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2019黄文秀颁奖词（精彩20篇）

吕顺芳,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一名普通农家妇女。2000年创办“寻亲驿站”，为孤儿寻亲提供志愿服务。15年来，收集整理全国各地寻亲者资料3000余份,帮助200多名孤儿找到亲人，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寻亲大姐”。

2007年4月底，南京孤儿寻亲会，寻亲孤儿200余人，认亲家属150余人，有5人当场确认找到亲人。图为寻亲会最后一天，没等来亲人的孤儿们哭着唱起《世上只有妈妈好》。

“想停也停不下来”

吕顺芳眼下又忙起来了。5月8日至5月12日，她发起组织的“2015梦回江南寻亲会”陆续在苏州、无锡、宜兴、溧阳和南京举行，为60多年前被遗弃的“上海孤儿”寻找家人。

“上海孤儿”是指1959年至1961年间，被遗弃在常州、无锡、苏州和上海等城市，之后又被转移至华北地区的弃婴。据吕顺芳介绍，“上海孤儿”中的一部分到了山西，在太原、长治、阳泉等地落地生根，目前已经掌握的山西寻亲孤儿超过400人。

从2005年至今，吕顺芳几乎年年都要组织大规模的寻亲见面会。之所以如此，皆因她心中也有一个“寻亲梦”。“我的妹妹也是一名‘上海孤儿’，上个世纪50年代末被送到了上海。”吕顺芳告诉记者，母亲当初这么做是为了在困难时期给孩子一条生路。改革开放后，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遗弃妹妹一事也成了母亲临终前心里永远的遗憾。

为了寻找妹妹，2000年，吕顺芳放弃了年收入5万元的工程承包工作，踏上了漫漫的寻亲征途。“骨肉离别之苦我有切身感受，也知道千万里寻亲的难，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帮人寻亲的道路。”从那时起，吕顺芳每天的工作就是从报纸、电视、网络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寻亲者的上门访问中收集寻亲信息，再进行比对和匹配。每当发现资料有相互吻合的地方，她总是立即打电话给双方，请他们互相联系，并尽快去做鉴定。

渐渐地，吕顺芳在各地“上海孤儿”中出了名，她的家也逐渐成为这些人的“寻亲驿站”。“想停也停不下来。那么多人给我来信、来电话，对我说‘吕大姐，拜托你了!’我总不能放下不管呀!”吕顺芳说，寻亲已从最初的家事成了她目前的工作。这些年来，在她的帮助下，多达200多个家庭的失散亲人得以团圆。

“帮助别人一家团圆，是我最大的幸福”

“有多少弃儿在思念家乡、想念亲人，又有多少父母在牵挂儿女。心灵上的缺憾永远无法用物质财富去弥补。”吕顺芳对记者说，“有些与子女失散的老人现在大多已经七八十岁，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所以帮他们寻亲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

“那些进入耄耋之年的、说话走路都颤颤抖抖的老人，为了找到丢失的骨肉，在有生之年见上一面，千里迢迢、千辛万苦地找来，那是怀着一颗怎样的心啊!?”这些老人往往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有的甚至哭倒在地。吕顺芳坦言，正是这些眼泪催促着她在寻亲这条路上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我没有什么大本事，做不了别的事情，那就做一个缝合亲情的裁缝。”

这些年来，吕顺芳接待了来自内蒙古、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14个省、市、自治区的几千名寻亲者。只有高中文化的她学会了10多个地区的方言，建立了“吕大姐寻亲网”和寻亲QQ群,同时协助有关单位成立了“寻亲基因库”。只要一有空，吕顺芳就给遗弃过孩子的老人采集血样，送检DNA。

除了吃饭、睡觉，今年已65岁的吕顺芳几乎昼夜不分地守在电脑旁，戴着老花镜关注来自全国各地的寻亲消息。赶上办亲人见面会，更是一天只睡3个小时，有时深更半夜还会被电话铃声惊醒。虽然很苦、很累，可每当她看到一个个离散家庭团聚的时候，浑身的疲惫仿佛一下子就消失了，“帮助别人一家团圆，是我最大的幸福,心里比吃了蜜还要甜”。

“寻亲的路还很远，我们一起走吧”

除了经常组织大型寻亲活动，吕顺芳还将收集整理的寻亲信息悉数搬到网上,供各地寻亲人员免费查阅。在她的5个笔记本上，满满地记录着这些年来每一条寻亲者的信息，其中几本上了年头的已经被翻烂。为防止内页掉出来，吕顺芳自制了封皮，“每一条信息都关乎每一个家庭，这些资料比什么都重要”。

如何让更多的寻亲者增添希望、如愿以偿?在吕顺芳看来，凝聚更多力量为爱寻找，才会增添希望，“我们常说，寻亲队伍是爱的团队、是异姓的兄弟姐妹。在寻亲这条路上，为了却自己心愿努力的同时，通过爱心奉献帮助别人的过程，也是在帮助自己。”

在助人寻亲之余，吕顺芳还积极投身到其他公益事业中。她曾多次为白血病患儿、尿毒症患者、地震灾区募捐，通常都是自己带头捐款。在她的QQ群里，有很多都是来自天南地北的义工群体。吕顺芳说，做公益和帮人寻亲的道理相通，“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做好事就会收获快乐。往往一个凡人善举就会改变别人，会让一个家庭重获新生。”

“虽然我自己的妹妹还没有找到。可是，想到有那么多的老人不再像我母亲那样带着遗憾离去，想到那么多的家庭能够骨肉团圆，我就感到自己付出再多也值得。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更多人参与到‘寻亲’的事业中来。”吕顺芳说，不管有多大困难，她都会坚定而快乐地走下去，“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寻亲的路还很远，我们一起走吧!结个伴。”

春节，本是个阖家团圆的喜庆节日。但2020年的春节却与往年不同。疫情的爆发，使得平日里热闹的大街小巷空无一人，再无往日的欢声笑语，此时，有这样一群人，成为了这空旷大街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是在疫情中无惧个人生命

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是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是爱岗敬业 认真负责的基层工作人员，是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爱心志愿者。他们就是风暴中的逆行者!

