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红军讲革命长征故事有感汇编20篇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草地的气候就是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冒出来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就有一场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像用梳子梳理过似的，光滑地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看不清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有几粒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撮撮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路，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冷不丁地连打了几个寒战。他这才发现衣服已经完全湿透了。

“要是有堆火烤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可是他仍然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里。突然，他的手触到了一点粘粘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口袋翻过来。果然，在口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一会儿捏成长形，一会儿又捏成圆的，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我没有发现它!”

已经是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得饿得难以忍受。为了不至一口吞下去，他又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蓦地听见了一声低低的叫声：“同志——”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略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

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根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贮满了一汪浑浊的污水，看来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像一块黑毡糊贴在前额上，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答答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无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的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张开眼睛，习惯地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却没有动得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这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

那同志抬起一双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抬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翕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

卢进勇手停在半空，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

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这一刹那间，他觉得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那人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二，三，四……”

一共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询问地向卢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像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爆发着一种喜悦的光。只见他合起党证，双手捧起了它，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进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地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

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像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擎着，像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

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在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的篝火烧起来了。在风雨、在烂泥里跌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围着这熊熊的野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冒着一层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咝——咝”地响着…… 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其余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又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

“一，二，三，四……”

作为建党95周年的献礼之作，影片以1926年发生在山东省广饶县的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共产党宣言》是如何克服残酷的镇压和血腥屠杀，如火种般在人民群众中传递的故事。

当姜玉兰及一众农村女性得知从《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个小本子里能够知道取得馍馍的方法时，那激动而兴奋的表情仍然历历在目。那个年代，地主压榨老百姓，家里的孩子是顿顿吃不饱，天天饿着肚子睡觉，吃饺子都是奢望。想来如今的生活真是来之不易……

青年共产党员刘雨心带着中国首版《共产党宣言》来到广饶，向群众宣讲《共产党宣言》的真义，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支持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念，保护《共产党宣言》，保护革命的种子，最终她为了革命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但革命的种子也终于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

“种子生长需要泥土，能成为泥土，好。”的确，我们现在的安定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现代的我们可以吃饱穿暖，再不用天天饿肚子，穿大补丁的衣服，女性也不用裹小脚，且拥有了上学读书的权利。

吃水不忘挖井人，感恩先烈们为我们创造了现在的美好生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无比光荣。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所有小贩都向红军部队围拢过来。为避免买卖拥挤，各部红军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用现大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嘈杂，都感到有点惊奇。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族、回族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产生了兴趣，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拉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因为她们对女战士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向女战士“实行检查”。红军女战士当时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晚饭。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简直就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

红军经过短暂的休整，由此继续向陕北行进，由于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由于秋毫无犯的纪律，沿途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长征途中一位炊事班班长接受并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照顾三个生病的小战士过草地，而牺牲了自己的事，表现了红军战士忠于革命、舍己为人的崇高品质。今天小编就来分享一位老班长在长征路上令人感动的故事,希望读者喜欢。

一位老班长在长征路上令人感动的故事

1935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许多同志因此得了肠胃病。我和两个小同志病得实在赶不上队伍了，指导员派炊事班长照顾我们，让我们走在后面。

炊事班长快四十岁了，个儿挺高，背有点儿驼，四方脸，高颧骨，脸上布满皱纹，两鬓都斑白了。因为全连数他岁数大，对大家又特别亲，大伙都叫他“老班长”。

三个病号走不快，一天只走二十来里路。一路上，老班长带我们走一阵歇一阵。到了宿营地，他就到处去找野菜，和着青稞面给我们做饭。不到半个月，两袋青稞面吃完了。饥饿威胁着我们。老班长到处找野菜，挖草根，可是光吃这些东西怎么行呢?老班长看我们一天天瘦下去，他整夜整夜地合不拢眼，其实，这些天他比我们瘦得还厉害呢!

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个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加作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

以后，老班长尽可能找有水塘的地方宿营，把我们安顿好，就带着鱼钩出去了。第二天，他总能端着热气腾腾的鲜鱼野菜汤给我们吃。我们虽然还是一天一天衰弱下去，比起光吃草根野菜来毕竟好多啦。可是老班长自己呢，我从来没见他吃过一点儿鱼。

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老班长，你为什么不吃鱼啊?”

他摸了摸嘴，好像回味似的说：“吃过了。我一起锅就吃，比你们还先吃呢。”

我不信，等他收拾完碗筷走了，就悄悄地跟着他。走近前一看，啊!我不由得呆住了。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下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我觉得好像有万根钢针扎着喉管，失声喊起来：“老班长，你怎么……”

老班长猛抬起头，看见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手里的搪瓷碗，就支吾着说：“我，我早就吃过了。看到碗里还没吃干净，扔了怪可惜的……”

“不，我全知道了。”我打断了他的话。

老班长转身朝两个小同志睡觉的地方看了一眼，一把把我搂到身边，轻声说：“小声点儿，小梁!咱们俩是党员，你既然知道了，可不要再告诉别人。”

“可是，你也要爱惜自己啊!”

“不要紧，我身体还结实!”他抬起头，望着夜色弥漫的草地。好久，才用低沉的声音说，“指导员把你们三个人交给我，他临走的时候说：‘他们年轻。一路上，你是上级，是保姆，是勤务员，无论多么艰苦，也要把他们带出草地。’小梁，你看这草地，无边无涯，没个尽头。我估计，还要二十天才能走出去。熬过这二十天不简单啊!眼看你们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只要哪一天吃不上东西，说不定就会起不来，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去向党报告呢?难道我能说，‘指导员，我把同志们留在草地上，我自己克服了困难出来啦’?”

“可是，你总该跟我们一起吃一点儿呀!”

“不行，太少啦。”他轻轻地摇摇头，“小梁，说真的，弄点儿吃的不容易啊!有时候等了半夜，也不见鱼上钩。为了弄一点儿鱼饵，我翻了多少草皮也找不到一条蚯蚓……还有，我的眼睛坏了，天色一暗，找野菜就得一棵一棵地摸……”

我再也忍不住了，抢着说：“老班长，以后我帮你一起找，我看得见。”

“不，咱们不是早就分好工了吗?再说，你的病也不轻，不好好休息会支持不住的。”

我还坚持我的意见。老班长忽然严厉地说：“小梁同志，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你的任务是坚持走路，安定两个小同志的情绪，增强他们的信心!”

