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航天员刘洋的故事（精彩20篇）

邹市明是奥运冠军，中国男子拳击队48公斤级拳击运动员。今天小编就来分享一下中国“拳神”邹市明的故事，相信各位读者会有兴趣。

我们与他的经纪人李胜谈到钱的问题。没有什么比出场费更能说明一个拳手的地位与价值，“如果国内其他拳击手的出场费在这里的话”，李胜指着自己身前办公桌的位置说，“那么邹市明的位置在这里”，他把手举到齐肩的位置，比刚才那个位置大概高1000px。“国际稍微大牌一点的拳手出场费是百万级别，邹市明还差一点，不过他也快到了”，这个位置，在他的示意里，大约和头顶差不多。“至于那些最顶尖、最顶级的”，他笑了起来，“那就高高高……高到天花板喽”。

李胜并不愿意透露邹市明现在的出场费，不过这个数字并不难查询到：70万美元。而那个“最顶级”的数字，则可以参考今年5月，两位次中重量级拳王的世纪大战——梅威瑟对战帕奎奥，梅威瑟出场费1.8亿美元，帕奎奥也在1亿美元以上。1.8亿美元是什么概念?把C罗、梅西、老虎伍兹这三位的2014年全年收入加在一起，就差不多了。

拳击是一个巨大的赚钱机器，这个赚钱机器一旦转动起来，它之后的效率与疯狂，简直让我们瞠目结舌。而我们的顶级拳击手邹市明，距离天花板的距离是——1.8亿美金减去70万美金，仍然约等于1.8亿美金。

在1.8亿这座大山之前，似乎70万美金的成就根本不值得一提。就像在喜马拉雅山的8848米之前，泰山的1532米，大约可以称之为平地。然而拔地而起制造一座泰山也是一件殊为不易的事情，这里面有个人天赋，也有时代因素。所谓时也运也。

这篇稿件将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最具天赋的中国拳手，他是如何被国家选择，成为这个项目上无可争辩的第一人。然而他又是如何为了国家这个使命，放弃了更多可能性——他原本极有希望成为千万美元先生，但在此刻看来，这个目标已经迢迢而不可及，甚至连百万，都仍需要继续努力。

一场万众瞩目的比赛

让我们从一场失败开始讲述这个故事。

这是邹市明迄今为止的最后一场比赛，时间是今年3月7日，地点是澳门威尼斯人赌场里的金光综艺馆，对手是泰国拳击手阿泰·伦龙。如果这场比赛获胜，邹市明将获得个人职业生涯中的首条金腰带——金腰带是拳击这个行业的至高荣誉，唯有金腰带获得者，才有资格获封拳王。

这是一场被迫不及待策划出来的比赛，整个行业都在等待邹市明取得成功，获得拳王称号，然后他将唤起中国人在拳击这项运动上的民族热情，拳击将在中国迎来暴风骤雨式的快速发展阶段，金钱就此滚滚而来，再然后，理所应当的，所有人都可以在这狂欢的盛宴中分得一杯羹。

WBA(世界拳击协会,国际四大拳击组织之一)为了让邹市明早日参加这场比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提高了邹市明的世界排名。拳击的排名并不像足球网球这样的项目，有着明确的排名计算规则，除了比赛成绩之外，其他因素的考虑也被计算其中。而邹市明的排名提高，在专业人士眼里，显然属于暗箱操作，国内《拳击与格斗》的执行主编贾春天就毫不讳言，“他在职业拳击中显示的实际成绩并不突出，还给得这么高，是对现有职业拳击规则的一种破坏，是完全的例外。”

邹市明的美国TOPRANK推广公司为了这场比赛也是煞费苦心。这是邹市明参加的第七场职业比赛，仅仅通过六场比赛就能获得世界拳王挑战权，同样可以说是闻所未闻。但因为邹市明的中国奥运冠军身份，和对未来中国市场的预期，他前进途中的所有红灯，都被手眼通天的推广公司清扫一空。

对手同样也是精挑细选。在四大拳击组织的拳王里，WBA、WBO双料拳王埃斯特拉达，WBC拳王冈萨雷斯难度更高。IBF拳王阿泰·伦龙是最容易对付的，他与邹市明一样，也是从业余比赛转到职业比赛，拥有着显而易见的弱点。在过去两人的三次交锋里，邹市明输了第一次，赢了后两次。为了说服阿泰·伦龙参加这场人人希望他输的比赛，组织者付出了高额的出场费。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最著名的拳台主持人Michael Buffer被请到了现场，再次证明了这场比赛组织者的不惜血本。Michael Buffer本人就是拳击比赛重要程度的最佳代表，过去几十年里，拳坛所有的重要、经典时刻，他都在场。随着他那句带着颤音的已经被注册成商标的“Lets get ready to rumble(让我们轰然向前)”，这场万众瞩目的比赛开始。

第一回合在双方小心翼翼的互相试探中结束。第二回合，邹市明主动出击，用一套组合拳蹭倒了泰国人。然而优势并没有持续多久，第三回合面对邹市明的进攻，伦龙使出泰拳中的招式，用手肘夹着脖子将他凌空摔倒在地。尽管裁判随即提出了警告，观众席上也一片嘘声，但邹市明明显被摔懵了，这一回合结束后，他径直走向了对方的休息区，经伦龙提醒才面无表情地闷头走回去。

情况急转直下。一直到12回合打完，邹市明再也没能夺回主动权。对方经验老道，精于躲闪，让他的拳头无处可落，甚至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给他以反击。观众席上，“邹市明，揍他!”“邹市明，加油!”的喊声先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急，然后渐渐沉寂——眼看胜利无望，不少拳迷选择了提前退场。

最终，三位裁判一致宣布邹市明以111：117的点数不敌对手，冲击金腰带失败。

那些仅仅出于朴素的爱国主义而观看球赛的观众，难免对这个结果有所意见。不过在专业人士眼里，邹市明这场输得并不冤枉。无论是数据还是场面，泰国人都牢牢占据着优势。

关于这场失利的后果显而易见。他的赞助商之一安踏早已经为他提前准备好了“我的时代”纪念T恤，因为他的意外失利，这些T恤全部积压无法销售，或是捐赠或是销毁，提前买好的报纸宣传版面也都白费了心机。

邹市明并没有迎来他的时代。

梦圆与梦碎

这大约是一个令人难过的开头，英雄在距离他人生最璀璨的皇冠前止步倒下，而他通往这个皇冠的道路，本就是在商业之手操纵下的速成之路，这让这个故事听上去并不是那么光彩。

然而邹市明的人生故事，原本可以不是这个讲述方法。

在关于这篇稿子的周边采访里，记者向接触到拳击这个行当所有从业人士们提出过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喜欢拳击”?答案五花八门，经纪人李胜认为拳击就像哲学，而另外一个现担任WBO裁判的前职业拳手陶振东，则认为拳击最迷人的地方在于一个拳手必须不断的自我突破。

不过，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二十年前刚刚接触拳击的邹市明，他一准儿什么也说不出来。那个时候，拳击在国内被认为是一项过于残忍的运动，因此被禁了28年。直到邓小平在北京第三次接见世界拳王阿里，一句“多来中国带带徒弟”才让禁令解冻。在总书记的规划中，这次解禁兼具体育和政治意义：在奥运会比赛中，拳击有十几个级别的比赛，这意味着，这项运动有十几块金牌和几十块奖牌的可能性。

这是1986年，这一年邹市明5岁，他的拳击天赋尚未被发掘，在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小县城里，他是一个那么不起眼的小男孩，不仅生得瘦小，还性格懦弱，甚至经常被女同学欺负。他的父亲是一名技术人员，母亲则是一名教师，深信棍棒教育的成效。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像其他男孩一样追逐打闹，最好只是安安静静地学习读书，将来做一个文化人出人头地。她的期望很快就落空了，邹市明除了体育成绩不错之外，文化课成绩一塌糊涂，为此邹市明没少挨打。在课堂里实在坐不下去的邹市明央求父母送自己去体校——对于一心望子成龙的母亲来说，这个选择几乎有着某种放弃的意味。

在体校里，他接触到了拳击，几乎是立刻就迷上了，“转到体校以后，我就觉得任何动作我都领会得比我的同伴要快，我的每一次进步都比他们快。”训练条件差也觉得不是问题，他陷入了一种疯狂的痴迷的热爱。

二十多年后，邹市明坐在腾讯娱乐的记者面前，仍然感激自己当年与拳击的相遇。“我小时候非常瘦小，差不多可以说是弱不禁风。性格也比较老实，做什么都是唯唯诺诺的样子。我妈经常说我，你是个没出息的孩子，长大以后怎样怎样。接触到拳击以后，这给了我很多自信和快感。”他又补充道：“我现在回忆，我都热血沸腾，如果没有这份执着和爱，我不会20年每天都做一件事，坚持到今天。”

别无所有，除了天赋。打拳的邹市明是另外一个人，体校和家之间是当地最热闹的马路，每天放学，他要么像燕子穿越丛林一样穿过人群，练习灵活的步伐和闪躲，要么坐在公交车里，把车窗上流动的影子视为假想敌，练习出拳的灵敏度。他不再唯唯诺诺，而是敢于挑衅对手，他果断坚毅，出拳迅猛，那个在小学教室里被女同学欺负的瘦小男生一去不返。

但光有天赋毫无意义——还得拥有被国家需要的价值，才可能得到发光的机会。1997年，他入选贵州省拳击队，1999年，他又被选入国家队——作为陪练。邹市明并没有接受自己陪练的身份，训练中他处处琢磨对手的特点，2000年全国拳击锦标赛预赛，邹市明一举击败由他陪练的种子选手，成为了国内48公斤级的“黑马”，也摆脱了陪练的命运。天赋成了使命，他逐渐成为了中国拳击冲击第一块奥运奖牌的希望所在。

身高1米64，体重48公斤。这个体重对于女性来说，都能算是维持得不错的身材。邹市明维持了这个体重很多很多年——拳击比赛的级别以体重区分，48公斤是奥运比赛的最轻级别，也是中国最容易取得突破的级别，于是邹市明被牢牢按死在这个体重上，和维多利亚秘密的模特一样，长期与自己成年男性的胃口以及体重秤做寸土不让的搏斗。

但别无选择。2004雅典奥运会上，邹市明得到了一枚铜牌。与此同时，他的天赋也被职业拳坛所看到，曾一手打造阿里、福尔曼、泰森、霍利菲尔德等世界顶级拳王的美国拳击最知名推广人唐·金把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递到他面前，他看上了邹市明敏捷的出拳，“只要你签个字，我带你进职业拳坛，这100万就是你的了。”

哪个拳手能不向往职业拳坛呢?就像哪个演员能抵挡得住库布里克这样导演的召唤?哪个裁缝不想登上巴黎时装周?那是理想所在、激情所在，也是财富所在。但邹市明没签。他很清楚，必须用奥运金牌才能为自己从这个体制“赎身”，铜牌什么也不是。那年他23岁，他把所有赌注，都推到了下一个四年上。

从雅典回国后，邹市明和教练张传良双双将手机尾号换成了2008，包括他的车牌号。他披着金色的披风拍照，躺在金色的床单上入睡，还把金牌的照片下载到手机里，不时看一眼。

2008年8月24日，那个奥运金牌梦实现了，邹市明在领奖台上“哭得一塌糊涂”。

几天后，邹市明再次哭了。

在国家拳击队场前所未有的豪华庆功宴上，邹市明脖子上挂着中国的第一枚拳击奥运金牌，笑容满面地接受在场所有人的祝贺和敬酒，心里一遍遍默念着准备好的致辞：“谢谢领导对我这么多年的关心和支持，我做到了，从今以后我可以放心地去完成我自己的梦想了。”

但这番话胎死腹中。领导赶在他前面开了口：“市明呀，我们不能只在家门口拿一个冠军，要是下一届丢了就是昙花一现，我希望你再坚持一下——市明呀，我们是国家培养的，我们是中国的党员呀，我们还是党员。”酒杯送到面前，他来不及反应，条件反射地接过来一饮而尽，然后偷偷别过脸去，“心情就完全没有了”。

梦圆与梦碎，就隔了几天的时间而已。

失败的习惯

那个时候，唐·金仍然在等他。从他23岁到27岁，虽然唐·金不无遗憾的认为，邹市明已经错过了一个职业拳手的黄金年龄，但仍然有一搏之力，未来仍然有机会摘取金腰带。

但……但，再一个四年?