前几天，我在一篇新闻中看到一个“说走就走的妈妈”——谢济联的妈妈。她是一名疾控中心的检验人员，经常是单位一个电话，就立刻赶过去了，节假日里也是随叫随到，没有具体工作时间，基本上都是24小时全天候。这次新冠疫情的全面爆发，他的妈妈真正是连轴转了好多天，等到轮休时，她又和所有普通的妈妈一样，叮嘱谢济联好好学习，认真完成作业。谢济联的妈妈穿上“战甲”，她就是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脱下战袍，她又是一名普通的母亲，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都望子成龙。她也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每天在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却是这个特殊时期的最美逆行者。

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了一个人影，那就是我大伯，他是一名基层领导，一年到头，说走就走，基本不着家。大年初二，接到县里通知就急忙去乡镇了，一走就是一个月，期间回来拿了一次换洗的衣服，大伯回来后就站在院子里，没有进门，他带着口罩隔着窗户，趴在玻璃上和我们说了几句话，他说他很好，让我们不要担心他，要我们都待在家，没有生死攸关的大事就不要出门。叮嘱堂哥和我要好好学习，认真上网课，不要偷懒。随后他拿起放在门外的衣服急匆匆的又走了。我的堂妹今年刚刚1周半，拍着窗户哭闹着要爸爸，奶奶看着这情景很难过，一个人偷偷躲卧室哭了好久。我虽然也很难过但同时又觉得很骄傲，因为大伯“守在前线”无怨无悔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他就是我心中最美的逆行者。

其实我明白，之所以能坐在温暖如春的家中，不受“病毒”这股寒风的袭击，享受着岁月静好，不过是因为有太多像谢济联的妈妈，像大伯这样的“普通人”穿上“责任”这身战甲为我们逆风执炬，驱除阴霾。而我身边，像大伯他们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在这样一群“基层工作者”的包围下，耳濡目染间更深刻地明白了“责任”和“担当”这两个词真正的含义!我想我愿意同他们一样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正确的事。就像我们的“守护神”钟南山爷爷对自己的评价“我不过是个看病的大夫”一样。此刻，做为一名小学生的我，最重要的“本职工作”就是好好学习，用知识的力量武装自己，等将来有一天，祖国需要我时，我也可以逆风而行，献上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我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待阴霾散去，四月的武汉，樱花烂漫有人亦有心共赏，如同我家乡那漫山遍野的山桃花，生机勃勃，不负春光，不负韶华!

感动中国，有多人用自己的辛勤付出，无悔奉献只为给子女、社会、身边的人带去一份未来，一份温暖，一份快乐。感动中国，虽然隔着屏幕，但感动中国的夜晚有多少人为荧幕中那些感动人心的事迹所流泪。感动中国，我们的身边又有谁跟他们一样在默默付出。只是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也许能跟他们一样，我们同样是炎黄子孙，我们同样有传承千古的文明。

张超，男，30岁，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正营职中队长，一级飞行员。

2016年4月27日，张超在驾驶舰载战斗机进行陆基模拟着舰接地时，突发电传故障，危机关头，他果断处置，尽最大努力保住战机，推杆无效、被迫跳伞，坠地受重伤，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此前，张超是“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部队优秀的三代机飞行员，全团6名“尖刀”队员中最年轻的一员，曾数十次带弹紧急起飞驱离外军飞机。

借出差无锡的机会，上海楷麓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常久明匆匆赶回和县乌江镇卜陈村，再次看望自己的初中老师叶连平。

“您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2个多月前，叶连平骑自行车买菜，回家路上遭遇交通意外受伤，常久明一直很牵挂，“等您身体恢复些，我接您去上海休息几天。”

在村民们眼中，叶连平就是村里不灭的“蜡烛”，也是照亮孩子们走出村里的希望之光。

常久明曾一度刻意躲着叶连平。那时，初中生常久明学习成绩很好，但因为家境贫寒，父母就让他辍学学缝纫。一天下午，常久明硬着头皮把即将辍学的事报告了叶连平，意外的是叶连平并没有当场责骂他。常久明随即离校回家。

就在那天天擦黑的时候，正在棉花地里帮父母干农活的常久明，看到远处一个身影步履蹒跚地走过来。“叶老师怎么来了?”常久明和父母都大吃一惊，常久明赶紧躲了起来。

常久明家距离学校有5公里，都是土路，且要翻山过河，当时还正值汛期。叶连平最终没有说服常久明的父母。夜色笼罩着田野，躲在暗处的常久明盯着那个渐去渐远的落寞身影，忍不住热泪盈眶。

“尽管我后来还是辍学了，但成为叶老师的学生，是我一辈子的幸运。”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上海拼出一片天地的常久明，如今每年都资助叶连平奖学金基金。

叶连平坚持每年到每个学生家至少家访一次，不管多远都一定访到。特别是那些在校表现一般、家庭困难、住址离学校远的学生，他更是格外关注、关爱，多次上门。在卜陈学校周边的乡村田野间，经常会看到一个老人，提着马灯跌跌撞撞地赶路，有时身上还沾了很多泥水。

“叶老师对学生负责，是出了名的。”令叶连平曾经的同事、卜陈学校教师戴启涌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叶连平批改学生作业，连标点符号都会一一校正。

“教师不仅仅要教书，更要育人。”叶连平当班主任时，曾带着学生勤工俭学，用赚来的钱购买课外书给学生看，开阔学生眼界，在当时算是特立独行了。多年后，那个班的学生发现，当初勤工俭学挣的钱根本不够买那么多课外书，是叶老师自己贴钱买的。

有一种温暖，不需要语言，就能传递，叫感动;有一种力量，不求惊天动地，却足以令人震撼，叫感动。

看了感动中国后，总觉得那些评选出来的人物都让人敬佩感动。在这个简单的却又内涵丰富的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不是那些耀眼的明星，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

在2016年的感动中国节目中，虽然感动我的人有十个，有……;有……;有……但是在这些人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讲述人物事迹……

还记得那撼动心灵的颁奖词(今年还有每个人7个字评价)：……

是他(她)让我感受到了……

看过《感动中国》之后，我的内心仿佛受到了神圣的洗礼，在感动与眼泪背后，我收获的不仅仅是这些文字上的，更多的是内心中无法言喻的那份震撼与动容。

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用自己那一点一滴的小事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他人。生活中从来就不缺乏感动，只不过是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之中，我们忘记了用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这些让我们的内心能为之震撼的感动事迹。

用心去看世界，去发现细节的感动吧!

