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名人以诚待人的故事(精彩20篇)

一、名人故事：项羽欲学万人敌

秦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项羽，生于楚国将官世家。小时候家里请老师教他识字，没认几个他就不肯再学下去。再让他学剑术，又没学成。项羽的叔叔项梁十分生气，骂他不长进。项羽袒露心迹说：“认字，能够写自己的名字，就足够了；剑术，只能对付一个敌人，不值得去学。我要学就学对付千军万马的本领！”于是项梁就教项羽学习兵法，终于成就了项羽“西楚霸王”的大业。

成功是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项羽抓住了主要因素，距离成功也就不远了。

二、名人爱国故事：杨靖宇献身抗日的故事

民族抗日英雄杨靖宇曾担任“南满抗日联军”司令，从1934年一直到1940年沙场献身为止。在艰苦征战的六年中，他身先士卒地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里打击日寇。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杨靖宇率部顽强战斗，使敌人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日酋对他又怕又恨，调集重兵围困。

有人劝杨靖宇投降，他斩钉截铁地说：“不，我有我的信念。”最后，弹尽粮绝，杨靖宇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牺牲。敌人残忍地用刺刀剖开他的肚子，杨靖宇肚里没有一粒米，有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

三、中国军事人物——叶挺

叶挺（1896--1946）广东惠阳人。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1924年底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处处长，独立团团长，率团参加了北伐战争，后升任为副师长、师长。1927年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同年底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军长。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军扣押。1946年以党中央营救获释。由重庆赴延安时因飞机失事遇难。

生命的欺骗

办公室外面，有一棵碗口粗的大叶紫薇。

随着阳春三月渐近尾声，紫薇树旁边的大叶榕新长的叶子已是满眼翠绿，而那棵紫薇依然枯瘦萧杀，干巴巴的枝干上残留着数不清干枯龟裂的果子。办公室在二楼，两棵树的树冠恰好能够时不时映入眼帘。强烈的视觉对比常使人产生一种季节的迷惑，也常常让我怀疑那棵大叶紫薇是否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是否真的被白蚁蛀蚀，在这个荡漾生命绿色的季节里，以毕剥的形态宣告自己的死亡？

隐约记得也是去年的这个时候，紫薇已经纤细的躯体上已经铺满了浓浓的春色。还记得绿色遍身的紫薇不久后就绽放出惹眼的大片大片的红花，那个热闹和惬意常常使我对这株紫薇充满了难忘的期待。而今年，现在，莫非这株紫薇真的消亡了吗？

两天前，和岑老师站在楼道里聊天，还曾经面对着紫薇树唏嘘慨叹了好久。紫薇树的枯枝就伸展在我们的眼前，看上去已然没有了任何生命的迹象。岑老师伸手捉住几根枝桠，稍一用力，树枝就在清脆声中断落在手中。我们细细看去，整个的枝茎中没有任何的潮湿和水分，更没有点点绿色。于是我们认为这棵紫薇真的枯死了，我还记得岑老师又弄断了很多的枯枝，准备用作少年军校学员们野炊时的引火燃料。

周一回到学校，暮春四月才刚刚开始。当钥匙插入了铁门，准备打开办公室大门的时候，眼睛的余光不经意地瞄了一眼旁边的紫薇。刹那，我的视线凝固了，身体也为之一颤：那棵两天前就已断定枯死的紫薇树的枝干上，竟然爬满了细微嫩绿的新芽。叶芽如此之小，在满眼枯黄之中显得如此单薄和宁静，在灰黑色的果子的遮掩之下，那一点点的绿色竟然勃发出无穷的力量。很长的时间里，我竟然忘记了开门，学生在我身边陆续经过不断问好，我也竟然毫无反应。我似乎又依稀看到大片大片的红艳艳的紫薇花，似乎又感受到了即将盛开的生命的颜色。

