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现在面临着什么问题【汇编八篇】

近几年，政府加大对农业投入，全县粮食生产实现恢复性增产，农业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呈现稳定增收的良好态势。但是，镇雄农业发展仍然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现将我县农业生产现状作如下分析，并提出对策措施。

一、镇雄农业生产发展的现状介绍

镇雄是一个有百万人口的农业大县，全县辖28个乡(镇)239个村民委员会5135个村民小组，人口150余万人，耕地120多万亩，人均耕地0.9亩，人均有粮 250公斤 ，人多地少是镇雄的严峻的农业生产实际。而镇雄主要以旱粮生产为主，只有部分乡(镇)有零星的水稻种植。在经济林果等项目的开发中，由于规模小，缺乏正确的组织和引导，生产的自发性、随意性较大，并有“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特点，难以形成持续的市场供给，且又主要以新产品进入市场;在产前、产中、产后方面，服务滞后，产品附加值低，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商品率的提高，进而影响农户增产增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农村基础建设相对滞后。自然灾害频繁，种植业“靠天吃饭”的现象一直是农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的问题，而目前镇雄农业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二是农业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农业生产规模化、组织化程度低，优势农产品规模小、分布零星、规模效应差，农业产业化经营滞后，产业龙头的带动能力不强，缺乏优质名牌产品;三是农业科技含量较低。生产方式陈旧、耕作管理粗放，产品附加值低，质量和效益不高，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能力;四是农业劳动者整体素质偏低。劳动生产率较低，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意识淡薄，市场信息和农产品不畅通等都制约和影响镇雄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五是投入相对不足。

二、镇雄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一)自然条件恶劣，产业结构不合理。

自然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有无灾不成年的说法，这一实际决定了我县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加之农民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大，素质较低，导致农业实用技术得不到有效的推广应用，一定程度制约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种植结构不尽合理，没有彻底摆脱传统农业的束缚。在产业发展方面，部分乡镇仍存在“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突出”的问题，没有形成自身优势产业，对市场前景看好的高档菜、品牌菜品种几乎没有;二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滞后。我县由于坡地多，地块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机械化发展，而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相对滞后反过来又影响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其次是我县农田节水灌溉技术发展较慢。

(二)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步伐缓慢。

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基地+市场+企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还未形成，全县农业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不大，对农户的辐射带动能力相对较弱。市场建设特别是农贸市场建设与外地客商联系较少，仍停留在县域内经销。而且农户的分散经营与市场供求矛盾突出，广大农户缺乏商品意识，与农业生产和农业产业化发展不相协调，而由于地方财力有限，缺乏对产业化发展的必要投入，绝大多数生产项目难以形成规模，产、供、销产业链难以形成，产品供求脱节，致使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产业化水平低。

(三)农业科技与农业生产结合松散，农业科技含量低，生产设施落后。

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较低。据调查，目前我县农村劳动力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较大，农业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低下给他们在接受新观念、获取信息、提高技能参与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带来极大困难，使之难以冲破传统农业和小农意识的束缚。因此用现代农业的生产知识、经营知识、科技知识教育农民，提高农民是农业发展当务之急。同时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得不到有效渗透，科技含量率低，从总的生产情况来看，种植业抓粮食生产力度较大，近两年来，我县在粮食生产上，大力推广各种作物间套种技术，大搞高产创建活动，科技样板举办规模也较往年有大幅提升，而特色产业开发利用不够，农业产、加(供)、销不相适应，矛盾突出。更为严重的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出现“断层”现象。原来隶属农业部门的乡镇农技人员，目前绝大多数已经从事乡镇行政事务，从而使我县的“县、乡、村、户”四级农技推广体系出现“断层”，使最新农业技术得不到推广应用,农民迫切需要技术而及时找不到乡镇农技人员，农技推广工作出现“梗阻”。镇雄县农业科技含量较低，虽然镇雄县旱粮生产力度较小，在粮食生产措施的推广应用方面取得一定实效，但我县大面上仍存在粮食产量低而不稳，部份农户生产自救能力差，解决吃饭问题仍存在一定困难，而生产、加工、销售、市场流通等环节缺乏有机结合，生产设备、技术落后，农业生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难以实现，农业生产处于增产不增收的状态。

(四)农业投入较少，广大农户生产自救能力差，特色农业资源得不到开发利用，农业项目的实施举步维艰。

由于镇雄县属国家级贫困县，财政困难，决定了缺乏资金开发农业项目和扶持农产品企业、靠农户自主经营，难以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农产品主要以原产品的形成进入市场，缺乏市场竞争能力，生产附加值不高，农户增收难以实现。一些名特优产品，由于种植规模较小，零星而分散，得不到有效的投入和扶持，缺乏正确引导和科学管理，形不成农业增产增收的增长点。

(五)科教兴农投入远远不够

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是人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必须以农业科教现代化为基础，要改变见物不见人，只片面追求物质能量投入和农产品数量等实物指标。忽视人类发展指数的非现代化观念。镇雄的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在理论上、口号上得到了最充分的重视，“农业为基础”又加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但是，镇雄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总产值仅为0.03%，还远远低于国家的0.67%水平，严重制约了镇雄农业生产的发展进程。