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总是能带给我们很大的感动。下面这篇是由应届毕业生网为你提供的关于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文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今天，我观看了“2015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毕竟大部分获奖者还是有催泪效果的，有正面教育意义的。但不是全部，有几个获奖者，我真得很不以为然，想敬佩但无法说服自己。如果其他人也有同感，那就只能说明央视权威不足，犹如也有芮成钢这样的货色一样。其实九成以上高中中生从来不看这样节目的，颇为遗憾。

近几年，评选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总是缺少维护正义、坚持真理、追求公平、扞卫法治的典型代表，这是为什么?评选的人物，确实有让我感动的，举一个例子，大概前年吧，广西阳朔有个叫何玥的12岁小女孩无偿捐献眼膜(2012年度)，我看后眼睛就湿了，我很感动。但是评选出来的人物，清一色的都是或孝心或助人或敬业或公益的，缺少我前面说的那几种对社会公平正义影响力更大更有震撼力的，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评委会不乏和稀泥的功能，评委会有些东东本身就不具有全民族道德高度的代表性。

最简单一点，那些不畏强权腐官不怕打击报复义务帮助弱势群体维权的律师，才是民族道德的真正脊梁，但是他们连提名权都会被扼杀。上驷被剔除了，当选的只能是中驷，另外还会一两个下驷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为了行业和地域平衡)混杂其中。

我没看直播，不好对其内容作评论，但是我能理解他的心境。因为不是我们心硬，而是我们是有鉴别能力的，是有思维的，所以我们的眼泪，也不是那么廉价的，那么容易被赚取走的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评选之一丁点聊想：。但是俺们以前也曾经一边看一边流泪的。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何时能真正无门槛提名、全民海选了，那么评选出来的人物，才能保证个个不仅货真价实还人人皆为选手中上驷，自然届时才能让俺等对每一名年度人物膜拜不已地仰视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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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农历正月初七)晚，“2014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揭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外迁第一人，湖北“移民书记”赵久富获此殊荣。

2010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工作正式开始，湖北十堰市郧县(现为郧阳区)余咀村被定为当地首批搬迁的移民试点村。村支书赵久富以大局为重，主动放弃留下来的名额，告别80岁高堂，认真细致作好移民工作，代领三千多名村民搬迁到团风镇移民新村。

2014年，跨世纪工程南水北调中线正式通水。此时，移民第一村余咀村支书赵久富，已任职黄冈市团风镇黄湖移民新区党支部书记。黄湖新区也是全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安置人数最多、面积最大的外迁移民安置点。

余咀村变成蓄满清水的库区。而移民们在赵久富的带领下，在新的家园也走上了致富路。

“感动中国”组委员会评价赵久富：量与江海宽。赵久富在颁奖现场表示，自己父母也曾经历过一次移民，我们是二次移民。南水北调40多万移民付出的太多、太多。但看到这么大的工程，我们国家能做，很震撼。

获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赵久富向荆楚网记者表示，这份荣誉应该属于所有的移民，也属于所有为南水北调工程作出贡献的人们。国家大计，我们义不容辞。

【做儿子的耳朵和向导:陶艳波】

“他的四周寂静下来，你的心完全沉没。除了母爱你一无所有，但也要横下心和命运争夺。十六年陪读，你是他的同桌，你作他的耳朵，让他听见这世界的轻盈，也听见无声的爱。”48岁的陶艳波，辞职陪着失去听说能力的儿子一起上学，12年苦读，儿子如愿考上了大学。

【大漠“猎鹰”:木拉提•西日甫江】

钢的意志，铁的臂膀，每天都在与死亡的狂沙较量。危险无处不在，他用胸膛作盾牌;为了同胞的安宁，他选择了翱翔。高飞 的猎鹰，他绝不孤独，因为身后是人民!他是新疆和田地区公安局民警木拉提•西日甫江，数十次将暴恐犯罪活动打击在预谋之中。

【好心人“炎黄”:张纪清】

一个善良的背影，汇入茫茫人海。他用中国人熟悉的两个字，掩盖半生的秘密。他是红尘中的隐者，平凡 的老人，朴素的心愿，清贫的生活，高贵的心灵。炎黄不是一个名字，是一脉香火，为我们点燃。他是江苏江阴市民张纪清，27年署名“炎黄”捐款，建敬老院、 希望小学。

【"移民第一责任人":赵久富】

清水即将漫过家园，最后一次，把红旗在墙上摩平。你带领乡亲们启程，车轮移动的瞬间，心间隐 痛。不敢回望，怕牵动一路哭声。五十年间，两度背井离乡，我们的老支书，一生放不下的，不只是白发高堂。他是湖北黄湖移民新村党支部书记赵久富，带领村民 重找致富路。

【最美乡村教师:朱敏才孙丽娜】

他们走过半个地球，最后在小山村驻足，他们要开一扇窗，让孩子发现新的世界。发愤忘食，乐以忘 忧。夕阳最美，晚照情浓。信念比生命还重要的一代，请接受我们的敬礼。朱敏才曾是一名外交官，妻子孙丽娜曾是一名高级教师，退休后奔赴贵州偏远山区支教。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 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他是89岁 高龄的于敏。

张桂梅同志参加工作以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深深扎根于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崇高事业中。她身患多种疾病，却常常超负荷地工作，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病痛的折磨，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上。凭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不断学习先进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精心研究，积极探索教育规律和民族教育发展的新模式，因材施教，进行素质教育，总结出一套适合民族贫困地区教育特点的方法。她没有子女，生活节俭，把自己的工资拿出绝大部分来接济困难学生，给没有学费的学生垫交学费，带患病的学生去看病吗，天冷了给他们添置衣被，把母亲般的慈爱全部献给了学生和孤儿。她不仅生活上关心学生，而且积极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健康的业余爱好，从各个方面无微不至地关爱她们。

在观看张桂梅同志事迹的视频时，我的眼眶就一直是湿润的：当她寒暑假天天走了那么远山路只为了去了解学生家庭情况，告知家长孩子成绩很好，只要考上了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高中，就能免学费就读时;当她夜晚在手脚关节处涂完治疗风湿的药酒，躺在办公室冰冷、坚硬的条椅上时;当她面对镜头，说出的愿望“我想要再多活两年，把这些孩子送入大学”时，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同为教师，自问难以到达张桂梅同志这样的大爱无私的品德和高尚奉献精神境界。

