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的爱国名人故事【合集20篇】

黄河是一条伟大的河，我们中华民族是在它的身旁发展起来的，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同时，黄河又是多灾的河，曾经多次泛滥，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1948年春天，在解放战争的日子里，毛泽东转战陕北，曾多次来到黄河边。毛泽东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看望黄河。站在山顶上迎风而立，望着苍龙似的黄河滚滚流去，他不禁赞叹说：“真美呀！”

毛泽东对警卫战士们说：“人常说黄河百害无利，这是不对的。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抗日战争，又是黄河挡住了日本侵略者。只这一条，就要减轻它的罪过。”

黄河上的船工赤露着胸背和腿脚，结实的肌肉展示出力量，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下发亮。毛泽东看见这动人的情景，大声说：“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毛泽东向跳船上岸的船工们走过去，同他们握手，连声说：“你们是黄河的儿子，真正的英雄！”

不久，毛泽东要渡过黄河到华北去了。毛泽东坐在船上，船在浪涛中前进，颠簸摇晃，船工们发出了雄壮的号子声。毛泽东激动地对同行的人们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中华民族！”

毛泽东这样尊敬黄河，由于黄河是中国的象征，是中国人民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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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拿破仑毁书】

新书买回来了，我们都会很爱惜地翻阅，甚至还有人为它包上个封面。可是，一些名人居然有毁书的怪癖。英国化学家戴维看书时，常常把书页撕下来看，看后又扔了。这使他的学生们大为震惊，而他轻描淡写地说道，这样看方便，再说，我一生没有时间把任何一本书读两遍，也不打算读两遍。

拿破仑也喜欢看书，就是行军时他也带不少书。据说他马车上有个书架，他在行驶时一边看书一边若有所思，看完就将书从马车的窗子里扔出去，他认为，一本书对他有一个启示足够了，再多也消化不了。每次他出行，他的随从会把车里的书架重新装满。

【篇二：徐悲鸿的爱国故事】

20世纪初，徐悲鸿在欧洲留学时，曾碰到一个洋人的寻衅。那个洋人说：“中国人愚昧无知，生就当亡国奴的材料，即使送到天堂深造，也成不了才!”徐悲鸿义愤填膺地回答：“那好，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等学习结业时，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

一年之后，徐悲鸿的油画就受到法国艺术家的好评，此后数次竞赛，他都得了第一，他的个人画展，轰动了整个巴黎美术界。这样令人惊叹的成就，是那个洋人远远不能及的。

【篇三：该低头时就低头】

被称为美国人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时曾去拜访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那时他年轻气盛，挺胸抬头迈着大步，一进门，他的头就狠狠地撞在门框上，疼得他一边不住地用手揉搓，一边看着比他的身子矮去一大截的门。出来迎接他的前辈看到他这副样子，笑笑说：“很痛吧!可是，这将是你今天访问我的最大收获。一个人要想平安无事地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该低头时就低头。这也是我要教你的事情。”

富兰克林把这次拜访得到的教导看成是一生最大的收获，并把它列为一生的生活准则之一。富兰克林从这一准则中受益终生，后来，他功勋卓越，成为一代伟人，他在他的一次谈话中说：“这一启发了我的大忙。”

话外语：做人不可骨气，但做事不可能总是仰着高贵的头。

【篇四：郑板桥名画换狗肉】

郑板桥的诗、书、画闻名于世，号称“三绝”，人们争相购买。扬州有个富豪特别喜欢郑板桥的书画，但因他为人刁诈，郑板桥非常讨厌他，不给他作画写字。这个富豪为了抬高身价，显示自己的威风，出重金购买郑板桥书画，但始终没有搞到手。

有一天，郑板桥出郊外漫步，见路旁新设一座酒店，店内有一位老者自称“怪叟”，他见郑板桥到来，十分殷勤，马上给端上狗肉来款待。郑板桥平日最爱吃狗肉，一见大喜，便饱餐一顿。付钱时，店家分文不收，郑板桥过意不去，便当场作了几幅书画赠给店家。事过之后，郑板桥才知道上了当。原来这位“怪臾”，是那富豪派人装扮的，自己的画就这样轻易地落入了富豪之手。后来郑板桥常提及此事，说他因爱吃狗肉而上了当，用以警戒世人。

