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国学大师热门7篇

导语：南先生以其等身著作，空中授受，教化人间，受益者启迪心智、增广学识、修养身心、博大襟怀，从东到西又何止千万?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南怀瑾语录，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1.情到深处反成空。

2.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

3.畏就是敬，人生无所畏，实在很危险。

4.我们人生只有十二个字：“看得破，忍不过;想得到，做不来。”

5.浮生自苦不从容，睡起依然日又红。贫富不知闲是福，几人肯唱大江东。

6.智慧不是财产或世间福德所能换来的，是要多生累积福德来的。

7.夫妇本是前缘，善缘、恶缘，无缘不合。儿女原是宿债，欠债、还债，有债方来。

8.我常常感到，国家亡掉了不可怕，还可以复活，要是国家的文化亡掉了，就永远不会翻身了。

9.这个世界政治学的大目标，十二个字就讲完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安居乐业。但如果要问，世界啥时才能实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呢?我说，人类也许永远不会实现。假使人类真有这么个社会出来，就是宇宙毁灭的时候。

10.全世界都是钱做主，以钱来决定贵贱，没钱就没自由。没有真正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修养、学问修养，有的只是乱七八糟的所谓个性张扬和向钱看。连科学研究、教育、学术都在听钱指挥，没有精神支柱，一旦失业，就像天塌下来一样。

11.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

12.我们经常说，不要以有所得之心，求无所得之果;大家来学佛，都抱一个有所得的心，求得一个无所得之果，那是基本错误。佛就说：当时我得一个无所得的境界，了不可得，所以然灯佛给我授记。

13.我除了依照佛经以外，拿我几十年摸索的经验，诚恳地告诉各位，你真达到正身、正意，没有一个身体不能转化;没有病去不掉的;没有身心不会健康的。正身、正意做到了，身心两方面绝对地健康，可以返老还童。因为一切唯心所造，这是真的，就是“正身”、“正意”四个字。

14.在艰苦中成长成功之人，往往由于心理的阴影，会导致变态的偏差。这种偏差，便是对社会、对人们始终有一种仇视的敌意，不相信任何一个人，更不同情任何一个人。爱钱如命的悭吝，还是心理变态上的次要现象。相反的，有器度、有见识的人，他虽然从艰苦困难中成长，反而更具有同情心和慷慨好义的胸襟怀抱。因为他懂得人生，知道世情的甘苦。

15.如果要问，世界啥时才能实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呢?我说，人类也许永远不会实现。假使人类真有这么个社会出来，就是宇宙毁灭的时候。

16.所以，真正的佛学讲应该报应并不是迷信的话，而是一句很科学的话。你昨天骂了人家，当时人家对你笑笑，心里已经有仇恨，有机会他一定会报答你的，不会客气。这就是因果，这就叫做业。所以魔由心造，妖由人兴。因果报应，生命来源就是这样的。

17.老实说吧，没有什么脑袋好不好的，是肯用心与不肯用心之故。你把我这句话仔细研究，聪明的人一听就会，就记住了，我笨，我多念一百遍，也成功了。所以“勤能补拙”这四个字要记住。

18.天堂固然好，但却有人偏要死也不厌地狱。极乐世界固然使人羡慕，心向往之，但却有人愿意永远沐浴在无边苦海中，以苦为乐。与其舍一而取一，早已背道而驰。不如两两相忘，不执著于真假、善恶、美丑，便可得其道妙而逍遥自在了。

19.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学问，我都实实在在告诉人家，这都是我十三岁以前熟背这些古书的效果。

20.我们用各种方法修持，都是拚命要弄平自己心中那个波浪，想尽办法要让那个波浪变平，变平了又怎么样?变平了还是水!不平呢?不平也是水。所以说，拚命去弄平，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我想是这个道理!你仔细想想看。你的想也是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它本身就在如来清净的境界。

21.道家的流弊也很大，画符念咒、吞刀吐火之术，都变成了道家的文化，更且阴阳、风水、看相、算命、医药、武功等等，几乎无一不包括在内，都属于道家的学术，所以虽是“综罗百代，广博精微”，也因之产生了流弊。说到纪晓岚，顺便讲两个笑话。纪晓岚一生治学严谨，对学生的教育也很严格，近于苛求。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拿给纪晓岚，他看完后，批了两句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是杜甫的两句诗，这个学生莫名其妙，去问老师。纪晓岚说：“两个黄鹂鸣翠柳”，不知讲些什么;“一行白鹭上青天”，愈飞愈远离题万里。