我们应该学习张桂梅同志“扶弱济困、大爱无疆”的精神。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自己和身边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投入了这场脱贫攻坚之役。早在我在大学时代，我也有幸参加过一次为贫困山村的贫困群众献爱心的公益活动，对贫困有了初步的直观感受，心中萌发出了自己该为此做点什么的真情实感;而在我毕业之后，来到了农村教书，一晃眼，十五年过去了。身体力行的投入到了脱贫攻坚的工作中，将“所想”变为了“所做”，不仅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还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到了扶贫工作。但我所做的一切，和张桂梅同志比起来，却显得相形见绌了。所以，我们都应以张桂梅同志“扶弱济困、大爱无疆”的精神为指引，再接再厉，努力奋进，让更多的困难群众过上好日子，因为我们都知道，消除贫困，需要有你有我也有他。

昨晚，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央视播出。“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当选者中，包括了重庆南开中学2005级毕业生秦玥飞，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扎根农村。主持人白岩松说：“提起村官，可能会浮现出一幅或几幅画面，提起国际著名高校的毕业生，您可能脑海里又会浮现几幅画面，如果一个国际著名高校的毕业生当了一名村官，你觉得这个画面搭吗?搭，很搭。”

他拿到耶鲁大学全额奖学金

秦玥飞生于1985年，初中毕业于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于南开中学。据他的高中班主任回忆，论平时成绩，秦玥飞只能算中等偏上，但综合能力特强，在当学生会干部时，表现出极强的领导能力。他凭着托福满分的成绩和突出的面试表现，申请到美国耶鲁大学的全额奖学金。2011年，他以优异成绩完成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专业的学习，并获得了文科学士学位。

毕业后，他没有像其他海归一样去跨国公司或大型金融机构做白领，而是选择了去基层做一名普通的村官。

当村官第一天就被“上了一课”

2011年，秦玥飞到湖南衡山县贺家乡任大学生村官。来村里的第一天，天气炎热，早晨起床后全身都是汗，秦玥飞提着水桶去冲澡。却不想，这件事立即在村里传开了，有人说他娇气，有人说他嫌农村脏，还有人说他浪费水。

“如果身上还保持着 外来气息 ，就难以真正融入农村。”这是村民给秦玥飞上的第一课。于是，秦玥飞减少洗澡次数，把印着英文字母的花哨T恤反过来穿，穿上解放鞋干活。渐渐地，村民开始信任秦玥飞，冬天送他军大衣，上门找他修电器……

贺家山村有条水渠，村里300亩良田全靠它引水灌溉。但10多年来，这条沟渠一直无人修理，且越堵越厉害。秦玥飞掌握情况后，便四处奔走寻求各方帮助，且每次的路费都是从自己每月1450元的工资里支出，他寻求各种社会资源支持贺家山村建设，共为村里筹集资金80多万元。

秦玥飞还为村里维修道路、安装路灯、扩建敬老院，并拉来了乡村信息化教育项目，他与村民的相处也变得自然而融洽：村民路上碰到秦玥飞，会主动打招呼、握手。走在路上，有村民追着往他手里塞鸡蛋……

他召集高才生当起乡村创客

2014年服务期满，秦玥飞认为“输血”并非最可持续的乡村发展模式，他放弃提拔机会，转至白云村续任大学生村官，用“造血”建设乡村。他带领村民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山茶油产业，通过创业创新为当地创造可持续发展动力。

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服务乡村，秦玥飞与耶鲁中国同学发起了“黑土麦田公益项目”，招募支持优秀毕业生到国家级贫困县从事精准扶贫和创业创新。近30名来自清华、北大、复旦、人大、中国社科院等院校的“乡村创客”在15所村庄开展产业扶贫与创业创新，得到当地政府与村民的好评。

杨振宁在7岁的时候来到清华园，在这里一共住了8年。当时的附小叫成志小学，里面有两个“大头”，一个是杨振宁杨大头，一个是俞平伯的儿子俞大头。

杨振宁小时候，至少不是一个最守规矩的孩子。据他自己说，清华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

中学是在绒线胡同上的，就是现在的北京市第31中。那个学校当时只有不到300个学生。这时候，当北大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已经知道儿子学数学的能力很强。他当时如果教儿子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儿子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初一与初二之间的那个暑假，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杨振宁学《孟子》。所以在中学时代杨振宁就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杨武之喜欢围棋和京剧，但并不去培养儿子这些方面的兴趣，下棋可以让儿子17颗子，唱也只教他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对于父亲书架上的许多英文和德文数学书籍，杨振宁常常翻看。因为外文基础不够，所以看不懂细节，每次去问，杨武之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

上课念书的时候，杨振宁喜欢东翻西看，一次看了艾迪顿写的《神秘的宇宙》，那里面讲的是20世纪到那个时候为止，所发现的一些新的物理学的一些现象与理论。他顿时被激发出了极大的兴趣，所以回家以后就跟父亲、母亲开玩笑，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

杨振宁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夏天离家赴美国求学。那天清早的细节至今历历在目：“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没有流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还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

40年以后杨振宁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字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略。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无论如何，父亲与儿子的分别，是人生之中最顺理成章、最令人惆怅，最刻骨铭心的分别。

此一去，三叠阳关，唱到千千遍。23岁的杨振宁也许没有想到，他真的应验了12岁时的戏言，为中国人拿回了第一个诺贝尔奖。

8月8日晚上19：19至19：21分，中央电视台一套新闻联播“时代先锋”栏目，以《王锋：几进火海舍身救人》为题，对河南省方城县青年王锋南阳火海救人的英雄壮举，进行了时长3分钟的报道，使王锋见义勇为的英雄事迹传遍中华大地。

2016年5月18日凌晨，南阳市卧龙区光武街道西华村一栋三层居民楼突发火灾，浓烟迅速吞噬了整栋楼房。租住在一楼的方城青年王锋发现火情后，义无反顾地三次冲入火海救人，20多名邻居无一伤亡，而王锋因救人全身98%面积烧伤，后被送往南阳南石医院救治，自7月12日被转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救治，至今仍未度过生命危险期。

王锋南阳三闯火海救人的英雄壮举，感动了家乡方城，感动了南阳，感动了河南，感动了全国，奏响了一曲新时期高亢激昂的见义勇为英雄壮歌。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中央领导同志做出了宣传王锋先进事迹的批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特意与南阳市委书记穆为民通电话，向英雄表示敬意，向英雄家属表示慰问。市委书记穆为民、市长霍好胜、市委副书记王智慧，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新会和方城县委书记褚清黎、县政府县长段文汉等，先后到医院看望慰问王锋及其家人。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踊跃捐款，新闻媒体集中报道，在全社会形成了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彰显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美德，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了崇德向善的正能量。