(六)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

镇雄至今仍然没有能够带动全县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而作为广大农户增加收入的畜牧业发展也相对落后，致使农产品得不到有效的转化和利用，成为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

针对以上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以下发展对策：

三、镇雄农业发展的对策

(一)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全面提升农业整体水平。

紧紧抓住和运用好当前政策机遇及我县优势,继续按照“增粮食、稳烤烟、扩经作”的农业结构调整基本方向。即大力发展粮食播种面积，稳定烤烟播种面积，增加蔬菜播种面积。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优化品种结构，特别是我县马铃薯产业，要通过制定专业发展规划，明确相关政策，建立标准化示范基地，加大对马铃薯产品的保护力度，推行原产地标识等制度，进一步整合特色产业资源，支持做大做强马铃薯品牌产品，提高其市场竞争力。真正使我县农业生产向优势主导产业聚集，向县域特色产业聚集，向新型产业聚集，努力实现优势产品规模化、规模产品特色化、特色产品产业化。

(二)扶强壮大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当前我县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农业结构调整步伐不快，直接表现在农民增收缓慢，问题实质是农字型龙头企业发展滞后，农民社会化组织程度低，根本出路在于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关键在于壮大龙头企业。龙头企业一头连接市场，一头连接农民，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农民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专业化生产，可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市场的矛盾。因此，农业龙头企业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是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突破口和切入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以工业管理理念，在不断完善和壮大我县现有的粮食加工、马铃薯加工、蚕茧收购加工等龙头企业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壮大扶强蔬菜类深加工经济组织。今年，我县农业局正在积极开展全方位的蔬菜、油菜、马铃薯项目招商工作，通过新上项目，最大限度地实现转化增值，以此拉动我县优势特色产业的发展，促进全县农业向规模化、区域化、专业化方向转变。

(三)加强农业项目建设，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在抓好在建项目的同时，要重点围绕“抓住政策争项目、强化职能上项目、结合产业谋项目”的思路，结合“十二五”规划，抓紧谋划一批技术先进、产业关联度高、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尤其是要突出抓好良种、农资综合等惠农补贴项目的实施，我县要在现有补贴项目的基础上，逐步向玉米、马铃薯等农作物上延伸，争取国家更多的优种补贴项目资金，增强我县农业发展后劲。

(四)加大投入，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水平，扶持发展具有竞争优势和带动力强的特色产业。

根据我县不同的生态区域，对农业生产进行合理布局，在切实提高农田产量，确保粮食优质高产，确保农村稳定的同时，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的立项扶持，鼓励企业与生产基地，农户之间通过产销协和关系，通过企业+基地+农户的方式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分享的有机结合体促进生产基地向规模化发展，在龙头企业生产效益实现的同时，保证农户增产增收，进而促进农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同时以培育生产加工企业为重点，促进生产与加工的合理互动，通过龙头企业促使广大农户面向市场，以推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为前提，从政策、资金、技术上加大优势农产品推广种植，成品加工力度，全面提高中药材、魔芋、马铃薯、经济作物等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不断改进生产加工工艺水平，创造优质品牌新产品，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促使农户投入到农产品市场流通中去，全面提高农业化经营水平。

(五)发展特色产业，促进经济增长。

镇雄是一个山区农业大县，境内立体气候复杂，自然灾害频繁，农村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农民生产自救力较差，决定了我县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种植业受到严重制约。而作为特色农业，如名贵中药材的开发利用、绿色食品的推广和种植都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在我县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合理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是农业化发展的关键所在。而我县农业产业化调整中应遵循的原则是：一是以特色种植为重点，规模适度地发展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培育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二是大规模地发展畜牧业，通过畜牧业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促进农产品商品价值的转移，增加农产品的生产附加值，有效地促进农业增产增收。三是建立绿色食品生产基地，注重无公害，有机食品的生产和开发，引导广大农户面向市场，通过生产与市场的互动，促使生产与经营并举，进而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四是在增加科技投入的同时，切实增加农业主要产品加工企业的建设资金投入，研究农副产品的市场需求动态，跳出因为农业抓农业的圈子，促进农产品的产、加(供)、销有机结合，通过产前、产后、产中的一体化服务，实现农业产业链，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产业进程。

(六)健全农技推广体系，全面提高农民素质。

要健全完善县、乡、村、户四级农业技术服务网络，通过体制创新在抓好乡级农技站管理的同时，重点将农技服务的触角向村级延伸，大力组织实施科技进村服务站，并通过技物结合，全方位开展农业科技服务，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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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问题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实质是南沙争端。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南海问题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思考论文的内容，欢迎查看!

