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故事简短【推荐三篇】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中国清光绪元年至三年间，清军驱逐侵占新疆的阿古柏军，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战争。

19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斗争的日趋激烈，中国的边境形势日益紧张。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夺取了中国东北边疆的大片领土，随后便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西北边疆。1864年，沙俄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侵占了中国西部领土44万多平方公里，并妄图吞并整个新疆。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侵略者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在英国支持下，建立反动政权。1871年，沙俄出兵占领伊犁地区。新疆面临着被肢解吞并的危险。 70年代中后期，清政府在左宗棠等人的积极推动下，胜利进行了收复新疆的战争，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粉碎了英、俄企图肢解和侵吞新疆的阴谋。

占中国版图达六分之一的新疆之所以现在还在我们国家的版图之内，有一个人不能忘记，他就是中兴清朝的名臣---左宗棠!

这是一段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历史。

左宗棠生活的时代，清朝经过鸦片战争已病入膏肓，气息奄奄，“日之将夕，悲风骤起”。军队腐败，灾害频发，贪官横行，民变四起。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1864年，中亚地区浩罕汗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一个军官阿古柏趁新疆内乱，带兵侵入了新疆，先后占领了喀什喀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到1870年秋，攻占达坂城、吐鲁番、乌鲁木齐、玛纳斯，占领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沙俄也趁机侵占了新疆伊犁。

在这样一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左宗棠以垂暮之年，毅然承担起收复新疆的重任。他这样说：“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我决不能告老还乡，我决不能不管。我一定要和这个入侵的强盗干到底!”但当时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坚决反对出兵收复新疆，李鸿章认为，新疆就是失去了，于朝廷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就算是收回新疆了，也不过是多了几千里的无用不毛之地，反而增加了朝廷的负担。(看来把李鸿章定为卖国贼确实没有冤枉他，历史是公正的。)左宗棠针锋相对，力排众议，他认为“海防”、“塞防”同等重要，新疆断不可失。

清廷海防塞防之争中，李鸿章说，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主张放弃塞防。左宗棠反驳道：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丰，实为聚宝之盆。而后左宗棠抬棺出征，誓死收复了新疆。如今新疆石油储量超200亿吨，占全国陆地总储量的30%。

当时的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统领大军出玉门关，收复新疆。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囊中羞涩，拿不出西征的军费来。左宗棠没有办法，只好借外债，而且是高利贷，那也得借，左宗棠知道如果不借，军队就无法出关，就无法收复新疆。最后，左宗棠借外债500万两，朝廷出300万两，海关出200万，凑了1000万两银子的军费。

于是左宗棠整顿军务，筹粮筹运，筹集了四千万斤粮食，集中了5000辆大车，5500匹骡马，29000峰骆驼。1876年4月，左宗棠统率着大部分由湘军组成的七万多西征大军，踏上了收复新疆的征程。雄师亲住玉门关，不斩楼兰终不还。在那尚属冷兵器的时代，我们可以想像那是何等壮观的行军场面!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先北后南，缓进速战”，也就是先打北疆的薄弱之敌，最后攻击南疆的敌军主力。不轻易冒进，一旦战机成熟，当速战速决。左宗棠常自比为诸葛亮，从左宗棠用兵新疆的战略战术来看，他是深得诸葛亮用兵之道的。

在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下，进兵新疆很顺利，很快就平定了阿古柏的叛军，至1877年底收复了南北疆。接下来左宗棠面临的就是要收复被沙俄占领的伊犁，这时的左宗棠已是年近70，而且因军务的繁忙，常咳血于营帐。他为自己的后事做了充分的准备，抬着棺材，指挥大军兵分三路，抱着战死疆场的决心，誓死要收复伊犁。这是何等雄壮的气势!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在当时被誉为“中国人的气质”。

最后的结果，我们不用再多讲了。因为占国土六分之一的新疆还在中国的版图之中!新疆的矿产、新疆的石油天然气、新疆的宝藏……

朋友，当你在新疆的天山南北或是工作、或是生活、或是旅游时，你是否还知道一百多年前，有一个叫左宗棠的湖南人为了保住这一片大好河山，拼老命收回了这片国土……

时人有诗赞曰：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门。”