差不多也是在那几天，隔壁的国家网球队，李娜向网管中心主任孙晋芳发出了“最后通牒”：不给自由就走人。她在“出走”两年后被劝说归队，并在四年后的北京奥运会上获得了女子单打第四名，这是当时中国网球在奥运会女单项目上的最好成绩。

为了避免顶级球员的流失，抑或帮助她们挖掘自身潜力(就像后来被证明的那样)，孙晋芳推出了石破天惊的“单飞”政策，允许李娜和其他三名球员在仍需为国家队和省队效力的情况下，自己找教练，并制定训练和比赛计划。尽管她们需要自行承担出行、训练和教练的费用，但仅需上缴个人收入的8%到12%，而非之前的65%。这被视为李娜挑战举国体制的一次重大胜利。

但邹市明从来都不是一个叛逆者。这个小时候就被女孩子欺负的拳击运动员，在拳击台之外的世界，性格都相当内敛与温和。作为贵州迄今为止唯一的奥运冠军，他沉默咽下了这个“再打四年”的指令，“我反过来一想，算是拳击改变了你的命运，国家给你这么多年的支持，才能有今天这样的舞台，所以说我再坚持一届，一届，四年。”但这个指令仍然让他郁郁寡欢，在其后的两年里没有参加任何世界大赛，只打了一届全运会和一届亚运会。他用这种沉默隐忍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不甘。最终还是恩师张传良说服了他。“他说，如果你实在练得不开心，那就算了，我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但我把你的技术打造得这么细致、这么刁钻，你突然不练了，我真的觉得很可惜。”

邹市明承认自己吃软不吃硬，“被需要”这一点打动了他。“我一咬牙，不就两年吗?第二天我就去跟领导说，我要做三件事：结婚，生孩子，拿金牌。然后我就结婚，生孩子，拿金牌。”两年后，一岁零一个月的轩轩在伦敦看到邹市明拿下了奥运金牌，“我觉得还蛮圆满的”。

那四年过得是如此身在曹营心在汉，他被全面监督着为下一块金牌奉献出全部，“我都31岁了，门口给装了个监视器，每天看我去哪儿了，10点钟回房没有。真的，这就是个牢啊。”在奥运会决赛的前一天，李胜去探班邹市明，他向记者回忆，“市明一看见我又开始说奥运完了要转职业，我说，你先把明天的金牌拿下来再说。”伦敦奥运会的最后一天，一岁零一个月的轩轩在现场见证了爸爸第二次成为奥运冠军。

从伦敦回来，邹市明立刻打了一份退役报告，想了想，又打了一份辞职报告——当时他还兼任贵州体工大队副队长的职务，如果不出意外，十年后也许会成为某地方体育局的局长，大部分时候坐在办公室里喝咖啡，偶尔下基层视察项目。这些对于一个想要保持安逸又体面的生活的人来说相当重要，但对于一个从小搬着小板凳坐在黑白电视机前梦想着拳王金腰带的拳手来说，根本什么也不是。“这是我的生活吗?这是我的工作吗?”邹市明不敢想象。他很清楚一个奥运冠军下面拉着多长的利益链，但他不想再这么活了。恰如在记不清哪一次庆功宴上，他抄起脖子上的金牌看了一眼，发现绶带上都起了毛球，往旁边一瞄，另一位奥运冠军的金牌带子已经从鲜红变成了绛红，他顿时觉得不能忍受：“揣个金牌到处骗吃骗喝，这种生活太没有意思了。”

半年后，邹市明和妻子冉莹颖一人一个行李箱，奔向拉斯维加斯。2013年4月7日，他击败了墨西哥选手瓦雷祖拉，职业首战获胜。这一年他32岁，创下了奥运拳手转职业的最大年龄纪录——阿里18岁成为奥运金牌获得者，同年角逐职业拳击;霍利菲尔德22岁拼得奥运铜牌，同年签了职业拳击合同;德拉霍亚19岁荣膺奥运冠军，同年迫不及待地踏入职业赛场。

推广公司知道该怎么说话才能引起中国这个并不热爱拳击的市场的关注，所以教练罗奇会说，“邹市明职业初期好于帕奎奥，我认为邹市明会成为下一个帕奎奥”，很巧，帕奎奥也是罗奇的弟子之一。有必要介绍一下帕奎奥的传奇人生，他出生于菲律宾的一个贫困家庭，少年的时候开始在马尼拉凭借打黑拳来养家糊口，在这个伤亡无数的地下世界里，帕奎奥活了下来，并且被美国经纪人发现，带到了美国，然后就是火箭般的崛起。他从最次轻量级(49公斤级)打到次中量级(69公斤级)，一共获得过8个级别的金腰带，创下了拳坛记录——拳击的含金量和体重成正比，体重越大，就意味着出拳更加有力，比赛更好看，选手也就更有商业价值。

罗奇的这句“好于帕奎奥”在中国媒体上被频繁转载，人们似乎真的开始认真期待起另外一个亚洲拳王的冉冉升起。不过，读者并没有同时获知，帕奎奥第一次参加职业比赛的时候，才刚满16岁，20岁时就已经拿到了人生第一条拳王金腰带。

年龄不是桎梏邹市明未来发展的唯一因素，还有一个因素是——习惯。有人把邹市明在职业拳坛上取得成绩的意义，等同于姚明在NBA，李娜在四大网球公开赛，或者丁俊晖在台球一样——这样的对比看上去相当合理，然而实际上则远远低估了邹市明的难度——无论是NBA还是CBA，奥运会网球比赛还是四大公开赛，篮球和网球的比赛有着一致的规则，胜负也有着统一的标准。姚明不会到了NBA之后，自己过去的经验完全被推翻，曾经被认为是杀手锏的技术动作变成了错误的坏习惯。但从奥运拳击到职业拳击，区别就是这么大，几乎是从“画圆形”变成了“画方形”。

对于一个拳击爱好者来说，奥运拳击几乎全无观赏性——比赛规则充分保护拳手，身上防护齐全，击中便可以算做得分，不用考虑有效重击和对手受伤害情况，只打三个回合而职业拳击最多可达十二回合。采访中，前职业拳手陶振东轻蔑地对记者说，“看奥运拳击还不如去看击剑比赛，不就是为了看谁的点快吗?”

在长达13年的奥运拳击手训练中，邹市明已经养成了自己的习惯。这套习惯为奥运而生，由他的恩师张传良结合中国武术而设计，但对于职业拳击来说，这套习惯几乎是处处破绽。比如防守中，邹市明习惯于放低手架，以获得更为灵活的转身和步伐，但同时这也让他的头部更多地暴露给对手。同样出于得分的目的，他习惯于击打高位，对对手腹部、肋部的击打以及勾拳的使用频率非常低，防守架位也很高，这样的打法既没有杀伤力也影响身体的旋转，同样，不容于职业拳坛。

也许邹市明的确是一个天赋高到可以射下太阳的运动员，但他已经对着自家后院的那棵柿子树练习了13年的瞄准拉弓射箭，然后再来试图射日，这真是太困难了。

而他的确怀抱着那么强烈的射日梦想。过去、现在、未来，都是。

制造速成拳王

从体校接触这项运动开始算起，邹市明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在拳击上感觉挫败过。

转战职业刚开始的感觉还不错——那种整个世界都在加紧制造一个中国拳王的氛围，让当事人自我感觉甚为良好。2013年2月，乘坐TOPRANK公司安排的私人飞机和加长林肯，邹市明在“超土豪”的阵仗下抵达拉斯维加斯。“你想想，拉斯维加斯啊，整个城市都是灯火通明，晚上比白天还漂亮，我们飞得又低，哎呀。”邹市明眼角上扬，沉浸在回忆中，“觉得这就是梦想的地方”。在妻子冉莹颖的叙述中，这种幸福感还要更强烈一点，“从窗户往外看，那个星星就在你旁边，那么大一颗，好像伸手就可以抓住。”

未来的教练罗奇在酒店门口等他。罗奇是WBC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培养过多达 27 位世界冠军，好莱坞巨星米基·洛克和篮球明星大鲨鱼奥尼尔，想学拳击的时候也是拜入他的门下。这位神奇教练，是邹市明的公司为他尽快登基所开的支票之一。

两年后，罗奇这样评价自己的这个中国弟子，“当我第一次接触邹市明的时候，我真的很兴奋，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进步非常快，在与布赖恩·维拉利亚这样出色的选手对抗中，居然也可以压制、甚至主宰比赛，我甚至认为他可以在任何时间获得冠军头衔。”但是，一旦到了真正的比赛，“所有业余拳击的东西、所有我想从他身上剥离舍弃的东西，全都回来了。不只是一半，而是这一切都回来。”

2013年10月，邹市明随帕奎奥前往菲律宾进了一次训练营，而他与教练的关系也到了紧绷阶段。“虽然翻译没译出来，但我能从他的表情、语气和手势感受到他的愤怒。”罗奇甚至对邹市明说过“go home”，妻子冉莹颖回顾，“这可不是让他回房间休息，而是让市明回中国算了”。经纪人李胜也记得，当他去菲律宾看望邹市明的时候，两人长谈到深夜，邹市明情绪低落到差点哭出来。

“邹市明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也训练过很多业余拳手，但是他们都没有像邹市明这样打过3届奥运会，所以他的很多习惯确实很难改变，不过从第一场职业比赛开始，他到现在已经进步了很多。”最柔软的时候，罗奇会这么说。最激烈的时候，罗奇会对邹市明说“fuck”，在邹市明的第六场职业赛里，因为邹市明无法贯彻教练要求他尽快KO对手的要求，老教练爆了粗口，这一幕被摄像机拍下。

连过去的吃饭习惯都不对——在国家队的时候，每餐饭只允许吃到半饱的邹市明可没有想过，这样的饮食习惯会成为他转成职业选手后的遗毒。如今他被要求补充营养，狂上强度，而他却咽不下蛋白粉，胃打不开，这导致了营养跟不上去，肌肉练不出来。至于像帕奎奥那样升重升级别?怎么可能。

邹市明不得不付出加倍的努力。为了改动作，他在房间挂了一个弹力球，“半夜睡着，一想到动作，马上爬起来做”。这样的训练强度加上推广公司为他精挑细选的对手，他以火箭速度冲刺到金腰带挑战赛——梅威瑟成为职业拳手的时候才19岁，推广公司为他安排了18场比赛，经过充分的锤炼后，才让他走到金腰带挑战赛的位置。

但谁都知道邹市明时间不多了。TOPRANK的老板阿鲁姆一方面欣喜于邹市明在中国掀起的拳击热潮，“邹的比赛在中国有3亿观众，超过了超级碗在美国的观众三倍，围绕着一个民族英雄来推出一个项目，这种机会可不是每天都有的”，但另外一方面，他也深知时不我待，“我会请求邹再打几年，不过我猜肯定打不到20场比赛。”

所以一切不得不以速成的方式展开。

但速成或许可以造就一个拳击话题明星，却难以造就一个真正的金腰带拳王。

在邹市明输掉了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场金腰带挑战赛之后，国内媒体出现了尴尬的沉默，但在国外，人们不留情面得多。著名拳击专栏作家托马斯·豪泽尔在《太阳报》的专栏里，标题简单直接地写道“邹市明被高估了”。

罗奇说，“我们没有对他的这种打法做好充分的准备，我的比赛计划被强奸了。因此，我们必须回到体育馆，使邹市明变成一个技术更全面的拳手。”

但邹市明何时才能成为一个技术更全面的拳手?他下一次挑战该级别世界冠军将是什么时间?对手是伦龙还是其他三大拳击组织的拳王?……要不，降级别试试?

