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谣言作文（优秀19篇）

今年6月8日，《石河子报》上报道了这样一件普通的故事——《一个老军垦的心愿》……“要死也要死在八师，我是兵团人，是八师的老军垦，要长眠在八师的土地上。”生命的最后时刻，143团二营7连的一名普通职工张兰用颤抖的声音咬着牙说的这样一话。这是她最后的心愿。她家人本想办一个简单葬礼。没想到葬礼当天，143团二营七连的党支部书记詹义明和连队的几位领导亲自来送张兰。詹义明说:“张阿姨是连里老军垦，为咱们连作了一辈子贡献，说什么也得来送送她。”这是最基层党支部的代表的心声，“老军垦们是这座城市的最初志愿者，他们又是奉献了青春和年华，甚至包括自己骨灰的建设者。”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也是《生命如歌》中对兵团第一代军垦人一生最好的诠释。

兵团60年的奋斗，树起了巩固祖国边防、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不朽丰碑，奏响了增进民族团结、共同维护新疆稳定的壮美赞歌，绘就了开发建设边疆、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篇章。兵团在天山南北、戈壁沙滩白手起家，开辟了大片新绿洲、新良田，建设了大批现代化团场和“戈壁明珠”石河子等军垦新城，奠定了新疆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的基础，形成了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创造了融红色文化、中原文化、边疆文化于一体的兵团文化，有力地推动了新疆改革发展和社会进步。

兵团60年的奋斗，书写了几代兵团人扎根边疆、报效祖国的英雄史诗。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但是我们看一看老军垦们留下的历史遗产——一个个农场水利工程、一颗颗璀璨的瀚海明珠。我们心中怎能不充满对先辈们的敬佩和感动。

一部兵团史，就是一部甘于奉献史、一部勇于担当史。

我们不能忘记在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为兵团发展呕心沥血的老一辈革命家王震同志以及王恩茂、张仲瀚、陶峙岳同志等兵团事业开拓者，他们以卓越的智慧、勇气和胆略，开创了兵团的光辉事业。我们不能忘记以孙龙珍同志等为代表的响应祖国号召扎根新疆、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献身新疆的老一代兵团人和英雄们。我们还要感谢以李梦桃、刘守仁、陈学庚、马军武、梅莲同志等为代表的至今仍然驻守边疆、无怨无悔、默默奉献，继续创造辉煌和业绩的270多万优秀兵团儿女。兵团精神之火炬照亮现实和未来。

例：2016年以来，共享单车跃入人们的视野，并且越来越火爆，共享单车低碳环保，打通城市出行“最后一公里”的壁垒，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出行方式，是一个不小的创新。但同时，共享单车也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各种交通事故层出不穷，人们乱停乱放、私自加锁、改装兜售、被盗遭毁的问题十分突出。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的改变?

请以“改变”为题写一篇文章。

析：文章的主题是改变/创新，要求学生观察生活，同时结合具体的社会现象，通过理性的思维分析，得出正确的价值导向。个人、社会要不要改变/创新?肯定要!这种改变有好的方面，那有没有不好的方面?以共享单车为例，面对人们乱停乱放、私自加锁、改装兜售、被盗遭毁等乱象，我们能不能直接以“国民素质低下、我们玩不起”的论调放弃?肯定不行!改变/创新是有代价的，面对改变带来的阵痛，我们应该怎么办?积极面对!国家(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自行车专用车道)、社会(更多包容、加强宣传)、个人(提高自身素质)……此外，文章也可以通过记叙一件事，说明改变的重要性。

随着法律观念的逐渐普及，人们越发强调言论自由，随之兴起的还有庞大的谣言军团。

几年前，宋祖德突然出现，大肆爆料娱乐圈“内幕”，其言之凿凿，有理有据，让许多明星的人气一落千丈。后经多方证实，这些令人咂舌的言论无一不是他编造的。他的这一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的名誉，更触犯了法律。许多收到污蔑的名人将他告上法庭。宋祖德这个一味批判他人的人也受到了大众的批判。一代影后阮玲玉，自杀前留下了只有“人言可畏”四个字的遗书。在我们哀叹其早逝的同时，是否也该提醒我们自己，面对传言要理性分辨，对不实言论加以抵制。

近日里，随着微博日渐兴盛，网络谣言也日益猖獗。公安机关经过调查，惩处了制造“雷锋生活奢侈”，“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等一系列谣言的网络水军首领——秦火火。为吸引公众关注，增加粉丝数目，秦火火制造的谣言，混淆大众视听，污蔑诽谤他人名誉，已经造成了侵权的违法事实。这些人高呼言论自由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同时，侵害他人权利。制造谣言，自己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作为一名普通民众，在做到不制造谣言的同时，更要学会分辨传言的真伪，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切不可传播谣言，助长不正之风。

日本海啸引起的核泄漏，成了不法商家的赚钱良机。他们大肆宣扬食盐将受污染，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高价购买食盐，大量囤积，并不断传播这一消息，有些地区甚至因为抢盐而造成事故。还有前些年口口相传的绿豆养生说，民众们大量抢购绿豆导致绿豆价格不断上涨……面对谣言，我们要保持理性的头脑，切不可让谣言堵住双耳。

网络时代的到来，让百姓们扩展沟通渠道的同时，也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网络谣言逐步登上了舞台，在生活中，短信转发谣言的情况也愈演愈烈，逐步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面对谣言，我们要大声说“不”。

任何事情都是人做的。最近（《光明日报》1998年9月15日），舒乙先生就说，继承传统文化必须造就有生命力的载体－－人；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表现，主要就是后继乏人；国家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成果辉煌，但它毕竟需要活人来读，必须真正读到活人的肚子里，才算找到了有生命力的载体。诚然，人是文化的核心。

"国学热"的基础也还是人。她实际上是一直"热"在中国人心里的。尽管历经劫波，但你能说"国学"在中国人的心灵里被荡涤净尽了吗？什么是国学？我不禁想起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名言："为甚要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反过来说，只要我们的历史和语言文字还在，就会有国粹，就会有国学，它不是文化革命所能革得掉的。保国、保种、保教，三位一体。

大陆学人提倡国学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就在这里。没有这样一个深厚的民族历史基础，单凭若干学者，几大官僚，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这些学者最著名的学术阵地，就是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孔子研究》。与这本刊物风格宗旨关联的学者，散布在社会科学院和大专院校，可称是当代中国大陆国学研究的中坚，是提起"国学热"时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一批学院派人士。

也许还可以简单提一句，这几年当局对传统文化研究及宣传是非常重视的。大陆学术团体曾经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在北京举行过三次纪念孔子诞辰的国际大会。主席在对台八点讲话中提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文化。"1997年，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海外学者好评。这样一些动向，无疑对研究传统学术的学者是一个极大的暗示。

接下去，我们就要把眼光移向海外华人了。华人的基本信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据悉，海外华人的总人数，大约有3千5百多万(不含台港澳，其计算方法不一)，华人财团的流动资产(不含证券)总额，据1992年7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估，高达两万亿美元(包括台港澳)，东南亚地区华人财富则有四千亿美元。如此庞大的海外社群，假如没有一个文化支撑，简直就无法生存。所以，他们实际上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发展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因此，在华人为主体的国家新加坡，李光耀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伦理道德倡导者与实践者，被称为当代"最大儒者"，也就不奇怪了。很显然，在一个非儒教信仰的国家，李光耀倡导的儒家理念是不会成为主导的。

所谓"国际儒学"，实际上涵盖了全球所有以中国文化为基本价值坐标的人群，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文化中国"。它早已经成为全球多元文化大家庭中非常富有活力、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成员。而中国文化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际上取得如此高的位置，确属前所未有。也许可以这样说，直至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许多狭隘的西方人还在把"远东"视为没有开化的"野蛮之地"。那个时候，如果你与洋人谈中国文化，他是什么感觉呢？是好奇，神秘，不可思议，总之，是把我们当作一个活的民俗博物馆来看的。可到了今天，他们的眼光不能不变了，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力量－－文化的力量。

这种文化的力量，当然首先应当归因于经济上的富足。东南亚地区的"糖业大王"郭鹤年(净资产达21亿美元)曾经说："从小我们就被灌输儒家的道德价值观。老人们经常教育我们要讲商业道德，重视信誉，言而有信。这一切都深深印在我心里。母亲还告诉我要注重口德，不要诋毁别人。"像这样的话，假如出自一个穷人之口，谁会理你呢？但出自一个"大款"的嘴，"文化的力量"便显现出来了。

于是，便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是文化促进了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带动了文化？或曰是二者互动？然而，所谓"互动"，总有个谁先动、谁后动的问题，笔者是绝不同意那种把东亚经济崛起归因于文化动因的观点的。实则，是先有经济的崛起，后有文化的跟进沾光，再有文化对经济的回光反照。不然的话，中国文化在那里至少已经"动"了三千年了，何以今日才使得洋人刮目相看？总之，作为文化，归根到底，还是随着经济的繁荣而繁荣。

“国际儒学”最精粹的学院性产品，是“新儒学”，其特点是以接续儒家道统、弘扬儒学为己任，以儒家内圣外王之学为主导，以服膺宋明理学为道统，以融汇中西、实现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为宗旨，以谋求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为向路，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宗教意识、道德意识以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其代表人物，是唐君毅、牟宗三等儒师，以及后起的杜维明等人。

