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学家朱熹简介及著作(通用七篇)

公元1162年五月，没有皇子的宋高宗，立太祖赵匡胤的后裔赵玮为太子，并改名眘(shèn)。六月，高宗宣布退位，做太上皇去了，太子赵玮即位，这就是宋孝宗。

宋孝宗即位后，也想整顿朝纲，抗击金兵，收复大宋疆土，因此一度出现了较好的局面。他即位后不久就下诏书，要大臣们对朝廷政治提意见。曾任泉州同安(今福建厦门东北)主簿的朱熹立即写了奏章。在奏章中他指出，与金人“不作战不能复仇，不守住国土不能确保胜利”;甚至提出，和议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还劝孝宗要“正心诚意”，多学知识，管好国家。

朱熹是南宋时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公元1148年(宋高宗绍兴十八年)的进士。朱熹从小就很聪明，有悟性。在他刚学说话的年龄，有一天，他父亲朱松手指着天空教他说：“天。”朱熹仰头看看天，眨巴着眼睛竟问他父亲道：“天的上面是什么东西呀?”朱松又惊又喜，于是便教他读书。朱熹学习很努力，熟读经史，受到老师的赞赏，称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公元1163年，朱熹被朝廷授予武学博士一职，两年后到临安上任。但那时宋军在符离(今江苏宿州东北)大败，宋金签订了“隆兴和议”;而宋孝宗依仗为抗金“长城”的大臣张浚，也病死了，朝中主和派又占了上风。主张抗金的朱熹受不了这样的环境，不多久便辞职回家。十多年后，他已经四十九岁时，才又到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主持政务。

任职期间，朱熹修复了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并亲自为学生讲课。那时，他的学说正是发展成熟时期，影响很大，因此吸引了各地的读书人，他们纷纷来到白鹿洞书院求学。白鹿洞书院一时间也声名远扬，成了和石鼓、应天、岳麓齐名的宋代“四大书院”。

朱熹在学术上最大的成就，是发展了北宋哲学家程颢(hào)、程颐兄弟关于“理气”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

自从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便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为了适应各个不同时期封建统治的需要，儒家所提倡的学说又有所不同。宋代的儒学着重阐释天道义理，所以叫理学，也称道学。它是新儒学，是儒学发展史上最大的学派和思想体系。

理学的先驱是北宋早期的哲学家周敦颐，奠基者是程颢、程颐。兄弟俩都是周敦颐的学生，世称二程。他们长期在原籍洛阳讲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他们以“理”为最高范畴，主张“天下只有一个理”，认为“天理”是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产生万物，主宰万物，“顺之者昌，逆之则难”;他们还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这一著名的理学原则。当时曾有人问：如果寡妇家庭贫穷，能不能改嫁?他们回答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二程的学说，他们的学说被世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理”、“气”学说，主张理、气相依而不能相离，“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是生物的根本，气是生物的形态。但“理在先，气在后”，“理生气”，“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这就是朱熹理学的哲学本体论。

朱熹的理学也具有辩证法思想，他提出“凡事无不相反以相成”，天下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有相对应或对立的一面。这些对应、对立的方面是相互转化、相互联系的。朱熹还继承了二程的主张，坚持“天理”和“人欲”的对立，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把人的自我完善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公元1190年，宋光宗即位，朱熹被授以漳州(在今福建)知府一职。三年后，他又调到潭州(今湖南长沙)当知府。在潭州，他又重建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引来众多的学子前来求学。公元1195年，宋宁宗即位，朱熹被宰相赵汝愚推荐为焕章阁侍讲。但赵汝愚是太宗赵匡义的后代，宁宗是太祖的后人，因此他不久就引起了宁宗的猜忌，被贬为福州知府。朱熹等人也受到株连，他不仅被罢官，连他的理学也被定为是“伪学”，他的学生被称为“伪党”。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元党禁”。

公元1200年，七十一岁的朱熹因病去世。他去世后，党禁渐渐放松，他的学说也渐渐受到重视。到元代时，科举考试要采用他的《四书集注》;而明清两代则把他的学说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日本在江户时代，也流行他的“朱子学”，可见，他的学说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朱熹的重要著作有《四书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易本义》、《通鉴纲目》等，后人偏有《朱子语类》和《朱子大全》。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华夏族，今山东人。