望着他那十分严峻的脸，我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竟扑倒在他怀里哭了。

第二天，老班长端来的鱼汤特别少，每个搪瓷碗里只有小半条猫鱼，上面漂着一丁点儿野菜。他笑着说：“吃吧，就是少了点儿。唉!一条好大的鱼已经上了钩，又跑啦!”

我端起搪瓷碗，觉得这个碗有千斤重，怎么也送不到嘴边。两个小同志不知道为什么，也端着碗不往嘴边送。老班长看到这情况，收敛了笑容，眉头拧成了疙瘩。他说：“怎么了，吃不下?要是不吃，咱们就走不出这草地。同志们，为了革命，你们必须吃下去。小梁，你不要太脆弱!”最后这句话是严厉的，意思只有我知道。

我把碗端到嘴边，泪珠大颗大颗地落在热气腾腾的鱼汤里。我悄悄背转身，擦擦眼睛，大口大口地咽着鱼汤。老班长看着我们吃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嘴边露出了一丝笑意。可是我的心里好像塞了铅块似的，沉重极了。

挨了一天又一天，渐渐接近草地的边了，我们的病却越来越重。我还能勉强挺着走路，那两个小同志连直起腰来的力气也没有了。老班长虽然瘦得只剩皮骨头，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还一直用饱满的情绪鼓励着我们。我们就这样扶一段，搀一段，终于走到草地边上，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峰已经看得见了。

这天上午，老班长快活地说：“同志们，咱们在这儿停一下，好好弄点儿吃的，鼓一鼓劲，一口气走出草地去。”说罢，他就拿起鱼钩找水塘去了。

我们的精神特别好，四处去找野菜，拾干草，好像过节似的。但是过了好久，还不见老班长回来。我们四面寻找，最后在一个水塘旁边找到了他，他已经昏迷不醒了。

我们都着慌了。过雪山的时候有过不少这样的例子，战士用惊人的毅力支持着自己的生命，但是一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要挽救老班长，最好的办法是让他赶快吃些东西。我们立即分了工，我去钓鱼，剩下的一个人照料老班长，一个人生火。

我蹲在水边，心里不停地念叨：“鱼啊!快些来吧!这是挽救一个革命战士的生命啊!”可是越性急，鱼越不上钩。等了好久，好容易看到漂在水面的芦秆动了一下，赶紧扯起钓竿，总算钓上来一条两三寸长的小鱼。

当我俯下身子，把鱼汤送到老班长嘴边的时候，老班长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看见我端着的鱼汤，头一句话就说：“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我不行啦。你们吃吧!还有二十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草地去!”

“老班长，你吃啊!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去!”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不，你们吃吧。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见着指导员，告诉他，我没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你们照顾好。看，你们都瘦得……”

老班长用粗糙的手抚摸我的头。突然间，他的手垂了下去。

“老班长!老班长!”我们叫起来。但是老班长，他，他的眼睛慢慢地闭上了。

我们扑在老班长身上，抽噎着，很久很久。

擦干了眼泪，我把老班长留下的鱼钩小心地包起来，放在贴身的衣兜里。我想：等革命胜利以后，一定要把它送到革命烈士纪念馆去，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来瞻仰它。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

“狼牙山五壮士”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战斗中英勇抗击日军和伪满洲国军的八路军5位英雄，他们是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在战斗中他们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面对步步逼近的敌人，他们宁死不屈，毁掉**，义无反顾地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5位战士的壮举，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

五.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天，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一师一支百余人的队伍被乌斯浑河挡住了去路，队伍中有第五军妇女团的八名女战士，她们是：冷云(原名郑志民)、胡秀兰、杨贵珍、郭桂琴、黄贵清、李凤善、王惠民、安顺福。经过连日奔袭，抗联战士们又饿又累，师长决定在岸边休息一夜翌日早晨过河。十月的北方天气已经非常寒冷，露营河畔的部队燃起几堆篝火取暖，却被日伪特务发现。后半夜，日军熊本大佐集合了一千多日伪军将露营的抗联战士包围。 拂晓时，抗联战士们发现了日军，急忙向外冲。冷云比较冷静，命令七名女战士卧倒，日军没有发现她们，向大部队逼近。在此危急时刻，冷云果断组织女战士从背后袭击敌人，吸引日**力，掩护大部队突围。日军在得知她们只有八名女兵时，变得更加猖狂：“投降吧!皇军不会亏待妇女!”冲出日军包围圈的抗联大部队发现还有八名女战士没有突围出来，多次组织营救，终因日**力强大未能成功。

被包围的八名女战士投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趁敌人卧倒的机会，毁掉**，挽臂涉入了冰冷的乌斯浑河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她们中最大的二十五岁，最小只有十三岁。

当年投江的八名抗联女战士和那个广场上晨练的女孩年龄相仿，但因为身处国难当头的时代，她们毅然决然地举起钢枪反抗外来侵略者，并在最后时刻选择了舍生取义。

这个故事发生在1935年6月的夹金山。

夹金山山峦起伏，白雪皑皑。狂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翻卷咆哮，凛冽的空气中，雪山似乎也在颤栗。

前进的队伍有些迟缓了。寒冷、饥饿、稀薄的空气侵袭着这支坚强的队伍。在这片让神灵都敬畏的土地上，已经有很多同志永远闭上了眼睛。

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歌声穿透风雪，驱散了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的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战士们笑了。

这名唱歌的女孩儿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女孩儿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翻雪山时，女孩儿身体单薄，同行的大姐怕她冻坏，把身上穿的一件红毛衣送给了她。她高兴极了，穿着这件长及膝盖的大毛衣在队伍里跑前跑后，在山坡上唱着跳着，红艳艳的颜色在雪地里分外耀眼，大家就开玩笑地叫她"小太阳"。

队伍接近山顶了，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很多同志因为疲惫和饥饿坐在了雪地上，这一坐，便成了冰雪的雕像。红毛衣也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突然，她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在这里，停顿就意味着死亡。"小太阳"拼命地摇着他，战士只是含糊不清地说："冷，冷......"

