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与正确的议论文【优秀20篇】

错误，可能只是一件事情的结尾，也可能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始。每个人一生下来，就难以不犯错误，天才伟人难免会犯错误，连世间的所有人也不可能不犯错误……这些例子足以告诉我们，错误是难免的。如果你还不信，就听听我的故事吧，让它来证明……

记得那一次，我放学回家后，发现桌子上有着一个崭新的剃须机。不用说，这一定是妈妈送给爸爸的生日礼物。我很好奇剃须机的功能，于是便拿着它玩了起来。不一会儿，只听“哈啾——”一声外还伴随着“咔嚓”一声。原来是我打哈欠的时候，不小心把剃须机甩了出去, 剃须机摔倒在地面上，我试了一试，发现它的零件严重受损。那时候，我惊慌失措，前一秒的我还兴高采烈，而后一秒的我却是不知所措。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我将损坏的剃须机放回原位。装模作样地写起作业来，心中既忐忑不安，又很后悔。心想：妈妈回来后发现了怎么办?会不会打我?会不会骂我?会不会……我真后悔自己去玩剃须机。

妈妈回来后，并没有发现家中存在着什么异常，只是看了一下我就去做饭了。爸爸回来后，正想用那“崭新”的剃须机刮胡子，但是怎么也开不了机。爸爸大声责怪道：“老姐，你干吗要买一个坏掉的剃须机呀?”妈妈听到了爸爸的抱怨，急冲冲地赶到客厅里说：“一定是我买了劣质产品，我明天就去投诉剃须机的厂家。”话音刚落，我的心里十分惭愧。本来是自己弄坏了剃须机，却让厂家做了替罪羔羊，真是无地自容啊!于是我打算等爸爸去加夜班的时候，将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告诉妈妈，不管妈妈会不会打我，我一定要证明厂家的清白。

时间如流水般过得飞快，爸爸刚前脚踏出门口，我就一溜烟地跑到妈妈的房间，将自己摔坏了剃须机的事告诉了妈妈，一边说，还一边在心中反思自己不良的行为。最后我还说道：“这全都是我的错，请不要怪厂家。”话音刚落，引来的不是鸡毛掸子，而是一个亲切的声音：“我的儿子长大了，这次的事就让它消失吧，但是以后不要再犯了!”“是!”我如释重负地回答道。

怎么样?错误是难免的吧!其实可怕的不是犯错误，而是错误地对待错误。但你犯了错误的时候只有正确的改正错误，才能真正地养成良好的习惯。

正确对待错误，我懂了一个道理。要正确正确对待错误，而非躲避错误。

那次，爸爸让我买《教材全解》，给了我十八块五。

我到了超市，走到教材区，得到一个大大的礼包：教材区全场九元。我想：要不就私吞吧，反正爸爸也看不出来！我喜滋滋的拿走了《全解》，准备大吃一顿刚把《全解》放回家，就一溜烟的跑了出去。正当我盘算着买什么好时，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只精灵，他说：”你不能这样做！“只见一个老巫婆突然闪现：”你怎么不能这样做，这是老天爷赐你良机，享受一下又能怎样！“只见两个人拳脚相加，打得天昏地暗，吞天沃日，震撼激射，有万丈光芒汇集于此。但是，第一回合，邪恶胜了。

我走在路上，又转念一想，这可是爸爸让我买《全解》的钱，怎么能用呢？理应还给他呀！只见老巫婆和天使又一次交战。这次交战双方各使出看家本事！但在我思想的帮助下，白天使赢了！老巫婆说：”再来一局！“我一巴掌打飞老巫婆，回家向爸爸承认了错误，爸爸说：”这九块五就赏你改正错误吧！“”耶！“

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在人生的旅途中，错误是一条永远甩不掉的尾巴，不管天才伟人，还是平凡常人都会不期而至，给你带来许多许多的困难。关键是我们犯错时，千万不能去掩盖它，要及时改正，不让它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孔子最喜欢的徒弟只有一个早死的颜回。甚至常常自愧不如。他认为，颜回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二过。就连孔子这样的圣人都认为及时改正错误是个优点，那何况我们呢！我们一定要及时改正错误，不再犯第二次。

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犯错，要想不犯错误，那只能是我们不可遥及的梦想，犯了错误并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你要去改正错误，如果任其发展将会殆害无穷。

现在，有许多学生都无法正视自己的错误。当错误来临之时，他们总是怨天尤人，总是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殊不知要在错误中学习，提高自己。斯迈尔斯曾说过：“我们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要比在成功中学到的东西多得多。”

我们的成长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考验，在这些考验中，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而错误并非全然是坏事，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错误的打击，并在错误的打击中学习，体验错误带来的快乐。试想一下，一个人的成长没有经过错误的打击，他的人生就像一张苍白的纸张，就犹如一幅没有色彩渲染的画，枯乏无味。

就算是伟人，也会犯错。毛泽东，这个受人尊敬与爱戴的娇子，因他一时的错误判断，开展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个错误使国家一度陷入困境，知识分子过着煎熬的日子，可我们能因此否定他吗?不，我们不能否定他。我们应该学习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正是因为这个错误使邓小平和周恩来看清了中国的国内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这正不说明在错误中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吗?

其实，错误并不可怕，关键是对待错误的态度。我们应该正视错误，奋发向上，在错误中完善自我，终会走向成功。如果以消极的态度面对错误，将一事无成。

人生的痛苦，留则有，放则无。

就像这一把盐的位置，溶于一杯水，它是涩的。溶于一湖水，则是鲜的。身经痛楚，却伤在心头。只是要看你自己将痛苦摆放的位置罢了。你若有意放大，那必将苦涩一生，你若有意轻视，那终会阳光依旧。

林则徐一生仕途不顺，甚至连降五级。但他并不因此而丧恼。因为他心中充满了人民的福祉，就无处容纳这微小的失意。先不说他那虎门销烟的千古功勋，只说他在被放逐新疆途中，主持治理黄河决口，在新疆帮人民修水渠，开垦农田„„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恐怕是朝廷伤他最深的时候，然而他个人的痛，与人民的痛相比，这又如何!他的一把盐，撒在黄河，撒在天山，那痛早已随水流逝，随风飘远。

抱怨痛苦是把自己看得太重。

第一任美国黑人国务卿赖斯，她从小有着超人的音乐天赋，4岁开演自己第一声演奏会，八岁谱曲，刻苦练琴。但当她在音乐交流会上发现一群11岁的小孩竟可以轻易弹出她苦练一年的曲目时，她痛苦极了。想到自己12年的辛苦，心酸至极。但当她在经济领域取得成果并当选为国务卿后，回忆志这段经历时，她轻轻地说：“原来是把痛苦放错了位置。”这，就是赖斯。赖斯在渐行渐止中终天找到自己的湖泊。放下自己心头的沉重，前方依旧是一片天。

人生的痛苦，留则有，放则无。

对于一名音乐家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双耳。可贝多芬失去了。于是他便把上帝扔给他的一把盐相继撒向“英雄”“命运”“田园”，双耳早已不能束缚贝多芬在音乐路上的执著前行。他的激情与热情倾注在那一个个单弦音、颤音之中，并把痛苦绎化成一篇篇神话般炫美的乐章。我想，是这音乐成就了贝多芬，也是这份胸襟成就了贝多芬。

痛苦只是开始时上帝在我们心田中播下的种子，它总会萌芽，但我们却不可以放任它，留有它。既然在生命的图卷中我们可以描绘最浓烈的部分，那么对这些小小的不足为什么不去消弥?

