

村官权小，但腐败案件却多发，最关键的还是监管链条的断裂。基层干部所拥有的都是涉及民生的实权，在经济发达地区村官腐败多集中在土地补偿款、企业改制等方面;经济落后地区多发生在截留国家下拨款物、私分集体资产上。而由于各项政策在执行中制度约束的薄弱以及干部监管的松懈，导致一些干部与民争利，用国家各项惠民补贴塞满了私人口袋，或者直接将补贴指标留给亲属，甚至以惠民补贴名额相挟受贿索贿。要治理贪官腐败就需要在这几个关键领域进行“布防”。

在地方政府层面上，村官被看作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桩脚。从税费征收，到计划生育，再到治安维持，千头万绪的行政指令必须通过村委会贯彻下去。因此，地方政府必然在村官产生人选方面实施有形无形的各种干预。村官并不是真的官，但必须完成很多政府布置的任务，他们对政府就会有很多个人利益上的诉求。两个方面合起来，上级政府官员就与村官成为了某种利益链条。在土地征用以及土地利益增值与分配过程中，有许多灰色地带，在多种“合谋关系”对促进效率特别有用。但在这种关系下，损害村民利益的现象也大量发生。

此外，治理村官腐败，还需克服“基层办法不多”的困境，探索创新治理方式。缺乏组织的个体村民，很难对村干部形成监督;而“民不告、官不究”，很容易形成监管盲区。因此，需要抓好“监督关”，让他们不敢也不容易犯错误。监督的关键是搞好卓有成效的政务公开，认真贯彻落实好“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方针，用监督管好干部，规范干部行为。监督的重点是建立完善监督机制，把监督权交给群众，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标准，让群众真正参与管理和监督。只有这样“小村官大腐败”的现象才会得到遏制和杜绝。

2016年4月14日，一位22岁的男子于欢，在母亲苏银霞和自己被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侮辱后，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伤了4人。其中，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杜志浩，是11名催债人的领头者。除了辱骂，他还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脸上。他还脱下裤子，当着于欢的面，把自己的生殖器往苏银霞脸上蹭……

路过的工人看到了这一幕，选择报警，警察来到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随即离开。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下。暴力上演，一死三伤。

“每逢佳节被催婚”，临近春节，很多单身青年又开始发愁了。于是，租个对象回家过年，成了一些单身者的无奈选择。中新网记者调查发现，继“租女友”后，近年来，也出现了租男友现象，日租金超千元。

有些新闻年年见，逼婚催婚就是其中之一。近日，有媒体报道，为逃避逼婚，不少人租女友回家过年，两天一夜要价达两到三千元，此事也引发舆论关注。这不，又有男士也瞅准“春节租友”商机，做起了出租自己的生意。

对于这样的新闻，很多报道都是从法律等角度来解读，大概是因为没有了方向了吧，毕竟面对年轻人的这种痛苦，相关的专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乎，年轻人只能自救，近日，一曲《春节自救指南》刷爆朋友圈，讲得就是春节又要来了，如何迎接七大姑八大姨的“灵魂拷问”。有意思的是，笔者看到，对于这样的事情，有些所谓的专家认为，亲戚都是“自家人”，并没有恶意，对此不妨置之一笑，这样的观点，笔者真不敢苟同，现实中，打着亲情、关爱伤害人的还少吗?以是否有恶意来解读完全是和稀泥，这种明显让年轻人“吃亏”的方式，效果好不好用且不说，它带来的恐怕是亲情的割裂。因为婚姻问题而父母决裂的还少吗?

在一个现代社会，婚姻问题是个人的隐私，亲戚朋友是无权过问的，这是一个权利边界问题，也是一个人的素养问题。在现在的社会，年轻人跟上了现代文明的脚步，但是，年纪大者，尤其是农村和小城镇的父母和亲戚的思想则仍然停留在农耕社会，这一问题的存在，不利于亲子沟通，更不利用家庭的和睦。对未来的养老问题也是个麻烦。因此，负责移风易俗的政府机构，还有公益组织和媒体有必要，对此进行介入，表面上看是帮助年轻人缓解痛苦，实际上，是在做一项移风易俗，构建社会现代文明的好事。

笔者这样想并不是空穴来风的，众所周知，近些年来，国家提倡树立好家风，好的家风，离不开家庭成员的互相理解。去年，深受人们反感的，利用婚丧嫁娶乱办酒席、借机敛财等不正之风，也被列入了国家“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的内容，一些地方的文明办等更是将乱收礼金、彩礼水涨船高等列入了移风易俗的内容。目的就是为了移风易俗，建立美好乡村，培育良好风气。

实际上，从危害性上来看，逼婚恶习也需要一个移风易俗，通过创新宣传的方式，将移风易俗下沉到乡村。前些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公益广告，是一个父亲的独白，不求女儿结婚，也不去她生子，一切随缘，只要她幸福就可以。这一广告感动了很多人。像这样的方式，为什么就没有下沉到民间呢?为什么电视上就不能播放这样的广告，乡村的墙上为什么就不能写这样的标语呢?

