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危机造成的后果1000字（精品两篇）

就信任的偏向，其实是个扯不清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有着许多传统与痼疾的文化背景下，信亲还是信疏，莫衷一是。

宋国富人相信儿子而怀疑邻居，出乎一种传统的血亲观念，认为有着血缘关系的儿子肯定是不会欺骗自己的。庄子在惠子的墓前，讲的一件事却似乎颠覆了这种血亲观念：有个泥水匠，他的鼻尖上沾上了一点白灰，这点白灰薄得就象苍蝇的翅膀。这样一点白灰在鼻尖上虽不碍什么事，却不怎么雅观。泥水匠就叫旁边的木工师傅替他把白灰削去。木工师傅便提起斧头，用力挥起，呼地一阵风响，泥水匠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斧头刃口过去，泥水匠鼻尖上的白灰尽数被削去，鼻子却完好无损。泥水匠与木工师傅没有血亲关系，他们之间也许存在着亲密的合作关系。但能够将性命交与一个陌生人手里，这样的信任是怎样的从容大度。假如，那木工师傅失手了呢?又或者泥水匠在斧头挥起的瞬间，产生怀疑，动摇了呢?信任原本就站在刀刃上呢。

与信任相背的是怀疑。现代社会，无论是哪个领域，怀疑就象难以遏制的瘟疫，到处有着它的踪迹。如同伯特.兰特在《关于刮脸的道理》中道：“当剃刀触到我的脸上，我不免有这样的恐惧：假如理发匠突然疯狂了呢。”伯特.兰特的怀疑主义在现代人群体中具有越来越大面积的传染性，物质文明越发达，社会竞争越激烈，这种怀疑主义将更严重。所以，有人将信任的危机列入二十一世纪的一系列危机范围里，不无他的道理的。怀疑一切，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上升到一个尴尬的台阶，使本来可以正大光明出场的真理，非得走一段弯路。

信任的危机在血亲之间出现最鲜明现象体现在越演越剧的“亲子鉴定”上。自广东中山医院开设亲子鉴定专科后，国人做“亲子鉴定”的由最初的无可奈何，遮遮掩掩，到家常便饭，斯斯然。本来用于解决某些法律纠纷的“亲子鉴定”成了夫妻反目，兄弟阋墙，情敌争风，等等的手段。也彻底暴露了中国人传统血浓于水观念中的潜在的不信任危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对待大儿子术赤表面上与其他三子无异，史书上记载的却是：四子拖雷为他最爱，三子窝阔台承接了汗位。蒙古帝国堪称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让欧洲震撼的东方帝国了，当年拖雷之子忽必烈横扫半个欧洲的铁骑已经深埋在草原深处的泥土下了，那些关于信任的危机却游荡在千古的风里——术赤不是成吉思汗亲生的呢。思想与行为如此粗狂的蒙古人也有着传统的信任痼疾，这信任的危机早就潜伏在人类历史后面呢。

一对结婚二十几年的夫妻原本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丈夫收到一条莫名其妙的短信，说是他的妻子给他戴了顶女绿帽子，哪个男人能够容忍这事，一股无名火涌上丈夫的心上，他气急败坏地要妻子交待，委屈的妻子死活不承认，他们就天天争吵，无奈之下竟然离婚。后来在一次偶然中，丈夫才听到短信是别人开的一个玩笑，此时的他后悔莫及，仅仅因为这个别人子虚乌有的短信，他们二十几年的夫妻情就这样断送。

这个世界就是有那么多无聊的人喜欢无事生非。如果不是那个短信，那对夫妻还会爱着彼此一辈子，那个发短信的人是该值得指责，可是那对夫妻令人不可思议的反应也让人感到心酸啊！

二十几年，他们在一起同甘共苦，在一起恩恩爱爱，以前还是顺顺利利，和和美美。可一旦有了流言蜚语，他们之间缺乏信任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丈夫难道还不了解妻子吗？如果做丈夫的理智一点，少一点猜忌，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其实不仅仅是在这样历尽磨难的夫妻之间存在着不信任，在我们整个社会，我们正遭遇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在菜市场买东西，我们总是忧心忡忡，我们担心买到的东西短斤少两，于是我们总是信誓旦旦地说回去我们要复称的。当我们把一张皱巴巴的钱递过去的时候，卖东西的总会会眯着眼睛，看半天，琢磨着这钱是真的还是假的。

在闹市的一角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他的面前放着的小钱少的可怜，匆匆走过的脚步很少有在他面前停留的，为啥？不是这个时代好人难找，而是这人是不是乞丐还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万一他是一个假乞丐，不是就欺骗了人们的善心？于是人们都不再像以前那么乐施好善，而是变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去医院看病，看着医生开好的药单子，我们满脸狐疑，医生给我看病的时候是不是很专心，他是不是开了一些医院里面不好卖的药给我？等到把药拿到手里的时候，我们还是担心这个药是不是过期了，是不是假药。

有次坐火车回老家，刚刚上车，查票的就气势汹汹涌过来，威风凛凛的他们以一种命令生硬的口气要求每一个乘客把票拿出来检查。这一轮查票之后，每一个乘客都怨声载道，可过了两个小时，那对神气十足的队伍又过来了，盯着每一个人，似乎每一个人都有逃票的嫌疑。一想起那次旅行在火车火车上的遭遇就让人十分的不爽。

不信任似乎像是一种可怕的病毒，蔓延到了每一个角落。当不信任变得猖狂的时候，当怀疑和猜忌主宰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的幸福感也在这样的环境里变得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