22.所以，开始我们已说过，真正的佛法是超越一切宗教、哲学、一切形式之上的。也就是佛说，真正的智慧成就，即非般若波罗密;智慧到了极点啊，没有智慧的境界，那才是真智慧。这也等于老子说的，大智若愚;智慧真到了极点，就是最平淡的人。世界上最高明的人，往往就是最平凡，相反的，平凡就是伟大。

23.世界上最会讲比喻讲得最好的是宗教家。《新旧约》圣经基督教十分之六七都是比喻，最多的比喻是佛经。每一句话都是比喻，如梦是比喻，如幻是比喻，水月比喻，空花比喻，东一个故事西一个故事都是比喻，因为世界上有许多真理没有办法讲，只有比喻才懂。

24.佛经处处教我们自谦，不要傲慢，贪嗔痴慢疑，这个慢字会挡住我们一切成就，非常重要。众生本来就有我慢，不要学了佛法，加了佛法的观念，变得我慢更重，成了增上慢，那就太可怕了，永远上不了这个座。这是要点，千万不要有增上慢心。

25.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西方文化的贡献，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这在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幸福;坏，是指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在精神上，是最痛苦的。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

26.以现在的话来说，一切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只是思想问题。只要使得思想纯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知道，现在整个世界的动乱，是思想问题。所以我在讲哲学的时候，就说今天世界上没有哲学家。学校里所谓的哲学，充其量不过是研究别人的哲学思想而已。尤其是作论文的时候，苏格拉底怎么说，抄一节;孔子怎么说，抄一节。结果抄完了他们的哲学，自己什么都没有，这种哲学只是文凭!世界上今天须要真正的思想，要融汇古今中外，真正产生一个思想。可是，现在不止中国，这是个思想贫乏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文化。

27.有很多人学佛却还抱怨没有好的报应，你花这些精神去做世界上任何事都有利益的，只有学佛不同。学佛法是学空法，一切放下，连放下的观念也放下。大家如果用有所得之心去求无所得之法，那是完全背道而驰了。

28.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西方文化的贡献，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这在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幸福;坏，是指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在精神上，是最痛苦的。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

29.当年我读四书五经，都是要背的。小朋友们要放学了，心里高兴，一边嘴里唱着一边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把的。这样读书，心里会记住，一辈子忘不了。想起来的时候心里默念一下，其中的道理就又琢磨了一回。

30.有一个方法，对于高血压、老年人、有病的人或失眠的人都有好处。上座，心里头什么都不想，只念一个“空”字，一路空下去，把神经都放松了，脑子也放松了，有人就用这个法子治好了紧张的毛病。

31.有些人日常很忙，注意!赶快多打坐，不要以为忙啊!累啊!没时间。你要赶快坐，坐到能够住气，那么一个钟头下来，一天都用不完，但要真正做到了才行。不过有一点要注意!肠胃要空虚一点。道家两句话：“若要不老，腹中不饱。若要不死，肠内无屎。”当然营养还是要够，肠胃干净，气就容易充实。

32.真正学佛的人先要发出离心。出离什么地方?出离三界，是跳出尘网之心，如果连出离心都没有发起，还自称在学佛，那就是自欺欺人。

33.佛学像百货店，有钱有闲，可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根本不逛也可，但社会需要它;道家像药店，它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的孔孟思想是粮店，是天天要吃的，要深切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演变、将来怎么办，就要研究四书。

34.科学是没有真伪的;换一句话说，科学开始都是从幻想来发展的，它本身就是假的。

35.学问不是文学，文章好是这个人的文学好;知识渊博，是这个人的知识渊博;至于学问，哪怕不认识一个字，也可能有学问——作人好，做事对，绝对的好，绝对的对，这就是学问。