明末清初，有个著名画家名叫赵甸，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中。可到了他的父亲这一代，由于战争不断，时局混乱，民不聊生，连赵甸的父亲这样一个出名的画家，也只好以卖画为生。

赵甸小的时候，聪明伶俐，学文会背，学诗能吟，很得父母喜爱。正因为如此，家中虽然贫穷，但父母仍然省吃俭用，挤出钱来供他读书，期待时局稳定后，让他得个一官半职，光耀门庭。

赵甸学习经书很是刻苦，有独到见解，经常受到称赞。但他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又和画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在读经书的空隙，每见父亲作画，他总要在旁一边帮着研墨，一边细心观看，日积月累，也学会了画画。

赵甸九岁那年冬季的一天，父亲从外地求学回来，浑身是雪。母亲赶忙点火做饭，以给父亲暖暖身子。可她一掀缸，竟一粒米也没有了，便顺手拿了一幅画，让赵甸去集市上卖掉，买些米回来下锅。

赵甸冒雪来到集市上，把画打开一看，竟是一幅古画，价值连城，便急忙卷起，转了一圈，拿着一个空罂回到家中。

画没有卖掉，米没有换来，怎么向母亲交待？他灵机一动，便作了一首诗，取名为《古画》，进门念道：

吾家有古画，其价重连城，

不易街头米，归来雪满罂。

诗的意思是说，在这战乱的年代，米价昂贵，我家虽然有价值连城的古画，却连一粒米都没有换来，雪倒落满了罂中，真是可悲啊！

父亲听了，感到纳闷，心想，现在时局是乱，可我们赵氏家族的画，也不至于到了卖不出去的地步啊！于是，他把画接了过来，看看他拿去的是一幅什么画。

待他接过画来，打开一看，竟是自己保存了多年、从来不轻易拿出让别人欣赏的一幅古画，名字叫《送子天王图》，是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作品，不由得大惊失色；他又抬头望了望赵甸，只见赵甸微微笑着，向他做了个鬼脸。父亲这才一下子明白了，哈哈大笑道：“好诗，好诗！我们家出了这样的一个孩子，就是三天三夜挨冻受饿，又算得了什么呢？”

母亲看到他们父子这样的表情，也不由得乐了，她是在为他们父子之乐而乐啊！

张良原来是战国时期韩国的贵族公子，祖父和父亲都做过韩国的相国。韩国被灭后，张良也从 贵族变成平民，他变卖了家产，只为报灭国之仇。当时他认识了一个大力士，那个大力士用的是一个足足有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锤。他说服了那个大力士去博浪沙这 个地方刺杀秦始皇，谁知大力士的大锤没打到秦始皇的马车，刺杀失败了，这个大力士自杀了。为了避免被牵连，张良开始逃亡。

张良逃到了下邳，悄悄住了下来，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家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有学问的读书人，他在那里渐渐出了名，也结交了不少朋友。有一天早 上，张良路过一座桥时，看见一个穿着土布长褂的老头子坐在桥头，一只脚搭在另一条腿上，正一上一下晃着，而脚上的鞋也跟着晃。奇怪的是，那老头看见张良走 了过来，就把脚往里一缩，脚上的鞋就掉到桥下了。老头看了一眼张良说：“小子，你快下去帮我把鞋捡上来。”张良一听很生气，可看那老头的头发胡子全白了， 满脸皱纹，就不好发火了。于是他走到桥下捡起那只鞋，递给老头。但那老头不用手接，而是一伸脚说：“给我穿上。”张良这下愣了：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啊!不 过他觉得自己已经把鞋捡上来了，不如好人做到底。于是他跪下来恭恭敬敬地给老头穿上了鞋，那老头也不说声“谢谢”，只是捋了捋胡子，慢吞吞站起来，大摇大 摆地走了。

张良盯着那老头的背影，见他走得又快又有劲，知道这老头不简单。于是他也赶紧走下桥，注视着老头的背影。

走了几步之后，老头突然转身回来了：“你小子有出息，我可以指点指点你。”张良很聪明，一听这话，就知道老头有来历，赶紧跪下向他一拜：“弟子张良拜认老师!”老头微微一笑，说：“好!五天之后，天亮的时候，你到桥上来见我。”张良连忙说：“是!”

