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发言材料（精选20篇）

“圈子文化”是诱发腐败窝案的大染缸。“圈子文化”的巨大危害不仅仅在于滋生腐败，而在于传染腐败、扩散腐败、加剧腐败。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增强四个意识反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的内容，欢迎大家的查看!

此次专题民主生活的主题为：增强“四个意识”、反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紧紧围绕中央巡视反馈指出的问题，特别是圈子文化不绝、好人主义盛行、政治生态遭破坏等问题，结合集团党委落实市委巡视整改工作要求，自觉把自己摆进去，深入查摆在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深刻剖析在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深挖圈子文化不绝和好人主义盛行的根源，以黄兴国等反面教材为镜为戒为鉴为训，深刻反思警觉，深刻认识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的严重危害，严肃认真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以整风的精神真批评、真监督，从严从实抓好整改。

通知中明确了高质量地召开民主生活会的5个步骤：组织开展集中培训、深入查摆剖析问题、深入谈心谈话、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通知指出，集团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议拟于11月25日召开，会期半天，市建委党委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集团领导也将按照联系单位出席会议，全程督促和指导所属各公司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由集团党委书记翟乃满同志主持。会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是翟同志通报生活会有关准备工作，代表集团班子作对照检查，并以树立标杆、向我看齐的态度检查自己，带头开展自我批评;之后班子其他成员逐一发言进行批评帮助。二是班子其他成员依次进行自我批评。每位同志发言后，班子其他成员逐一发言进行批评帮助。集团每位班子成员发言15分钟左右。三是党委书记翟乃满同志对班子成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情况进行评价。四是请市建委党委有关领导对集团民主生活会情况进行总体评价。

集团所属基层党支部要于11月底前召开一次专题组织生活会，领导班子成员要自觉参加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以普通党员身份把自己摆进去，诚恳进行自我剖析，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自觉接受一次党性锻炼。

通知中还明确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压实主体责任。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要紧紧扭住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把高质量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作为讲政治的具体行动，作为落实市委巡视整改的硬任务、硬要求，摆上重要位置，认真组织推动，扎实有效开展。二是加强督促指导。各级党组织既要抓好自身班子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又要加强对所属单位的指导检查。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对不愿批评、不敢批评、不真批评，主观武断、发泄私愤，专题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的，该叫停的要及时叫停，该重开的要责令重开。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监督，勇于执纪问责。党建工作部门要将党员领导干部参加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作为考察了解干部的重要渠道，有针对性地指导和了解有关单位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三是全面抓好整改。一要真整真改。紧紧抓住“改”这个关键，针对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查摆的具体问题，结合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认真制定整改措施，在“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事事有交代”上集中发力，在“人、事、因、制”上下功夫，动真碰硬，刮骨疗毒，确保问题整改全部见底见效。二要建立整改工作台帐。针对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查摆的具体问题，结合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认真制订整改措施，建立整改工作台账，细化整改项目、整改措施，具体到事、具体到人，明确时间节点，实行销号管理，完成一个，销号一个。三要强化立规执纪。根据查摆和整改情况，结合实际，按照务实管用原则，进一步完善制度规定，建立健全防止和纠正圈子文化、好人主义问题的常态长效机制。

据了解，为了扎实开展专题民主生活会，集团党委定于11月17日下午半天、18日全天组织开展集中轮训。集团党委邀请市委党校副校长赵晓呼教授对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进行集中辅导，培训辅导于11月17日下午14:30，在梅江中心大厦三楼报告厅进行，集团两级领导班子，集团所属各公司党建工作部负责人，集团所属各公司基层党组织书记，集团机关全体员工参加。11月18日全天在宝坻云杉镇三楼报告厅进行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的研讨。通过集中轮训，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内涵，不断增强党员领导干部“四个意识”，深化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召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奠定思想基础。

近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消息，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冀文林是“十八大”后第18名落马的副省级以上官员。公开的资料显示他与多名新近落马的高官均有交集且“交往密切”。比如去年落马的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四川省原政协主席李崇禧;半年前落马的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华林、石油系“大老虎”蒋洁敏等等。身处一个横跨多个部门、盘根错节的腐败权力网，让冀文林的落马具备了某种典型性。

已故学者费孝通曾提出著名的“水波纹”理论，即在社会中会有一些人“以己为中心别亲疏”构建特权文化圈，官场同样存在这样的文化圈，且由来已久，危害甚巨。譬如，时下一些领导干部信奉“大树底下好乘凉”，热衷于琢磨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某某搞搞关系等等，这种拉帮结派、编织关系网的做法看似高明，实际上隐患无穷。它一方面助长了干部间的江湖气，破坏了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危害到党的执政根基;另一方面也致使一些领导干部，成为利益团体的附着，从而丧失独立的政治人格、清醒的政治判断，大大增加了出问题的几率。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一些高官一落马，总能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原因所在。陈良宇案、郑筱萸案、刘志军案、蒋洁敏案，几乎每一起重大腐败案件都会牵出一大批干部，有的案件间接波及横向层面的“帮派”成员，有的甚至直接导致纵向系统的大换血。而每一次腐败窝案的东窗事发，都是对我们的一次严厉提醒。

反腐肃贪既要毫不手软地打老虎、拍苍蝇、灭细菌，也要在实践中反思问题、寻找规律。冀文林案最大的反思价值，就在于它直观地把“圈子文化”的危害公之于世，震撼人心。这提醒我们的各级纪检监察部门，把打击圈子文化、小团体利益、宗派主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绝不能让一个个或明或暗的圈子横亘于党内，壮小团体利益的胆，挤压正常的政治文明秩序，危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习近平同志曾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郑重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我们的党员干部真是到了该深刻反思“圈子文化”危害性的时候了。网罗人脉、编制阡陌交错的关系网，绝非所谓的行政能力，交换资源、互相垫步也不是“立身之道”。相反，这样做背离组织原则，极易陷入圈子文化的巨大漩涡中，离党和人民渐远，离身败名裂渐近。

当然，我们反对“圈子文化”、帮派主义、小团体利益，并不是反对正常的同志交往。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可能与他人在工作经历、地理渊源上有交集，都可以而且应该有自己的真挚朋友。但交朋结友务须胸怀公心、不偏不私、坦荡光明，以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思想上的肝胆相照、工作上的密切配合、作风上的互相监督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交到诤友、良友，也才能确保自身平安。

“圈子文化”是诱发腐败窝案的大染缸。“圈子文化”的巨大危害不仅仅在于滋生腐败，而在于传染腐败、扩散腐败、加剧腐败。一个贪腐者的出现，可能还会有一点遮遮掩掩或者内心的不安，而“圈子”腐败，则会形成一种“法不责众”的自欺欺人和变本加厉，贪腐行为也会表现得狂妄嚣张。一些腐败窝案曝光后，我们发现这些贪腐官员都拥有集会、享乐的会所，这些地方既是他们耽于享乐的场所，也是他们拉帮结伙、勾兑利益的地方，这种现象正是“圈子文化”的突出体现。“圈子文化”的存在，为“圈子”提供了成员引入、联系交流、利润分配、风险应对的途径和便利，可以说，“圈子文化”已经成为腐败蔓延横行的帮凶与工具。从查处的腐败窝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地区、部门的腐败现象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腐败带来的问题，而是由一个囊括了各类官员、商人、官员家属等在内的“圈子”造成的腐败，这种腐败现象不仅大大加剧了危害和损失，而且也为之后的根除影响带来了很大难度。

其次，“圈子文化”是恶化官场生态的催化剂。朋友圈、同学圈、亲戚圈这些维系人们日常人际关系的“圈子”固然有其必要性，但蕴含了诸多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的官场“圈子”已成为隐藏在正常圈子外衣下的社会毒瘤，在这种圈子里，圈子关系凌驾于组织纪律之上，甚至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有一种说法是：“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这从侧面印证了官场“圈子”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决策和执政。在现实中，“圈子文化”的存在，势必弱化大家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导致用干部、作决策不是选贤任能、实事求是，而是讲圈子、看亲疏。“圈子文化”一旦大行其道，就可能使一些人面临“要么加入圈子，要么被圈子孤立、抛弃的两难选择。曾有被查处的贪腐分子就表示，“进了这个的圈子，不贪就成了另类，不贪就得受排挤，不想贪也得贪。”(2012年12月18日《检察日报》)这种由“圈子文化”导致的权力非正常运行，正是政治生态恶化的信号，因此，必须加大治理力度，抵制所谓的“圈子文化”，净化官场政治生态，力促反腐倡廉取得新成效。

一是防范权力过度集中，以监督机制抵制“圈子文化”。“圈子文化”之所以能够病态存在，衍生出一大批腐败群体，就是因为存在“圈子文化”的地方或部门权力过度集中。“一言堂”、“一支笔”的存在，使得个人权力很容易失控，一旦个人私欲膨胀，地方政治、经济等整体发展就会面临发展风险，而个人权力过度集中，也就更容易形成病态“圈子文化”，导致“圈子”腐败的滋生蔓延。因此，抵制“圈子文化”，就必须要防范权力过度集中，强化权力监督机制。首先，要以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为依托，以各执行部门为基础，促使权力实施民主化、透明化，在明确一把手权力的同时，更要明确其他班子成员、各执行部门负责人的权力，分工负责，各司其职，促进决策、执行机构的内部约束与监督。

其次，强化双重监督机制，以监督手段遏制“圈子文化”。监督权力运行，可以有效防止“圈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先有了孱弱无力的权力监督，才有自愿的“被苟同者”，进而成为“圈子文化”的簇拥者和参与者。在某些地方官场之所以会成为“酱缸”，主要就是因为缺乏对权力及依附于权力而存在的圈子的约束和监管，从而导致“不贪就成了另类，不贪就得受排挤，不想贪也得贪”恶风盛行。双重监督，就是既要完善政府内部监督，又要强化外部监督。作为体制内监督部门的人大、政协、纪检监察部门应加强权力监督，此外还应加强媒体监督、群众监督，为外部监督创造条件和途径。

二是弘扬党内民主，以民主机制抵制“圈子文化”。应进一步弘扬党内民主，教育广大党员讲党性，守纪律，将每一名党员干部都置于健康的、浓厚的党内民主氛围之下，促使广大党员成为抵制“圈子文化”，净化官场生态的倡导者、践行者。党员干部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抵制“圈子文化”病态蔓延的主体。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党内民主的四大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全面落实好这四个方面的工作，真正处理好四者的辩证关系，形成较为完善的党内民主现状，才能有效遏制“圈子文化”的滋生蔓延，才能让政治生活回归正常和健康。特别是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如今，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已经成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必经程序和基础环节，只要严格规范、认真落实好相关民主程序，就能从根本上消除“圈子文化”的影响，从根本上抵制“圈子文化”。

三是加强宣传警示和教育引导，以预防机制抵制“圈子文化”。此次中央巡视组明确指出“圈子文化”的存在和危害，通过媒体的广泛宣传，让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圈子文化”危害的认识，促使大家深入反思反省，防微杜渐，自觉远离和抵制“圈子文化”的侵扰，更为那些“圈外”同志正了名撑了腰，明确了导向，弘扬了正气，今后还应趁热打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人人喊打官场“圈子文化”的舆论氛围，让官场“圈子”成为“过街老鼠”，不敢露头。

抵制“圈子文化”，要坚持教育为先，警示为先，这样才能有效预防“圈子文化”形成气候，将“圈子文化”的病态发展扼杀于萌芽之中。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对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党性教育、纪律培训、反腐倡廉讲座、案例巡回讲演等方式加大教育预防力度，教育党员干部强化组织性、纪律性，自觉依法行政，经得起各种诱惑和考验。要坚持宣传教育，让党员干部具备识别判断“圈子文化”的慧眼，具备抵制反对“圈子文化”的能力，从源头上破除“圈子文化”陋习，净化官场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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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xx两年的学习工作，我深刻的感受到我们这个班子严于律己、团结和谐、联系群众、为民务实。能够和各位领导、同志们一道工作，我很荣幸，感到责任很大、压力很大，同时信心也很足。会前，我按照这次民主生活会的要求加强理论学习，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在班子内部之间面对面交流谈心、认真查找并深刻剖析自身在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党性修养、道德品行等方面的不足和差距，现就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存在的问题