在英雄王锋家乡方城县，该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积极开展对王锋的救治工作，动员全县社会各界为王锋捐款献爱心;县委做出了向王锋学习的决定，在全县大力弘扬英雄王锋精神，营造了“学习英雄见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浓厚氛围。

7月26日至30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媒记者，冒着炎热酷暑，先后深入到南阳、方城、北京等地，对英雄王锋的先进事迹进行深度采访挖掘，自8月8日陆续开始报道，让英雄王锋精神走出南阳，走向全国。

在当晚的央视新闻联播“时代先锋”栏目中，通过王锋所救出的托教老师、楼上住户的叙述，王锋妻子潘品和爱心人士的讲述，再现了当时王锋勇闯火海、挺身而出的英雄壮举，展示了王锋奋不顾身、舍身为民的大爱担当。

目前，王锋先后被中共南阳市委授予“雷锋式好青年”，被南阳市综治委授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被团省委、团市委、团县委分别授予省、市、县“见义勇为好青年”，被全国雷锋文化联盟组委会授予学雷锋“爱心推广之星”，被评为由新华社主办的“中国网事·感动2016”第二季度网络人物，入选由中央文明办、中国文明网主办的2016年7月份“中国好人榜”。

王定国，“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是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女红军。她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9月，被评为双百人物之一。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王定国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忠贞追随者的人生写照。

百多年风雨，从黑暗到光明;两世纪奋斗，唯初心从未变。

蜕变：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1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她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她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她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

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王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

获得自由的王乙香改名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

至今，王定国清楚地记得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细节：

“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走南闯北。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当时在91师，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1933年12月，营山县委在消水河地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那天晚上，县苏维埃组织部领导找到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他们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更加坚强。入党令我心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一个人从平凡到伟大有一个起点，入党就是王定国的起点：“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跟党走，不掉队!”

长征：五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长征，一个震撼世界的艰难征程。在王老记忆中，牺牲与战斗永不磨灭：“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

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

艰苦卓绝这四个字，对长征中的女红军来说，考验更大。王老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敌人多，我们人少，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

革命路上有艰险，有时更会身临绝境。“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王老如此坚定。

过若尔盖草地时，王老的体重仅剩下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除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严酷环境，饥饿、疾病、疲劳也是大敌。历经艰辛，王定国最终还是走出来了。

让王老铭记的，是和毛泽东主席一起过草地，“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

王定国的这条路走得心里踏实，步履坚定。

战斗：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从长征开始，王定国的战斗方式就是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

王定国身材瘦小，平时就爱唱爱跳，还担任过地方革命负责人，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被抽调到剧团做宣传工作。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战地宣传是怎样的情景，又意味着什么。

王老曾这样回忆，“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一边要长征，一边要作战，一边还要创作、编演、做宣传。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宣传队员所走的长征路，有时甚至超过一般部队的一倍。

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而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王定国回忆。

无悔：生死追随不改初心

在王定国的一生中，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参加西路军作战那一时期。

1936年11月，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挺进。王定国所在的剧团改称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过黄河后剧团跟总部行动。

“战斗中，我右腿被流弹击伤，剧团从士门到凉州时，我右腿又挨一枪，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冻成了冰，也不知道痛，包扎了一下照样行军。”王定国回忆说。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入了牢房。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王定国那个时期的全部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当时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是谢觉哉。

等见到营救回来的红军官兵时，谢觉哉一下子认出了王定国。谢觉哉日记中曾记载，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经过“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从此，不识字的王定国有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识字教师”。

从此，王定国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并全都抚养成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大量谢觉哉文献，总文字量多达500万字。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

198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开始了新忙碌。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关注林业发展，提出了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等建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又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

2015年，我有幸加入九三学社这个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也因此有幸学习到潘建伟同志的先进事迹。

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潘建伟领衔的“多光子纠缠干涉度量”项目获得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作为九三学社社员的典范，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发出《关于在全省统一战线成员中开展向潘建伟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基于此原因，更出于对潘建伟的好奇，我仔细地研究了潘建伟的生平事迹及科研成果。

可以说，量子力学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一个多世纪，潘建伟研究量子信息也有十几年，为什么在十几年之后，他才手捧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证书?我想原因之一是他研究的学科需要长期的钻研才能获得成果，而原因之二则是他对于科学的责任感，对科教兴国的追求。

追求内心的平静，用无穷的耐心去理解这个宇宙

看过一期《开讲啦》，开讲嘉宾即是潘建伟，他以爱因斯坦的《探索的动机》为开讲题目，一是爱因斯坦对他的影响是长远的、重大的，另一方面，他也想籍此宣传一下科学的精神。爱因斯坦认为在科学的殿堂里有三类人：第一类人为了名利，干什么都可以，他们很有才华，也许会成为企业家、政治家、诗人……;第二类人以兴趣为出发点，但不管是否对人类有益;第三类人希望通过探索找到先天和谐的规律。没有前两类人科学的殿堂会因此倒塌，因为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没有第三类人的话，科学的殿堂只会长满蔓草，不会成为森林。科学家是追求内心平静的，科学的成就不需要获奖来进行评价。因此，在他苦心钻研的十几年里，他能耐得住无数次失败的打击，能耐得住功名利禄的诱惑，默默无闻地研究量子力学，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国防、通讯等各个领域。即使他和他的团队研究已开创多个国家首次甚至是世界首次，即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已应用到国防、通讯，即使他们的研究课题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但是他和他的团队并不被社会所广泛认知。当他如明星般走到“开讲啦”的讲堂上时，大部分观众并不知道他是谁，面对这样的尴尬，他并不生气，只是平静地笑笑，因为这些并不是他所追求的。

“个人奋斗对世界是有影响的”

他研究的量子力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他用哲学的观点阐释他的研究——“看见即变化”，在事情没有尘埃落定之前什么可能都有，因此我们更需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努力。“思想的独立性导致世界的千变万化，个人的奋斗对世界是有影响的。”量子力学的研究已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潘建伟的研究也长达十几年，他曾对自己学习的量子力学无法理解以致于他无法完成自己的学业，他说正因为他无法理解，所以他要活足够长久以使他能够研究理解量子力学。所幸的是，在他有生之年，他终于搞清楚了量子力学，并将其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或许，基于他和他的团队的努力，世界即将书写新的篇章。