生命的欺骗我兴奋地把我的发现第一时间告诉了岑老师，感叹着紫薇的生命竟然如此坚强，竟然如此充满了欺骗。记得那天我还和岑老师商量着紫薇树的“后事”，讨论着该为这片即将空置的土地上种植哪种树木。而今天，紫薇就以点点的绿色嘲弄了我们的浅薄与悲观。

也许错不在我们，也许学校很多的师生如我们一样，在期待中渐渐麻木，在期待中放弃了希望。难道我们能怪罪那棵依然安静的紫薇，怪罪它以时间和外表掩饰生命的光辉？

行文至此，我恍然顿悟：也许，这就是生命的欺骗。之所以被蒙骗，恰恰是我们充满了对紫薇树当下的期待，在于我们太相信表象，太相信自己的经验和直觉。

每年，我都记得那棵紫薇会缀满绿叶，会绽放花朵，但是却忘记了具体的时间。于是，春暖花开，满眼皆绿的时节，眼中就容不下紫薇的枯黄依旧，就断定它已然死亡。难道，我们对所有的植物，都是必须充满相同的期望？

从折断的树枝上，我们没有窥探到一丝丝活着的证据，于是断定它已死亡。难道眼见必然为实？难道紫薇就不能以它特有的方式注释它特别的生命特征？

我们是否也在以这种眼光审视世间的一切，是否也以此种浅薄和呆板看待我们身边的一个个生命？

假如孩子并没有如我们所愿的那样去生活、去学习、去行动，我们是否也在意识当中慢慢否定孩子，是否也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草率地添加上一个句号？如果孩子表现出种种不理智、不合常规的所谓“问题行为”，我们是否曾经轻狂地在心中说过：“这人完了！”

是的，生命有很多很多的欺骗，我们所面对的孩子也是如此。他们会显露出太多太多的假象。有时未必是孩子的本意，有时却又是孩子无意识中对生命的呐喊与对抗。而作为教育者，必须对孩子充满期待，必须在心中为孩子勾画美好的生命未来。

可以想见，紫薇树上淡淡的新绿会逐渐蔓延和传染，紫薇花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吐露芬芳。而我，依然可以在疲劳和烦闷的时候，感受生命的力量。但是我们，一个个在小学从事着平凡工作的普通教师，能否透过了生命的假象，撇去刻意的欺骗和掩饰，永远是充满期待与希冀地对待一个个勃发内在生命秩序的鲜活生命？

著名作家巴金的读书方法十分奇特，因为他是在没有书本的情况下进行的。读书而无书的确算得天下一奇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巴金说：“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原来他的读书法就是静坐在那里回忆曾经读过的书。这样有许多好处：

(1)不受条件限制，可以充分利用时间。巴金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有一位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某型，《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当时没有电，也没有蜡烛，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她不能读书，而是在黑暗中静坐回忆书中的情节。托尔斯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另一个例子是他自己在十年内乱中的亲身经历。他说：“‘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了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了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来阅读?他们忘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这两个事例说明，在一切不具备正常读书条件的情况下都可以“读书”。

(2)温故而知新。通过回忆，将过去读过的书拿出来一点点地咀嚼，就象牛反刍一样，能进一步消化吸收。每回忆一次都会有新的理解，新的认识，新的收获。

(3)能够不断地从已读过的书中吸取精神力量。巴金说：“我现在跟疾病作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得到鼓励……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神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消耗的。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洗（在这里读xiǎn）夫人是南北朝到隋朝时期岭南俚人的领袖。岭南是指南岭到大海的那一大片土地。洗夫人嫁给太守冯宝，成为在岭南很有影响的人物。她顾全大局，忠于国家的统一。南朝的梁、陈两代，岭南的一些地方官都发动过叛乱，不听朝廷命令，想把岭南变成独立王国。但是，他们的行为遭到冯家和洗夫人的坚决反对。每次叛乱发生，洗夫人都亲自率军平叛，配合朝廷重新安定了岭南。她立了大功，被封为女将军。