(一)深入基层调研不够透。基层是个大课堂，作为乡镇主要领导要打长谱、打实谱，在基层的土壤中扎根学习。尽管利用平时的各种机会，我尽可能深入各村(居、社区)加强与基层群众的联系和沟通，提高个人的认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但是与领导的要求和群众的期盼还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对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愿什么、难什么，还没有一个精准的掌握。

(二)思想解放程度不够深。“上面千条线，乡镇一根针”，乡镇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而且当前我镇在经济发展、项目建设等方面面临着标兵难追、追兵迫近的严峻形势，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思想的解放。由于忙于一般事务性工作，导致工作缺乏创造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从而很难彻底破解一些复杂的难题。有些问题的存在表面看是历史造成的，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于办法不多、思路不宽、创新不够，导致工作中往往疲于应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时造成干部不理解、群众不信任。

(三)理论知识学习不够新。理论学习缺少饥渴感，满足于已有的理论知识和水平，学习不够积极主动、深入全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理解不够透彻、深刻。平时忙于工作，对党性修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党性修养问题讲得少了，导致思想上淡化、做起来弱化。特别是在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省委常委会实施办法和市委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若干规定等方面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三)工作作风转变不够实。作为镇长，深感密切联系群众重在全心全意，难在坚持到底。在日常工作中，对待群众工作，虽然有较强的工作事业心和责任感，但是付诸的努力与群众的要求和同事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个别时候也存在惰性思想，对于一些有实际困难的群众来访，直接落实的少，解释的多，过于注重量上的成效，忽视了质上的作用，没有自觉地把群众对我们的满意程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最高标准。

二、原因分析

存在以上问题，客观上有时间紧、任务重的原因，但深挖问题本质，说到底还是自己主观认识不足造成的。一是理论学习不够。自己平时把大部分的学习时间都用在了扩充知识面上，对上级的规定精神满足于知道、了解，缺乏刻苦钻研的韧劲，达不到全面系统、完整准确，对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学习得不够及时，导致理论功底不深，理论联系实际的本领不强。二是创新意识不足。受传统习惯性思维的影响，在对待问题时往往先查文件规定、找政策依据、看别人怎么办、听别人怎么想，缺乏创新意识，导致工作原则性有余，创新性不足。三是服务意识不强。自己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明确的思想认识，但在实际工作上做得还不够好，觉得党员领导干部需要集中精力抓大事、抓重点工作、抓难题破解，导致主动与群众攀亲结友少，不能经常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去问寒问暖、排忧解难、理顺情绪。事实上，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切实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有责任去管，再细也有义务去办。

三、整改措施和下一步打算

按照市纪委、市委组织部下发的《关于开好xx年度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通知》要求，针对存在的问题，我提出以下四条整改措施：

(一)勤于学习，保持谦虚心态。

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利用零星时间、运用各种形式，积极学习历史、经济、法律等其他方面的知识，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认真虚心的向领导、同事和人民群众学习求教，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把学习和工作结合起来，通过学习指导实践，在实践中进一步学习，在不断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高质量地推进各项工作。

(二)着眼大局，拥护党委决定。

坚决贯彻落实好市委、市政府和镇党委的各项决策和工作部署，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始终与各级党委保持高度一致。镇党委做出决定后，积极维护，坚决服从，主动抓好贯彻落实。工作中，一方面全力支持班长的工作，维护书记的权威;另一方面，主动与班子其它成员沟通协调，交流思想，维护班子的团结，树立党委形象。考虑问题坚持从大局出发，重大事项、重要工作，做到及时向党委汇报。

(三)勇于进取，培养创新意识。

充分认识创新对开创工作新局面的重要意义，更新观念、抢抓机遇，充分发挥自身创造潜能，紧密结合党委工作中心，深入思考涉及全镇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勇于探索新形势下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立足当前，谋划长远。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和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机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四)扎根基层，密切联系群众。

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察民情、解民忧、化民怨、结民亲，做到谋划思路向群众问计、查找问题听取群众意见、改进措施向群众请教、落实任务靠群众努力、衡量成效由群众评判。在抓推进、抓落实上，定下来的事情就要雷厉风行，抓紧实施，部署了的工作就要跟踪问效、一抓到底，开展了的工作就要争创一流，抢占排头，不见成效不撒手，不把事情办好不罢休。

“好人主义”并不是什么真“好人”。八面玲珑、当面讨好的“好人”，往往心中有着一把算盘。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具体表现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好人”本来众心向往之，但“好人主义”却不是个好东西。这既是某些地方流行“为官不为”的重要风气来源，更是某些官场风行明潜规则的“哲学基础”。习近平同志把“治理好人主义等不良风气”作为“整治党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警醒全党“十分注意”。就在近日网上热传的总书记“十句硬话”中，就有着他对“好人主义”的一语中的——“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

不知何年何月起，“一把手”成了部门主官的代名词，成为一言九鼎的关键词。应当说，一个干部能够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一把手，并非易事。党要培养一个部门一把手，需从德、能、勤、绩、廉等五个方面全面考察，可谓精挑细选，用心良苦。作为关键岗位关键人，绝大多数一把手，都能不负重托，忠实履职。

但一把手不好当，有的人并不见得清楚。就说一把手的“手”，非比寻常，一旦出手，便在阳光下照，在火堆上烤，众目睽睽之下，街区田坎之间，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党纪不能违，民心不可欺。所以说，一把手的手，伸缩之中，收放之际，动静之间，有学问，有节操，有规矩，有约束。

现实中，有的一把手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大事不松手，小事不放手，正如有的同志批评的，工作中眉毛胡子一把抓，决策中不讲民主一言堂，花钱上大手大脚一支笔，用人上任人唯亲一哆嗦，最后狂妄自大，违纪违法。

有的一把手高估自己，志大才疏，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干，执行力弱，台上讲得头头是道，台下干不出啥名堂，遇到困难袖手旁观，遇到责任置身事外，成为不接地气、不察民情、不干实事的“甩手掌柜”。

有的一把手手眼神通，上下其手，置党纪国法于脑后，丧德失节，纵欲奢靡，利用手中权力，拉帮结派，胡作非为，把家里搞得盘满钵满，把小团伙搞得肥头大耳，把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把单位搞得乌烟瘴气。孰不知，正如陈毅同志所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

“党内生活中的好人主义”，首先突出表现在一些领导干部的“执政风格”上。一是不讲原则、不敢批评。有的地方、有些单位，不正之风“风起云涌”，但是那里的“一把手”，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听凭风气越刮越烈。二是不敢担当、不负责任。深化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剩下的都是硬骨头”，然而有些领导同志，却奉行改革面前的“好人主义”。总之，他们决不冒“得罪人”的风险，决不愿背任何“骂名”，就要做一个维持现状的“太平官”，尤其当一个维护既得利益的“好官”。

一些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不但使一个地方、一个单位“批评与自我批评”荡然无存，而且上行下效，形成了庸俗的官风和林林总总的潜规则。比如说，班子内“一团和气”，出了事儿回避掩盖，宁可得罪事业，也不得罪同僚，宁可丧失原则，也不伤害感情;又比如说，同志间“低头不见抬头见”，面子至上、友情第一，明知不对也少说为佳;再比如说，上下级讲究“和谐”，下级有问题，“上面”包着、护着，下级则对“老板”随声附和、奉承捧场。

“好人主义”并不是什么真“好人”。八面玲珑、当面讨好的“好人”，往往心中有着一把算盘。比如说追求“群众关系好”的“美誉”，“好人”往往得票多、争议少、“大家没什么意见”，又比如说某些上级考“官”，讲的是“稳重、稳健、稳妥”，而“好人”们治下，往往班子“没矛盾”，下属“没意见”，群众也摆得平。纵然“无为”，但也没有“麻烦”，不出“乱子”不捅“娄子”，他们常常成为干部队伍中的普遍“示范”，“教育”了更多的官员，使其顿悟“上”与“下”的“秘诀”。

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干事创业，关键是各级各部门的一把手，也就是“关键少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所以，管住一把手，管住一把手的手，尤为必要。

这应是一双清贫的手，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正如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写的那样：“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这应是一双干净的手，滴油不沾，纤尘不染。可以有泥土芬芳，可以有粗糙老茧，决不可有铜臭味，不可生奢靡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的要求，就是这双手的戒尺。

这应是一双干事的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无论官大官小，无论在哪里任职，都要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实事、干成事。自古至今，青史留名的都是清廉的官、干事的官。

对于一把手来说，倘能在离任时，在退休时，在和干部群众挥手告别时，不因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而后悔，不因决策失误、被老百姓戳脊梁骨骂而懊恼，不因贪腐、经受牢狱之灾而痛苦，扪心自问党是放心的，群众是满意的，自己是问心无愧的，那么，他就可以自豪地说，这一任没有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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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官场中的“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受到舆论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的背后其实是一种附庸思维不论实际情况如何，总想着去跟对人，甚至认为这比工作成绩、个人表现都重要。“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官场腐败，必须予以重点打击。

如何铲除“山头主义”

注重运用警示教育。严明廉洁自律各项要求，明确底线，把握红线;剖析山头主义典型案例，认识危害，引起警醒;安排落马官员现身说法，对照检查，深刻反思;组织监狱现场教育，明辨荣辱，敬畏法纪。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内民主，大力培育有话当面说、有话摆到桌面说的好风气，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用整风的精神排查、清除队伍中的作风之弊、行为之垢，从而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坚持民主集中制，克服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现象;建立健全重大事项决策机制，阳光操作、规范运行;严格执行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不拘一格、五湖四海选拔人才;完善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机制，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落实领导干部日常监督管理制度，尤其是党委主要领导和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要尽职尽责，对干部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咬耳朵”“扯袖子”，防微杜渐，防患未然。

选好用好“一把手”。要精挑细选“一把手”，突出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决不能让拉帮结派、我行我素的所谓“能人”“强人”担任“一把手”;充分信任“一把手”，支持“一把手”大胆坚持原则、履行职责，理解宽容探索过程中的不足，科学对待群众公认，不简单以“票数”论英雄;重视监督“一把手”，“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要按照五湖四海的原则配强班子，形成有效的内部约束机制，要建立领导班子分析研判制度，尤其要关注“一把手”的工作圈、生活圈，发现搞好人主义、放任拉帮结派的及时调整，如果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则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

如何破除“圈子文化”

摆正组织和个人的关系。学会正确对待组织和领导干部个人。每一个党员都必须认识到，无论职务高低，能力强弱，贡献大小，个人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都必须毫无例外地把自己置身于党的一个组织之中。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参加党内生活，认真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要时刻牢记感恩组织，而不是感恩个人。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自己的成长进步归根到底靠组织关心培养，而不是靠圈子帮衬，更不是靠“贵人”相助。因此要对组织心怀感恩，心存敬意，更加自觉地相信组织、更加紧密地依靠组织。但是这种感恩的对象只能是组织，而不是组织里的任何领导。

要时刻牢记对组织忠诚，而不是对个人忠诚。领导同志作为组织的灵魂，对组织控制力强、贡献大，很多时候是组织意志的代言者。但是每个党员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领导都只能代表组织，而不能代替组织，在组织之内每一个党员的政治人格都是平等的，绝不存在凌驾于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