家国情怀让他不断探索

没有这一次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或许没有多少人知道潘建伟，更没有人知道他的“多光子纠缠干涉度量”，可以说他是苦心钻研几十年，终于一夜成名。他坦诚，得奖与做实验相比，他更喜欢做实验，但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理解科学，理解他所研究的对象，让更多的人对科学感兴趣，他认为有必要去申请这个奖项。的确如此，在知道潘建伟之前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说过他所研究的量子力学，更不知道量子力学是用来干什么的，即使现在我对量子力学也并没有弄清楚。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有量子力学这个学科，基于此，会有更多的人对科学感兴趣，更多的人投身科学研究，不久的将来，也会有更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有人对他出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一职提出疑问，做出一定贡献的科学家出任副校长或者从事管理工作，会不会是对科学的绑架?对于此，潘建伟引用了钱伟长的故事来回答。当年钱伟长学习文学，但目睹国家技术落后，他决定科技救国，毅然放弃文学转学物理系，并成为一名出色的力学专家。而如今，他出任中科大校长，也是目睹了当前国家、社会对科技的重视力度不够，科学家的生存环境并不理想，中国的科技教育水平还有待提高，他想以此来改变，即使在他身上没有改变多少，但是经过后人的努力，中国的科技环境总有改善的一天。这或许就是家国情怀在他身上的体现。

古今中外，多少人像潘建伟一样，出于家国情怀，在自己感兴趣或不感兴趣的领域不断探索并取得成功。正是他们的努力，让科技不断进步，让世界不断发展，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事迹深深地鼓舞和教育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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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年都会看《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而每当看这一节目的时候，那些人物的事迹总会让我觉得心酸，觉得心痛。相比起来，我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起码我的父母还在，我可以上学、可以读书还可以健康的玩耍。来看看那些人物，他们都是在艰苦的生活中笑着、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

他们是：隐姓埋名的于敏先生、支教十年的外交官朱敏才、孙丽娜夫妇、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我国高温合金研究奠基人师昌绪、两次背井离乡，为南水北调作出巨大奉献的基层干部赵久富、留名“炎黄”，默默捐款27年的张纪清、与失聪的儿子同桌16年，陪儿子考上大学的陶艳波、破获上百起暴恐案，被誉为大漠“猎鹰”的新疆特警木拉提·西日甫江、对麻风病人不离不弃，守望麻风村近40年的医生肖卿福、十几年如一日，无微不至照顾瘫痪父亲的孝女朱晓晖、几代人接力帮助残疾邻居，创建美丽家园的陇海大院。此外，“年度致敬群体”的殊荣被颁给了远赴非洲的中国埃博拉医疗队。这些人物中最让我心酸、也最让我尊敬的要属朱敏才夫妇了。

朱敏才先生曾是一名叱咤风云的外交官，2005年与他的妻子孙丽娜双双退休后并没有回到北京舒舒服服的养老，而是来到贵州山区给学校做了一名支教老师，那里生活条件何等艰苦?而朱老师却一待就是十年啊!光这种坚持就是我们常人所不具有的。2005年，63岁的朱敏才和52岁的孙丽娜开始了支教生涯，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这种十年如一日的毅力让我敬佩，他们住的房屋旁边就是厕所，很难想象这十年他们是怎样挺过来的。在十年后的一天，七十三岁的朱老师病倒在了校园里，经过抢救后朱老师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在抢救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穿的衣服，几乎都是破破烂烂的，没有一件是完整的。因为气管被切开，老师还不能说话，他用左手艰难地在纸上写出了几个字“我想上课”看到这里我的鼻子酸了，在生命垂危之时，他想到的仍是那些山区里的孩子，仍是给那些孩子上课，我为朱老师感到快乐，因为他有一群爱他的学生，也有了十年的快乐时光。

在这里，我祝愿朱老师身体早日康复，也祝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身体健康。

2月8日，2016“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晚会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综合频道播出，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退休干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获此殊荣。

“感动中国”是中央电视台打造的一个精神品牌栏目，自2002年推出以来，共有150个个人和团体入选。“感动中国”通过多种投票方式选取年度震撼人心、令人感动的人物和团队，每个人物身上都有一种让观众感到心灵震撼的精神力量。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晓川这样评价阿布列林：“他是焦裕禄的好学生，他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信仰来尊崇的。”

阿布列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努力践行“争当焦裕禄的好学生”的庄严承诺。40多年来，无论在什么岗位，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焦裕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都一直影响着他，成为他前进道路上强大的精神动力。阿布列林始终坚持依法公正廉洁办案，维护民族团结，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在哈密市检察院、法院系统工作的31年里，阿布列林从助理检察员到副检察长，再到法院院长，经手案件超千件。做检察官时，无一错捕、错诉;做法官时，没有一起案件改判。阿布列林曾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一等功。

阿布列林深有感触地说：“我没想到自己会被评选为2016 感动中国 年度人物，这个荣誉不但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是全疆各族人民的荣誉。荣誉是动力，作为一名受党多年培养的少数民族司法干部，我将发挥自己的余热，为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加强民族团结作出新的贡献。”

大家是否认识一位扎根在边远山区的女教师张桂梅，她创办了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托起了一个又一个，在贫困地区的女孩子的读书梦想。她为了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家庭的幸福、社会的和谐，这个活着的榜样，他顽强拼搏、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还有什么传奇人物比62岁张桂梅更落魄吗?为了省钱，她多年不吃肉，直到后来“吃点肉就会呕吐，就会难受”。她去筹款时，被人放狗咬过，脚上鲜血直流;街头募捐，别人怀疑她是骗子朝她脸上吐口水。

她家中，最醒目的是40多项荣誉证书：全国十佳师德标兵、全国十大女杰、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1974年10月，17岁的张桂梅跟随姐姐从家乡黑龙江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45年来，她不是一步一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贫困山区。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双亡无儿无女的张桂梅黯然神伤，她决定离开伤心之地调入丽江市华坪县。她放弃了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了师资最弱、条件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教学任务。

回过头来，身处帝都的我们，北京的教育工作者要怎么做呢?我们拥有国家顶尖级别的教育条件，教育环境，教育背景，不像张桂梅老师面对那样恶劣的条件。在张桂梅老师身上，我们要传承的是身为教育工作者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正如同“木叶飞舞之处火亦生生不息”，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工作之中融入张桂梅老师的精神，做好祖国花朵的领路人;未来社会的领路人;甚至是祖国未来的领路人。人们大多称老师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我们唯有加强使命感与责任感才能对得起这份赞誉。

昨晚如约打开电视机，准时收看《感动中国20年度人物颁奖典礼》节目。

与往年一样的结果，在这个不平凡的“末日年”里面，又有很多已经死亡的“草根英雄”在感动着中国。他们有国之大器的精英，也有百姓草根的凡人，却都以不同的伟大事迹感动着这个麻木而又世俗的国度。

我看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催泪弹”，其威力堪比北朝鲜当局刚刚施行的那枚核弹，使人在刚刚过去这个喜庆的春节假期里，还获得有一个感受悲情的时刻。每一个获此殊荣的“英雄”其实都表演了一场悲剧，他们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的是永远的痛。一贯擅长煽情的央视就不能厚道点呀，能不能不这样矫情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一边观看一边猜想，我自己梳理了一下，20年我又被那些人和事所感动过呢?由于是同行，我首先想到了“最美女教师”张丽莉，还想到了“最美司机”吴彬，还有更多创造了许多“国之第一”纪录的人，尽管我这一票并不能有什么作用，并不能算数!

