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写的春日的写作背景优秀20篇

鲁迅(1881—1936)，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一生写作了许多小说、杂文、散文、诗歌、日记、书信、论著，还翻译了不少作品，这些都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宝贵财富。

课文《藤野先生》选自散文集《朝花夕拾》。《朝花夕拾》，是鲁迅于1926年2月至11月间写作的十篇回忆散文。最初在《莽原》半月刊上陆续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1927年5月，编印成书时改题为《朝花夕拾》。这是鲁迅回忆青少年时代生活经历的一组文章。

《藤野先生》写于1926年10月12日。当时作者正在厦门大学任教。鲁迅是应厦门大学聘请于1926年8月26日离开北京南下到上海，同年9月4日到达厦门的。

1926年3月18日，北洋段祺瑞执政府的卫队血腥屠杀爱国请愿学生，死47人，伤300多人，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就是其中的两个殉难者。鲁迅说“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北洋政府血腥镇压爱国者的当天下午，就下了通缉令，抨击过北洋政府及其首领的鲁迅，自然是被列入这个通缉名单的。后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段祺瑞赶下台，而奉军又攻进北京，赶走国民军。奉军进北京，骚扰百姓，奸淫掳掠，大肆逮捕和杀害进步人士。北京成了一个充满恐怖和令人窒息的地方。鲁迅遭到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迫害。这年的七月，鲁迅接到厦门大学的任教聘请，8月离开北京去厦门。本文是鲁迅离别了藤野先生二十年后写的。

1958年，“大跃进”遭受挫折后，中国又连续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处于重重困难之中。而国际上也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中国人民正在经历一次严峻的考验。此词的目的主要是鼓励大家蔑视困难，敢于战胜困难。毛泽东借咏梅来言志，鼓舞广大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鼓励他们要有威武不屈的精神和革命到底的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的这首词，借用陆游的原调原题，但整首词所反映出来的意境却截然不同，故作者说：“”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作者笔锋陡转，连发二问，既亲切自然，富于韵律，又拓展时空，发人思绪。《记承天寺夜游》表达的感情是微妙而复杂的。

苏轼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嘉祐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宋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六，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

本文写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当时，作者被贬到黄州已经有四年了。元丰二年七月，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御史李定等摘出苏轼的有关新法的诗句，说他以诗讪谤，八月，将他逮捕入狱。经过长时间的审问折磨，差一点被杀。十二月作者获释出狱，被贬谪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但不得签书公事，也就是说做着有职无权的闲官。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写了这篇短文，对月夜的景色作了美妙的描绘，真实的记录了他当时生活的一个片段。也体现了他与张怀民的深厚友谊与对知音甚少的无限感慨。

总结：这里的美首先来自内容的真。东月朗照，激发了作者的游兴，想到没有与乐者，未免美中不足，因而寻伴，这时错觉生趣，情感触动，于是记下此景此情，顺理成章，一切是那么的和谐自然，毫无雕饰造作之感。

作者对祖母感情的深切、侍奉的殷勤和依附的紧密。勾勒出陈情不仕的一个很重要的画面。

西晋人李密所著，是他写给晋武帝的奏章。当时时局动荡皇帝希望李密能出来做官。因为李密是蜀国人在蜀国又以孝著名，当过官很有名气。所以皇帝希望他能出来做官来服民心。并且希望进一步扩充领土就更加希望天下人以为晋朝清明来进一步取得他国民心。李密孝顺同样也有着浓厚的忠君思想所谓“一朝君主一朝臣”但他为了保全性命就写了这篇表。文章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大恩，以及自己应该报养祖母的大义；除了感谢朝廷的知遇之恩以外，又倾诉自己不能从命的苦衷，真情流露，委婉畅达。该文被认定为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文的代表作之一，有“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说法。

三国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灭蜀，李密沦为亡国之臣。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魏元帝，史称“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朝廷采取怀柔政策，极力笼络蜀汉旧臣，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李密时年44岁，以晋朝“以孝治天下”为口实，以祖母供养无主为由，上《陈情表》以明志，要求暂缓赴任，上表恳辞。

李密早有孝名，据《晋书》本传记载，李密奉事祖母刘氏“以孝谨闻，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武帝览表，赞叹说:“密不空有名也”。感动之际，因赐奴婢二人，并令郡县供应其祖母膳食，密遂得以终养。

在李密写完这篇表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刘氏就去世了。他在家守孝两年后，出仕官职很小，因为当时的政局已相当稳定，晋武帝不需要李密了，便不再重视他。李密做了两年官后辞去职务。