要时刻牢记维护组织利益，而不是维护个人私利。决不能为了一己私利，损害组织利益，更不能拿原则送人情，做交易。

最后，同济大学特聘教授郭世佑忠告:应尽量凭真本事吃饭，提升自律能力和法律意识。特别是当诱惑很大时，要明确哪些该要、哪些不该要。一旦有侥幸心理，就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此外，为人处事要正直，还要有智慧。

拉帮结派是一种严重破坏政治纪律、搞乱政治规矩的行为。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圈子文化好人主义具体表现及其整改措施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遵守党的纪律，必须把遵守政治纪律放在第一位。反对拉帮结派，要求党员干部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牢记自己的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而不是为某个人工作。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清醒认识到党组织不是任何人的“山头”，党员不是任何人的“家奴”，从灵魂深处排除“山头主义”、“圈子文化”的干扰，消除各种困惑，坚定“三个自信”，做到“三严三实”。

政治纪律是党的生命线，是维护党的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政治路线的行为规范，是实现党的团结和协调统一的行动准则。拉帮结派是一种严重破坏政治纪律、搞乱政治规矩的行为。如果任由其盛行，党组织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丧失凝聚力和战斗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我们要认真领会、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坚决反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山头主义”，坚定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反对拉帮结派是我们党一贯的立场和纪律要求

拉帮结派是以利益为黏合剂的思想和行为，在政治上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在经济上互为谋利、共同分赃，在人事上封官许愿、弹冠相庆，在工作上自行其是、阳奉阴违，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帮派内部，只知有团伙，不知有组织;只知有靠山，不知有纪律，是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封建化的形式表现。我们党一贯反对搞小圈子、小团伙、小帮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等原因，革命队伍中出现了各部分同志之间互相不了解、不团结现象，存在以宗派利益为出发点的思想和行为。毛泽东同志多次告诫全党，要反对自由主义，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革命战争的胜利，靠的是路线的正确、全党的团结，而导致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其内部派系林立，相互倾轧。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党中央始终对“帮派”、 “团伙”、“山头”保持高度警惕。邓小平同志指出，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系、小圈子。江泽民同志强调，一定要反对“山头主义”以及“宗派主义”。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坚持五湖四海，拓宽视野选拔干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思想政治教育和正风肃纪相结合，在查处腐败案件的同时，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对搞山头、搞宗派、搞团伙、闹自由主义的行为加以严肃整治。广大党员干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自觉性、主动性、坚定性大大增强。但拉帮结派思想残余仍未彻底消除，有的领导干部把自己等同于组织，甚至凌驾于组织之上，把主管领域当“私人地盘”，想方设法立“山头”、当 “大王”、作“舵主”，把上下级关系搞成利益输送关系和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工作只对利益共同体负责，而不对组织负责，使得一些地方党内政治关系不正常、政治风气污浊。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直斥拉帮结派、搞“山头主义”这一政治痼疾。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部署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时明确指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这再次表明了党中央治理“帮派”、“团伙”、“山头”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坚决铲除拉帮结派生存的土壤

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样，拉帮结派现象也不是一两天就形成的，有其存在的根基和发酵的土壤。山头易守难攻，封建时代各路英雄草莽集结，拉帮结派就立起了“山头”。随着时代发展，拉帮结派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所谓的“关系”、“靠山”、“是谁的人”、“属于哪一派”，既有因裙带关系成立的家族式山头，也有因地域关系结成的帮派;既有因共同经历如老部下、老同学结成的团伙，也有因金钱关系搭建的各种利益集团，更有政治上互相依附的团团伙伙，等等。各种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必须从思想、制度、监督等多方面切入，多管齐下，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帮派主义生存的土壤。

加强纪律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纪律意识和政治自觉。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拉帮结派、“圈子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产物。在帮派内，党的原则被抛到一边，互相吹捧、互相举荐，政治上互相依靠，经济上互为利用;在圈子里什么话都敢讲，什么事都敢干，无法无天。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党性意识、政治纪律意识淡化，权力观扭曲，法纪观念缺乏。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认识到，遵守党的纪律，对组织负责，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是全党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在党的纪律面前，没有人享有特权，也没有人能例外，必须始终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远离并抵制形形色色的 “帮派”、“山头”、“圈子”。

完善党内法规，健全权力制约监督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从近年案件查处情况看，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腐败、系统性腐败，究其原因就在于对利益共同体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因此，必须要以规范制约权力为中心，坚持五湖四海、公平公正使用干部为导向，建立健全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由一系列相关具体法规制度组成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科学配置各部门单位的权力和职能，规范和监督权力的运行，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产生权力依附、权力寻租行为。

严肃党内生活，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遵守执行情况，直接影响到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一些部门或单位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随意化，好人主义、自由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风气病根未绝，导致拉帮结派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纠正和整治。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扫除歪风邪气。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坚决杜绝“家长制”和“一言堂”，摒弃相互间逢迎讨好、互相吹捧的庸俗作风，真刀真枪，红脸出汗，不断提高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严格监督执纪，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严格监督执纪，是反对拉帮结派最直接、最有力的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对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等组织制度的，对长期不参加党组织活动、不能履行党员义务的，必须及时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有的人在所谓的“圈子”和“大树”的庇护下，尝到不少甜头，心存侥幸，对党的纪律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对热衷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团团伙伙，搞山头主义、排斥异己和搞人身依附行为的领导干部，要敢于坚持原则，动真碰硬，按照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要求，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

领导干部要带头反对拉帮结派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允许指导思想多元化，也不允许各种“派系”、“团伙”、“山头”存在，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绝对统一。否则，我们党就不能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一些地方或领域出现“石油帮”、“秘书帮”、“山西帮”现象，主要是领导干部把权力异化、私有化，变成个人谋私的工具。铲除公共权力体系拉帮结派的土壤，除了加强监督管理外，更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从党的利益出发，不搞拉帮结派，不搞团团伙伙，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强化责任担当意识，带头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反对拉帮结派，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内容。领导干部是从严管党治党的第一责任人，既要对自家的“责任田”负责，管好人、管好事，更要管好自己。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全党必须警醒起来”的告诫，坚决抵制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不能放松自我要求，不能只挂帅不出征，喊喊口号作作秀，更不能作“双面人”，台上反帮派，台下搞团伙。要坚持从自己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抓一级，明确责任，层层抓落实，增强各级党组织从严管党治党的意识，确保“城池”万无一失。

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带头遵守党的政治纪律。遵守党的纪律，必须把遵守政治纪律放在第一位。反对拉帮结派，要求党员干部不能淡薄党员意识、模糊角色，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而要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牢记自己的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而不是为某个人工作。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清醒认识到党组织不是任何人的“山头”，党员不是任何人的“家奴”，从灵魂深处排除“山头主义”“圈子文化”的干扰，消除各种困惑，坚定“三个自信”，做到“三严三实”。党员领导干部由于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岗位的特殊影响，才是形成团伙最重要的根源。因此，在反对拉帮结派中，必须抓好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让领导干部从思想上提高对拉帮结派危害性的认识，行动上自觉反对各种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严守政治规矩，确保自己的所思所言、所作所为符合政治规矩。

以钉钉子精神，带头执行党规党纪。党规党纪要发挥作用，执行是关键，如选人用人管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方面的规定、纪律很多， 一定要不折不扣执行到位。“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有领导干部带头严格执行制度，遵守党纪国法，才能带动全社会形成遵纪守法的良好氛围，使人身依附、拉帮结派、搞小圈子无路可遁。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党性、讲政治、讲操守，做遵守政治纪律的模范，在党爱党、忧党、为党。要率先垂范，自觉担负起维护和执行党规党纪的责任，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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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文化可以为恶，使公共权力私人化，也可以为善，形成很多自组织团体，重要的是如何抑其恶而扬其善。

最近抓贪腐抓出了一些窝案，打老虎打出了团伙，所以又有人会感慨中国的“关系社会”的“劣根性”。这种认识情有可原，但这样的思维是不全面的。关系与圈子就和法律一样，都是工具，可以用来为恶也可以用来为善，且都是一个社会治理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是一个是非正式机制，一个是正式机制，各有功能，也各有利弊，需要相辅相成才能带来好的社会治理。好的关系治理可以带来和谐关系、礼治社会，自治团体和社群伦理，但关系和圈子落在没底线的人手上，却成了特权、后门，裹挟进圈子的人，称兄道弟，互相吹捧，出了问题，百般包庇;对圈子外的人则多方刁难，排斥打击，落井下石。同样的，法律落在这些人手上也一样为恶，走漏洞，操控立法，造就一堆“华尔街肥猫”，危害社会。

关系和圈子是全世界到处都存在的，去关系化后的原子化社会是不健康也不可持续的，这在中国更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关系人情深植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之中。“圈子”由关系连接而成，当极端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搞关系的人会用一切手段来拉近自己与圈子中核心人物的距离，从而换取最大利益。在极端情况下，法律、道德往往让位于圈子的利益，公共权力成为各种圈子的私家领地。种种情况，都对社会的良性治理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对此，有人主张用法治取代德治，有人主张去关系化，还有人主张以契约道德取代传统道德。尽管目前社会上存在法治不彰的现象，加强法制建设也是应该的、必须的，但是要用法来取代道德，或以契约交易的关系取代讲仁义、讲博爱的人际关系，则违背了中国人的民族性。

去关系化的社会，只会让人变成原子化的个人。用契约道德取代传统道德，是将人与人的关系用买卖交易这种工具性的关系来置换讲仁义、讲博爱的情感性关系，这种主张更是违背了我们骨子里面的仁爱情感。事实上，是我们的社会错误地使用关系，才造成了很多“关系社会”、“人情社会”的负面结果——问题不在关系本身，而在于任何治理手段，关系也罢、法律也罢，都会被滥用。“关系社会”、“人情社会”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缺点，我们应该客观地分析研究，找到发挥其优势、减少其缺点的治理之道。

广义的“圈子”在管理学中通常指 “网络”，社会学中则常常是指 “社区”或“社群”。人际关系会带来信任，信任的存在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以信任关系为基础的自组织治理模式则是良善治理不可或缺的一环。简言之，中国人的圈子文化可以为恶，使公共权力私人化，这种现象正如习近平同志讲反腐问题时一再批“团团伙伙”，强调党内决不允许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也可以为善，形成很多自组织团体——表现在组织内会是最有活力、战斗力与创意的团队，表现在社会上则是现代复杂社会中的公民团体，如职业、行业协会、慈善团体、社区组织、各类兴趣俱乐部等等，可以其内部的社群规范与伦理建构出自治的良好秩序。如何抑其恶而扬其善?古老的中庸之道其实正提供了我们需要的智慧。

中庸的第一条就是“放”，运用于现代自组织治理模式，就是给予社群一定的发展空间，借以形成社群伦理，靠社群内部的相互监督形成自律的风气。找到合适的方法开放自组织，也可以让多元的声音找到一个合理的表达渠道，找到合法、公开的利益代言人，形成一定的公开发言权，相互竞争又相互融合，而不是抱团暗斗，夺权谋私。这样，通过合法的、公开的团体，将圈子文化引向一个健康的发展轨道，让公共权力回归到本来的轨道，最终实现良性的治理。

中庸的第二条是“诚”，中庸之道从天下至诚开始，只有真诚才能建立愿景、价值观和团体文化。如此，自组织的圈子成员才有行为的规范与行动的方向，可以自治，自定目标、自选工作，正面发挥圈子的功能，而不会没有底线地抱团徇私。

中庸的第三条原则是“以身作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上下一致守法、上下一致守礼，愿景、价值观和文化才会真正深入人心，法制与规范才会得到大家的共同尊重与遵守。

中庸的第四条原则是“动态平衡”，即要寻求治理模式在动态中的平衡。自上而下的层级控制要有节度，自下而上的自组织也要有节度，在层级治理和自组织治理之间把握一个平衡点。作为圈子核心人物的领导者也要保持好圈内与圈外的平衡。一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可能也是一个更大的网络的核心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只考虑小圈子里面人的权利，而应该把均分的原则运用到更大的层面上去，随时动态平衡情感性与工具性动机，平衡人情法则与均分法则，平衡圈内与圈外利益，总之要在底线之上动态调整。