但愿年轻人的烦恼有人倾听，相关部门的移风易俗也能够与时俱进。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老干部工作会上，老干部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资源，希望广大老干部珍惜光荣历史，不忘革命初心，永葆政治本色，继续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支持者和模范践行者，继续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好中国声音。听老干部讲故事，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财富的传承。

“过去是现在的财富。”尊重老干部不仅仅是出于道德礼貌的“敬老”传统，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老干部是党和人民事业的一笔巨大的财富，是党的干部队伍传承的重要环节。党和人民的事业上有传承、下有绵延的长久事业，这其中有创新，但需要的是在汲取经验基础上的创新;这其中有变革，但需要的是在吸取教训基础上的变革。对过去经验的回顾、对过往失败的总结，这些都可以从老干部讲给我们的“过去的故事”中获得。

怀着对奋斗历史的仰望，听老干部讲“辉煌的故事”。老干部是一部活的党史国史纪念册，他们常常骄傲地谈起“当年的故事”，有从军背景的老干部喜欢讲部队的故事，抗洪抢险的惊天动地，不眠不休地护国保家;在基层多年的老干部喜欢讲农民的故事，税费改革的前世今生，农村生活的巨大变迁。这些是故事，也是建党建国以来、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国家的发展变化的一幅幅剪影、一帧帧画面。倾听这些故事，鲜活的、身边人讲述的故事，既能够从中感受到前辈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热诚，也能够感受到中华大地的奋斗变幻。

怀着对过往历史的反思，听老干部讲“失败的故事”。老干部积累的不仅仅有成功的经验，更多的是对过去的总结和反思。很多工作，不经历不知其艰难。老干部值得中青年干部尊敬在于其经历的丰富性，经历本身就是财富，更在于身边的老干部都以极大的人生智慧反思自我、反思工作，并怀着“让年轻人少走弯路”的热诚愿意倾囊相授。这是多么好的机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倾听老干部唠叨当年失败的精力，倾听他们分辨当时那些做得不对、如何做的更好的反思，对中青年干部是一笔巨大的成长加持。

怀着对党和国家的热诚，听老干部讲“忠诚的故事”。现在的老干部多是从当年的烽火连天岁月中走来、从奋斗伊始的改革开放之初走来，他们的思想、理念、行动都带着天然的“忠诚烙印”。对老干部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常有一句口头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教育年轻人的时候会说起，回忆过去工作的时候会说起，谈起纪律规矩的时候会说起。倾听他们的故事，你会时时刻刻感觉到一种身为党员的自豪，一种身为党员的自律，一种身为党员的坚守。“忠诚”已经内化成他们的灵魂思想，已经内化为他们内心的价值坚守。这对于今天时代背景下，理想信念需要固化、坚定的中青年干部尤为重要，需要熏陶。

“尊老”从倾听开始，倾听之后需要思想上、行动上的看齐、传承。党和人民的事业需要中青年干部接过奋斗的接力棒，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老干部传帮带的护航。

所谓“邻避”是个人或社区反对某种毗邻设施建设或土地使用，因为这类建设产生的利益由社会全体所共享，而带来的不良后果却多由当地居民承受，因此建设受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

近几年来核电、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厂等重大项目“邻避效应”日益凸显，而电、垃圾、污水处理等是大中城市发展面临也必须解决的重点项目。“处置很重要，但不能修在我家旁边”，“邻避效应”让部分垃圾焚烧发电等项目陷入“一建就反对、一反对就叫停”的困境。

2017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贺禹发起，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寿君、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王炳华等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提交了《服务国家战略，防范核电项目邻避冲突》的提案，建议建立政府主导、政企合力、上下贯通、统筹推进的核电科普和公众沟通模式，加强核电科普和宣传，为核电项目落地奠定公众基础。

当地时间4月3日，不久前刚过完40岁生日的安娜目睹了一场“只在战争电影中看到过的惨剧”。

当天下午2时30分左右，一列地铁列车在圣彼得堡的“技术学院”站和“先纳亚广场”站之间发生了爆炸，造成11人死亡，45人受伤。

安娜就在这班列车上。万幸的是，当时她坐的位置距离爆炸车厢还有一节车厢的距离，因此她逃过一劫。可即使这样，安娜回忆起当时情景时，声音仍然有些颤抖。

“灾难(指爆炸)发生时没有任何预兆”，安娜在接受中新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只记得突然一声巨响，几乎把我震聋了”。

“当时我所在车厢的玻璃几乎全碎了。巨响后，有的人在尖叫，有的人趴在地上。车厢里一片混乱”，安娜说，爆炸巨响过后不久，呛人的烟就灌进了车厢。

这时地铁列车依然向前行驶了一小会，开到车站月台才停车。事后，地铁司机的处理方式受到了当局表扬，因为把车开到车站月台停车“有利于民众疏散，可以避免更多民众伤亡”。但对安娜来说，从爆炸开始后至地铁停稳的这段时间，感觉过了好久。

“巨响后一瞬间，我完全慌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安娜说，自己只是和多数人一样趴在地上，希望能够立刻下车。“但列车并没有停，我只能忍受着灰尘、浓烟，在一片尖叫和混乱中祈祷”。“对我来说，在列车上的每一秒都是折磨”。

列车停下后，安娜随着人流下车。那时她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停车后，安娜看到隔壁车厢车门“几乎完全毁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糊味。

在站台上，有人急忙跑向地面，头发、身上似乎有被烧过的痕迹;有人则在打电话，叫救护车;还有人在帮忙救人。安娜说，她看到有的伤者被从车厢里抬了下来，整个裤子上都是血。还有人用耳机线缠着衣服，制成了简易止血绷带，坐在一边等待救援。整个现场“只在战争电影里看到过”。