南宋文学家赵与时在其著作《宾退录》中曾引用安子顺的言论：“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青城山隐士安子顺世通云。此三文遂被并称为抒情佳篇而传诵于世。

总结：这个结论含蕴精警，表面看来它有对武帝的忠敬之心，又有对祖母的孝顺之情，使武帝意识到作者的真情实感一一出自肺腑，句句有理，处处合情。

一八七零年七月，法国首先向普鲁士宣战，九月，色当一役，法军大败，拿破仑三世被俘，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占领了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等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

这时，对法国来说，已经变成自卫战争。面对普鲁士军队的烧杀掠夺，法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敌人。这个短篇小说，就以沦陷了的阿尔萨斯的一个小学校被迫改学德文的事为题材，通过描写最后一堂法文课的情景，刻画了小学生小弗郎士和法语教师韩麦尔先生的形象，反映了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感情。这最后一课虽然短暂，却让我们感受到了阿尔萨斯人的悲痛的心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写于1926年9月18日，最早发表于同年10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九期上，副题:《旧事重提之六》，后由作者收入散文集《朝花夕拾》。

一、写作背景

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看，我国正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时期，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顺利北伐，冲击着北洋军阀的统治。另一方面，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加紧迫害革命力量，斗争很尖锐。无论是在1924年的女师大事件中，还是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先生始终坚定地站在爱国青年学生一边，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等一系列文章，与反动势力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战斗。当然，这也就更加触怒了封建军阀，而被诬陷，被通缉。为了安全起见，鲁迅先生在许寿裳等友人的敦促和帮助下，先是暂避在西城锦什坊的莽原社里，后又辗转住进几家外国医院，最后于9月初到达厦门，经林语堂推荐，在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

鲁迅在厦大仅一百三十多天的日子里，一方面为革命风暴在南方的兴起而欢欣鼓舞，正如9月14日给正在广州的许广平的信中所说;”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

可是，另一方面，鲁迅不久就发现，厦门也骨子里和北京没有什么两样，“沉沉如死”。厦大校长兼国学院院长林文庆，是个顽固守旧分子，他使厦大弥散着尊孔复古的空气，令人窒息。林文庆与跟踪鲁迅而来的“现代评论派”分子串通起来，以种种卑劣手段排挤鲁迅。

鲁迅此时又陷入渴望战斗而不可得的新的孤寂与苦闷之中，于是，对于往事的回忆便开始在他心中酝酿了，这正如《故事新编·序言》中所说:“直到1926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中出土了”。《朝花夕拾》小引中还有如下说明:“……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挤出集团之后了。”“朝花”，即清晨带露珠、色香“自然要好得多”的鲜花，指鲁迅青少年时的事;“夕拾”，是说直到中年以后才在回忆中把它们写出来，借以慰藉“夕时”“离奇和芜杂”的心情。

鲁迅在厦大期间写的后五篇回忆性散文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

二、内容简介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一篇描写鲁迅童年生活的散文。文章分为两个部分，表现出作者由童年的玩乐列入学读书的成长过程。

第一部分写在“我的乐园”百草园中的游戏，描写的很详细，那里快乐、有趣，满溢着生机与活力。

第二部分写长大了，不得不离开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去读书，作者抓住几个记忆犹新的侧面，写书塾的景物、饱学又和蔼的教师和孩子们寻找到的读书之外的乐趣，这是本文的学习重点，第二段景物描写非常精彩，可以多加留意。

整个文章内容丰富，放得开，收得拢，生动活泼，多姿多彩，文章本身文体结构语言上的优点就更值得我们学习了。

三、原文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 ;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 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哪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 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了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吧。

九月十八日。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余年，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

而作词的具体时间，历来说法不同。有说在白居易离苏州之后;有说在开成三年(838年);有说在大和元年(827年);王国维则说写于“大和八九年间”。这些说法，笼统简单，缺乏事实根据。刘禹锡曾作《忆江南》词入手。是和白居易唱和的，所以他在小序中说：“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此词在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初夏作于洛阳，由此可推白居易所作的三首词也应在开成二年初夏。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李白出蜀壮游期间的作品。李白是一位热爱自然、喜欢交友的诗人，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在漫游和飘泊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足迹遍布中原内外，留下了许多歌咏自然美、歌颂友情的作品。