36.人号称万物之灵，是人自己在吹，也许在猪、牛、狗、马看起来，人是万物中最坏的了，“专吃我们猪、牛、狗、马”。

37.其实风没有正邪啊!想昨晚《庄子》所讲的多一根指头一样，正邪很难分的;我们生命中不必要存在的，都叫做邪，这个观念先弄清楚。

38.所以我常告诉青年同学们，一个人先要养成会享受寂寞，那你就差不多了，可以了解人生了，才体会到人生更高远的一层境界。这才会看到鸿福是厌烦的。佛经上说，一个学佛的人，你首先观察他有没有发起厌离心，也就是说厌烦世间的鸿福，对鸿福有厌离心，才是走向学佛之路。

39.当将军的五个条件：像牛一样的健壮;像狗一样的下贱;像狐狸一样的狡猾;像猴子一样的精明;像魔鬼一样的魅力。

40.真正的佛学告诉你不要迷信，一切唯心造，是自己造的，生命的主宰还是自己，是自己的前因后果的因果报应。

41.你能不取于相，魔也是佛;著相了，佛也是魔。

42.能够成为一个生命，神和气很重要。道家讲精气神，什么是精呢?刚才已经讲过，不要认识错了，全身的细胞、能量，都是精，精气神要合一。

43.实际上，好事跟痛苦是一体的两面而已，一个是手背，一个是手心。假使说，好事他能够真丢掉开的话，痛苦来一样可以丢开，所以痛苦也是一个很好的测验。如果一个人碰到烦恼，痛苦，逆境的时侯丢不开，说他碰到好事能丢得开，那是不可能的。

44.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

45.我们都常听说“得意忘形”，但是，据我个人几十年的人生经验，还要再加上一句话“失意忘形”。有人本来蛮好的，当他发财、得意的时候，事情都处理得很得当，见人也彬彬有礼;但是一旦失意之后，就连人也不愿见，一副讨厌相，自卑感，种种的烦恼都来了，人完全变了。

46.禅宗不但不立文字，而且以无相、无门为门，换言之，禅宗也是以无境界为境界，摆脱宗教形式主义，而着重禅法修证的真正精神，升华人生的意境，而进入纯清绝点、空灵无相而无不是相的境界。

47.人能够真正做到了为学问而学问，就不怨天、不尤人，就反问自己，为什么我站不起来?为什么我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是自己的学问、修养、做法种种的问题。自己痛切反省，自己内心里并不蕴藏怨天尤人的念头。拿现在的观念说，这种心理是绝对健康的心理，这样才是君子。

48.什么叫做事业呢?孔子《易经系传》叫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对社会大众有贡献，对国家民族，对整个的社会，都是一种贡献，这才算是事业。

49.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

50.在艰苦中成长成功之人，往往由于心理的阴影，会导致变态的偏差。这种偏差，便是对社会对人们始终有一种仇视的敌意，不相信任何一个人，更不同情任何一个人。爱钱如命的悭吝，还是心理变态上的次要现象。相反的，有器度有见识的人，他虽然从艰苦困难中成长，反而更具有同情心和慷慨好义的胸襟怀抱。因为他懂得人生，知道世情的甘苦。

国学大师黄侃，虽放浪形骸，却奉母至孝。黄侃自幼丧父，由生母和慈母将他抚养长大。1908年，生母周氏病重，黄侃回到家照顾了六个月，母亲就去世了。黄侃大恸，吐血不止。当时，清政府严捕革命党人，黄侃被迫逃亡日本，但思母不已，便请好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这幅画成为他的随身宝物，一刻不离。

对慈母田氏，黄侃也是非常孝顺。他在京鄂间千里来来去去，都是侍母而行，每次奉母出行，必随身携带一口棺材。这口棺材是其父黄云鹤留给慈母的，本为黄父当年准备自用的，但因棺材太小，就留给了慈母。慈母去世后，黄侃悲痛欲绝，按照古礼服丧。以后，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全家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季羡林：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

选择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为了研究梵文，他“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三辞桂冠。季羡林被奉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对此，他力辞三顶“桂冠”：“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温家宝称赞季羡林。“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您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季羡林语录。“对待一切善良的人，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忍者，相互容忍也。”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经说过，人生有三境界：

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三境界——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把这“人生三境界”化为我的“读书三境界”，读书需要这样的境界。

古语云，开卷有益。人，要博览群书，但在浩如烟海的书林中，如何寻找适合自己读的书呢?这需要我们查找、搜寻，选择适合自己的书。作为学生的我，就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刚开始上高中的时候，因为自己的语文成绩不理想，想多阅读一些文章作品，于是把《读者》、《意林》、《青年文摘》等杂志买来看，经过一段时间后，自我感觉还不错，但是到真正写作文的时候，还是“挤不出牙膏”来。向老师请教才如梦方醒，读书作学问不能只关照“快餐文化”，要读经典，读名著，并且写读书笔记，记自己的阅读心得。读，一定要有所得。在老师的启发下，我改变了读书的策略，按照老师的说法去做，果然很奏效。真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啊!