安娜说，自己先是跑出了地铁站，等到冷静下来后意识到应该回去帮助受伤的民众。但这时警察已不允许行人进入地铁站。安娜被告知说，会有专人帮助他们。

正如安娜被告知的那样，事发后圣彼得堡相关部门组织了紧急医疗救援队，把伤者转移到了医院。同时组织心理医生对伤者的家属进行安慰。

与救援同时进行的是关闭地铁线路，疏散地铁乘客。大量乘客涌上地面导致圣彼得堡交通一度大范围堵塞。

圣彼得堡公交部门派出了免费公交车缓解受影响路段的交通。当地许多出租车司机和私家车司机也自发地免费接送这些地铁乘客，使他们能够尽快抵达目的地。

中新社记者晚间从莫斯科抵达圣彼得堡后，搭乘出租车前往事发地。这辆出租车司机恰好也是当天提供免费服务的一员。他告诉记者，爆炸发生时，他就在“先纳亚广场”地铁站附近。“当时地铁站民众一涌而出，附近很快就水泄不通”。后来赶到的警察封锁了一部分路面，用于救援车队和消防车出入。此外，圣彼得堡当局还调派直升飞机来运送伤员。

这名司机告诉中新社记者，他花了近一个小时把一名地铁乘客送到目的地，没有收一分钱。他说，自己必须这样做，“不然良心上过不去”。

在地铁站人员被疏散后，相关的悼念活动也随之展开。圣彼得堡宣布未来三天是哀悼日。正在圣彼得堡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进行会谈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事后前往“技术学院”地铁站献花。

在另一处“先纳亚广场”地铁站前，也有民众自发献花，还有不少民众点燃蜡烛寄托悲伤。夜间，中新社记者在现场看到，地铁站前的鲜花已成一堆，烛光也连成一片。直至晚间12时左右，悼念的民众仍然不绝。

这是自2010年以来俄罗斯首次发生地铁爆炸事件。俄罗斯反恐委员会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罪”对这起事件进行立案侦查。

近年来，德国、法国等西欧国家恐怖袭击频发。相较而言，俄罗斯的大城市一直未遭大型恐袭。但此次圣彼得堡地铁爆炸打破了这份短暂的平静，给俄罗斯和欧洲的整体安全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

央视网消息：86岁的文光军和79岁的张凤夫妇是内蒙古包头市的一对普通夫妇，10多年来，他们坚持资助贫困学生。

十多年来，内蒙古包头的文光军夫妇先后资助了16位学生。2002年，他们的大儿子因病去世，悲痛之余，他们决定将15万元理赔款全部资助贫困学生。如今，老两口继续用退休工资资助学生：“孩子们一天一天都在进步，他们健康成长是我们最高兴的事。”

李志强是文光军和张凤夫妇最早资助的学生之一，虽然现在早已参加工作，但是毕业十多年来，他还会经常来家里看望两位老人。

李志强：从2003年到2007年一直在不间断资助我们，我的全年的生活费也全部都够了，让我能把全部精力和心思放在学习上。

文光军、张凤夫妇退休前都在包钢工作，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2002年，他们的大儿子因病去世，保险公司理赔了15万元保险款。悲痛之余，文光军和张凤夫妇俩做出了一个决定。

文光军：就做点善事好事，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吧，这样对社会和家庭有点贡献吧。

就这样，将保险理赔的15万元作为资助基金，文光军和张凤夫妇从2003年开始资助第一批16位贫困学生，每位学生每年2000元，每年共计3.2万元。从那之后，夫妇俩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资助行动。15万元的保险理赔款全部资助出去之后，夫妇俩就继续用自己的退休工资来资助贫困学生。

张凤：精打细算，不该花的钱绝对不花，把它储存起来。孩子们一天一天都有进步，他们能健康成长是我最大的高兴(快乐)。

文光军、张凤夫妇的凡人善举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他们家先后获得全国五好文明家庭，首届自治区文明家庭等多项荣誉称号。

个人的“经济理性”最终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天价片酬”表征了当前影视界的这一困境，当这种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短视操作成为普遍现象，不仅是对观众观感的敷衍，也是对整个影视行业的釜底抽薪，成了当前制约影视业发展的一大顽症

影视明星“天价片酬”现象经媒体报道后，成为近期舆论焦点。在央视新闻节目中，导演陆川、吴思远等人表示，明星片酬常常超过投拍成本的一半以上，严重影响了影视制作质量;而演员于荣光、英达、成龙则表示，一线演员是票房和收视的保证，高片酬是物有所值。“天价片酬”到底合不合理?同为影视从业者，观点的差距为何如此之大?

从产业经济的角度来看，明星自带光环、自带粉丝，是收视率和票房的保障。作为最可预料的经济因素，明星能够有效降低投资风险。因此，在影视产业中，项目融资、影院排片以及电视台购片等环节，往往将明星阵容作为项目估值的重要参数。如果仅从经济效益而言，制片方竞相“举牌”，价高者得，似乎不难理解。

尽管作用举足轻重，但占比过高的明星片酬对作品艺术质量的伤害显而易见。作为文化产业的重头，影视业多工种高度集成，一部作品品质优劣，取决于各行当的综合效应，摄影、剪辑、音乐、服装、道具、化妆等，尤其是作为作品创意核心的编剧和导演，对一部作品的品质至关重要。而当下一些电视剧在高片酬的挤压下，明星以外的编导、剪辑、后期制作等环节大幅缩水，以致最终作品制作粗陋、气象卑弱，被观众戏谑为“五毛钱特效”。

这种大明星、低品质的怪象正是“天价片酬”备受诟病之处。在这类“奇葩”作品的炮制过程中，演员只关心谁的出价高，而不注重作品整体制作构架;制片方在一定投入下，宁肯牺牲整体质量，也要重金招揽明星以赢得关注;购剧方不在意演员与作品是否匹配，仍然点名只要某某明星参演……这些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短视操作，不仅是对观众观感的敷衍，也是对整个影视行业的釜底抽薪，成了制约当前影视行业发展的一大顽症。男女主角除高片酬、高回报之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以致顾此失彼，剧情拖沓失真，为观众所诟病，不但于作品是灾难，于演员本人亦是败笔。