过了五天，张良一大早就梳洗好，匆匆忙忙往桥赶，谁知他到那里时，那老头已经等着了，一看见张良就生气地说：“小子，你跟老人家有约，就应该早点到，怎么还要叫老人等你?”

张良马上跪下磕头认错。那老头没理会他，挥挥手：“回去吧，五天后再来。”说完就走了。张良站了一会儿，也只好垂头丧气回家了。又过了五天，张 良一听见鸡叫就起来，顾不上梳洗就向大桥跑去。他还没跑到桥上，就看见老头已经在上面了，于是他打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自言自语说：“怎么又晚了!”

老头瞪了张良一眼说：“你如果愿意，五天后再来!”说完就走了。张良闷闷不乐地在原地站了半天，才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家。

这五天的日子可真是难熬啊，到第四天晚上，张良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起了床。刚过了半夜，他就到桥上等着。

不一会儿，那老头慢慢走来了，张良一见，赶紧迎了上去。老头看见张良，笑了一下：“这样才对嘛。”说完，他拿出一部书给张良，并告诉他：“你如 果把这部书好好地读明白了，将来就能够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张良小心地接过书，道了谢，然后想请教老头的名字，但那老头却头也不回地走了。

天亮后，张良拿出书一看，原来是一部《太公兵法》。从此白天晚上都读，直到把它读得滚瓜烂熟。

十年后，陈胜、吴广起义，张良也在下邳西面与沛公刘邦相遇，并归附了他。张良多次用《太公兵法》中的道理向刘邦献策，得到了刘邦的赏识，他自己也成为杰出的军事谋略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

拿破仑年轻的时候，一次到郊外打猎，突然听见有人喊救命，他快步走到河边一看，见一男子正在水中挣扎。

这河并不宽，拿破仑端起枪，对准落水者，大声喊道:"你若再不自己游上来，我就把你打死在水里!"那人见求救已无用，反而更添一层危险，便只好奋力自救，终于游上岸来。

拿破仑当了皇帝后，一天清晨，在花园中散步，迎面被身负重物的士兵挡住去路。这时宫廷女卫士长忙喝令士兵赶快给大皇帝让路，拿破仑却忙阻止说:"夫人，请尊重负重者。"并给负重士兵让开了一条道。

拿破仑拿枪逼迫落水者自救，是想告诉他，自己的生命本应该是自己负责的，唯有负责的生命才是真正有救的生命。"请尊重负重者"，在拿破仑看来，地位的高下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生命肩头的分量。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1827）是德国最伟大的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人类音乐界的巨星。他不仅是个音乐家，而且为人类确立了一个伟大的人格形象，他是不甘平庸而自强不息的孤独者。他把温情、欢乐留给了世人，但他自己却一直是个感情上的不幸者，尤其在情场上，他是一个屡屡败北的失意者。

1795年，26岁的贝多芬开始熬受病魔的折磨，他的耳朵渐渐变聋了。与此同时，贝多芬经历了第一次热恋，也是一次全然惨败的热恋。已经被残疾折磨得日益虚弱的心灵，经受不了这狂乱情绪的冲击，在这苦闷绝望的边缘，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他终于没有自杀，勇敢地面对了命运。

六年之后，又一次更为炽烈的恋情在贝多芬心中产生，但又是一次更深切的伤痛。耳聋也越来越严重，贝多芬已变得益发狂傲，不修边幅，举止粗暴。

1801年，贝多芬认识了朱丽叶?琪察尔第女伯爵，这位年轻的姑娘曾给贝多芬带来短暂的欢乐。但她轻浮、浅薄、自私的本性，又常使贝多芬苦恼，他在与她的交往中格外感到自己的伤残，心中充满了痛苦。最后，朱丽叶还是背弃了他，嫁给了有钱的伽伦堡伯爵。贝多芬曾在热恋中写下了《月光奏鸣曲》，题赠给朱丽叶。朱丽叶本是一位平庸的女子，却因贝多芬与《月光奏鸣曲》的流传而得以知名于世。