感动之余，我也有更深的思考：

1、精神的觉醒

感动中国到昨天就已经整整十一个年头了，其规模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让我们看到了国人一种从物质至上到精神至上的转变。与发展迅速的物质水平相对比，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落后了太多太多，以至于被西方某些国家称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但是，感动中国的传承与发扬让我们看到了国人对道德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思考与探索，感动中国，其实是国人对优秀精神的一种寄托，是虚无缥缈的灵魂与现实接轨的媒介，是美好品质发扬传承的载体。

2、榜样的力量人性的力量

《感动中国》，与其说是对道德模范、学术精英的嘉奖表彰，不如说是对崇高精神、优秀精神的宣扬与传播，当获奖者的事迹通过感动中国传遍大街小巷，那些曾经默默无闻的他或她俨然已经成为了亿万中国人的榜样，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们与其说是被获奖者的无私感动，不如说是被他们人性中的那种真善美感化、激励，那些崇高的精神在我们内心翻腾，化作一种独特的动力，使我们不自觉地向他们靠拢，向他们学习，社会的风气因此而改变。这就是感动中国的力量，是榜样的力量，更是人性的力量。

3、时间的流逝带走感动

每年都有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人们选择坐在电视机前接受一次灵魂的洗礼，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心情似乎一直很沉重，眼泪总是停不住，但典礼结束以后，人们又恢复了之前的一切，内心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似乎人们把感动中国变成了一种情绪的宣泄途径，把一年的泪水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流干净，第二天重新回到自己的小世界，麻木不堪地活着，期待着下次感动中国。不信的话，可以扪心自问，你能叫出几位曾经感动过你的他或她的名字?大多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遗忘了吧。不管怎样，我希望被遗忘的仅仅是名字，是符号，而不是其背后蕴含的一种精神。

今天，我观看了“2015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我看了之后，心里深受感动。

在今年的感动中国人物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朱敏才，孙丽娜夫妇和“炎黄”张纪涛。

朱敏才，是中国外交官一位风度翩翩的一位官员，他在地球奔波，工作期间到了不少的城市。等到他退休后，人们以为朱敏才会回到北京，像老人一样与老伴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但现实却不是这样。在一个特殊的机遇后，朱敏才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与老伴孙丽娜一起当起了一名乡村教师。他们一起在教师这个岗位坚持了十年，期间帮助了许多孩子，他们的出现，使许多孩子改变了命运。但是，在这个时候，朱敏才老师因劳累过度而倒下了……他得了脑出血，倒在了教学的路上。幸运的是，在妻子和学生们的期待下，朱老师战胜了死神，可他清醒后，却还惦记着上课。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人啊!感动中国给予朱老师和孙老师五个字：为霞尚满天。是啊，他们宁愿为了乡村里的小孩子能学习，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他们宁愿住在丑陋的房屋，也不愿住豪华的房子……他们是为了什么?他们是为了让更多山区孩子走出大山，取得好成就!

在某个城市里，“炎黄”是大家熟悉的一个人的名称，但大家却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常常出钱资助幼儿园、敬老院等机构。他使用“炎黄”这个名称来掩盖自己，自己却默默地资助他人。他的真名叫张纪涛。他与妻子住在一栋普通的房子中，他在暗地默默将自己的钱毫不吝啬地捐出，张老人一生也不知道捐赠了多少钱。感动中国给予了他五个字：涓涓见沧海。

我看完后，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以及对这些伟大人物的敬佩。如果没有这些默默为社会奉献的人，如果没有这些舍己为人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不求自身幸福，只求他人幸福的人，我们的社会将没有了生机，没有了希望。这些伟大的人，我敬佩你们!

——专访“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

“这里头需要有很多技术力量，要靠我们自己。”

本刊记者/杨时 彭辉

需要用一大段的篇幅，才可能较完整地写下孙家栋的头衔。在学术上，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如果结合当今中国科学领域最炙手可热的名词如“北斗”“嫦娥”，那他是北斗导航卫星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师，也是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如果提及荣誉，他是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1967年成立之初，孙家栋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技术负责人。从此孙家栋开始与卫星结缘，先后担任了中国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在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100个航天飞行器中，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4颗，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

2010年底的一天，孙家栋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评述北斗计划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卫星整体发展状况。

中国新闻周刊：卫星导航功能是如何酝酿出来的?

孙家栋：1957年，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天。在那个年代，上天很不容易，科学家们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怎么将卫星送上去。至于送上去后干什么，当然也有少数科学家证明研究，但重点还是集中在这个梦想—怎么样摆脱地球引力的束缚，即上天。第一颗卫星上天后，老百姓很激动很兴奋，给科学家的震动也很大。

卫星上天后，科学家们就开始想如何让它为人类服务。卫星有三个方面的用途：信息传递、信息获取和导航。信息传递，比如说电视、通信。因为有了卫星，奥运会才能一夜之间传播到世界各地，才能成为一大笔盈利。

所谓的信息获取，就是气象卫星、资源卫星、天文卫星等等。相当于在卫星上装一个照相机，通过这个方法观测地球或者太阳等其他星星。美国刚刚宣布说发现了离地球最近的黑洞，形成的时间也很短，才30多年。这个发现对科学的推动是非常厉害的，这也就是依靠了卫星的信息获取功能。

再往下发展，科学家们就想，卫星发射上去之后，能不能把卫星当成一个自然星体去观察呢?这就讲到了导航问题。人类航海，一开始就是用北斗星来导航，通过测量北斗星的高度来换算出相应的地球纬度。有了人造卫星之后，能不能用它来导航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北斗星离人们很远，角度变化很小。此外，经过人们长期的观察，跟北斗星之间的相对位置是可以换算出来的。而人造卫星围绕地球转动很快，观察计算起来很难。所以带着这个问题，科学家们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动了很多脑筋。