2014年，他拍摄了一组环境肖像并结集出版，主人公是一百多位来自新疆在内地生活的新疆人，有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锡伯族等十几个新疆的主要民族，还通过口述的方式记录了他们每个人的生活与梦想，书名叫做《我从新疆来》。

这本书得到了多高的关注?2014年10月16日，这本书的新书首发式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因“中国好声音”而大红大紫的新疆歌手帕尔哈提以一曲《塔里木河》揭开序幕。本书的序言撰写者、“老新疆”王蒙，以及马戎、汪晖、关凯等民族问题方面的著名学者，共同对这本非学术类书籍所昭示出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而据库尔班江自己说，中央领导和新疆自治区高层都看到了这本书，并给出了积极评价，推荐阅读。

但《我从新疆来》并不是一本板正儿的“官方学习材料”，它同样在市场上、在民间获得了高度评价。书中的一些图片曾于2014年4月1日刊出在网易《看客》栏目，在这个以读者评论尖锐著称的新闻网站上，这组照片获得了近46000条评论。

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摄影师库尔班江却意外地坦然：“我是个想到什么就马上去做的人，如今这些社会反应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我也没有想到媒体采访有这么频繁，毕竟我始终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只是觉得，之前在人们对于新疆的偏见上，媒体负有责任，因此我现在也应该多与媒体接触，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份坦然与库尔班江的独特经历有关。在与他聊天时，你首先感觉到的是他超越同龄人的细心沉稳，这或许与他曾是一名成功的和田玉石商人有关;而另一方面，这个开朗的维吾尔族青年身上带有某种久违了的自然与善良，相较大多拘谨的汉族人，他在自我表述时常自然流露出童真一面，而在叙述某些民族身份所带来的创痛时，他也有着出人意料的直接与坦率：

“我讲的故事无关乎民族、宗教、地域，就是普通人的故事。而新疆人，往往离开家乡才会被打上家乡的标签。当他们回到新疆，并不会感觉到自己是人群中的少数。在家乡，他们可以放心做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而新疆人来到内地，便被动地开始代表新疆、代表自己的民族，从而成为真正的少数民族。在这里，从外貌到语言，从生活方式到宗教信仰，新疆人从普通成为特殊，甚至很多时候备受困扰。

“《我从新疆来》不是要树立少数的个别的偶像，除了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些平凡而不普通的人的故事重新认识新疆人，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更希望他们奋斗拼搏的精神所散发出的榜样的力量，能够鼓舞所有年轻人，特别是新疆的年轻一代，鼓励年轻人能够不抱怨、不懈怠、不极端，激励年轻人勇于拼搏，敢于吃苦。”

“越努力才会越幸运，越勇敢才能有改变。”这是库尔班江为他的书所总结的“中心思想”，他说，这本书的作用并不是去促进汉族与新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这个工程太大了，我做不了，我所能做的，只是把这些生活在内地的新疆人的真实面貌展现给读者。”

库尔班江的个人经历，可以在《凤凰周刊》第505期的特别报道《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库尔班江一家的“开放年代”》一文中读到：他出生于新疆和田的一个玉石商人家庭，家中四个子女，经济优渥，但父亲的生意也曾经经历过大起大落。家中开放的教育环境，造就了库尔班江叛逆独立又敏而好学的性格，他自学摄影后，意外与玉石客人中的一位摄影师结缘，来到北京传媒大学远程教育学院修读，毕业后逐渐成长为独立摄影师，接过央视纪录片频道的多个项目……

正如汪晖在评价库尔班江时谈到的：“库尔班江的难得之处在于，他整体是明亮的，然而这明亮之中又有一些微妙的忧郁。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在今天这个处境里，这些来自新疆的人的命运，没有一点忧郁感，没有一点某一种忧虑和挣扎是不可能的。库尔班江的序里所提到的变化，是只有在特定的经历和背景里才能感受到的东西。“

库尔班江的书与个人故事一起在此时浮出水面，其中或许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所在——在“中国梦”的时代，一方面地域与阶层问题纠结难解，另一方面个人奋斗的梦想又依然生机勃勃，所以，谁会不喜欢一个不断奋斗最终获得有意义生活，又肩负社会责任感，试图把这种意义推而广之的阳光青年的故事?