高中生还有很多必读书目，摆在我眼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没有那么多的精力读。怎么办呢?鲁迅先生说过，时间像海绵里的水，要挤总会有的。我把一切课余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别人闲谈的时间，我用来读书;别人闲逛的时间，我用来读书;别人游戏的时间，我用来读书。那一段时间，很多同学都认为我变得不可思议，变得不可理喻，但，我心是有方向的，为了这个方向，我“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三年间，我读了中外名著40多部，写读书笔记10多万字，考前捧着厚厚的精神食粮，我欣慰自己三年没有荒废。今天，看到这个与阅读有关的材料，“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自己的思维马上回归到了我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我找到了自己的精神领地，心灵之笔以最快最好的速度诉说“我”的阅读经历，我的阅读境界。

人生，仍然在继续;读书，依然在进行。在人生与读书之间，我找到了一个最美的境界。

简评 文章记叙了“我”的阅读经历。有以下几点值得借鉴：一、选材精当。作文的范围是写阅读的，但怎样写却是很难处理的。本文作者却以很小的角度切入，以“人生三境界”为引子，转而化为自己的看法，精辟!二、思路清晰。作者叙述了“我”的阅读经历，以一个横断面的形式切入，只说了自己在高中三年的情况，而且以时间为序，水到渠成。三、语言有文采。文章作者善于运用排比、引用来渲染氛围。

[高考满分作文：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人生三境界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就一直在清华园里流传着。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们一再讨论——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游学海外13年带回的却是东方学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却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有个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原因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

陈寅恪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这一年他9岁。家国大难之后，陈宝箴携家带口回了江西老家，陈三立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向了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结局。

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的1909年，陈寅恪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陈寅恪一辈子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终生背负着家、国的使命。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儿自己读书，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以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的。

开辟国学研究新领域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但他从不满足，仅梵文一项，就先后学了10年。当时中国学术正处在逐渐走向国际学界这样一个转轨的时候，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而对子的上联，又仅有三个字：“孙行者”。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一个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陈寅恪的预料。

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来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当时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也有人误以为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其实，陈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当时很多学者都并不清楚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陈寅恪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其实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文的真正特色，尤其是跟印欧语系的区别在哪里。陈寅恪关注的是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后来的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等等。

登上中古史研究高峰

就在这个时候，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学界通称的“中古史”。这是陈寅恪第一次学术转向，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而最大的因素就是与抗战有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父亲陈三立这时已85岁了，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五天后，陈三立死了。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发。这时，陈寅恪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剥离，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医生告诉他需要手术，但做了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的休养。陈寅恪最终选择了不做手术，就是说，为了离开沦陷区，他放弃了复明的希望。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北平沦陷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但赶到长沙，还没等到这些藏书，便又匆匆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可是当书到长沙，竟悉数被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着的常用的、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部分竟也被盗走了。这意味着，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他积攒的记忆了。“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就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这是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陈寅恪写书的种种细节，至今仍被后世记忆着。在四川李庄的时候，邓广铭先生住在陈寅恪的楼底下，傅斯年对他说，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有一次邓广铭跑上去，看见陈先生躺在床上呻吟，说我要快死了，我这个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县人，字宾四，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的一个贫寒书香之家。他天赋聪悟，7岁入私塾，10岁进无锡荡口镇华子才创办的果育小学读书。1906年其父病逝，家徒壁立，寡母及兄弟四人，靠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其间他就读中学，至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被迫解散，遂致辍学。