与此学院派儒学平行的，是基础更为广泛的践履派儒学。其特点是与日常生活、学校教育、企业经营相结合。其代表机关，是香港孔教学院，代表人物是现任院长汤恩佳。此外，台湾有活跃的儿童读经活动，由工商界与社会各界出资，编印浅显易懂的儒家经籍教本，教育儿童从小阅读。印度尼西亚则有孔教总会(1963年改为孔教联合会，1967年又改称印尼孔教中央理事会)，出版《孔教月报》。美国有华人组织的"世界崇德会"，建有儒学教堂，定期举行活动，等等。而大陆，则不仅有学者在公开呼吁儿童读经，并且有专门机构正在逐步扩大实施对中小学生的传统美德教育范围。

对践履派儒学，学院派的教授们在理论上是重视的，在行动上是轻视的。这，或许是学术分野上的一个通例。然而，真正促动文化根基的，恐怕还在于践履者，因为，他们深深懂得，一切都得从娃娃抓起，不光是足球。

什么人在反对“国学热”

罗列事实未免枯燥乏味，但从上面的简短叙述已经可以看出，所谓“国学热”，实际上也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相互呼应的产物。宣扬国学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既有华人，也有洋人。而中西相互纠葛，正是近代以来儒学发展的新特点之一。例如，近代的许多在华外国人，像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美国传教士李佳白，英国官员庄士敦，等等，就曾经公开在中国宣扬孔教。这些宣扬者背景不同，观点有异，但都主张复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此而言，他们结成了一个"文化中国"的统一战线。 那么，反对者都是些什么人呢？

第一类反对者，是抱着牢固的西方中心论因而对东方文化深感担忧的某些西方的国际战略问题专家，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其代表作就是那篇著名的长文《文明的冲突？》（详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他提出：未来国际政治斗争的主线，将由文明冲突取代意识形态及经济冲突，西方文明须防范儒家与伊斯兰两大文明联合。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而所谓"中国威胁论"云云，实际上也有其文化的背景，可谓与亨氏同归一揆。

亨文之所以引起世界性的关注，是由于他确实点出了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一个新变化新特点，梳理出一条极具价值的思考线索。一方面，1989年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代”，“文化”成为一种新的冷战武器，在国际政治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显著。另一方面，亚洲经济的崛起和繁荣，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儒家风范的资本主义，具有其与之相适应的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尽管1997年下半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与地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使一些人对"亚洲模式"产生怀疑，但是，信奉儒学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损失过后，东亚国家与地区总结经验教训，补苴罅漏，适当调整，经济肯定会继续发展。没有理由因为东亚金融危机而对亚洲发展模式予以根本性的否定。而中国在金融风波中采取积极负责、承担责任的举措，从文化角度看，正体现出中国人相帮相助、扶危济困、不以邻为壑的传统美德。

但是，亨廷顿也许没有想到，他的观点恰好刺激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文化冷战”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综合实力为基础，实行"道德竞争"。最显明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从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出发，指责中国等非西方国家践踏人权。这种"竞于道德"的文化冷战的后果之一，就是刺激“文化中国”的学者反转身来，从另一个方向求解如下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有没有人权的传统？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的理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从这种理论中能否发展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人权理论？它是否具有世界的普适性？抑或可以和西方的人论并驾齐驱？儒家学说的创造性转化，是否足以提供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发展具有怎样的互动关系？等等。

例如，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资深教授狄百瑞（W.T.de Bary）、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提议，1998年6月15日至17日，曾经在风光秀丽的北京香山饭店举行过一次中美双边学者的会议：“儒学的人论”。会议恰好在克林顿总统访华前夕进行，尤其具有象征性。我有幸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筹办工作，聆听到许多高论。学者指出，在儒家传统中，拥有极其丰富的“人论”。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就曾经说过：“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这些理论，用现代眼光给予新的解读，会生发出积极的价值。而在我看来，这种重新塑造古代文本的解读活动，至少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早在本世纪初，年轻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就作过一部《中国民约精义》，发现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典籍中包含着丰富的"民约"思想。美国布朗大学宗教系主任退斯教授（S.B.Twiss）甚至用资料说明，国际人权观念不仅同儒家传统在原则上可以相容，而且联合国人权宣言就体现着中国的儒家理念，是儒家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贡献。1947到1948年，中国代表张彭春不仅参加了人权宣言的起草和审议工作，而且许多基于儒学的建议和观点被宣言所采纳。杜维明则指出，人的本质、文明的特色、道德的根源和仁政的价值，是儒学人文精神所不可或缺的面向，从中可以建构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人论；西方的人权观念和儒家的人文精神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可能性，两者之间能够驾起一座桥梁。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郭颖颐指出：任何社会都有关于权利的观念，中国也不例外。狄百瑞教授则论述，儒家学说中具有尊重个人尊严的人格主义，有其内在价值，具备充分体现的可能。 凡此种种，是恰好验证了亨式预言的并非无根而是其实现呢，抑或是亨文的刺激？艺术模仿生活，而生活也就常常模仿艺术。所谓预言家，往往是先从根苗上冒讲一句，激起大家注意，而大家一旦注意，也就成了他预言灵验的证明。这种鸡、蛋互生的因果转化，我们在学界时常看到，而看相算命之类，无不可如是观。

第二类反对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五四传统的弘扬者。

儒学占思想统治地位的根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动摇的？就是从五四。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从五四开始，儒学独尊的格局一去不复返了。五四志士的根本理念有二：民主、科学。由这两个根本理念衍生，就是对传统的清算。 弘扬民主、科学何以必须反传统？钱玄同的回答是：“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欲祛除三纲五常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陈独秀的名言：“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而人们更为熟悉的，则是陈独秀义正词严的宣示："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若因为拥护者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你在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中是否读出了这样一种劲头呢？你在丁守和等先生的文字里是否体会到了这样一种精神呢？假如你没有体读到，只证明你不够敏感；假如你想强烈地去体读，那就请你看一看近些年出版的北京《鲁迅研究月刊》好了！ 然而，他们绝不是五四精神的简单继承者，而是要将五四精神发扬光大。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科学、民主，还是要以民主占第一位。没有民主、自由，没有对封建迷信的破除，“科学”也不过仅仅具有“工具”的意义而已。对此，丁守和先生曾经特别提醒笔者要注意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对五四的论断，因为在那里，明确宣示了许多正确的理念。他们这些人，常常被称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第三类反对者，我们称之为经院派马克思主义者。

在他们看来，国学与儒学"热"热过了头，是文化保守主义、复古主义、迂腐的文化改造观的回潮和反映；讲儒学，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应该说，此派的指责实乃一针见血。

“儒学热”争论的核心是什么

上述三类反对者，实际上最不能通融的，是第三类。而第一、二类，在现时段已经与儒学并非水火不融，而是保持着模糊的交火地带。我总觉得，自由主义，或曰个人主义，与当代的新保守主义，原本是一个东西的二柄。而第三类学者最关注的核心，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早在1990年4月14日，李一氓在《致蔡尚思函》中就曾说，孔子学说是“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和孔子的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可疑调和的体系（折衷主义），或者并行不悖的体系（二元论）。”蔡尚思表示同意李一氓的见解，但有意思的是，李、蔡二老都像五四先辈一样，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

其后，就不断有学者赞同并论述这种观点。例如，罗卜《国粹·复古·文化》（《哲学研究》1994年第6期）说：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从"国学"中可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那么未免太迂腐了。一些人从先秦的神秘主义中寻找理解当代文明的钥匙，一些人宣扬中国需要孔夫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哲学新体系，正是利用了这种迂腐的文化改造观。不排除有人企图用“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之外的目的。胡绳在纪念《历史研究》杂志创刊40周年座谈会上对这篇文章予以介绍，表示“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总的观点我赞成”（《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由于胡绳在学术理论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争议遂因之而起。

尔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杂志连续发表批评"儒学热"的文章，代表作有：王生平《跳出"国学"研究国学》（1994年8期），陈漱渝《如此"儒学热"能解决现实问题吗？》（1995年5期），李登贵《五四精神：重评还是重伸张？－－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述评》（同上），黄克剑《回到"我"自己回到"人"－－写在"国学"正热时》（1995年第8期）。

宣讲儒学的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并不矛盾，二者可以良性互动、互补，不赞成用意识形态斗争的观念指责儒学研究。但是，就笔者的阅读所及，论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最精彩的文章，是匡亚明先生作出的。

匡亚明是老一代中共党员，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就是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重点、有系统地对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探讨，去粗取精，加以弘扬和开发，使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匡那里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匡却认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光靠读一些共产主义教科书、小册子，即使读得烂熟也是不够的，还必须"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行。孔子思想就是"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为对包括孔子在内的人类知识财富学习得越少越好的人，按列宁的话说，是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匡亚明认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也离不开和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精华(包括孔子思想的精华)并非格格不入，而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二者虽然相隔两千余年，但历史连续性规律使它们仍带有相通之处。孔子在封建社会提出了大同思想，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这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共产主义与大同思想都强调“天下为公”。马克思讲国际主义，孔子也强调他当时所能认识到的“国际”主义，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尽管表达的方式不同，内容也不相同，但基本精神有相通之处。由此可见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含有真理性或可贵的智慧萌芽，是有生命力的，是可以而且必须做到使之为当前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