队伍依然缓缓地前进着。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干部休养连的战士们到处寻找，在半山坡的雪地里，看到这个年少的卫生员静静地躺在山坡上，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军衣，小小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在担架上，战士们找到了那件红艳艳的大毛衣，它穿在一个受伤的战士身上。伤兵流着泪回忆说，困乏时坐在雪地里，只觉得有人在拼命地拉着他，对了，还听见了歌声，他说，很熟的歌：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所有人都沉默了。伤兵脱下红毛衣，郑重地铺在雪地上。它像英勇战士快乐的微笑，舒展在茫茫雪地中。仰首望去，峰顶已经微现阳光，太阳红彤彤，照在皑皑白雪之上，映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穿过岁月的悠远。

很多年前，那许许多多美丽的壮烈的故事依然生动、依然鲜活。曾经有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快乐地行走在这支波澜壮阔的队伍里，她唱过最响亮的歌谣，让疲惫的战士仰望天空，看到太阳;她跳过最动人的舞蹈，让受伤的老兵忘记伤痛，欣然而笑;她曾为一件普通的红毛衣欣喜不已、视若珍宝，在最危险的时候她又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连同生的希望和力量，让给了自己的战友。那一年，她15岁。

在长征故事的耳濡目染下、在红军父辈性格的潜移默化下，卜谷家庭逐渐形成了清正廉洁、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团结互助的红色家风。伯父从遵义到延安，从山西被敌机轰炸致双耳残疾到新中国成立后卸甲归田，康克清为伯父改名这件事，一直勉励着伯父每时每刻不忘共产党员的宗旨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为自己的名字作出最好的诠释。三年困难时期，伯父带头嚼野菜、咽糠团，主动为政府分忧。他说，比起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强多了。因为家中生活一直比较清苦，伯父就带领全家起早摸黑垦荒造田，粮食蔬菜基本自给，还在200多米长的河滩上栽种了千余棵树苗，在他的精心呵护下，小树长大成林，成为家乡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种红色家风体现在卜谷身上尤其明显。卜谷说：“红色家风早已融入了血脉。”他一生所信奉的“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正是“清正廉洁”家风的传承。创作的《红军留下的孩子们》，作为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他曾前往北京3次、上海1次、福建3次，走遍赣南大地，且大都是自费采访。

那年，在得知兴国县池煜华70多年守望红军丈夫的事迹后，卜谷前往采访的途中，残疾的脚被绞在摩托车后轮里面，穿着的皮鞋被撕碎，钻心的痛使他晕了过去。在病床上躺了4个多月后，伤痛稍轻，卜谷便挣扎着再次踏上采访路。正是父辈们坚韧不拔的意志，激励卜谷采访池煜华八九次，写下《红军留下的女人们》一书，并与池煜华结下不解之缘，池煜华认卜谷为“儿子”。池煜华离世后，卜谷还赶往奔丧，在池煜华身上覆盖上一块大红被面，上书：“永远的池煜华妈妈”。

卜谷对一些青年文学爱好者给予帮助，引领他们走上红色创作之路。在广东务工的张桂明，就是在卜谷的帮助下走上红色创作之路的，最近他的红色题材长篇小说《金画眉》将出版发行。

从江西赣州市兴国县城向北驱车3公里左右，有一处村庄依山傍水、林木茂盛，这里就是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苏区模范乡、诞生了《长冈乡调查》的长冈乡。

从乡间的小路进入长冈乡的长冈村，距离村口不远有一处农家小院。记者一走进堂屋，身着灰土布做的红军服的钟发镇老人坐在木板凳上，笑着向我们挥手，瘦削、精神矍铄，慈祥的微笑，还有每一道记录着岁月的皱纹。

时间仿佛定格，因为此刻96岁老人的笑容，和84年前那个雀跃着加入红军的12岁小男孩的笑容一样纯真、质朴。

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长征时期，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感人的故事，激励着困难路上的我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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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刚同志是江西兴国人，共产党员，出身于贫农家庭，从小历尽风霜，磨练出了一种刚强、坚毅的性格。40多岁的他经验丰富，遇事能出主意，每当大家伙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的时候，只要有老宋在场，就能“逢凶化吉”。

1935年8月下旬，红一方面军进入草地。所谓草地，是指川西北草原。历史上一直为四川松潘所辖，故有松潘草地之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连接地段，面积约为1.52万平方公里，海拔约在3500米以上。

他们好不容易筹到一点粮食，每人分到了5斤青稞，把它炒熟装进了干粮袋。

就凭这5斤青稞，要走七八天的草地是根本不可能的。老宋凭着小时候给地主放牛时挖野菜充饥的经验，寻找能吃的野菜。第二天他发动大家动手摘了一大堆野菜，晒干了又使每人增加了10多斤半干半湿的野菜叶子。

8月下旬的一天，部队开进茫茫大草地，举目一望，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青草浸在紫黑色的泥水中，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在这广阔的泽国里，看不到树林和人烟，更找不到人行的道路。

进入草地后，有一天由于行军太累，没留神，脚下一滑，刘先掉进了一个脏水坑里。真糟糕，干粮袋里的炒青稞浸透了脏水，臭味熏人，没法再吃了。刚进草地就没有了干粮，以后可怎么办呢?年轻的刘先看着弄脏的干粮袋，不禁发起愁来。

突然，一个干粮袋从后面套在他的脖子上。他回头一看，正迎着老宋那温暖慈祥的目光。他用手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 “没关系，你用这个吧。”他拾起臭水浸过的半袋炒青稞，迈着吃力的步子向前走去。刘先望着他那瘦弱的背影，仿佛觉得有一股热浪从心里往上翻滚。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激，泪水像断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

傍晚，队伍露营在一个斜坡上。大家围着篝火，用搪瓷缸子煮一点开水，吃一点青稞充饥。老宋同志把开水缸子端到一边去，背着身子，把臭水浸过的青稞和野菜叶子泡在缸子里，费劲地嚼了半天，艰难地咽下去。