1806年5月，幸福再次向贝多芬显现，他与泰丽莎˙勃仑施维克订了婚。泰丽莎是朱丽叶的表妹，贝多芬1796年认识了勃仑施维克一家，他也曾钟情于泰丽莎的姐姐约瑟芬。1806年5月的一个晚上，贝多芬在勃仑施维克家作客，他弹奏了巴赫的一支情歌，泰丽莎被他的歌与月光渗透了，感到了生命的丰满。第二天，他们相爱了，并在泰丽莎哥哥的同意下订了婚。他们的婚约维持了四年，贝多芬享受了少有的温情与欢乐，他曾谱写了《热情奏鸣曲》献给她。但神秘的命运却以莫测的力量拆散了这一对深深相爱的恋人。命运注定要将他压伤，使他痛苦。她比贝多芬多活了34年，至死仍爱着他；他也在晚年时时以她的画像作为安慰，当我想到她时，我的心跳仍和初次见到她时一样剧烈。然而，贝多芬还是没有得到她。

贝多芬再也没有如此疯狂地爱过。1811年到1812年，贝多芬曾和柏林的一位青年女歌唱家之间有过非常温存的友情，并因此影响了第七、第八交响乐的创作，但这段情谊也只是昙花一现，再也没有结果。1816年后，贝多芬只和玛丽亚˙爱尔杜第保持着友谊，她也患着不治之症。从此，他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1826年12月贝多芬患重感冒，导致肺水肿。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原因是他患了肝脏病。在他临终前突然风雪交加，雷声隆隆，似乎连上天也为这位伟大音乐家的去世而哀悼！29日的下葬非常隆重，有两万多人自动跟随灵柩出殡，遗体葬于圣麦斯公墓里。

3月1日清晨，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张川镇袁川村73岁的治安户长杨盘文就来到村委会，等待和社区民警一起进村入户排查务工返乡人员信息，这是他抗击疫情的第37天。杨盘文是张家川县年龄最大的治安户长，自天水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白发苍苍的杨盘文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老共产党员的担当。

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三，天刚蒙蒙亮，杨盘文就赶到村委会参加村里的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依照张家川县的安排部署，餐馆、宾馆、网吧、电影院等所有营业场所都要暂时关停，社区民警需带领治安户长逐门逐户排摸通知，考虑到杨盘文年龄大，社区民警安排他在村委会留守，但杨盘文却坚持前往一线参与巡查。

从那天开始，杨盘文就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他每天徒步或骑着电动车穿梭于村委会和村口的防疫检查点之间，白天配合社区民警入户核查务工返乡人员信息，开展疫情防范知识宣传，晚上回到村委会将排摸的数据及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并反馈在“治安户长工作平台”上。每当社区民警和其他户长劝他休息一下时，他总是笑着说：“我回去也闲不住，大家都在为抗击疫情忙碌，我不能因为年龄大而影响工作。”

1月23日，抗击疫情第一天，村里有一对从武汉回到袁川村的夫妇，得知情况后，杨盘文立即联系社区民警、镇干部、村卫生员一同上门。刚开始，这对夫妇对来访的人非常排斥，认为大过年的派出所找上门，打扰了自己的生活，就是不开门。杨盘文和大家站在大门口，隔着门宣传疫情防控的相关政策，经过一个多小时苦口婆心地劝说，这家人终于打开了门。此后，杨盘文每天和村干部、医务人员上门为他们测量体温、询问是否需要代购生活用品等，把关爱送到了村民的心坎上。

连日来，这样的“闭门羹”杨盘文和社区民警不知道吃了多少次，每当遇到群众情绪激动不配合、怀疑或害怕病毒传染不肯开门时，杨盘文都耐心解释，哪怕隔着门，也要想方设法争取群众的理解，将劝说工作做到位。

“干了30多年的村委会工作，咋样的事情都经历过，村民之间的矛盾多数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用心去化解，才能让当事人心服口服。疫情防控的工作也是一样，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早日战胜疫情。”杨盘文说。

“他像老黄牛一样默默奉献，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让我们看到了一名老党员的党性和信仰，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意志坚强、不甘落后、可敬可赞，值得我们学习。”张家川县张川镇袁川村党支部书记马少军说。