善用、正用关系和圈子，可以带来良好的自组织团体，自组织团体内发展出自治理机制、乡规民俗、社群伦理，是道德得以落地的依据，社会善治的基石。而在社会或企业系统中，则可以自我演化，自组织团体可以自我发展，自我演化以适应外界环境快速的变化，成为活力与创新的来源，以补救正式制度带来的僵化与“徒法不足以自行”的缺憾，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相融相生，造就一个系统生生不息地演化，这正是中庸之道教给我们的管理智慧，值得我们深思。

在当前党员干部队伍中，仍然存在一些不严格执行政治纪律、甚至违反政治纪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亟待深度剖析，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就此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和研究。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存在的问题分析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一、存在问题及特征

调研表明，在党的基层组织中，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是能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的，这是取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重要保证。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确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淡化，政治纪律执行不力，违反政治纪律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其主要表现呈现以下“四性”：

(一)政治上的迷茫性。一是政治方向偏向。有些党员干部针对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遇到矛盾和困难，比如贫富差距拉大、行业分配不公、少数人价值观扭曲、一切向钱看等，就在政治方向把握上摇摆不定，甚至把此类问题归结为改革开放造成的。二是政治立场偏移。有些党员干部实为政治上的糊涂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不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不鲜明。比如有的人在对反腐败斗争形势正确判断上，没有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认为：反腐败越反越多，积重难返。而有的又对身边违纪者睁一眼闭一眼，查处时说情开脱，袒护包庇。有的对当今自上而下开展的作风建设、群众路线等工作，不是主动把自己摆进去，而是做局外人，持观望态度。甚至错误地认为作风建设、群众路线做做样子，走走过场，阵风吹过，难以持久。三是政治言辞偏激。有些党员干部私下显能，口无遮拦，惯于传播小道消息，议论网上热门话题，甚至丧失党性原则，传播政治谣言、政治笑话，对党的重大政治问题说三道四，在社会和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

(二)思想上的片面性。一是于己无关论。有的党员将自己混同于普遍百姓，消极遁世，不问政治。认为自己无职无权，党的政治纪律没有遵守的必要;有的一般党员干部，则认为自己有职无权，党的政治纪律也没有约束的必要。二是民主自由论。有的党员干部在党内片面要求决策要民主、言论要自由，不能摆正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辩证关系。说了一些违反组织原则的话，做了一些违反政治纪律的事。三是自以为是论。有的不是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央精神，而是片面曲解原意，甚至把自己的不正确理解当成中央精神，使之在执行中变形走样。比如在执行党的强农惠农政策过程中，一些镇、村干部嫌工作麻烦，将强农资金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将应发到户的惠农补贴资金，违规套取、截留使用，严重背离了党的强农惠农政策精神。近两年来，已查处7件此类案件，对相关人员及时给予纪律处分。

(三)工作上的本位性。一方面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有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缺乏大局意识，不顾国家整体利益，片面强调本单位本部门局部利益，对党和国家政策、上级部署的工作，有利争着上，难事绕道走，合口味的立马照办，不合口味的消极应付。有的强调以本地工作特色为由，对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另一方面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有些单位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不从经济社会发展长远利益考量，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从而出现“利大快执行，利小慢执行，无利不执行”现象。比如少数行政执收执罚部门，踩红边线，打擦边球。少数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单位”以工作保密等为由，另设办事大厅，规避集中监管。致使“三乱”现象仍时有发生，严重损害经济发展环境。

(四)行为上的自由性。一是阳奉阴违，我行我素。有少数单位党员领导干部貌似“双面人”，对中央方针政策和上级决定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或者消极应付，难以落实。有的党员干部参与组织讨论决定时，仍然存在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的违纪行为。二是信仰缺失，行为荒唐。有极少数基层党员干部政治信仰缺失，不信马列主义，信宗教迷信。不讲班子团结，讲团团伙伙。其行为完全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极不良影响。三是利益至上，违纪违法。有极少数党员干部，在政治上缺乏理想信念，行为方式上自由散漫，逃避监督，价值取向上追求个人利益至上。有的与不法商人打得火热，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有的甚至受利益驱使，蜕化变质，出卖情报，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比如2011年4月，该县查处县法院一法官周某某违纪违法案，因其政治纪律松懈，难抵金钱诱惑，迷失政治方向，通过互联网络，向境外敌特组织出卖情报，终因犯间谍罪，被依纪依法惩处。

二、原因分析

(一)不注重理论学习，政治素质不够高。调研发现一些基层单位党员干部，只重业务培训，不注重政治理论学习。不善于运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由于政治理论基础差，致使思想政治素质难以提升，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难以从思想上、政治上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不注重党性锻炼，纪律观念不够强。有些党员干部不重视党性锻炼、党性修养，放松了主观世界改造，致使党性不纯或不强问题仍然存在。突出表现为个人意识增强，组织观念弱化;本位意识增强，大局意识弱化;名利意识增强，公仆意识弱化。甚至极少数党员干部把强调政治纪律，视为束缚手脚，自认为只要谋求本单位利益，个人不拿不贪，就不是违纪违法。这样必然造成纪律涣散，难以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民主与集中、个人利益与党和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

(三)不注重制度实效，执行力度不够强。有些单位党组织制度执行力不够强，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比如有少数党员干部不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正确处理上级与下级、个人与组织、少数与多数、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有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导致民主不够或集中不够，从而影响执纪实效。

(四)不注重从严治党，教育、监管、惩处不到位。有些单位党组织，尤其是村级党组织治党不严，对基层党员干部思想上、行为上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闻不问，缺乏有效的教育和监管，甚至当党员干部违纪追究时，帮其说情开脱。有的党组织不抓经常性政治纪律教育，致使基层党员干部纪律意识淡化。有的党组织不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党组织生活会流于形式，一些基层党员长年不参加组织生活，成为不受党纪约束的“特殊党员”。有的党组织执纪不严，对违犯政治纪律者，认为蒙上“政治色彩”，尤其针对违反政治纪律言行，处分尺度更不好把握，因此得不到及时应有惩处。

三、加强党员干部执行政治纪律的对策建议

(一)着力强化党章意识，增强执纪严肃性。党章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每一个党组织都要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自觉维护党章。做到党章规定的必须不折不扣执行，党章禁止的必须坚决纠正和查处。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把严格遵守党章，作为自己必尽的义务和责任，自觉用党章规范一言一行，真正把党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行见于效，切实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二)着力强化纪律意识，增强执纪自觉性。一是认真学习领会，增强纪律意识。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关于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的一系列主要论述，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提出的新要求，学懂学透党章、党纪处分条例等党纪条规，自觉规范言行，明确守纪底线。二是创新教育方式，增强教育实效。坚持政治教育与理想信念、宗旨教育相结合，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相结合，增强政治纪律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注重统筹规划，加强持续教育。把政治纪律教育纳入党员干部教育的整体规划，让政治纪律教育进入党校培训中，进入各单位党课教育中，切实使政治教育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不断传递严格执行政治纪律的正能量，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增强纪律意识，自觉做到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立场坚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坚定不移。

(三)着力强化制度执行，增强执纪持久性。严守政治纪律，执行制度是关键。一方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章，自觉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局，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真正做到关键时刻听从指挥、重大方针坚决贯彻，具体规定严格执行、日常生活严守规矩。另一方面，扎实抓好党内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诫勉谈话、述职述廉、函询和问责等制度落实，查找和解决在执行政治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予以整改。同时针对违纪问题易发多发的领域和部位，查找违纪的深层次主客观原因，及时制定和完善政治纪律规定，增强政治纪律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四)着力强化查处力度，增强执纪有效性。强化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所在。一是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等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促进党的团结统一。二是加强对党员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监督检查。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开展监督检查，督促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防止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三是跟进重点时段、关键环节，加强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常态化检查。要强化新政策出台、重要会议召开等敏感时期的专项检查，及时发现和排除隐患，严明政治纪律;要强化重点人员的检查，突出新党员、新任干部、新进班子成员和离退休干部，及时纠正违反政治纪律的人和事;要突出重点环节检查，定期对网络设施、传播媒体、涉密载体等情况进行清查，防止发生网上政治问题。四是要加强对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从群众反映强烈的吃、住、行、医、学等方面入手，查办损害群众利益的典型案件，对违反政治纪律的人和事，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对执行政治纪律监督不力的，要追究所在单位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及相关人员责任。

(五)着力强化主体责任，增强执纪示范性。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要自觉作好表率，既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主动维护政治纪律，又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坚决同一切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坚决维护纪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要强化纪律“铁”的意识，强化按制度办事的意识。要把执行政治纪律贯彻于履职全过程，切实守住“底线”、不踩“黄线”，不越“红线”，以自身的示范表率作用，促进从严治党、严明执纪要求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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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中。跟对人比什么都重要这种观念，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直观描述，也是对政治生态、政治文化的经验概括。当前体制下，对于干部任命，“一把手”权力过大，很多时候就是领导一句话的事儿。这就导致，如果跟对了人，就会使获得提拔重用的成本大大降低，所以许多人会把进入某些“圈子”视为成功捷径。【读文有感：人类社会中，“欲望”是关键，“欲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欲望”是控制大局和人群的抓手，当一个人把“欲望”的应用，玩到了极致。那么，他就能将世界把玩于手掌之中。什么是“欲望”呢?就是人们费心思、极力想得到的东西。但是，因人、因事、因时而异。抓住了欲望就抓住了世界，抓住了欲望就抓住了人类的大脑和行动。正常的欲望要应用好。但，还是要经常的想办法，创造一些使人产生欲望的机会。使得利用者自己，始终有抓手牢牢地控制住人们的大脑。比如，评先，有奖的事;比如，选用人的事。有十个人、十个人决不能都评先进，必须差额选举，即使名额富余很多，也不能这么办。不能满给。当然了，多出的名额可以分给其他面层的人吗?!一定要有比例的采用“民主集中制形式”的评选，既合法又合理，还加强了控制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调动所在人群的积极性。达到奖勤罚懒的欲望驱动效果，使得主动权始终在手中紧攥(老人家通过几十年研究和实践，特别明白此理。遂将此招应用得得心应手，自文革以来控制人们大脑的，让人们为之疯狂的就是这招，百试百爽。人类社会中，没有了欲望就没有了前进发展的动力)。如果在社会中，人人都有时，就变得稀松平常了，人们就不会珍惜了(新、奇、险、特，是人类的软肋似的弱点追求!)。大伙就不会有欲望的产生，没有了欲望的驱使，人们就不会主动积极争取。很多人就会变懒，无所事事的瞎混!达不到鲤鱼跳龙门式的竞争效果。“用欲望来引领;用奖罚来驱动;用保障来安心;用法纪来约束”(这与当前美国的做法大致相同)。这是人类社会的源动力所在，目前，没有其他的好办法!可以借鉴!】

从古到今，无论是性别、年龄、经历、爱好，还是工作生活的环境，人都不可能脱离圈子而存在。一方面，进入某一圈子，可以在圈子中发挥个人专业能力，在小圈子中为全社会的发展起到大作用;另一方面，进入了某一圈子，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充实，无论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圈子，无论是亲情还是兴趣爱好圈子，无论是行业还是团队圈子，都能让个人获得更多的资源，获知更多的前沿信息。

但有的人却利用所谓的“圈子文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首先是想着如何跟对人，想着要去抱着某位高官的权力大腿，为个人的政治前程铺好路。其实，对个人人来说，这是不相信个人的能力，害怕站错队、跟错人影响了前程;对于“大腿”来说，与下属玩起“圈子文化”，结成了权力和利益同盟，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败坏了威信，玷污了公权的尊严，损害了个人的声誉。