他是孔子之孙孔汲的再传弟子。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代表作《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王顾左右而言他》已编入初中语文教科书中，《寡人之于国也》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中。

政治上，孟子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学说上，他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较之孔子的思想，他又加入自己对儒术的理解。他主张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游历于齐、宋、滕、魏、鲁等诸国，希望效法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前后历时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没有得到实行。最后他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即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

后世追封孟子为“亚圣公”，尊称为“亚圣”。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将孟子的言行记录成《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属儒家经典着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一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孟子》有七篇十四卷传世：《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

但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孟子》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流传后世，影响深远，成为儒家经典着作之一。

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1] 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

朱熹十九岁考中进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主要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朱熹，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朱熹简介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作仲晦)，江西婺源人，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和教育家。父亲朱松是岳飞、秦桧同时人，曾得充福建政和县尉小官，携全家赴任，后调任尤溪县尉。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尤溪，降世不久，其父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 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 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上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参刘子、刘勉子、胡宪等人，这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道学家、程颐的丙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要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时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掂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罢黜和议;(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杭州，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隆兴和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发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得儒家思想更进一步成为全面地控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油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多，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加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今赣县)、江州(今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的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苟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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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门人黄斡曾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状》)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着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着。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着。“(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这些评价虽属溢美之辞，但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着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熹之言，则成为不能更改的、绝对的权威。易学更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真正确立了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在学界的地位而为后世大多易学家所认可。

朱熹十四岁，父亲去世，遵父遗命，他从学于父友胡原仲、刘致中、刘冲。后刘致中以女许嫁朱熹。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朱熹登进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罗从门人李侗为师。始知释老之说为非，学问而就平实。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弃官回故里，致力学术，历二十余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辞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岁的朱熹出知南康军，八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

总之，朱熹一生自举进士至死，凡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过着讲学着书生活。其着作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此外，还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其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书中。按朱熹《年谱》，《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据今人朱伯昆考证，“《本义》于《启蒙》前，并未成书。”(《易学哲学史》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年)此说可谓精确。需要说明的是，《易学启蒙》虽列朱熹名下，而并非他一人所为，是他与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结果。蔡元定学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记载道：“晦庵疏释《四书》，因先生论辨有所启发者非一。……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与之讨论讲贯则并驰其功焉。《易学启蒙》一书，先生研精覃思，屡年而后就，晦庵复删润之，始克成书。”(《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关于《易学启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删润而成的记载，在《宋史》中有同论。《宋史.蔡元定传》曰：“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毕竟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这一点同时在未熹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朱熹在给蔡元定信中说：“《启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说：“《启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节，与天数五地数五相连，此是程子改定，当时不曾说破，今恐亦当添程说，乃明尔?”(《文集续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启蒙序》中也明言：“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此“同志”即蔡元定。“为书四篇”中“书”即《启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记可信。

朱熹是很难走近的，不仅仅是他那深奥的思想，不通俗的文字，更多的因为感情的因素。相信有很多人认为朱子可敬而不可亲。朱子理学以天体为本体，动静无端和理一分殊为并证思维，格物穷理则是认识论，但它们都与道德政治一体化。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是伦理理性。朱子理学没有更多的向自然迈进，而被历代统治者作为治国方略加以实施，成为泛道德的命题。高挂“存天理、灭人欲”旗帜，推出了“三纲五常”。朱熹成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圣人偶像。

让我们克服情感上的好恶，先读读他的诗词。台湾学者钱穆曾感慨地说，“朱子倘不入道学儒林，亦当在文苑传中占一席地，大贤能事，固是无所不用其极也”。朱子咏梅，把早梅比做佳人，自况多情刘郎，“巡檐说尽心期事，肯醉佳人锦瑟旁”。相信有了梅花仙子相依，“人间何处有冰霜?”他描海棠，“春草池塘绿，忽惊花屿红”。他状秀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写春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童心大发时，“书册埋头无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兴之所来日，也曾“酒笑红裙醉，诗惭杂佩酬”。这样清丽活泼的词句，高蹈出世的意境，能出自“道长”、“神父”和“冬烘先生”的笔下吗?至于那脍炙人口的十首“九曲棹歌”，早已成为武夷山水的最佳导游词。