邹市明甚至并没有回到体育馆——他来参加《爸爸去哪儿》了。几个月的时间内，五对父子辗转陕西、云南、新疆乃至澳大利亚的八个村庄，完成节目组设置的层层生存任务，并通过电视屏幕将自己的生活展现在观众面前。他做了很多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只是没有再打比赛，8个月过去了。

年轻的时候邹市明周末不用训练，在宿舍里睡觉的时候，经常会幻想，如何给自己拿了金腰带之后设计一系列的庆祝动作，要酷，要炫，要帅气，要个性。

现在他说自己已经不太想了，“越靠近的时候，就觉得越难，可能是需要实现的东西太多了。”

虽然邹市明并不承认，但参加《爸爸去哪儿》了，对于职业陷入困境的他来说是一种逃遁，然而这样的逃遁终有期限。节目中有一期，他与妻子冉莹颖都画了老妆，两个人执手相看泪眼的时候，邹市明再次提到了拳击，“也许我们多年以后，都老成这样，但我们也别忘了现在的追求，拳击也许是我的追求，我希望我的人生再去为它搏一次，我答应你，就一次。”

无论邹市明做出怎样的选择，妻子冉莹颖一直在背后给予支持。无论邹市明做出怎样的选择，妻子冉莹颖一直在背后给予支持。

最壮丽与最残忍的运动

拳击的魅力到底何在呢?对于生活在中国这块拳击贫瘠土壤上的人们来说，这个问题可能并不容易理解。但在欧美，这项运动的名人粉丝可真不少，福克纳与海明威一生都互相看不顺眼，然而他们都热爱拳击。诺曼·梅勒觉得这项运动里有一种文字所不能描绘的壮阔，他曾写道，“我一生中看到过很多壮景，而当一名拳击手挨到重拳却岿然不倒，溅起的汗珠和血滴瀑布水雾般从天而降，我彻底被这项勇敢的运动征服了，我现场见证了最壮丽的场面。”

不过这血色诗意，可能恰好是中国人难以接受它的原因之一。李胜总结，中国体育界长久以来有一个“隔网”的概念，隔着网的、不与人直接冲突的项目如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总能出奇制胜，“刘翔100米跑不过别人，放两个跨栏在中间，拼技术，就赢了”，主要靠“斗心眼儿”的业余拳击也是如此——“孔夫子的性格决定了我们血液里几千年沉淀下来的DNA就是避免冲突”。职业拳击则不是，要的就是硬碰硬，180到200公斤的重拳打在人身上(健康男子一般情况下的出拳力量是40公斤，李小龙生前接受过测试，快速出拳的作用力是181公斤)，瞬间肿胀、出血、倒地，乃至再也爬不起来，扔出一条代表投降的白毛巾，胜者则高举双臂，接受观众狂热的欢呼。

而一个拳击手，要在一生中，一次又一次的，用脑部去接受180公斤重拳的击打。每一次击打都可能会在45岁以后跳出来报复这具肉体：邹市明的偶像阿里得了帕金森，颤颤巍巍;他的教练罗奇得了帕金森，颤颤巍巍;他的亲戚，一名爱好拳击的体育老师，也得了帕金森，颤颤巍巍。

始终无法爱上拳击这项运动的冉莹颖，一直活在这种巨大的不安全感里。在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她留下了脐带血，说万一邹市明将来帕金森了可以用。“哎，你说她想这个干嘛”，在曾经的采访中，他叹着气对记者说。

如果不是怀着巨大的热爱，这项运动很难坚持到底。然而在中国，哪怕是有着十二分的热爱，愿意为此冒着十二分的风险，坚持这项运动仍然是太困难了。

“中国的职业拳击是脱节的，只有几个最顶级的选手，下面就没了”，李胜说。现在他和他的公司正在做一项叫做“拳力联盟”的职业比赛，“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让很多好的拳击苗子有比赛可打，把这个体育项目做起来。”

“你是怀着责任感在做这件事吗?”记者问。

他一愣：“不，这是生意。”

但对于李胜来说是生意的事情，对邹市明而言，却是使命所在。他见过太多师兄、师弟、同辈迫于无奈放弃拳击，文化成绩好的考上公务员去做特警，更多人分散在超市、酒店、停车场做保安，挣着微薄的薪水。曾经的同行现在已经变成了两种人，“一种是羡慕我吧，自尊心强，不好意思。他们有做苦力的，有做打手身体冒险的，有灰色收入的，没什么尊严。练了这么多年，没打出来，只有卖一身力气。还有一种，会找我借点钱啊，请我去他们那边单位走一走，看几眼啊，那样他们就能在单位里抬起头来，少被欺负，有点地位。”邹市明告诉记者。

就在接受腾讯娱乐采访前一个月，他的一个师弟被人杀死了。师弟也是贵州人，退役后摆了一个路边摊卖凉粉，结果在夜晚的一场街头斗殴中丧生。

冉莹颖是趁邹市明不在时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她说，在他面前“不能提”。“这个事发生以后，他跟我说，我能够实现什么?这个拳台上之前是没有中国人的，那我就代表我们中国人，黄皮肤，黑眼睛，拿一个金腰带，让全世界对我们中国人刮目相看。还要推广拳击文化，做一个连锁的拳击馆，让这帮师兄师弟们有饭吃，不用去看场子、当保镖、拿灰色收入，要让他们堂堂正正、体体面面地过日子。”

“他转职业拳手之后，让很多人看到了一条路，这个市场开放了嘛，原来很多想放弃的或者已经退役了的选手，都回来打职业比赛了。”牛忠杰对腾讯娱乐记者说。

2006年，17岁的牛忠杰进入贵州省拳击队，在贵阳清镇市与国家队一起训练，偶尔能看到从训练馆走出来的邹市明。“那时候他已经拿到奥运铜牌和世锦赛亚军了，都是第一块啊，我们小孩子只有膜拜的份，一直膜拜到他拿了两块金牌。”

牛忠杰的业余拳击生涯算不上辉煌，只打过一些市级、省级比赛。体制内比赛选拔严苛，每省每个级别只能报一个人，换句话说，只有省队的第一名才有资格参加全运会，有机会拿奖牌、奖金、荣誉，其他人永无出头之日。

2013年再次落选全运会后，牛忠杰走了一条折中之路：他一边保留着队内身份，一边在上海帮朋友经营拳馆，打算“从拳台一线转向幕后推广”。直到“拳力联盟”在上海举办，他跑去看了两场比赛，感觉“这个市场好像起来了”，于是又回到了拳台，目前已经在“拳力联盟”超轻量级选手中排名第一，并且接受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正式采访。

被问及“接受采访的感觉如何”，牛忠杰笑了：“感觉挺好的。以前没有人关注我嘛，现在有机会出来讲讲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些回忆，蛮好的。”他今年26岁。

非常艰难的，但仍然有一些人发芽了。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和邹市明有关——无论是受他的奥运拳击生涯影响，还是受职业拳击生涯影响。

这是一个热爱牺牲故事的国家，我们是一个重视意义的民族。记者将邹市明的故事说给身边很多人听，问他们觉得这个故事如何，答案基本可以分成这几类，“我不了解拳击，但我尊重邹市明在奥运会上给中国带来的荣誉”;“职业拳击在中国哪有什么人看，还是奥运金牌的意义大”;“我坚定的认为，如果不是邹市明获得了两次奥运金牌，那他现在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不是吗?那些所有的，理想、努力、牺牲、挫败?

邹市明可能没有想过这些。比起金腰带，如今他对自己职业生涯更大的期待是：安全落地。他说：“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你，没有跟你打招呼，不是我不尊重你，是我看不见你了。”

提及林徽因，大多数人立刻会联想到徐志摩对她的念念不忘，以及她惊人的美丽。其实，太太的客厅与龙门阵或许才是林徽因生命中异常重要的关键词，它们记录了林徽因这个女子在时代之殇中四溢的才情与坚韧的担当，因之构成林徽因生命的底蕴。

太太的客厅，一直在纸上。在文学史或文化史中，便可按图索骥。它在林徽因和梁思成两进院子的里院北房，院内植有高大的马缨花树和葳蕤的丁香树，于是这个房间便既安然静好，又暗香浮动。它的窗台不高，林徽因喜欢的梅花、泥塑小物以及沙发还有墙上的字画就都能被日光照拂抚慰。在其西北角，“三屉两头沉”的小书桌上，那些文字正安安静静地站在毛边纸边上，等待那个眉头微蹙的温润女子穿过意义的森林，经由遣词用句，把它们铺张成诗歌或是小说。

客厅在平日总是异常安静但又思潮暗涌笔耕不辍的，否则便难以解释那么多的成果从何而来，诗歌六十多首、散文十篇、小说六篇，译文一篇和未完成的剧本一部，以及中国古建筑研究的相关论文等等。文化史中那个集文学家、舞台设计师、建筑师为一身的林徽因正在生成。她从此因为这些艺术创作和建筑研究而风华绝代。

既是林徽因这样一个女子的客厅，便往来无白丁。平日的静寂似乎只是为了蕴蓄能量，等待每周六下午的雅聚。也说不清楚这样的雅聚是如何开始的，总之是林徽因一家住到总部胡同以后。来的都是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教授，谈笑有鸿儒，专业无限制：政治学家张奚若，物理学家周培源，艺术史家邓以蛰以及逻辑学家金岳霖，作家沈从文等等都是座上客。虽然他们各有心游万仞之力，但因是在“九一八”后，话题更多围绕的却是时局。如李健吾所言，是“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话题”——指点江山，其实是谈天说地的内核。即便是在西式的沙龙聚会中，这些留欧美知识分子始终关注的也依然是中国的社会人生。所以，当很多人看到林徽因那惊人的美丽，就以为“太太的客厅”开张下去凭借的是林徽因的个人魅力，既是小看了林徽因，更是低估了那些参加雅聚的现代知识分子，哪怕这雅聚中有终身倾慕林徽因的金岳霖。真正的原因是，“感时忧世”是中国文人的宿命，就必然亦是在乱世将他们维系起来的纽带。