隋朝灭陈之后，南北分裂局面结束了。因为岭南离中央太远，岭南人一时不明真相，就拥70高龄的洗夫人为圣母，仍然忠于陈朝，不让隋军进入岭南。隋朝送信向洗夫人说明了情况。洗夫人十分高兴，立刻派孙子冯魂去迎接隋军开进岭南，隋朝名副其实地统一了全国。

不久，岭南又发生叛乱，洗夫人当机立断，派孙子冯盈杀了叛军首领。她又不顾高龄，陪同隋朝大臣走遍各地，召见参加叛乱的首领，让他们服从朝廷，不要分裂国家。到了晚年，洗夫人经常教育后代要维护统一，不可分疆裂土，做对不起百姓和祖宗的事。洗夫人一生经历三朝，始终维护国家统一和岭南的安定。直到今天，广东广西海南人民还在纪念她。

守株待兔的故事：宋国有个农夫正在田里翻土。突然,他看见有一只野兔从旁边的草丛里慌慌张张地窜出来,一头撞在田边的树墩子上,便倒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了。农民走过去一看:兔子死了。因为它奔跑的速度太快,把脖子都撞折了。农民高兴极了,他一点力气没花,就白捡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野兔。他心想;：要是天天都能捡到野兔,日子就好过了。

从此,他再也不肯出力气种地了。每天,他把锄头放在身边,就躺在树墩子跟前,等待着第二只、第三只野兔自己撞到这树墩子上来。世上哪有那么多便宜事啊。农民当然没有再捡到撞死的野兔,而他的田地却荒芜了。因为没能再次得到兔子，农民自己沦为了宋国的笑柄。

前些时，热闹非凡的“超级女声”轰动了大半个中国，节目空前火爆，“偶像”红得发紫，这绝对与一大帮子铁杆“粉丝”有关。虽然他们自称“新新人类”，其实，追根溯源，这“粉丝”也是古已有之。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可以说是最早的歌坛偶像，他的“粉丝”，也是历史上最狂热最忠诚也最具规模的“粉丝”。

中国最早的歌坛偶像柳永论数量，当时民谣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就说明柳永的“粉丝”到处都有，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多得不计其数。如果那时就有发短信技术，恐怕支持柳永的“粉丝”，又要让电信局赚个钵满盆溢，拉动经济增长几个百分点。

论狂热，柳永的“粉丝”也丝毫不输于“超女”的“粉丝”。由于他写得一手绝妙好词，随便给哪个歌妓写上几句，她就会身价倍增。于是，歌妓们对他爱得发狂。

柳永又称柳七，能和柳七亲热唱和，哪怕是倒贴银子，就成了歌妓们的最高愿望：“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这顺口溜不知怎么传到宫里，仁宗醋意顿生，气得差点儿吐血，心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怎么能让这个小瘪三抢了我的头彩？但碍于身份，自己又不能和一个风流文人争风吃醋，只好闷在心里发恨。

论铁杆，柳永的“粉丝”更是忠心不二，无人可匹。柳永死时家无余财，是他的那帮歌妓“粉丝”集资安葬。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认识不认识的“粉丝”们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以至于相沿成习，称之为“吊柳七”或“吊柳会”。哪像现在的“粉丝”们，朝秦暮楚，这一阵几追张三，过几天又捧李四，追时奉若神日月，弃时甩若敝展。

论影响，柳永的“粉丝”也是不得了的。连宋仁宗都成了他的最大“粉丝”，虽然他羞于承认，还对柳永有几分嫉妒，可是他的“追星”记录，从他对柳词的熟悉程度便可略见一斑。柳永《鹤冲天》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句，仁宗看到柳永的考试卷子，就不假思索信手批道：“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这一下子，柳永就成了“奉旨填词”的“**巨星”了。

论“副作用”，柳永的“粉丝”也闹出了惊天动地的大动作。追捧偶像，总难免有一定副作用，“超女”的副作用，除了使许多孩子迷恋唱歌外，湖南还有一个15岁的女“粉丝”，为参加“超女”比赛减肥过度成病。相比较而言，柳永的副作用似乎更有诗意，气魄也更大一些。