生活就如一张纸，痛苦则像不经意间滴在上面的一滴墨水。我们何苦刻意去放大这滴墨的重量，而让它成为你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淡化它，忘记它，相信你仍可以在这张纸上描绘出绚丽的生活画卷。

轻闭双眸，呼吸这大地地气息，呼出这心底的沉痛。

这痛苦，留则有，放则无。

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同志历来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犯一般错误的同志，主要采取批评教育的方法，帮助其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对于错误性质较严重，必须给予处分的，要按照党的纪律和有关程序，该给什么处分给什么处分。但是，不论进行批评教育还是纪律处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教育和挽救同志，而不是要一棍子把人打死。党内不搞惩办主义，反对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如果在党内滥用组织手段压制、打击、惩办同志，不但不能正确地维护党的纪律，反而会伤害同志，使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所以，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当坚持教育为主，预防为主，惩戒为辅。要给犯错误的同志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使没有犯错误的同志引以为鉴。只要犯错误的同志愿意改正错误，就要满腔热情地帮助其改正，绝不能采取歧视和排斥态度。这样，既能够达到挽救犯错误的党员本人，又能达到教育其他党员和群众的目的。

季羡林教授有一句名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意思是说，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永恒不变地主导世界：它总会衰落，让位、退休、靠边站，从文化的一号位置滑向配角位置。这不，西方文化主导世界的年月已经够悠长的了，从20世纪最后十年开始，它应该向我们东方文化－－而且特别是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让位了（详见《"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

季羡林教授形象生动的论断引起不少争议。有人说这是文化循环论，有人则谓之曰一厢情愿想当然。然而，大家不能否认的却是，季教授的论断确乎反映出一种文化思潮的变动，是这种文化变动的一部分。这种文化变动，就是与八十年代文化思潮迥然相异的“国学热”。

让我们回忆一下八十年代的情景吧！假如不健忘的话，人们当还记得，那个时候，你绝对看不到季羡林先生这样的论断。即使这样的论断存在，你也听不到。因为，它被另一种声音盖住了。这种文化的声音非常高亢，格外激昂，容不得别的声音存在。这种声音，让我们想到世纪初的新文化、五四，仿佛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又转世重生了。他们高喊着“打倒”、“打倒”，“拿来”、“拿来”，举着“科学”、“民主”、“西化”的大旗，披荆斩棘，前驱先路，做着“启蒙”、“教化”的工作，创造着崭新的历史。这样的文化声音，人们喜欢给它戴上一顶极端化的帽子：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的极端化主张，是全盘西化。它可以讲出这样的极端化的语言：搞上一百年殖民地，保管中国现代化。甚者至曰：干嘛打跑日本鬼子？保不准鬼子能使咱看上彩电呢！至于老祖宗孔子、儒学、东方的“黄色文明”等等，只能是渣滓、糟粕，只有让我们唱挽歌的份儿：河殇！

然而，曾几何时，不过十年的工夫，风气又变了。八十年代的文化激进主义、全盘西化，早已让位于九十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东方价值。笔者清楚地记得，学者们戏称为老板的沈昌文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地说，他们《读书》杂志的基调要变了，要亮出保守主义的旗帜了！回头再看，当年盛极一时、令众多青年学生趋之若鹜的新老“三论”云云（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计量学、心理史学等，说法不一），而今安在哉！于是，季羡林教授的论断倏然出现了！一股文化的风，有别于《圣经》所谓想到哪儿就到哪儿的风，仿佛吹在冬日的林野，碰到一粒小小火星，便蓬勃燃烧起来，汇聚成九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国学热”。

到底有没有一个"国学热"

说起“国学热”，有人根本就不承认其存在。特别有趣的是，这些不承认的人，又大都是发动“国学热”的人（参看《孔子研究》1995年第5期）。有位搞国学的中年教授甚至说：现在的大学生连古文都看不懂，更别说读“十三经”了，夫复何谈“国学热”！

事实上，国学“热”还是“不热”，并不决定于是否承认，与大学生能否读懂古文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遥想当年，五四巨子的国学功力，哪一位不是顶瓜瓜？然而，在风气云起、舆论形成的时候，在思想的冲动下，“国学”在他们的胸膛中又何尝“热”得起来！文化，特别是文化思潮，时常有它的盲动性，这又经常是理性、权势乃至政治所无法左右的。只有待风气转变、舆论倒戈、理性重伸的时候，人们收拾身心，痛定思痛，才未尝不会“绚烂终归平淡”，重踏来时路。所以，思想启蒙、开一代风气的巨子严复，临死前却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这也就是文化保守主义最精粹的宣言了！而我们观察八、九十年代两朝均为活跃的若干学人（如李泽厚，见《原道》丛刊第1、2辑），又何尝不是如此！

搞国学的人不承认存在一个"国学热"，不敢乎？不愿乎？不敢，何以不敢？不愿，何以不愿？倒是一些反“国学热”的人，一口咬准，“国学热”是明摆着的。要是连他们都不承认有一个"国学热"，那他们反什么呢？自然，搞国学的人硬说没有什么"国学热"，也就让对方没什么可反了！学术、学术，就是"学"与"术"。1998年，李慎之先生发表长文《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上海《文汇报》1998年8月28日），对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及其为该丛书所作的长序提出商榷意见。在我的今儒学案中，李老是划归在反"国学热"一系中的，刘先生则归在国学一系里面。所以，李老这篇文章，我以为可以看作是国学与反国学论战的最新动向。而熟悉李老的人想必都知道，他的文章篇篇精彩，无一例外，本篇也就不能逃过－－反正我读过之后，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李老文章的某些具体论断，可以商量，可以再议，但整篇文章的基调，却是明亮健康、积极向上、使人激动的。他开篇便依照刘序的顺序，提出什么是"学术"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讨论，而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尴尬，即你不讨论，我倒明白；你一讨论，我反而糊涂。而我是宁愿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学术"解释为"学"加上"术"的。不是吗？我们在"国学热"的讨论中，就不仅仅看到了"学"，而是还看到了"术"。至于说什么是"学"，什么是"术"，我以为只有请读者去"得意忘言"了－－在学术讨论中，我们是否也可以像在文学中那样，有余不尽，不把话说光，而是留些思索或想象给读者呢？顺便说几句，刘梦溪先生洋洋洒洒的大序谓夏曾佑曾主持上海《时务报》，我的印象是夏氏与《时务报》根本就没有关系；又说儒学固然长期处于正统地位，而荀、墨等诸子之学也没有消逝，我却以为荀学原本属于儒学，梁启超、夏曾佑等人甚至以为两千年中国之学术，荀学而已；又谓章太炎"不信晚清以来的地下发掘物"，容有可商；至于所谓"康有为在晚清思想界的影响不可低估"云云，却是无须去说的。