这位73岁的老党员治安户长每天依旧在防控疫情的一线，做力所能及的事，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现在我还要给大家将一位名人的故事。那么我讲的究竟是谁呢？请你们仔细往下看就知道了。

故事说的是，有一个男孩，他考入了一所师范学院，在师范学院里，他喜欢上了唱歌。

马上就要毕业了，男孩的心却充满了困惑。当初选择上师范学院时，也是他喜欢的，那时，他一心想成为一名教师。然而，唱歌现在又成为了他生命中的另一组成部分。男孩常常问自己：是当一名教师还是成为一名歌唱家呢？

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男孩最后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先当一名教师，在教学之余练习唱歌，然后再成为一名歌唱家。

男孩把他的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指了指他面前的两把椅子，那两把椅子相距有不远的距离，父亲说：你能同时坐到那儿放的两把椅子上面吗？男孩摇了摇头，他不能。

父亲说：很多的时候人们都同时想坐两把椅子，结果，只会使自己掉到地上。

男孩知道他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最终，他选择了他更加喜欢的唱歌。从此以后，男孩专心致志地练习唱歌，7年的辛苦学习，终于为他换来了第一次登台演出。

那次登台演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后来，他成为了一名著名的歌唱家。他就是意大利的帕瓦罗蒂。

帕瓦罗蒂是我最喜爱的歌唱家之一，他的美声唱法的声线是无人可以比拟的。记得前年纪念他的去世的时候，我还专门为她写了一篇纪念文章。

鲁契亚诺·帕瓦罗蒂 （Luciano Pavarotti，1935.10.12－2007.9.6），世界著名的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早年是小学教师，1961年在雷基渥·埃米利亚国际比赛中的扮演鲁道夫，从此开始歌唱生涯。1964年首次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登台。翌年，应邀去澳大利亚演出及录制唱片。1967年被卡拉扬挑选为威尔第 《安魂曲》的男高音独唱者。从此，声名节节上升，成为活跃于当时国际歌剧舞台上的最佳男高音之一。

帕瓦罗蒂被许多人誉为他那一代最伟大男高音。帕瓦罗蒂的嗓音丰满、充沛，带有透明感的明亮。其中高声区统一，音色宽厚，带有强烈的自然美感。帕瓦罗蒂具有十分漂亮的音色，在两个八度以上的整个音域里，所有音均能迸射出明亮、晶莹的光辉。被一般男高音视为畏途的“高音c”也能唱得清畅、圆润而富于穿透力，因而被誉为“高音c之王”。他是曾经的世界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

帕瓦罗蒂在四十多年的歌唱生涯中，不仅创造了作为男高音歌唱家和歌剧艺术家的奇迹，还为古典音乐和歌剧的普及做出了杰出贡献。帕瓦罗蒂经常举办大型的户外演唱会，无论是伦敦海德公园、还是纽约中央公园，每次都能吸引几十万现场观众和数以百万计的电视观众。（励志名言）从1990年开始，帕瓦罗蒂还联手多明戈和卡雷拉斯组成了史上最强的演唱组合和演出品牌“三大男高音演唱会”，从罗马古代浴场、洛杉矶道奇体育场、巴黎埃菲尔铁塔……直到北京紫禁城的午门广场，“三大男高音”的歌声响遍全球。此外，帕瓦罗蒂还以他宽宏包容的音乐态度、善良广博的爱心以及无与伦比的强大号召力，创立了“帕瓦罗蒂和朋友们”的超级品牌，与斯汀、U2乐队等众多流行音乐巨星同台演唱，为遭遇贫穷、战乱的地区和儿童筹款。

帕瓦罗蒂以多种轻松、娱乐的方式，把几百年一直局限于古典音乐殿堂的美声歌唱，带到了普通大众中间，并受到了最广泛的关注和欢迎， 这不仅促进了古典音乐市场的繁荣，同时也带动了一股新的音乐风尚，更为古典音乐注入了新的生命。