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安陆，年已二十七岁。他在安陆住了有十年之久，不过很多时候都是以诗酒会友，在外游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也就是寓居安陆期间，李白结识了长他十二岁的孟浩然。孟浩然对李白非常赞赏，两人很快成了挚友。开元十八年(730年)三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今江苏扬州)，便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今武汉市武昌区)相会。几天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送别时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离骚》关于《离骚》的创作背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它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之时，还是流放中。《史记·屈原列传》里说，年轻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即靳尚)的谗害，楚怀王因而疏远了他。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报任安书》里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对同一事件的表述明显存在着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从这首诗本身找证据是好办法。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自疏”意味着主动的态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为诗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怀疑它是屈原放逐之后所作，这并不足信。因为《离骚》后半部分，全是写作者想像中的云游，“济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实有其事。

总之，《史记·屈原列传》的说法是可信的。而《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时不大忠实于史实，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它为诗人的自叙传。

《芭蕉花》写于1924年8月，当时郭沫若旅居日本福冈。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散文，表达了对母亲的感怀之情。

芭蕉花与作者母亲的病是息息相关。因此，作者为了给母亲治病，偷偷到会馆去摘芭蕉花。这一件在作者看来很小的事，却让父母大发雷霆。母亲不但没用芭蕉花治病，反而勒令其送还。这件事让若干年后的作者懂得了母亲的良苦用心：那就是诚信。这是母亲对作者的教诲，也让其每每念及，便想起母亲，并“一阵阵鼻酸眼胀”。

作者怀念母亲。然而在感怀之余，也产生了心中的困惑。“……我正因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气。这难道是进步吗?”这句疑问，含意隽永。作为一位革命家，身负重担。然而彷徨、苦闷也如影随形。母亲的谆谆教导，让其懂得了其做人的道理。然而在追逐理想的路上，患得患失自然不是进步。

文章托物言志，借芭蕉花抒发情怀。在怀想母亲的同时，含蓄地表达出自己对于理想、信念执著坚定的追求。

在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资本主义恶性发展，大资产阶级当权，对人民巧取豪夺，政府中贪污风行，社会上道德沦丧，资产阶级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和惟利是图的道德观念影响到整个社会，追求享乐追求虚荣，成为一种恶劣的社会风气。这种社会风气在小资产阶级当中同样盛行。由于这个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地位极不稳定，他们总想摆脱这种处境，跻身于上流行列。但是，只有少数人获得成功，而大多数在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落入更悲惨的遭遇。

曾在政府挂职 以见证改革为荣

曾经担任过一年市政府秘书长，是周梅森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对于官场的各种现象，周梅森的眼睛看到了，也放进了作品中。周围的人说，看他的书有很多人会对号入座的，千万不能这么写，可周梅森恰恰认为如果大家都不说，这些人会愈发肆无忌惮，愈发不把老百姓当回事。离开这个岗位以后，周梅森仍然密切关注家乡以及类似城市政治生态的变化和演变。正因为这种关注，很多官员愿意和他交朋友，以至于手头的素材越来越丰富。周梅森对政治生态很感兴趣，是有激情的作家，改革开放这些年，他一直在场，也以此为荣。

“他们不是魔鬼，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

因曾在政府挂职，并与一些官员多年交往，周梅森得以了解官场运行的逻辑。而很多熟识的官员犯下错误，以致锒铛入狱，他也深为惋惜。小说里的故事看似夸张，但许多是周梅森亲眼所见。在新作问世的这八年里，他一直关注中国政治生态、社会形态，对于能人腐败的现象深感可惜。周梅森不愿把他们描写成魔鬼，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更想展示他们是怎么走到这么一步的，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展示让更多人意识到，尤其是权力不愿受制约的官员们意识到，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对他们自己、家庭并不是什么好事，许多家庭可以用“集体滑落”来形容，让人扼腕叹息。

曾卷入经济纠纷 对人性认识深刻

在写作过程中，周梅森自己也会感到困惑，写这些政治小说真能对反腐有帮助吗?政治小说越写越多，而腐败依然存在，很多时候都让周梅森自己感到困惑和怀疑。所以，两年前，当高检的同志找到周梅森，希望他出面写反腐时，他第一时间回绝了，那时他正在打一场股权官司，比较心灰意冷。现在想想，周梅森发现自己竟要感谢那场官司了，没有它也许就没有现在的这部《人民的名义》，正是这场官司让周梅森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地方经济的一些乱象，对人性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就此，他全副身心投入到《人民的名义》。因为是自己正经历的事，周梅森写得格外得心应手，再加上中央的反腐成效越来越大，让一直静静观望的周梅森有了信心，竟然把以前搁置的小说救活了。这，也许就是生活和造物主的神奇吧。

