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减肥记传奇故事【精彩20篇】

张海迪生于1955年，小名玲玲，山东济南人。5岁因患脊髓管瘤，高位截瘫，自学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程，并获得了硕士学位。1983年张海迪走上创作文学的道路，后成为山东创作协会一级作家并且是山东作家协会副主席。

5岁时张海迪因患脊髓管瘤而不能上学，但她非常想学习，恨不得跳出病魔的“控制范围”。一天玲玲终于挎不住心中的渴望，她对妈妈说：“妈妈我要上学。”话刚说完，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孩子，妈妈和爸爸会让你学到知识的!”玲玲不能上学，家里又请不起教师，妈妈爸爸下班后便亲自教她。

有一次，她感到非常疲倦，连作业都无力完成(家庭作业)，就对妈妈说：“这些作业我明天再做行吗?”妈妈却正重地对她说：“今天的事今天做完。”听了妈妈的话，玲玲明白到学习贵在坚持和自觉，绝不能拖拉。

学习知识的决心让这位钢铁战士傲视一切苦难，经过多年的努力，张海迪不但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刊和文学作品，还能翻译许多长篇小说;不仅能够像其它人一样学习丰富的知识，还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她的作品〈〈轮椅上的梦〉〉给了无数奋进中的人以无尽的力量。

在我们周围，还有许许多多个像张海迪的人，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做一个生活强者!

华罗庚，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一个贫困家庭。这是当时一个非常闭塞的县城。

童年时代，他最想骑马。他将一个小木凳拴上绳子，牵着当马骑，边骑边喊“马嘟嘟，马嘟嘟。”现在这个小凳子还陈列在金坛的“华罗庚纪念馆”里呢。稍大以后，他就把家中小杂货店的柜台当马骑，跳上跳下，并且还不时学着大人骑马的样子，感觉十分得意。

华罗庚特别爱动脑，对于一些别人看来司空见惯的事，往往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提出一些似乎希奇的问题。有一次，他同别人一块去城郊玩耍，见一座荒坟旁有石人石马，就问比他大的同伴：“这些石人石马有多重?”同伴回答说：“这怎么能知道呢。”华罗庚却不甘心，沉思片刻，说：“以后总会有方法知道的。”

在当年的金坛，华罗庚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灯节、船会、庙会等场所，凡是这些热闹的地方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城东有座青龙山，山上有个庙。每逢庙会，庙中的“菩萨：”便头插羽毛，打扮得花花绿绿，骑着高头大马进城来。一路上，人们见到“菩萨”就磕头行礼，祈求幸福。华罗庚伸直脖子，望着双手合十的“菩萨”，心里暗自琢磨：“?菩萨?果真万能吗?”当庙会散了，人们也陆续回家，华罗庚却跟着“菩萨”去了青龙山，想探个究竟，看一看“菩萨”的真面目。

来到庙里，“菩萨”卸了装，华罗庚一看“菩萨”是人扮的，就立刻往家跑。回到家，他便兴高采烈地对妈妈说：“妈，你往后不要给?菩萨?磕头了，?菩萨?是骗人的1父亲马上训斥道：“唉呀，罪过，小孩子懂什么?”他却认真反驳道：“我到青龙山的庙里去了，?菩萨?原来是假的，是人装扮的1

华罗庚的数学作业，经常有涂改的痕迹，很不整洁，老师开始时非常不满意。后来经过仔细辨别，老师发现华罗庚是在不断改进和简化自己的解题方法。

华罗庚在中学读书时，曾对传统的珠算方法进行了认真思考。他经过分析认为：珠算的加减法难以再简化，但乘法还可以简化。乘法传统打法是“留头法”或“留尾法”，即先将乘法打上算盘，再用被乘数去乘;每用乘数的一位数乘被乘数，则在乘数中将该位数去掉;将乘数用完了，即得最后答案。华罗庚觉得：何不干脆将每次乘出的答数逐次加到算盘上去呢?这样就省掉了乘数打上算盘的时间例如：28×6，先在算盘上打上2×6=12，再退一位，加上8×6=48，立即得168，只用两步就能得出结果。对于除法，也可以同样化为逐步相减来做节省的时间就更多的。

凭着这一点改进，再加上他擅长心算，华罗庚在当时上海的珠算比赛中获得了冠军。

华罗庚不仅对数学肯动脑筋，对语文也很用心。有一次，老师把自己收藏的文学大师胡适的书分给学生，让每人看完后写一篇读后感。华罗庚分得的是《尝试集》，书中流露出作者提倡白话文的得意，认为自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于是在扉页上写了一首《序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华罗庚在读后感中，并未表达出老师所期望的对胡适的赞美之词，而是尖锐地指出：胡适的这首诗概念混乱，第一句中的“尝试”与第四句中的“尝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第一句中的“尝试”是指初次尝试，当然一试就成功是比较罕见的;第四句中的“尝试”则是指经过多次尝试或失败之后的一次成功尝试，所以它们具有不同的含意。单独来看两个“尝试”都是有道理的，但胡适将二者放在一起，则是拿自己的概念随意否定别人(陆放翁)的概念，真是岂有此理!他说：“胡适序诗逻辑混乱，不堪卒读。”

虽然语文老师当时十分不悦，但20年后还是对已成名的华罗庚说：“我早就看了你的文章不落窠臼。”

华罗庚正是由于勤思考，爱创新，不迷信权威，才最终靠刻苦自学成为一名大数学家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书包越来越胖，越来越沉。

有一天，书包伸手摸着大肚子，摸着摸着，书包“唉……”地长叹一声说，“受不了了，课本、文具……你们都给我出来啦!”

“出去?那怎么行?”语文、数学、英语课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主科呀!再说吉吉哪天不用我们上课啊?我们可是重点保护对象呢!”

书包只好说：“文具盒出去吧!”

文具盒听了，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吉吉学习的必需品，要是没有我，钢笔呀，圆珠笔呀，尺子呀，橡皮擦呀……住哪儿?它们可是每堂课上吉吉的好帮手。哪个不是必需品的请出去吧!”

话音未落、美术、音乐、科学……课本七嘴八舌地说：“凭什么轻视我们，课程表经常会变动的，要是我们出去了，吉吉上课找不到我们，你们不是得害她罚站啊?”

文具盒轻言轻语地说：“字典公公，那么，你总可以出去了吧?”

字典公公气得胡子一翘：“什么?你们这些小鬼头!吉吉读书、写作文，遇到不懂的字要找我帮忙，你们竟然敢小看我……”

“唉……”书包又长叹一声，“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减肥呢?