面对民警黄威时，犯罪嫌疑人黄某慌不择路，逃向一处断崖，黄威紧随其后，两人先后滚落12米高的山崖。重伤后，黄威忍住剧痛爬向黄某，并掏出手铐将其牢牢铐住。

17日中午12时许，两名犯罪嫌疑人在宣恩县城区作案后，驾驶一辆黑色摩托车，沿209国道往恩施来凤方向行驶。途中，他们再次伺机盗窃一部手机，又调转车头向宣恩县城方向逃窜。接到报案，宣恩县公安局李家河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同时向局指挥中心报告，请求在高罗、当阳坪设卡拦截。

一名办案民警称，当日下午18时30分许，根据指挥中心指令，宣恩县公安局高罗派出所教导员黄威带领民警前往209国道进行拦截。18时40分许，当警车行驶至甘溪村，高罗往来凤方向距离集镇约5公里处时，一辆黑色摩托车进入民警视线，车上载有两人，且与之前指挥中心通报的情况较为相似。黄威立即下车欲进行拦停盘问，但摩托车主根本没有停车意向，反而加速冲岗逃离。

黄威简装迅速带领民警，与追击到此的当阳坪交警中队民警一起追踪嫌疑车辆。当摩托车快进入高罗集镇时，犯罪嫌疑人弃车，经G6911高速公路下方一涵洞逃往该镇卫生院后荒山上。抓捕民警随后分头进山搜索。

在搜寻过程中，黄威与其中一名嫌疑人黄某狭路相逢，随即对其口头警告。但黄某未予理睬，慌不择路逃向一面断崖。

黄威追至断崖边，此时黄某已因慌乱，顺着崖壁滚落到断崖下方。黄威见状抓住崖壁用于防止山石坍塌的防护网背身向下攀爬。由于安装时间太长，防护网风化严重，发生垮塌，黄威随之坠下近12米高的断崖，跌落在黄某旁边。他忍住巨痛，爬向嫌疑人，并掏出手铐成功将其控制。

“黄威一直把犯罪嫌疑人按住，我当时看到他脖子、后脑以及满身都是血。”宣恩县公安局当阳坪交警中队民警蒲辉说，黄威最终被随后赶来的民警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湖北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该事件发生后，恩施州、宣恩县公安局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启动生命救助绿色通道，并在第一时间前往县人民医院看望慰问黄威。目前，黄威伤情稳定，被其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也无生命危险。19日，另一名嫌犯王某落网。经初步审讯，两人供认流窜盗窃作案14起。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中。​​​​

回顾2017年3月的几则新闻：广东韶关一车主就因为看手机将豪车开进了鱼塘里;浙江杭州一名年轻女子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在走到断桥和锦带桥的中间段时，扑通一声掉进西湖……

这些新闻离你很远?我们不妨来环顾左右：周边的人群，其中有多少时常低着脑袋，聚精会神于手中的手机?候机大厅、候车大厅的乘客，有多少在低头忙乎?这跟以前不少人捧一本书来读大相径庭。有时也包括你我，在多种场合，乐此不疲地捣鼓着手机，沉迷其中，消磨大把的时光。

这，或许也是信息时代一种的“新常态”吧。

舆论对此现象颇有微词，总体来说，社会对“低头族”这个称呼多少有些贬意，甚至有些暗讽的味道。

坦率地讲，近年来“低头族”越来越多了。游戏、微信、网上购物等等等等，开发商们变着花样创新，日新月异地推出好玩的东东，吸引着人们把头颅弄得越来越低。我发现，真的有一些朋友似乎一刻也离不开手机了。

我曾经做过几次现场随机观察，结果是有些令人惊讶的。如果把目光集聚于正在过斑马线人流中的年轻人，竟有约半数是“低头族”。他们把玩着手机，悠哉悠哉，大摇大摆，根本顾不上身旁如鲫的车流人流，那份沉着让人着实为他们捏把汗。

早晚高峰，杭州市区通常出奇地堵。开车在路上，同样能够见到不少私家车司机当起了“低头族”。等红灯的时候，往旁边的车里瞧，常常能看到把手机放在方向盘上正抓紧刷屏的司机。有许多次，前方绿灯亮起，挡在前面的车却迟迟不能动弹，惹得后面的司机忍不住揿响喇叭。从前方蜗牛般爬动的车边绕过去，发现，司机正起劲玩手机呢。喂!不要命啦?

巧的是，在我们这座城市，那个著名的“汽车电台”，白天的不少时段都安排了主持人与驾驶员微信互动的节目，特别是早晚高峰。还真的有不少听众参与其中，我想里头肯定有相当比例的司机。从电台的节目效果看无疑是好的，但是它带来的安全隐患也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样的节目应该谨慎些，出了事情就晚了。

有一阵子，在微信朋友圈中流传着一段点击量非常大的录像，驾车的女司机因为盯着手机数秒钟而发生严重碰撞，车毁人亡，场面触目惊心。这，应该是一种警示性质的宣传与提示吧!

相对而言，处于“静态”的“低头族”，大不了让自己的脖子眼睛难受些，到底无碍大事。而行进在马路上的“低头族”们就充满风险了，不是容易被别人撞了，就是很有可能撞了别人，这样的结局都是大家不愿发生的。

所以，真诚地奉劝行进在马路上的“低头族”们，多些忍耐精神，暂时把手机收好喽，抬头看路，多好啊!