此诗作于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初春，当时陆游正罢官闲居在家。在此之前，陆游曾任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市)通判，因在隆兴二年(1164)积极支持抗金将帅张浚北伐，符离战败后，遭到朝廷中主和投降派的排挤打击，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从隆兴府通判任上罢官归里。陆游回到家乡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苦闷和激愤的感情交织在一起，然而他并不心灰意冷。“慷慨心犹壮”(《闻雨》)的爱国情绪，使他在农村生活中感受到希望和光明，并将这种感受倾泻到自己的诗歌创作里。此诗即在故乡山阴(今浙江绍兴市)所作。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县)县尉。一日，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谈及李隆基与杨贵妃事。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他鼓励白居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何如?”于是，白居易写下了这首长诗。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陈鸿同时写了一篇传奇小说《长恨歌传》。

《匆匆》写于1922年3月，恰逢“五四”运动落潮期。当时的“五四” 知识青年忙于救国，忙于追求进步;他们备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压迫， 却没有停止追求进步的脚步;他们苦恼、彷徨， 却在冷静的沉思后， 继续追赶人生的路。“五四”运动落潮期的现实情况让朱自清失望，但作者在彷徨中并不甘心于沉沦。朱自清站在他的“中和主义”立场上执著地探寻与追求。作者认为：“生活中的各种过程都有它独立的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它的意义与价值!每一刹那在持续的时间里，有它相当的位置。”(朱自清《给俞平伯的信》一文中的内容)朱自清依托春景激发内心情感，借助想象释怀美好。

《海底两万里》(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是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是“凡尔纳三部曲”的第二部。

《海底两万里》是一部科幻小说，是法国作家凡尔纳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三部是《神秘岛》于一八七零年问世，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仍能以多种文字的各种版本风行世界，广有读者，仅此一端，即可见其生命力之强，吸引力之大。

主张书不及百岁不看的读者，是大可放心一阅的。 书中人物寥寥，有名有姓的只有四个半——“亚伯拉罕·林肯”号驱逐舰舰长法拉格特，只在小说开头部分昙花一现，姑且算半个;内景只是一艘潜水艇。但就是这么四个半人，这么一艘潜水艇，一个神秘的船长尼摩，一个学富五车的科学家，在各种探险历程中，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中，纵横海底两万里，为我们演绎出一个个故事，展现出一幅幅画面，海底墓地，珊瑚谷，巨型章鱼……

故事曲折惊险，引人入胜，画面多姿多彩，气象万千。这样一部小说，读来既惫使人赏心悦目，也令人动魄惊心。令人永生难忘，不愧为一部世界名著。百看不厌。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伟大的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三部是《神秘岛》，于1870年问世。

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却仍在以多种文字的版本风靡于全世界。

《海底两万里》曾被多次搬上银幕、制作成动画剧集，本片就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而成的动画电影。不同的是影片在原著仅有的几个人物中加入了唯一的女性角色——伯纳代特，为整个故事增加了趣味性和神秘感。

《爱玛》是简·奥斯丁一部优秀的反讽基调格外浓厚的小说。《爱玛》中反讽手法的运用不同于《傲慢与偏见》。在这部小说中，我们见不到像伊丽莎白和达西那样的才智过人、语锋犀利的讽刺主体。应该说女主人公爱玛是作为一系列反讽的对象或牺牲品而存在的。而反讽的主体这一回是由作者和读者联合起来充当的。小说通过爱玛的一个个主观臆想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挫败演绎了爱玛从幼稚走向成熟、最终得到幸福的故事。由此可以看出，这部小说的反讽特色不是体现在语言上(或不完全如此)，而主要体现在小说的结构中。因此，结构反讽手法的运用在小说中占突出地位。

在小说的结尾，爱玛不再创造她自己想象的世界。她被迫在自身之外的现实世界中找到一个位置。这也是奥斯丁小说大部分女主人公的命运——她们必须被拽回到现实中。爱玛想象的世界一次次被现实所穿透：第一次是艾尔顿向她而不是向哈丽叶特求婚;第二次是弗兰克·丘吉尔与珍妮·费尔法克斯订婚的消息;最后哈丽叶特向她表白了对奈特利的爱慕。这些事实使爱玛成为她自己错误判断的讽刺对象。爱玛经历了痛苦的自我发现过程，这也是她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爱玛完成了自我教育。当她最终得到幸福时，反讽也开始消解。