当然，林徽因的才华与大度也是聚拢沙龙的重要原因。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就曾回忆，林徽因聊天的话题“从诙谐的逸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这是一个怎样宽阔的女子啊，她的诗意有了这种宽阔做底，才会令那么多具有现代思想的学贯中西之士激赏，不曾、不敢也不会观赏。

提携后进也是这雅聚的题中之义。萧乾、李健吾、卞之琳等等，都在由林徽因带入沙龙后谱写出更璀璨的生命华章，正像萧乾回忆，林徽因以及周围那些知识分子的肯定和鼓励“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一鞭”，这让“太太的客厅”总是保持着清新与活力。

太太客厅的聚会随着20世纪抗战时局的紧张而风流云散，国难当头恐怕是这个意气相投的沙龙解体的重要原因。此后“太太的客厅”成为传奇。而传奇里，总是裹挟着因为以讹传讹而面目全非的故事，但却不曾妨碍它的深邃迷人。

因为日寇入侵，林徽因从总部胡同搬出。从此，她也结束了一生中最为惬意的时光。这是主动的放弃，既不愿做亡国奴，那就只有一走了之。这也是那个时代北平很多文人的选择，他们汇成一股南下的洪流，试图将一座毫无文化，也必然因为缺乏文化而毫无生机的空城留给入侵者，同时在西南重建未来与希望。对林徽因来说，南下是有风险的，因为她的肺病不曾好过，战乱时期，颠沛流离对一个肺病患者来说意味着生死未卜。但她恐怕更知道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境遇下，她和万千个他们必然一路漂泊，毫无畏惧。

南下入蜀，太太客厅的雅致不再。物资拮据到典当度日，缠绵病榻也成了生活的大部分构成。但这一切都被林徽因坦然接受。她提着瓶子打油买醋时镇定自若，在和左右的乡亲摆龙门阵时巧笑倩兮。除了把太太客厅的生命热情带到了蜀地，随她而至的还有担当。当整个民族承受灾难时，这个病弱的女子静静地捧起属于自己的沉重，不叹息也不埋怨。她甚至回绝了费正清劝他们到美国治病的邀请——祖国正在难中，便必然会共赴国难。她举重若轻地穿过那些必然异常艰难的岁月，如同承接雪花的飘落。所以当儿子梁从诫问母亲林徽因事态最坏的打算时，这个妈妈淡淡说着的是，中国读书人总是有一条老路的，那就是门口的扬子江。这一切不过是水到渠成罢了。其实刚烈就像一柄尖刀，一直静静地躺在那块色彩斑斓质地坚韧的丝绸下面，于乱世中护其周全。尖刀和丝绸都知道，它们看来互不关联，实则互为表里，是此生此世再也不可能分离的一个结合体。再若不堪，尖刀就会刺破丝绸，是宁为玉碎的意思。战争和疾病，这些时代之殇不曾摧毁林徽因的刚烈，反而将其彰显出来，时人和后人于是看到一个女作家异常坚硬的生命质地。

（1）战国时赵国的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一忍再忍廉颇的寻衅羞辱，他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大境界，终使廉颇幡然醒悟，从而给世人留下“将相和”的千古美谈。

（2）三国时，诸葛亮初出茅庐，刘备称之为“如鱼得水”，而关、张兄弟却未然。在曹兵突然来犯时，兄弟俩便“鱼”呀“水”呀地对诸葛亮冷嘲热讽，诸葛亮胸怀全局，毫不在意，仍然重用他们。结果新野一战大获全

胜，使关、张兄弟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诸葛亮当初跟他们一般见识，争论纠缠，势必造成将帅不和，人心分离，哪能有新野一战和以后更多的胜利呢？（3）刘秀大败王郎，攻入邯郸，检点前朝公文时，发现大量奉承王郎、侮骂刘秀甚至谋划诛杀刘秀的信件。可刘秀对此视而不见，不顾众臣反对，全部付之一炬。他不计前嫌，化敌为友，壮大自己的力量，终成帝业。这把火，烧毁了嫌隙，也铸炼了坚固的事业之基。

（4）唐朝谏议大夫魏征，常常犯颜苦谏，屡逆龙鳞，可唐太宗站得高，以宽容为怀，把魏征看作是照见自己得失的“镜子”，终于开创了史称“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

（5）武则天时代的宰相娄师德以仁厚宽恕、恭勤不怠闻名于世。司马光评价他“宽厚清慎，犯而不校”。凤阁侍郎李昭德骂他是乡巴佬，他笑着说：“我不当乡巴佬，谁当乡巴佬呢？”当时名相狄仁杰也瞧不起娄师德，想把他排挤出朝廷，他也不计较。后来武则天告诉狄仁杰：“我之所以了解你，正是娄师德向我推荐的。”狄仁杰听了惭愧不已。（6）吕蒙正初入朝堂时，有一朝士指着他说：“这小子也参政？”吕蒙正装着没听见。而与吕蒙正同列的人却几次让吕蒙正追问那个人是谁，吕蒙正不允，说：“若知其姓名，怕以后不能忘记，所以还是不问的好。”吕蒙正后来终于成为北宋的宰相。

7．丘吉尔的风度（宽容是一种人生境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全民大选中，丘吉尔落选了。他是个名扬四海的政治家，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英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胜利的英雄。对于他来说，落选当然是件极狼狈的事，但他坦然对待。当时他正在自家的游泳池里游泳，这时秘书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他：“不好！丘吉尔先生，你落选了！”不料丘吉尔却爽然一笑说“好极了！这说明：我们胜利了！我们追求的就是民主，民主胜利了，难道不值得祝贺？朋友劳驾，把毛巾递给我，我该上来了！”真佩服丘吉尔，那么从容，那么理智，只一句话，就成功地再现了一种极豁达大度宽容的大政治家的风范！还有一次，在一次酒会上，一个女政敌高举酒杯走向丘吉尔，并指了指丘吉尔的酒杯，说：“我恨您，如果我是您的夫人，我一定会在您的酒里投毒！”显然，这是一句满怀仇恨的挑衅。但丘吉尔笑了笑，挺友好地说：“您放心，如果我是您的先生，我一定把它一饮而尽！”妙！果然是从容不迫，不是吗？既然您的那句话是假定，我也就不妨再来个假定。是的，这就是宽容！一种大智慧！一种大聪明！8．国马与骏马的故事

有人骑一匹国马（指平时养于民间，战时由国家征用的马），另一人骑一匹骏马，两人一路同行。骏马咬伤了国马的脖颈，国马血流如注，但若无其事，行走自如。后来骏马回到家中，草不吃，水不饮，浑身颤抖。国马的主人说：“它大概是为咬了国马而羞愧，我把国马牵来，劝劝它就好了。”国马奔来后，用鼻子亲近骏马，和骏马同槽共食，不到一个时辰，骏马就恢复如初了。故事虽小，却揭示了天地间动人的品德，那便是宽容。宽容，即原谅他人一时的过错，不锱铢必较，不耿耿于怀。9．宽容是无声的教育

法国19世纪的文学大师维克多?雨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仙崖禅师门下有一位学僧晚上经常爬出院墙外出游乐。这一天，禅师夜里巡寮，发现墙角有一张高脚凳，知道了有这回事，就把凳子移开，自己站在原先放凳子的地方等候学僧归来。深夜，学僧游罢归来。他不知道凳子已经被移走，一跨脚就踩在了禅师的头上，下地后看清是禅师，惊慌得深深低下头去。禅师像没那回事似的，反而安慰道：“夜深露重，小心着凉，快回去休息吧！”这件事悄悄发生，悄悄结束，禅师也没有提起，但全寺一百多个学僧从此再也没有夜游的了。禅师宽容了他的弟子。他知道，宽容是一种无声的教育。【优美语段】

垂钓，是一项独具魅力的娱乐活动，古往今来，不少名人乐此不疲。

✦ 说道古代钓鱼名人，当然是首推姜太公，姜太公钓鱼的故事已是流传千古。

晋人诗人陶渊明隐居时，垂纶养性，怡然自得。有一次，他得知好友郑次都钓鱼去了，便立即赶了去，拿起鱼竿垂钓，并赋诗曰：“郑叟不合，垂钓川湄，交酌林下，清官究微。”

唐代大诗人李白喜欢钓鱼，他常“闲来垂钓碧溪上”。一次，他到安徽贵池游览，钓兴大发，坐在河畔江祖石上，垂纶碧流，潇洒脱俗，怡然自得。相传，著名的太白钓台正缘于此。

唐代诗人张志和被贬官隐退时，垂纶江湖之上，相传十年不归，自称为“烟波钓徒”，正如他在《渔歌子》中所流露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唐代大诗人柳宗元是位垂钓高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寥寥几笔，勾画出了一幅寒江独钓的画卷，表现出诗人浓厚的钓鱼兴趣，可谓是垂钓近痴的写照。

宋代的陆游晚年一直以垂钓、创作为乐，一生作钓鱼的诗词有七百多首。他是一位夜钓高手，时常“江边有月夜投竿”。陆游还谙熟傍晚和雨后钓鱼，有诗曰：“日落苔矶闲把久，雨余篷舵乱堆蓑。”

明太祖朱元璋爱好钓鱼，不过钓技太差。一次，他携才子解缙去钓鱼，可过了好长时间，还没有一条鱼上钩，朱元璋面露愠色，解缙灵机一动，献了一首诗曰：“数尺丝纶落水中，金钓抛云永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顿使朱元璋由嗔转喜。

明代江南才子唐伯虎是一位寄情烟波的钓客，从他的作品中便可见一斑，“烟水孤篷足寄居，日常能办一餐桌。问渠勾当平生事，不弄纶竿便读书。”

清代乾隆皇帝爱好旅游和垂钓。他下江南时，曾先后在杭州西湖、扬州瘦西湖钓过鱼。至今，瘦西湖中还留有乾隆皇帝的钓鱼台。

叶剑英元帅与钓鱼有着不解之缘，曾留下“轻波垂钓叟，昔日弄潮童”的名句。一九八三年，中国钓鱼协会成立，叶帅担任了协会名誉主席，为推动我国钓鱼运动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在中华大地这个历史舞台上，上下五千年中来去匆匆走过了许多位风云人物。秦始皇就是在这个历史舞台上留下了重重脚印的一位。他从父亲秦庄襄王手中接过了秦国先公先王传下来的统一六国事业的接力棒，奋力拚搏，终于跑到了终点，建立了一个空前统一的秦帝国。

秦始皇在中国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树立起一块新的里程碑，其功绩是伟大的。但是，秦始皇横征暴敛，农民被迫把收获物的三分之二上交赋税，还要负担沉重的遥役，被征去修阿房宫、陵墓、筑长城达200多万人。秦始皇的暴政，给自己种下了覆灭的恶果。

Going South by Driving the Chariot North

Once a man wanted to go to the south, but his carriage was heading north. A passer-by asked him:"If you are going to south, why is your chariot heading north?" The ma answered, "My horse is good at running, My driver is highly skilled at driving a carriage, ad I have enough money."The man didint consider that the direction might be wrong; the better his conditions were, ther further he was away from his destination.