捡到装有1716元的钱包后，家境贫困的武汉少年李想响将钱包交给了派出所。视频来源 警方提供，捡到装有1716元的钱包后，武汉少年李想响将钱包交给派出所。当派出所民警到学校给李想响颁发荣誉证书时，学校对李想响的拾金不昧行为并不知情。偶然间，民警得知李想响家境贫困。而李想响，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拾金不昧申请加分。

5月2日，说起这个故事，武汉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他们被少年李想响的三次沉默所打动，李想响家也成为北湖派出所的帮扶点。

4月27日上午，武汉市江岸区北湖派出所老民警张庆国来到武汉市第十二初级中学。

张庆国是来给初一三班学生李想响颁发荣誉证书的。4月21日，李想响捡到了一个钱包，交到了派出所，里面有1716元。

张庆国专程到十二中向校领导讲明情况，学校才得知此事。更让张庆国意想不到的是，李想响和自己的外甥是同班同学。

当晚，张庆国和内弟罗伟谈到李想响拾金不昧的事，罗伟感慨的告诉他，其实李想响家境贫寒，母亲庄美凤瘫痪，没有生活来源，全家挤在一间60多平方米低矮破旧的平房里生活，靠父亲开的一个小按摩店为生。

5月2日，北湖派出所教导员樊磊率张庆国等人探望生病的李想响，看着简陋的李家，派出所决定在这次万警进社区活动中，将李家做为帮扶点。

李想响捡到钱包的4月21日是个星期天，那天放学后他与接他的父亲李国才一起回家。途经北湖晶立方时，走在前面的李想响突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后有一个鼓起的钱包，他上前捡起打开一看，里面有一沓百元钞票，还有三张银行卡及身份证、公交卡等物品。

他连忙把这钱包拿到父亲跟前，和父亲商量要将钱包交到附近的北湖派出所。李国才却不同意，人到中年的他习惯于凡事少出头，少惹事。他担心“咱们能不能不管这钱包，你把它放回原处，交出去了万一丢钱包的人说包内有5000元我们还惹麻烦，也说不清”。

“我不同意，丢钱包的失主肯定很着急，你教我从小要做诚实的人，捡到的东西一定要交给警察叔叔。”李想响说，他记得有次小姨钱包丢了，当时急得团团转，到银行挂失忙活了好一阵。

李国才被儿子真诚的话语打动了。父子俩决定将钱包交到北湖派出所。值班民警李卫红热情的接待了他们，经过他和女民警程云的多方查寻，终于找到了家住武昌八铺街的失主吴桂华。4月24日下午5时许，吴桂华到北湖派出所领回了自己失而复得的钱包，她称钱包内钱卡分文未少。

李想响的妈妈庄美凤说，儿子李想响自幼十分懂事，乐于帮助同学，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他从小到大都是穿别人剩下的旧衣服，只有过年时奶奶给他100元买件新衣服。

李想响的班主任张芸介绍，李想响平时在班上表现好，学习成绩较好。学校对学生的思想品德要求很严，对同学做好事都有奖分，但李想响却第三次选择保持了沉默，没有做声。

武汉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负责人介绍，每年警方接到群众遗失物品报警3万余起，主动归还的有约8400起，但仍有1000多起捡到钱物不还。

武汉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对澎湃新闻说，在全社会诚信经受严峻考验的今天，少年李想响的选择也许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考。​​​​

4月10日报道 台媒称，埃及两座教堂9日发生爆炸案造成至少44人丧生后，总统塞西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三个月。

据台湾“中央社”4月9日援引法新社报道，在埃及国防委员会召开会议后，塞西以无畏的态度发表演说，宣布这项消息。

报道称，“伊斯兰国”坦承在坦塔与亚历山大的两座教堂发动攻击，致至少44人丧命，超过百人受伤。

报道称，第一起爆炸案发生在尼罗河三角洲城市坦塔的圣乔治教堂，根据卫生部消息，至少造成27人丧生和78人受伤。

亚历山大市的圣马克教堂几小时后也发生爆炸，夺走17条人命，致40人受伤，埃及内政部表示，此次攻击是自杀式爆炸袭击。

2017年4月11日，在福建泉州某高校学生街宾馆，女学生小雨(化名)，因卷入校园贷，在催债电话、裸照的骚扰下，不堪还债压力，选择自杀。其父亲称，女儿1997年出生，是厦门华厦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

继曝光裸条借贷后,有调查发现,广州竟有数百名大学生遭诓骗,饱受“培训贷”之害。有学生被催债机构逼债,还有学生甚至表示负债累累,“真的让人活不下去了”

综合分析校园贷有三大特点。其一，借贷人基本上都是在校大学生，无论人生经验还是金融常识都较为匮乏;其二，一开始借贷金额都不高，但没过多久便翻几番，让借贷人不堪重负;其三，在放贷方非正常手段催逼下，借贷人不堪压力往往寻短。

那边裸贷还甚嚣尘上,此番培训贷又汹涌而至,大学生成了被肆意鱼肉的“小白鼠”。网络贷款本身并无原罪,更何况这属于国际通行做法。大学生如果年满十八周岁,具有独立的民事能力,可以按照市场规则,在自身能力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去贷取款项,以满足用度的需要。然而,非法贷款种种乱象又说明,此等行为还能堂而皇之存在,监管方的失治难辞其咎。

从国外的经验看,对还没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贷款,多采取保护和谨慎性原则。比如在英国,申请贷款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即便是在能够申请到学生贷款的情况下,毕业后仍然面临一个长期的还贷过程。不过在国内,由于网贷属于新生事物,准入门槛低、行业管理乱,为各种乱象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正当合法的校园贷确有必要存在，它们满足了市场所需，急大学生之所急。但是，有的所谓“校园贷”，顶着校园贷的名义，设置陷阱，充满凶险，暗藏“杀机”，把一个个单纯的大学生当成砧板上的鱼肉。诱使有借贷需求的大学生上钩，然后利用各种暗黑手段围猎欠款的大学生，这已涉嫌违法犯罪，对这样的“校园贷”应该依法打击，并清理其存在的黑色土壤。

峨眉山金顶的东面，悬空800多米的舍身崖下深不见底，两侧山壁十分陡峭，彭文才的工作地点就在这里。一根绳子，一个袋子。这就是他工作的全部。

彭文才已工作了14年，不久前成为“四川好人”候选人。在峨眉山金顶，彭文才是护栏以外和悬崖区域唯一的清洁工。不久前，一位游客在距离垃圾桶仅十米的地方将垃圾扔下悬崖，老彭上前劝阻，却得到一句“我不扔垃圾，你就没工作”的回应。老彭说 “当时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丢掉饭碗换游客不乱扔垃圾!”