南海问题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实质是南沙争端。争端方为中国、中国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一般称之为“5国6方”。西沙争议仅存在于中越两国之间，由越南单方面挑起，是其蓄意将南海问题扩大化和复杂化。纵观20世纪后半叶的南海局势，尽管南海及其周边地区一度成为冷战的前沿阵地，争议各方之间围绕岛礁主权、海域管辖权和资源开发等方面的争议,也曾发生过零星的冲突,但南海局势相对平静，南沙争端的国际影响也十分有限，表现为一般性的区域问题。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南海周边国家实施海洋战略、强化海上执法力量建设，实施海洋管辖成为其巩固占领岛礁、控制争议海域、保证资源开发的主要手段，有关争议问题逐步显化;加之全球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区域外大国介入南海问题力度加大，导致南海地缘政治竞争逐步加剧，南海问题进一步为国际社会所关注。

2012年是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30周年，也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30周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10周年。深入梳理、分析当前南海形势以及面临的挑战，有助于我国统筹内外两个大局，积极应对和妥善处理南海问题，践行我国和平解决有关领土主权争端的政策主张，维护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一、南海问题面临的挑战

我国作为拥有18000公里大陆海岸线和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面积的海洋大国，拥有广泛的海洋利益。但与此同时，我国仍然面临严峻的海上形势，维护海洋权益和海上稳定的战略任务依然艰巨。特别是在南海方向，尽管南海局势总体上保持稳定、可控，但消极因素和不稳定因素增多，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进一步凸显，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大局面临新的巨大挑战。

(一)周边国家加大南沙主权声索和管控力度

自上个世纪南沙岛礁占领格局形成以来，争议的表现形式以主张争议为主，即有关当事方通过各自发布官方声明来声索主权。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南沙争端有从主张争议向管辖争议转变的趋势。有关周边国家加大了对南海的法理声索力度，通过国内立法形式提出所谓的主权声索。例如，2009年2月17日菲律宾国内通过“领海基线法案”，将我国黄岩岛纳入到菲律宾所谓的领土管辖范围。2012年6月21日，越南国会通过《越南海洋法》，将我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包含在所谓越南“主权”和“管辖”范围内。我国政府对此均提出了严正抗议，并且重申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上述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有关南海声索国强化对所占岛礁和附近海域的实际管辖，增加了南海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南海有关争议问题已由单纯的外交斗争转变为政治、外交、法理、资源、军事等各领域的全方位较量，“明争”与“暗斗”相结合，斗争更加复杂，手法更加隐蔽，处理更加困难。在资源开发方面，南沙油气资源的争夺进一步加剧，南海声索国近年来加快了油气勘探开发的步伐。特别是马来西亚、越南海洋油气开发正在从近海大陆架向南海深海持续推进，开发方式主要是自主开发、联合国外石油公司开发和对外招标，其中越南和马来西亚的部分区块已侵入到中国南海传统海疆线内。目前在南沙拥有石油承租权并从事油气勘探和开采的国际石油公司大约有200多家，南沙油气开发已呈国际化的势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海地区近年来呈现区域军备竞赛态势。有关南海周边国家纷纷采购先进的武器装备，加强军事演习、军事管控等海上军事活动，推动军事现代化战略转型。这种区域军备竞赛态势持续发展,必将使影响南海区域安全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未来引发南海局部地区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增加，对南海地区安全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二)区域外势力介入导致南海地缘政治竞争加剧

随着全球战略格局的新一轮调整,亚太地区有关军事联盟强化,南海地缘政治竞争明显加剧。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大国出于全球和区域战略布局需要,通过军售、军援、联合军演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等方式提升与部分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水平,以所谓“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为借口介入南海问题,不断强化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军事联系,通过军事交流与合作,持续增强其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纵观美国的战略布局，美国介入南海问题不是短期政策作为，而是受美国亚太战略的支配。美国为防范和排挤中国渐进式地扩增地区影响力，继而谋求在东南亚地区事务中的主导权，一直以来都将东南亚有关南海声索国与中国视为两大对立阵营，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分而治之”的均势政策。美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主动试水，但避免被拖下水”的策略，继台海问题之后，南海问题很有可能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又一个抓手。2012年6月举办的第11届香格里拉对话上，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明确表示，美国在2020年前将60%军力部署到亚太地区。未来中美围绕西太平洋海权之争势必显化。美军加强在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的前沿军事部署，旨在提升美国在南海地区、巽他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军事影响力，从而构成对以中国为首要防范目标的东亚新兴大国的战略威慑力，最终目的在于谋求美国亚太主导权的战略目标。在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背景下，日本、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等域外大国追随或呼应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以多种方式介入南海问题，通过与部分东盟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将军事力量的触角延伸至南海，不断增加在南海问题上的话语权，藉此作为加强自身在东南亚影响力的突破口。南海地区大国利益的错综交织使得地区局势有“巴尔干化”的隐忧，其结果是，一旦南海区域有关摩擦、冲突事件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引发大国的角力，很大程度上将危及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

(三)区域内外国家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

越南、菲律宾等有关南海声索国背靠东盟，企图凭借东盟一体化“抱团”制华。其积极发展与区域外大国的关系,将南海问题列入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增强区域外大国和国际组织在南沙争端中的介入程度;或者利用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的机会和召开有关所谓南海问题学术会议,制造国际舆论影响,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和南沙海域经济资源开发活动国际化，从而谋求增强与中国抗衡的整体力量。在区域内外势力的交织作用下，一些看似影响有限的局部事件可能将会持续发酵，从而使南海问题从区域热点迅速升温成为国际热点，引发区域内外强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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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退休职工不缴费在《社会保险法》中有规定，法律障碍的解决需要时间。

二是，从各地现有政策来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差距很大，从5年到35年都有，如何采取统一并适当延长缴费年限的做法，实现每个人的缴费义务公平化成为很重要的问题。三是，职工在职期间的医保缴费属于权益积累，如果未来职工在退休后继续缴费，则应适当调低医保费率。四是，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不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终生缴费的，缴费水平比较低，加上各级财政补贴，每年缴费不过几百块钱。相比之下，职工医保缴费可能高达每年数千元，但两个制度的保障水平却没有如此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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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乐正在做一份美劳习作。他一边构思着，一边用小刀在书桌上胡乱刻画。“哎哟!”乐乐被这叫声吓了一跳。“乐乐，是我，我是你的书桌，叫桌桌。你把我刻画得很痛哦!”