刘先实在看不下去，站起来提着干粮袋对他说： “老宋啊，我不能要你的粮食。”老宋拉着刘先的手，又把干粮袋挂在刘先的脖子上，笑着对刘先说： “小家伙，我年龄比你大，难吃一点我能行。你还年轻，要保住身体，走出草地好北上抗日。”

刘先没顾老宋的再三阻拦，还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排长汤平同志，汤平同志建议全排每人给老宋分出一点粮食。老宋再三推让不肯收下，最后党支部决定，硬把分出的粮食装进他的干粮袋里。

以后几天的草地行军中，老宋的身体越来越瘦弱。每到宿营地，别人都吃一点青稞，老宋同志总是悄悄地煮一点野菜吃，野菜不好消化，一直在闹肚子。

越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大。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夜晚的严寒，更使人难以忍受。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发的一套单军衣早已破烂不堪。晚上宿营，再也找不到烧火的柴火了，战士们只好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寒风吹来，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每一个人都盼望天快亮，快出太阳。

在夜里同志们冻得难受，老宋同志抽着旱烟，讲起江西老家的故事来。他那趣味横生的故事，把大家逗乐了，似乎也驱散了我们身上的寒冷。

长期的劳累和饥饿，再加上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严重的胃溃疡和风湿性关节炎在老宋身上一起发作了。他比进草地前更消瘦了，两腿已经瘫软无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体力。李辉高等几个同志硬从他肩上夺过步枪和手榴弹，让他轻装前进。实在无力行走，就扶着他走。

第六天，天色阴暗，突然下了一场雨夹雪，每个人全身都被雨水浸湿了。中午，又遇到一条宽约一百多米的河流，水深过胸，水流很急，部队发扬团结友爱精神，手臂挽着手臂，强忍着刺骨的冰冷，趟过了激流。老宋同志被扶过河后，开始发高烧，直打哆嗦，后来神志不清，昏迷不醒了。

同志们轮流背着老宋同志前进，走了十多里路，他有几次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发现别人背着他行走，想挣脱下来。他用微弱的嗓音恳求地说： “我是不行了，你们放下我吧，不要因我一个人拖累了大家。”

李辉高同志安慰他说： “老宋，放心吧，只要我们活着，就一定要把你背出草地。”老宋脸色苍白，嘴唇抽搐了几下，想说什么，但由于身体太虚弱了，又昏迷过去。当时，部队根本找不到一点药品，生了病只有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去战胜。

就这样，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坚持背着老宋走，有几次差一点陷进泥潭里去，经大家帮助，又拉出来继续前进。几经周折，终于坚持到了宿营地。

刘先永远也不会忘记草地那个寒冷的夜晚，老宋同志突然急促地喘息起来，他们立即围拢在他的身边，他已面无血色，两眼深陷，断断续续地说： “我不行了……感谢大家对我的照顾……我们一定能胜利地走出草地，我们党一定会胜利，中国的革命一定能成功……我已经看不到全国胜利的那一天了，有可能的话，写封信告诉我的家人，就说我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老宋同志垂下冰冷的双手，停止了呼吸。

刘先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同志们站在旁边也泣不成声。在掩埋烈士的遗体时，刘先突然发现老宋同志干粮袋里的青稞没有吃，还是那么多。原来他知道自己不能走出草地，只吞咽了一点野菜充饥，把青稞节省下来留给了大家，是饥饿和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啊!

像他这样刚强的红军战士，怎能不使后来这些活着的人们永远地敬佩他呢!

像他这样为中国革命无私无畏奋勇献身的红军战士，怎能不使这些活着的人们在心里永远地怀念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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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出生的朱和平，8个月的时候就被抱到了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的身边，直到爷爷奶奶去世，他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了近40年。朱和平对长征和长征中的爷爷有着特殊的感情：“爷爷一直用长征精神来要求我们、鼓励我们、鞭策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

朱和平是在听着爷爷革命故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坦言，在众多革命故事中，听得最多的、也是自己最爱听的故事就是长征中爷爷三过雪山草地的事。朱和平在访谈中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年的时候，他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采访长征老红军和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出版了《长征中的朱德》一书。

这本书是以爷爷的“人格力量”为主线，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生动鲜活的故事，展现了爷爷在长征中战胜敌人、踏遍万水千山的英雄气概。其中一段提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红四军总司令的爷爷朱德，带领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过雪山草地，同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巧妙地周旋，最终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部带到西北，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为长征取得胜利发挥了应有的贡献。朱和平认为这段故事是最为感人、最为震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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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出生18天就随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长征，她被称为“最年幼的红军”;因为战争，她被寄养11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女承父业，她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女将军之一。

贺捷生(1935—)，贺龙的大女儿，母亲是蹇先任。曾任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少将军衔。

1935年11月，贺龙打了个大胜仗，王震将军发来贺电，上面写的是：“祝贺贺副主席生了一门迫击炮。”贺龙看后大笑不止。后来萧克为贺龙的这个女儿取名为贺捷生，意为“战斗告捷时所生。”以下是贺捷生的自述。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在学童时代就记得：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如今记忆犹新。 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怀念追思革命先烈谢子长!谢子长烈士为陕北红军和苏区发展壮大做出卓越贡献。毛泽东主席曾亲自为谢子长的墓撰写的277字碑文《謝子長︰“民族英雄” “雖死猶生”》 雄关漫道 追思革命先烈谢子长!