柳永名词《望海潮》中有佳句称赞杭州之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想不到被他千里之外的一个著名“粉丝”金主亮看到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效果，“此词传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罗大经《鹤林玉露》）。有这样惊人的“副作用”，差一点儿被人当成汉奸了，是柳永万万想不到的，不过也充分说明柳词的巨大魅力。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柳永及其“粉丝们”早已作古，随风远去，愿我们今天的偶像与“粉丝”都能比柳永们更精彩、更健康、更洒脱，也更有品位，同时也能更少一点“副作用”。

《命运交响曲》是贝多芬最杰出的一部作品，它的主题是反映人类和命运搏斗，最终战胜命运。这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 这是第一乐章中连续出现的沉重而有力的音符。贝多芬说：“命运就是这样敲门的。” 贝多芬是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也是命运最糟的一个。童年，贝多芬是在泪水浸泡中长大的。家庭贫困，父母失和，造成贝 多芬性格上严肃、孤僻、倔强和独立，在他心中蕴藏着强烈而深沉的感情。他从12岁开始作曲，14岁参加乐团演出并领取工资 补贴家用。到了17岁，母亲病逝，家中只剩下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已经堕落的父亲。不久，贝多芬得了伤寒和天花，几乎丧命。贝多芬简直成了苦难的象征，他的不幸是一个孩子难以承受的。 尽管如此，贝多芬还是挺过来了。他对音乐酷爱到离不开的程度。在他的作品中，有着他生活的影子，既充满高尚的思想 ，又流露对人间美好事物的追求、向往。对美丽的大自然他有抒发不尽的情怀。 说贝多芬命运不好，不光指他童年悲惨，实际上他最大的不幸，莫过于28岁那年的耳聋。先是耳朵日夜作响，继而听觉日益衰弱。他去野外散步，再也听不见农夫的笛声了。从此，他孤独地过着聋人的生活，全部精力都用于和聋疾苦战。 贝多芬活在世上，能理解他的人太少了，而唯一能给他安慰的只有音乐。他作曲时，常把一根细木棍咬在嘴里，借以感受钢琴的振动，他用自己无法听到的声音，倾诉着自己对大自然的挚爱，对真理的追求，对未来的憧憬。他著名的《命运交响曲》就是在完全失去听觉的状态中创作的。他坚信“音乐可以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顽强地战斗，通过斗争去取得胜利 。”这种思想贯穿了贝多芬作品的始终。

1827年3月26日，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音乐巨人与世长辞，那时他才57岁。贝多芬一生是悲惨的，世界不曾给他欢乐， 他却为人类创造了欢乐。贝多芬身体是虚弱的，但他是真正的强者。

钱基博乃是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的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在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到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文学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权重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在这个假期里一直是《中外名人故事》在陪着我。这本书中的名人让我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学习的重要性。书中的名人都喜欢读书，他们为了读书甘愿牺牲，废寝忘食，时间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爱读书。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坚持不懈读书的精神。书中让我一直记忆犹新的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孔子。

孔子从小就热爱读书。他听说了老子之后，就打定主意一定要去拜老子为师。孔子走了很多路，才找到老子。见到老子时，孔子很高兴地上前去拜见老子。老子看孔子是个有礼貌、谦虚好学的老实人，就收孔子当徒弟了。孔子被老子收了徒弟之后就更加刻苦学习了，老子说的每一句话孔子都铭记在心。老子离世后，孔子也自己收了很多徒弟，孔子收的徒弟个个都好学。从此，孔子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文学家。

其实在这本书里还有很多远近闻名的大名人，他们都和老子、孔子一样好学。

读了这本书以后，我也在慢慢地向他们学习，慢慢的做一个好学的孩子。因为我的英语成绩不理想，我就每天利用空闲时间练单词，背句型，读课文。在我的坚持下，我的英语已经有了进步。