不止一个学生记得严先生是如何为他争取到了出国进修的机会，又如何千叮万嘱一定要回来为国效力。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高性能陶瓷和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施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1989年毕业那年很多人都选择出国，严东生反复同他讲，国内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国内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经老师牵线搭桥，施剑林去德国马普学会工作了1年多，这期间严东生给他写了很多信，讨论学术问题，关心工作状况，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这话他跟杨建华也说过，跟很多人都说过，严东生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不止一个学生珍藏着严先生字迹漂亮的手写信，记得先生为自己改过的论文和令他们崇拜不已的英语水平。"每一个标点，英文单词的拼写，甚至参考文献的格式，他都会细致地改。"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高性能陶瓷和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陈航榕研究员忆及此处，哽咽了。"第一篇论文写得臭，我简直无地自容，严先生当时已经80多岁了，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能花费他这么多心血了。"陈航榕珍藏着严东生的信甚至便笺，"严先生非常重视产业化，每次见面都要提到。我毕业后就泡在工厂里，花了6年时间，终于有了阶段性成果。但是，面对老师，我心里还是惭愧，科研成果产业化这条路不是那么好走。"

严东生见谁都和蔼可亲，没有距离感，他的严格在于言传身教。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高性能陶瓷和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刘茜研究员记得，"实验室初建需要经费，向世界银行贷款。严先生亲自答辩，在胶片上手写英文。"杨建华也对严东生的事必躬亲印象深刻，"作为他的秘书，我起初很忐忑，因为很多事情他都自己做。文章多是自己写，至少写好了大纲。跟着严先生，我也养成了习惯，一直到现在，我所有的ppt都是自己做。"而严东生指导学生完成的研究成果，他总把自己的名字署在最后，甚至不署名。

严东生的言传身教，在一双儿女身上体现得最是淋漓尽致。女儿严燕来，退休前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儿子严友为，退休前是美国默克制药公司高级研究员。外孙、外孙女也都读了研究生。这一家子有两大共同语言：科学和音乐。哪怕工作到深夜，严东生与孙璧媃也会在小憩时与孩子们共同欣赏几段世界名曲。严东生从清华读书起就养成了运动的习惯，对网球尤其钟爱，每周都要打两三次，直到86岁那年因膝盖劳损被医生下了"禁令"。不能打网球的日子里，就靠看比赛来过瘾。年逾90时，还会半夜爬起来看大满贯比赛。2008年，温网决赛纳达尔对费德勒，赛至北京时间午夜，因雨暂停，凌晨再续，他就在凌晨3点继续看球。

既是大科学家也是大教育家的严东生，对记者也非常尊重，他深知科普的重要性。《持之以恒，推陈出新：科学家严东生传》的作者、资深科技记者黄辛，也珍藏着严先生的两封信，分别写于1986年6月和1992年8月，都是亲自邀请他采访某项科研成果。严东生很擅长深入浅出地讲科学故事。2010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与新民晚报共同举办了《我的科学生涯》征文，共发表了44位科学家的文章，其中便有严东生的《我和闪烁晶体的神奇缘分》。"科学是他的生命，在他身上，最能体现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风骨。"黄辛说。

严东生个人简介：

严东生先生是我国先进无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奠基人，被国际无机材料科学界誉为最有影响的学术领导人之一。

1918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任京汉铁路局工程师;母亲毕业于杭州女子师范。严东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勤奋读书，9岁时就直接进入小学五年级。

1929年毕业后考进了北京崇德中学，中学6年他一直保持年级第1名，逐渐显示了他对理科方面的兴趣和才华。高中毕业时已可阅读英文名著，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

1929-1935年在北京崇德中学读书。

1935年，严东生如愿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大学一年级时，他接受了一流的通识教育：吴有训、萨本栋教普通物理，张子高教普通化学，雷海宗教中国通史，萧蘧教经济学，叶公超教高等英语......这为严东生深厚的综合素养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7年7月29日，转入了燕京大学。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并收获了爱情-与同班同学孙璧媃结成一生的伴侣。

严东生院士1939年，严东生从燕京大学毕业，留校攻读硕士学位兼做张子高教授的助教。在张子高的影响下，严东生对无机材料研究中一个重要基础课题--"固相反应"进行探索，撰写了研究论文"固相反应机理"并获硕士学位，为以后长期从事材料科学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939年和1941年分别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获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1943年与大学同窗孙璧媃(后成为上海交通大学著名的物理化学学家)喜结连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停办，严东生随张子高教授受聘于私立中国大学。

1942年应聘任唐山开滦耐火材料厂工程师。

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

1946年赴美深造。1949年2月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获陶瓷学博士学位。随后在伊利诺斯大学进行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

1946年，受燕京大学化学系主任窦维廉推荐，严东生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航程。在伊利诺伊大学，他主修陶瓷工学，辅修无机化学。

1949年春，他以全a成绩获得陶瓷学博士学位，并被授予四个荣誉学会的"金钥匙奖"，这在毕业生中是罕见的。毕业后，他受邀留在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继续从事陶瓷等无机材料的研究。

1949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陶瓷学博士学位。

1949年，严东生以"高温氧化物系统的相平衡"的博士论文获陶瓷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博士后研究员，继续从事无机材料的研究工作。

有这么一个人，在他19岁那年，一次滑雪，他和朋友做游戏，要从朋友张开的双腿间滑过去，结果却撞在了朋友的身体上，折断了脖子，导致颈以下全部瘫痪。自此以后，这个高大英俊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只能摇头的残疾人，终生依靠轮椅生活。

再说第二个人，他会驾驶汽车，会开轮船，并且还成了飞行员，能自由驾驶飞机在空中翱翔。当他33岁的时候，他竞选温哥华市议员，并成功了。在连续做了12年市议员后，他又被温哥华市民推上了市长的宝座。

还有第三个人，他是工商管理硕士，是多个非赢利助残组织的创建人，是多种助残设备的发明人，还是加拿大勋章获得者，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走到哪里都受到众人的欢迎。

以上这三个人怎么样？单说某一个人也没什么，可是如果说这三个人其实就是一个人，那就很富传奇色彩了。事实上，他们原本就是同一个人——加拿大的萨姆·苏利文，一个不折不扣的奇人。

苏利文是如何由一个重症残疾人变成一个奇人的呢？

在折断脖子后的几年里，待在家里的苏利文陷入了选择生还是死的挣扎中。他把受伤前打工赚的钱都取了出来，买了辆专门为残疾人设计的汽车，为了不让父母太伤心，他设计了开车坠崖这种自杀方式，所幸的是，他的几次“坠崖练车”都没有成功。此后，要强的苏利文不忍再拖累两位老人，便坚持离开了家，搬到了一个半公益半赢利性的公寓。

一天晚上，苏利文又一次独自在房间中品味绝望的痛苦。他盯着空白的四壁，感觉自己的生命就像它们一样空虚。他坐着轮椅来到户外，看到远处的城区正掩映在落日的余晖中。他想那里有沸腾的生命活力，人们正在摇动着生活风帆向前航行。此刻，苏利文忽然想到自己的大脑很好用，也能够独立吃饭穿衣，甚至还能微笑。苏利文决心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也要做一个完整的人，我要工作。”苏利文此时对自己说道，“受伤前我有十亿个机会，而现在我还有五亿个。”从那一刻起，一个新的萨姆·苏利文诞生了。

苏利文开始广泛涉猎知识，勇于挑战生活。他不但学会了驾驶飞机，而且还教会了另外两位残疾人飞行。由于温哥华的华人超过三分之一，在加拿大土生土长的苏利文还学会了中国广东话，这在他以后的竞选中作用很大。苏利文一讲广东话，就会得到华人的掌声和鼓励。市长选举中，几乎所有的华人都把选票投给了苏利文。

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将这传奇经历赋予萨姆·苏利文？

答案是不屈不挠地与生活抗争的精神，这是一种坚韧的气质。他曾说过：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他面对挑战时的表现，这与他是否坐轮椅无关。

张海迪出生在山东半岛文登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5岁时因患病，生活不能自理。但是身残志坚的张海迪没有放弃生命更没有放弃生活，她一面以坚强的毅力与决心同病魔作斗争，一面用勤奋的学习和工作延续生命。

她不仅自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而且还自学了大学英语专业。后来又坚持学习日语、德语、和世界语，翻译了16万字的外文著作和资料。她刻苦学习潜心钻研了《人体解剖学》、《内科学》、《针灸学》等十几种医学书籍。她用学到医学知识和针灸技术，为周围群众治病达一万多人次。她还学过无线电技术、音乐、绘画和书法等多门类知识与学科，以此做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提到80年代没有一个名字比张海迪更深入人心,她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张海迪小时候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小姑娘，5岁不幸患了严重疾病，从胸部以下失去了知觉，从此她成了一个高位截瘫的人，站不起来了。