开了那么多会，写了那么多书，搞了那么多讲座，游了那么多国家，得了那么多资助，办了那么多刊物，建了那么多组织，受了若干次接见，还说没有一个"国学热"，谁能信呢？当然，这里有个标准问题。悬想着今后的大发展，我们可以说它还不够热；比照着往日的破四旧，我们也可以说它热得过分了。重要的是，大家都应该首先本着公正、平实、客观的态度来讨论问题，其次要厘清逻辑界划，不要在不同的层次上讨论问题。不然的话，夹带着意气和情绪，挟裹着权势和信仰，在不同的层次上各说各话，清水也只能是越搅越浑。

当然，我无法回答"国学热"这个词是谁发明的，是谁最早应用的。衡估某种文化现象，往往很难甚至无法将其量化。但是，不能确定的源头可以汇成滚滚的江流，这可以说是文化大潮的另一个特点。所以，尽管"国学热"是确实的，但首先讲出"国学热"的人，又是无法确认的。这可能不符合我们的心理期待，却是本真。同时也可以看出，在知识产权的殿堂里，也有失物认领处。

落日，黄昏。

车水马龙的街道。

少年背负沙锅，艰难的前行着。

随着一生清脆的声响，沙锅掉在地上，碎了。

路人看见了，皆在叹息，分明知道回家后会被父母骂，但少年还是头也不回的前行，一点也没有难过的意思。

有人疑问：“你不知道沙锅碎了吗?干吗不去看看?”

少年道：“已经碎了，回头又有什么用?”说完又继续前行了。

很快，少年消失在街道上，只留下疑惑的众人与在地上摔碎的碎片。

许久，街道上路人渐渐稀疏了，只留下地上的沙锅碎片等待着太阳的坠落。

虽然这个故事很简短，但却令我感触很深，故事中那个少年教会了我们怎样对待错误：做错了事后悔是没有用的，只有分析错误的原因，总结错误的经验，把这个错误当成一个教训，继续前进，让自己在以后的“路”上走的更远!人生难免会犯许多错误，我们要试着一个一个去，只有克服了它们，才有可能向着理想前进，人生在世不外乎如此。

像爱迪生，他一生中发明了一千多种物品，在他每一个发明之前，都会经历无数个失败或错误，他就正确的面对一个错误，总结它们失败的原因，得出经验，这才有了最后的成功。

而在社会中庸庸碌碌的人们在刚接到一个看起来艰难的任务时，就以底气不足，失败了一次后，也不想一下为什么失败，就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找一个简单些的工作，这种不正确对待自己错误的人，是一辈子也找不到一个自己满意的工作的。

解决问题最重要的不是解决的结果，而是解决过程中根据错误而总结出的经验，只要你认真的积累这些经验，那么你将会一生受益。

在物欲横流的二十一世纪，太多的喧嚣让人们的心灵进入了迷宫，一味迷惘，兜兜转转，却一直找不到解脱的办法。

商人以万元的奖金为彩，让人们闯迷宫，却无一人成功;工程师却怀着好奇揭开了迷宫之谜。感叹商人的迷宫正如一面镜子，会照出你内心的目标、方向、欲望。心灵的迷宫人们都未冲破。那些闯迷宫而失败的人都被万元奖金所迷惑，被自己心中的欲望束缚，从而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因此，人应坚守心灵的纯净，不要被现实的阴影所笼罩，要冲破欲望的束缚，迎接心灵的愉悦，不要只为欲望而活。

醉卧在沉香亭旁，李太白静静冥想，“贵妃研墨，力士脱靴”的荣耀，唐玄宗的恩宠，这些都不能使他自得。这些光耀如同金丝笼在困扰着他，盛世繁华，浮名，他不屑;他认清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于是他冲破大内“牢笼”，高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从此“且放白鹿青崖间”遨游天下，任其豪迈旷达的胸襟容纳江山河海，中国文化的一颗明星冉冉升起。

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种种诱惑和阻碍。不论是心灵还是精神，都要敢于斗争，敢于冲破重重阻碍。爱迪生少时被老师认为是“问题学生”并被逐出学校，然而他却在母亲的教导下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贝多芬在创作高潮时双耳失聪，但他却用筷子敲击键盘的方式创作了《命运交响曲》。美籍韩裔学者金墉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家乡艾奥瓦州一个小镇上做餐厅服务员，可他却最终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提名下成为世行行长。他们无不在别人的言论中成长，在心灵的自我升华中提高，冲破命运编织而成的一张张挫折的大网，拂去心灵上的那一层尘土，认清自我，不被内心的痛苦所覆盖。

娜塔丽凭借《黑天鹅》问鼎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然而她却清楚地知道心灵深处最想要的是什么，高考满分作文不被尘世浮名所牵绊。在那些外人看来垂涎三尺的角色，她毫不犹豫地拒绝，她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去往哈佛大学深造。在这个人人只为名利而接连拍戏的娱乐圈中，只有她坚守着自己内心的呼唤，完成了哈佛大学心理系学业。

迷宫并不可怕，只要你心灵纯真不会被现实的纷扰蒙上一层又一层厚实的尘土，你也会毫不费力地走出迷宫，正如娜塔丽所说：“我知道我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不能被外世繁华、浮名利云遮挡视线，挥去一叶障目的尘雾，你才会看见最深处的树林。”

迷宫正如镜子，你心灵的迷宫是否还在运转?你是否还在其中转转悠悠，找不到出口?那么，倾听你心中最纯情的呼唤，冲破欲望的束缚，你就可以走出迷惘，寻找到正确的方向。

一天，衣冠楚楚的‘错误遇见了穿得破烂的‘正确，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错误看见了‘正确穿得那么的破烂，就嘲笑他说：“‘正确老大哥呀!你咋变得这样子了啊!怎么这么衣冠不整，好像一个乞丐一样啊?”“‘错误老弟你不知道啊!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正确的事受到人们的欢迎啊!可是事实为什么却恰恰相反啊!真叫我纳闷啊!今天，我就又因为做了一件正确的事而受到人们的殴打.”“老大哥啊!你真苯，你应该学学我，看我，今天又挣了一大笔钱.”“啥样的事啊?”“今天一个小伙子去应聘，老板在招聘的那一张纸上写着要有大专以上的学历，可那个小伙子，只有高中文凭，但他很想得到那份工作，于是他便用了‘我，他去了一家造价店弄了一份假的文凭给那个老板;那个老板信以为真，就叫他第二天来上班了他为了感谢我，就给了我一大笔钱，你看.我现在穿的是李宁，他就是因为走了我这条路才会找到这么好的工作!”“这可是违法的啊!老弟你这可是害了他呀!”“谁说的，要不是我，他会有那么好的工作吗?”“老弟呀，我劝你还是罢手吧!你这样做，可是会害了他的呀!”“切，你爱听不听。我觉得我是对的，我们走着瞧。“

一个月以后……

‘错误再次遇到了‘正确，可次的请况却恰恰相反，‘错误变得鼻青脸肿，而‘正确则变得衣冠楚楚，‘错误不解地问‘正确“为什么你会变得这么好，而我却成了先前的你?”“那是因为啊，错误的事是迟早会被发现的，而正确的事不管怎样最后还是会被人采纳的，‘错误老弟你改悔吧!”“哎!!!我是该退出于人世之间了!”

1审错题，立意错误

我告诉你，你完了....