乐乐既惊又喜地望着桌子：“没想到桌子也会说话呢!弄痛了你，真对不起。”

桌桌说：“我本来是一棵六十多岁的大树，住在全球最大的热带雨林——亚马逊盆地里。人类砍伐我们来做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可是，你们却不珍惜我们。”

乐乐说：“你刚才你原本住在......热雨......”

“是热带雨林。热带雨林位于赤道附近，那里阳光充沛，温度高，雨量充足，很适合树木居住。”桌桌继续说：“全球共有3大热带雨林，分别是南美洲的亚马逊盆地，非洲的刚果盆地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热带雨林。”

“你就是住在亚马逊盆地!”乐乐兴奋地说。桌桌叹息地说：“可是我的家族人口正迅速减少。全球的热带雨林现正以每小时2千4百公顷的速度消失，相当于60多个维多利亚公园。”

“树木被砍伐了，不是会在生长的吗?你就不必担心了。”

“树木要到60~80岁才适合砍伐，这个生长速度根本赶不上现在的砍伐速度嘛。”桌桌伤心地说。

“我明白了。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珍惜你们，还会宣扬保护你们的讯息!”乐乐坚定地像桌桌许下承诺。

[树面临的危机作文

人口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结构上的变迁，都会对国家安全产生深刻影响，而中国今天正处在新一轮人口变迁中。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人口再生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口在上世纪50、60年代，由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变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后，仅仅30年左右的时间，就已过渡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而且，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基本不可逆转。

可以预见，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仍在加速推进的情况下，无论人口政策如何调整，今后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也将很难回头，人口总和出生率将继续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之下甚至进一步下落。日本、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人口变迁经历，都已说明了这一点。这两点变化决定了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走势，比如老龄化时代到来，性别比的失衡，还有独生子女在主流城镇社会成为中坚人口，以及少数族群人口在中国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在西部地区聚居度增大等。

这些变化使中国国家安全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首先就是发展安全。由于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总抚养比增大，用于老龄人口养老、医疗等的费用增多，将使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增加，而用于投资的部分将不得不减少，使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财政能力受到制约。如果中国因此发生经济停滞，今天中国人热衷说着的“大国崛起”、“伟大复兴”等等，将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厢情愿。

二是军事安全。近20余年来中国国家利益日益拓展，对军事安全的需求不断增多。但在国民收入三部分：消费、投资和防务中，由于用于消费的部分增多，投入到国防的国民收入，将来也可能不得不压缩或受到很大限制。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在心理上总体趋向保守和防御，公众对于良好社会保障的压力会使国家不可能将更多财富用于国防建设。这一问题目前在中国还不明显，但再过一二十年，情况就有可能发生显着变化。

在中国国家利益日益拓展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支撑足够的军事能力，这不仅影响军事安全，也影响发展安全。同时，一个独生子女占劳动力主体、老龄化程度日深的社会，也将侵蚀一个国家防范和进行战争的能力。在独生子女家庭占中国家庭总量几乎一半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对战争的承受能力将完全不同于以往。

三是社会安全。目前，中国尚未初步建成完善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上城乡分别明显，中国两种社会和人口———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间的对立，今后也可能加剧，从而影响社会安定。

中国人口正由传统农业人口向现代工商业人口转换，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后，一旦城市经济发生危机，很多人就将会在城市成为流民或游民。从一些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情况看，人口转型同样产生过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由此引发过革命。

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大量适婚男性将因男女比例失衡而无法组织正常家庭生活，这将不仅诱发贩卖人口现象的增多，而且可能加剧黑社会活动及其他危害社会安定因素。

四是文化安全。中国近些年来日益突出的信仰危机、价值观问题，很大程度上也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中国传统儒家文明的继承是靠中国特定的生育文化来支撑的。然而，独生子女群体不仅在改变人口结构、社会结构，也在改变文明结构。有调查显示，独生子女在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集体意识、合作精神和牺牲奉献观念等方面，与以往多子女家庭出身的人群相比，有显着差异，在这一代人身上，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色彩更为淡薄。

由人口变迁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有些已处于逐渐爆发期，有些还处于积累期，现在来看还不是特别严峻，但未来会对中国的发展形成重大影响。为此，中国的人口政策应该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防止人口突然增长过多不同，今后中国更应防止的是，新出生人口规模因出生率下降而出现大幅度下降，以及人口性别比失衡程度加重。为此，应促使独生子女家庭在全国家庭数量中的比重逐渐减小，以保证国家发展安全，同时也保证中国传统信仰结构和文明传统不至于在一两代人之间就完全断绝，和保证未来中国军队中的绝大部分成员不是独生子女构成。再比如，在人口政策上，中国目前在不同地区对不同人口群体分别对待，这在一定时期有其必要性，但现在已有调整的必要。