上述论断，便是匡亚明在《求索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中表述的基本思想。

匡亚明这种思想使我们想到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郭沫若。五四前后，打倒孔家店的呼声遍于中国大地，而郭沫若却是逆着当时的反孔潮流的。他写道：“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的罪魁、盗丘，那就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了。”“我在这里告白：我们崇拜孔子。说我们犯时代错误的人们，那也由他们吧，我们还是崇拜孔子。”1924年，他甚至写了一篇《马克思进文庙》，假借孔子与马克思的对话，赫然写道：“我们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孔子问：“你的理想世界是怎样的呢？”马克思讲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等，孔子拍手叫道：“你这个理想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我的思想乃至我国的传统思想，根本和你一样，总要先把产业提高起来，然后才来均分。”马克思感叹道：“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

对于孔子，杜国庠、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等都曾明确表示过反对，但郭沫若、匡亚明的态度却表明：尊孔与反孔，并不是区分一个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反孔，也可以尊孔。

公允地讲，大陆的儒学人士，一般都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主流的研究者都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和言论，在大陆也不容否定，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敢太张扬而已。例如，有人这样写道：当代史家"接受唯物史观，并不是基于一种自由的理性批判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所致；并不是出于自己内心的思想需要，而是出于对自身的生存利益的考虑。因而就必然导致了中国史家对唯物史观采取一种投机取巧的实用主义态度，盲目接受、机械运用、死搬教条、胡乱比附、浅尝辄止。……中国当代史家嘴里喊了几十年唯物史观，可恐怕他们连什么是唯物史观都没有真正弄清楚。唯物史观作为一家之言可能是最有力的，可作为包打天下的独家之言肯定是最无力的。"（雷戈《破碎的心镜：中国当代史家的心理障碍分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如此激烈的言论，正反映了许多儒学人士的"灵魂"。

应该承认，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两种自成体系的思想形态，其产生的时代、理论指向均不相同。笼统地一般地将二者混为一谈，显然不合适。但是，形而上学地将二者截然打成两截，不承认两者有相互融通、交叉的内容，也难服人。

只有形而上学，才在绝对对立的两极思维定式中思维。人文现象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其界限模糊。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具有本质差别。亚理士多德的物理学，如果不是专门研究科学史，现代物理学家不会再去顾及。可是，亚理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现代哲学家却不能不有所了解。有了爱因斯坦，牛顿力学就显得"过时"。可是，有了黑格尔，决不意味着柏拉图的过时。莎士比亚的戏剧精妙之极，但那不意味着咱们的关汉卿就不值一文。曹禺不是关汉卿的代替人，而是关汉卿的对话者。同样，有了马克思，决不意味着黑格尔可以像死狗似地撇在一边。有了毛泽东，也不表示孔老夫子就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这些物质文明，是古人所没有见到、甚至无法设想的。但是，这并不表明现代人在精神上就一定比古人“进步”。在人文精神领域，现代人可以比古人更“原始”，而古人也可以比现代人更“现代”。真正的“道”，有其穿越时空的功能。古今不同，中西不同，而人心则一。但是，假如就此而断言儒学比马克思主义高明，那就真真是痴人说梦了！

央视隆重推出了“百家讲谈”栏目，一经播出立刻万人称颂，引起“国学”热的风潮。我却冷眼旁观，并坠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历年来，人们对文人这一特定的群体，是鄙视的，甚至蔑视他们的存在。人们常用“百无一用是书生”“酸秀才”“迂腐”等词来形容文人，就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时代，在统治着的眼里，文人一样是不堪大任的，真正的文人，也会像陶渊明一样，归隐山林。

当今的社会，物欲横流，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文人是被遗忘的一个群体。重理轻文的现象普遍存在，英语比国学重要，数、理、化，比写作重要。因为数，理，化学得好，可以找到好的工作，英语学的好，可以到外企当白领，而国学你学的再好，你又能做什么。于是就是喜欢文学的人，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现在国学热了，热的让人难受。一个所谓的“文人”篡改了历史，英雄变成了败类，卖国者成了爱国者，黑的变白的，一觉醒来，世界已经面目全非。这个“文人”火了，有人视为敢于揭露“真象”的勇士，敢于挑战权威的斗士。还有的“文人”整天说着大逆不道胡话，去迎合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就成家喻户晓的名人了。还有的人，写几首歪诗，经过文痞一煽风点火也名利双名。更有甚者，有人写一些低级趣味的书，美其名曰“身体写作”，媒体竟然大肆报道，此人也能春风得意。人们不是在忙着做学问而是忙着炒作，就连那些大家也争先恐后找熟人，走后门想在电视上露脸。电视台也适应潮流推波助澜，一股热潮汹涌，席卷神州大地。人们惊叹，国学复苏了。

国学真的复苏了吗？我不清楚。我只记得，我最喜欢散文家的余秋雨，现在写的《千年一叹》，失去了过去文章的深度；我只记得，那些上电视的大家们要么在签名售书，要么在各地讲演；我只记得，文人在绞尽脑汁的想出名；我只记得，文人迷失了自我。有人说，那些人不是真正的文人，可是那些进去也曾经写过好作品的人，现在热衷于名利的大家呢？他们不是也在大行其道吗？只要能吸引人的眼球，管它什么东西，只管发表；只要有银子，狗屁文章照样刊行于世，照样可以名扬天下，照样可以赚大钱。潜心修学的人依然没有人去过问，好作品依然束之高阁。我长叹，国学真热呀。

让国学热降温吧。可怜的文人，刚从人们的蔑视中走出，难道又要踏上一个不归路吗？媒体的造星运动还在进行中，你们成为了这轰轰烈烈运动中的小丑，媒体人，包装公司，在数着钞票消费着你，你成为了玩物，成为了傀儡。你还是个文人吗？“非淡泊无以名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要牢记呀。

我衷心的希望国学别热，因为利令智昏。只有给国学一个宁静的空间，国学才能有所发展，才能薪火相传。

(庄子给妻子“歌丧”)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去吊丧，看见庄子正岔开两腿像簸箕似的坐着，一边敲盆一边唱歌。惠子说：“你和你妻子住在一起，你妻子把子女抚养长大，年老身亡，她死了你不哭也就够了，还一边敲着盆子一边唱着歌，这岂不是太过分了吗?”庄子回答说：“不是这样。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么能不悲伤呢?可是考察她的原先，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还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还没有气息。混杂在恍恍惚惚之中，变着变着有了气，气再变就有了形体，形体再变就有了生命，现在又变而为死，这就好像春夏秋冬四季更迭一样。人家现在已经静静地安息在天地这个大房屋里，而我却嗷嗷地跟着哭她，我以为这是不通达天命，所以停止了哭泣。”

季羡林教授有一句名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意思是说，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永恒不变地主导世界：它总会衰落，让位、退休、靠边站，从文化的一号位置滑向配角位置。这不，西方文化主导世界的年月已经够悠长的了，从20世纪最后十年开始，它应该向我们东方文化－－而且特别是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让位了（详见《"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

季羡林教授形象生动的论断引起不少争议。有人说这是文化循环论，有人则谓之曰一厢情愿想当然。然而，大家不能否认的却是，季教授的论断确乎反映出一种文化思潮的变动，是这种文化变动的一部分。这种文化变动，就是与八十年代文化思潮迥然相异的“国学热”。

让我们回忆一下八十年代的情景吧！假如不健忘的话，人们当还记得，那个时候，你绝对看不到季羡林先生这样的论断。即使这样的论断存在，你也听不到。因为，它被另一种声音盖住了。这种文化的声音非常高亢，格外激昂，容不得别的声音存在。这种声音，让我们想到世纪初的新文化、五四，仿佛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又转世重生了。他们高喊着“打倒”、“打倒”，“拿来”、“拿来”，举着“科学”、“民主”、“西化”的大旗，披荆斩棘，前驱先路，做着“启蒙”、“教化”的工作，创造着崭新的历史。这样的文化声音，人们喜欢给它戴上一顶极端化的帽子：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的极端化主张，是全盘西化。它可以讲出这样的极端化的语言：搞上一百年殖民地，保管中国现代化。甚者至曰：干嘛打跑日本鬼子？保不准鬼子能使咱看上彩电呢！至于老祖宗孔子、儒学、东方的“黄色文明”等等，只能是渣滓、糟粕，只有让我们唱挽歌的份儿：河殇！

然而，曾几何时，不过十年的工夫，风气又变了。八十年代的文化激进主义、全盘西化，早已让位于九十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东方价值。笔者清楚地记得，学者们戏称为老板的沈昌文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地说，他们《读书》杂志的基调要变了，要亮出保守主义的旗帜了！回头再看，当年盛极一时、令众多青年学生趋之若鹜的新老“三论”云云（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计量学、心理史学等，说法不一），而今安在哉！于是，季羡林教授的论断倏然出现了！一股文化的风，有别于《圣经》所谓想到哪儿就到哪儿的风，仿佛吹在冬日的林野，碰到一粒小小火星，便蓬勃燃烧起来，汇聚成九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国学热”。