The idiom derived froim this story indicates that ones action was the opposite effect to ones intention.

南辕北辙

从前有个人要到南方去，他坐的车子却向北方行驶。过路人说：“你去南方，车子怎么向北行驶呢?”他回答说：“我的马很能跑路，我的车夫驾车的技术也很高明，加上我又带了充足的路费。”这个人没有考虑到，方向弄反了，他的条件越好，离他要取得地方就越远。

后来人们就把这个故事概括为“南辕北辙”。比喻一个人的行动和他的目的正好相反。

我国的老革命家吴玉章，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年轻的时候，他到日本留学，在一所学校里读书。1904年元旦那天，学校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挂出来庆贺，可是没挂中国国旗。吴玉章气愤极了，带着中国学生找到校方负责人，提出抗议说：“为什么不挂中国国旗?学校如果不道歉，不纠正错误，我们就罢课，绝食。”

校方不满意地说：“平日我们对你那么好，你家经济困难，我们不催你缴学费，还发给你零花钱，你为什么带头反对学校?”吴玉章严肃地说：“学校对我 好，我很感谢。但是挂旗这件事是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不能不誓死力争啊!”校方只好承认了错误。

10年以后，吴玉章已经成为一个革命家了。有一次出国，他坐在日本的轮船上，正好又赶上1914年元旦。船上挂起万国旗庆贺，可仍然没挂中国国旗。

吴玉章记起10年前的那件事，痛心地想：祖国贫弱，政府无能，被外国人瞧不起，挂国旗也想不到中国!可我是中国人，能眼看祖国的尊严受到伤害却视而不见吗?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领船上的中国同胞向船长提出抗议。船长见中国人这样爱国，又这样心齐，慌忙赔礼道了歉。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汉族，籍贯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生于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桓洞镇鄂家村张家窝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国民革命军将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中国近代着名爱国将领。

1920年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先于奉系军中担任要职，“皇姑屯事件”之后，他继任为东北保安军总司令，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坚持“东北易帜”，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后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陆军一级上将。西安事变后遭蒋介石父子长期软禁。1990年恢复人身自由，1995年起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10月14日病逝于檀香山，享年101岁。

张学良积极主张抗日，反对内战，曾同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外，他风流倜傥，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人称“少帅”，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也成为一段佳话。

One day, Zhuang Zi went to pay his respects to Ai Gong, King of the State of Lu.

一天，庄子去拜见鲁哀公。

Ai Gong said:

哀公说:

"There are many Confucian scholars in our country, but very few study your Taoist doctrines."

“我们鲁国有很多儒生，但是学习你道家学说的人却很少。”

Zhuang Zi retorted:

庄子反驳说:

"The actual situation is not like what you said. In fact, there are very few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State of Lu."

“情况不是您说的那样，事实上儒生在鲁国很少。”

Hearing this, Ai Gong replied by asking a question:

哀公听了，反问说:

"How can you say there are very few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State of Lu, when all the people in the state wear the clothes of Confucian scholars?"

“鲁国上上下下，都穿着儒生的衣服，怎么能说儒生少呢?”

Zhuang Zi said:

庄子说:

"I hear that Confucian scholars who wear round-shaped hats understand the weather and climate; those who wear square-shaped shoes understand geography; those who wear colourful jade can make prompt decisions in dealing with matters. But people who really have the particular kind of knowledge do not necessarily wear the very kind of clothes, whereas those who wear the very kind of clothes do not necessarily have the particular kind of knowledge. If you think what I said is wrong, you can issue an order to the whole country: `Anyone who does not understand Confucian doctrines but wears Confucian clothes will be sentenced to death without exception. Try and see what the result would be."

“我听说，头戴圆形帽的儒生，能够知晓天时;脚穿方形鞋的儒生，能够通晓地理;身佩彩色美玉的儒生，理事决策，能够当机立断。不过，真正有这种学问的人，不一定穿这种服装;而穿这种服装的人，不一定懂得这种学问。您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通令全国:‘凡是不懂儒学而穿儒服的人，一律判处死罪。’试一试，看看结果会怎样?”

Ai Gong did issue such an order. Five days later, to his surprise, no one in the country dared to wear Confucian clothes any longer. Only one man wearing Confucian clothes stood outside the palace gate. Ai Gong immediately summoned him and inquired of him about state affairs. As expected, this man answered the questions readily and fluently, clearly and logically.

哀公真的颁布了这样一道命令。五天以后，全国居然没有敢穿儒服的人了。只有一个男子汉，身穿儒服，站在宫廷门外。哀公立即召见他，并用国家大事考问他。这人回答起来，果然应对自如，头头是道。

Zhuang Zi said:

庄子说:

"The State of Lu is the native place of Confucianism, but there is only one Confucian scholar. How can you say that there are many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State of Lu?"

“鲁国是儒家的故乡，但是只有一名儒生。这怎么能说鲁国儒生很多呢?”

宋濂小时侯 喜欢读书，但是家里很穷。也没钱买书，只好向人家借，每次借书，他都讲好期限，按时还书，从不违约，人们都乐意把书借给他。

一次，他借到一本书，越读越爱不释手，便决定把它抄下来。可是还书的期限快到了。他只好连夜抄书。时值隆冬腊月，滴水成冰。他母亲说：“孩子，都半夜了，这么寒冷，天亮再朝抄吧。人家又不是等这书看。”宋濂说：“不管人家等不等这本看，到期限就要还，这是个信用问题，也是尊重别人的表现。如果说话做事不讲信用，失信于人，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又一次，宋濂要去远方向一位著名者请教，并约好见面日期，谁知出发那天下起鹅毛雪。当宋濂挑起行李准备上路时，母亲惊讶地说：“这样的天气怎能出远门呀?再说，老师那里早已大雪封山了。你这一件旧棉袄，也抵御不住深山的严寒啊!”宋濂说：“娘，今不出发就会误会了拜师的日子，这就失约了;失约，就是对老师不尊重啊。风雪再大，我都得上路。”

当宋濂到达老师家里时，老师感到地称赞说道：“年轻人，守信好学，将来必有出息!”

大司马是楚国的官员，有一位专为他造剑的工匠，尽管有80来岁，但打出的剑依然锋利无比，光芒照人。

“您老人家年事已高，剑仍旧造得这么好，是不是有什么窍门？”大司马赞叹老匠人高超的技艺。

老工匠听了主人的夸奖，心中有些不自在，他告诉大司马：“我造了一辈子剑，我在20岁时就喜欢造剑。除了剑，我对其他东西全然不顾，不是剑就从不去细看，一晃就过了60余年。”

大司马听了老工匠的自白，更是钦佩他的献身精神。虽然他没有谈造剑的窍门，但他揭示了一条通向成功的道理。他专注于造剑技艺，几十年如一日，执着的追求使他掌握了造剑工艺，进而达到一种高妙的境界。有了这样的精神，哪有造剑不是又锋利又光亮的道理！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精湛的技艺，丰硕的收获，事业的成功，都是靠专心致志终身追求而取得的。

一、宋庆龄诚实守信的故事

一次，妈妈给小庆龄讲了“自食其言”的故事：春秋战国时，鲁哀公的身边有一个重臣叫孟武伯，他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说话不算数。因此，鲁哀公对他很不满。一天，哀公举行宴会招待群臣，孟武伯和哀公的宠臣郑重也参加这次宴会。孟武伯向来不喜欢郑重，在宴会上借机出郑重的洋相，便问道：“郑先生怎麽长得越来越胖了?”哀公听到后，便插嘴道：“一个人常常吃掉自己的诺言，当然会长肥呀!”在座的大臣一听就知道哀公并不是批评郑重，是在暗中指责孟武伯说话不算数。

妈妈的故事是教育她说话要算数，要谨守诺言。对此小庆龄铭记心间。

一个星期天，宋耀如准备带着全家去朋友家作客，孩子们大都穿好了礼服就要出发了，只有宋庆龄仍在钢琴前弹奏着那动听的旋律。

母亲喊道：“孩子们快走吧，伯伯正等着我们呢!”

听到妈妈的喊声，宋庆龄立即合上琴盖，跑出房间，拉着妈妈的手就走，刚迈出大门，突然又停住了脚步。

“怎麽呀?”一旁的宋耀如看到庆龄停住了脚步，不解地问道。

“今天我不能去伯伯家了!”庆龄有些着急地说。

“为什麽不能去，孩子?”倪桂芝望着女儿说。

“妈妈，爸爸，我昨天答应小珍，今天她来我家，我教她叠花。”庆龄说。

“我原以为有什麽非常重要的事情呢?这好办，以后再教她吧!”父亲说完，便拉着庆龄的手就走。

“不行!不行!小珍来了会扑空的，那多不好呀!”庆龄边说边把手从父亲的大手里抽回来。

“那也不要紧呀!回来后你就到小珍家去解释一下，并表示歉意。明天再教她叠花不也可以吗?”妈妈说。

“不!妈妈，您不是常说要信守诺言，我答应了别人的事，怎麽可以随意改变呢?”宋庆龄不停地摇着头说。

“我明白了，我们的罗莎蒙黛是一个守信用的孩子，不能自食其言是吗?”妈妈望着庆龄笑了笑，接着说：“好吧，那就让我们的罗莎蒙黛留下吧!”

宋耀如夫妇放心不下家中的小庆龄，在客人家吃过中午饭，就提前匆匆地回到家中。一进门，宋耀如高声喊道：“亲爱的罗莎蒙黛，你的朋友小珍呢?”

宋庆龄回答说：“小珍没有来，可能是她临时有什麽急事吧!”

“没有来，那我的小罗莎蒙黛一个人在家该多寂寞呀!”倪桂芝心疼地对女儿说。

“不，小珍没有来，家中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仍然很快活，因为我信守了诺言。”宋庆龄辩解道。

听了小庆龄的话，宋耀如夫妇满意地点了点头。

二、从小心怀祖国

1908年,宋庆龄15岁。这一年,她被父母送到美国留学,进了佐治亚洲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大学。宋庆龄是个文静而爱沉思的女孩子。她学习非常勤奋,尤其是想到将来要为穷苦的祖国人民做事时,她就更加刻苦地学习。

有一次,班里要讨论历史方面的问题,她认真地收集资料,认真地思索,做了充分准备。

宋庆龄小时候的故事

在讨论会上,一位美国学生站起来发言。他说：“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难以估计的,你们看,那些所谓文明古国,譬如亚洲的中国,已经被历史淘汰了。人民的希望在欧洲、在美洲。在我们这里。”

这时,坐在前排的宋庆龄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她紧缩双眉,耐心地听者美国同学的发言。那位同学刚讲完,宋庆龄就站了起来。教室里立刻静下来了,宋庆龄显得有些激动,但她仍然用柔和的声调说：“历史确实是在不断变化的,但它永远属于亿万大众。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没有被淘汰,也不可能被淘汰。有人说中国像一头沉睡的狮子,但它决不会永远的沉睡下去。总会有一天,东亚睡狮的吼声将震动全世界!因为它有广阔的土地,勤劳的人民,悠久的历史,富饶的物产,有无数革命志士,为了它的振兴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大家交口称赞：“说得好,以理服人。”“这些话多么有力量!”