1912年，因家境贫寒，升学无望，钱穆想通过教书自学谋求出路，遂应聘到小学任教，开始了乡间教书手涯。在以后的十年中，他读了《孟子》、《史记》，毛奇龄的《四书改错》，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马建忠等的《马氏文通》，孙诒让的《墨子闲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等名著，为以后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1922年始，他开始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教授国文、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等课程，由于教者要自编讲义，故在讲《论语》时，“考孔子生卒行事，始有意作《先秦诸子系年》”。所讲授的讲义，除文字学外，其他的如《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等，后经改定均已出版。

1927年秋，钱穆应汪典存之邀，任教于苏州省立中学，并与吴梅相识。

此间，在课外的研究工作为撰述《先秦诸子系年》。

1930年春，应顾颉刚之请，钱穆把撰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寄给他，顾氏看后，并不介意其观点与自己意见相左，把此文刊载在同年《燕京学报》第七期上。正是这篇文章确立了钱穆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因为他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逐年列出，进而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不通者有28处，绝对不存在刘歆以五个月时间编造诸经能欺骗其父，并能一手掩盖天下耳目之理，也没有造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这纯属康有为为了托古改制而杜撰的结果。此书问世以后，对重新评估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年6月，经顾颉刚推荐，燕京大学聘钱穆去任教。这样他就结束其早年自学教书的艰苦年代，开始了学术人生的新旅程。

1930年秋，钱穆执教于燕京大学。他在燕大教国文课，住在朗润园，除与顾颉刚是旧识外，还常与潘佑荪、郭绍虞等交往，又与冯友兰相识。

1931年夏，顾颉刚致信胡适，力荐钱穆去北京大学任教。来北大初期，他在历史系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两门必修课。另选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课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开过，其讲义在杂志上发表。他的想法与梁氏相左，因此自编讲义，这便是日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的雏形。此外，钱穆还欲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历史系负责人陈受颐、傅斯年不同意开设此课，因为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中国秦以下政治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的政治制度不要再研究。钱穆则认为以前制度可以不再问，以前政治如何是专制，今人应该知道，遂开设此课。后来出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就是依此课讲义改定而成的。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而且还从事学术研究。其研究重心是先秦史和近三百年学术史，先后出版了《先秦诸子系年》(1935)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两部主要著作。他认为，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史记》也有错误，并非绝对可靠。《竹书纪年》可以补此缺陷，但此书出而复佚。今传世本错误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难作为考辨的依据。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诸子之书，以使诸子年次难以成其条贯。据此，依据《竹书纪年》，厘定今传世本的错误，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考诸子群书，参证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国的年代顺序，与山川地理参伍以求，错综以验，辨伪订伪，定世排年。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乃世所罕见。他不同意那种把汉学与宋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学、宋学之是非，并将清代学术的渊源归结为晚明遗老，乃至宋学;认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都与宋学有着学术上的前后承接关系，只是到了乾嘉时期，汉学才逐渐兴起，而此时的汉学诸家学术与宋代学术休戚相关;又指出过去人们论述清人学术，往往多侈陈考据之学，或略述论学之语，而从不谈及其人思想如何，是很不够的。这两部著作对诸子及战国史和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当时北平学术界人才济济，钱穆善于学术交往，因此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与他同来北大的有汤用彤、蒙文通等人。汤用彤在南京中央大学时，曾去欧阳竞无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听佛学，熊十力和蒙文通都是欧阳竞无的弟子。蒙文通是由汤氏举荐来北大的。在此之后，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和钱穆四人过从甚密，常在一起切磋学术。熊十力此时正在撰写《新唯识论》，批驳其师欧阳竞无的学说，蒙文通则意见相左，每次见面必加以反驳，汤用彤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为专家，却常常不发表意见，钱穆充当调解人。当他们的议论从佛学转入理学时，熊、蒙两人又相争不下，钱穆也做缓冲。

钱穆除了与熊十力、汤用彤、蒙文通常常相聚外，还与林宰平、梁漱溟往来。钱穆与孟森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又经汤用彤介绍与陈寅恪、吴宓相识，也结交了贺麟和张荫麟。还结识了张孟劬、张东荪兄弟，并和熊十力与张氏兄弟经常相晤。与钱穆交往的学者还有陈垣、马衡、张其昀、缪凤林、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庚和容肇祖兄弟、向达、赵万里、贺昌群等等。