库尔班江与他的书，究竟是如何在这个民族矛盾纠结难解的时代中浮现在我们面前的?作为一名漂在北京的维吾尔族青年，库尔班江又如何在这个大城市里守卫住了他淳朴的个性，并形成了阳光正面的民族观念?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库尔班江，请他讲述关于自己和这本书的种种。

导语：纪晓岚是乾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编纂家、目录学家、考据家和诗人，官方学术领导人之一，也是清朝流放新疆的早期著名人物。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人物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纪晓岚，姓纪名昀，字晓岚。1724年8月3日(清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生于直隶河间府献县(今河北省沧州地区献县)崔尔庄，1805年3月14日(嘉庆十年二月十四日)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高位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二岁。纪晓岚是乾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编纂家、目录学家、考据家和诗人，官方学术领导人之一，也是清朝流放新疆的早期著名人物。

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扬州两淮盐运使司亏空一千万两盐税案发。二十年间，盐商逃欠盐税累计九百多万两白银，盐官被劾受贿九十万两。乾隆帝严厉下令追究历任盐官之罪，纪晓岚的姻亲卢见曾担任两淮盐运使十年之久，六年前已告老还乡回到山东德州，也在追究之列。作为皇帝身边侍从之土的纪晓岚，听到这个风声，深知干系重大，但念及与卢见曾是姻亲(纪的长女嫁卢的孙子卢荫文)，又不能见死不救，于是赶紧通知卢见曾之子卢谟寄信回家。

《清朝野史大观》在“纪晓岚机警”条这样说：“私驰一介往，不作书，以茶叶少许贮空函内，外以面糊加盐封固，内外不著一字。卢得函拆视，诧日：‘此盖隐盐案亏空查抄六字也!’亟将余财寄顿他所。迨查抄所存资财寥寥。和?遣人侦得其事白之。”其实这是民间演义。当时还未靠近皇帝的和砷，根本不可能与正四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晓岚有什么干系。

卢见曾虽然提前疏散财产，但还是被解往扬州受审。朝廷严查先后追究出内阁候补中书徐步云、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军机处行走中书赵文哲与行走郎中王昶，都是向卢见曾泄漏机密之人。

9月4日(七月二十四日)，乾隆帝发旨：“徐步云与卢见曾认为师生，遇此紧要案件，敢于私通信息，以致卢见曾豫行寄顿，甚属可恶，著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纪昀瞻顾亲情，擅行通信，情罪亦重，著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经过查实，卢见曾受贿总值一万六干两，连同隐匿财产，论罪处绞，病死狱中，终年七十九岁。他前后的盐运使亦未能逃脱，高恒、普福、达色等人处斩。其中高恒为文渊阁大学士高斌之子、乾隆帝宠爱的慧贤皇贵妃之兄。另外赵文哲、王昶被发往云贵充军。

纪晓岚于当年底到达乌鲁木齐，住在以大小十字为中心的迪化城内。1771年(三十六年)初获释返京，在乌鲁木齐生活了整整两年。因他曾是朝中官员，又是著名文人，所以受到当时乌鲁木齐最高军政长官办事大臣的礼遇，任为秘书官，负责起草奏折檄文，并可签署一般公文，处理一般政务。对这一段经历，无论在当时还是事后，他都十分珍视。东归途中，旅馆孤居，昼长多暇，追述风土，兼叙旧游，整理出《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并详加注解。

回京后复职为编修，两年后奉命主持纂修《四库全书》，历时十三年告成，同时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晋升为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嘉庆初年调兵部尚书，嘉庆帝亲政后，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纪晓岚阅历很深，交游既广，学问又博，堪称大手笔。晚年写成近四十万言的《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四卷，包罗丰富，无所不谈，其中收入他在乌鲁木齐期间搜集的志怪传闻近百条。《乌鲁木齐杂诗》和《阅微草堂笔记》，不仅对我们了解和研究当时的新疆很有价值，而且向我们透露出作者所处时代的文化特征。

关于《乌鲁木齐杂诗》的写作目的，他在自序中说得很清楚，不仅仅是追述风土，兼叙旧游，而是要以诗来显示清朝统一新疆仅十年所出现的“一统之极盛”。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使西域经济文化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他流放来到乌鲁木齐，就其所见所闻的繁荣景象，不胜欣喜和感慨，用诗来向后人展示出一幅清代前期乌鲁木齐地区社会状况和风土人情的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