更重要的是，中国应根据“人口红利”可能将于2015年左右丧失的情况，加快产业升级，摆脱单纯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推动产业转移，促进西部地区工商业发展，带动人口空间移动。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程度比较高的地方，如果也能实现更高程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大大减小地区发展差别，促进社会发展公平，以及东西部之间的人****流。

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在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有效供给、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政策涉及面广，各地农业生产特点和补贴配套政策差异较大，以及农业比较利益扩大化趋势，导致农业补贴政策面临增产效应减退、补贴效率不高、补贴机制不合理等深层次问题，亟待重构补贴目标，不断完善补贴机制，改进补贴方式，加快建立与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

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是保障农业发展的有效手段，是维系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要物质保障。通过农业补贴，对农业生产者以利益诱导，从而引导农户的经济行为，对农业生产与农产品流通产生积极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财政对农业的补贴目标、补贴力度、补贴方式、补贴重点与结构等政策取向对补贴所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起着决定性作用。

自1950 年代末我国实施农业补贴政策以来，农业补贴对促进农业发展、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如小水电、农业机耕、脱粒等)、保证农用生产资料的优质低价、维护农产品价格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自2004 年全面实施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以来，粮食产量逐年增加，2012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58957 万吨，创历史纪录，实现粮食总产“九年增”。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竞争力减退、生态环境恶化、农产品品质与安全性始终难以有效提高、农业发展风险因素增多等问题日趋显现，农业补贴政策的功效也在逐渐减弱。因此，不断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对于保持农业稳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农业补贴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补贴力度有限，刺激增产的作用在减退税费改革与粮食补贴政策的同步实施，在短期内对粮食增产起到了明显促进作用。但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民从事非农产业获取报酬的递增，原有减负和补贴政策效应不断减弱，加之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快速增长，种粮收益明显下滑。以2011 年为例，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粮食生产性补贴平均每亩为112.75 元，按每亩平均粮食产量500公斤计算，每公斤补贴金额仅0.2255 元;这一补贴标准按3 等粳稻谷当年全国平均交易价格每公斤2.60 元计算，仅相当于粮价的8.67%。自2006 年11 月以来，化肥、农药、柴油等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平均涨幅高达90%，其中化肥价格上涨超过一倍。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小麦种植成本达

到每亩650 元(不包括人工成本)，按单产500 公斤、每公斤售价2.00 元计算，每亩小麦纯收入仅为350 元。湖北、湖南等省种植稻谷纯收入更低，每亩纯收入仅110 元。另据袁隆平对湖南农户水稻种植成本和收入进行过估算，结果是扣除成本后，2011 年农民每亩水稻净收入116.6 元，其中农业补贴109.1 元，如果不算农业补贴，则纯收入仅为7.5 元。种植粮食作物报酬递减，直接影响到粮农生产积极性。虽然近年来中央财政大幅提高了农资综合直补标准，从2006 年的120 亿元增至2011年的860 亿元，但与快速上涨的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相比，仍显不足。在粮食价格保持相对稳定的宏观调控政策背景下，依靠提高粮食价格来增加种粮收入已不现实，而通过粮食补贴降低粮食生产成本的政策效应又被持续上涨的生产资料价格完全抹去。因此，仅靠粮食补贴、而不能有效控制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要保持粮食生产的稳定实属艰难。

虽然我国粮食产量连续9 年获得丰收，其中2012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8957 万吨，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比2011 年增产1836 万吨，增长3.2%。但是，这些增产九成以上是来自粮食主产区;全国13 个粮食主产省(区) 粮食总产量达到44609.8 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达到75.66% ，这说明我国粮食生产高度依赖13 个主产区。相比之下，一些地区的粮食生产始终徘徊不前，有些甚至出现减产。我们通过对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省的田野调查，发现这些省份都广泛存在耕地撂荒现象，尤其是在丘陵、山区地区，撂荒面积有的超过30%。甚至有些农户连“口粮田”也不耕种，其所需粮食全部到市场上购买。

(二)政策操作过于简单，效率不高

现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在政策设计上均有所不同，体现了政府支持粮食生产的目的和方向。粮食直补是对种植粮食的农户给予的补贴，其目的是鼓励农户生产粮食，以稳定粮食播种面积;良种补贴是对繁育、销售和使用良种过程的补贴，其目的是推广良种种植，改良农产品品质，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产业化经营;农业生产资料补贴是对农户购买和使用农业生产资料给予的补贴，其目的是补偿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而受到的利益损失，以有效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良种补贴依据农产品品种补贴实行现金直接补贴和差价供种两种方式，其中对水稻、玉米、油菜、花生良种采取现金直接补贴，实行良种推介、自愿购种;对小麦、大豆、棉花、青稞良种采取差价供种或现金补贴。差价补贴由省级农业部门和财政部门组织招标采购良种，中标单位在获得预拨的良种补贴款后向农户提供折价后的种子。在政策运行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规定，各地自行制定适合本地农业生产特点的补贴政策，导致政策的差异性较大。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为求简便省事，大多数省份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补贴捆绑在一起，按照耕地面积计发补贴，使这三种不同性质的补贴演变成单一的农业综合收入补贴。少数省份在良种差价补贴中，因折价后的良种价格并不比市场价格低而广受指责，也有“暗补”之嫌，难以让农户真正受益。