因为读书，我有了改变。我今后还要多读书，从中学到怎样学习，怎样做人。

教师评语：这是一篇《中外名人故事》读后感，作者概括故事内容简洁清晰，能在引述的基础上很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要学习名人坚持不懈的读书精神。全文语言流畅自然，读议结合，是一篇不错的习作。

“鸿雁传书”的典故，出自《汉书？苏武传》中“苏武牧羊”的故事。据载，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汉朝使臣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鞮侯单于扣留，他英勇不屈，单于便将他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无人区牧羊。

19年后，汉昭帝继位，汉凶和好，结为姻亲。汉朝使节来凶，要求放苏武回去，但单于不肯，却又说不出口，便谎称苏武已经死去。

后来，汉昭帝又派使节到匈奴，和苏武一起出使匈奴并被扣留的副使常惠，通过禁卒的帮助，在一天晚上秘密会见了汉使，把苏武的情况告诉了汉使，并想出一计，让汉使对单于讲：“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猎时，射到一只大雁，足上系着一封写在帛上的信，上面写着苏武没死，而是在一个大泽中。”

汉使听后非常高兴，就按照常惠的话来责备单于。单于听后大为惊奇，却又无法抵赖，只好把苏武放回。

他已经是个当红主持人，但出于工作的需要，他不得不在某档栏目里出任串场主持人，而且留给他的位置非常尴尬。由于节目结构的限制，主持人可以发挥的时间和空间其实极其有限，不客气地说，他的作用约等于一个报幕员，或者戏言一句，这纯属“打酱油”的差事。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随着这档栏目收视率越来越高，广告商越来越多，他被逼加快语速念台词——1分钟内，要念完几页的赞助商名单。

一个不尴不尬的角色，却接下了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要知道，普通人说话，语速一般不超过每分钟140字;按照播音员的专业考核标准，也不过是一分钟200字;就算是比较著名的快嘴节目，如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主持人语速达每分钟350字，已经接近极限了。而他，要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就只能超越极限。

没有人知道他在后台经过了多少苦练，人们只是在节目里看到他的惊艳亮相——以每分钟400多字的语速，在40秒内，播完了长达几页的广告台词，而且毫不卡壳!于是，有人惊呼他“逆天”了，随着这档名为《中国好声音》节目的热播，他也顺理成章地被尊为“中国好舌头”，由于这40秒太过经典，竟招来众多网友的模仿，他进一步在网络里爆红。

40秒，他竟然把一个打酱油的角色，演绎成了“酱油帝”!而且，是在刘欢、庾澄庆、那英、杨坤等星光四射的大腕做主角，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配角的情况下。

但是，如果你了解他的过去，了解他的奋斗史，你就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他一直就是一个勤奋和认真的人。

那时，他还是个在校大学生，在所参加的一场主持人选拔大赛中进入前十，获得了到电视台做嘉宾主持的机会。学校在郊区，而主持节目的地点在市中心，每天来回在路上的时间就要4个小时，为了赶时间，他连续两年的晚饭都是三块钱的蛋炒饭。

然后，他成为一名电台主持人，但给他的工作量远远超过主持人的本职，要策划，要组织，要拉赞助，要推广。面对如此苛刻的要求，换做别人，或者拒绝，或者虽然接受，但只能说是勉为其难地接受。而他，既没有拒绝，也没有勉为其难，甚至是欣欣然地接受了。后来，他说自己是幸运的，电台需要一个全能的主持人，也把他打造成了一个全能的主持人，从而给他的事业发展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而幸运，难道不是靠他的勤奋和认真换来的吗?

后来，他转行去了电视台。一开始他非常不适应，面部表情僵硬，没有镜头感。为了改变自己，他多看、多练、多揣摩。自己的节目每期都会重看，只要有时间，一天至少要看4档综艺节目。在录节目时，他可以从下午一直到凌晨，足足7个小时不休息，有时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靠着自己搏命一般的努力，他终于华丽转身，成为一个电视主持人。

他在博客中曾写过一句话：“上天眷顾勤奋和认真的孩子。”其实，这也是他的真实写照。

他叫胡乔华，别名华少。现在他有多火，甚至已无需赘述。他只是用他的经历告诉每一个人：

只要足够努力，40秒也可以如烟花一般绚烂!