宋庆龄虽然身在国外,但她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内的情况,她常对同学说：“我不能忘掉中国,我对祖国充满了理想和希望!”

有一次,班里要讨论历史方面的问题,她认真地收集资料,认真地思索,做了充分准备。

宋庆龄小时候的故事

在讨论会上,一位美国学生站起来发言。他说：“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难以估计的,你们看,那些所谓文明古国,譬如亚洲的中国,已经被历史淘汰了。人民的希望在欧洲、在美洲。在我们这里。”

这时,坐在前排的宋庆龄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她紧缩双眉,耐心地听者美国同学的发言。那位同学刚讲完,宋庆龄就站了起来。教室里立刻静下来了,宋庆龄显得有些激动,但她仍然用柔和的声调说：“历史确实是在不断变化的,但它永远属于亿万大众。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没有被淘汰,也不可能被淘汰。有人说中国像一头沉睡的狮子,但它决不会永远的沉睡下去。总会有一天,东亚睡狮的吼声将震动全世界!因为它有广阔的土地,勤劳的人民,悠久的历史,富饶的物产,有无数革命志士,为了它的振兴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大家交口称赞：“说得好,以理服人。”“这些话多么有力量!”

宋庆龄虽然身在国外,但她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内的情况,她常对同学说：“我不能忘掉中国,我对祖国充满了理想和希望!”

朱德同志不仅告诫全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而且自己始终如一地保持克勤克俭，清正廉洁。凡是同他有过接触、了解他的人，没有不被他的精神深深感动的。

厨师邓林回忆：“一般人认为朱老总是中央领导，吃饭是特灶，标准一定很高。可实际上，老总、康大姐和我三个人加起来的伙食费平均每月都不过五十元，就是按当时的标准，也勉强称得上是中层干部的水平。平时，如果饭菜剩了，朱老总不让倒掉，下一顿还要接着吃。有时来了客人，就嘱咐我添一两个简单的菜，从不铺张。”

朱老总经常对邓林说：“我不让你每天做大鱼大肉，不是怕花钱，主要是要养成俭朴的习惯，一切从六亿人民出发，生活上不要太超乎老百姓水平之上。”

There was a man in the State of Song who had an impatient disposition. Day and night he longed for the seedlings in the field to grow tall and strong quickly. But the seedlings grew very slowly,not as quickly as he hoped.

宋国有个人，是个急性子。他日日夜夜盼望田里的秧苗快快长高长大。可是，秧苗长得很慢，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长得快。

One day, he hit upon a good idea. He sneaked to the field andpulled each seedling up a little bit from the soil. Seeing that all these edlings in the field were taller than before, he felt very pleased with himself.

有一天，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自己睁哨地跑到田里，把每一棵秧苗都从泥土里往上拔高了一些。看到田里的秧苗都比原来高了，他心里感到乐滋滋的。

He went home. Though all worn out, he told the members of his family happily:

回到家里，他虽然筋疲力尽，但是非常高兴地告诉家人说:

"I worked for a whole day today. How tired I am! But the seedlings in the field have grown a lot taller."

“今天，我干了一整天，好累啊!不过，田里的秧苗倒是长高好多了。”

When his son heard that the seedlings had grown taller, he hurried to the field to take a look. Oh, what a mess!Instead of growing taller, the seedlings had all started to wither.

他的儿子听说秧苗长高了，连忙跑到田里去看。一看，可糟啦!不是秧苗长高了，而是秧苗都开始枯萎了。

中哈边境新疆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黄昏，是一种空旷而孤寂的美。

当橙红色的日轮坠向辽阔的地平线，草原深处的凉意渐浓，黑夜张口吞噬大地，形影相吊的白杨昂首坚挺，流连淡淡的夕照。

踏着彩霞的余辉，草原的牧民们挥鞭赶着牛羊，从萨尔布拉克草原毗邻边境线的春秋牧场迁移到别处的夏季牧场。

一望无垠的草原只剩下了76岁的魏德友和他的100多只羊。守边了半个多世纪，这位有着32年党龄的老党员习惯了孤独的生活。

用木条插上了羊圈的门，魏德友回到自己居住的土房，一骨碌躺到了床上。门外羊圈里时不时传来一两声低吟。除此之外，草原寂寂，四野悄悄。

流动的岗哨

萨尔布拉克草原地势平缓，边境线缺少天然屏障。除了哨点的边防军队，护边员的巡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牧民们搬走后，草原变成了“无人区”，发生偷越境的概率相对较大。塔城裕民县边防大队政委叶尔那说。

魏德友是主动选择留下来的。过着“家住路尽头，放牧就是巡逻”的生活。

每天的清晨或傍晚，魏德友要来回走8公里的牧道去边境线，看有没有人员经过的痕迹，到牧民留下的房子查看情况。

几个月前，3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往边境方向走，魏德友扯着嗓子、一路小跑，在铁丝网跟前截住了他们，劝他们离开。

半个多世纪来，魏德友义务巡边近20万公里，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千余人次，堵截临界牲畜万余只，未发生1起涉外事件。

“这是我和战友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我要守到自己动不了的那一天。”魏德友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边境最危险的工作就是放牧。魏德友说，他和守边牧民坚持通过放牧的方式捍卫领土，与手握钢枪的外国士兵面对面也不曾后退。

1973年，魏德友骑马沿着没有边境设施标记的“争议区”放牛，发现一架飞机在上空盘旋。等到飞机离开后，他在盘旋区域内寻觅可疑迹象，发现两串朝向境内的脚印，向连队汇报展开地毯式搜索，最终可疑的人退回到边境线以外。

年逾古稀的魏德友仍没有“退休”的想法。有一次巡边遭遇暴风雪，迷失方向的他被困5个多小时。儿女担心父亲的安危，央求他回家养老，但一直没能说动。

魏德友的妻子刘京好告诉记者，对边境，魏德友有割舍不下的感情，一天不到边境看看，就感觉少了点东西。

“现在走了，以前不就白守了”，魏德友说完向着羊群小跑一阵，像是示意记者：自己身体还硬朗得很。

50台收音机

魏德友脖子上总挂着1台黑色收音机。这是两年前赶集的时候花80块钱买的。收音机掉漆的地方锈迹斑斑，坑坑洼洼的摔打痕迹记录着岁月的磨砺。

对这个不抽烟不喝酒的老人来说，收音机是除妻子刘京好之外的另一个“老婆”——放羊的时候，巡边的时候，种菜的时候，机子不会离身。

“除了睡觉，其他时候都开着。”草原上信号不稳定，只能搜到4个台，但有新闻、能听歌，魏德友已经知足了。

草原风大夹带着沙土，收音机特别容易坏。从1964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六一团兵二连屯垦守边至今，魏德友整整用坏了50台收音机。

记新疆老党员魏德友的护边生涯：西陲戍边半世纪 我伴寂寞守繁华

资料图：听收音机是魏德友老两口唯一的消遣方式。

年代不同的50台收音机，是魏德友52年守边历史的见证。

1964年，24岁的魏德友响应号召，从北京军区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30多名战友远赴万里之外的茫茫戈壁屯垦戍边。

紧接着，他从老家接来刘京好，在边境安下了家，养育了儿女。

半个多世纪以来，昔日战友陆续告老还乡，边防战士一茬接着一茬，就连世世代代住在草原的牧民也都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定居点。而魏德友却选择留下来，独自生活在空旷的草原深处。

几十年来，老两口很少外出，想孙子孙女了，就让他们过来住上几天。

他可以过得更好

孤零零矗立在草原的土坯房，就是魏德友简陋的家。

用报纸糊的“天花板”已经泛黄，1张木头桌子歪扭地立在坑洼的泥土地面上，家里只有4张凳子，来人多了只能坐床上。

房子里没有通常照明电。窗台前6伏功率的太阳能发电机每天只供两个灯泡的简单照明和手机充电;除了收音机和手电筒，房里再也看不到其他电器。

夫妇俩吃的米面需要小女儿翻越几十公里牧道才能送进来，喝的是门口井里打出来又咸又苦的盐碱水。

十年如一日，魏德友和老伴就过着这样的苦日子。而原本，他们可以过比这好得多的生活。

从兵团退休的时候，魏德友每月能领到将近3000元的退休工资，加上妻子刘京好的2000元，足够老两口安享晚年。

魏德友在连队有1套房子，但至今他也没有去住过1天。

前几年，刘京好感染了布鲁式杆菌。这种寄生在生羊肉的病菌发作起来会导致发高烧、浑身疼痛。刘京好时常要到城里的医院住院，留下老伴一个孤零零守边。

魏德友在连队放过牛羊、喂过猪，退休后还替别人打工代牧过。魏德友的手一次粉碎草料的时候被卷进了机器里，拔出来后10个手指头都血肉模糊，露出了白骨，右手食指只剩下了半根。

艰苦的生活和不幸的遭遇，从未让魏德友退缩过。“只有守在这里，心里才踏实。”这个信念一直植根在这名老党员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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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布拉克的兵团人家

魏德友，九师一六一团退休职工。今年(2014年)74 岁的他，与妻子刘京好常年居住在裕民县额敏河畔的萨尔布拉克(中国、哈萨克斯坦边境中国第173号界碑向东5 公里处)，放牧巡边。粗略算来，1964 年至今，他在边境线走了18 万公里，堵截数万牲畜越境，劝返上千临界人员，责任区未发生一起涉外事件。

一

10 月1 日清晨，萨尔布拉克飘起了大雨。中等身材、略显黑瘦的魏德友，穿上雨衣，背着望远镜、收音机，拿起羊鞭，从土屋里走出来。

满头白发的妻子叮嘱他：“越是天气不好，越要警惕坏人在边境搞破坏，更要注意安全，听见没!”

“知道了!你一个人在家也要小心，有情况别忘了及时给边防站打电话。”牙齿没剩几颗、张口透风的丈夫也提醒妻子。

雨雾里，只见一位腰不弯、背不驼的老人，赶着一群羊缓缓行走。他不时站在高坡上举起望远镜观察。走走停停，在不知不觉中走出了十多公里。夕阳拱出云雾时，他才赶着羊群往回走。

当他回到土屋旁，妻子赶紧吆喝着羊群进圈，牧犬从旮旯里蹿出来，摇头摆尾地跟着主人爬上屋后山坡，陪他完成当天最后的一项工作——到后山坡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魏德友以“放羊就是巡逻”的方式，向兵团60 华诞献礼。

月牙在星空缓缓升起，土屋周围寂静空荡。

在微弱的灯光下，魏德友夫妻俩面对面坐着，收听收音机里播出的新闻。

第二天是重阳节。可对这对老夫妻来说，除多了儿孙们电话问候外，一切将照旧。

我问魏德友，这样做到底图了个啥。他说：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兵团职工，只是在放牧中顺便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刘京好略带埋怨地接茬了：“你呀!一头扎进兵二连50 年没挪窝。

以前，这是咱一六一团的地界，守边、护边没得说。后来，这里划给地方当牧场了，兵二连没了，咱们都变成了外来户，现在却成了这里唯一的人家。别人退休后，都到城里住楼房、打牌下棋，过悠闲日子，你倒好，74 岁了还当护边员!”