目前，问题的关键不是补贴资金是否捆绑发放，而是如何发放。在补贴政策实施初期，大多数省份采取按计税面积(原农业税计税面积)核发办法，后由于各地普遍反映计税面积与实际耕地面积相差过大，又改为按实际耕地面积核发。按耕地面积发放补贴资金虽然操作起来简单省事，但违背了农业补贴初衷，导致补贴政策作用大打折扣，补贴效率低下。

(三)政策的公平性不够，机制有待完善

一项政策的设计不仅要考虑其实施的效率，而且要考虑其公平性问题。当前农业补贴政策在公平性上存在的突出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省际间补贴标准相差过大，导致不同省份之间、地市之间农业补贴额的不公平。我国农业补贴政策是由中央政府推动、中央财政主导的，中央财政依据各省、市、自治区耕地面积按照同一补贴标准每年将补贴资金拨付给省市自治区财政;地方政府承担农业补贴政策的落实及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资金的补贴配套。在分税制体制下，由于地方财政财力状况不同，财力越雄厚的地区，其配套补贴标准越高;财力越薄弱的地区，其配套补贴标准越低，有些省份在一些补贴项目上甚至没有配套补贴，完全依赖中央财政给予的补贴。如粮食直补中，种植小麦全国补贴标准最高的北京市为每亩88 元，最低的甘肃省每亩仅为6.51 元，高低之间相差13.5 倍。像甘肃、青海、宁夏等西部省份，由于自身财力薄弱，高度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根本无力给予农业配套补贴;而像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经济发达省份，由于财力雄厚，可给予农业补贴的数额就相当可观。即使是同一省份，不同地市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以湖北省粮食直补为例，武汉市每亩补贴标准为30 元，而相邻的黄冈市每亩仅为15 元，两者相差一倍。

二是撂荒地的农户在没有任何农产品产出情况下仍可获得全额补贴，有些农户甚至将补贴资金用于购买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这显然与农业补贴政策的目的背道而驰;有些地方耕地转包、转租农户，转出或转租耕地后，仍可获得农业补贴，而转入、租入耕地的农户或其他生产经营组织，实际种植粮食却不能获得应有的补贴。

三是缺乏对种粮大户激励政策，补贴力度有限。种粮大户每年为国家贡献了大量商品粮，但获得的补贴与其他不贡献商品粮的自给农户、撂荒而购买商品粮的农户相比并不算多，每亩相差不到10 元，有些地方每亩仅高出2 元。

(四)中央出台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力度大，但运行不畅，覆盖面不宽

自2007 年试行农业保险投保保费补贴政策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262.1 亿元，保费补贴从2007 年的21.5 亿元增加到2011 年的97.06 亿元，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农业保险投保保费补贴实行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县级财政共同分担办法，在农户、农业生产企业投保保费基础上，省级财政承担规定比例的保费，中央财政再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各级财政分担比例依据农业生产布局、农产品品种和地方财政财力状况确定，补贴比例为中央财政补贴30%～40%，地方财政补贴25%～40%，各级财政补贴额占农户、农业生产企业投保保费总额的比例不少于70%，其中大宗农作物、牲畜等保费的补贴比例高达90%。这一政策的优厚程度在当今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发达国家，其补贴比例也未超过保费总额的50%。

但是，由于机制不够完善，农业保险运行并不通畅，限制了农业保险的广泛推行，覆盖面始终难以有效扩大。2011 年全国水稻保险的平均承保覆盖率不到一半，仅为49%;承保主要粮油棉作物仅占全国播种面积的35% 。究其原因：一是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实行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地市级财政(未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地市级)和县级财政共同分担机制，且要求地方财政的配套补贴比例达25%～40%，这对地方财政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在财力较薄弱的地方、特别是高度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地方，其配套的意愿和主动性并不强，在中央政府强调“农民自愿参保原则”下，地方政府更是被动应对，少数地方政府甚至是应付农业保险，在农业保险推广上并不积极，以至于许多农户不知道农业保险的作用和功能，这也是农业保险“一头热”症结所在。二是由于对农业保险制度的宣传不力和农民自身观念原因，农户参保热情也不高。据我们对全国8 省30 个村1585 个农户的抽样调查，了解并乐意参保的农户不足20%，有些农户甚至认为基层组织代收的农业保险费是乱收费行为，即使每亩稻田农户参保出资仅为2 元也不乐意。我们认为，农户之所以对农业保险如此抵触，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临时救助式措施密切相关，大多数农户认为无须参保，一旦受灾财产受损，政府也会出手相救，农业保险可有可无。三是农业保险由商业保险机构承保运营，政府给予保费补贴，这些保险机构出于盈利目的，对开展农业保险这种风险大、赔付率高的险种，并不情愿。据保监会统计，2010 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35.68 亿元，全年农业保险支付赔款100.69亿元，赔付率74.42%，其中，种植业保险赔款68.5亿元，森林保险赔款1.8 亿元，养殖业保险赔款30.4 亿元。如果计入保险公司运营费用和相关税费，则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盈亏基本持平。