《爱玛》没有惊险骇人的情节，也没有耸人听闻的描述，但是从它娓娓道来、令人陶醉的叙述中，在他谜一般的情节中，在他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中，读者面前仿佛展开一幅优美而略带夸张的生动画卷。我们好像能看到故事中人物的形象和行为，能听到他们在各种背景下进行的交谈，能感觉到人物的喜悦和忧愁，当时英国社会的林林总总仿佛由读者亲身所经历。

或许没有哪部小说在喜剧效果方面，能使奥斯汀的《爱玛》相形见绌。这是一部匠心独具的天才之作。作品风格毫不矫揉造作，然而却在叙述事件的同时，不时恰到好处地搔及读者心头的痒处。作者以她女性细致而敏感的睿智、毫不妥协的态度、自信的道德意识、无所顾忌的胆略，在作品中以浪漫的手法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这无疑触动了同时代那些与作品人物不无类似之处的人们。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是南宋词辛弃疾(1140～1207年)创作的一首吟咏田园风光的词。

这首词是辛弃疾被贬官闲居江西时的作品。描写黄沙岭的夜景。明月清风，疏星稀雨，鹊惊蝉鸣，稻花飘香，蛙声一片。词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方面描写，写出夏夜的山村的魅力风光，表达了诗人对丰收之年的喜悦和对农村生活的热爱。

创作背景

辛弃疾在南宋做到封疆大吏，但他英伟磊落的议轮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的政治主张，却遭到同僚的嫉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淳熙八年(1181)，他被弹劾罢官，回到带湖家居，过着投闲置散的退隐生活。辛弃疾一直重视农业生产和同情民间疾苦，这于辛弃疾闲居上饶带湖期间。

作品赏析

这是辛弃疾中年时代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公元1181年(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免罢官，开始到上饶居住，并在此生活了近十五年。在此期间，他虽也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以在上饶居住为多，因而在此留下了不少词作。词中所说的黄沙岭在上饶县西四十里，岭高约十五丈，深而敞豁，可容百人。萌下有两泉，水自石中流出，可溉田十余亩。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五首，即：《生查子》(独游西岩)二首、《浣溪沙》(黄沙岭)一首，《鹧鸪天》(黄沙道上即事)一首，以及此词。

辛弃疾的这首《西江月》前两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表面看来，写的是风、月、蝉、鹊这些极其平常的景物，然而经过作者巧妙的组合，结果平常中就显得不平常了。鹊儿的惊飞不定，不是盘旋在一般树头，而是飞绕在横斜突兀的枝干之上。因为月光明亮，所以鹊儿被惊醒了;而鹊儿惊飞，自然也就会引起“别枝”摇曳。同时，知了的鸣叫声也是有其一定时间的。夜间的鸣叫声不同于烈日炎炎下的嘶鸣，而当凉风徐徐吹拂时，往往特别感到清幽。总之，“惊鹊”和“鸣蝉”两句动中寓静，把半夜“清风”、“明月”下的景色描绘得令人悠然神往。

接下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把人们的关注点从长空转移到田野，表现了词人不仅为夜间黄沙道上的柔和情趣所浸润，更关心扑面而来的漫村遍野的稻花香，又由稻花香而联想到即将到来的丰年景象。此时此地，词人与人民同呼吸的欢乐，尽在言表。稻花飘香的“香”，固然是描绘稻花盛开，也是表达词人心头的甜蜜之感。而说丰年的主体，不是人们常用的鹊声，而是那一片蛙声，这正是词人匠心独到之处，令人称奇。在词人的感觉里，俨然听到群蛙在稻田中齐声喧嚷，争说丰年。先出“说”的内容，再补“声”的来源。以蛙声说丰年，是词人的创造。