我们再看看他的仕途所为，民本思想。朱子为官之日不多，突出的政绩是修理荒政。在他成长的故里武夷山下五夫镇，发生百年未见的水灾，他出面请求建州知府借用官粟600担，又亲自动员富户和米商平粜应急。善于思考的他认为要从根本解决救灾问题，当设社仓。青黄不接时，将社仓之粮借给农民，收成时连本带息收回，遇灾之年则以轻息或免息支持灾民，这样就可以免除灾民饥饿。如今五夫社仓砖雕匾额仍然安在，他亲自撰写的《建州崇安县五夫社仓记》还是那样暖人心房。任职提举浙东茶盐公事时，恰逢天灾，他一方面赈粜救灾，一方面呼吁朝廷减免赋税。他对危害灾民的贪官唐仲友怒不可遏，不顾其与宰相姻亲的关系，连上六篇弹劾状书，最后自己落得个辞官返回武夷。他把官府催收赋税喻作“椎凿”，“催科处处急，椎凿年年侵”;水灾连天，他抗议老天爷，“仰诉天公雨太多，才方欲住又滂沱。九关虎豹还知否，烂尽田中白死苗。”福州西湖观赏荷花，湖光山色才上心头，那边却“酬唱不夸风物好，一心忧国愿年丰”，真个民间疾苦一枝一叶总关情。

我们还可以看看他的为人交友之道。朱子一生，举凡士子儒生、骚人墨客、羽士释子、三教九流、巫医百工、田夫野老都有他的朋友，不少与他情投意深。“野人载酒来，农啖日西夕”。朱子为山路崎岖、老农来往不便过意不去，一再叮咛“归去莫频来，林深山路黑”。朱子至交更多的是贤士文友。作为理学同仁志同道合自不必说，但他对于水火不相容的论敌，仍能视为已出，情意笃笃，实属难能可贵。著名的“鹅湖论辩”是场主客观唯心主义的争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但朱子返回武夷山途经汾水关时，笑声朗朗的吟出，“地势无南北，水流有西东。欲识分时异，应知合处同”。任职浙东时他官居五品，理学永康学派的陈亮仅为布衣，找上门来围绕“王霸义利”一下便理论十天。随后又以书信形式进行长达11年的论辩，后人可以从双方书信中发现不乏刻薄反唇相讥的词句，但相互问安祝福又处处可见。朱子建成武夷精舍后，还濡墨致函邀请陈亮前来，“承许见故，若得遂从容此山之间，款听奇伟惊人之论，亦平生快事也”!更让后人传为佳话的是朱熹与陆游、辛弃疾之间的友谊。三人都富有爱国之心，坚持抗金主张，胸藏济世致用之才，先后又都任过武夷山下冲佑观提举。平时相互唱酬，砥砺志向，嘘寒问暖。陆游被贬回绍兴之时，同在病中的朱熹托人千里赠送武夷纸被，放翁为此赋诗两首，诗云“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腋软如锦”。辛弃疾认识朱子后便记住了他的生日，虽然远在他乡，还特为朱子寄来寿诗一首。朱子去世时，垂垂老矣的放翁，用颤抖的双手写下悲痛的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享。”辛氏作词一首亲往吊唁，哭之日，“所不朽者，垂百世名。孰谓生死，凛凛犹生”。朱子对自然、对百姓、对朋友的亲情由此可知一二。

朱熹不知是为了论证他的学识需要，还是早知后人可能误会，他对“存天理灭人欲”早有解释。“欲富贵而恶贫贱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来尝不同”。他以极为平常的穿衣吃饭现象为例说明天理人欲。“如夏葛冬裘，汤饮饥食，此理所当然。才是葛必欲精细，食必求饱美，这便是欲”。超过实际过分追求才是不正当的人欲。他认为天理人欲是根本对立的，当天理和人欲发生矛盾之时，应当灭掉作为恶的人欲，复归到“本然之善”的天理。从理欲之辩的初衷和联系朱子限君民本的言行，他的这一主张更主要是为了规谏统治者，针对达官显贵的。相当于现今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要求。能说这没有必要吗?有人说过朱熹对儒学发展的贡献，有如康德之于西方哲学。于是你我都会想起康德墓碑上那句著名的话：“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