钱穆当时也很关心时事。1935年，与顾颉刚、钱玄同、姚从吾、孟森、徐炳昶等百余人联名上书国民政府，催促早定抗日大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南迁。10月，钱与汤用彤、贺麟三人同行。文学院暂设在南岳山腰圣经院旧址。当时，他曾与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同住，尽管条件艰苦，仍常常挑灯夜读。一日，冯友兰来访，出示所作《新理学》书稿，请提意见，钱穆认为《新理学》只讲理气，不讲心性，有其片面性，又中国无自己创造的宗教，但对鬼神却有独特的理解，建议冯氏加上鬼神一章，这样可使新旧理学一贯相承。冯友兰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西南联大期间，钱穆除教学外，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就是写成《国史大纲》。他指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写一部新通史，而这种通史应具有下列条件：能将中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的参考。前者在于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症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因此，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能在国家民族自身内部求得其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上的则为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和。1939年夏，他携书稿去香港交商务印书馆付印，几经周折该书终于在1940年遵钱己见按原稿出版。此书成为大学教科书，并始终贯穿着对民族文化“温情与敬意”的精神，它一经出版发行，就风行全国，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广大热血青年积极参加抗战，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40年，钱穆践履顾颉刚之邀，去成都齐鲁大学任课，并主持国学研究所。期间，又迁置嘉定武汉大学讲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朱光潜，又应马一浮之邀去岷江对岸乐山的复性书院讲学。此间开始编写《清儒学案》，特请人购得清代诸家的遗书。全书约四五十万字，由他亲手誊写，因生活清苦，找不到他人另写副本。抗战胜利后，《清儒学案》书稿随箱装船返南京时，不慎落入江中，一番心血付诸东流。所庆幸的是书序已在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季刊》上发表。

他又写成《中国文化史导论》，并陆续刊载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

该书从中西比较出发，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精神及特殊的发展规律，建立了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文化学理论。他认为，人是文化的中心，把人生、人类生活当成文化的本质，并对文化的结构、要素进行研究，强调它们之间的互动性，提出了一套研究文化的方法。他倡导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要充满“温情和敬意”的态度，反对偏颇的民族虚无主义。同时也重视中西文化的比较，主张集异建同、多元共处，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这本书是他入蜀以后在思想与写作方面的一个新转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昆明的北大学生要求复校，聘胡适为校长。

当时胡适正在美国，校务由傅斯年署理。旧的北大同人不在昆明的，均已收到信函返回北京，钱穆没有得到邀请。而上海各高校争欲聘请，可他感到时局动荡，欲择一安静去处，排除纷扰，闭门著书。他曾被邀请去常熟作讲演，又与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相会。1946年，钱穆应聘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并兼任云南大学课务。1948年，又应聘任教于无锡江南大学，并与唐君毅论交。校舍新建在太湖之滨的坡上，风景极佳，他常常泛舟湖上，悠游之余遂成《湖上闲思录》一书。又撰成《庄子纂笺》，实为近代治庄学力作。翌年春，他与唐君毅应聘于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一日，偶遇张其昀，闻其拟在香港创办学校，自念“决当追随”，旋即迁居香港，结束在大陆几十年的教研生涯，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1950年，钱穆等人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任院长。新亚书院是在亚洲文商夜校基础上改建的，校舍简陋，除钱穆外，张丕介、唐君毅也在这里任教。钱穆等人创办新亚书院的宗旨，不仅是为许多大陆来港青年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了护持中国文化，培养经受中国文化洗礼的中国人;目的是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堂堂正正做人的中国人;要求每个学生必须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必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民主精神，会通中西文化，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1953年，新亚书院得到美国雅礼董事会的赞助，旋即在嘉林边道租了新校舍。不久获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又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兴办新亚研究所。为了表彰钱穆办学的贡献，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50-60年代，他在新亚书院，除处理浩繁的校务工作外，还承担许多课程，多次开设文化讲座，组织学术讨论会，并经常在港台作学术讲演。

在此期间，他不断完善、修补以前在大陆的旧著，还撰写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新著。他先后被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邀请去授课和讲演，并被耶鲁大学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又应邀去英国牛津、剑桥访问。后经法国、意大利回香港。出国访问期间，钱穆向西方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了解中国，增进相互间的学术交往起了积极作用。