小海迪瘫痪了，人们都认为她这一生只能依靠别人来生活了。可是，小海迪想：我要自立，长大了要为人民做点事，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要实现这个愿望，没有知识、没有本领怎么行呢？可是，她又没办法去学校读书，于是，她小小年纪，就立下志向，决心以病床当课桌，自学成才。她开始用识字卡片学习认字，不久，又学会了汉语拼音和查字典。从此，她以顽强的毅力走上了自学求知的道路。

这位美国版励志姐名叫“道恩·落金斯(Dawn Loggins)”，居无定所，家境贫寒放在美国的语境下，便是生活在贫民区，父母都是瘾君子。在洛金斯的童年记忆中，烟雾弥漫的房间总是乱七八糟，就算她将房间整理好，用不了多久又会恢复到一片狼藉。她记不得父母从什么时候开始吸毒，只记得因为家里没有自来水，她和年幼的兄弟要走到公厕提水;她记不得有没有得到过父母的关爱，只记得同样因为没水，几个月不能洗澡的尴尬;她记不得父母除了吸毒还做过什么，只记得在昏暗的光线下啃完一本本课本……

还有别人对她的帮助，老师同学帮助过她解决用水问题和看书问题，虽然只是送给她一些蜡烛和学校更衣室洗澡等小事，不过对于洛金斯来说，这一切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国，往往给人以富裕的印象，很多人以为美国就算有穷人，也不会穷到哪里去。事实却刚好相反，美国不但有穷人，甚至其穷到让人想象不到的地步。不管在家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说法似乎都没错。只不过，洛金斯的早当家不止停留于赚钱的阶段，她握到了改变命运的另一根绳子--读书和知识。在高三那年，被父母遗弃后，她勇敢地走上了这条路。幸运的是她遇上了好人，有人愿意收留她。

在老师和同学的眼中，洛金斯很聪明，成绩拔尖。从这一点上看，洛金斯并不是被上帝遗弃的孩子。不过也得配合她的顽强的意志力才铸就了通往成功的道路。洛金斯的故事几乎具备了励志教材的所有元素--主角悲惨的命运、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一路伸出援手的陌生人。这样的励志故事发生在美国，从侧面打破了美国人都很富有的迷信和死板印象。

美国是不是世界人民的天堂?对此我一向持怀疑态度，别看他们经济发达、教育先进，但贩毒、抢劫、谋杀等安全问题依然充斥在美国的大街小巷，尤其在贫民区，因为贫穷导致的问题似乎更多。贫民区和富人区几乎是贫富差距的缩影，切实的反映了贫富差距是世界问题。

可是美国无疑是励志的，但从她的历史，短短几百年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大国，已足够励志。再看美国人，我说的不是好莱坞大片里Super hero般的人物，而是每一个平凡的美国人，他们改变现状的勇气和信心。就拿洛金斯来说，她自述自己从小见识了丑陋的一面，吸毒的人群，被遗忘的人群以及各种困顿。她对自己说，我绝对不能成为和父母一样穷困潦倒的人。从她暗下决心到实现梦想，用了很多的时间。当哈佛的录取通知书摆在桌前时，不知道洛金斯心中作何感想。但和中国一样，在美国本地，洛金斯的故事同样激励了许多人。人们为她打动也为她祝福，在哈佛全额奖学金下，洛金斯终于不比担忧学费从哪里来。她脸上挂着的自信，会帮助她度过愉快的大学生活。

实际上，洛金斯并不是第一位励志姐，很多年前一部《风雨哈佛路》便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畅销书，后来甚至改编成同名电影。影片中的女主角莉斯经历的故事几乎和洛金斯如出一撤，同样的贫民区背景，同样的父母吸毒，同样的被父母遗弃，同样的聪明好学，同样的从艰苦中考取了哈佛大学。那本书和如今的洛金斯一样，成为励志的经典。

天堂是人们死后才去的地方，虽然没有人证明它的存在，却依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向往;而哈佛这座学习的天堂，虽然难以攀登，但总归是存在的。但愿洛金斯的故事可以激励你，只要你肯付出，就能抵达心中的天堂--不管是清华北大，还是哈佛耶鲁;不管是国内名校梦，还是美国留学路。记住没有到不了的天堂。

今天，我读了一篇故事，名字叫《张海迪的故事》。读后我深受感动，下面听我介绍一下。

张海迪小时候很聪明，也很健康。张海迪曾经也有过快乐的童年，和很多孩子一样也有她自己的幻想，张海迪五岁那年，灾难降临到她的身上。一天，海迪正在排练节目。她正在练习的时候，忽然觉得眼前一黑，摔倒了，她想站起来，但用尽全力也没能站起来。父母知道后把她送到了医院，过了一会，医生说出了结果，五岁的她正得了脊髓血管瘤。许多医生都没能救起她。后来有许多人关爱她，她的三分之二身体几乎都没有了知觉，在她住院时，她坚持学习。妈妈也经常鼓励她。每当病情折磨她时，她都非常坚强。海迪每天都坚持写日记，长大后成了作家。

读完之后，我想：张海迪真是我们的榜样啊，我对一件事非常怀疑，为什么张海迪那么可爱聪明，而上天还要折磨她？张海迪在生病的时候还在自学，我真惭愧，现在有的同学把生病作为借口，不学习。她还那么坚强，病情折磨她时都不掉眼泪，而现在有的同学因为一点小事就哭，一点都不坚强，张海迪每天坚持写日记，现在有的人一星期写一篇就不错了。张海迪非常爱上学，得了病还想上学。她可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她那爱学习、坚强、坚持写日记的好精神。

张海迪我们为你加油！

救国救民投身革命

叶剑英出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一户小商人家庭。父母都是老实、厚道、勤恳的劳动者。叶剑英七岁入私塾，以后又进了三堡学堂。梅县有些留学归国的学生，办刊物、搞教育、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抨击国暗的封建势力。这些，对少年时代的叶剑英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叶剑英学习用功，成绩优等，同时，接受进步思想。

1912年，叶剑英入梅县务本中学读书，他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投身到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之中。叶剑英少有大志，他发奋读书，健身自强，准备为国为民干一番大事业。叶剑英在校期间，因品学兼优且有很高的群众威信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

叶剑英中学毕业后，随父下南洋谋生，他们来到马来西来恬保求职谋生，屡遭富人鄙视，这种境遇更增强了叶剑英发奋图强的意识。1919年，云南督军唐继尧为充实自己的部队，派人到南洋招收华侨子弟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叶剑英不愿再受资本家的白眼，毅然回国进入讲武堂就学。

在讲武堂受训期间，叶剑英不仅对新知识充满兴趣，而且注意练武，他认为军人没有知识不行，没有功夫也不行。当时讲武堂有个日本教官，精于劈刀技术，他自认为全校无敌，气焰嚣张。叶剑英对此愤愤不平，他也练就了一手精湛娴熟的劈刀技术，邀日本人比武，经过激烈的较量，终于击败了日本教官。

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毕业之后，一心想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仰慕孙中山，追随孙中山。1921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叶剑英成了孙中山的随员，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进攻总统府，叶剑英率部掩护孙中山夫妇逃离险境。在孙中山遇险期间，叶剑英一直率兵护卫。

1924年，孙中山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再度兴起。为了抓军队，他在广州筹办起黄埔军校，叶剑英受命负责招生及选拔教员等项工作。在讨伐陈炯明的斗争中，叶剑英但任粤军第二师参谋长。他率领的部队是战斗最坚决的队伍之一。