多读几遍题目，找找关键词，争取不要审错题

2中心论点千呼万唤始出来

简单点，提论点的方式简单直白点。老师看那么多卷子很累的。

3过于追求标新立异

年轻人，你这种做法很危险啊

4文体似是而非

不要考验老师对于文体的认识。千万别写“四不像”的文体。

5论据太多却缺乏论述

不要过多描述论据，论据要简洁有力，更多的是要对论据进行论述。要一直提醒自己啊，平时看到论据，要自己概述一下。

6论据不贴切

其实提问者的第二个例子我觉得有点不贴切。平时多注意积累论据。千万别觉得某一个论据特别好，到哪都想用它。

我读了《亡羊补牢》这则寓言，感触很深。故事说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钻进去，把那只羊叼走了。他很后悔，不该不接受街坊的劝告，心想现在修还来不晚。他赶快堵上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丢过。

这则寓言讽刺那些有错不改的人，同时也告诉我们有了错话要及时改正补过，否则就会损失越大。应当虚心听到别人的批评及时改正错误，若坚持不改，后果将不堪设想，我自己也犯过同样的事。

有一天，我把妈妈喝茶的玻璃杯打碎了，我怕妈妈知道就捡起来丢下窗户。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我在猫眼一看，原来是妈妈。我把门打开，坐在那里看电视，就当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一样。我心里很着急，怕在妈妈面前说漏嘴，妈妈就会生气。一天，妈妈要喝水，找不到杯子。妈妈问：“艳玲，你有没有看见。”我说：“没有，没有，我没看见。”突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楼下的阿姨。阿姨说：“你们家谁前天把玻璃块扔到楼下。”妈妈想了想说：“应该没有啊，对不起。”阿姨说：“没关系，下次不要这样，不然你们就要被人骂，知道吗？”妈妈连忙说：“知道了，知道了，下次不会这样了。”这回，我心里很难过，我把妈妈的面子全丢了。妈妈说：“这到底是什么回事？是你做的，对吗？”我说：“妈妈，不是我，不是我，我没有把玻璃丢下去，真的，你要相信我。”说完，妈妈就把我拉到房间，叫我承认错误，就会原谅我。我没有向妈妈承认错误，如果我承认了错话，将会变得没有面子，同学们也不喜欢跟我一起玩了。这一次，我损失很大，失去了别人对我的信用，我内心很难受。

过了一星期，我体验到了，我是那么自私自利，只想自己的感受，而没想到别人的感受。我跟妈妈一直保持沉默，谁也不愿意先开尊口。又过了四个星期，我终于先说话向妈妈承认错误。妈妈说：“孩子，你永远是妈妈的好孩子。”我扑到妈妈怀里哭了，我体验到了家的温暖，懂得了一个道理：母亲对我们的爱是无私的。这次吸取了教训，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妈妈，我一定会做一个懂事的孩子。妈妈，我爱你。

我想对您说：“妈妈，您辛苦了，等我长大了，有钱，一定会孝顺您，我永远是您的乖女儿。那些犯了错误的人，一定要及时改正错误，听别人的批评，不要向我一样，知道了错误还不改正，不然后悔就晚了。

有—对年轻的夫妇，结婚了—个月之后，女人想要回娘家看看，就邀老公和她—起回家去了。女人对老公说“我们这—次回家，无论是对父母，或对亲朋好友，都要有礼貌，不要鲁莽或有失礼的地方，好吗?”老公就对女人说“你放心吧!我—定不会让你丢脸，也不会让岳父母失望。”到了娘家后，女人就和父母聊起近况来了，老公就东看看、西看看，这里走走，那里逛逛的。

不知不觉地，老公走到米房来了，看到了成堆的白米，想到自己也有点饿了，就顺手抓了—把白米，往嘴里塞，塞满了—口的白米，恰巧这个时候，女人也走进房来了，老公—时白米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

女人看到他痛苦的样子，就问他“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老公根本就说不出话来，女人看他不说话，更是疑惑，就走近看看他，才发现老公脸腮部都凸起来了。女人立刻带着老公去见她父亲说“爸爸!您看!您的女婿不知为什么，两腮都肿起来了，可能口腔有毛病，您赶快请医生来为他看病吧!”女人—直紧随着老公身边，所以，老公—点逃避的机会都没有，他心里暗暗叫苦：该怎么办呢?

不久，医生来了，医生看了—下凸起的脸腮就说“这是无名肿瘤，要赶快开刀，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于是，就为老公开刀了，结果，取出来的却只是—把白米。才知道原来是偷吃白米而造成的，这样害得四个人都很尴尬。

对岳父来说，该是骂女婿?还是不骂?对女人来说，老公可是真丢脸!对老公来说，偷吃白米，结果白挨—刀，害得大家白忙—场。对医生来说，他更是窘极了，他诊断是无名肿瘤，开完刀拿出来的却是把白米。所以，大家都不敢说话，结果不欢而散。

人若是有—点点的功劳，或小小的长处，都喜欢向人炫耀，惟恐别人不知道。但是，若有—点点的过错，或有—点点的缺点，都深怕别人知道，巴不得隐藏起来。古人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果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过错，除非不去做，因为纸包不住火，隐瞒只是—时的，迟早都有人会知道。光明磊落才是正人君子的作为。喜欢隐瞒过错的人，最后都不被人所尊敬!

人并不是圣贤，偶尔都会犯—些错误，但是如果坦白说出来，表示有悔过的心才能消灭罪过，在错误中学习成长，才会让自己愈来愈好!

任何事情都是人做的。最近（《光明日报》1998年9月15日），舒乙先生就说，继承传统文化必须造就有生命力的载体－－人；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表现，主要就是后继乏人；国家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成果辉煌，但它毕竟需要活人来读，必须真正读到活人的肚子里，才算找到了有生命力的载体。诚然，人是文化的核心。

"国学热"的基础也还是人。她实际上是一直"热"在中国人心里的。尽管历经劫波，但你能说"国学"在中国人的心灵里被荡涤净尽了吗？什么是国学？我不禁想起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名言："为甚要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反过来说，只要我们的历史和语言文字还在，就会有国粹，就会有国学，它不是文化革命所能革得掉的。保国、保种、保教，三位一体。

大陆学人提倡国学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就在这里。没有这样一个深厚的民族历史基础，单凭若干学者，几大官僚，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这些学者最著名的学术阵地，就是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孔子研究》。与这本刊物风格宗旨关联的学者，散布在社会科学院和大专院校，可称是当代中国大陆国学研究的中坚，是提起"国学热"时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一批学院派人士。

也许还可以简单提一句，这几年当局对传统文化研究及宣传是非常重视的。大陆学术团体曾经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在北京举行过三次纪念孔子诞辰的国际大会。主席在对台八点讲话中提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文化。"1997年，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海外学者好评。这样一些动向，无疑对研究传统学术的学者是一个极大的暗示。

接下去，我们就要把眼光移向海外华人了。华人的基本信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据悉，海外华人的总人数，大约有3千5百多万(不含台港澳，其计算方法不一)，华人财团的流动资产(不含证券)总额，据1992年7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估，高达两万亿美元(包括台港澳)，东南亚地区华人财富则有四千亿美元。如此庞大的海外社群，假如没有一个文化支撑，简直就无法生存。所以，他们实际上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发展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因此，在华人为主体的国家新加坡，李光耀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伦理道德倡导者与实践者，被称为当代"最大儒者"，也就不奇怪了。很显然，在一个非儒教信仰的国家，李光耀倡导的儒家理念是不会成为主导的。