到底有没有一个"国学热"

说起“国学热”，有人根本就不承认其存在。特别有趣的是，这些不承认的人，又大都是发动“国学热”的人（参看《孔子研究》1995年第5期）。有位搞国学的中年教授甚至说：现在的大学生连古文都看不懂，更别说读“十三经”了，夫复何谈“国学热”！

事实上，国学“热”还是“不热”，并不决定于是否承认，与大学生能否读懂古文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遥想当年，五四巨子的国学功力，哪一位不是顶瓜瓜？然而，在风气云起、舆论形成的时候，在思想的冲动下，“国学”在他们的胸膛中又何尝“热”得起来！文化，特别是文化思潮，时常有它的盲动性，这又经常是理性、权势乃至政治所无法左右的。只有待风气转变、舆论倒戈、理性重伸的时候，人们收拾身心，痛定思痛，才未尝不会“绚烂终归平淡”，重踏来时路。所以，思想启蒙、开一代风气的巨子严复，临死前却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这也就是文化保守主义最精粹的宣言了！而我们观察八、九十年代两朝均为活跃的若干学人（如李泽厚，见《原道》丛刊第1、2辑），又何尝不是如此！

搞国学的人不承认存在一个"国学热"，不敢乎？不愿乎？不敢，何以不敢？不愿，何以不愿？倒是一些反“国学热”的人，一口咬准，“国学热”是明摆着的。要是连他们都不承认有一个"国学热"，那他们反什么呢？自然，搞国学的人硬说没有什么"国学热"，也就让对方没什么可反了！学术、学术，就是"学"与"术"。1998年，李慎之先生发表长文《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上海《文汇报》1998年8月28日），对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及其为该丛书所作的长序提出商榷意见。在我的今儒学案中，李老是划归在反"国学热"一系中的，刘先生则归在国学一系里面。所以，李老这篇文章，我以为可以看作是国学与反国学论战的最新动向。而熟悉李老的人想必都知道，他的文章篇篇精彩，无一例外，本篇也就不能逃过－－反正我读过之后，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李老文章的某些具体论断，可以商量，可以再议，但整篇文章的基调，却是明亮健康、积极向上、使人激动的。他开篇便依照刘序的顺序，提出什么是"学术"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讨论，而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尴尬，即你不讨论，我倒明白；你一讨论，我反而糊涂。而我是宁愿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学术"解释为"学"加上"术"的。不是吗？我们在"国学热"的讨论中，就不仅仅看到了"学"，而是还看到了"术"。至于说什么是"学"，什么是"术"，我以为只有请读者去"得意忘言"了－－在学术讨论中，我们是否也可以像在文学中那样，有余不尽，不把话说光，而是留些思索或想象给读者呢？顺便说几句，刘梦溪先生洋洋洒洒的大序谓夏曾佑曾主持上海《时务报》，我的印象是夏氏与《时务报》根本就没有关系；又说儒学固然长期处于正统地位，而荀、墨等诸子之学也没有消逝，我却以为荀学原本属于儒学，梁启超、夏曾佑等人甚至以为两千年中国之学术，荀学而已；又谓章太炎"不信晚清以来的地下发掘物"，容有可商；至于所谓"康有为在晚清思想界的影响不可低估"云云，却是无须去说的。

开了那么多会，写了那么多书，搞了那么多讲座，游了那么多国家，得了那么多资助，办了那么多刊物，建了那么多组织，受了若干次接见，还说没有一个"国学热"，谁能信呢？当然，这里有个标准问题。悬想着今后的大发展，我们可以说它还不够热；比照着往日的破四旧，我们也可以说它热得过分了。重要的是，大家都应该首先本着公正、平实、客观的态度来讨论问题，其次要厘清逻辑界划，不要在不同的层次上讨论问题。不然的话，夹带着意气和情绪，挟裹着权势和信仰，在不同的层次上各说各话，清水也只能是越搅越浑。

当然，我无法回答"国学热"这个词是谁发明的，是谁最早应用的。衡估某种文化现象，往往很难甚至无法将其量化。但是，不能确定的源头可以汇成滚滚的江流，这可以说是文化大潮的另一个特点。所以，尽管"国学热"是确实的，但首先讲出"国学热"的人，又是无法确认的。这可能不符合我们的心理期待，却是本真。同时也可以看出，在知识产权的殿堂里，也有失物认领处。

1、我不知道她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

2、我们要正确看待自己，既不能自高自大，也不能自轻自贱。

3、防火工作非常重要，不要把它当一般的事情看待。

4、老师把我们当自己的孩子看待。

5、我们应该正确看待同学的缺点和错误。

6、小孩与她非亲非故,她却把他当亲生儿子看待。

7、看待事物应该全面,不能管中窥豹。

8、我们必须正确地看待自己，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

9、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事物。

10、李老师对自己的学生总是同等看待。

一个科学家说过：人总是会撒谎的，甚至在一天中都会撒好多次谎。

是啊，每个人都会撒谎，但谎言不同。

今天早上，我和妈妈去市场买菜。在路上，我看到一个四五十岁的瘸腿的中年男子，可怜兮兮的爬在地上，喊道：“各个好心人啊！我是个下岗的工人。我老婆不幸出了车祸死亡，家里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大家可怜可怜我，给我一些钱买奶粉吧！相信好心人都会有福报的！”说话间，不时有些人拿钱给他。妈妈心一软，拿出五元钱：“小萍啊，你拿给那个叔叔，哎，真是可怜啊！”我接过钱，快步跑了过去：“叔叔给！”那个叔叔接过钱，连声道谢。

买完菜，我和妈妈在回家的路上，又看到了那个叔叔，他前面放钱的布上变得空空如也了，我不禁问道：“妈妈，我们给叔叔的钱，怎么给没了？”妈妈摇了摇头：“不知道，可能拿去买东西吃了。”这时，一对情侣走了过去，那个姐姐跟她的男友说了什么，他男友拿出20元，递给了那个叔叔。那个叔叔连连道谢，磕了好几个响头。那对情侣走远了。只见那个叔叔偷偷瞥了瞥四周，悄悄地把钱塞入口袋，又开始喊了起来。

我的心里一阵翻天覆地：那个叔叔怎么能把人们的善良，当成赚钱的商路呢？他撒的这种谎言，是最最可恶的！

晚上吃饭的时候，妈妈煮了我最爱吃的酸甜鱼。我急忙夹了一块放入嘴里：唔！真是好吃！鱼皮甜甜的，但鱼肉是酸酸的，可好吃啦！我含糊不清的说道：“妈妈，你也吃一块吧？”妈妈摆摆手：“不，妈妈爱吃鱼头，你吃吧！”

我的心里酸酸的，妈妈每次都这样，每次都说爱吃鱼头，其实我知道，鱼头一点肉都没有，一点都不好吃！妈妈怎么会爱吃呢？妈妈撒的谎，是最最善良的！

一篇《天然气锅炉排烟是加剧京城灰霾天气的重要原因》的文章表示，天然气锅炉排烟是造成北京地区“丰富水汽”的主要来源，是加剧灰霾空气的“帮凶”，称北京发展天然气是双刃剑，既有清洁能源的一面，又有排放水汽的负面影响和氮氧化物的污染。

真相：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王自发表示，按照我国当前的天然气消耗量计算，每年燃烧天然气产生的气态水在3亿吨左右，假如全部转化成液态水(但实际上不可能全部转化为液态水)，平摊在全国人口集中的东部地区(估算面积约360万平方公里)，液态水的厚度连0.1毫米/年都不到，仅占大气中可降水量的几十万分之一，影响微乎其微。所以说，“煤改气”不会显著增加北京市大气中的湿度，不是北京地区“丰富水汽”主要来源。

南开大学冯银厂教授表示，无论是燃煤、燃气还是燃油，都会排放氮氧化物。“煤改气”是否会导致氮氧化物的升高，主要取决于改气之前煤炭的燃烧方式和煤炭品质、改气之后采取的燃烧技术等因素。如果采用了低氮燃烧技术，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就会降低。我国脱硝比脱硫起步晚，近年来大气环境中的氮氧化物浓度下降并不像二氧化硫那么显著。氮氧化物浓度的增加可能会造成二次污染，但这是可控的。而且污染成因和机理非常复杂，不能因为氮氧化物浓度没有明显下降，颗粒物污染依然严重，就说是“煤改气”造成的，这是不科学的。

面对千差万别的作文命题，我们应引导孩子去认识其中的共同性，而不是慌慌张张地四处做题、猜题。

对作文题的共性分析，有两种常规思路：一是命题方式，有材料作文、话题作文、命题作文、半命题作文;二是话题类型，如“成长”、“感恩”、“诚信”、“志向”等。以上两种分类，自有其道理。