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推动和保监会的支持，农业保险可能还像2005 年之前一样处于停顿状态。截至2011 年，全国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174.03 亿元，仅占财产险业务的3.77%，占财产险公司全部业务的3.64% 。

二、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的建议

农业是具有广泛外部性的产业，但其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又是比较利益较低和承受风险较大的产业，这就要求政府在补贴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既要考虑农业自身的发展，又要考虑农业对社会稳定、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发展的影响;既要注重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又要注重农业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针对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农业补贴政策经验，我国农业补贴政策需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1.当前小农生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及解决对策

2.关于小农生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及对策

3.煤矿安全生产月发言材料

4.2017安全生产月发言材料

5.2017安全月主题“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言材料

6.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言材料

7.在三夏生产暨秸秆禁烧工作会议上的表态发言材料

8.安全生产月领导发言材料

9.安全生产月表态发言材料

10.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言材料

(一)重构补贴目标，将单一增产目标变为粮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竞争力等多重目标，不宜采取简单的价格管制措施

单一增产目标容易导致补贴的单一性，即过于偏重对农业生产过程的补贴，忽视对农业生产外部环境的考量和补贴支持。如现阶段为增加粮食产量，政府加大了对粮食生产的补贴力度，补贴资金成倍增加，但收效不大。究其原因，一是种粮收益水平长期低下，粮食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粮农收入难以保证;二是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推广投入不足，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缓慢，劳动生产率不高;三是粮农社会保障水平低，依靠粮食收入不仅难以保障自身及其家庭在养老、医疗卫生、子女就读高中及大学学费等长期不可预测的福利支出需要，而且连当前必需的生产生活支出也难以保证。针对当前国际国内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安全形势和国家财力状况，稳步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是实现农业补贴多重目标的关键。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上涨，短期内可能导致通胀，但可有效刺激农产品生产，增加供给，最终会使农产品价格回落到正常水平;但是，如果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采取政府管制措施，认为农产品价格高企会危及城镇居民生活，则会打击农民生产积极性，容易出现大面积撂荒现象，导致农产品生产不足，供给减少，反而会引发农产品价格上涨，甚至出现粮食危机。我国曾多次对粮价采取价格管制措施，也着实起到应有的效果。但是，在现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简单采取价格管制手段可能难以收到较好效果。在原有体制条件下，非农产业发展不充分，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狭窄，粮食作为传统产品是农业生产的首选，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在现有条件下，非农产业发展迅速，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拓宽，转移容易，报酬高;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比较利益低，成本高，既不能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又不能作为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依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认为，对于相对贫困的人来说，食品涨价是个非常紧急的问题，这时限制出口和管制价格作为紧急应对之策是可以理解的。解决粮食问题，最关键的是市场激励，让粮价涨上去，这样农民才有生产积极性，粮食产出效率也才可能提高。在这一过程中，转移支付、农业补贴等财政手段比价格管制更有效。食品与能源在供给方面略有不同，一旦出现价格信号，农产品供给会迅速反应。长期以来，欧盟、美国等国家，一直将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生产者收益水平、发展生态农业和增强农业竞争力作为粮食补贴的主要目标，围绕这些目标，不断优化补贴结构，使农业补贴政策成为支持与发展农业的重要手段。我国在农业补贴政策的目标构建上，应结合当前农业发展新形势、新特点，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背景下，着力解决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农产品品质与安全性堪忧、农业竞争力减弱等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二)完善补贴机制，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大户的补贴力度，不断改进补贴方式

首先，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大户的补贴力度。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会离开农村和农业，保障粮食安全重任将更多地落在现有的粮食主产区肩上。基于我国粮食增产主要由13 个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大户来承担的现实，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在补贴标准上应向这些为我国提前实现粮食生产目标做出重要贡献的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大户倾斜。在现有基础上，大幅调高对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大户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的补贴额度，其中，粮食直补额和良种补贴额占当年粮食平均售价的比例宜保持在8%～10%的水平;农资综合直补应与当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相挂钩，补贴的理论值应是完全弥补当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考虑到政府财力限制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过大过快，农资综合直补额至少应占农用生产资料上涨价格的

50%。对非粮食主产区和耕地面积较少、仅为自给而种植粮食的农户，维持现有补贴标准不变。

其次，为避免省际间、地市之间农户补贴标准过于悬殊问题，中央政府除鼓励一些地方政府加大对农业的配套补贴比例外，还可考虑适当缩减经济发达省份的补贴额度，让这些地方政府履行更多的农业补贴责任，中央财政可将腾出的这部分补贴资金优先用于13 个产粮大省的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前文所述，近年来13 个产粮大省贡献了全国粮食总产的75%以上，是实实在在的粮仓，理应给予特别补贴政策支持。