今天我读了《中外名人故事》这一本书。

这本书讲述了很多名人小时候的故事。有的名人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有的则是一开始就是在贵族家庭出生并受到良好教育的。

我喜欢“经天纬地，旷世奇才——诸葛亮”。诸葛亮一生博闻强记，深谋远虑，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是从逆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很小的时候便父母双亡，于是他便和叔父流落异乡。后来，诸葛亮的叔父客死他乡，他便在襄阳隆中定居下来。接下来，又有了三顾茅庐的故事。他死去后，留给后世的只有神话一般的人物和机智。

我最喜欢的是“软件大王——比尔盖茨”。比尔盖茨是第一个软件大王，世界首富。他从小精力过人而且极爱思考，一迷上某事便能全身心投入。当他15岁时，他的电脑才能已远近闻名了。

这本书收纳了很多名人的故事，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要坚持不懈，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样才可以成大事。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名人事迹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自号文山，江西吉水人，宝佑进士后为官。1276年，出使元营被扣，后在京口百姓的帮助下得以脱逃。

1278年兵败被俘，元军欲诱降，文天祥书《过零丁洋》以明志。后解至大都（今北京），元世祖劝其出仕，又被拒绝。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英勇就义。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不仅气势如虹，而且技巧圆熟，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不朽之作。

从此，“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成为必将永远流传的名句。

《关于牛顿忘我工作的故事》

牛顿每一天除抽出少量的时刻锻炼身体外，大部分时刻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一次，在书房中，他一边思考着问题，一边在煮鸡蛋。苦苦地思索，简直使他痴呆。突然，锅里的水沸腾了，赶忙掀锅一看，“啊！”他惊叫起来，锅里煮的却是一块怀表。原来他思考问题时竟心不在焉地随手把怀表当做鸡蛋放在锅里了。

还有一次，牛顿邀请一位朋友到他家吃午饭。他研究科学入了迷，把这件事忘掉了。他的佣人照例只准备了牛顿个人吃的午饭。临近中午，客人应邀而来。客人看见牛顿正在埋头计算问题，桌上、床上摆着稿纸、书籍。看到这种情形，客人没有打搅牛顿，见桌上摆着饭菜，以为是给他准备的，便坐下吃了起来。吃完后就悄悄地走了。当牛顿把题计算完了，走到餐桌旁准备吃午

饭时，看见盘子里吃过的鸡骨头，恍然大悟地说：“我以为我没有吃饭呢，我还是吃了。”

哲理：这些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并不关重要，但是证明了牛顿是一个怎样沉思默想，不修边幅，虚己敛容的人，他对科学极度的专心，总是想着星辰的旋转，宇宙的变化，而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从盖尔出生的那天起，他的爸爸妈妈就开始为他担心了，因为盖尔左手的尾指边长了根小小的第六指。

转眼间，盖尔已经3岁，父母把他送进了幼儿园。可上幼儿园的第一天，他回家后便眼泪汪汪地问爸妈和爷爷：“为什么我比其他小朋友多了一根指头？迪克说我是怪物。”大家都沉默了。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盖尔的第六根指头也长大了许多，看上去有点碍眼。此时此刻，爷爷陷入了沉思，盖尔是那样的聪明可爱、乖巧伶俐，他的悲哀和自卑令爷爷感到不安。突然，他的目光掠过钢琴架上的雕塑。那是一尊泥塑手雕，大拇指用力地压在掌心里。爷爷像发现什么珍宝似的，立即把雕像拿在手里看了又看，然后会心一笑，把盖尔抱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宝贝，你看爷爷右手的大拇指，它是个小懒虫，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他就开始睡觉了，到此刻都不肯起来。”爷爷边说边伸出右手，把大拇指蜷在掌心，然后让掌心朝下，并把盖尔的左手掌心朝上，当两只手合在一齐的时候，正好10个手指，不多也不少。“我明白了，您的大拇指偷懒不听话，所以，我就替您长了一根手指，是这样的吧，爷爷？”天真的盖尔开心地笑了，充满了自豪。小小的他觉得，这第6根手指担负着重大的职责，它是来帮忙爷爷的。