在我看来，出题人在作文命题时，无非有以下四种选择，这四种选择不受命题方式和话题类型的限制，各有其破解之道：

一、论理型

这类作文命题好似在“论述道理”，故称“论理型”，如“危机中常常酝酿着转机”、“绕道而行”等。这类作文题有明确的立意导向，被视作写议论文的最佳选题，学生比较熟悉。

二、具象型

这类作文命题仿佛是一个具体事物的名称，甚至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故称“具象型”，如“考场”、“肩膀”、“旧书”、“桥”等。这类作文题近年开始重返舞台，随命题作文的回炉而大行其道。命题者在选择“具象型”的命题时，往往会选择一些具有象征义的名词。所以，学生在确立文章立意时，要跳出具象的概念，去探寻文题背后的象征义。如果不挖掘文题背后的象征义，则这类题目似乎只能写记叙文，但一旦抓住了文题背后的象征义，则文章立意顿显高超，议论文也好，抒情议论型的散文也好，皆不在话下。

三、抽象型

这类作文命题与“具象型”恰恰相反，虽也多出现在命题作文，但内涵飘忽不定，既不像“具象型”命题能够在生活中对应找到具体的事物作对应(如“考场”、“肩膀”、“旧书”、“桥”，均可以在生活对应找到实物)，也不像“论理型”命题有十分明确的立意导向(如“危机中常常酝酿着转机”，就是要你写转危为机的道理)，故称“抽象型”，如“回忆”、“触动心灵的瞬间”等。这类作文题立意较为宽泛，如“回忆”，可以是心酸的回忆，也可以是欣喜的回忆，你需要使之具体化;如“触动心灵的瞬间”，可以是喜悦的瞬间，也可以是感动的瞬间，，你也要使之具体化。面对“抽象型”作文命题，学生在确立文章立意时，要善于把思考范围逐步缩小，逐渐具体化，以点代面来确定立意，不要贪多求全。

四、人称型

这类作文命题通常在命题中含有“你”、“我”、“他”等人称词，故称“人称型”，如“我曾有梦”、“谢谢有你”、“他让我铭记”等。某些学生一看到这类作文题，便以为是要写记叙文，其实是一种思路狭窄的表现。我这里想提醒大家的是，除非作文题有材料和要求的限制，否则“你”和“他”都不一定是写我们生活中的人，可以是仍在世的名人，也可以是已逝去的名人，甚至可以是一个事物(如“谢谢有你”，这个“你”也可以写文学、书籍等)。至于作文命题里有“我”，也不用怕，你只需要将作文的叙述语言转成第一人称即可，例如：你原本写的是“众所周知，苏珊大妈是英国的平民巨星”，转成第一人称便要写成“透过一个又一个网咯视频，我亲眼目睹了苏珊大妈从平民走向巨星的传奇历程”，之后的所有叙述也要站在“我”的视角上展开。

以上便是我眼中的四类作文命题类型。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武汉市还是以“材料+命题”和“材料+提示语”的方式来进行作文命题的。因此，命题的最终导向，除了命题本身，还要结合材料，才会更加准确。同学的优秀范文，也可直接找老师索要(许多学校在周练月考结束后都会发范文)，熟读甚至选背一些范文，会有不错的效果。

其实，语文学科的学习是多数家长最能帮到孩子的学科。希望大家能耐心帮孩子检查落实相关作业，如此，比很多无谓的培训有效得多。

在《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的2015年十大流行语当中，“网红”一词赫然在列。有人说，这是一个“红生万物”的时代，随着网络的发展，催生了网络红人，出现“网红”产业，兴起“网红”经济。很多青少年，甚至竟将“网红”定位为将来最期望的职业。

目前大量“网红”让人感觉品位低劣,且有很多抖机灵、爆粗口等粗鄙表现,所以一说到“网红”，大众最容易想起来的就是那种经常在微博上活跃，想起假脸，想起卖假货，想起无休止地互相谩骂互相揭短的一批网络红人。可见，在中国，这一行业早已被破坏。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网红”跟大多数公众人物一样，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无数关注，他们必须要考虑到自己的言行举止给大众带来的影响。更何况，“网红”的大部分粉丝都可能是未成年的青少年，不良的示范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当然也有不少“网红”是凭专业精神、生活智慧来获得公众关注，向大众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不管是此前的中学教师教学视频被追捧，还是横空出世的阿尔法围棋，甚至是作为世界顶级物理学家的霍金，只用了3天时间就成为一个“超级网红”，从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积极网红”的因子。他们增加了人们对于科学知识的了解，增加了对个人奋斗精神的激励,这些人也为互联网世界增添了更多的积极因素。

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红”在资本和利益相关者的热炒之下成为了风口。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当下的各种“网红”乱象，监管要管、平台要治;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应该理智看待网红现象，不要盲目追风，不能忘记本质;而“网红”们更当自重自强，当“网红”不能放弃底线，应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网红”才会红得长久、红得有价值。

总之，“网红”是个新生事物，社交媒体兴起也没多长时间，它能够成为什么样，首先取决于我们把它想象成什么样。也不要简单抱怨网络和社交媒体的肤浅，而要多想想它为什么像现在这样肤浅。

现如今，科技迅速发展，人工智能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从工厂生产到电子器械的运用，再到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和生活用具。可以说，很多机械智能设备都能见到人工智能的影子。但在方便我们的生活的同时也间接的催生出了一些问题。

正如库克所担忧的，人类因会想计算机一样思考而造成很多“得不偿失”的局面。计算机解决问题方法均是有固定的步骤组成的，一步到位，滴水不漏，直接显现出了结果。在生活逐渐快节奏的背景之下，结果和答案逐渐成为了很多人所追求的对象。以往，人们会为了达到目的采取不同的手段。但现在，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带动下，人们的思考方式会固定化、步骤化，随机应变的能力渐渐的被疏漏了。多元化、多方面思考问题的能力渐渐被淡化了。

举个例子；在一次思维能力测试中，科学家为志愿者出了一道题；如何用4根连续的直线连成一个3*3的矩形点阵。大多数志愿者想尝试各种连法，但不约而同的都想得到同一个结果：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答案，因而，他们会开始构思，列表，进行各种尝试，但是总是得到同一个结果，总有一个点是连接不上的。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计算机思考的影响。计算机的思考确少新颖，灵活的方式，大多以人们设计好的固定流程来解决问题，因此实验结论表明；大多数人解决问题都过于固定化。他们会以为解决问题必定会有一个固定的思路，沿着这个思路去一定可以解决。但往往会造成撞上南墙也不回头的局面。少数人才会察觉到方法是否存在可行性。极少数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发现，不能依照固定的做法去完成。

库克的担心确实有道理；计算机渐渐多元化的思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而人们确效仿了以前计算机思想的单一化，步骤化，这只能标志着人类思想止步不前的境况。同时计算机的思考问题的方法也存在着诸如缺失判断标准，忽略问题的可行性，科学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渐渐地像计算机那样思考呢？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很快，快速思考的问题，尽可能快的得到结果，是很多人都像要的速成方案但是因为快了，也就忽视了很多东西，很多人为了达到想要的结果，不惜一切代价，比如在物理界，很多人为了发明永动机而倾家荡产，最终也没有成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价值观的缺失，同时也忽视了问题的解决方法的可行性，罔顾后果，更有甚者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建立在别人利益的缺失，来成就自己，失去了同情心。如何去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渐渐成为了重要的追求目标。

其实仔细一看，我们不难发现计算机思考方法也是有好处的，它让问题变得有序化，给予人们一个固定的思路去解决梳理问题，指引我们解决方向，我们只有好好利用计算机思考方法带来的好处，确认问题的可行性，结合实际生活，懂得随机应变，尽可能多元化的去思考，权衡好利益的得失，努力去探求，发扬人类的创新思维才，努力的去避免固定化，步骤化的去思考问题，懂得合作，共赢，哲学中也说到过，物质决定意识，人类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变、创新这个世界，同时借助现代科技，我相信在他们的帮助下，任何难题都将被人类克服。

近年来，国学、国学阅读和国学教育，几乎成为人们谈论思想文化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各种解读国学的书籍争相出版，各种品说古人的节目陆续播放，一些地方还有老师着汉服上课、学生进孔庙祭拜的事情，足见人们的热情。但是，越是这种言必称国学的时候，越需要认识国学的内涵与外延，辨析其中精华与糟粕，了解其价值与意义。因为，惟有真正的了解，才有真正的热爱。

所谓“国学”，是关于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学问。其所蕴涵的内容，实为中国所特有，或在中国的地理环境、语言环境、人文环境，乃至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特定条件下所形成，或在中国文化母体中孕育、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学问总和。就其外延说，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文化整体，其中也必然含有精华和糟粕。

国学有精华，也有糟粕，扬精华弃糟粕，不能含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经走过许多弯路，有过许多教训。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的现象，仍在当前存在，尤其值得注意。有些人并不知道国学为何物，却盲目排斥，谓国学抗拒进步，抗拒科学民主，主张要像“五四”时期那样，把国学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有这种现象的大量存在，可知国学非热而实冷。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国学热的虚火。有些人利用人们对国学的热情和判断力不足，甚至在报纸、图书、讲坛、传媒上一哄而起，把国学变成捞取名利的工具，鼓吹向古人学习如何走捷径;如何赚大钱;如何耍权术、保权位;如何求神佑、避灾祸，甚至如何得长生、玩女人等，以国学的名义兜售假、冒、伪、劣的文化产品和文化糟粕。这些国学热之虚火，恰为一些人提供了攻讦和否定国学的口实和弹药。虚火不熄，则国学亦不能真热。