在北伐战争开始时，叶剑英任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的参谋长。后来受蒋介石委任，担任新编第二师师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队伍中，叶剑英的仕途是顺利的。仅用六年的时间，他就由一个刚出讲武堂的学生升任为师长。

今天，我把自己所摘抄下来的名人故事看了一遍。张海迪1995年出生在山东济南。他本来有着一个幸福的童年，父母都很喜欢她。可是天有不测风云。5岁时，因病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生活不能自理。

医生会诊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病情反复发作，5年中他被迫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取6快，最后高位截瘫。就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现在只能整天并我在床上了。看着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一起跳皮筋，高高兴兴地一起背着包上学校，张海迪幼弱的心灵，被痛苦压碎了。她狠狠地捶打着自己失去知觉的双腿，悲伤地哭喊着：”妈妈，我要走路！我要上学！“这个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年轻姑娘从没进过学校，童年起就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自学知识，她先后自学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专业课程。张海迪十五岁时随父母下方聊城莘县一个贫穷的小村子，但她没有惧怕艰苦的生活，而是以乐观向上的情深奉献自己的青春。在那里她给村里小学的孩子们教书，并且克服种种困难学习医学知识，热心地为乡亲们针灸治病。在莘县期间无偿地为人们治病一万多人次，受到人们的热情赞誉。

我的感想是：张海迪虽然从小就没有上过学校，但是她没有因为种种困难打倒，而是毫不退缩地迈出通向成功的步子。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海迪的这种可贵的精神，永不退缩，坚持不懈，向成功之宝出发！

文/张雨晨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今天，我就来写一写我们又熟悉又陌生的人——张海迪。

说她熟悉，那是因为她是我们山东人，就住在济南，离我们不算太远，我们很早就听过她的故事并且爸爸妈妈小时候也听过她的故事；说她陌生，那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见过她。

海迪阿姨的事迹我以前听过，但是并没有全面了解。读了她多事迹后我才全面的了解。在海迪阿姨五岁那年，灾难降临到了她的身上。一天，她正在幼儿园里做游戏，忽然觉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爸爸妈妈把她送进医院，医生们反复检查后得出诊断——脊髓血管瘤。这种病会使人高位瘫痪，一生都会站不起来。但是，可怕的病魔并没有使幼小的海迪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她几次要求上学，都因为各种原因被一所所学校拒绝。学校进不去，她就在床上铺开了课本。同时，她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和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努力锻炼身体，认真学习。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为了著名的作家和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读了她的事迹，我想到了我，我拥有一个好的身体、优越的学习环境，还有那么多的好老师，每天耐心细致的教会我许多的知识。可是我却没有海迪阿姨的那种坚韧不拔、勤奋学习的精神，我以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学会更多的知识，取得好的成绩。

导语：杨百万，他被称为中国第一股民。而他则自称散户工会小组长。他的故事曾被包括美国《时代杂志》、《新闻周刊》等在内的世界各地媒体广为报道，成为世界舆论关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重要话题。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物素材，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他被称为中国第一股民。而他则自称散户工会小组长。他的故事曾被包括美国《时代杂志》、《新闻周刊》等在内的世界各地媒体广为报道，成为世界舆论关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重要话题。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之一的著名散户，这个经历了二十多年风风雨雨仍然活跃在市场上的不倒翁，他已成为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和证券市场发展历史时绕不过去的象征性人物。

他叫杨怀定，他的另一个名字更为人熟悉--杨百万。

2007年下半年，沪深股指冲上高位后，杨百万曾多次向散户发出警告。9月12日，上证综指在走出5·30大跌后一路向上，冲破了5000点大关，许多人都在议论7000点、8000点甚至一万点，杨百万却在接受中证报记者采访时提出股市风险加大，又到克服贪婪时，特别强调绩优股群体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泡沫，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散户一定要克制住贪婪心态，不应盲目理解所谓绩优股的价值投资，而进入价值投机的怪圈。

这篇文章见报后，杨百万受到了许多人的嘲笑。但19个交易日后，上证综指就在冲高6124点后掉头向下，至今跌幅已超过60%，蓝筹股群体更成为下跌的主力。

杨百万因此再度备受关注，其作为中国成功的散户投资者代表的形象再次得到确认。杨百万说：我现在的工作之一，就是为散户站岗放哨。

但他同时声明，他现在只对自己决策软件的客户作指导，不会随意对公众发言，不会滥用自己的影响力。他说：我没有自己的网站，也没有博客，只是偶尔，特别是在大盘走势的关键时刻，接受记者的采访。目前互联网上的所谓杨百万网站或博客，全部是假冒的。

从1988年参与国库券买卖算起，经过柜台交易阶段，再到沪深交易所正规的竞价交易市场，杨百万参与了至今为止中国证券市场的全部历史，也是其中的幸存者和成功者。杨百万在证券市场走过的心路历程，堪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一个缩影。

1998年，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评选改革开放20年20人，杨百万入选。如今已到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当年的20人中不少人已经因各种各样的原因翻船落马，杨百万却活得挺好，并不断有新的收获，这不能不说与他成熟理性的心态和稳健的生存方式密切相关。

十年前他就曾对记者说：我始终保持独立，不参加任何联盟，不管是券商的、庄家的还是上市公司的。记者与杨百万相识多年，深切地体会他不仅有胆而且有识，他最大的长处就是能独立思考，在关键时刻能够把握住自己，他有自己的明确的生存之道，这已化为他的生存智慧，虽然从学历上来说，他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

早期经历已成传奇

杨百万的精明在他踏入投资之路的第一步时，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杨百万最早是从买卖国库券开始投资生涯的。这事说起来有点偶然。1988年，因为遭遇一些不公正待遇，杨百万从工厂辞职，自寻生计。这以前他已经通过业余搞第二职业赚了一点钱，银行存款有2万。

辞职后，他当然得更留心赚钱的机会。有一次，他看到上海某报说温州实行利率开放，利息可以高到13%。他给温州人民银行写信，确认了真有其事后，就想把钱存到温州去。他算了算，2万元，每年利息就是2600元。而辞职前他每月工资68元，一年也就800多。这在当时已经算不错了。年息2600元，这不是可以不用上班了嘛?不过到温州去的船票刚买好，他又从报纸上看到另一条消息：上海要开放国债交易。杨百万说：我读过《子夜》，知道这里面会有花头。他立刻算了一笔账：当时上海银行利息每年5点几，三年期国库券，年息超过15点，比去温州存银行还划算，还免了奔波之苦。为啥不买?