彭文才说，他下到200米的崖下大概需要40分钟的时间，但上来却需要一个半小时，再加上捡拾垃圾的时间，这一上一下，差不多就得要3个小时，这对心理和身体都是一份不小的考验。有很多人问过他“怕不怕?”他说，“当然怕，就是一根麻绳，一根钢丝，一不小心就往万丈深渊去了。”

据统计，彭文才下到崖壁最深的地方有200多米，往返作业一次一般都在3小时左右，每年下崖80多次，每年清理悬崖的垃圾3吨多。

1970年7月，彭文才生于峨眉山景区黄湾乡桅杆村八组一个叫田坝的地方，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日子过得很清苦。曾经，彭文才和其他在景区谋生的村民一样，他尝试过帮游客拍照、开客栈、卖旅游纪念品，但口拙的他最后都不了了之。2000年，30岁的彭文才到峨眉山金顶成为了一名崖壁清洁工。

整个金顶区域一共有100多名清洁工。但金顶护栏以外和悬崖区域，只有彭文才一个人。“我的工作就是在舍身崖下清理垃圾，其实工作也是很危险的，刚开始都没有人愿意下去的，怎么办呢?我就想自己去试一下，然后一做就做了17年。”

彭文才说，“我今年47岁了，干了17年，不晓得还能干几年，我想早点带个徒弟出来，但是这个工作确实太考验人了。跟过我的徒弟，呆的最长时间的一个就是两个月就走了，很多人受不了这个工作，我很理解我的每一个徒弟，人嘛，都有各自的选择。”

现在的彭文才只有有两个心愿：一是希望大家少扔点垃圾，一起维护好金顶美丽的景色;第二个心愿就是有更多的时间陪一下家人，有时间的话带他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国庆黄金周，我们享受了高速免费的特殊待遇，见识了各个景点的人山人海，不管是五A还是无A，只要有人到来，就会让寂静的山谷热闹起来，人们消费的不仅是金钱，更多的是消遣着一份愉悦心情。

而与节日喜庆气氛极不协调的是“垃圾”新闻的频现，不仅污染了节日环境，也污染了公众的视觉。个别不文明游客乱扔垃圾，随处大小便，甚至把燃着的烟头直接往山下扔，不仅对环卫工人不尊重，更是对火灾的发生造成隐患。而一些默默无闻的彭文才们、康仲军们，拿着卑微的薪水，冒着坠崖的危险，穿梭在悬崖峭壁上，捡拾这些又脏又臭的垃圾，还景区一个洁净的环境。他们用生命守护着一方美丽，却经常得不到尊重，惨遭一些游客的戏谑和刁难。面对这样的场景，乱扔垃圾还厚着脸皮说“我不扔，你们不就失业了?”的游客，难道你不惭愧吗?

众所周知，环卫工人收入微薄，劳动强度极大，他们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和社会的尊重。据媒体报道，宁夏银川近5年有11名环卫工在作业中遭遇意外而死亡，30人不同程度受伤;贵阳，2010年环卫一线的伤亡总数为81人，其中重伤17人，死亡5人，平均5天就有一名环卫工遭遇车祸。这样高危的环卫工作，仍有人义无反顾，我们有何资格，有何脸面去质疑和嘲弄这些“城市美容师”?

其实，环卫工人高空捡垃圾的新闻几年前就有报道，但是这样危险的工作至今还存在着，说明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垃圾。这组照片也是国庆黄金周我们看到的最震撼的画面，一群自以为是的“高贵者”，不懂得自律，用野蛮的行为给美丽的景区抹上肮脏的一笔;一群默默无闻的“卑微者”，他们是祖国的建设者，十多年如一日辛苦坚守，他们是最渺小地一群人，更是最伟大的一群人。

其实，这些现象不光是发生在国庆期间，也不光是在景区才会出现，不文明行为随时随地都可以看见，我之所以还是把它当做主场新闻做了出来，是希望每一个人看到这些画面都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提高自身素质。拥挤、抢座、插队、乱丢垃圾、大声喧哗等等，这些看似正常的现象其实都不正常，折射出某些国人的素质低下，与文明社会背道而驰。

结语：“保护环境，人人有责”，景区的垃圾，污染的是一道风景，思想的垃圾腐蚀的是一个灵魂，清除游客手下的垃圾难，清除思想的垃圾更难。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心灵美了，一切才会变得更美。

没有谁愿意让自己的生活被假冒伪劣所填充。两会前后，打假成为一个热门议题。从全国人大代表黄建平以自身企业经历为例，呼吁电商平台加大网络打假力度，到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致信代表委员，倡议“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再到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主动回应，提出“天下少假”是努力的目标，会里会外的讨论、热议甚至是激辩，从一个侧面说明，天下无假，是全社会的朴素心愿。