检验国学是真热还是虚火，应有两个起码的标志：一是国学教育是否真正走进从小学到大学的课堂，并成为终身教育，从而使国学非热于一时一地，由热转为常态;二是国学是否具有核心价值和文化精神的社会实践，其中包括和谐社会和国家软实力建设;发展模式的创新和国际话语权的确立;全民素质的提高和政治文明的进步;个人道德品质的提升和社会规范的有序等。

在国学的内容纷繁复杂，人们阅读国学也应该理性对待。第一需要有选择性。国学著作汗牛充栋，虽然是很多古人杰出智慧的成果，但也存在不合理、不科学的成分，正是这种良莠并存的状况，使得国学阅读尤其要注重甄别，择善而读。第二，阅读国学著作，需要培养慢读与重读的习惯。国学经典不同于网络上速生速朽的文化产品，它是一种智慧的发酵与岁月的沉淀，蕴涵着丰富的知识与深刻的哲理，惟有细细咀嚼，才能领悟。一遍不行，便再来一遍，久而久之，才能逐渐进入“温故而知新”的境界，每次重读，都有新得，如此读书，才会收益无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阅读国学需要“转识成智”，“下学上达”。国学究其根本，是滋润人生、净化心灵的学问，使人之所行不悖规律，合乎大道，所以我们阅读国学，应该越过工具理性，到达价值理性，使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智慧，并成为对人生境界的一种润泽与提升。

10月26日，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经济每月谈”上，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正面回应了这一看法，若考虑PPI经济指标的话，中国依然保持很高的正利率。

就在同一天，央行有关负责人就降息降准以及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答记者问时强调，我国“双降”措施与国外央行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QE)有很大差别。国外实施QE的背景是名义政策利率已经触及“零”下界，而中国尚未面临“零利率”的约束，名义利率水平仍在“零”之上。

而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同日也指出，综合考量，商业银行新吸收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实际加权平均利率仍高于CPI涨幅，目前我国仍处于“正利率”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元春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货币政策的目标不仅应扩展到GDP平减指数、名义GDP增速，还应扩展到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资产价格，特别是那些具有高杠杆和信贷推动的资产价格等参数之上。

昨天接儿子时，无意听到一则消息，关于老师体罚学生的事。

一位家长说：“**老师有点过分，现在是什么年代，还用这样的方式对待孩子，怎么说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说完，几个家长就议论开了，好像这事她们都早已知道了。我很好奇，也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问了问旁边的一位家长，她说：“你还不知道啊！**老师居然用胶带贴住**学生的嘴巴。”我一惊，真的不太相信，我想孩子再怎么调皮，老师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举动。“不相信是吧！这就是事实，全班孩子都知道的。”

晚上，我带着怀疑问了问儿子是否有这样的事情。儿子说：“是啊！**同学不好好上课，老喜欢讲话，所以老师就用胶带贴住他的嘴巴。”“贴了多长时间？”“一个上午。”“那后来是谁把他的胶带撕下来了呢？”“没人撕，是他自己吐口水吐到胶带上，然后胶带就掉了。”天啦！这居然是真的。”除了这一次，老师还有这样对待过别的学生吗（我儿子也不是那种特听话的孩子，担心他也受过这样的惩罚）？“有啊！去年也贴过**同学，那还贴了一天呢！”真不敢相信。

后来，还听说这位学生的家长得知这件事后，找到了校长办公室。真希望以后不再发生同样的事情了。

[老师的体罚作文

一个人有自己崇拜的偶像，这很正常，并且这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但关键是你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你的偶像。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差别了。

前些年，发生了一个轰动全国的事件。有一位姓杨的女孩，追捧香港歌星刘德华，居然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她十六岁那年辍学，成为了一个全职的“追星族”。为了满足她的愿望，她的父母倾家荡产，带着她一次次去香港。到最后，在媒体和好心人士的帮助下，她终于在香港见到了刘德华。但她却不满足那一次短暂的合影留念，还要继续做她的“追星梦”。就为了这件事情，害得可怜的老父亲在香港跳海自杀。这起事件，闹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谁也没想到，这件事情最终以一场这样的悲剧收场。

再说说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例。在我们同学当中，也有追星一族，他们当中也时常会有人在一起议论那些大明星。有人把某些明星的照片贴在了自己房间的墙壁上和床上，有人把明星的照片贴在了自己的书包和文具盒上。还有人会在同学面前炫耀说:“我爸爸明天会带我听X X明星的演唱会呢!”久而久之，在同学们当中形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攀比。想起来我真觉得很可笑。

我们班上有一位男同学，他很爱踢球，英国的贝克汉姆是他最为崇拜的偶像。他每天梦想着自己能成为像贝克汉姆那样的人。于是，他天天踢球，不但在学校踢球，还在家里的客厅里踢球，他还要爸爸妈妈给他买像贝克汉姆一样的衣服和鞋子。他的父母不答应，他就撒娇，就不吃饭。弄得父母毫无办法，只好答应他的要求。

像这种类型的人在我们身边还有不少。我觉得这些人应该猛醒，否则是很可笑的。

说实话，我曾经有过一段这样的经历。有一次，我有幸听了一场蔡依林的演唱会。觉得她唱得真好!于是，我就天天听她的歌，天天唱她的歌，吃饭时听mp3，写作业时听mp3，有时连上课也偷偷地听mp3。时间一长，我的学习成绩急速下降。妈妈生气了，对我好一顿训斤。她说:“你呀你呀，成天就知道听歌!听歌!考成这样，以后不准听了!”说着，还把我的mp3给收了。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沉迷听歌了。我开始努力学习，很快让自己的成绩恢复到了从前。妈妈这才高兴了。

现在，我对于偶像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我认为，一个人应该有自己崇拜的偶像，但不能只停留在崇拜的层面上，而是要学习偶像身上最重要的精神品质和奋斗精神。要知道，无论是歌星还是影视明星，还有那些体育明星，他们今天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而是自身不断努力和奋斗的结果。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就不会盲目追捧那些所谓的明星了。

我希望同学们一定要正确理解“偶像”这个词，要正确对待自己心中的偶像。

书本是我们获取知识的地方，我们每天都在书本上获取知识，大多数人都很迷信书本。但有时候也不能完全相信书本，书本只是给我们一个例子罢了，重要的是自己要独立思考，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太迷信书本了。

托勒密，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他是一个古代著名科学家，他提出地心说，这个定论在之后的一千多年中都被认为是真理，但哥白尼质疑了这个说法，他提出了日心说，哥白尼他勇于挑战权威，推翻了这定论。蜜蜂靠翅膀振动发音的，这在以前几乎人人都知道，但这生物学上的权威却被一个12岁的小女孩给推翻了。她在一次偶然机会发现蜜蜂翅膀不振动，仍然嗡嗡叫个不停，她反复实验后发现蜜蜂不是靠翅膀发声的。无数生数学家都不知道的奥秘竟然被小小的聂利发现了。成年人都没有怀疑过的定论，聂利把它推翻了。

书本和权威只是一个路人，你可以向他寻求路怎么走，他总会告诉你答案，但正确的路、正确的答案，还是要等你自己去寻找去发现。不必担忧自己找不到正确的路和答案，因为它在前方等着你。

自春秋中叶以来，楚国一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国。从楚庄王问鼎中原时起，楚国统治者已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战国时代，楚国君墨守成规，缺乏改革的锐志，被后起的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在了后面。楚国国势渐趋衰落，在与西方强秦的连年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丧城失地。而以怀王为首的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却偏安一隅，仍过着醉生梦生死的生活，臵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

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洞悉列国形势，对楚国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诗人为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实现“存君兴国”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国倡导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既得利益，遭到了贵族群小的极力诋毁。尽管诗人“忠而见疑，信面被谤”，但诗人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与权奸的斗争中显示了高标节操，爱国赤诚。诗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诗篇显示了诗人拳拳报国心，殷殷故国情。其爱国主义精神名传千古，垂范后人。

一、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弊政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诗人作为战国时代一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诗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屈原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高权谋谲诈，推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侵吞攻伐时代：列国纷争，狼烟四起，万民缟素，血流成河，弱国的苟存只能仰人鼻息，成为附庸；弱国的灭亡只是利益相争的殉葬品。此时的楚国已陷入重重危机，形势岌岌可危，可楚国君臣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依旧沉醉于丝竹管弦，声色犬马之中。诗人忧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国统治者从沉醉中醒来，面对残酷现实，上下一心，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大有作为，重现昔日鼎中原的辉煌，完成统一中国的理想。诗人把这一理想称之为“美政”，“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欲以“美政”作为振兴保守落后楚国的一剂良方。

“美政”是屈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动力。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虽表述得比较空泛，介也有其具体的时代内容。从诗中来看，主要是指使楚国独立富强，并走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道路。这一理想是契合时代发展脉搏的，其本质就是反对楚国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为了实现理想，诗人针对楚国种种流弊，旗臶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举贤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即不分贵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依法办事。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实行改革，除去弊政。这一主张如能施行，将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剜除楚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烂疮，使衰老的楚国变得更更健康，更茁壮，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国之道。