二

魏德友的戍边情结，与刘京好所提及的兵二连密不可分。

50 年前，24 岁的魏德友与30 多名北京军区集体转业军人，风尘仆仆地走进一六一团兵二连，一个地名叫作别尔齐的地方。

当时的连长张万台说的话魏德友到现在都还记得：“1962 年，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导致成千上万的边民在‘有边无防’的状态下，裹挟牛羊，从咱们这一带逃往苏联。兵团派武装民兵第一时间在此地建立哨所、执勤点。我们新组建的兵二连，来到这里执行‘代耕、代牧、代管’任务，就是为屯垦戍边而来，就要用‘南泥湾精神’创建新家园。兵团人永远是一个兵!”

钟爱戎装的魏德友听了这番话心里也好受多了，他舍不得这身军装，“兵团人永远是一个兵”，他庆幸自己选择了兵团。这之后，他还从山东老家把扎着大辫子的刘京好接到别尔齐的地窝子里结婚成家，使艰苦的日子有了许多温情。

从此，“家住路尽头，种地是站岗，放牧是巡逻”成了魏德友日常生活的写照。他与兵二连的干部职工一起，每天放牧巡逻，与战友一起在辖区西巴里坤、萨尔布拉克、额敏河南畔，构筑了长达20 公里移动的界碑，用生命守护着祖国的领土。

魏德友神色凝重地回忆说：“1969 年，边境事件频发。我参加了一六一团‘ 铁牛队’行动，在塔斯提河南岸紧握钢枪与苏军对峙了三天三夜。在萨尔布拉克巡逻，不时与苏军擦肩而过，时时都能闻到火药味。一六一团人就是以这种方式冲在边境争议区最前沿。”

那个时期，边防斗争最激烈、最危险的工作要数放牧了。魏德友请缨到萨尔布拉克担任了牛群组组长，拖儿带女地住进了萨尔布拉克小溪旁的半地窝子里。

“搬来的那年，大女儿不足三岁，儿子还在吃奶，我央求他说，萨尔布拉克冬天封路，雨天道路泥泞湿滑，孩子又太小了，能不能不去!可他一口回绝说，不行!这事没商量!实在不行你留在连队，我一个人去!”刘京好边说边无奈地摆手摇头。

一年冬天的一天，天空飘着雪花。魏德友身背七九式步枪，骑马在沿着没有标记的争议区放牛。忽然，听到一阵轰鸣声，抬头看见一架飞机在上空盘旋。他迅速隐蔽观察，气温只有零下30 多摄氏度，魏德友趴在雪地里一动也不动，死死地盯着盘旋的飞机，他心想，如果飞机胆敢向境内飞越就用枪射击，可飞机绕了好多圈又飞走了。他立即在飞机盘旋区寻觅可疑迹象，结果发现了几串大脚印。他快马加鞭地向连队奔驰，报告这一情况。通讯员吹响了民兵集结号，连长率民兵对可疑区域进行地毯式搜索直至天亮。

兵二连戍守的边防线上，到处都留下了魏德友放牛巡逻的足迹。他经常劝返临界人员，受到团场、连队的表彰，生产连年上光荣榜。他入了党，还被九师党委授予劳动模范称号。这也是他人生最风光的时期。

三

1981 年兵团恢复建制以后，兵二连所属地交给了裕民县管辖。由此，兵二连百余户人家、300余口老少，分批陆续撤离了屯垦戍边20 年、“绿荫环绕，瓜果飘香”的家园。1984 年，一六一团牛群被拍卖，魏德友也要从兵二连搬迁至别的连队工作了。他却出乎意料地选择了停薪留职，买了3头牛、20 只羊，在全团率先发展养殖业。说到底，他就是不愿离开兵二连。

说来也巧，时任辖区边防站连长的白松找到魏德友说：“老朋友，你既然决定不走了，我想把用于改善战士生活的羊群交给你。还有，牧民搬走后这里成了荒凉的无人区，即便是牧民搬回来，牛马羊在没有边境设施的状况下易造成涉外事件。你有戍边经验，请你当护边员，行不?”

魏德友一口应承下来。没想到，他为堵截临界牲畜而损失惨重。在一个深夜，牧犬汪汪叫，魏德友穿衣起来，发现羊群已被赶出羊圈，打着手电收拢竟然少了36 只。还有一个雾天，有人趁魏德友不备冲散羊群，又丢了80 只羊。夫妻俩把孩子反锁在家里，在狼嚎声声的山野里寻找，结果在山坳里找到了惨不忍睹的羊尸。其中，边防站的羊也丢了30 只，他掏钱买羊补上。

妻子哭着说：“咱们还是搬家吧!”“哭什么?

越是这样越不走，哪怕是一只羊都没有了，我也要守在这里。”他坚定地说。

后来，白松连长把边境前沿的一片区域指定为魏德友的放牧巡边区域，配发了“义务护边员”

袖章和一架望远镜。从此，魏德友只要在责任区兜一圈行程就不会低于15 公里。

魏德友在放牧巡边中，几次差点丢掉性命。

一次，猛烈的暴风雪吹得天昏地暗，致使他迷失了方向。生死攸关，他以常规判断，顺西风移动兴许有一线存活的希望。于是，他赶着羊群在风雪中艰难前行，寒风刺透皮大衣，衣服被冻得像盔甲般越来越重。天黑了，风雪依旧，眼看筋疲力尽了，他看见了微弱的亮光。幸亏口袋里装了一把应急电筒，他竭力地向亮光方向不停闪光，边防官兵才把他给救了。

四魏德友为边防站放羊15 年，没有要一分钱的放牧费。边防站官兵看魏德友居住的半地窝子眼瞅着就要坍塌了，老兵复员前，为他家盖了一幢新土房。这里也被官兵称之为边防站的“夫妻哨所”。

更让人感慨的是，兵二连原来的党支部早在1984 年被撤并了，而魏德友几十年里没落下一分钱党费，有时托人代缴，有时亲自到30 公里外的团组织科缴纳。过不上组织生活，他就到边防站与兵娃娃们一起学习，更多的是从收音机里聆听党的声音。他说：“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努力做一个与党员身份相符的人。”

按说，魏德友完全可以雇人放牧落得个轻松。刘京好说：“省钱只是一方面，最主要是他放心不下这里，他老说，万一边境有个风吹草动这辈子就算白守了。每天不去溜一圈，不拿望远镜望一望，睡觉都不会踏实!”

古稀之年，身体的毛病也多了起来。前年，魏德友突发轻微脑梗，妻子雇人临时放牧，把他送进了医院救治。没两天妻子被他赶回家。他也像丢了魂一样，病情稍有好转就坚决要求出院了。魏德友有老胃病，犯病时疼起来有时在地上打滚。

为治病，夫妻俩常从收音机里获得“保健品”的信息，花了不少积蓄邮购，还说“效果不错”。孩子们埋怨，辛苦钱都撂进去了，还犟着不走，图个啥啊!

儿女们央求父母回山东安享晚年。魏德友拒绝说：“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等干不动了再说吧!”

前年，女儿魏霞在团部为他们买了楼房，魏德友说：“等哪一天身体真的不行了再搬家吧!”

无奈，魏霞决定从山东回来。她说：“哪怕是我去萨尔布拉克接他们的班，放牧守边，延续他们的念想，也要让父母到城里养老!”

2003 年仲夏，中、哈两国边境界桩、围栏、国防公路等设施在魏德友眼皮底下贯通。兵二连人曾舍身捍卫的争议地界尘埃落定。魏德友成为兵二连唯一见证这一庄严时刻的人。他激动地抚摸着中国第173 号界碑，流下了悲情的泪水。

如今，在萨尔布拉克，就剩下了魏德友一家人。30 多年来，魏德友再苦再难也没有向组织申请过一次照顾，有的人已经淡忘兵二连了，甚至忘掉了那里还住着一户兵团人家。魏德友告诉我，时间久了，他已经习惯了孤独与寂寞，有马灯、收音机、牧犬、牛羊陪伴着，也不觉得空虚。

他的话是那样质朴：“留在萨尔布拉克，守牛羊是守住生活希望，守边防是留住心中念想。”(兵团日报 管述军)

评论：有一种崇高叫坚守

从放牛戍边到放羊戍边，50 年，行走18 万公里，堵截数万牲畜越境，劝返上千临界人员，责任区未发生一起涉外事件，这就是九师一六一团职工魏德友人生中的重要“清单”。

而在无声的数字背后，是魏德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精神高地的默默坚守，是魏德友作为一名兵团人对老兵精神、兵团精神的有力传承。

坚守一辈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魏德友50年的戍边生涯中，且不说艰苦无比的自然环境，紧张异常的边境形势，数次经历的生死考验，仅仅那种空旷无比的孤独和寂寞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承受的。而这不正是魏德友的伟大之处吗?

远行的人常常是孤独的，但那孤独并非就是苦痛。如果那远方的路是属于自己的，路边的树是自己栽下的，目的地是自己内心向往的，那么远行者就会甘之如饴、锲而不舍、风雨兼程。

尽管一路坎坷，但如果再次选择，相信魏德友也仍会毅然选择坚守，走上义无反顾的戍边之路，因为在他的骨子里镌刻着对祖国的忠诚，在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对屯垦戍边事业的热爱。

在社会转型期，价值世界的变动与阵痛，使得传唱已久的忠诚之歌，出现了一些变调和杂音。比如，在利己主义者眼里，“忠诚”成了“傻瓜”“无能”的代名词;在利益交换的逻辑中，“忠诚”被视为过时无用的老古董。

同时，一些人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抛到一边，把个人利益、个人地位、个人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价值观的错乱，导致行为的变异，那些变了味的“忠诚”，只会让人更加浮躁、更加凌乱、更加迷惘。

然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假如你不守望，我不守望，国家的边关谁来守防?如果你不奉献，我不奉献、人民的幸福谁来谋求?要是你不担当，我不担当，社会的责任谁来肩负?“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只有拥有更多的仗剑扶犁者、忠诚奉献者、流血流汗者，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会充满希望。

兵团人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极具感召力的英雄群体。60 年来，为了新疆的发展稳定，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宁，为了祖国的安全统一，他们坚守脚下的土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奉献不休、战斗不止。

而今，新疆严峻复杂的稳定形势，召唤着兵团人坚持国家利益就是兵团利益、新疆大局就是兵团大局，召唤着兵团人担当起维稳戍边的神圣使命，召唤着兵团人充分发挥“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的功能、作用。

一句话，形势和使命召唤着兵团人更好地坚守、更好地担当，从而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应有贡献。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辈子很短，用它来求取物质的享受和个人的利益，生命如随水而逝的落花，留不下一丝痕迹;而把个人的奋斗融入国家的大局、人民的利益，就会在后人的追忆中延续生命，在岁月深处写下崇高。

或许，这就是魏德友这个普通人身上的不普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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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中国科举史上，曾经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士，而作为这个庞大知识分子群体之巅峰的“状元”郎，则是屈指可数。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备考的同学准备的作文素材，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中国科举史上，曾经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士，而作为这个庞大知识分子群体之巅峰的“状元”郎，则是屈指可数。

据考证，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 (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在这1283年间，可考的榜数为745榜，共产生了592名状元(一说504人)，加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以及各代的武状元，中国历史上总计可考的文武状元为777人。

考状元的过程中，有几个重要节点：

1.如果你是个身家清白的读书人，你需要参加县试、府试两场考试，通过考核的人，被称作童生。然而这只是预选，还没有资格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