1897年1月19日，谢子长出生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一个农民家庭，原名谢世元，又名德元，字子长，号浩如。先后在西安省立一中、陕北榆林中学求学。谢子长从小目睹陕北军阀横行霸道、鱼肉民众的暴行，求学期间就已萌生反抗旧社会的思想。1920年夏考入山西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3年冬毕业后到北京，结识了李子洲、魏野畴等共产党人，参加了青年进步组织共进社的活动，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回到家乡秘密发展党组织，组织农会，进行革命活动。1927年，他与唐澍、李象九等领导了著名的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8年他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推动了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谢子长积极投身反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根据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指示，1932年初，谢子长与刘志丹等一起筹划，在甘肃正宁县柴桥子村组建了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2月12日，奉中共陕西省委之命，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被任命为总指挥。3月22日，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主持下，在正宁县寺村塬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初创了寺村塬革命根据地，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探索了道路。同年12月，参与组建红26军，后受“左”倾路线执行者排挤，被迫离开部队赴上海“受训”。之后，被党组织派到冯玉祥部队工作，参与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工作，战斗在抗日前线。1934年1月，谢子长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身份返回陕北，积极领导陕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恢复了陕北游击队第1支队，陆续在陕北各县区建立起各支游击支队，成立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出任总指挥。7月，谢子长率部到达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胜利会师。同年夏，出任红26军42师政委的谢子长率领红3团和陕北游击队协同作战，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在河口战斗中，谢子长不幸中弹负伤。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逝世，时年38岁。

谢子长是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红军高级指挥员，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一生驰骋疆场，骁勇善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与陕甘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西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受大家的爱戴和敬仰。

谢子长具有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己任。谢子长从加入中国共产党起，就立志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他一生都在为中共组织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在陕甘地区建立和发展而不懈奋斗。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革命陷入低潮。为建立革命武装，1927年10月12日，谢子长等领导发动著名的清涧起义;1928年5月上旬，他参与组织领导了西北地区最大规模的渭华起义，建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从1929年起，他多次打入国民党地方部队中，开展兵运活动;1932年5月，他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甘肃靖远两次组织起义，先后成立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4支队和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1、2、3支队并任总指挥。靖远起义是当时甘肃大地上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年7月9日，根据谢子长指示，高鹏飞等人成功发动西华池起义，170余人的起义部队在正宁盘克塬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会合，被编为陕甘游击队第3大队，使得游击队兵力增加到500余人。1934年，当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时，谢子长立即与刘志丹共商破敌之策，之后亲率红26军第3团和陕北游击队联合作战，取得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谢子长遭遇了无数次挫折和失败，也经受了亲人被敌人杀害的痛苦，但他败不丧志，愈挫愈奋，屡败屡起，始终以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为己任，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充分表现出共产党人坚定的马列主义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谢子长坚持从实际出发，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1932年2月，谢子长率领的陕甘游击队根据地陇东当地高涨的革命形势，果断改变了中共陕西省委原定陕甘游击队应出击关中平原的计划，决定留在陇东一带发动和组织群众，开辟革命根据地。3月22日，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的主持和领导下，以寺村塬为中心，周边72个村镇的赤卫队、农会代表和游击队指战员共1000余人在寺村塬新庄子举行集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寺村塬成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标志着陕甘边第一红色政权的诞生。12月，谢子长、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开始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7月，因受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红26军南下渭华地区失败。失去红军主力支撑的照金革命根据地于10月失守。在残酷的教训面前，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坚持在陕甘边和陕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正确观点逐步被大多数人所赞同和接受。1933年11月3日，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解决了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战略问题。1934年初，回到陕北的谢子长完全赞成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开始了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使得陕北革命形势迅速好转。谢子长负伤后，仍然关心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未来发展和建设，养伤期间，他与刘志丹就如何组织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以及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问题进行了商讨，并达成一致意见。根据上级指示和谢子长等人建议，1935年2月召开的周家崄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谢子长伤重不治逝世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红军经过艰苦努力，于1935年夏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使得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又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谢子长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谋取利益。谢子长出身农民家庭，心里装着劳苦大众，对人民无限热爱。他常常教育战士说：“我们是老百姓的儿子，革命又是为了老百姓，所以要尊重老百姓。如果打骂老百姓，就是败家子、丧家犬，我们就要失败。”大革命时期，谢子长领导了安定县的农民运动，带领贫苦农民打击土豪劣绅，赢得贫苦人民的爱戴，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谢青天”。1928年1月，清涧起义受挫后，谢子长率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来到甘肃庆阳南梁，面对严重的困难，他教育部队指战员：“我们的一切活动都要为着人民群众的这一根本利益。”、“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时刻不能忘了老百姓，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爱护他们，给他们办好事。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谢子长与劳苦大众有着深厚的感情，能够事事为群众着想。1934年8月，谢子长养伤路过小界村，看到薛殿革家五六口人，炕上连一床被子都没有，临走时，他告诉警卫员：“把我的被子留给薛家。”薛殿革说：“这可不行，你受伤了，我们帮不了你什么，怎么能留下你的被子呢?”谢子长坚持说：“被子给娃盖!”在病危时，谢子长仍然想着老百姓，他流着泪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正是因为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心里时刻想着人民，情系百姓，始终坚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人民信赖和支持共产党人，中国革命事业才不断取得成功。

谢子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楷模，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谢子长襟怀坦荡，高风亮节，在他心中，党的利益、大局利益高于一切。1932年，谢子长、刘志丹率领红军游击队在陕甘大地纵横驰骋，粉碎了敌军的多次进攻，成功开辟了寺村塬革命根据地。但他却无端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批判，被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职务，派到甘肃开展兵运工作，他严格按照组织要求做好兵运工作，发动武装起义。在寺村塬革命根据地面临危局时，谢子长受中共陕西省委所派再次出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他力挽狂澜，指挥部队成功地击溃敌军三路“围剿”，扩大了红军部队。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即将按中央指示改编为红26军第2团时，“左”倾错误执行者再次对谢子长、刘志丹进行错误批判，并要求谢子长、刘志丹等人立即离队。此时的谢子长，不顾个人安危得失，以陕甘红军长远发展的大局为重，据理力争，坚持要求把刘志丹留在军中工作，自己则按要求远赴上海“受训”。1934年12月，谢子长在伤势恶化、病情危急之际给刘志丹写信，建议红26军和即将成立的红27军联合作战，把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连在一起。这一战略决策，加强了党对陕甘红军的统一领导，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上，谢子长从自身受伤实际和革命大局出发，坚持推荐刘志丹担任这一要职，充分体现了他以党的利益和人民事业为重的宽广胸襟和崇高精神风范。

谢子长英年早逝，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他的丰功伟绩和革命精神，永远激励后人。为纪念谢子长，1935年中共西北工委决定将他的家乡安定县改为子长县。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之后，1939年毛泽东两次为谢子长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题写了长达277个字的碑文。今天，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从他的革命经历中汲取精神养分，从他的人格风范中获得榜样力量，让先烈们永恒的革命精神成为激励我们前进的不竭动力。