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益派咨询调查显示，有47.3%的受访者表示正因“山头”、“圈子”或附庸问题而苦恼，47.2%的受访者认同，在当前社会环境下跟对人比个人努力更重要。这表明，“圈子文化”在官场和各行各业仍十分流行。这种权力的附庸，实际上是把公权凌驾于组织利益之上，是通过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获取圈子成员的最大利益。由此，有的人当上了干部，整日就琢磨着要去抱谁的大腿，进入到谁的圈子，一旦想方设法混入了“圈子”“跟对人”，就不再担心无利益可图、无职位可就。这样一来，造成权力滥用、无心做事、善恶不分、不受约束，各种腐败窝案、串案就会常有发生。诸如，刘志军连同其带病提拔的张曙光等一批铁路系统内的“铁哥们”先后落马;江西九江水利系统窝案中，水利局长竟授意同乡一名毫无经验的木匠承修水库，皆是赤裸裸的案例。这种权力非制度化的运行，正是政治生态恶化的信号。

铲除“圈子文化”，打破官场陈风陋习，对于净化官场文化，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起着关键作用。唯有真正实施法治、落实法治，才能塑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从而改变权大于法、官大于法的不良局面，让那些别有用心的“圈内人”抬起头来看看“圈外”的世界，看看法治建设给国家带来的繁荣昌盛，看看公平正义给人们带来的安居乐业，看看正确用权给社会发展带来的良性进步，看看良好政治环境给执政地位带来的威望。而让“跟对人文化”没有市场，就必须通过建立风清气正的考核评价机制，让选人用人程序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消消毒、杀杀菌”，避免圈子滋生裙带关系，避免萝卜招聘、互相提携现象，让能人好人好上加好，让能人好人能被提拔重用，让能人好人都有机会干出好成绩。要让领导干部不能总是“一手遮天”，就必须严格规范官员的职务行为，用制度建设提高干部职务的风险系数，确保干部正确用权，不能让那些所谓的“大腿”成了一些人梦想的天堂，更不能让领导手中权力成为一些人“投桃报李”的潜规则。

随着打“老虎”、拍“苍蝇”步骤越来越快，系列的窝案、串案不断被纠出，诸如山西省5党委接连被查，这足以说明官场圈子在一点一点走向失控。铲除“圈子文化”，不仅需要官员自觉自律，更需要从制度建设抓起，为圈里圈外划清界限，决不能让“圈子文化”玷污了公权的尊严。

政治纪律是党的生命线，是维护党的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政治路线的行为规范，是实现党的团结和协调统一的行动准则。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浅谈反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解决方法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遵守党的纪律，必须把遵守政治纪律放在第一位。反对拉帮结派，要求党员干部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牢记自己的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而不是为某个人工作。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清醒认识到党组织不是任何人的“山头”，党员不是任何人的“家奴”，从灵魂深处排除“山头主义”、“圈子文化”的干扰，消除各种困惑，坚定“三个自信”，做到“三严三实”。

政治纪律是党的生命线，是维护党的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政治路线的行为规范，是实现党的团结和协调统一的行动准则。拉帮结派是一种严重破坏政治纪律、搞乱政治规矩的行为。如果任由其盛行，党组织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丧失凝聚力和战斗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我们要认真领会、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坚决反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山头主义”，坚定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反对拉帮结派是我们党一贯的立场和纪律要求

拉帮结派是以利益为黏合剂的思想和行为，在政治上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在经济上互为谋利、共同分赃，在人事上封官许愿、弹冠相庆，在工作上自行其是、阳奉阴违，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帮派内部，只知有团伙，不知有组织;只知有靠山，不知有纪律，是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封建化的形式表现。我们党一贯反对搞小圈子、小团伙、小帮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等原因，革命队伍中出现了各部分同志之间互相不了解、不团结现象，存在以宗派利益为出发点的思想和行为。毛泽东同志多次告诫全党，要反对自由主义，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革命战争的胜利，靠的是路线的正确、全党的团结，而导致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其内部派系林立，相互倾轧。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党中央始终对“帮派”、 “团伙”、“山头”保持高度警惕。邓小平同志指出，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系、小圈子。江泽民同志强调，一定要反对“山头主义”以及“宗派主义”。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坚持五湖四海，拓宽视野选拔干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思想政治教育和正风肃纪相结合，在查处腐败案件的同时，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对搞山头、搞宗派、搞团伙、闹自由主义的行为加以严肃整治。广大党员干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自觉性、主动性、坚定性大大增强。但拉帮结派思想残余仍未彻底消除，有的领导干部把自己等同于组织，甚至凌驾于组织之上，把主管领域当“私人地盘”，想方设法立“山头”、当 “大王”、作“舵主”，把上下级关系搞成利益输送关系和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工作只对利益共同体负责，而不对组织负责，使得一些地方党内政治关系不正常、政治风气污浊。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直斥拉帮结派、搞“山头主义”这一政治痼疾。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部署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时明确指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这再次表明了党中央治理“帮派”、“团伙”、“山头”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坚决铲除拉帮结派生存的土壤

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样，拉帮结派现象也不是一两天就形成的，有其存在的根基和发酵的土壤。山头易守难攻，封建时代各路英雄草莽集结，拉帮结派就立起了“山头”。随着时代发展，拉帮结派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所谓的“关系”、“靠山”、“是谁的人”、“属于哪一派”，既有因裙带关系成立的家族式山头，也有因地域关系结成的帮派;既有因共同经历如老部下、老同学结成的团伙，也有因金钱关系搭建的各种利益集团，更有政治上互相依附的团团伙伙，等等。各种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必须从思想、制度、监督等多方面切入，多管齐下，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帮派主义生存的土壤。

加强纪律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纪律意识和政治自觉。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拉帮结派、“圈子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产物。在帮派内，党的原则被抛到一边，互相吹捧、互相举荐，政治上互相依靠，经济上互为利用;在圈子里什么话都敢讲，什么事都敢干，无法无天。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党性意识、政治纪律意识淡化，权力观扭曲，法纪观念缺乏。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认识到，遵守党的纪律，对组织负责，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是全党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在党的纪律面前，没有人享有特权，也没有人能例外，必须始终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远离并抵制形形色色的 “帮派”、“山头”、“圈子”。

完善党内法规，健全权力制约监督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从近年案件查处情况看，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腐败、系统性腐败，究其原因就在于对利益共同体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因此，必须要以规范制约权力为中心，坚持五湖四海、公平公正使用干部为导向，建立健全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由一系列相关具体法规制度组成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科学配置各部门单位的权力和职能，规范和监督权力的运行，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产生权力依附、权力寻租行为。

严肃党内生活，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遵守执行情况，直接影响到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一些部门或单位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随意化，好人主义、自由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风气病根未绝，导致拉帮结派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纠正和整治。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扫除歪风邪气。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坚决杜绝“家长制”和“一言堂”，摒弃相互间逢迎讨好、互相吹捧的庸俗作风，真刀真枪，红脸出汗，不断提高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严格监督执纪，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严格监督执纪，是反对拉帮结派最直接、最有力的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对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等组织制度的，对长期不参加党组织活动、不能履行党员义务的，必须及时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有的人在所谓的“圈子”和“大树”的庇护下，尝到不少甜头，心存侥幸，对党的纪律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对热衷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团团伙伙，搞山头主义、排斥异己和搞人身依附行为的领导干部，要敢于坚持原则，动真碰硬，按照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要求，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

领导干部要带头反对拉帮结派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允许指导思想多元化，也不允许各种“派系”、“团伙”、“山头”存在，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绝对统一。否则，我们党就不能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一些地方或领域出现“石油帮”、“秘书帮”、“山西帮”现象，主要是领导干部把权力异化、私有化，变成个人谋私的工具。铲除公共权力体系拉帮结派的土壤，除了加强监督管理外，更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从党的利益出发，不搞拉帮结派，不搞团团伙伙，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强化责任担当意识，带头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反对拉帮结派，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内容。领导干部是从严管党治党的第一责任人，既要对自家的“责任田”负责，管好人、管好事，更要管好自己。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全党必须警醒起来”的告诫，坚决抵制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不能放松自我要求，不能只挂帅不出征，喊喊口号作作秀，更不能作“双面人”，台上反帮派，台下搞团伙。要坚持从自己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抓一级，明确责任，层层抓落实，增强各级党组织从严管党治党的意识，确保“城池”万无一失。

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带头遵守党的政治纪律。遵守党的纪律，必须把遵守政治纪律放在第一位。反对拉帮结派，要求党员干部不能淡薄党员意识、模糊角色，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而要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牢记自己的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而不是为某个人工作。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清醒认识到党组织不是任何人的“山头”，党员不是任何人的“家奴”，从灵魂深处排除“山头主义”“圈子文化”的干扰，消除各种困惑，坚定“三个自信”，做到“三严三实”。党员领导干部由于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岗位的特殊影响，才是形成团伙最重要的根源。因此，在反对拉帮结派中，必须抓好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让领导干部从思想上提高对拉帮结派危害性的认识，行动上自觉反对各种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严守政治规矩，确保自己的所思所言、所作所为符合政治规矩。

以钉钉子精神，带头执行党规党纪。党规党纪要发挥作用，执行是关键，如选人用人管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方面的规定、纪律很多， 一定要不折不扣执行到位。“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有领导干部带头严格执行制度，遵守党纪国法，才能带动全社会形成遵纪守法的良好氛围，使人身依附、拉帮结派、搞小圈子无路可遁。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党性、讲政治、讲操守，做遵守政治纪律的模范，在党爱党、忧党、为党。要率先垂范，自觉担负起维护和执行党规党纪的责任，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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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文化”是法治中国的绊脚石，滋生腐败、损害国家与民众利益、阻碍社会公平与正义。只有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并辅之以严格执行，才能杜绝别有用心者组建“圈子”以牟取不当利益。当感情不再是拿来投资的工具，君子之交方能淡如水，“圈子”也才能回归至停靠友情与亲情的港湾。

首先，要抓价值观建设。“圈子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极端利己的维护帮派私利的价值观。共产党人的文化，内核就是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取向，就是由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文化传统。这种共产党人的文化，同“圈子文化”是根本对立的，同时又是克服“圈子文化”的有力武器。我们共产党人，既要成为全社会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又要弘扬和践行共产党人特有的优良传统和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不搞小圈子，不走腐败路，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其次，要抓阳光制度建设。“圈子文化”的滋生和蔓延，极大地破坏了党的各项制度。圈子里的人，不论是大官，还是跟屁虫，总是把宗旨、党章、准则、纪律看作是一纸空文。他们最擅长的，是搞暗箱操作、幕后操纵。他们即使讲制度，也是为了套住别人的手脚、限制别人的行动。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而且还突出地强调，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他还指出，要加强对典型案例的剖析，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同理，解决“圈子文化”，也要把建立阳光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

再次，要抓法治建设。“圈子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无法无天文化。用法治管圈子，才是正道。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的同时，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这一整套战略布局，把法治和发展、改革、治党联系起来、结合起来，是为了找到一个治本之策、长治久安之道。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只要我们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把我国建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封建主义就没有了滋生的土壤，“圈子文化”就失去了蔓延的空间。因此，认真贯彻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由党的高级干部带头，各级干部身体力行抓法治，有针对性地抓，坚持不懈地抓，一定能抓出一个风正气清的党建新局面。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日前刊文指出，一些腐败分子为了保住并攫取更大经济利益，在政治上有更大的诉求，从而搞团团伙伙、搞小圈子，这对党造成的损害更大，严重危害党和国家政治安全。