最后，改进补贴方式，以提高补贴效率。现行按耕地面积补贴方式虽然简便省事，但既不公平又缺乏效率，特别是对撂荒地、转包转租耕地农户以及在耕地上种植非农作物，如树苗、药材等，也给予补贴，显然违背了农业补贴的宗旨，亟待改变，尽快实现按照实际种粮面积发放补贴做法。目前，有些地方通过卫星遥感技术监测农作物播种面积并以此确定补贴标准的做法并不适合在全国推行，比较有效的办法仍是加强基层政府和农村集体组织对农户实际耕种面积的核查工作，以及财政、农业、纪检监察等相关部门的抽查工作，真正让种粮拿补贴、不种粮拿不到补贴，在农村形成“种粮才有补贴”的良好氛围。国外在类似补贴上，均按农户或农场主实际耕种面积核发补贴，从来没有按耕地面积发放补贴的先例。在实施补贴的初期阶段，这些国家往往由农村社区的基层官员进行核查，之后由农户或农场主自行申报。在当今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冒领农业补贴行为被视为欺诈犯罪，不仅要受到法律制裁，而且会被乡邻耻笑，由此从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对农业补贴政策进行了规范，极少发生农业补贴被冒领的现象。我国农民的观念和自觉性与发达国家农民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各级政府加大对农业补贴政策的宣传力度，让农民深刻了解政府对农业补贴的目的。

(三)优化补贴结构，注重对生态农业的补贴

生态农业是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主线。近10年来，世界许多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已由单纯追求农产品产量变为改善农业生产环境、重视农产品品质与安全性，对农民利用有机肥、节水灌溉、使用生物技术除草、除虫害等进行的生产给予额外补贴(一般采用加大补贴系数办法)。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农户的生产模式仍以大量施用化肥、农药、除草剂为主，导致土地肥力减退，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日益严重;草场的过度放牧、土地的不合理开发与使用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江河淤积和大气污染问题日益加重。因此，在补贴政策选择上，可从有机农产品生产上先行试点。在补贴程序上，可考虑先由公司和农户共同申报，乡镇财政所负责审核，逐级上报，单独进行补贴。考虑到补贴的效率与示范性，试点期间，建议不接受单个农户申请，只接受公司和农户的共同申请，虽然公司不享有补贴，但可利用公司的信誉和应有的担保责任，保障补贴的公平、公正和有效(可设定农户因欺诈、冒领补贴，公司应承担的连带责任)。

(四)加快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

我国农业保险自2007 年开始试点，但效果并不理想，地方政府和商业保险机构消极应对，农户积极性也不高，保险覆盖面始终难以有效扩大。为此，有必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合现实发展情况，加快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在保险机构的设置上，选择世界大多数国家采取的以政府组建农业保险公司为主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当前可考虑在农业发展银行基础上组建农业保险公司(农业发展银行因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其业务已严重萎缩)，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发展银行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分支机构，具体业务由县农业保险支公司(县级农业发展银行)负责办理。农业保险基金以政府财政补贴和农户投保保费构成，并对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费用和保险费给予财政补贴，以及实行免税待遇。在保险费政府补贴的分摊上，可借鉴义务教育经费的分摊机制，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产粮大省，中央财政承担更多的保费补贴责任，一般不要求地市级财政和县级财政配套补贴;对经济发达省份，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保费责任。

1.当前小农生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及解决对策

2.关于小农生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及对策

3.煤矿安全生产月发言材料

4.2017安全生产月发言材料

5.2017安全月主题“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言材料

6.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言材料

7.在三夏生产暨秸秆禁烧工作会议上的表态发言材料

8.安全生产月领导发言材料

9.安全生产月表态发言材料

10.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言材料

目前，在农业生产中存在这较多的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农业基础设施仍不完善，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耐旱的优良品种和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得不到推广应用;缺乏品牌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制造业，缺乏大型农产品销售市场，制约着农产品的销售，使得农副产品价格提升空间不大;这些因素极大地制约着农业的增产、农民的增收。

(二) 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农业劳动力质量下降。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组织化水平仍然较低，带动力不强。农村专业合作社中介服务组织仍处在培育阶段，农产品加工、销售滞后的面貌尚未改善，农产品营销策略和手段相对落后。同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大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留下来务农的多是妇女及老弱病残，体力差、科技文化素质低，难以掌握现代种养技术，从而制约着现代农业的发展。

(三) 金融资金对农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依然较弱。尽管近年来农业投入逐年增加，但受地方财力的制约，农业投入主要依赖国家和省级的投入。地方政府及企业、农户对农业投入的能力有限，农民申请小额信贷门槛依然较高，农户贷款难度较大，给农业生产，特别是发展设施农业和规模经营带来困难。

(四) 农业生产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农业的自然灾害难以避免。动植物发生较大疫情灾害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针对以上问题，个人提以下几点建议：

(一) 促进农业农村工作上新台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进一步优化农业结构，发展生态型、安全型、效益型农业，提高农业经济综合效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道路、饮水等基础设施，加快农村信息网络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二) 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对农民的补贴，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积极、稳妥地搞好结构调整，全面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由外延扩增向优化结构，积极发展特色农业，注重引进优良新品种，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三) 建立完善物价管理与价格动态调查监测，及时、准确掌握农产品价格变化情况。

(四) 加强农村信息化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农业信息网建设，搭建致富信息平台，力争全部实现，为榆林市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搭建广阔的信息平台。

(五) 抓好防灾减灾工作。一是强化防汛抗旱、动植物疫病防控，努力保障农业生产。二是严格落实农村政策。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将粮食“两补”资金、农资综合直补资金、退耕还林补贴资金及其它惠农资金发放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