所谓"国际儒学"，实际上涵盖了全球所有以中国文化为基本价值坐标的人群，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文化中国"。它早已经成为全球多元文化大家庭中非常富有活力、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成员。而中国文化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际上取得如此高的位置，确属前所未有。也许可以这样说，直至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许多狭隘的西方人还在把"远东"视为没有开化的"野蛮之地"。那个时候，如果你与洋人谈中国文化，他是什么感觉呢？是好奇，神秘，不可思议，总之，是把我们当作一个活的民俗博物馆来看的。可到了今天，他们的眼光不能不变了，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力量－－文化的力量。

这种文化的力量，当然首先应当归因于经济上的富足。东南亚地区的"糖业大王"郭鹤年(净资产达21亿美元)曾经说："从小我们就被灌输儒家的道德价值观。老人们经常教育我们要讲商业道德，重视信誉，言而有信。这一切都深深印在我心里。母亲还告诉我要注重口德，不要诋毁别人。"像这样的话，假如出自一个穷人之口，谁会理你呢？但出自一个"大款"的嘴，"文化的力量"便显现出来了。

于是，便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是文化促进了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带动了文化？或曰是二者互动？然而，所谓"互动"，总有个谁先动、谁后动的问题，笔者是绝不同意那种把东亚经济崛起归因于文化动因的观点的。实则，是先有经济的崛起，后有文化的跟进沾光，再有文化对经济的回光反照。不然的话，中国文化在那里至少已经"动"了三千年了，何以今日才使得洋人刮目相看？总之，作为文化，归根到底，还是随着经济的繁荣而繁荣。

“国际儒学”最精粹的学院性产品，是“新儒学”，其特点是以接续儒家道统、弘扬儒学为己任，以儒家内圣外王之学为主导，以服膺宋明理学为道统，以融汇中西、实现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为宗旨，以谋求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为向路，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宗教意识、道德意识以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其代表人物，是唐君毅、牟宗三等儒师，以及后起的杜维明等人。

与此学院派儒学平行的，是基础更为广泛的践履派儒学。其特点是与日常生活、学校教育、企业经营相结合。其代表机关，是香港孔教学院，代表人物是现任院长汤恩佳。此外，台湾有活跃的儿童读经活动，由工商界与社会各界出资，编印浅显易懂的儒家经籍教本，教育儿童从小阅读。印度尼西亚则有孔教总会(1963年改为孔教联合会，1967年又改称印尼孔教中央理事会)，出版《孔教月报》。美国有华人组织的"世界崇德会"，建有儒学教堂，定期举行活动，等等。而大陆，则不仅有学者在公开呼吁儿童读经，并且有专门机构正在逐步扩大实施对中小学生的传统美德教育范围。

对践履派儒学，学院派的教授们在理论上是重视的，在行动上是轻视的。这，或许是学术分野上的一个通例。然而，真正促动文化根基的，恐怕还在于践履者，因为，他们深深懂得，一切都得从娃娃抓起，不光是足球。

什么人在反对“国学热”

罗列事实未免枯燥乏味，但从上面的简短叙述已经可以看出，所谓“国学热”，实际上也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相互呼应的产物。宣扬国学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既有华人，也有洋人。而中西相互纠葛，正是近代以来儒学发展的新特点之一。例如，近代的许多在华外国人，像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美国传教士李佳白，英国官员庄士敦，等等，就曾经公开在中国宣扬孔教。这些宣扬者背景不同，观点有异，但都主张复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此而言，他们结成了一个"文化中国"的统一战线。 那么，反对者都是些什么人呢？

第一类反对者，是抱着牢固的西方中心论因而对东方文化深感担忧的某些西方的国际战略问题专家，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其代表作就是那篇著名的长文《文明的冲突？》（详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他提出：未来国际政治斗争的主线，将由文明冲突取代意识形态及经济冲突，西方文明须防范儒家与伊斯兰两大文明联合。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而所谓"中国威胁论"云云，实际上也有其文化的背景，可谓与亨氏同归一揆。

亨文之所以引起世界性的关注，是由于他确实点出了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一个新变化新特点，梳理出一条极具价值的思考线索。一方面，1989年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代”，“文化”成为一种新的冷战武器，在国际政治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显著。另一方面，亚洲经济的崛起和繁荣，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儒家风范的资本主义，具有其与之相适应的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尽管1997年下半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与地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使一些人对"亚洲模式"产生怀疑，但是，信奉儒学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损失过后，东亚国家与地区总结经验教训，补苴罅漏，适当调整，经济肯定会继续发展。没有理由因为东亚金融危机而对亚洲发展模式予以根本性的否定。而中国在金融风波中采取积极负责、承担责任的举措，从文化角度看，正体现出中国人相帮相助、扶危济困、不以邻为壑的传统美德。

但是，亨廷顿也许没有想到，他的观点恰好刺激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文化冷战”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综合实力为基础，实行"道德竞争"。最显明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从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出发，指责中国等非西方国家践踏人权。这种"竞于道德"的文化冷战的后果之一，就是刺激“文化中国”的学者反转身来，从另一个方向求解如下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有没有人权的传统？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的理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从这种理论中能否发展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人权理论？它是否具有世界的普适性？抑或可以和西方的人论并驾齐驱？儒家学说的创造性转化，是否足以提供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发展具有怎样的互动关系？等等。

例如，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资深教授狄百瑞（W.T.de Bary）、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提议，1998年6月15日至17日，曾经在风光秀丽的北京香山饭店举行过一次中美双边学者的会议：“儒学的人论”。会议恰好在克林顿总统访华前夕进行，尤其具有象征性。我有幸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筹办工作，聆听到许多高论。学者指出，在儒家传统中，拥有极其丰富的“人论”。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就曾经说过：“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这些理论，用现代眼光给予新的解读，会生发出积极的价值。而在我看来，这种重新塑造古代文本的解读活动，至少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早在本世纪初，年轻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就作过一部《中国民约精义》，发现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典籍中包含着丰富的"民约"思想。美国布朗大学宗教系主任退斯教授（S.B.Twiss）甚至用资料说明，国际人权观念不仅同儒家传统在原则上可以相容，而且联合国人权宣言就体现着中国的儒家理念，是儒家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贡献。1947到1948年，中国代表张彭春不仅参加了人权宣言的起草和审议工作，而且许多基于儒学的建议和观点被宣言所采纳。杜维明则指出，人的本质、文明的特色、道德的根源和仁政的价值，是儒学人文精神所不可或缺的面向，从中可以建构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人论；西方的人权观念和儒家的人文精神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可能性，两者之间能够驾起一座桥梁。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郭颖颐指出：任何社会都有关于权利的观念，中国也不例外。狄百瑞教授则论述，儒家学说中具有尊重个人尊严的人格主义，有其内在价值，具备充分体现的可能。 凡此种种，是恰好验证了亨式预言的并非无根而是其实现呢，抑或是亨文的刺激？艺术模仿生活，而生活也就常常模仿艺术。所谓预言家，往往是先从根苗上冒讲一句，激起大家注意，而大家一旦注意，也就成了他预言灵验的证明。这种鸡、蛋互生的因果转化，我们在学界时常看到，而看相算命之类，无不可如是观。