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高尚品质。谢子长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穿行于枪林弹雨之中，历经无数挫折与失败，但从不气馁、从不悲观、从不动摇，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充满信心，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本质特点和精神境界。当今社会，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都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对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政治信念、顽强的战斗意志，在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打牢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信息闭塞、经济落后、政治黑暗、土匪横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谢子长历经艰难困苦，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了陕甘红军，开辟了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一切从革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今天，甘肃虽然已经走上了改革发展的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作为西部内陆欠发达的省情并没有根本改变。我们的发展、我们的改革、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立足省情。我们要牢牢把握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千载难的历史机遇，发挥自身优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破解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思想观念和软硬件环境障碍，不断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

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一心为民的崇高思想。谢子长在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改造民团，打击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为穷苦百姓撑腰做主;组织农会、设立章程，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创建陕甘红军，建立红色政权，为人民群众打天下。他去世后，中共西北局的纪念挽联写着：“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自上而下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模范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一心为民的崇高思想，下大气力解决好“为了谁”的问题。要按照甘肃省委工作部署，充分利用“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这一战略平台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重要契机，深深根植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发动群众，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凝心聚力。

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计私利的磊落情怀。作为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谢子长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居功自傲，从不把自己凌驾在组织之上，任何时候都是自觉服从党组织的领导，从不计个人私利，甘于奉献，一心为公。甘肃处在西部大开发的前沿阵地，目前已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潜力，但要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这就要求每一位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大力弘扬“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深入实施“3341”项目建设和“1236”扶贫攻坚行动，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富民兴陇大业倾心尽力。

孙中山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孙中山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孙中山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孙中山先生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孙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孙中山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孙中山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孙中山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看见了，看见了，那火红的党旗，中国现代革命圣地--井冈山到了，看着那神圣的党旗，心中涌起无限的激动。 车到茨坪，换车直奔毛泽东故居。 在导游小姐的陪同下先后参观了井冈山黄洋界哨口、大井红军领袖故居红军造币厂等革命胜迹。在黄洋界，我们领略了当年“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逍遁”的壮烈场景。我们感受到当年革命领袖、红军战士和井冈山人民在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所进行 斗争的艰苦性。同时井冈山的一草一木和流传下来的动人故事感动着我们每一位游客。当年战争年代的那棵毛泽东、朱德挑粮上山时曾歇息过的菏树，如今已成了公路旁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它默默见证着历史。那副举世闻名的“朱德的扁担”，使当年革命领袖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动人情景历历在目。在大井毛泽东故居，我们参观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在井冈山住过的房子，他们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前仆后继地、不屈不挠地跟敌人作 斗争，最后终于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旧居里，我们看到了毛主席、朱德、彭德怀当年睡过的床和用过一些桌子椅子。一切都是那么的简陋，在生产技术异常发达的现在，很难想像当年主席他们的工作生活环境是如何的艰苦。在主席他们旧居前面的一片空地上，我们看到了毛主席当年的 读书石，这块石头在一棵树底下，当年主席在这里运筹帷箼，冒着敌人飞机轰炸的危险在这快不起眼的石头上，读了大量的书籍，批阅大量文件，在这里为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俗话说“有山必有水，山因水而媚，水因山而灵”。井冈山除了一座座有名的山之外，还有千姿百态的井冈山水，青龙飞瀑的壮观，白龙瀑的隽秀，彩虹瀑的奇逸、仙女瀑的婀娜多姿，数量多、落差大的飞瀑是井冈山灵气所聚，井冈山绿色第一景的龙潭景区就以五潭十八瀑著称。最为壮丽的碧玉飞瀑，落差67米，上宽6米，下宽17米，飞瀑击石，溅玉流金，让人回味起“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妙诗句来。井冈飞瀑主要有龙潭景区和水口景区两处。我们参观的龙潭景区还有锁龙、珍珠、击鼓、仙女等五个飞瀑，也是井冈山最重要的风景区。 只有亲自来到井冈山的人才能体悟天下第一山的内蕴和它厚重的历史。“吃一餐红军饭、南瓜汤、红军套餐;走一段红军走过的小路;唱一首红军歌谣;祭扫一次红军烈士墓;听一场革命传统教育课;看一场红色旅游歌舞晚会《 岁月井冈山》”，井冈山红色之旅的“六个一工程”让我们以轻松的 心情走进井冈山，走进这红色的精神家园，感受先烈们的英勇斗争精神，回味那荡气回肠的中国革命历史，真是让人感慨万分。巍巍五百里井冈山，已与众多革命遗址融合为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成了人们陶冶情操、振奋精神的生动课堂，成为对外宣传和进行爱国主义以及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

两天的井冈山之行虽然短暂，但井冈山给我们的震撼是我们来井冈山之前无法想象和感觉到的。特别是对江泽民总书记概括的井冈山精神内涵：“坚定 信念，艰苦 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 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有了深刻的理解，我们体会到革命胜利成果来之不易，是许多革命前辈用 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应加倍珍惜。并坚信井冈山精神与与时俱进的时代品质相结合，熔铸成新的时代精神，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我们定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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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途中仍有不少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血战独树镇”一仗就有百余名将士英勇献身。从泌阳县烈士陵园到独树镇七里岗人民英雄纪念碑，再到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念碑，一座座纪念碑、一块块墓地，都在默默诉说着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事迹。也正是他们的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通过聆听他们的故事，也让我爱国、爱党的信念更加坚定，勇往直前、无私奉献的意志更加坚强。

在挖掘长征故事的同时，革命老区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让采访团成员感到欣慰。昔日偏僻闭塞的贫困山区，在党的好政策的领导下，道路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长、越来越平坦。如今，村民们种植的果子、药材，养殖的鸡子、肉牛都能方便的卖出去了;依托青山绿水、环境宜人的优势，不少地方都搞起了景区开发，而周围的村民不仅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还能发展农家乐，从事旅游服务业。群众的腰包鼓了，他们笑的也就更甜了!