一些官员热衷于搞团团伙伙、搞小圈子，其实是“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作祟。“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的兴起，使礼尚往来乃至仪礼文化，被异化为世俗化、功利化的捷径通道。特别是，圈子化、裙带化现象加剧，排他性日趋严重，“官场生态”不佳，从而导致少数党员干部心态失衡、信仰迷失，要么选择“捞金”，要么选择“争权”。可见，治理“圈子文化”，是营造风清气正“官场文化”的迫切要求。

治理“圈子文化”，应对“一把手”限权。诚如专家所言，在当前体制下，对于干部任命，“一把手”权力过大，如果跟对了人，就会获得提拔重用，所以许多人会把进入某些“圈子”视为成功捷径。因此，要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进行科学界定，明确权力范围，用权必须讲程序，权责要一致，有多大的权，就要担多大的责，权责不能失衡。比如，一些地方规定“一把手不直管人财物”等重大事项，就是分解、限制和规范“一把手”权力的一项制度。

治理“圈子文化”，应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要建立起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机制，褒奖那些埋头苦干、狠抓落实的干部，教育和调整那些只尚空谈、不干实事的干部，问责那些弄虚作假、跑官要官的干部，努力营造崇尚实干、恪尽职守、乐于奉献的良好氛围，引导和激励各级领导干部把精力集中到干实事上，把本领施展到抓落实上，把智慧用到谋发展上，自觉远离、抵制“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

治理“圈子文化”，应成为反腐题中之义。不可否认，“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官场腐败，必须予以重点打击。反腐不仅仅是抓几个贪官，更是对深层“官场文化”甚至是社会观念的触动和改变。因此，每个党员干部都应该时常反躬自省，问一问自己身上有没有“圈子”的观念，如果有，就应坚决改正，否则，难免深受其害。

近日，一项在线调查显示，74.2%的受访者表示身边存在“山头”、“圈子”现象，75.9%的受访者坦言当前社会以“山头”、“圈子”为代表的附庸思维普遍存在。47.2%的受访者认同，在当前社会环境下，“跟对人”比个人努力更重要。当下，附庸思维已经跨出官场，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社会病。

总书记习近平曾说过 “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

在贫寒的时代，在险恶的环境下，圈子使人平添不少温暖。它让人感动，让人增添力量。然而，如果圈子融入太多的人情与意气，许多恶习就应运而生。拉关系、组山头、裙带风、不重才能而重情谊亲情、走后门、不讲道德、枉法舞弊的过失使圈子变得一团乌烟瘴气。

“融入圈子”成了很多人求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一些人投机取巧不遗余力的动力。在圈子内则可实现资源共享，而被排斥在圈子外则会一事无成，处处碰壁。正是这种“圈子化生存”状态，使得社会秩序被破坏、社会规则被颠覆、社会公平被戕害、社会正义遭沦陷。“融入圈子”这种普遍性的社会认同与追随，才是当前最大的社会病灶所在。

利益争夺的时代下，圈子在发酵膨胀，人们也开始了各种“钻圈运动”，自己的圈子、别人的圈子。圈子越来越多，圈子文化带来的弊病也越来越严重，也正是因为这些圈子，才阻碍了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破除圈子文化势在必行，首先要立足对权力的约束，以减少权力腐败和干预，对权利公平与秩序正义所带来的影响。一方面，要加强对权力的约束，使任何权力都受到约束而不能任意支配和滥用;另一方面，则要让权力公开，让每个人都有监督权力的机会。大力实施和推行社会法治，让法治为维护社会规则与秩序，只有社会公平正义得到更高水平的保障，圈子文化才会失去生存的空间和土壤。

“圈子文化”是诱发腐败窝案的大染缸。“圈子文化”的巨大危害不仅仅在于滋生腐败，而在于传染腐败、扩散腐败、加剧腐败。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浅谈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的内容，欢迎大家的查看!

圈子原本的一种含义是指人与人因为相同兴趣、经历或其他目的而结合成的非正式团体。志同道合而相聚一起，或结伴临溪，流觞曲水，或坐而论道，疑义相析，都不失为一种人生乐趣。但是当下社会和官场上流行的圈子却完全脱离了志趣的主题和情感的联合。不少人削尖脑袋钻进圈子，想方设法经营圈子，千方百计扩大圈子，形成了一种畸形繁荣的“圈子文化”。

“圈子文化”最注重界限。圈子看似松散，但却“画圈为牢”，水泼不进，针插不入。不管人与人关系多么错综复杂，一个人进没进圈子，是谁的圈子却分得一清二楚。在圈子内，可以呼朋引伴，称兄道弟，觥筹交错，互相照应，彼此绝对心照不宣;但对圈子外，或冷若冰霜，形同陌路，或表面和气，暗中使绊，乃至排斥打击，落井下石，斗争起来毫不手软。让人感叹圈内圈外是“两重天”。

“圈子文化”很讲究中心。圈子实行的是家长制。圈子中的人际关系如同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描写的“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就是圈子的“家长”。“家长”掌控着圈子内外部资源的获取分配和圈子的运作，圈子其他成员只能唯“家长”马首是瞻，老老实实服从指示。圈子还实行等级制。圈子之内谁是老大，谁是心腹，谁是马仔，谁也不会搞混。“上下有等、尊卑有序、贵贱有别”之类在圈子中最适用。

“圈子文化”最关键的是规矩。这种规矩是潜规则，摆不到台面上，也落不到纸面上，但是谁要敢坏了规矩，那今后肯定是在圈子里“混”不下去了。圈内圈外，第一位的规矩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圈内人要是混出了名堂，必定要彼此拉一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要是出了问题，则必定要统一口径，百般包庇。因此社会上常常听见某个地方“拔出萝卜带出泥”，被“一锅端”。圈子上下，第一位的规矩是“江湖义气”。下属对待老大要“忠心耿耿”，老大对待下属则要“义薄云天”，你为我效犬马之劳，我为你两肋插刀。至于这种规矩是否符合党纪国法，是否遵从组织原则，都在所不问。

这样畸形的“圈子文化”让一些领导干部成为利益团体的附庸，丧失独立的政治人格、清醒的政治判断。任其发展，将是对组织纪律的严重挑战，将对党的事业和党的组织造成极大的伤害。

“圈子文化”从源头上看是专制主义糟粕的残留。专制主义延续几千年的陈腐观念、人身依附、等级制度、门客政治等在党内仍未得到完全肃清，并且在思想日益多元、利益日益分化的今天还有所发酵。一些人错误地把组织当成了朝廷，仍然在搞任人唯亲、任人唯派，进行人身控制，围绕自己打造盘根错节的现代“宗族”，将组织内纯洁的同志关系江湖化、庸俗化。“圈子文化”从形式上看是党内宗派主义的变种。每个小圈子就是一个小团体、小山头，它们时常闹独立性，只强调局部利益，无视整体利益，往往通过内部被异化的伪团结，相互间无原则的争斗，于无声无息中解构了组织意志，绑架了组织意图，裹挟着组织的运行。“圈子文化”从本质上看是利己主义的恶性发展。组织的运行围绕一个“公”字，圈子的运行围绕一个“私”字。混迹圈子的人形形色色，但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利。归根到底这类圈子都是个人利益关系的同盟。它们交织着权力、地位、关系、面子，将单纯的利益交换关系发展为饱含“人情”的人际承诺，为其赤裸裸的目的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匡正风气，破除“圈子文化”的途径有很多，但最关键要摆正组织和个人的关系，学会正确对待组织和领导干部个人。每一个党员都必须认识到，无论职务高低，能力强弱，贡献大小，个人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都必须毫无例外地把自己置身于党的一个组织之中。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参加党内生活，认真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要时刻牢记感恩组织，而不是感恩个人。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自己的成长进步归根到底靠组织关心培养，而不是靠圈子帮衬，更不是靠“贵人”相助。因此要对组织心怀感恩，心存敬意，更加自觉地相信组织、更加紧密地依靠组织。但是这种感恩的对象只能是组织，而不是组织里的任何领导，决不能因为某些领导曾经有过提携之举，就搞庸俗的“投桃报李”那一套。

要时刻牢记对组织忠诚，而不是对个人忠诚。领导同志作为组织的灵魂，对组织控制力强、贡献大，很多时候是组织意志的代言者。但是每个党员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领导都只能代表组织，而不能代替组织，在组织之内每一个党员的政治人格都是平等的，绝不存在凌驾于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要明白自己是组织的党员，而不是谁的家丁、门客，不能将个人进步等利益诉求寄希望于对某些领导的“效忠”上。

要时刻牢记维护组织利益，而不是维护个人私利。决不能为了一己私利，损害组织利益，更不能拿原则送人情，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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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中央巡视组二轮巡视的13个巡视点中，只有浙江暂未通报巡视情况，其余12个巡视点即广西、西藏、上海、青海、河北、陕西、黑龙江、四川、江苏等9个省区市，以及国家体育总局、中科院、一汽，均晒出了巡视问题账单。中央巡视组指出广西、四川、江苏、河北官场“圈子文化”，如四川，被指出“一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搞“小圈子””;江苏，“一些领导干部与老板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圈子，进行封闭式权钱交易”;河北，“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并与企业老板结成利益纽带”。

在虚拟社会上有微信朋友圈，在现实社会，有朋友圈、同学圈、战友圈、老乡圈、亲友圈，还有一些共同事业而结成的娱乐圈和文化圈。在圈子套圈子中，相亲相爱相互扶助，有助于交际，消除隔阂，是一种维系友情、亲情和乡情的纽带。然而，流行至今的“圈子文化”，最受到某些不法之徒欢迎的，不是联络感情的老乡，不是提携事业的同道，不是服务社会的志愿者，而是利益均沾的腐败共同体。于是，紧紧地以权力为圆心、以老板和同伙为半径的“官场圈子”盛行一时，圈中人，不再以“同志”相称，而是以“大哥”、“二哥”、“老板”亲热纠缠，在圈子中，无所谓党性原则，无所谓共同信仰，无所谓法律法规，而代之以圈子中的潜规则，代之以圈子能量大小。各种各样的权力相互结成圈子，各种各样的利益相互结成圈子，各立山头，拉帮结派。淡化了“权为所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转而成为了输送特殊利益的渠道，为腐败埋下祸根。

于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成了官场圈子的生存法则;结交圈子，寻找更大更好地圈子，而努力钻营。官场圈子其实仅仅是一种对权与权交易、权与钱交易的伪装，在国人根深蒂固的“圈子文化”伪装中，已经是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的遮羞布。

众所周知，能够进入所谓官场圈子的非富即贵，一个个小圈子把老百姓排除在外，说好听点是"圈子"，说重点就是权力的裙带关系。在权力发散的范围内，把来自与五湖四海的同志，变成了庸俗的官商勾结的利益圈子，在落马官员中某某的圈子曾经是贪污腐败、违法违纪的保护伞，他们坑壑一气，用潜规则形成了一荣具荣，一损俱损的腐败圈。而官场生态的破坏，正常的组织生活，都多多少少受到了圈子文化的染指，甚至在人事提拔、利益分配、工作安排上都有圈子的影子。如今，在中央反腐新常态下，官场圈子的纷纷倒台，恰恰成了他们树倒弥孙散的有力见证。

中纪委晒出了“圈子文化”，这就是反腐新常态的推进，更标示了建设良好官场生态的方向。奉劝那些还想做小圈子的官员们，不要把圈子变成腐败的小团体;要做圈子，干脆做大一点，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大圈子，把来自于人民的权力紧紧围绕人民，这样的圈子才是真正长久的圈子。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74.2%的受访者表示身边存在“山头”、“圈子”现象，75.9%的受访者坦言当前社会以“山头”、“圈子”为代表的附庸思维普遍存在。更有47.3%的受访者表示正因“山头”、“圈子”或附庸问题而苦恼，47.2%的受访者认同，在当前社会环境下跟对人比个人努力更重要。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具有社会性，来到人世间，总要与其他人打交道，志同道合、气味相投者往往不自觉地形成一个个小“圈子”，如朋友圈、不同的爱好兴趣圈等。小“圈子”里的人有共同语言、价值观趋同，彼此吸引。从普通百姓的角度审视，“圈子”活动是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部分，想让人与世隔绝、孤身一人，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圈子”活动遵纪守法，普通公民的“圈子”活动属于受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范畴，无可厚非，谁都无权指责或干涉。不过，“圈子”活动也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问题，“圈子”氛围环境对人有很大影响，接近高雅之士可以使人趋向高尚，“圈子”里平庸甚至低谷之人多了，对人的影响不言而喻了。然而，这一切只在道德规范的调整范畴之内。