2005年10月12日，帕瓦罗蒂迎来七十岁生日，从2005年初也开始了他的告别舞台世界巡演。2005年12月，帕瓦罗蒂告别舞台全球巡演到达中国：6日——上海，10日——北京。这意味着在帕瓦罗蒂44年辉煌的艺术生涯的结尾。2007年9月6日，因为患上了胰腺癌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1岁。

通过帕瓦罗蒂的一生。我知道太多的原因让我们迷失了方向，太多的理由让我们做不出选择，又有太多的喜爱让我们常常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

如果我们选择平庸，那尽可以让屁股把每一把椅子都坐坐；如果我们选择兼顾和尝试，那还是让屁股在椅子中间掉下去吧；如果我们选择理想和收获，那么，还是尽快像帕瓦罗蒂一样，让屁股结结实实坐到一把椅子上，然后专心致志，勤学苦练。回想我自己，自从离开农场，改革开放政策来到的时候，我完全可以大有所为的。可是我选择的却是一条平稳的道路，做做外贸，教教学生，甚至教起学生来，也是懒洋洋的。仅剩下坐在板凳上等死了。

囊萤映雪“囊萤映雪”这则成语的囊萤是晋代车胤家贫，没钱买灯油，而又想晚上读书，便在夏天晚上抓一把萤火虫来当灯读书；映雪是晋代孙康冬天夜里利用雪映出的光亮看书。后用“囊萤映雪”比喻家境贫苦，刻苦读书。“这个成语来源于《晋书.车胤（yin）传》，胤......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晋代时，车胤从小好学不倦，但因家境贫困，父亲无法为他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为了维持温饱，没有多余的钱买灯油供他晚上读书。为此，他只能利用这个时间背诵诗文。

“夏天的一个晚上，他正在院子里背一篇文章，忽然见许多萤火虫在低空中飞舞。一闪一闪的光点，在黑暗中显得有些耀眼。

他想，如果把许多萤火虫集中在一起，不就成为一盏灯了吗：于是，他去找了一只白绢口袋，随即抓了几十只萤火虫放在里面，再扎住袋口，把它吊起来。虽然不怎么明亮，但可勉强用来看书了。从此，只要有萤火虫，他就去抓一把来当作灯用。由于他勤学苦练，后来终于做了职位很高的官。“同朝代的孙康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没钱买灯油，晚上不能看书，只能早早睡觉。他觉得让时间这样白白跑掉，非常可惜。“一天半夜，他从睡梦中醒来，把头侧向窗户时，发现窗缝里透进一丝光亮。原来，那是大雪映出来的，可以利用它来看书。于是他倦意顿失，立即穿好衣服，取出书籍，来到屋外。宽阔的大地上映出的雪光，比屋里要亮多了。孙康不顾寒冷，立即看起书来，手脚冻僵了，就起身跑一跑，同时搓搓手指。此后，每逢有雪的晚上，他就不放过这个好机会，孜孜不倦地读书。这种苦学的精神，促使他的学识突飞猛进，成为饱学之士。后来，他也当了高官。

林肯的少年时代家境困窘，他每一天要花很多时间参加劳动。在空闲的时候，就抓紧学习，认真读书。他用木炭在木板上做算术，蘸着自制的黑墨水练字。到了夜晚，就利用火炉里射出来的亮光看书作文。他读的书，大都是借来的。有时为借一本书要跑上十几英里的路。

有一次，他向邻村大叔借到一本向往已久的《华盛顿传》，高兴极了。但这本书却因为屋漏被雨淋湿了。真是乐极生悲，林肯皱着眉头，暗暗思忖：向人家借来这样珍贵的书，此刻弄湿了，该怎样办呢？

第二天清早，林肯哭丧着脸赶到邻村那位大叔家里，先诚恳地道了歉，之后说：“我没钱赔书，请让我给您干三天活吧！”于是，他拼着力气，在大叔家劈柴、烧炊，整整忙了三天。这位大叔被林肯诚挚的行动感动了，和蔼地说：“林肯呀，你可真是个少有的好孩子，为了奖励你，把这本书送给你吧！”

林肯喜出望外，细心翼翼地接过珍爱的《华盛顿传》，回家了。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古代名人故事：顾炎武自督读书的故事的文章，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家喻户晓的名言，是由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着名学者顾炎武最先提出的。