2.以童生的身份，参加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三年两次)，考中的就是秀才，算是有了功名，也具备了参加科举的资格。

县考、府考、院考三次预备性考试的第一名，均为案首，俗称「小三元」。

3.考上秀才后，你就可以参加在省城举行的乡试了(三年一次，由于在秋季举行，又称为秋闱)。考试过关的人就叫举人，第一名叫做解元。

4.考上举人后，你要动身准备进京了，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又被称为春闱)。通过会试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

5.当你成为贡士，你就有资格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了。皇帝及大臣根据考生的表现，会划分档次，共有三甲。

一甲只有三个人，叫进士及第，就是我们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

二甲若干(清朝时一般为七人)，称“进士出身”。三甲称“同进士出身”。世人统称被录取者为进士。进士是功名的尽头，就算是对名次不满意也不可以重考。

考上状元已经极其不易。然而，在古代读书人的心目中还有一个至尊的荣誉，就是“三元及第”，也就是说，在乡试、会试、殿试都取得第一名。

这是真正的高难度，因为你必须保证全省考第一，然后在会试中全国考第一，最后殿试里在皇帝心目中也是第一。尤其是最后一条，主观性还是挺大的。

而历史上最终做到三元及第的，只有15个人。其中有一个更是从县试到殿试，一口气六战六捷，六获第一，他就是明代的科场奇才黄观，时人称其“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

黄观，字澜伯，又字尚宾，1364年生于南直隶池州府(今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因为到他父亲时家道中落，入赘许家为婿，所以黄观最初从母姓，名叫许观。直到他当了礼部右侍郎，才由朝廷特准恢复了原姓。

1390年，26岁的黄观以贡生的身份入太学。这年八月，他在乡试中获得第一名，中“解元”。

第二年三月的会试，又得了第一名，中“会元”。

四月，他参加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发策问的殿试。在策论中，他极力主张“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无扰，边境无虞”，从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者。这时的他，年仅27岁。

而他之前在入太学前的县试、府试和院试，也都是第一名，可谓是科举考试史上的奇迹，称第一考神也不为过。

日暮碧云净，余霞天际红。

村烟远近里，山色有无中。

古树斜阳暗，孤峰淡月濛。

门开一涧曲，星影落桥东。

——黄观诗作《溪上晚眺》

学业有成的黄观，在事业上也不遑多让。年少得志的他，官运一路畅通，深得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的赏识。32岁就做到了正二品的高官之位(礼部右侍郎，相当于副部级)。

建文帝登基后，更是成为股肱之臣，参与重要国事奏议。如果没有“靖难之役”，位极人臣也是早晚的事儿。

可惜没有如果，他的信念也不会允许他向朱棣方面靠拢。

所以当朱棣起事前拥兵自重，入朝见建文帝不拜之时，满朝文武只有他当面顶撞：“虎拜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礼;龙颜垂地，宫中叙叔侄之情”，并密奏建文帝扣留燕王，致使朱棣怀恨在心。

无奈最后，建文帝还是优柔寡断，纵虎归山。

朱棣举兵后，黄观更是拟诏令，要燕王罢兵归藩，束身谢罪，言辞甚为激烈。朱棣后来拟定的一份50多人的“奸臣”名单中，黄观名列第6。

1402年，朱棣攻入南京，建文帝不知所踪。这时的黄观带着建文皇帝玉玺，准备前往长江上游募兵勤王。

朱棣一边派人追捕黄观，一边派人抄了黄观的家，还将黄观妻女发配给象奴为妻妾。不堪此辱的黄观妻子翁氏，带着女儿和家人投河自尽。

当黄观得知妻女为守节而死，建文帝失踪，朱棣即位，明白大势已去的他穿好朝服，向东方拜了拜，然后在安庆下游罗刹矶投江。

因为黄观带着重宝，又是重点追捕对象，尸体竟一直未找到，也有人猜测：黄观可能如同建文帝一般，金蝉脱壳。

黄观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更是让朱棣余恨难消：诛了黄观九族后，连黄观的功名档案也一并消去，以致《登科录》中没有黄观的名字，诸多作品也被销毁。直到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黄观才得昭雪，补谥“文贞”。

虽然见于史书中的他，投江时只有38岁。但这三十多年，却是别人百岁也无法企及的。他是唯一连续六次考试都得第一的人;他三十多岁就高居二品大官;他读书学以致用，殿试答题就是治国良策;他不畏强权，坚守自己的信念，为人端正有节。即使曾被朱棣刻意抹去，也终会在历史中绽放自己的光芒。

西汉时候，有个农民的孩子，叫匡衡。他小时候很想读书，可是因为家里穷，没钱上学。后来，他跟一个亲戚学认字，才有了看书的能力。

匡衡买不起书，只好借书来读。那个时候，书是非常贵重的，有书的人不肯轻易借给别人。匡衡就在农忙的时节，给有钱的人家打短工，不要工钱，只求人家借书给他看。

过了几年，匡衡长大了，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一天到晚在地里干活，只有中午歇晌的时候，才有工夫看一点书，所以一卷书常常要十天半月才能够读完。匡衡很着急，心里想：白天种庄稼，没有时间看书，我可以多利用一些晚上的时间来看书。可是匡衡家里很穷，买不起点灯的油，怎么办呢?

有一天晚上，匡衡躺在床上背白天读过的书。背着背着，突然看到东边的墙壁上透过来一线亮光。他嚯地站起来，走到墙壁边一看，啊!原来从壁缝里透过来的是邻居的灯光。于是，匡衡想了一个办法。他拿了一把小刀，把墙缝挖大了一些。这样，透过来的光亮也大了，他就凑着透进来的灯光，读起书来。

匡衡就是这样刻苦地学习，后来成为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在散文里，张爱玲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

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

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

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眠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

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

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

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远在1950年，被外国人称为“能抵五个师”的 钱学森博士，已是美国大学的 终身教授和实验 中心主任。他配备有世界第一流搞科研的技术设备，享有非常优裕的生活条件。如果从追求个人的科研成果来说，那真是“得天独厚”。但他毅然冲破美国的种阻挠，回到祖 国，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创 造中国人的火箭、导弹事业。有人问他为什么归心似箭，他说：“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有人问他中国既无人才又无设备，搞火箭导弹 能行吗?他回答是：“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钱学森的誓言实现了，中国卫星上天了，洲际导弹可以同外国“比武”了

陈独秀生命里的那对悲情姐妹花

1897年8月，在安徽怀宁，一场门当户对的盛大婚礼正在举行，宾朋欢呼中，18岁的陈独秀和时任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大众三拜九叩成亲了。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作为将门闺秀的高大众恰好比陈独秀大三岁，无论家世和相貌都无可挑剔，而少年得志的陈独秀也前程似锦。这是一段被格外看好的婚姻。

最初，年少夫妻倒也说得上琴瑟和鸣。十年间，高大众为高家添了三男两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婚后，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在杭州求学的陈独秀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因受通缉，最后逃亡日本。回国后，陈独秀就成了高大众眼中的“怪咖”，而在陈独秀眼里，妻子高大众也成了彻头彻尾的“古董”。自从母亲去世后，陈独秀就很少回家，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几乎放弃了平常人世的天伦之乐。聚少离多，再加上个性和才情的天渊之别，夫妻之间越发人疏情薄。

作为一个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妻子，高大众希望丈夫能安分守己，所以她对陈独秀的所作所为极为排斥，甚至加以阻拦。得不到理解和安慰的陈独秀，偶尔回来面对的也是无休止的唠叨和数落，这使得他更对这份包办的婚姻和旧式的妻子充满厌恶。于是，家庭失和，口舌之争在所难免。日复一日，家，再也不是让人栖息安生的场所，情，冷漠之后就成了禁锢自由的监牢。

就在他们的婚姻陷入僵局之际，一天，高家迎来了位意外之客——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众，小姐姐10岁，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性格活泼，热情奔放。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对姐夫发表的作品尤其钟爱，带着仰慕和崇拜，她走进了陈独秀死水般的婚姻生活。

陈独秀原本对这些世俗的亲戚关系并不上心，但高君曼时尚的装扮、灿烂的笑容、新潮的思想和不凡的谈吐还是让他耳目一新。于是，高君曼借着各种机会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在密集相处中，陈独秀被她新式女性的一切行为惊喜着。在高大众眼里，妹妹的到来也许能给这个家庭带来生机，她从不怀疑丈夫和妹妹的交往会出现任何问题。可感情是一把燎原的火，稍有风助，则不可遏制也难以浇熄。

一颗求教上进乃至产生爱慕的粉丝之心，一颗急于冲破藩篱寻找慰藉方向的自由之灵，在一来一往的碰撞中，探讨变成了约会，亲情转向了爱情，情感在一爱一慕中升华，日子在分分秒秒中难舍，等他们警觉到危险性时，彼此已泥足深陷，难以自拔。

面对接踵而至的风言风语和世俗家族的压力，思想前卫的高君曼毫不在意，而乐于打破束缚的陈独秀也不顾人言，非议反而让离经叛道的两个“忤逆者”抱得更紧。各种打压扼杀无效后，高调“自由恋爱”的他们被逐出家门。

1910年，怀着对爱情的向往，他们一同来到杭州，正式同居。彼时，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打扮入时的高君曼陪伴在侧，他们出访高朋，听琴作诗，“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新欢良宵短，旧爱寂寞长。面对丈夫的背叛，妹妹的掠夺，在老家恪守妇道的高大众饱受锥心之痛但又无计可施，只能忍辱负重，如往常一样上孝公婆，下抚子女。她没有大吵大闹，更不想家丑外扬，只是整天悲郁哽咽，闭守房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陈独秀被任命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高君曼陪他重回安徽。很快，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面对追捕不得不再一次逃离家乡。在辗转逃命的岁月里，高君曼不离不弃，饱经风霜，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重任。只是动荡的生活击垮了她的身体，她患上了肺结核，整日咳血不止。但她并不后悔，真正让她心寒齿冷的，则是陈独秀对家庭关系的偏执。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大众所生的两个儿子前来谋生，作为姨母和继母，高君曼想把孩子们接到家中食宿，没料想陈独秀坚决不允，并骂她“妇人之仁”。见陈独秀如此不近人情，两人开始争吵，后来，竟然动了手。

因为长期生病，从1922年起，已转战北京的陈独秀开始对高君曼逐渐冷淡，并且外面盛传他另有红颜，心高气傲的高君曼怎受得了如此对待，心灰意冷之下于1925年带着儿女移居南京。自此离别，一南一北，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1930年9月，高大众在老家走完此生的第55个春秋。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时光荏苒，二十多年过去了，但家族依旧对她鄙恨难泯。一年后，孤立无援的她旧病未愈又添新疾，最终病殒南京。

在陈独秀的一生里，一共有四段感情，高君曼离开后，他与一名女医生施芝英渐生情愫，并公开同居。晚年落魄之际，陪伴他走向生命终点的则是一位相差30岁的女士潘兰珍。1942年，陈独秀在重庆病逝，弥留之际他也许才终于明白夫妻间同甘共苦、永不言弃的意义。只是，面对陈独秀情感的过往，那一对风姿卓绝的高家姐妹花，虽然个性截然不同，但殒灭的悲惨命运又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