爷爷迅速把这件事告诉了家人和朋友，还请盖尔的老师在班上告诉其他小朋友，盖尔帮爷爷长了一根大拇指。小朋友们非但不再嘲笑盖尔了，还佩服盖尔小小年纪就帮忙大人。

自从和盖尔说过沉睡的大拇指的事后，只要见到盖尔，爷爷右手的大拇指就会条件反射般地蜷曲进掌心。时间稍长一些，右手的大拇指就会麻麻地痛，得用左手帮忙才能慢慢地舒展开。久而久之，爷爷竟习惯成自然，时刻把右手大拇指蜷起来，也习惯了用四根指头吃饭做事。不熟悉的人还真以为爷爷的手原本就是那样的。而盖尔呢，自从听了爷爷的故事后，对第六指个性关心爱护，冬天的时候还特意涂上一层厚厚的防裂霜，他觉得这是爱爷爷的一种表现。

一次，当爸爸妈妈把盖尔带到医院说能够切除第六指，盖尔大声抗议：“这是我帮爷爷长的手指，怎样能够切除呢？除非爷爷的大拇指睡醒起来了。”但是，爷爷的手指五年来一向习惯蜷曲在掌心里，它已经变形萎缩，完全失去了最初的力度，重新扳直已不可能，却使盖尔度过了幸福快乐的童年。爷爷对此，已经十分满足了。

当爷爷明白盖尔拒绝切除第六指的原因后，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找来纱布，把大拇指缠住，然后告诉盖尔，他已经动了手术，手指立刻能够伸直了，盖尔的第六指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盖尔听话地随父母去了医院，手术很成功，而爷爷的大拇指虽然用纱布缠了很久，但始终无法伸展。

爷爷去世后，父母将大拇指的真相告诉了盖尔。那一刻，盖尔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因为沉睡的大拇指给了他完整的人生，还真真切切地告诉他什么叫亲情。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1667年复活节后不久，牛顿返回到剑桥大学，10月被选为三一学院初级院委，翌年获得硕士学位，同时成为高级院委。1669年，巴罗为了提携牛顿而辞去了教授之职，26岁的牛顿晋升为数学教授。巴罗让贤，在科学史上一直被传为佳话。

牛顿并不善于教学，他在讲授新近发现的微积分时，学生都接受不了。但在解决疑难问题方面的能力，他却远远超过了常人。还是学生时，牛顿就发现了一种计算无限量的方法。他用这个秘密的方法，算出了双曲面积到二百五十位数。他曾经高价买下了一个棱镜，并把它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用它试验了白光分解为有颜色的光。开始，他并不愿意发表他的观察所得，他的发现都只是一种个人的消遣，为的是使自己在寂静的书斋中解闷。他独自遨游于自己所创造的超级世界里。后来，在好友哈雷的竭力劝说下，才勉强同意出版他的手稿，才有划时代巨着《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问世。

作为大学教授，牛顿常常忙得不修边幅，往往领带不结，袜带不系好，马裤也不纽扣，就走进了大学餐厅。有一次，他在向一位姑娘求婚时思想又开了小差，他脑海了只剩下了无穷量的二项式定理。他抓住姑娘的手指，错误的把它当成通烟斗的通条，硬往烟斗里塞，痛得姑娘大叫，离他而去。牛顿也因此终生未娶。