第二类反对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五四传统的弘扬者。

儒学占思想统治地位的根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动摇的？就是从五四。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从五四开始，儒学独尊的格局一去不复返了。五四志士的根本理念有二：民主、科学。由这两个根本理念衍生，就是对传统的清算。 弘扬民主、科学何以必须反传统？钱玄同的回答是：“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欲祛除三纲五常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陈独秀的名言：“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而人们更为熟悉的，则是陈独秀义正词严的宣示："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若因为拥护者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你在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中是否读出了这样一种劲头呢？你在丁守和等先生的文字里是否体会到了这样一种精神呢？假如你没有体读到，只证明你不够敏感；假如你想强烈地去体读，那就请你看一看近些年出版的北京《鲁迅研究月刊》好了！ 然而，他们绝不是五四精神的简单继承者，而是要将五四精神发扬光大。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科学、民主，还是要以民主占第一位。没有民主、自由，没有对封建迷信的破除，“科学”也不过仅仅具有“工具”的意义而已。对此，丁守和先生曾经特别提醒笔者要注意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对五四的论断，因为在那里，明确宣示了许多正确的理念。他们这些人，常常被称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第三类反对者，我们称之为经院派马克思主义者。

在他们看来，国学与儒学"热"热过了头，是文化保守主义、复古主义、迂腐的文化改造观的回潮和反映；讲儒学，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应该说，此派的指责实乃一针见血。

“儒学热”争论的核心是什么

上述三类反对者，实际上最不能通融的，是第三类。而第一、二类，在现时段已经与儒学并非水火不融，而是保持着模糊的交火地带。我总觉得，自由主义，或曰个人主义，与当代的新保守主义，原本是一个东西的二柄。而第三类学者最关注的核心，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早在1990年4月14日，李一氓在《致蔡尚思函》中就曾说，孔子学说是“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和孔子的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可疑调和的体系（折衷主义），或者并行不悖的体系（二元论）。”蔡尚思表示同意李一氓的见解，但有意思的是，李、蔡二老都像五四先辈一样，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

其后，就不断有学者赞同并论述这种观点。例如，罗卜《国粹·复古·文化》（《哲学研究》1994年第6期）说：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从"国学"中可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那么未免太迂腐了。一些人从先秦的神秘主义中寻找理解当代文明的钥匙，一些人宣扬中国需要孔夫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哲学新体系，正是利用了这种迂腐的文化改造观。不排除有人企图用“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之外的目的。胡绳在纪念《历史研究》杂志创刊40周年座谈会上对这篇文章予以介绍，表示“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总的观点我赞成”（《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由于胡绳在学术理论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争议遂因之而起。

尔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杂志连续发表批评"儒学热"的文章，代表作有：王生平《跳出"国学"研究国学》（1994年8期），陈漱渝《如此"儒学热"能解决现实问题吗？》（1995年5期），李登贵《五四精神：重评还是重伸张？－－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述评》（同上），黄克剑《回到"我"自己回到"人"－－写在"国学"正热时》（1995年第8期）。

宣讲儒学的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并不矛盾，二者可以良性互动、互补，不赞成用意识形态斗争的观念指责儒学研究。但是，就笔者的阅读所及，论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最精彩的文章，是匡亚明先生作出的。

匡亚明是老一代中共党员，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就是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重点、有系统地对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探讨，去粗取精，加以弘扬和开发，使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匡那里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匡却认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光靠读一些共产主义教科书、小册子，即使读得烂熟也是不够的，还必须"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行。孔子思想就是"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为对包括孔子在内的人类知识财富学习得越少越好的人，按列宁的话说，是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匡亚明认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也离不开和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精华(包括孔子思想的精华)并非格格不入，而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二者虽然相隔两千余年，但历史连续性规律使它们仍带有相通之处。孔子在封建社会提出了大同思想，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这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共产主义与大同思想都强调“天下为公”。马克思讲国际主义，孔子也强调他当时所能认识到的“国际”主义，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尽管表达的方式不同，内容也不相同，但基本精神有相通之处。由此可见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含有真理性或可贵的智慧萌芽，是有生命力的，是可以而且必须做到使之为当前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

上述论断，便是匡亚明在《求索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中表述的基本思想。

匡亚明这种思想使我们想到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郭沫若。五四前后，打倒孔家店的呼声遍于中国大地，而郭沫若却是逆着当时的反孔潮流的。他写道：“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的罪魁、盗丘，那就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了。”“我在这里告白：我们崇拜孔子。说我们犯时代错误的人们，那也由他们吧，我们还是崇拜孔子。”1924年，他甚至写了一篇《马克思进文庙》，假借孔子与马克思的对话，赫然写道：“我们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孔子问：“你的理想世界是怎样的呢？”马克思讲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等，孔子拍手叫道：“你这个理想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我的思想乃至我国的传统思想，根本和你一样，总要先把产业提高起来，然后才来均分。”马克思感叹道：“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

对于孔子，杜国庠、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等都曾明确表示过反对，但郭沫若、匡亚明的态度却表明：尊孔与反孔，并不是区分一个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反孔，也可以尊孔。

公允地讲，大陆的儒学人士，一般都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主流的研究者都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和言论，在大陆也不容否定，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敢太张扬而已。例如，有人这样写道：当代史家"接受唯物史观，并不是基于一种自由的理性批判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所致；并不是出于自己内心的思想需要，而是出于对自身的生存利益的考虑。因而就必然导致了中国史家对唯物史观采取一种投机取巧的实用主义态度，盲目接受、机械运用、死搬教条、胡乱比附、浅尝辄止。……中国当代史家嘴里喊了几十年唯物史观，可恐怕他们连什么是唯物史观都没有真正弄清楚。唯物史观作为一家之言可能是最有力的，可作为包打天下的独家之言肯定是最无力的。"（雷戈《破碎的心镜：中国当代史家的心理障碍分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如此激烈的言论，正反映了许多儒学人士的"灵魂"。

应该承认，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两种自成体系的思想形态，其产生的时代、理论指向均不相同。笼统地一般地将二者混为一谈，显然不合适。但是，形而上学地将二者截然打成两截，不承认两者有相互融通、交叉的内容，也难服人。

只有形而上学，才在绝对对立的两极思维定式中思维。人文现象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其界限模糊。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具有本质差别。亚理士多德的物理学，如果不是专门研究科学史，现代物理学家不会再去顾及。可是，亚理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现代哲学家却不能不有所了解。有了爱因斯坦，牛顿力学就显得"过时"。可是，有了黑格尔，决不意味着柏拉图的过时。莎士比亚的戏剧精妙之极，但那不意味着咱们的关汉卿就不值一文。曹禺不是关汉卿的代替人，而是关汉卿的对话者。同样，有了马克思，决不意味着黑格尔可以像死狗似地撇在一边。有了毛泽东，也不表示孔老夫子就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这些物质文明，是古人所没有见到、甚至无法设想的。但是，这并不表明现代人在精神上就一定比古人“进步”。在人文精神领域，现代人可以比古人更“原始”，而古人也可以比现代人更“现代”。真正的“道”，有其穿越时空的功能。古今不同，中西不同，而人心则一。但是，假如就此而断言儒学比马克思主义高明，那就真真是痴人说梦了！