国债交易开市的第一天，一大早他就去了。买进后，看看旁边的人，看的多买的少。到当天下午，有人想明白了，开始买进，结果价格立刻上冲。冲到110元以上，他就抛掉了。转手之间，利润超过10%。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之后，他开始研究国库券。很快，他发现全国8个试点国债交易城市的国库券差价很大，而人民银行却禁止金融机构之间流通国库券。于是他想到了个妙招：做国库券的异地买卖。这个念头一转，他在不知不觉中开创了我国国库券异地交易的先河。

他没日没夜地乘火车在全国跑。各地之间的差价甚至可以大到超过10元，利润极其丰厚。他总结出来，什么地方穷、经济落后，什么地方的国库券就更便宜。当时中国人的金融意识还相当淡漠，国库券发行阻碍重重，很多时候要靠摊派，买了国库券的老百姓急于兑现，打八折抛售给银行，而银行也普遍缺乏资金，有些银行国库券业务的启动资金只有十几万，一下子就胀死了。杨百万说：我带着现金去买进，当地银行把我当救星。银行给我的价钱是九折，90元。到上海差价起码十元。靠这2万多元本钱，出去一趟能有几千元进账。我的本金快速膨胀。

他向记者透露其中的奥秘：其实那时国务院有文件，规定国库券不得低于面值买卖，但各地执行情况不一。上海执行得最好，从没有低于面值。正是这一点保证了杨百万国库券异地买卖的价差。我实际上赚的就是这个政策的钱。他说。

杨百万的交易金额越做越大，很快达到上百万，人民银行和有关部门都开始注意他。

当时对他的行为有很多争论：一、这种行为是否属于经营金融?按国家规定，个人不得经营金融。二、算不算投机倒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看法无疑使他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这时杨百万采取了一个聪明的举动，他主动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去人民来访。他对接待人员说：我有些金融法规搞不清，想主动接受党和政府的教育。我可以买卖国库券吗?接待人员反问他：你看呢?他说：可以。接待人员问他有什么依据，他拿出一份《金融时报》，当时的上海分行行长在报纸上接受采访时表示：欢迎公民随时随地买进国库券，随时随地卖出。

做了一段国库券异地交易后，他心里还是不踏实，怕政策变化，同时也怕大笔现金带在身边不安全。当时个人不能使用本票，只有现金。杨百万说：我特地称过，一万10元钞是一斤二两。我带50万出去，就是60斤。分量重，体积大，十分惹眼。正好当时上海公安局开放保安业务。于是他跑到上海市公安局，询问能否请保安，结果如愿以偿。上海《解放日报》为此曾发过消息：上海出现第一例私人聘请公安人员当保安。这以后他出门买卖国库券，就由保安开好执行公务的证明，还带着枪，一路免检，通行无阻，少了许多麻烦。外地银行也因此更认可他的交易行为，愿意把国库券卖给他。

1989年，他又特意到税务局咨询买卖国库券是否要交税。当时的背景是：一些私营个体户不愿意交税，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结果税务局的人表扬他主动上门报税，报纸还发表了上海市民杨怀定主动报税的消息，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和好感。后来杨百万对记者坦率承认，其实那时他心里很明白，根据国库券条例，买卖国库券是免税的。或许，制定国库券条例时，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杨百万这样频繁地跨地区买卖国库券的情形吧。

到人民银行咨询、请公安人员做保安、到税务局报税，这三件事让杨百万出了名。其实，这中间也隐藏着他自我合法化、自我保护的狡猾安排。

无论在上海的家还是北京的住所，邻居们都能见到一对每天都要携手散步的老夫妻。"璧媃，一起去散步吧。""璧媃，来听这首曲子。"......严东生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呼唤爱妻时格外温柔。"我在北京住过老师家。严先生吃得很简单，师母也来的时候，就会照顾得精心许多。她会在冰箱上贴好一张张菜谱卡，就像我们以前常用的文摘卡，上面记录着今天吃什么，需要哪些材料。"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副所长、曾任严东生多年秘书、同时也是他亲自带教的研究生"关门弟子"杨建华，对先生的很多事情都难以忘怀，"2014年师母病重入院，那3个多月里，他每天都陪到很晚很晚，被护士催着才回家，两人之间似有说不完的话。那时候，先生身体还很好，不需要搀扶，执意要亲自照顾老伴。送毛巾、递茶水之类的事，都不肯让子女和学生帮忙。师母没能出院，她走后，先生便常常发呆。"

孙璧媃是严东生在燕京大学化学系的同班同学。1918年2月10日，严东生出生于上海传统书香门第，姐弟妹6人，他排行老二。父亲毕业于北洋大学，在京汉铁路任工程师，因染伤寒于1925年病故。幸有各家亲戚相帮设立基金，6个孩子的教育都没被耽误。严东生毕业于崇德中学，梁思成、邓稼先、杨振宁、林同炎、孙道临等都在该校读过书，到高年级时，他已能阅读《双城记》等英文名著原作，并直接用英文撰写长篇读书心得。1935年，严东生考入清华大学理学院，并在二年级时选择了化学系。两年后，日本侵华战争开始，清华园沦陷，学校南迁。为了留在北平陪伴多病的母亲，严东生转入燕京大学，正是在那里结识了一生的伴侣。

硕士毕业后，受时局影响，严东生从燕京大学辗转至中国大学执教，后又任开滦矿务总局总工程师。1943年，严东生与孙璧媃喜结连理，孙璧媃随丈夫来到唐山教书。终于盼来抗战胜利，燕京大学复校，化学系主任美籍教授窦维廉有几个赴美留学的奖学金名额，严东生和孙璧媃双双通过考试获得了奖学金。此时，两人已育有一女，孙璧媃腹中孕育着又一个小生命，权衡再三，她放弃留学，留下来照顾一双儿女和婆婆。

后来，严东生赴北京从事中国科学院管理工作，已是上海交通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和应用化学系首任系主任的孙璧媃，也想调去北京工作，被严东生拦下了："你有自己的事业，不能总为我牺牲。"

2009年，严东生在央视《大家》栏目中曾说："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遗憾，总的来讲比较顺。比如说，我交过一次女朋友，结过一次婚，现在已经66年了，健康状况她也相当好，不容易。"

任俊昊

又是一天过去了，我照样上床睡觉。就在我睡得很香的时候，突然，有事情发生了。只听：轰！轰！轰！”一片混乱和期斗的声音。我被惊醒了，我模模糊糊地睁开眼睛，发现这是一艘决老式的用木板做的船的船舱，这里干干净争，我发现墙上有一张骷髅头的大旗，我心想：“我是不是被海盗抓走了呀？”这时一个水手跑了进来大叫道：“我们被哥伦布海军偷袭了！怎么办呀！船长！”我十万惊呀！他居然说我是船长！”我低头看着我身穿的海盗服，心想：“哈哈，原来我变成海盗船长了，我可以去冒险啦！”我二话不说拿起剑插在腰上，就跑出船舱。瞧，到处烈火熊熊，我艰难地爬上侦查台，用手抓住缰绳从上面滑了下来，准备把帆上的敌人干掉。滑下来后，我发现我被包围了，我拿出腰上的剑，实破重围，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从傍晚到零晨，再到太阳露出鱼肚白时，我们终于胜利了。远处一只灰白相间的小狗跑来了，“这不是我的宠物狗阿洛吗！”只不过它多了顶海盗帽。它跑过来后，我发现它嘴里叼着一卷纸，我拿来张开一看，这是一张藏宝图，我面对大家说：“既然这是一张藏宝图，那我们就去探寻它吧！”我们扬帆起航一路上十分顺利，“地图显示，这里是海怪的地盘，我们该不该绕道啊！”水手说。我又继续说：“没关系，这不过是装饰罢了。”正在这时只听水下传来“轰隆轰隆”的声音，一只海怪从水里冒了出来，张开血喷大口把我们吃了下去，它并没有撕碎我们，只是把我们装在里面，大家惊慌失措，都要吓星晕过去了。我笑着说：“开炮不就完事儿了吗！”水手们将信将疑，开了一炮，海性发出狂叫，张开大嘴，把我们吐了出去，没想到船一落水已到达了目的地。下了船我发现宝藏是我最喜欢的书《人类进化史》正在我兴奋的时候，突然！天上掉下来了一个大闹钟，我惊叫起来，原来是天亮了。我的“宝藏”没了，我十分伤感。但是没过几天爸爸居然把我的“宝藏”买回来了，我一蹦三尺高。在这次“海盗冒险”中我得到了宝藏，还得到了最珍贵而且最重要的经历，我十分满足。