以上四句纯然是抒写当时当地的夏夜山道的景物和词人的感受，然而其核心却是洋溢着丰收年景的夏夜。因此，与其说这是夏景，还不如说是眼前夏景将给人们带来的幸福。

不过，词人所描写的夏景并没有就此终止。如果说词的上阕并非寥廓夏景的描绘，那么下阕却显然是以波澜变幻、柳荫路曲取胜了。由于上阕结尾构思和音律出现了显著的停顿，因此下阕开头，词人就树立了一座峭拔挺峻的奇峰，运用对仗手法，以加强稳定的音势。“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在这里，“星”是寥落的疏星，“雨”是轻微的阵雨，这些都是为了与上阕的清幽夜色、恬静气氛和朴野成趣的乡土气息相吻合。特别是一个“天外”一个“山前”，本来是遥远而不可捉摸的，可是笔锋一转，小桥一过，乡村林边茅店的影子却意想不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词人对黄沙道上的路径尽管很熟，可总因为醉心于倾诉丰年在望之乐的一片蛙声中，竟忘却了越过“天外”，迈过“山前”，连早已临近的那个社庙旁树林边的茅店，也都没有察觉。前文“路转”，后文“忽见”，既衬出了词人骤然间看出了分明临近旧屋的欢欣，又表达了他由于沉浸在黄稻花香中以至忘了道途远近的怡然自得的入迷程度，相得益彰，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令人玩味无穷。

从表面上看，这首词的题材内容不过是一些看来极其平凡的景物，语言没有任何雕饰，没有用一个典故，层次安排也完全是听其自然，平平淡淡。然而，正是在看似平淡之中，却有着词人潜心的构思，淳厚的感情。在这里，读者也可以领略到稼轩词于雄浑豪迈之外的另一种境界。

莫顿·亨特,美国作家.早年曾在空军服役,做过空军飞行员.在二战时期,他曾驾机执行过对德国的侦察任务.

美国作家莫顿·亨特自小体弱怯懦,从不敢冒险.一次他跟随伙伴攀登二十米高的悬崖.当他攀登到离崖顶三分之二路程的石架上时,由于恐惧他全身颤抖,上不去下不来.其他伙伴不但不帮忙反而嘲笑他之后各自回家了.恐惧和疲乏使他全身麻木,不能动弹,只能在石架上哭泣.暮色中父亲的手电光照着了亨特.黑夜中惊魂未定的亨特随时有掉下来的可能.面对险情,深知儿子禀性的父亲,没有上石架把他抱下来,也没有搬梯子让他下来,或者拿绳子把他吊下来,而是要他自己从石架上爬下来.旁人也许认为父亲太冒险,心肠太硬了.那么父亲是如何帮他脱脸的?父亲没有责骂他,而先安慰他,稳定他的情绪,“下来吧,孩子,晚饭做好了.”亨特哭着说：“我不下去,我会掉下去的,我会摔死的!”父亲开导说：“不要想着距离有多远,你只要想着你是在走一小步,你能办到的,眼睛看着我电筒的光照着的地方,你能看见石架下面那块岩石吗?”“看见了.” 亨特说.接下来父亲指导他爬下第一步.“现在你把左脚踏到那块岩石上,不要担心下一步,听我的话.”亨特伸出左脚试探着踩到了它,顿时有了信心.父亲鼓励他：“很好.”“现在移动右脚,把它移到右边稍低一点的地方,那里有另外一个落脚点.” 亨特照做了,信心大增,“我能办得到的.”

亨特每次只移动一小步,慢慢爬下悬崖,最后投入父亲强壮的手臂中.虽然哭泣了一会儿,但他随之产生一种巨大的成就感.这次经历使亨特悟出生活的一个哲理：每当感到前途茫茫而灰心丧气时,不要想着远在下面的岩石,而要着眼于那最初的一步,走了这一步再走下一步,直到抵达自己所要到的地方.

亨特父亲的教子艺术是高超的.他深知亨特需要锻炼自身的勇气,增加自身克服困难的方法和经验.他可以上崖抱亨特下来脱险,但亨特日后人生路上遇到危险怎么办?总不能永远靠父亲吧,那只能靠亨特自己.

在儿子脱险的过程中,亨特父亲只给予鼓励指导,一切由亨特自己去做.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让孩子去体验,激发他自身的潜能,自己排除险情,从而获得成功.

具体操作是：先找一个亨特能够到的落脚点,然后指导他移动一小步,接下来再找一个能够到的落脚点,又移动一小步.落脚点要稳,步子要小,走了一步,再走一步,从而到达目的地.

宋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随父王益定居江宁(今江苏南京)，王安石是在那里长大的，对钟山有着深厚的感情。[4] 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由於反对势力的攻击，他几次被迫辞去宰相的职务。这首诗写於熙宁八年(1075)二月，正是王安石第二次拜相进京之时。[5] [6]

《泊船瓜洲》的写作时间长期以来也有争议，虽然都认为写于王安石晚期，但具体的说法主要有三种意见：①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应召自江宁府赴京任翰林学士，途经瓜洲后所作;②神宗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第一次罢相自京还金陵;途经瓜洲时所作;③神宗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第二次拜相;自江宁赴京途经瓜洲时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