央视隆重推出了“百家讲谈”栏目，一经播出立刻万人称颂，引起“国学”热的风潮。我却冷眼旁观，并坠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历年来，人们对文人这一特定的群体，是鄙视的，甚至蔑视他们的存在。人们常用“百无一用是书生”“酸秀才”“迂腐”等词来形容文人，就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时代，在统治着的眼里，文人一样是不堪大任的，真正的文人，也会像陶渊明一样，归隐山林。

当今的社会，物欲横流，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文人是被遗忘的一个群体。重理轻文的现象普遍存在，英语比国学重要，数、理、化，比写作重要。因为数，理，化学得好，可以找到好的工作，英语学的好，可以到外企当白领，而国学你学的再好，你又能做什么。于是就是喜欢文学的人，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现在国学热了，热的让人难受。一个所谓的“文人”篡改了历史，英雄变成了败类，卖国者成了爱国者，黑的变白的，一觉醒来，世界已经面目全非。这个“文人”火了，有人视为敢于揭露“真象”的勇士，敢于挑战权威的斗士。还有的“文人”整天说着大逆不道胡话，去迎合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就成家喻户晓的名人了。还有的人，写几首歪诗，经过文痞一煽风点火也名利双名。更有甚者，有人写一些低级趣味的书，美其名曰“身体写作”，媒体竟然大肆报道，此人也能春风得意。人们不是在忙着做学问而是忙着炒作，就连那些大家也争先恐后找熟人，走后门想在电视上露脸。电视台也适应潮流推波助澜，一股热潮汹涌，席卷神州大地。人们惊叹，国学复苏了。

国学真的复苏了吗？我不清楚。我只记得，我最喜欢散文家的余秋雨，现在写的《千年一叹》，失去了过去文章的深度；我只记得，那些上电视的大家们要么在签名售书，要么在各地讲演；我只记得，文人在绞尽脑汁的想出名；我只记得，文人迷失了自我。有人说，那些人不是真正的文人，可是那些进去也曾经写过好作品的人，现在热衷于名利的大家呢？他们不是也在大行其道吗？只要能吸引人的眼球，管它什么东西，只管发表；只要有银子，狗屁文章照样刊行于世，照样可以名扬天下，照样可以赚大钱。潜心修学的人依然没有人去过问，好作品依然束之高阁。我长叹，国学真热呀。

让国学热降温吧。可怜的文人，刚从人们的蔑视中走出，难道又要踏上一个不归路吗？媒体的造星运动还在进行中，你们成为了这轰轰烈烈运动中的小丑，媒体人，包装公司，在数着钞票消费着你，你成为了玩物，成为了傀儡。你还是个文人吗？“非淡泊无以名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要牢记呀。

我衷心的希望国学别热，因为利令智昏。只有给国学一个宁静的空间，国学才能有所发展，才能薪火相传。

在人生的路上，每给人都会犯错，有了错误不要怕，要正确对待它，改正它。

记得我9岁那年，我的妈妈点灯熬油的给我织了一件毛衣和毛裤。你们想想，在大雪纷飞的时候，穿着妈妈亲自织的毛衣，不光身上暖暖的，连心里也美滋滋，暖洋洋的。

到了学校以后，我就把外衣脱了，露出了妈妈给我织的毛衣。“哇——好漂亮啊！是从哪里买的？”同学们羡慕的说，“这是我妈妈自己织的！”我自豪的说。我的好友栗钰涵激动地说：“阿姨织的真好，就像从商店里买的一样！”我情不自禁地笑了笑。

可是，好景不长。第2天上语文课时，只听‘咝’的一声，我的毛裤被椅子上的小尖勾出一个小洞，我想：反正也在裤子上，用上衣遮一下就行了。可我用手摸那个大窟窿时，我心爱的毛衣‘咝’的一声，也被勾了一个小洞。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心想：妈，对不起，我不小心把您给我织的毛衣和毛裤都给弄破了，对不起。我心里难过极了。

晚上回到家以后，我马上换上了我的睡衣，把毛衣和毛裤给藏到衣柜的最下面，我本以为这样就可以瞒住妈妈，可是，我的心就像被一块大石头压着似的。妈妈看到我紧张的走出了房间，关心的问道：“怎么了？不开心吗？”我轻轻地说：“没，没有，没什么。”妈妈一脸关心的问：“不对，你这小妮子肯定有事瞒着我！”我一看瞒不下去了，只能‘坦白从宽’了。妈妈听后，笑着说：“你啊你，老是让我担心，但只要你做一个诚实的孩子，我宁可天天给你织毛衣。”说完，妈妈宠溺地打了我一下。

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做错事就要勇于承担，心里才能坦然轻松。

错误，我想，每个人都会犯，每个人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在漫长的一生中，难免会犯一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不应该使人一生蒙羞，更不应该让你终生失败。可以说，这世界上的人谁没有过失呢?或许，这仅是人生这张纸上的一个错字，只要正确对待，抹去错误，就会重新“发光”的。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伟大的英国文学家莎士比亚，曾是一个十分顽皮的小男孩，把他的老师搞得很头痛。长大后，还犯了一些当时人们认为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这并不防碍他成为一位伟人，留下了那么多传世佳作。以至于到今天，我们还在怀念他。

再好的美玉，总会有那么一点儿瑕疵，高明的雕刻大师，可以因势利导，巧夺天工，制成一件伟大的艺术品。纵观那些由合成材料制成的艺术品，尽管通体似乎没有一点缺陷，但总少了一份灵气，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缺陷美吧!试想一下，如果真有一位十全十美的人，你相信他是“人”吗?不，那一定是“神”。

错误，并不是不可饶恕的，不能正确对待错误倒是可怕的。

我在寻找一种态度，一种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曾经我相信沉默是金，我信仰“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任天空云卷云舒”。青春有多锋利?骄傲与自尊阻断了许多在错误面前低头的可能。

我在寻找一种态度，一种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几多追寻，零零星星的了解，错误就像散落森林的星星之火，可以落地无声，亦可以置万千林木于火海中——是突然相撞后一句真诚的对不起;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狼烟起，美人一笑倾城的悲壮;错误就像下棋，一子错，棋棋错，满盘皆输——是项羽一时仁慈失掉的江山，是苏联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错误就像抛起的硬币，在落地前总会有两种可能——是药剂师不经意的错误而产生的可口可乐，是伏特加偶然制成的俄罗斯金雕;我看到了错误，他时而善良时而阴险，他说要谨慎要乐观要智慧。

我在寻找一种态度，一种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爱上文字，爱上文字里似错非错的语言。白居易一首“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山中”被沈括讽刺道：“既然四月芳菲尽，怎会桃花始盛开呢?”一年后，沈括去山上，果真看到了白居易诗中的景象，便自感当年的错误。亦如苏东坡为王安石续诗曰：“秋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经验有时也会犯错，要在实践中检验事物的对与否。

我在寻找一种态度，一种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这一刻我看到廉颇负荆的诚恳，我看到大将坦然承认错误的勇气，我看到英雄铮铮铁骨后谦逊的一面，堂堂的大将，勇为一错误而折腰，保一方国土，传万世佳话。我走在时代的路上，迎面看到一个人——莫言，没有万众瞩目的头衔，没有诺贝尔奖，只有一颗谦逊的心以及诚挚的道歉与感谢。世界从来都不缺成名之人，成名者是否皆如莫言——敢于承认自己的小错误。我终于明白对待错误首先要敢于承认它，然后是想法改正它，只是那最初、最重要的一步勇于承认，却也最难做到。