神奇的森林历险记

袁诗钰

天空升起了“月盘”，我明白晚上到了，于是我乖乖的上床求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妈妈无可奈何，只好给我讲了《爱丽丝历险记》，我仿佛身临其境，很快就睡着了。在我的梦境里出现了这样的画面：我穿着简朴的睡衣出现在这茂密的森林里，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植物，成千上万的昆虫。看看远处，那里有又大又高的青山，它在晨雾里若隐若现。再近些，我看到了一丛丛小树木，一丛丛鲜花开得好美，一群群蜜蜂和蝴蝶都争先恐后在花朵上采蜜。更近了，我忽然发现我站在悬崖尖上，差一点我就要掉下万丈高的悬崖，下面还有一群豺狼虎豹，只要掉下去就会没命，尸体还会被它们吃掉，啃得连骨头都不剩，呼！还好我命大。咕咕咕，肚子里的午餐铃响了，是时候找吃的了，还好地上有酸酸草，不然我早就饿成一张饼了。突然前面出现了一只凶猛的老虎，我不得不跳下悬崖，“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历险看起来马上就没有了，呜呜呜，再见了大森林”我自言自语着。但是半空中有只飞马救了我，它把我带到了地面上，“你好，我是一只神奇的飞马，你可以叫我小优”。“你好，我叫袁诗钰，幸好你救了我，我还想再玩玩呢！说不定我再也没有机会了”。我抱住小优的大腿激动的说“谢谢你，太谢谢你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把我的一大堆话说完了，我才肯松手。“现在天就要黑了，你跟着我去飞马国吧！那里的人很热情，它们都会很热烈的欢迎你这个人类”。反正也没地儿可住，我只好答应小优的请求。刚到飞马国，就发现飞马国有敌军入侵。飞马女王发现了我们，赶紧过来保护我们。“你们快到房间里去，小心受伤”。女王慌忙的说到。于是我们恭敬不如从命，躲了进去。我很害怕，一直在窗边观看战情。我突然发现旁边有一个弹弓和一把飞刀，我对准了一个装备样样齐全的人，那个人一定是他们的首领，我把他的腿打出了血，不出我所料，敌军退了。飞马国的人民特别感谢我，女王和小优也都夸奖我呢！

“叮铃叮铃”闹钟响了，该去上学了，我只好放下我的梦境！

1929年9月1日，陈毅向中共中央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文中曾这样写道:“红军的官兵夫薪饷吃穿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区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朱德的这种“伙夫头”形象，不仅在于他能和广大士兵一起生活，能与百姓打成一片，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同时也成为他一种潜在的“护身符”，使他两次脱险。

1955年9月17日在济南出生。5岁因患脊髓血管瘤导致高位截瘫。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特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家中自学完成中学课程。15岁时，张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了老师。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园，却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以及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园，却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以及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

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4次，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2002年，一部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绝顶》问世。《绝顶》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向“十六大”献礼重点图书并连获“全国第三届奋发文明进步图书奖”、“首届中国出版集团图书奖”、“第八届中国青年优秀读物奖”、“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从1983年开始，张海迪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100万字。为了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她先后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著。

导语：流落异乡的华人遗民 “果敢王”彭家声的传奇经历，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物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彭家声，汉族，1931年出生于果敢红石头河，祖籍四川，清末落籍果敢。父亲彭积昌共生七子，彭家声是长子，次子夭折，三子彭家富，四子彭家贵，五子彭家荣，六子彭家华，七子彭家振。如今兄弟六人全部在果敢身居要职，彭家声现任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政府主席，彭家富跟随彭家声常年征战，颇通用兵之道，有“战神”之称，现任民族民主同盟军(果敢武装)总司令，彭家贵是执法处处长，彭家荣是老街市市长，彭家华是同盟军某连连长，彭家振是同盟军副参谋长。

彭家声身逢乱世，半生戎马，几度沉浮很具传奇色彩，有人说他是毒枭，也有人说他是豪杰，但其人究竟怎样?

彭家声和罗兴汉是同学，他也参加了1949年土司杨振材开办的进修班，当年他18岁。给他们授课的是张文华、赵国柱等国民党残军军官，他们有的还毕业于黄埔军校，虽然在内战中兵败共产党，但对基本的军事素质训练和战略战术讲解还是很在行，很正规，管理也很严格。

虽然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传授给他们的知识并不一定很系统、精深，但至少开启了他们的眼光和胸襟，激发了他们的霸气。因此这个培训班对这22名学生影响还是很大的，以致于果敢后来几十年的风云变幻都是由他们所主导。彭家声个性强、性情刚烈，胆子又大，在同学中颇有侠义之风，经常与人打架很令教官头痛。但他毕竟从中受益匪浅，为成就他以后的霸业打下了基础。本次培训原预定一年，由于时间紧迫就于当年10月底提前结束。结业后彭家声被分配到土司自卫队任分队长。

1959年政府逼使土司交权，但土司杨振材只答应交权给果敢人民而不交给政府，于是果敢成立议事会，由杨金秀幕后操纵。1962年仰光政变成立军人政府，决定武力解决果敢问题。1963年该政府突然同时逮捕了分别在仰光、腊戍、勐东的杨金秀、杨振材、罗兴汉等人，果敢闻讯后反应强烈，公推杨振声为总指挥，短短几天就征召1000多人入伍，分守各关隘要道，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不久果敢部队调整后分成6个大队，彭家声被提拔为光明大队副大队长。

1964年罗兴汉投靠缅甸政府，大力分化、瓦解土司部队，致使果敢武装在1965年纷纷投降。杨振声感到大势已去带残部南下泰国，土司政权自此结束。部队解散后，彭家声回到家中。

缅军入驻果敢后社会混乱，匪盗横行，加之又实行大民族主义，歧视果敢民族，所以人们对缅军非常反感。1965年7月，彭家声举起反政府大旗，成立“果敢人民革命军”带领30多个人上山开始打游击。这30多个人包括了现任掸邦特区副主席的杨忠卫。由于缅军入果时收缴了果敢境内的枪支，缺枪少弹，加上罗兴汉又经常在政府军的配合下对之进行围剿，当时彭家声他们的条件的确非常艰苦。

果敢本地的势力几乎都是为了争夺贩卖鸦片的利益而存在，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对本民族的武装也是极不信任的。但彭家声在此时起兵反抗缅甸政府，无论如何是符合民族大义的，因此他们大多还是给彭以支持，这才使得彭家声他们能够多次绝处逢生，队伍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

南下泰国的杨振声与早一年贩烟到此的杨振业生分结怨，后者率部北上，与彭家声部队会合，由杨振业任部队长，彭家声任副职。不久杨振声又派李正武、李文华带兵百余返回与之联合抗击政府军。

乍一看来，反政府武装实力仿佛更强大了，其实不然，双李回果后与彭家声渐渐孤立了杨振业，而且矛盾俞演俞烈，最后终于发生了内讧。杨振业的堂弟杨振宗开枪打死了李正武，彭家声势力较弱不能与之抗衡，避于萨尔温江西岸。

1966年年底杨振声的部队在泰国整训一年后回到果敢，带领这支部队的是其弟杨振勋，他此次回来主要是与彭家声合作，彭家声等亲自前往迎接，被其任命为旅长，彭进入该部队却受到其他人的冷遇和排挤。

1967年3月彭家声乘杨振业运烟南下泰国时为李正武报仇，击毙了杨振宗。杨振业闻讯后兼程回果，决意与彭家声决以死战。为了能够确保取胜，他投靠了政府军。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政府军、罗兴汉、杨振业等多股势力联合对付彭家声的局面。