顾炎武自幼勤学。他6岁启蒙，10岁开始读史书、文学名着。

11岁那年，他的祖父蠡源公要求他读完《资治通鉴》，并告诫说：“现在有的人图省事，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读书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认真忠实地对待它。

顾炎武勤奋治学，他采取了“自督读书”的措施：首先，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读完后把所读的书抄写一遍。他读完《资治通鉴》后，一部书就变成了两部书;再次，要求自己每读一本书都要做笔记，写下心得体会。他的一部分读书笔记，后来汇成了着名的《日知录》一书。

最后，他在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温习前半年读过的书籍，边默诵，边请人朗读，发现差异，立刻查对。

他规定每天这样温课200页，温习不完，决不休息。

推选委员陆小华说：

脚下风景无限，心中音乐如梦。刘伟，用事实告诉人们，努力就有可能。今天的中国，还有什么励志故事能赶上刘伟的钢琴声。

当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是刘伟的青葱梦想，但10岁那年的一次触电事故，不仅让他失去了双臂，更剥夺了他在绿茵场奔跑的权利。

耽搁了两年学业，妈妈想让刘伟留级，他死活不干。在家教的帮助下，刘伟利用暑假将两年的课程追了回来，开学考试，他拿到班级前三名。重回人生轨道的刘伟，一直对体育念念不忘，足球不行，那就改学游泳。12岁那年，他进入北京残疾人游泳队，两年后在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上夺得两金一银。

“在2008年的残奥会上拿一枚金牌。”刘伟跟母亲许诺。谁知厄运又来纠缠，过度的体能消耗导致免疫力下降，他患上了过敏性紫癜。医生警告说，必须停止训练，否则危及生命。无奈之下，刘伟与游泳说再见，走进了后来带给他成功的音乐世界。

练琴的艰辛超乎了常人的想象。由于大脚趾比琴键宽，按下去会有连音，并且脚趾无法像手指那样张开弹琴，刘伟硬是琢磨出一套“双脚弹钢琴”的方法。每天七八个小时，练得腰酸背疼，双脚抽筋，脚趾磨出了血泡。三年后，刘伟的钢琴水平达到了专业七级。

“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要么赶紧死，要么精彩地活着。”在《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上，刘伟演奏了一首《梦中的婚礼》，全场静寂，只闻优美的旋律。曲终，全场掌声雷动，他是当之无愧的生命强者。去年，刘伟又登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李嘉诚的领带

1994年8月的一天，李嘉诚外出谈生意。在公司总部门口，一位员工拦住了他：“老板，我觉得你今天的这条领带有些问题。”李嘉诚愕然：“有什么问题？”员工说：“老板您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不应该系红色的领带，这样看起来不是很协调，而且，还可能影响到您谈生意的效果。”李嘉诚看了看胸前那条红色的领带，思考了片刻，朝员工投去嘉许的目光：“你说得没错，谢谢你的提醒！”说完，李嘉诚转身回到办公室，换了一条黑色的领带。

李嘉诚的领带当他再次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那位员工还在那里，看到了李嘉诚换了一条领带，他才满心欢喜地离去。可是，等到员工离开，李嘉诚从手包里拿出原来的那条红领带，重新换上，而将黑领带放回了包里。

这个举动被一旁的保安看在眼里。保安走上前来问李嘉诚：“老板，你为什么又要换上红领带？”李嘉诚笑着说：“我今天会见的是一位老朋友，每次与他见面，我都会系一条红领带，而他每次都会称赞我系红领带显得更精神。也就是说，他喜欢的是红色的领带，而不是黑色。”“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刚才那位员工呢？”保安又问。“虽然他不知道我那位生意伙伴的喜好，但他能细心地发现我身上领带与服装搭配不协调，并热心地告诉我，所以我必须用我的行动来保护他的热情。”

员工在没有了解事情真相的前提下，向李嘉诚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建议。但李嘉诚没有直接指出他的错误，反而保护了他的热情和积极性。李嘉诚之所以会取得非凡的成就，是因为他懂得，员工都希望自己在老板面前有尊严，被老板重视，被老板尊重。因此，善于给下属留得尊严，这既是李嘉诚的管理秘诀，也是他为人处世的交际之道。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名人故事：鲁迅读书的故事》的文章，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鲁迅小的时候，爱买书，爱看书，爱抄书，把书看作宝贝一样。