经过大量科学研究之后，科学家们在理论上把这个问题摸索清楚了。一颗卫星传递下来的信号，经过处理以后，与地球的圆面交叉以后，在地面上画个圆环。假设有两颗卫星，就画个圆环，两个圆环一定有两个交叉点，所以当你接到两个卫星的信号的时候，你一定在这两个交叉点的其中一个。假设你能接到三颗卫星的信号，那么第三颗星和这两颗星间又有一个交叉点，你所在那个交叉点一定是三颗星信号的交叉点。就这样，利用天上三四颗卫星传下来的无线信号和地面的关系，经过一些复杂的数学处理以后，就可以做到精确定位。

但这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卫星围绕着地球在动，你怎么样保证随时随地都能看见四颗星呢?所以，光有四颗星是不够的，得围绕地球多打星。这样算来算去，得围绕地球做一个网，这个网里有24颗卫星。

这个理论是美国人先提出来的。美国的GPS卫星导航系统围绕地球发射24颗卫星，就可以保证在人类活动的大部分地区，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同时看到四颗星，可以满足导航定位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GPS开始发展的时候，你就有所接触了吗?

孙家栋：那个时候，中国刚刚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邓小平到美国访问，就向美国总统提出来采购两个大项目，一个是通讯卫星，一个是遥感卫星地面接收站。后来，我第一次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到美国去采购通讯卫星。代表团里还有中国科学院和广播电视部的同志。我们在美国停留40多天，和美国航天局的人接触，给我印象特别深。当时，GPS刚开始起步，他们给我们讲，GPS是要提供全球性服务的。事实上，GPS系统也是一步一步不断在调整和改进。一开始，GPS的目的性很强，就是为军事服务，但是办成了以后，美国人就渐渐发现民用领域的作用特别大。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卫星发展过程有什么特点?导航卫星又是如何起步的?

孙家栋：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号上天以后，我感觉国家对于航天事业的指导方针是非常明确的，可以归纳为四个字，就是发展“急用”和“实用”项目。当时，提出来先发展“尖兵”，也就是监控卫星。后来就开始研制返回式卫星。前者是信息传递，后者就是信息获取。在这个基础上，就开始搞通讯卫星，因为部队需要通讯。通讯卫星没上天以前，通讯就靠铁路边上的一排电线杆子。到了80年代初，就开始搞气象卫星。

80年代中期，有科学家开始反复探讨卫星导航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是以陈芳允为代表提出的双星定位理论。结合我们国家的特点，经济实力的情况，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科学家们在一块反复研究这个问题。得出的第一个意见是，我们国家在那个年代暂时还没有建设全球性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需求。其次，要结合国家的经济实力，得有个长远的规划。根据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如果要搞一个全球性的卫星系统，经济上难以承受。第三，那个时候的技术水平也难以保障，如果搞全球的导航定位，技术上需要克服很多困难。

但是，我们也认为，当时国家虽然没有全球性的需要，但从长远考虑，今后建立全球性的导航定位系统，对于本国经济发展一定是需要的。

中国新闻周刊：北斗系统现在开始推广民用，在应用方面，北斗系统面临什么挑战?

孙家栋：我们要给使用者树立信心，比如航天段的保证，不能说今天发六颗星，明天就坏三颗，那么谁还买你这个终端机?另外，地面管理等等也都是一套很复杂的系统，要对用户负责，出现问题要给予及时有效的反馈与服务。此外，不能对军用和民用区别看待。在和平时期，民用其实更重要。

总之，一定要让用户觉得方便可靠。GPS在市场上有如此大的份额，你不可能把他都挤出去。我的想法是，我们要加强和美国GPS的联系，尽量做到互操作，同时不影响我们系统的独立自主。也就是说，让我们的用户机既可以接受GPS的信号，又能接受北斗的信号，两个信号可以同时综合使用，提高精度。如果GPS搞“小动作”，可以把它关闭掉，我们自己的北斗可以独立工作。这种芯片要靠我们自己开发，别人是不可能给你开发的。所以，这里头需要有很多技术力量，要靠我们自己。不过，我想，要开发个芯片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们使用的所有终端设备，要特别强调国产化。假如到了2020年，北斗的产值是四五千个亿，而其中有三千个亿是买外国的零部件回来装的，中国的附加值就一千个亿——咱们千万别干这个事。在这个问题上，国家要下决心。

关于北斗系统的应用，我感觉当前形势还是很好的，各级领导都开始认识到民用领域的重要性。我感觉再有个两三年时间，北斗系统基本组成一个区域网，到那个时候，北斗的应用会达到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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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我坐在电视机前看2013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看的我哭的稀里哗啦的，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主动捐献器官的小学生 何玥。

“虽然我们的女儿没了，但我们帮她完成了心愿，我们很欣慰!”在演播室，何玥的父母从走上舞台的那一刻起，就几度泣不成声。

去年4月，何玥即将小学毕业之时，被查出患有高度恶性小脑胶质瘤。9月初，她的病情突然复发，肿瘤扩散至脑部组织。在听说生命只剩3个月时，何玥做出了父母亲人都难以理解的决定……

那天，何玥对刚打工回家的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是，“爸爸，我想把器官捐出去，行不行?”吓了一大跳的父亲把何玥骂了一顿，因为按桂林老家的风俗，人死后尸体被剖开无异于大逆不道。何玥哭了：“我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给别人生的希望。”最终，爸爸妈妈含泪同意了。11月17日凌晨0时10分，小何玥在医院里走完了短短12年的人生路。凌晨4时，她的两个肾被送到解放军第181医院捐给了两名患者，她的肝也救助了需要的病患。

在旁人眼里，何玥一直是个品学兼优有爱心的孩子。家里满满一面墙贴着“三好学生”之类的荣誉奖状。2008年汶川地震时，她曾让父母捐出一个月的工资。被查出脑瘤后，学校为她捐钱，她却要把钱捐给更需要的人……

为了给小何玥治病，何玥父母已经欠下了10万元的债务。但为了完成女儿的遗愿，他们拒绝了器官捐献的补贴，也从未主动找过接受何玥器官救助的患者。他们想以最美的方式，实现女儿的“最美愿望”。

你来过，你不曾离开，你用平凡生命最后的闪光，把人间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