“圈子文化”脱胎于“圈子”，但与“圈子”不能画等号。“圈子文化”有较系统、“圈子”成员认同的价值取向甚或观点理论，形成了派系。“圈子文化”存在于文学艺术领域中倒没什么，无非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添把柴火。但存在于政治领域，则需要警惕。从历史与现实看，政治领域中的“圈子文化”是导向“山头主义”的基础，具有负面性，会破坏政治生态，乱了官场的风清气正，让一些官员迷失政治信仰，形成利益纽带，形成人身依附关系。会在腐败窝案中，沆瀣一气，成为反腐的阻力。特别是在“一把手”权力过大的当下，“圈子文化”促使一些官员找靠山、抱大腿，不知组织而只认“一把手”，沦为“一把手”的“家臣”，不守纪律，不讲规矩，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人认为跟对人比个人努力更重要了。

很清楚，官场上的“圈子文化”具有负能量，应当予以及时清理和整治，这有助于反腐的深化，可谓反腐“软实力”的体现，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抓几个贪官容易，而要彻底铲除官场上的“圈子文化”土壤，则非一日之功。现阶段，清理和整治官场上的“圈子文化”，重在约束权力，把权力切实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还要切实落实正确的用人导向，促使官员把精力用在干事上。至于普通公民的“圈子”，我们也应当倡导高雅向上的价值取向，使普通公民的“圈子”成为传递正能量的一个个能量源。

圈子文化并非当下独有的现象，而是一种传统恶习。比如红顶商人胡雪岩，便是依托圈子而发迹的。近年来查获的一些腐败大案，最终导致一些地方、行业和领域呈现出塌方式腐败，亦是圈子文化的典型性表现。圈子文化的可怕之处在于，其如同滚雪球般越来越大，随着其体格和容量的增加，其影响力和破坏力也日益严重。

官场如此，社会生活同样难以免俗。“融入圈子”便成了很多人求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一些人投机取巧不遗余力的动力。在圈子内则可实现资源共享，而被排斥在圈子外则会一事无成，处处碰壁。正是这种“圈子化生存”状态，使得社会秩序被破坏、社会规则被颠覆、社会公平被戕害、社会正义遭沦陷。“融入圈子”这种普遍性的社会认同与追随，才是当前最大的社会病灶所在，也是腐败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圈子文化的泛滥成灾与根深蒂固，从根本上讲，还是社会治理失序所致。当道德滑落、法治不彰、显规则不显，而各种潜规则大行其道之时，那么圈子文化就会有肥沃的生存土壤。道理很简单，若一个人不停地奋斗，却不断地失败，其就会迷茫、彷徨、悲观和愤怒。而当其融入圈子后，却可享受到圈子带来的极大便利，比如在职场上，有无数的捷径可走、有巨额的暴利可得。如此，自然会对“融入圈子”趋之若鹜。反之，若是纲常有序、制度有力和法治彰显，社会公平正义能得到实现，个体的努力能获得应有的回报，一切潜规则没有了市场，圈子不以为利而反受其害，谁又会去刻意建立或融入一个圈子呢?

事实上，圈子文化，表面上以官场为承载主体和表现形式，其实早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成为一种社会性共识。因而，破除圈子文化要立足对权力进行约束，以减少权力腐败和干预，对权利公平与秩序正义所带来的影响。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加强对权力的约束，使任何权力都受到约束而不能任意支配和滥用;另一方面，则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每个人都有监督权力的机会。而要织好权力笼子，让其从根本上发挥作用，除了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对破坏社会公平正义行为进行惩治外，还应大力实施和推行社会法治，让法治为维护社会规则与秩序兜底，只有社会公平正义得到更高水平的保障，圈子文化才会失去生存的空间和土壤。

从来不说“重话”，遇到问题视而不见，即使明知不对，口中也是“好好好”，极力保持“一团和气”，以当“老好人”为乐事。这样以“人情世故”为第一选择的党员干部，“好人”自己当了，党性、原则丢一边了，如此“好人主义”思想作风，对党的事业的危害不可低估。

“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习近平总书记对好人主义的论述发人深省。好人主义，其实质就是个人主义，爱惜羽毛、怕得罪人，囿于“小我”得失，只要不伤自己，不怕伤党、不怕伤组织、不怕伤事业，选择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把党和人民利益抛之于脑后。

好人主义，表面看起来是对人“好”，其实是对同志极不负责任。明明看到同志在工作中出现失误、错误，却装作没看见，不提出、不指正;明明发现同志有了危险苗头和不良倾向，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任其在危险边缘愈滑愈远。这种对错误、问题听之任之的态度和作风，实质是违反政治原则、违反组织纪律，贻害无穷。

《晏子春秋》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晏子委派高纠为自己管理家政，三年之后却突然把他辞去了。左右的人问晏子：“高纠做事整整三年，不仅不提拔他反而把他赶走，他究竟有什么过错呢?”晏子回答说：“只有圣人才谈得上十全十美。我晏婴是一个出身卑微的人，如果身边没有人随时替我指出缺点错误，我在礼、义、廉、耻等方面将存在许多毛病，现在高纠跟随我已经三年时间，却未曾指出过我的缺失，留他在身边有什么作用呢?”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是可怕的。一些犯了错误的干部，开始时往往只是出现一个“小缺口”，这时候如果有人及时咬咬耳朵、扯扯袖子，提个醒、早纠正，可能就不至于越走越远，越陷越深。而奉行“好人主义”者，宁可得罪事业，也不得罪他人，宁可丧失原则，也不伤害感情，这种庸俗作风的表现，就是学泥瓦匠——和稀泥，学木匠——睁只眼闭只眼，基本不开展批评，即便实在躲不过，批评的内容也是抽象空洞的，包装了再包装，“犹抱琵琶半遮面”。如此“好人主义”，污染党内政治生活空气，是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敌。

“观于明镜，则疵瑕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进一步强调“严肃认真提意见，满腔热情帮同志”，“坚决反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和好人主义”。以《准则》为镜，坚持原则、认真负责，力戒好人主义、克服庸俗之风，以责任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这才是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品格。

时下，一些同志揭露工作中的矛盾怕影响团结，指出同志缺点怕影响感情，自我揭短亮丑怕影响威信。于是，他们奉行不讲原则、不得罪人、一团和气的好人主义，遇到矛盾绕着走，遇到错误不吭声，遇到问题不提醒。好人主义会积压矛盾，养痈遗患，造成“末者难救”，实则是一种“害人主义”。

好人主义之所以是“害人主义”，是因为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背道而驰。发现问题和缺点不敢批评，对不良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易造成党纪国法的松懈，侵蚀党的肌体，败坏党的风气，使党组织的原则性、战斗性受损。同时，它也助长了人性的弱点，让人乐听好话而难见缺点，缺了拉拉袖子的提醒、真刀真枪的批评，缺点错误非但难以改正，甚至还可能愈加严重，这种对同志不负责任的态度害人不浅。

摆脱好人主义危害，最根本的是加强党性修养。党性强，就不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能对不良现象敢于挺身而出，较真碰硬;修养好，就能够保持想干事、干成事的强烈愿望和“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的胸怀气量，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关键的是领导干部率先垂范。

领导干部只有做到自我批评揭短亮丑、相互批评直截了当，不怕红脸，敢于出汗，才能触及思想、触及灵魂、解决问题;只有发扬党内民主，鼓励和支持下级讲真话、道实情、提意见，努力创造人人敢说真话、愿说真话、争说真话的环境，才能营造出从严从实抓问题、真刀真枪搞批评的浓厚氛围。

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只有使那些讲真话、能干事的人得到重用，让那些不干事、浮于事的人没有位置，不让敢于坚持原则的人吃亏，也不让“老好人”占便宜，才能使好人主义彻底失去市场，使不良风气得以真正扭转。

当前，改革蓝图绘就，改革决心坚定，最需要的，就是千千万万勇于开拓、不畏艰险的改革者。

引导干部争当改革促进派，必须反对当“老好人”、做“太平官”，必须向“好人主义”说不。

近段时间，有一个身份概念引人注目，成为流行热词，叫“改革促进派”。

其实，“改革促进派”也不是新词，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曾有类似提法。在今年5月5日的深改组第十二次会议、7月1日的深改组第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提到“改革促进派”。重提改革促进派，自然也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要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决策层如此呼唤，也清晰梳理出改革促进派的特质。

改革促进派，就是在思想上高度认同改革，在行动上积极践行改革，有方向，有魄力，有才具，有担当。“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时代需要改革促进派，就是期待他们锐意进取，敢于亮剑，去打破体制壁垒，突破利益藩篱，助推改革走过“深水区”，迎来新局面。

也就是说，只有争当改革促进派，才能为夯实改革打下干部基础，为推进改革提供力量保障。问题是，如何才能让干部争当改革促进派，如何才能让改革促进派拥有展现才华的舞台呢?

《人民论坛》杂志近期做过一个大型调查，分析了干部争当改革促进派的心理和体制障碍。其中，62.6%的受访者认为争当改革促进派难在“‘枪打出头鸟’，‘能官’不一定有好下场”;选择“‘好好先生’和稀泥，何必改革得罪人”的占48.4%。从中不难发现，“庸官当道”与“好人主义”已在人们心中造成很坏的影响，也给推进改革带来了负面效应。

当前，改革蓝图绘就，改革决心坚定，最需要的，就是千千万万勇于开拓、不畏艰险的改革者。这时候，如果不能迅速建立“能者上，庸者下”的选人用人导向，不能铲除“好人主义”这种落后的“官场文化”，就会让改革遭遇太多的“肠梗阻”，就会消解掉很多改革者的斗志与激情。

这是因为，“好人主义”的精神特质和行为方式，与改革促进派是格格不入的。现实生活当然需要好人，但是不需要“好人主义”。“好人主义”往往不讲专业，只讲人情;不顾原则，缺乏党性;主张“多栽花”，“少栽刺”;嘴上喊着“与人方便”，心里想着“为己方便”;看似在“与人为善”，其实是“不善与人”。从某种意义讲，这种“好人主义”者也并不是什么好人，有时候可以说是在害人误事。

“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习近平总书记曾如此强调，并把“治理好人主义等不良风气”作为“整治党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警醒全党“十分注意”。种种事实都说明，“好人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官僚主义，很容易形成“圈子文化”，结成利益共同体，败坏官场作风，损害公共利益，破坏改革进程。

这一切，不仅与改革促进派提倡风清气正，讲究德才兼备，强调勇立潮头的状态形成明显对立，也严重不容于党纪国法。现在，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时代需要改革促进派去敢于担当、攻坚克难，要让干部争当改革促进派，要为改革促进派提供更好的作为空间，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好人主义”，来铲除那些影响改革步履前行的阻力，来保证改革进程不被迟滞。

“为官避事平生耻”。引导干部争当改革促进派，必须反对当“老好人”、做“太平官”，必须向“好人主义”说不。只有这样，才能带动更多干部“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成为推动改革发展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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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文化”由来已久。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形式，圈子有其自身的存在方式、运行规则和文化价值观念。从正向看，圈子可以使人们寻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坐标，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但是，圈子也会使得社会关系异化为金钱关系、利益关系、裙带关系等交织而成的不正当关系网。