假货面前，没有谁是赢者。消费者花了冤枉钱，买了心烦不说，甚至生命安全都可能受到威胁。有人曾调侃：“假烟假酒还配上假广告，假情假意还带着假微笑，假人假事还拿着假钞票，怎一个‘假’字了得!”虽是戏谑之语，却足以道出假货对消费者伤害之深。而反观企业，下了大力气研发新产品，往往成本还没收回来，便可能被伪冒产品挤占市场份额。放纵假冒伪劣泛滥，任凭劣币驱逐良币之风盛行，最终只会让企业蒙受损失、让创新的热情熄火。

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大众汽车发动机厂维修部门高级经理徐小平的一席发言引人深思。他曾去一家民营企业调研，发现其产品做得非常好，却连“一个国产螺栓都不敢买”。原因就在于，“市场上买到的很多螺栓，标号是对的，材质却不对”，使用这样的产品，时间一长便容易造成安全事故。一面是企业、消费者有旺盛消费需求，一面却是产品粗制滥造、质量低劣，国内有效供给不足，最终只能逼迫人们到国外“扫货”、在网上“海淘”。从这个角度而言，进一步完善监管，打击假货，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

打击假冒伪劣，早已成为全社会共识。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而在于如何打假。同样是治理顽瘴痼疾，不妨汲取正风反腐的治理智慧。正如有人总结的，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的形成，得益于我们党把握住了治标与治本的辩证法，一方面是从治标入手、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另一方面则是标本兼治、以治本为治标巩固成果。解答好打假的“复杂方程式”，也需要在治标和治本上下足功夫。

在治标上，加大打假力度，坚持对假货“零容忍”，一个一个环节管、一个一个案子抓，积小胜为大胜;在治本上，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构建联合激励惩戒机制，让制假售假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以此倒逼企业自律、行业自律。而这需要解决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的过宽、模糊、难以执行等问题，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将打击假冒伪劣纳入法治轨道。标本兼治，才能让质优者脱颖而出，从而弥合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裂缝。

百年老店胡庆余堂的生产车间外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修合无人见，诚心有天知。”忠于质量的诚心，或许顾客看不见，但自己看得见，时间也看得见。让更多的企业成为百年老店，让商业正义更深入人心，让市场供给跟上消费者的需求。

6月12日上午，平果县新安镇汤那村黄胎屯，一名群众在修建自家蓄水池时被困，另外8名村民相继下到池里救援，均晕倒在水池内。南国早报记者从平果县委宣传部获悉，事后，消防、医院等部门赶去救援，但9人送医抢救无效死亡。

一人遇险，众乡邻接力营救，这种精神气节的确很让人感动，但由于缺乏最基本的营救常识，非但没有实现让遇险者脱离险境，反而造成包括遇险者在内的8名施救亲属乡邻相继遇难，结果更令人痛心疾首。很显然，在看到乡邻在修建水池中突然昏迷，惊慌失措之下，施救村民可能会一时心急而奋不顾身，但如果掌握最基本的施救常识，至少可以减少生命财产的无谓损失，1人遇险8人相救9人死亡，不仅暴露出村民安全和紧急救援常识的极度匮乏，同时也折射出普及救援知识的时不我待。

实际上，因为匮乏安全和救援常识，在清理污水池、沼气池等地下设施自身遇险，又导致救援人员“接二连三”被困甚至群伤群死的悲剧，早已在各地出现多例，今年端午节期间，重庆奉节县农村一名村民在清理沼气池时被困，两名群众在实施救援时同时被困，待火速赶到的消防队员将3人救出后已无生命迹象。2015年春节前夕，福建三明市一名群众不慎落入沼气池，6名群众先后参与施救，也由于缺乏常识，最终导致3死四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不只是深井、水池、沼气池等被困，因为缺乏基本救援常识导致施救人员遇难的悲剧屡屡出现，在盲目施救触电、溺水等过程中，因同样缺乏施救常识，从而导致无谓牺牲的案例也不少见。尽管施救者舍生忘死救助他人的勇气和精神足以令人钦佩，但由缺乏基本救援常识而导致不该发生的“施救悲剧”却也让人扼腕痛心。不可否认，当看到有人遭遇这些被困险情，在生命受到威胁的危急时刻，负有责任感的乡邻村民，可能会一心只想救出被困者而不会顾忌自身安全，甚至可能已经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但如果具备和掌握最基本的救援知识和技能，在遇到类似需要救援的险情时，也一定会下意识的采取更有效、更有安全保障的正确救援方式。完全可以减少甚至避免不必要的生产财产损失。

尽管现在信息传播非常发达，人们通过各种媒介获得知识的途径也非常便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普通村民就会主动去接触和获取这些专业知识 技能，由基本救援常识匮乏导致的救援悲剧频发，足以说明不少农村在安全用电、安全使用沼气和出现涉及触电、有毒有害气体救援方面，还存在较严重的安全教育“短板”甚至空白，如何补足这项“短板”和防止类似悲剧再次上演，更应当引起所有农村基层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与思考。

生命对于任何人都只有一次，我们非常钦佩救援村民出于乡邻、乡亲的舍生忘死精神，并为他们无私的救援行为所感动，但同时也为他们缺乏救援常识而付出的无谓牺牲感到揪心和惋惜，随着科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多科技成果在惠及广大农村并为其带来现代文明生活的同时，由新科技文明成果在非正确运用中带来的安全隐患也在逐渐增多，因此，对农民、农民普及安全教育不仅要加强，更应当与时俱进，只有让他们熟知和掌握相应的安全救援常识和技能，这样的“施救悲剧”才可能永久谢幕。