1967年5月杨振业在政府军的配合下对之发动了突然袭击。战败后，彭家声带领100多人退向杏唐，而杨振业为了报杀弟之仇紧追不舍，很快就将之包围。彭家声万不得已，奋力突围后退入中国边境。

恰在此时缅甸由于实行反华的错误路线，致使仰光发生反华大暴动，缅甸人对华人烧杀抢掠，任意欺凌。当时，很多华人、华侨被杀害，华人团体、学校被查封。中国政府多次抗议、警告，此事才逐渐平息。

为了和平，缅甸共产党此时空前团结，他们邀请彭家声加入，决心重新进入缅甸与政府反抗到底。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华人华侨的支持。彭家声加入缅甸共产党的队伍后，接受了他们的政治、军事教育，同时他又学习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先进经验和理论，部队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1968年元月，彭家声的部队经过严格训练和重新准备后，以“缅甸人民解放军”的名义进入果敢，势如破竹，连克红岩、慕太、邦永等地。并在以后的战斗中多次击溃政府军和罗兴汉、杨振业部队。

1969年3月罗兴汉和政府军放弃果敢，退至滚弄。至此，彭家声占领了除滚弄和南湖以外的果敢所有地区。以后他又频频向政府军发动攻势。4月果敢立县，彭家声以缅共东北军区副司令的身份兼任县长，将政府机构迁至靠近中国南伞口岸的杨隆寨。

共产主义激发了彭家声灵魂深处的善良，在占领果敢初期，他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减少税收，上访的百姓他都亲自接见，对部下和平民百姓都比较爱护。所以这段时间社会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甚至一些被罗兴汉强迫搬迁至滚弄等地的烟农也悄悄搬回果敢。

1973年彭家声被调往景栋，当年与政府军交火上百次，他的三弟彭家富在此期间曾踏响地雷，身负重伤。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缅共内部风浪起伏，分化严重，大民族主义使得缅共最终落个不了了之。彭家声也随之沉浮，从1977年开始，一直隐居贺岛。后来杨忠卫、罗大才、蒋忠明、白所成及杨茂良兄弟逐渐控制了果敢的局势，彭家声复出来主持局面。

彭家声于1989年成立民族民主同盟军，与缅甸政府达成停战协定(缅甸境内其他17支武装纷纷效仿)，成立高度自治的缅甸掸邦第一特区，彭家声任特区政府主席，并于次年同意在果敢进行改种禁毒。此后掌握兵权的杨茂良起而反对彭家声，彭避于勐拉(缅甸第四特区)。

两年后杨茂良的弟弟杨茂贤在中国贩毒被逮捕后执以枪决，杨茂良在国际禁毒联盟的压力下，被迫退出果敢政治舞台，当彭家声再次回到果敢主持政局时，杨茂良已将政府军引入果敢，缅甸政府得以长期在此驻军。

果敢从进入和平年代至今，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发展。

彭家声的一生，评价历来争议多多。市场上有很多关于“金三角”的书，有提到彭氏之处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他是毒枭，是继坤沙、罗兴汉之后新崛起的一代毒王，但他却是果敢提出禁毒主张的第一人，而且果敢的确在2002年底根除了罂粟种植;有人说他性情多变、独断专行。但特区政府至今安宁稳定运作如常………因此对彭家声不能一言以蔽之。

无论怎么说，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彭家声一直坚持维护果敢的民族利益，抗击政府军达数十年之久，为果敢民族争利益，这是符合民族大义的，他也因此得到了果敢人的尊敬。另外，他领导的民族民主同盟军是缅甸联邦第一支与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达成停战协议的民族武装，并带动其他十七支民族武装走上和平道路，也是有利于果敢民族，符合历史潮流的。

湖鼻山位于玉池山的西南方，山上有一清一浊相邻的两口井。井水冬暖夏凉，不管天晴、下雨、风雪、雷电，水的温度和颜色都不会改变。据当地人讲，那一清一浊的井水皆能治病。

为了见到那神奇的水井，我来到了湖鼻山，在湖鼻山脚下我遇到了一位老奶奶，她耳聪目明，八十多岁了还能穿针走线。老奶奶说：“我就是喝这湖鼻山的井水长大的。”

老奶奶一边端茶给我，一边给我讲了关于水井的故事。

在很久以前，一对夫妻生养了三个儿子，十八年以后，儿子们都长大成人了，夫妻俩已经老了，就对儿子们说：“孩子们啊，我们现在都老了，该交给你们的都交了，你们出去找生活吧。”就这样三兄弟一起相伴离开了父母……

一天，他们来到了一个三叉路口，有三条路，每一条路上写着一块路牌：第一条上写着，你爱权吗？如果你想得到至高无上的权利，你就上路吧。老大说：“我爱权，我走这条路”；第二条路写着，你爱钱吗？如果你想成为富翁你就上路吧。老二说：“我爱钱，我走这条路”；第三条路写着，你敢冒险吗？如果你是勇敢者，你就上路吧，老三说：“我喜欢冒险，我走这条路吧”。

老大在路上碰到一位老爷爷，老人交给了他一筒水，告诉他不管口有多干都不要喝别人的水，因为，喝了那样的水会使人变聋的。还交给了他一张兔子皮，告诉他前面正在竞选国王，要他把兔子皮穿在身上。原来，这个国家正在用老鹰选国王。看老鹰飞到谁的头上，谁就是国王。

老大一走进人群，那只老鹰看到了那张兔子皮就飞到老大的肩上，就这样，老大成为了国王。选上国王的他与他的子民共同欢庆，狂饮美酒，老人家交待他的话早就被他抛到九霄云外，没有想到的是他耳朵聋了。

老二走到路上碰到了一位老奶奶，老人交给他一条手帕，告诉他，把眼睛蒙上，不管外面怎么样，都不能把手帕扯下来，不然你会瞎的，切记，切记。

老二把手帕蒙在眼睛上，但眼睛依然是亮的，他走着走着，看到满地的金子、银子和珠宝，但他用手拿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跑了，可他看到那里许多人都挑着满满的金银珠宝往家里走，他非常着急。他想：可能是那位老奶奶怕我拿走了他们的财宝，故意这么骗我的。他生气地扯下了老奶奶的手帕，他的眼睛就被闪闪发光的光芒刺瞎了。他的财富是多了，但他失去了双眼，老二成为了瞎子富翁……

老三走的这条路风景秀丽，鸟语花香，想吃东西树上摘，想睡觉的时候地上躺，就是人烟稀少，一路上几乎没见一个人。

一天，他来到了一个荒芜人烟的村庄，住进了一间很干净的房子里，美美的睡着了，不想半夜的雷雨声和房屋的剧烈振动把他弄醒了。他起床一看，这个村所有的房屋都随着风雨在飘摇，人仿佛就象是坐在一条船上……

老三，他穿着衣，一头走进了雷雨间，他爬上一个高山，借着闪动的电光，他看见他住的这个村庄象一条船的形状在风雨中随风而动，风停这个房屋的摆动也停，而与这个村相连的怜村却文丝不动。他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他一早就离开这里去寻找答案。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庙里他遇见了一位白胡子的僧人。

当老僧人听完之后，便面带微笑地望着眼前的这个年青人，他说道：“年青人，你只住一个晚上就能看到这种状况真是不简单。也说明这个地方有救了。后生可畏啊”

其实，你昨晚住的地方叫做“船形屋”，从前这里是一片大海，而你住的那里曾是大海边的一个停船的码头，一天，从欧洲来了一条商船，装了一船的珠宝准备从这里换取我们的“神来之笔”。不想大海瞬间裂变成了陆地，而这只来自欧洲的船就风干深埋在这片土壤里。，