诗人大力倡导“举贤授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从历史上看，能“举贤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兴国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戚之讴歌兮，齐恒闻以该辅。”历史上这些昏君都善于搜罗人才，并委以重任，最终导制了盛世景象的出现。相反，那些嫉贤妒能的昏君，如殷纣王荒淫残暴，迫害忠良，使一代贤臣，“比干菹醢”；吴王夫差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使一代忠臣，“武子逢殃”。而这些毁灭人才者，也毁掉了强国富民之基石，最终落得个亡国祸身的不幸结局。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运之兴衰系于贤才。国家的兴盛离不开贤臣，只有举贤授能才能不国安邦，富国强民。现实中的楚国要改变贫弱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打破旧贵族对于权住的垄断，效法兴国圣君不拘身份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只有这样，楚国才能重新走上富强之路，重现昔日之辉煌。

为有贤可举，有能可授，屈原深谋远虑，有计划地在楚国展开了培养各种人才的事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未雨绸缪，诗人滋兰树蕙，其目的“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即希望培育的人才能在楚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担当起富国强民之重任。为了国事，诗人呕心沥血，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上下求索。诗人招贤纳士，为己求贤，还是为楚国政治前途作打算。

战国时代，各诸侯先后在各国变法图强。变法成为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当时，楚国政坛由旧贵族把持，旧贵族统治实际上是“背法度而心治”。为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法治国。为此，诗人在位时，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国国力也随之有所起色。怀王初期，楚与齐秦称雄，怀王任合纵长等事实就是明证，然而好景不长，屈原依法治国的措施损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们的极力诽谤。楚群他因“无度弗察”，即没有法制思想而受蒙信谗，遂疏远了屈原。忠臣远逝，小人当道。他们在楚国的违法乱纪行径遭到了正直诗人严厉斥责：“固时俗之工巧兮，竞周容以为度。”这些小人花言巧语，蛊惑世人，为谋取恩宠荣禄，不惜违背法度，变更正确的治国之道。小人的胡作非为，将诗人当初心血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楚国陷入了“阴阳易位”的倾覆绝境。屈原冒死进谏，希楚国统治者以史为鉴，效法禹、汤、文武、周公等贤名之君，勤恳依法治国。“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历史上这些先贤知人善任，走上了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与此相反，启、异、尧、桀、纣等昏君，荒淫残暴，法度不行，最终亡国祸身。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治国需法治，在法度废弛的国家，为政者心昏愦，国家也必覆亡。屈原在楚国高扬法治大旗，其目的是在楚国除弊去害，铲出“众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这些丑陋事物生存的环境，使楚国走上正常发展的历史轨道。

诗人始终不渝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如能实施，必使老气横秋的楚国脱胎换骨，涣发出咄咄逼人的青春锐气。然在愚昧保守落后的楚国，无人赏识“怀谨握玉”的诗人，他们残酷地将诗人逐出了政治舞台中心，将诗人治国安邦的“美政”蓝图扼杀于襁袍之中。诗人被毁，楚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丝明亮的春色也就荡然无存，这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楚国的悲剧。尽管诗人为理想屡蒙谗遭毁，但任矢志不移，其行动所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可窥一斑。

二、不屈不挠，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诗人所行，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却因在楚国实施“美政”理想，而无辜蒙冤，遭谗被谪。但诗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与那此为害楚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这场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诗人对楚国黑暗现状进行了揭露，指出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世溷浊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这实际上描绘了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黑暗世道；一个粪壤充帏、邪恶肆行的世道；一个忠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浊世道。而原先的楚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这下楚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飞扬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这伙“并举好朋”的小人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违法乱纪，结党营私，竞进贪婪，不厌求索，使忠臣“自疏而远逝”，奸臣“干进而务入”，将楚国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

“险隘”的绝境。诗人忧心如焚，痛恨小人祸国殃民的乱政行径，并反复申诉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诗人喜好的佩饰、奇服、长铗等是诗人高洁人格的投影，是诗人“长当浊世，自处清流”的物证。诗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洁品性向邪恶世俗挑战。诗人虽身陷穷途，但誓不与邪佞为伍，“苟余情其以练要兮，长亦何伤！”“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诗人洁身自好，在污浊的社会里，不苟合取容，保持芬芳不变，再现了诗人独立不迁的人格和高标的气节。对那些经不住个人得失考验的变节者，诗人甚是痛心，“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夫众芳。”“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兮？”屈原指斥变节者经不住诱惑，走上了从俗、媚俗之路，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小人。诗人鄙薄他们，谴责他们，他情愿效法前贤，做一个处困苦茕独不悔的死节之臣，“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与世俗小人妥协投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残酷的现实没能使屈原低头，誓与群小斗争到底，“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出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人生择择。

诗人披肝沥胆，为国效忠。在厄境中矢志不移，对理想、对真理、对祖国始终不渝，在与邪恶的斗争中，虽然羽折翎落，滴着鲜血，仍然苦苦挣扎，表现出被遗弃而不沉沦，蒙谣涿而不自毁的坚贞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宁死不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三、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

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

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臵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

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

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四、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探讨。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其时代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时代，社会充满着进取的、批判的精神。屈原在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敢干斗争，决不妥协，上下求索的批判和进取态度，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频繁。强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进程。弱国为抵抗强国入侵，掀起了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残死较量中，一些爱国志士挺身而出，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中。屈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楚国西北边强秦的崛起，楚国渐渐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楚国的国家前途的民族命运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楚国统治者依旧沉缅于日酣宴饮的享乐中，束手无策。大敌当前，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国灭亡的措施。在保守思想与改革思想的猛烈冲撞中，屈原主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悲惨遭遇，臵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楚国的现状，“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楚国重新走向富强。“沧海横流处，方显英雄本色。”正是战国后期波涛汹涌的时代“沧海”，才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放异彩。

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从内因来说，在于诗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步的世界观决定其有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天问》中，诗人仰天长问，对自然和人类历史探究天道。从诗人对古代关于自然的神话和传说的诘难和质疑中，表明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索，对古代信仰的怀疑，显示出一种大胆的科学探索精神，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诗人在对夏、商、周三代所以兴，所以亡的回顾和反思中，对其治乱兴亡缘故表示质疑。诗人企图通过探寻历史兴亡之故，为楚国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让楚国在车真颠马覆之路紧急止步，重新走上兴国之路。诗人问天问地，问历代沧桑人事。这都是由诗人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决定的，再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还与诗人出身经历紧密相联。诗人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但因为家族地位的衰落，他本人已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诗人在《九章〃惜诵》这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亡身于贫贱。”这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诗人虽出身于贫贱，但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即《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跻身于楚国政治舞台。“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诗人身为高阳苗裔，天潢贵胄，想在楚国大有作为，振兴楚国于混乱中。诗人虽壮志未伸，但对楚国的耿耿中心至死不变，再现乱世忠臣的忠贞。

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着尘土，荣归大地怀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绎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辉，惠及万代。它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激励着千秋子民爱我中华，并为之富强而奋斗不息。

如何看待屈原的爱国精神?

自春秋中叶以来，楚国一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国。从楚庄王问鼎中原时起，楚国统治者已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战国时代，楚国君墨守成规，缺乏改革的锐志，被后起的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在了后面。楚国国势渐趋衰落，在与西方强秦的连年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丧城失地。而以怀王为首的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却偏安一隅，仍过着醉生梦生死的生活，臵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

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洞悉列国形势，对楚国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诗人为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实现“存君兴国”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国倡导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既得利益，遭到了贵族群小的极力诋毁。尽管诗人“忠而见疑，信面被谤”，但诗人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与权奸的斗争中显示了高标节操，爱国赤诚。诗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诗篇显示了诗人拳拳报国心，殷殷故国情。其爱国主义精神名传千古，垂范后人。

一、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弊政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诗人作为战国时代一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诗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屈原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高权谋谲诈，推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侵吞攻伐时代：列国纷争，狼烟四起，万民缟素，血流成河，弱国的苟存只能仰人鼻息，成为附庸；弱国的灭亡只是利益相争的殉葬品。此时的楚国已陷入重重危机，形势岌岌可危，可楚国君臣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依旧沉醉于丝竹管弦，声色犬马之中。诗人忧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国统治者从沉醉中醒来，面对残酷现实，上下一心，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大有作为，重现昔日鼎中原的辉煌，完成统一中国的理想。诗人把这一理想称之为“美政”，“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欲以“美政”作为振兴保守落后楚国的一剂良方。

“美政”是屈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动力。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虽表述得比较空泛，介也有其具体的时代内容。从诗中来看，主要是指使楚国独立富强，并走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道路。这一理想是契合时代发展脉搏的，其本质就是反对楚国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为了实现理想，诗人针对楚国种种流弊，旗臶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举贤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即不分贵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依法办事。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实行改革，除去弊政。这一主张如能施行，将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剜除楚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烂疮，使衰老的楚国变得更更健康，更茁壮，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国之道。