首先，“圈子文化”是诱发腐败窝案的大染缸。“圈子文化”的巨大危害不仅仅在于滋生腐败，而在于传染腐败、扩散腐败、加剧腐败。一个贪腐者的出现，可能还会有一点遮遮掩掩或者内心的不安，而“圈子”腐败，则会形成一种“法不责众”的自欺欺人和变本加厉，贪腐行为也会表现得狂妄嚣张。一些腐败窝案曝光后，我们发现这些贪腐官员都拥有集会、享乐的会所，这些地方既是他们耽于享乐的场所，也是他们拉帮结伙、勾兑利益的地方，这种现象正是“圈子文化”的突出体现。“圈子文化”的存在，为“圈子”提供了成员引入、联系交流、利润分配、风险应对的途径和便利，可以说，“圈子文化”已经成为腐败蔓延横行的帮凶与工具。从查处的腐败窝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地区、部门的腐败现象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腐败带来的问题，而是由一个囊括了各类官员、商人、官员家属等在内的“圈子”造成的腐败，这种腐败现象不仅大大加剧了危害和损失，而且也为之后的根除影响带来了很大难度。

其次，“圈子文化”是恶化官场生态的催化剂。朋友圈、同学圈、亲戚圈这些维系人们日常人际关系的“圈子”固然有其必要性，但蕴含了诸多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的官场“圈子”已成为隐藏在正常圈子外衣下的社会毒瘤，在这种圈子里，圈子关系凌驾于组织纪律之上，甚至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有一种说法是：“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这从侧面印证了官场“圈子”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决策和执政。在现实中，“圈子文化”的存在，势必弱化大家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导致用干部、作决策不是选贤任能、实事求是，而是讲圈子、看亲疏。“圈子文化”一旦大行其道，就可能使一些人面临“要么加入圈子，要么被圈子孤立、抛弃的两难选择。曾有被查处的贪腐分子就表示，“进了这个的圈子，不贪就成了另类，不贪就得受排挤，不想贪也得贪。”(2012年12月18日《检察日报》)这种由“圈子文化”导致的权力非正常运行，正是政治生态恶化的信号，因此，必须加大治理力度，抵制所谓的“圈子文化”，净化官场政治生态，力促反腐倡廉取得新成效。

一是防范权力过度集中，以监督机制抵制“圈子文化”。“圈子文化”之所以能够病态存在，衍生出一大批腐败群体，就是因为存在“圈子文化”的地方或部门权力过度集中。“一言堂”、“一支笔”的存在，使得个人权力很容易失控，一旦个人私欲膨胀，地方政治、经济等整体发展就会面临发展风险，而个人权力过度集中，也就更容易形成病态“圈子文化”，导致“圈子”腐败的滋生蔓延。因此，抵制“圈子文化”，就必须要防范权力过度集中，强化权力监督机制。首先，要以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为依托，以各执行部门为基础，促使权力实施民主化、透明化，在明确一把手权力的同时，更要明确其他班子成员、各执行部门负责人的权力，分工负责，各司其职，促进决策、执行机构的内部约束与监督。

其次，强化双重监督机制，以监督手段遏制“圈子文化”。监督权力运行，可以有效防止“圈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先有了孱弱无力的权力监督，才有自愿的“被苟同者”，进而成为“圈子文化”的簇拥者和参与者。在某些地方官场之所以会成为“酱缸”，主要就是因为缺乏对权力及依附于权力而存在的圈子的约束和监管，从而导致“不贪就成了另类，不贪就得受排挤，不想贪也得贪”恶风盛行。双重监督，就是既要完善政府内部监督，又要强化外部监督。作为体制内监督部门的人大、政协、纪检监察部门应加强权力监督，此外还应加强媒体监督、群众监督，为外部监督创造条件和途径。

二是弘扬党内民主，以民主机制抵制“圈子文化”。应进一步弘扬党内民主，教育广大党员讲党性，守纪律，将每一名党员干部都置于健康的、浓厚的党内民主氛围之下，促使广大党员成为抵制“圈子文化”，净化官场生态的倡导者、践行者。党员干部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抵制“圈子文化”病态蔓延的主体。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党内民主的四大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全面落实好这四个方面的工作，真正处理好四者的辩证关系，形成较为完善的党内民主现状，才能有效遏制“圈子文化”的滋生蔓延，才能让政治生活回归正常和健康。特别是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如今，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已经成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必经程序和基础环节，只要严格规范、认真落实好相关民主程序，就能从根本上消除“圈子文化”的影响，从根本上抵制“圈子文化”。

三是加强宣传警示和教育引导，以预防机制抵制“圈子文化”。此次中央巡视组明确指出“圈子文化”的存在和危害，通过媒体的广泛宣传，让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圈子文化”危害的认识，促使大家深入反思反省，防微杜渐，自觉远离和抵制“圈子文化”的侵扰，更为那些“圈外”同志正了名撑了腰，明确了导向，弘扬了正气，今后还应趁热打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人人喊打官场“圈子文化”的舆论氛围，让官场“圈子”成为“过街老鼠”，不敢露头。

抵制“圈子文化”，要坚持教育为先，警示为先，这样才能有效预防“圈子文化”形成气候，将“圈子文化”的病态发展扼杀于萌芽之中。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对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党性教育、纪律培训、反腐倡廉讲座、案例巡回讲演等方式加大教育预防力度，教育党员干部强化组织性、纪律性，自觉依法行政，经得起各种诱惑和考验。要坚持宣传教育，让党员干部具备识别判断“圈子文化”的慧眼，具备抵制反对“圈子文化”的能力，从源头上破除“圈子文化”陋习，净化官场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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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主义的危害不可低估。它从庸俗的关系学出发，遮蔽真相，回避矛盾，放弃批评，导致党内生活极不正常。好人主义盛行，实际上起了掩护和纵容干部错误思想和言行的作用。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浅谈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的危害的内容，欢迎大家的查看!

在干部队伍中，有这样一类人：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一律“好好好”“对对对”。久而久之，为自己赢得了“好好先生”的绰号。他们只讲私情而不讲党性、只讲关系而不讲原则，认为“坚持原则麻烦多，平平稳稳好处多，拉拉扯扯朋友多”。这类“好好先生”奉行的正是好人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指出，要坚决反对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这话意味深长。现在，确有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好人主义盛行，对错误的东西听之任之甚至随波逐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丢得远远的。对上级，热衷于“吹喇叭”“抬轿子”，百般投其所好，即使明知不对，也一味迎合;对同级，“你好我好大家好”，极力保持“一团和气”;对下级，只“栽花”，不“栽刺”，该教育的不教育，该批评的不批评，甚至出了问题，还费尽心机去包庇、去掩盖。

好人主义的危害不可低估。它从庸俗的关系学出发，遮蔽真相，回避矛盾，放弃批评，导致党内生活极不正常。好人主义盛行，实际上起了掩护和纵容干部错误思想和言行的作用。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问题严重，群众屡屡有反映，但当地党委、组织部门、班子同事愣是充耳不闻、装“不知道”，甚至导致“塌方式腐败”，这正是好人主义盛行带来的恶果。

好人主义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好先生”也不是我们党需要的好干部。一堆奉行好人主义的人在一起，必然蜕变为“山头主义”“团团伙伙”。早在70多年前，毛泽东就在《反对自由主义》中，历数了好人主义的对象“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者、老同事、老部下”，这些对象就是“害死人”的“小圈子”雏形，就是沆瀣一气、利益攸关的“朋党”的基础。

好人主义，看起来是对人“好”，其实是对同志不负责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难免有缺点、犯错误，需要经常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许多干部犯错误，开始往往只是一个小缺口，如果这时候有人及时咬咬耳朵、拉拉袖子，早提醒、早纠正，可能就不至于越走越远，滑入错误甚至是犯罪的深渊。更何况，有的人看起来是“好人”，其实是双面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举手、会下摇手，当面唯唯诺诺、转身挖坑设陷，哪有半分“好人”的样子?

好人主义，意在通过讨好别人使自己得好。毋庸讳言，好人主义之所以盛行，就是因为不少“好人”得了好处，带来模仿跟风，以致“潜规则”蔚然成风。如果干部选任只是简单地以票取人，“唯票”的指挥棒下，必然会出现干部拉关系、拜门子、争票数。奉行者得了好处，讲原则、敢批评的不仅没有应有的鼓励和褒奖，甚至还被看作异类。这种“劣币驱逐良币”、“逆淘汰”，带来的结果只能是搞关系的越来越多、讲原则的越来越少。

“老好人”并不是真“好人”，“多栽花”无非是要“少栽刺”，“与人方便”终究是为了“自己方便”。克服好人主义，关键是确立科学的识人标准，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建立起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老好人”得好的价值标准。在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下，中央越来越注重凭实绩用干部，旗帜鲜明的引导下，好人主义者的好日子已不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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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特聘教授郭世佑表示，跟对人比什么都重要这种观念，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直观描述，也是对政治生态、政治文化的经验概括。当前体制下，对于干部任命，“一把手”权力过大，很多时候就是领导一句话的事儿。这就导致，如果跟对了人，就会使获得提拔重用的成本大大降低，所以许多人会把进入某些“圈子”视为成功捷径。(3月2日《中国青年报》)

其实，我们生活的社会就是一个圈子的社会，不管是任何社会团体还是个人自身，我们都离不开形形色色的圈子，我们就生活在形形色色的圈子之中，可以说，不管是大到国家还是小到个人，只要是生物，都离不开圈子的包围，如文艺圈、作家圈等等大家有共同爱好或者共同理想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圈子，因此，圈子无处不在。

朝中有人好当官，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201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一个小品《圈子》，说的就是现代社会中普通老百姓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情况，各种不同的圈子在不同的场合所能起到的作用。普通的圈子，作为一种人际交往形成的范围体，本身并没有问题，它只是人们生活在社会中的一种轨迹与交际范围，“一人一状态、一沙一世界”都显示的是一种存在状态，圈子作为这个社会的必然产物，也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自从生物出现就有了圈子的存在，从动物界的群狼聚集到古代原始人的洞穴群居都说明了圈子的存在。现代人类更离不开圈子文化，不管是家族、家庭还是单位及其他有共同爱好、共同理想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们，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但这些圈子的存在是为了稳固社会关系和自身生存的必须，是正常的社会关系，这也是国家大力倡导的全民族团结的需要，和那些为了利益而相互利用的圈子有着本质的区别。

不管国家正在打击的“山头主义”小圈子，还是春晚小品上表现的利用复杂人际关系获得利益的人际交往小圈子，都不是圈子文化的本质，他们是变了质的圈子，他们就像是人类身体上已经病变了的细胞，在众多社会交往中，只占少部分，圈子作为人际交往的一种正常现象，我们应该鼓励正常的圈子生活，就象爱跳广场舞的大妈们经常一起学习和讨论跳广场舞的心得技巧而形成的圈子，不但令那些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们能够过目愉快的晚年生活，还能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人以群聚，物以类分，只要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真正的脱离圈子的存在，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拒绝圈子，而是要辨别人们进入不同圈子的动机。如果只是为了使自己的素质得到提高，参加这样的圈子无可非议，如果是为投机倒把搞腐败找捷径，对于这样的人和这样圈子必须坚决打击。

其实，不管是腐败的圈子，还是正常的人际交往的圈子，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使权力不再任性，又怎么会有腐败圈子的存在?古有“任贤不避亲”的典故，只要是真正有能力会办事的党员干部，通过圈子来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这又有何不可?只要是符合要求，公开公正公平的，又怎么会被诟病?因此，打击腐败圈子不能等同于全面消灭圈子存在，更不可能全面消灭圈子文化，只要通过制度来管理和约束好权力的使用，通过加强党员干部的学习来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自身素质，这才是减少圈子腐败存在的正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