船是风干成了土壤，但它的本性却没有改变，一遇上风雨天就会有许多怪异的现象，特别是房屋的倒塌，有时候是刚刚砌好的新屋也难免幸存，吓得该村的老百姓只好背井离乡出外谋生……

1955年9月，张海迪出生在山东省文登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玲玲是她的小名。5岁之前，张海迪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快乐而活泼，成天蹦蹦跳跳跑来跑去。

可惜，蹦蹦跳跳的时光是那样短暂。1960年一个明朗的早晨，玩具室里刚上完一节“课”，她和小同伴们嘻笑着朝门外跑去，忽然跌倒了。从此，双腿丧失了知觉，张海迪也丧失了关于腿的记忆。童年时许多生活场景，她都清晰记得，独独不知道腿是怎么活动的，人走路时的感觉是怎样的。

得了什么病，竟然这样可怕?张海迪当年不知道自己患的是脊髓血管瘤，病情反复发作，非常难治。5年中，她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去6块，最后高位截瘫。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张海迪，只能整天卧在床上。当年，医生们一致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

看着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校，终于有一天张海迪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望，对妈妈说：“妈妈，我要上学!”可是因为自己的生活不能自理，所有的学校都不接收。

病情是无情的，每当病痛折磨她时，坚强的张海迪没有流泪，疼得实在厉害时，为了分散注意力，她就猛揪自己的头发，打算用一种疼痛来代替另外一种疼痛。渐渐地，她揪下来的头发，都能编成一条辫子了!

对张海迪来说，家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在这个特殊的学校里，聪明、好学的张海迪学拼音，学查字典，学一个又一个生字。她趴在床上，用胳膊支撑着身体，抄书。没有人催问。没有人检查督促。没有考试和考试中的竞争，全靠着自己。一本又一本小学课本学完了。但是很难哪，得走不少弯路，多耗费很多时间。一道算术题，她做12遍，得出的竟是12个答案!她本来就不喜欢算术，得啦，丢开不学算了!可是不行，硬着头皮也得学会它。第13次终于算对了。努力是加倍的，可是成功的喜悦也是加倍的呀。于是，她的学习自觉性、学习乐趣与生活的意志，还有思维能力，便随着知识一起增长起来了。

1970年4月，张海迪跟着带领知识青年下乡的父亲张坦夫、母亲毕江娇，坐着一辆大卡车，来到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开始了农村生活。起初，张海迪感觉农村非常陌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生活也十分艰苦。但是，在那些淳朴的村民身上，张海迪很快感到了更真、更朴素的爱。她发现小学校没有音乐教师，就主动到学校教唱歌。课余还帮助学生组织自学小组，给学生理发、钉扣子、补衣服。

当看到当地群众缺医少药带来的痛苦，张海迪便萌生了学习医术解除群众病痛的念头。她用自己的零用钱买来了医学书籍、体温表、听诊器、人体模型和药物，努力研读了《针灸学》、《人体解剖学》、《内科学》、《实用儿科学》等书。为了认清内脏，她把小动物的心肺肝肾切开观察，为了熟悉针灸穴位，她在自己身上画上了红红蓝蓝的点儿，在自己的身上练针体会针感。

“书上写着怎么样进针，可以在白菜疙瘩上、在萝卜上。在白菜疙瘩上进了几天以后，就在自己身上(进针)，我觉得医生就是要这样，首先要自己感觉。有人问我说，海迪是不是你的腿没有知觉，你的胸以下没有知觉，你在自己身上扎针不痛苦啊?我说恰恰相反，我最开始针灸的时候，是扎自己最疼的地方，比如向包括脸上的穴位，包括印堂穴，扎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要知道。”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掌握了一定的医术，能够治疗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在十几年中，为群众治病达1万多人次。“曾有医生嘱咐过我的父母，如果我要是得泌尿系感染、肺部感染，或者是褥疮，我会因为感染而死去。我给别人当医生，我也给自己当医生。15岁在农村的时候，我生了褥疮，晚上点着小油灯，对着镜子，我把自己身上溃烂的肉剪掉——所以，现在最怕听的就是剪刀的声音。”

当年，张海迪作为一名待业青年，也曾有过自卑感。“1年多的时间里，我四处报名，八方写信，常常在招工单位的门口一待就是半天。我真想能为社会做点事，可就是没有一个单位要我。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废人。”于是，当年，张海迪想到过自杀。

1974年7月14日，张海迪趁父母出工，收拾好东西，写好遗书，说自己不愿做沸腾生活的旁观者，然后一次性吃了30片冬眠灵，又给自己打了6支冬眠灵。在静静地躺在那儿等待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张海迪忽然想到了尚楼村的乡亲们，真舍不得离开他们;又想到了保尔在海淀公园自杀的情景，他也绝望过，但最终还是战胜了懦弱和病残，成了生活的强者。想到这些，张海迪挣扎着爬起来。可药物起作用了，爬不起来了。于是，她拼命地喊：“快来人啊，救救我，救活我吧!”

经过五六天的抢救，张海迪终于苏醒过来。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医生护士，她惭愧极了，对大家说：“我错了，从今以后我要勇敢地生活下去。死，也要在大笑中死去。”

日后，曾有记者问张海迪：如果你能拥有第二次生命作为一个健全的人，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张海迪说：“假如我能再有一次生命，我会实现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当一个医生，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我15岁时就自学医术给乡亲们治病，但没有机会真正穿上白大褂当一名白衣天使。”

后来，她随父母迁到县城居住，一度没有安排工作。她从保尔?柯察金和吴运铎的事迹中受到鼓舞，从高玉宝写书的经历中得到启示，决定走文学创作的路子，用自己的笔去塑造美好的形象，去启迪人们的心灵。她读了许多中外名着，写日记、读小说、背诗歌、抄录华章警句，还在读书写作之余练素描、学写生、临摹名画、学会了识简谱和五线谱，并能用手风琴、琵琶、吉他等乐器弹奏歌曲。

认准了目标，不管面前横隔着多少艰难险阻，都要跨越过去，到达成功的彼岸，这便是张海迪的性格。有一次，一位老同志拿来一瓶进口药，请她帮助翻译文字说明，看着这位同志失望地走了，张海迪便决心学习英语，掌握更多的知识。从此，她的墙上、桌上、灯上、镜子上、乃至手上、胳膊上都写上了英语单词，还给自己规定每天晚上不记10个单词就不睡觉。家里来了客人，只要会点英语的，都成了她的老师。经过七八个年头的努力，她不仅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刊和文学作品，还翻译了英国长篇小说《海边诊所》，当她把这部书的译稿交给某出版社的总编辑时，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并热情地为该书写了序言——《路，在一个瘫痪姑娘的脚下延伸》。

当初，为了给张海迪治病，母亲变卖了手表、衣服等物品，还欠了一身的债，从无怨言，默默地尽着母亲的神圣义务。尽管家里穷，但父母总是尽最大努力满足她的要求。凡张海迪喜欢的书，不管花多少钱，跑多远的路，父母总要想方设法给她买到。生日或节假日，书成了父母送给她的最佳礼物。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作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后来还攻读了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1981年，张海迪获莘县广播局先进工作者称号，这年12月《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张海迪的事迹;1982年，张海迪获聊城地区“模范共青团员”和“三八红旗手”称号……

今天，张海迪总在说，人就得有勇气与生活中的不幸抗争。人的一生总会有坎坷，就看你以怎样的心态去对待——张海迪喜欢豪言壮语，因为她将自己的生活与座右铭式的豪言壮语融合在了一起。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