重走长征路，我们用文字传播了长征精神、展现了发展成效，同时也让我们自己的心灵接受了一次洗礼。没有国便没有家，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小家才会幸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建设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老红军梁天文来到现场，寻找自己当兵时政委的后人。今年已经104岁高龄的老红军秦华礼，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通信事业，前半生坚持通信建设，在艰难的红军长征途中，负责传递重要情报，后半生建设通信教育，培养了十几万通信人才。

1933年初梁天文在四川省巴中县(现巴中市)，穿着自己的棉衣和草鞋参加了童子团。儿童团解散后，到卫生所里当了一名勤务员，卫生所跟着师部行动，14岁的梁天文被分给师首长杨政委(杨朝礼)当勤务员。长征途中，环境条件十分恶劣。

3年的时间里，杨政委既像个父亲一样照顾梁天文，同时作为一位老首长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坚强刚毅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当年的小战士。

1937年2月，杨政委在梨园口作战时牺牲。杨政委的墓地被立在梨园口烈士陵墓，昔日的小战士想要寻找曾经无微不至照顾和教导自己的杨政委的后人，同他们一起祭奠缅怀烈士，祭奠英魂。今晚昔日的小战士能否找到杨政委的后人来共同缅怀他心中永远的首长呢?

梁天文是家里最小的孩子，1933年，受革命志士的感染，梁天文在四川老家加入了童子团，1935年，年仅13岁的梁天文成为一名勤务员，负责杨政委的饮食起居。杨政委待他如自己的孩子，二人同甘苦，共进退，为了减轻梁天文的负担，杨政委就和他共用一套生活器具。3年的时间里，杨政委既像个父亲一样照顾梁天文，同时作为一位老首长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坚强刚毅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当年的小战士。

梁天文是家里最小的孩子，1933年，受革命志士的感染，梁天文在四川老家加入了童子团，1935年，年仅13岁的梁天文成为一名勤务员，负责杨政委的饮食起居。杨政委待他如自己的孩子，二人同甘苦，共进退，为了减轻梁天文的负担，杨政委就和他共用一套生活器具。3年的时间里，杨政委既像个父亲一样照顾梁天文，同时作为一位老首长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坚强刚毅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当年的小战士。

杨政委的墓地被立在梨园口烈士陵墓，昔日的小战士想要寻找曾经无微不至照顾和教导自己的杨政委的后人，同他们一起祭奠缅怀烈士，祭奠英魂。今晚昔日的小战士能否找到杨政委的后人来共同缅怀他心中永远的首长呢?

非常遗憾，我们没能找到杨先烈后人的具体线索，但是我们帮您请来了三位红军的后人，对于寻找红军后代的事情，他们都很积极地参与。

我们还请到了两位同样参与过长征的老红军，三位老人站在一起，见证了一段80年前的光荣历史。今后，我们将沿着他们所走过的路，继续长征。

随后，我们找到了杨先烈的侄孙女，并促成了她们和梁天文的见面。梦随万里长征路，凭吊忠魂觅旧踪，梁天文终于实现了八十圆年未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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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征程已在人们的评说中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爱思范文23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它特有的魅力就像是一部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

回首风雨来时路，漫漫征程，说不完的艰难困苦，道不尽的严峻险阻。冰封的皑皑雪山、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峡谷急流、有乌江天险、有弯弯赤水、有大渡激流……加之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粮食的严重短缺，每一条都足以让人恐惧、绝望。可长征中的人，却利用自己的两只脚，长驱直至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他们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攻占腊子口……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二万五千里血与汗的洗礼。所到之处，哪里没有浸透着红军战士的不散热血?哪里没有谱写着一曲动人的壮歌?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才是英雄好汉。他们排除万难，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激烈战斗，战胜了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他们在一条布满荆棘和鲜血的道路上一步步艰难地走来，走向了光明和胜利。

那，是什么让长征中的人们明知征途有艰险，却毫无畏惧、万死无辞，前仆后继地奔向一个目标?是什么让他们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跨越万水千山，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革命篇章?是坚定不移的信仰、不屈不挠的求素、无所畏惧的前行、向着理想勇敢奋斗的精神。是老人们口中述说的长征精神。

巍峨的雪山掩盖了革命烈士的躯体，却埋藏不了他们满腔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茫茫的沼泽地吞噬了革命烈士的身躯，却掩藏不住他们的信念;如雨的子弹夺去了革命烈士的生命，却夺不去他们的精神。

岁月的年轮沉淀了斑驳的痕迹，冲天的狼烟留下了悲壮的回声。时值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不由感慨万千。红军长征的壮举已经成为历史，但是，长征精神却具有永恒不变的历史价值和光照千秋的缤纷异彩。那烙印在中华儿女灵魂深处的“长征精神”，与我们党和人民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丽进程中创造的西柏坡精神、延安精神、奥运精神、三峡移民精神、抗非典精神、神五神六精神一样，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和延续与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时代创造。长征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意志与品格的注脚;成为中华民族追求光明与理想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发奋图强、坚忍不拔、战胜一切困难的支柱。

现在，党中央领导集体正在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让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进行着新的长征。我们仍然需要在21世纪里，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腾飞这一现代历史主题。为此我们相信，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伟大征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实践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的长征精神，将激励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振兴。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长征那英勇的足迹镌刻在为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中，始终为中国人民铭记;长征那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夺取成功的基础，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朝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辉煌前进。

酷暑七月，江西省教育厅师资处在井冈山举办“江西省2011年中学特级教师和学科带头人高级研修班”。一到革命圣地，凉爽的山风迎面吹来，使人神清气爽;然而更难忘的，是培训期间各位专家的报告让人如沐春风，受益匪浅。集中学习结束后，整理讲座笔记，我不禁又回到八角楼的会场，想想专家们的教育理念，再回首自己的教学经历，有几点心得体会。

一、让每个学生都健康成长

浙派名师张化万一直以来坚持的教育观念是，教师的使命不仅在于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更重要的还在于满足不同个性的孩子的需要，促进不同个性的孩子的成长。他认为，每个孩子都是宝，不仅是家长的宝贝，也是教师的宝贝，教师没有任何理由忽视任何一个孩子的存在。