牛顿从容不迫地观察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结果作出了科学史上一个个重要的发现。他马虎拖沓，曾经闹过许多的笑话。一次，他边读书，边煮鸡蛋，等他揭开锅想吃鸡蛋时，却发现锅里是一只怀表。还有一次，他请朋友吃饭，当饭菜准备好时，牛顿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便独自进了内室，朋友等了他好久还是不见他出来，于是朋友就自己动手把那份鸡全吃了，鸡骨头留在盘子，不告而别了。等牛顿想起，出来后，发现了盘子里的骨头，以为自己已经吃过了，便转身又进了内室，继续研究他的问题。

有个年轻人，不愿做艰苦的工作，却整日想入非非，梦想侥幸成名，却总也不能如愿。一天他碰见了大发明家爱迪生，格外高兴，赶忙请教道：“爱迪生先生，你是怎样使自己名扬天下的呢?”

爱迪生猜到了年轻人的企图，故意反问：“看来，你是天天都在想着出名吧?”

“对对，我连做梦都在想啊!我什么时候能像你一样扬名世界呢?”

“你死后就会很快出名。”年轻人吃了一惊：“为什么我非要等死后才能出名呢?”

爱迪生诚恳地说：“因为你只想怎样才能占有一座高楼，而不是想怎样动手去建造这座高楼，那么，你终日想象的高楼是永远也不会自动出现的。可是你如果在空想中虚度一生，你死后就会成为那些只愿空想、不干实事者的一面镜子，人们就会经常提到你的名字，以教育后人，这样，你不就能够名扬天下了吗?”

谈到读书，我最佩服20世纪前半叶那一代文化名人，他们读书多，读得精，动不动一部大厚书就能背下来，真是了不得的功夫。

从《八十忆双亲》里，我们知道钱穆9岁就能背诵《三国演义》。此事值得一录：

那是一个晚上，父亲去镇上的烟馆议事，钱穆跟随同往。进了烟馆，一客忽然问钱穆：“听说你能背《三国演义》，是真的吗?”钱穆点头。又一客问：“今晚可以试试吗?”钱穆又点头。于是按照客人要求，他开始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一面背诵，一面表演，把诸葛亮与张昭等人的语气动态，表演得淋漓尽致。大人称奇，小钱穆当然免不了有些飘飘然。

第二天，钱穆依然随父亲去烟馆议事。路过一座小桥时，父亲问：“认得桥字吗?”钱穆点头说：“认得。”又问：“桥字是什么旁?”答：“木字旁。”再问：“木字旁换马字旁是什么字，认得吗?”再答：“认得，是骄字。”父亲又问：“骄是什么意思，知道吗?”钱穆答：“知道。”父亲步步紧逼：“你昨晚的行为有这个骄字吗?”钱穆这时才明白父亲的意思，顿时如闻雷霆，俯首不语。

上世纪80年代，钱穆的孙女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向祖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的回信：“《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朱子章句集注》为主。《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

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里，我们知道他在14岁之前，就能够背诵《论语》《孟子》《左传》《大学》等典籍。而他很小时就写一些酷似《聊斋》的小说，可以证明他把《聊斋》读得烂熟了。从他上世纪30年代替写的《水浒人物论赞》，又可以看出他对《水浒》的烂熟。

作为文史学者的曹聚仁，奉行的读书原则也许不是背诵，而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里，他谈到自己对几部经典著作的阅读遍数：《儒林外史》读了100多遍，都是一本正经地读。读《红楼梦》赶不上俞平伯，但也先后读了70多遍。《聊斋》读了四五十遍，《水浒传》读了20多遍。《三国演义》读的遍数最少，只有两三遍，原因是它没有《三国志》引人入胜。《史记》读了多少遍，他没说，只说这是他最爱读的书，是下过一点苦功的。

一个人肚子里有多少书，就跟一个人腰里有多少钱一样，那属个人隐私。因而，更多人的读书功夫我们就不得而知。

例如，不是郑振铎亲自检验，我们怎么也不会知道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不是周建人的回忆文章，我们也不会知道鲁迅小时候是背过《纲鉴》的。从根本上说，是读书功夫成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