1967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职务，离开香港，定居台北，开始晚年的生活。卸任伊始，他曾去马来西亚大学讲学。期间，他日夜读《朱子语类》，开始撰写晚年的巨著《朱子新学案》，这本著作把朱子置于孔子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后半期中加以考察，突出了朱熹集理学之大成，集宋学之大成，集汉唐儒学之大成的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不决的一些重要问题。

钱穆除著书外，还兼任数职。他曾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在台湾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任教，学生皆来其住处客厅上课，他在讲课基础上写成《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等书。又应聘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博物院为他开辟了一个研究室，他在此读了《四库全书》中宋、元、明三朝理学诸集，选择十余人，各撰专篇论文。70年代后，钱穆开始努力编定《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这部丛书是他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的汇集，每集每编所收诸篇，他都亲自阅读，小作改订，大体保持论文的原貌，所以花费精力极大。编至明代部分，因患眼疾，故排版和校对皆不能靠自己，清代一编也不能逐篇阅读。关于学术思想方面论著汇为专集的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灵魂与心》、《中国学术通义》等。中国文化方面的除《文化学大义》外，还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他毕生写作的目的是“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开门路”。

钱穆居住外双溪时，曾先后几次应邀去香港讲演，又两次去日本、韩国。初次韩国之行，选择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韩南塘四家全集，回台后精心研究，写成《朱子学流衍韩国考》一文，后收入其学术思想史文集中。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外出南游，此间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深切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和兄长扶持、帮带之情，也透露出对大陆子女的深深眷怀与思念。后又写成《师友杂忆》一书，对早年苦学，师友交往，以及著书立说等往事做了比较全面的追忆。此书不仅是钱穆学术人生道路的总结，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珍贵的史料。

钱穆84岁因眼疾已不能见字。1978年，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邀请他去中文大学讲学，其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共分六讲，后据录音改写成书刊行。翌年，新亚创校三十周年，他又赴香港。

1985年，他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向其学生赠言离别：“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至此告别杏坛。之后，他仍耕耘不休，在92岁时，以非常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晚学盲言》。

1990年8月30日，钱穆病逝于台北家中，终年96岁。

地震后，学校的重建在各方关爱下，一年多的时间便完成了，美丽的校园宽敞明亮的教室，那绿树青草掩映下的操场。办公室主任突发奇想：要是有点书画作品装饰一下，这校园就充满了文化氛围了，也许跟书画家们讨要几幅，说不定还行得通，于是从网上查找，书画家们的住址或邮箱，有的发电子邮件，有的发去公函，结果“奇迹”真的发生了，看来“汶川地震，大爱无疆啊!”。学校办公室竟然陆陆续续收到了书画家们的馈赠之作，当中不乏名人大家，其中令人感动的是，四川一年逾古稀的退休老画 家雷达先生，开着老年三轮车带着妻子，来免费为学校创作了三天。更加惊喜和意想不到的是，北京大学教授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病榻上献出他生命中最后一幅墨宝。

当时是2009年7月10日下午，季羡林先生用毛笔题写了“臧克家故居”，又为孔子卫视题写了“弘扬国学，世界和谐”，最后为我校题写道：“抗震救灾，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墨迹未干，仙人却乘鹤而去，7月11日晨八时五十分左右，大师便与世长辞了，享年98岁，他儿子季承，遵照他父亲的遗愿，本该俸寄，因为有特别的意义加之另外的考虑，寄来了两张相拼接的复印稿，并来信说明情况。然而三年后的金秋，一封来自北京的挂号信，抹去了我们心中那份遗憾，我们便欣喜的收到了他儿子季承寄来的大师亲笔之作，那散发作墨宝馨香绝笔书法，怎不叫人充满无限的感激和深切怀念啊!

你无法想象，一个98岁的老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是用怎样的力量和意志，去完成别人近似于奢望的要求，望着这珍贵的墨宝，我们难免为自己的莽撞感到深深的自责和内疚，然而，她却承载着大师情系灾区，爱牵学子的殷切关怀，先生更是用他生命最后的光芒，诠释着自己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奋斗终身的精神，大师已离开了我们，然而他的风范、他的精神、他的深深教诲和勉励，却永远闪耀在我们面前，回荡在我们心中，这是我们无论过去还是将来赖以生存和强盛的民族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