教育学生犹如开垦一片荒地一般，需要教师的耐心、信心及爱心的滋润与浇灌，才能辟荒地成良田，化光秃为青翠。一个班的学生，在性格、品行、习惯、爱好等方面存在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尊重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对症下药”，使每位学生能健康成长，是我们每一位教师在教育工作中的首要任务。

对于那些思想品德好、学习成绩及其他各方面发展均比较好的优秀生，我们要教育他们正确对待自己的成绩，提醒他们在日常的学习与集体生活中多发现别人的长处;对学习成绩中等，行为表现一般的学生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安排适当的活动、角色地位，让他们在丰富的实际活动中施展才能;对于所谓的“后进生”，我们教师一定不能放弃，要坚信他们是可塑之才，一定要寻找适合的契机和方法从心灵上来改变他们。

教育应是德育为先，我们应该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加强个别教育，才能促进多样化人才的健康成长。

二、教会学生“学”与“思”

姜根华老师曾长期担任高中毕业班的思想政治课教学，在启发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追踪社会热点，抓住教材重点，突破知识难点上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努力探索和构建“善教乐学，轻负担，高质量”的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由“要我学”转为“我要学”，“乐于学”，并在实践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语文教学便是要让学生通过教材的语言文字具体感受到形象，同时又通过形象体会语感，加深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每一堂语文课，教师都应饱蘸着情感，驱动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过程中来。一个合格的教师，应该善于捕捉学生思维的火花，懂得呵护学生思维的闪光点，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敢于放手放权放下架子。只有大胆地“放”，才能让每个学生去“练”;只有大胆地“放”，才能让不同的学生都有可能得到最好的发展，学生才可能带着教材走向教师，或带着对教材的理解，带着学习成果，带着学习的方法，自信地向教师展示自己的成功，或带着学习中的问题，主动地得到教师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只有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才能使学生的主体性真正得以发展。

“学成于思，思源于疑。”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正是学生思维活跃的表现。而好的教师是引导学生去发现真理。每节课是属于师生共同的“财富”，教师不应“独占”它，要安排一定的时间让学生自寻问题，自提问题，然后带着问题去读书、思考、讨论，使学生始终保持积极思维的学习状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通过质疑问难，培养思维的独特性。敢问是创见的蓓蕾，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此，教学中应该多鼓励学生大胆质疑问难，要在师生之间创造一种平等的、愉快的、民主的讨论空气，让爱思考的学生多思、深思，让不会思考的学生爱思、会思。

三、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曾蓉蓉老师说到她的教育理念是，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他们的学习兴趣和个性发展;除了要教会学生必要的知识外，还必须培养学生生活的勇气、向上的精神、创造的激情和社会责任感。从教以来，她借鉴老教师的经验，总结自己的教训，得出一个结论：以诚心对待学生，以真诚感化学生。把学生放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去对待，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但绝不是盲目地宠爱。

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教书不爱生，则教不好学生;育人不爱人，则无从育人。托尔斯泰说：“如果一个教师把热爱事业和热爱学生结合起来，他就是一个完美的教师。”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教师的教学管理，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初中学生正处于成长的转折期，对待外部世界是既怀疑又好奇，单纯地讲道理他们是最不易接受的，有的甚至会出现逆反行为，跟师长对着干。因此，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至关重要。

首先要尊重学生，尊重他们的人格、个性。在教育的过程中，既要动之以情，更需晓之以理，要防止一切不尊重学生的言行，以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其次要信任学生，使学生能看到人的尊严，认识自身的价值，教师必须以自己对学生的信任换取学生对教师的信任。第三，要严格要求学生。只有严格要求，才是真正的爱护，才能把他们培养成有用之材。总之，教师要时时注意言传身教，不仅在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方面，就是言谈举止，仪表衣着，甚至细微末节的生活小事，都要成为学生的表率。只有如此，才能赢得学生的爱戴，才能形成美的师生关系，教育也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

四、做一个幸福的教师

李淑芳老师从一位农村代课老师成长为教育硕士、全国知名的中小学教师培训专家，她是基础教育改革和教师培训的先行者，为我国广大农村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教师成长模式提供了新的途径。她认为教育就是让学生获得一种能力，给自己的生命成长助推的能力。教育当以慈悲为怀柔，以慈善为先行。李老师的梦想是：打破教师成长的地域的围墙;打破学校与社会的“围墙";打破教育与生活的“围墙";打破城市与乡村的“围墙";打破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的“围墙”;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不断创新学校发展、教师成长模式，探索课堂教学规律，让老师们在奉献中成长，在交流中收获，在创新中享受工作的幸福，在成就自己的同时成就学生的人生!

何为幸福教师?幸福教师首先必须是一个健康的生命个体。这里的健康，不仅仅指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心智的健康。要追寻真正的幸福，就要拥有良好的心态。降低自己的要求或欲望，在达不到目标时，不妨宽容一下自己;遇到挫折时，试着去做其他令自己放松的事，学着疏导自己，释放自己，解放自己的心灵;不管取得什么样的成绩，都不要得意忘形，忘记自己姓甚名谁;遇到困难，多和朋友交流，争取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鼓励……拥有良好的心态可以使你找寻到幸福的方向。幸福教师还必须是一个幸福的生命个体。一个健康、向上的、内心充满幸福感的生命个体，就具有了成为幸福教师的前提条件。

教育就是追寻幸福、创造幸福、享受幸福的过程。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假如能让我们的工作像“玩”一样轻松快乐，我们也就开启了幸福之门。但是，快乐之花的盛开，需要智慧的汗水去浇灌。快乐需要预设。每天走进教室之前，问问自己：今天，你准备带给孩子们什么?准备引领他们走向哪里?每天走出教室之后，问问自己：今天，你引领孩子追寻幸福的效果怎样?孩子们是否都感到幸福快乐?给孩子带来快乐，我们也能从工作中得到快乐。快乐源于生成。我们要学会做教育生活的有心人，善于发现和捕捉快乐。教育生活中，有很多细节，只要注意去挖掘，张开一双慧眼，你也一定会发现和拥有许多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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