500名主播遭欠薪 还无法登录账号兑换直播获赠的礼物

500名主播遭欠薪

近日，一则500名主播遭欠薪的新闻引起网友的关注，网友表示原来主播也有欠薪的局面。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悉，在帮某直播平台直播近1个月后，西安约500名主播不仅没有拿到承诺的底薪，甚至无法登录账号兑换直播获赠的礼物。主播经纪人“讨薪”近1个月，至今仍没有任何进展。

这几年，网络直播很火爆，很多人都加入了网络直播，很多人甚至把在直播平台做主播当成了一种职业。不过，最近却有人在当主播的路上，掉进了“坑”里。

主播：直播1个月始终没有签协议

荷包蛋(网络昵称)是西安一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也是一名直播主播。9月中旬，荷包蛋得到一份工作通知，“说是某平台招聘主播，每天工作2小时，一个月工作20天，完成40个小时后，就可以拿到底薪2000元，粉丝礼物可以和平台按照三七开分成，我们拿七成。”于是，荷包蛋将此消息通过微信发布，“一开始有100个人报名，后来坚持下来的有包括我在内的52个人。”就这样，荷包蛋第一次当了经纪人。

“以前在平台当主播，开播前经纪人都要收集个人信息，像身份证、银行卡这些要报上去，然后签订一份协议才会正式开播。”荷包蛋说，但这一次始终没有见到书面协议。9月21日正式注册开播后，中间也催过协议的事，可直到10月20日直播结束，她们始终没见到协议，连账号里的礼物也不能兑换或提现。而且直播期间被告知，每位主播需要完成相当于300元的礼物任务，很多人就要求朋友送，或者自己买让朋友送，结果现在都没了。

华商报记者下载了该APP，按照提示注册后看到，“我的收益”里星币数量即为主播收到的礼物，“300元能买9000个星币，我们有的主播收益都有10万多个了，换算下来就是3000多元钱，但是我们好多人根本登录不了账号，所以收益也无法兑换。”记者根据荷包蛋提供的大量账户信息试图查找主播，但却显示好多账户信息并不存在。

“如果要不到钱，估计以后都很难在这行干了，因为不会有人再信任你了。”过去的近一个月，荷包蛋一直在替她召集的51名直播主播“讨薪”，但并没有什么结果。

组织者：负责招募的经纪人失联

荷包蛋“讨薪”的对象是她的上级经纪人小雨。小雨也曾是一位直播主播，此次直播她是招聘主播西安区域的负责人，她召集了像荷包蛋一样的近10名经纪人，涉及直播主播的要求及其他事项，她会发进微信群，再让荷包蛋她们在各自的微信群里传达下去。

“9月份，重庆的朋友说要播平台要招募主播，底薪2000元，我觉得条件不错。”小雨说，她通过微信联系了招募事项的经纪人周某，周某称此次是为一家名为“克拉克”的经纪公司招募主播，小雨查询后，发现这个经纪公司情况与周某所说基本一致，法定代表人为朱某。

“最后在西安招募了500名主播，这些主播的费用问题都是我协商的。”小雨说，在正式直播前她多次与周某就签订协议的问题进行沟通。而在和周某联系期间，周某称曾收到7.5万元的款项，“但他说这是他和另一联络人周某某的酬劳，并不包括我们的钱。”再后来，周某多次变换微信名称，最后将小雨拉黑失联。

在与“克拉克”公司及一位该直播平台的相关负责人联系后，小雨被告知款项已转给周某，而周某可能“携款潜逃”。

要播：已支付25万主播服务费

为了寻找周某及周某某，小雨她们发动大量人力在网络上搜寻。而为了讨个说法，小雨她们也不断在微博上发布信息。

“要播app官方微博”上，11月8日和11月10日先后两次发布了《要播官方声明》，到了11月17日，记者再次浏览其官方微博，发现11月8日的微博已经删除。

声明中称，近日，霍尔果斯呜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现有多名声称在旗下移动互联网直播平台“要播”进行直播的主播未能如约取得相应底薪或服务费的信息，而此事实际上是要播平台长期合作机构天津一文化工作室于今年9月21日至10月20日期间招募主播在要播平台进行直播工作，随后工作室将合作项目转委托于自然人朱某负责，达成合作协议仅针对输送主播所产生的虚拟礼物收入进行分成结算，而朱某又将合作项目转委托给自然人周某、周某某等经纪人负责，周某、周某某等人又将合作项目转委托给某微信用户微信号等主播组织者负责，但部分主播并未与朱某、周某、周某某等经纪人以及微信用户等主播组织者签订任何书面协议。

声明中称，朱某、周某、周某某等经纪人、微信用户等主播组织者在未取得书面许可及充分授权的情况下，对外明示或暗示承诺的“2000元底薪”系其个人行为，相关后果与要播平台无关。工作室已于11月2日向朱某支付主播服务费等全部款项25万余元，并附上相关合作协议、朱某的个人声明及收款证明等照片。

而在小雨提供的一份个人声明中，周某称已于11月4日收到西藏克拉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朱某的汇款，事由为在要播平台组织的9月21日至10月20日直播主播的费用，并声明因为主播已产生或可能产生的纠纷负全部责任，与“克拉克”公司与要播直播平台无关。

小雨说，要是按照底薪的说法，持续完成直播的西安区域主播的“欠薪”将近100万元，主播们收到的礼物可兑换15万元左右。

连日来，记者试图联系周某、周某某未果。11月17日，记者多次拨打要播微信公众号上的客服电话，均无人接听。

律师：可向劳动监察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

11月18日，律师事务所律师马旖旎表示，网络是一个虚拟的平台，网络交易或沟通时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此事件中主播们应该先与直播平台进行沟通，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可向直播平台公司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者直接向所在地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其支付报酬。在这个事件中，因证据有限，可能需要先向仲裁委申请确认劳动关系是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