我在寻找一种态度，一种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这一路跳着错误走过，我不怕，正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错误不可怕，只怕看不到、听不到，只怕没勇气面对。接受自己的错误，也是在接受进步的自己。

我在寻找一种态度……

想拥有一段精彩的人生，必然要经历无数次的选择。尽管这其中有正确的，有错误的，但这始终也只是一项选择。

面对不同的结果，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做法，有的选择知错就改;有的选择一错再错;甚至，还会有人选择逃避。

至于什么是错，我心中自然是很清楚的。我常告诉自己，不要因为做错了，而不敢再勇敢去尝试。因为，我知道，这样做是懦弱的表现，所以，我选择知错就改的态度去面对所犯的错误。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句名言出自《左传·宣公二年》，我个人是很认同这句名言的。

我认为，这个世上每个人都是平凡人，每个人都会犯错，只要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并尝试去改正，就会得到他人的谅解，然而，这就不再是错了，你已经向对的方向迈进了。

曾经的我，犯下过很多错误，我也不明白是什么力量推动着我，让我有那么大的勇气去面对，去改正。或许，是家人和朋友的鼓励，又或许是自己良心受到了谴责。

我仍记得我的母亲对我说过的那番话，或许就是那番话让我有了勇气去面对错误。

那时的我，感觉自己做什么就错什么，一败涂地，一事无成，心情也因此糟糕透了。无可否认，那时的我，的的确确被千千万万次的错误打败了，也因此一蹶不振。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不愿意照镜子，因为，我不想在镜中看到第二个自己。

日复一日，一向疼爱我的母亲，再也忍不住了，她对我说：“孩子，犯错是人之常情。我也犯过很多错，但是我知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个道理，不能因为犯了一点错，就不敢面对，而选择逃避，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让自己的错误越陷越深，直至无法自拔。孩子，听妈的，勇敢点去面对自己所犯下的错，及时改正，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明白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知道错了还不知道去改。”

这番话虽然很简朴，但我能体会得到那是母亲对我的爱，对我犯下的错的一种包容。无疑，是母亲将我从错误的困境中拉出来的。

我经历的错误，让我对错误有了新的认识，让我懂得了什么是错。对于我来说，错就是在错误的道路上选择坚持，选择一错再错，这无疑不是世间最错的行为。

错误，像隐藏在生命中的污垢，让原本清澈的人生显得肮脏。改正错误，就像一个一个清道夫，将一个个生命河中的污点清扫干净;改正错误，像灵魂的清洁剂，教会我们如何树立优秀丰满的形象;改正错误，像一个灯塔，引领我们走向更宽阔的人生境界。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高祖取张良之谏，大破霸王，赢楚汉，登高位，纳贤士，这是何等的“大风起兮云飞扬”的生命宽度;而项羽却屡屡漠视亚父的冒死直谏，只落得与姬决绝、乌江自刎的悲惨结局，这样一个污点让生命厚度显得微薄了许多。

改正错误，不仅让我们的人生没有污点，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树立了更优秀丰满的形象。博茨瓦纳，这个很有名气的非洲南部国家，以其怡人的气候吸引了众多中国人入住，而中国人也以我们的友好、热情被欢迎。可近几年来，少数几个侨民在博茨瓦纳这个安详的地方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从事建筑业的中国侨民在此占垄断地位，于是在工程建设时便出现了偷工减料的现象，致使中国人的口碑和形象直线下滑。当中国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便一心致力于改正错误，改变中国人形象下滑的现象。《非洲华侨周报》社长创办英文报纸，让当地人全面了解中国人;多做慈善活动，改变了当地主流社会对中国人的印象。面对所犯下的道德错误，我们没有逃避，而是选择了直面和积极改正。改正错误的力量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彰显出来——华人又以一个崭新的诚信的形象生活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改正错误让我们丰满自身形象的同时，对我们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影响。当数年前我们的社会经历了“瘦肉精”、“地沟油”等以食品安全为代表的严重道德滑坡时，群众以犀利的手笔指出了国家质监局和不法商贩的错误。而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些错误正逐个得到回应，并在积极努力地改正着。尽管食品安全的问题任重而道远，但改正错误的力量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我们对食品安全重建信心，对社会道德建设有了更多美好的希冀。

每个人、每个社会阶段都不是完美无瑕的，都有着或多或少的错误潜藏着。错误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拥有直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勇气。改正错误之时，我们将感受到改正错误为我们带来的撼动心灵的力量。

人生这一条路上，每个人都会犯错，犯了错误没关系，只要改正还是个好孩子，我是个5年级的孩子，也犯过错误，下面我和大家谈谈我面对错误的态度吧！

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爸爸妈妈都出去了，我独自一人在家，心想：“今天终于可以好好的吃一顿啦！”我便去厨柜拿了一大堆零食放在桌子上，桌子上还有个玻璃水杯，我正打开薯片的时候，手腕不小心碰到了水杯，只听“咣”的一声，杯子碎了，我吓的直发抖，“怎么办？”我心里不停的闪着这个问号。

于是，我决定将碎片放到一个塑料袋里，并藏在柜子的角落里。

爸爸妈妈回来了，我心中的石头悬了起来，忐忑不安，谁知妈妈一回来就让我倒水给她喝，我知道杯子不在，就对妈妈说：“我———没———找到———水杯”

于是，妈妈第二天又买了个杯子，于是我决定向妈妈承认错误，妈妈并没有批评我，而是对我说：“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勇于承认错误就原谅你了，否测会一错再错，错上加错！”“知道啦，妈妈！”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对这件事我有了一个沉痛的教训——永远不要在紧张的时候处理任何事情。

我学习好，在一次学校评比比赛中，我获得了“学习之星”的称号。我真是好开心啊!

昨天，数学老师上公开课，我想：我是学习之星，做起来一定要比同学快!于是，我就糊里糊涂地做了起来，验算根本不用算，直接抄被除数。校长来检查，检查到我有一题错了，就告诉我。我非常感激校长，就改正了过来。

今天，刚踏进教室，就看见数学老师怒气冲冲的脸。我识相地坐在座位上，想：今天又有人要挨批评了!果然不出我所料，老师数落了几个同学，可是出我所料的是，老师居然连我也数落起来。我只好乖乖的挨批评了。老师说：“你啊，真是太离谱了!居然做错了题目，验算也验错，你的心思去哪儿了?啊?你啊你，是不是翘起尾巴——骄傲起来了啊?校长特地批评了你，说我们班就那么差，连最棒的也那么差。你说，我们班的面子都给你毁了!我当时是羞得头也抬不起来了!”

我听了为之一振。是啊，是我害了大家。那时侯，我不知道自己自责过多少遍了，可我还是无法原谅自己。

是“学习之星”就不能犯错误了吗?这个问题使我一直不安。是啊，人，谁没有过错?难道一定要一生没有犯错误的人才叫最好的人吗?不，不可能!我承认我是错了的，没有认真去做。可校长对吗?我在思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