诗人大力倡导“举贤授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从历史上看，能“举贤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兴国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戚之讴歌兮，齐恒闻以该辅。”历史上这些昏君都善于搜罗人才，并委以重任，最终导制了盛世景象的出现。相反，那些嫉贤妒能的昏君，如殷纣王荒淫残暴，迫害忠良，使一代贤臣，“比干菹醢”；吴王夫差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使一代忠臣，“武子逢殃”。而这些毁灭人才者，也毁掉了强国富民之基石，最终落得个亡国祸身的不幸结局。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运之兴衰系于贤才。国家的兴盛离不开贤臣，只有举贤授能才能不国安邦，富国强民。现实中的楚国要改变贫弱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打破旧贵族对于权住的垄断，效法兴国圣君不拘身份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只有这样，楚国才能重新走上富强之路，重现昔日之辉煌。

为有贤可举，有能可授，屈原深谋远虑，有计划地在楚国展开了培养各种人才的事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未雨绸缪，诗人滋兰树蕙，其目的“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即希望培育的人才能在楚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担当起富国强民之重任。为了国事，诗人呕心沥血，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上下求索。诗人招贤纳士，为己求贤，还是为楚国政治前途作打算。

战国时代，各诸侯先后在各国变法图强。变法成为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当时，楚国政坛由旧贵族把持，旧贵族统治实际上是“背法度而心治”。为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法治国。为此，诗人在位时，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国国力也随之有所起色。怀王初期，楚与齐秦称雄，怀王任合纵长等事实就是明证，然而好景不长，屈原依法治国的措施损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们的极力诽谤。楚群他因“无度弗察”，即没有法制思想而受蒙信谗，遂疏远了屈原。忠臣远逝，小人当道。他们在楚国的违法乱纪行径遭到了正直诗人严厉斥责：“固时俗之工巧兮，竞周容以为度。”这些小人花言巧语，蛊惑世人，为谋取恩宠荣禄，不惜违背法度，变更正确的治国之道。小人的胡作非为，将诗人当初心血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楚国陷入了“阴阳易位”的倾覆绝境。屈原冒死进谏，希楚国统治者以史为鉴，效法禹、汤、文武、周公等贤名之君，勤恳依法治国。“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历史上这些先贤知人善任，走上了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与此相反，启、异、尧、桀、纣等昏君，荒淫残暴，法度不行，最终亡国祸身。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治国需法治，在法度废弛的国家，为政者心昏愦，国家也必覆亡。屈原在楚国高扬法治大旗，其目的是在楚国除弊去害，铲出“众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这些丑陋事物生存的环境，使楚国走上正常发展的历史轨道。

诗人始终不渝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如能实施，必使老气横秋的楚国脱胎换骨，涣发出咄咄逼人的青春锐气。然在愚昧保守落后的楚国，无人赏识“怀谨握玉”的诗人，他们残酷地将诗人逐出了政治舞台中心，将诗人治国安邦的“美政”蓝图扼杀于襁袍之中。诗人被毁，楚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丝明亮的春色也就荡然无存，这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楚国的悲剧。尽管诗人为理想屡蒙谗遭毁，但任矢志不移，其行动所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可窥一斑。

二、不屈不挠，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诗人所行，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却因在楚国实施“美政”理想，而无辜蒙冤，遭谗被谪。但诗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与那此为害楚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这场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诗人对楚国黑暗现状进行了揭露，指出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世溷浊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这实际上描绘了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黑暗世道；一个粪壤充帏、邪恶肆行的世道；一个忠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浊世道。而原先的楚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这下楚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飞扬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这伙“并举好朋”的小人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违法乱纪，结党营私，竞进贪婪，不厌求索，使忠臣“自疏而远逝”，奸臣“干进而务入”，将楚国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

“险隘”的绝境。诗人忧心如焚，痛恨小人祸国殃民的乱政行径，并反复申诉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诗人喜好的佩饰、奇服、长铗等是诗人高洁人格的投影，是诗人“长当浊世，自处清流”的物证。诗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洁品性向邪恶世俗挑战。诗人虽身陷穷途，但誓不与邪佞为伍，“苟余情其以练要兮，长亦何伤！”“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诗人洁身自好，在污浊的社会里，不苟合取容，保持芬芳不变，再现了诗人独立不迁的人格和高标的气节。对那些经不住个人得失考验的变节者，诗人甚是痛心，“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夫众芳。”“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兮？”屈原指斥变节者经不住诱惑，走上了从俗、媚俗之路，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小人。诗人鄙薄他们，谴责他们，他情愿效法前贤，做一个处困苦茕独不悔的死节之臣，“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与世俗小人妥协投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残酷的现实没能使屈原低头，誓与群小斗争到底，“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出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人生择择。

诗人披肝沥胆，为国效忠。在厄境中矢志不移，对理想、对真理、对祖国始终不渝，在与邪恶的斗争中，虽然羽折翎落，滴着鲜血，仍然苦苦挣扎，表现出被遗弃而不沉沦，蒙谣涿而不自毁的坚贞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宁死不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三、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

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

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臵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

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

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四、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探讨。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其时代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时代，社会充满着进取的、批判的精神。屈原在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敢干斗争，决不妥协，上下求索的批判和进取态度，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频繁。强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进程。弱国为抵抗强国入侵，掀起了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残死较量中，一些爱国志士挺身而出，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中。屈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楚国西北边强秦的崛起，楚国渐渐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楚国的国家前途的民族命运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楚国统治者依旧沉缅于日酣宴饮的享乐中，束手无策。大敌当前，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国灭亡的措施。在保守思想与改革思想的猛烈冲撞中，屈原主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悲惨遭遇，臵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楚国的现状，“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楚国重新走向富强。“沧海横流处，方显英雄本色。”正是战国后期波涛汹涌的时代“沧海”，才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放异彩。

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从内因来说，在于诗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步的世界观决定其有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天问》中，诗人仰天长问，对自然和人类历史探究天道。从诗人对古代关于自然的神话和传说的诘难和质疑中，表明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索，对古代信仰的怀疑，显示出一种大胆的科学探索精神，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诗人在对夏、商、周三代所以兴，所以亡的回顾和反思中，对其治乱兴亡缘故表示质疑。诗人企图通过探寻历史兴亡之故，为楚国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让楚国在车真颠马覆之路紧急止步，重新走上兴国之路。诗人问天问地，问历代沧桑人事。这都是由诗人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决定的，再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还与诗人出身经历紧密相联。诗人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但因为家族地位的衰落，他本人已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诗人在《九章〃惜诵》这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亡身于贫贱。”这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诗人虽出身于贫贱，但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即《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跻身于楚国政治舞台。“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诗人身为高阳苗裔，天潢贵胄，想在楚国大有作为，振兴楚国于混乱中。诗人虽壮志未伸，但对楚国的耿耿中心至死不变，再现乱世忠臣的忠贞。

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着尘土，荣归大地怀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绎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辉，惠及万代。它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激励着千秋子民爱我中华，并为之富强而奋斗不息。

[如何看待屈原的爱国精神的作文

一、【反义词】

真话、实话

二、【基本解释】

◎谣言yáoyán

(1) [words bandied from mouth to mouth;common town talk;hearsay;rumor]

(2) 指没有事实存在而捏造的话

(3) 没有公认的传说

(4) [ballad;proverb]∶民间流传的评议时政的歌谣,谚语

兄等曾闻得近日小儿谣言否?——《于谦全传》

三、【英文翻译】

1.rumour;groundless allegation;canard;hearsay;report ;

四、【短语造句】

1.谣言在2月11日得以证实。

The rumours were confirmed on february 11th.

2.性欺凌包括散布与性相关的八卦或谣言。

Sexual bullying includes spreading gossip or rumors of a sexual nature.

3.他把这个消息当做谣言而不予考虑。

He dismissed the story as a rumour.

4.在他们辟除订婚谣言之后，又有传言说他们处于分手边缘。

Since they dismissed the engagement rumor, they have been seen on the verge of breakup.

5.贝尔斯登的高管们觉得有必要再次公开澄清谣言。

Bear stearns executives believed another public statement was needed.

1、来是偶然的，走是必然的。所以你必须，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2、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

3、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

4、生活是一场战争。一世权利属于胜利者！

5、狂妄的人有救，自卑的人没有救。

6、你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

7、一个人正在过的生活并不一定是他真正应该过的生活。

8、生活有千百种形式，每人只能经历一种。别人的幸福，那是想入非非，即使得到也不会享那个福。

9、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

10、我的财富并不是因为我拥有很多，而是我要求的很少。

11、生活的美好就在于它的丰富多彩，要使生活变得有趣，就要不断地充实它。

12、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味的人看来才是空虚而平淡无味的。

13、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

14、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难道你也要趴下去反咬他一口吗？

15、人生照例是一场值得一搏的争衡，然而它的奖品的拼斗。

16、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

17、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18、生活是无可选择的，对它，你们必须接爱。惟一的选择就是如何生活。

19、若能一切随他去，便是世间自在人。

20、活在别人的掌声中，是禁不起考验的人。

21、不是某人使我烦恼，而是我拿某人的言行来烦恼自己。

22、你有你的生命观，我有我的生命观，我不干涉你。只要我能，我就感化你。如果不能，那我就认命。

23、只有两种生活方式：腐烂或燃烧。胆怯而贪的人选择前者，勇敢而胸怀博大的人选择后者。

24、自我控制应当成为生活的基调。美好生活是由理性来指导的，并且紧紧抓住崇高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