还在进“三味书屋”前，他在自己的启蒙老师——一位远房叔祖父那里看了不带图的书。这位老师曾经告诉他，有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怪物……可惜一时找不到了。这么一部有趣的书，可把鲁迅吸引住了。他念念不忘，梦寐以求，把他的保姆长妈妈也感动了。长妈妈不识字，她探亲回来时，就设法给鲁迅买回了这部书。一见面，长妈妈把一包书递给鲁迅，高兴地说：“哥儿，有画的《山海经》，我给你买来了!”

一听这消息，鲁迅欣喜若狂，赶紧把书接过来，打开纸包看了起来。

这是鲁迅最初得到的心爱的书。后来，识字渐渐多起来了，他就自己攒钱买书。过年，鲁迅得到压岁钱后，总是舍不得花，攒起来买书看。

鲁迅小时候，不仅酷爱读书，而且还喜欢抄书，他抄过很多书。显然，抄书使他得益匪浅。他的记忆力那么好，读过的书经久不忘，这与他抄书的爱好是密切相连的。

鲁迅小时候对书籍特别爱护。他买回书来，一定要仔细检查，发现有污迹，或者装订有问题，一定要到书店去调换。有些线装书，很容易脱线，他就自己动手改换封面，重新装订。

看书的时候，他总是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看看手指脏不脏。脏桌子上是不放书的，脏手是不翻书的。他最恨用中指或食指在书页上一刮，使书角翘起来，再捏住它翻页的习惯。他还特意为自己准备了一只箱子，把各种各样的书整整齐齐地放在里面，箱子里还放了樟脑丸，防止虫蛀。

鲁迅小时候养成的爱书如宝的好习惯，贯穿了他的一生。他读过的书浩如烟海。他购置的书，仅据《鲁迅日记》上的“书账统计”，从1912年至1939年，就有九千多册。他收藏的书，总是捆扎得井井有条。鲁迅一生清贫，最大的财产，就是他的这些宝贵的藏书了。

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城内都昌坊口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鲁迅原名周树人，英年早逝，他是中国现代着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自幼聪颖勤奋，三味书屋是清末绍兴城里的一所着名的私塾，鲁迅十二岁时到三味书屋跟随寿镜吾老师学习，在那里攻读诗书近五年。鲁迅的坐位，在书房的东北角，使他用的是一张硬木书桌。现在这张木桌还放在鲁迅纪念馆里。

鲁迅十三岁时，他的祖父因科场案被逮捕入狱，父亲长期患病，家里越来越穷，他经常到当铺卖掉家里值钱的东西，然后再在药店给父亲买药。有一次，父亲病重，鲁迅一大早就去当铺和药店，回来时老师已经开始上课了。老师看到他迟到了，就生气地说：“十几岁的学生，还睡懒觉，上课迟到。下次再迟到就别来了。”

鲁迅听了，点点头，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解，低着头默默回到自己的坐位上。

第二天，他早早来到学校，在书桌右上角用刀刻了一个“早”字，心里暗暗地许下诺言：以后一定要早起，不能再迟到了。

以后的日子里，父亲的病更重了，鲁迅更频繁地到当铺去卖东西，然后到药店去买药，家里很多活都落在了鲁迅的肩上。他每天天不亮就早早起床，料理好家里的事情，然后再到当铺和药店，之后又急急忙忙地跑到私塾去上课。虽然家里的负担很重，可是他再也没有迟到过。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每当他气喘吁吁地准时跑进私塾，看到课桌上的“早”字，他都会觉得开心，心想：“我又一次战胜了困难，又一次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一定加倍努力，做一个信守诺言的人。”

后来父亲去世了，鲁迅继续在三味书屋读书，私塾里的寿镜吾老师，是一位方正、质朴和博学的人。老师的为人和治学精神，那个曾经难鲁迅留下深赢得记忆的三味书屋和那个刻着“早”字的课桌，一直激励着鲁迅在人生路上的继续前进。

如今的赵薇绝对是一位成功女性，从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到百花奖最佳导演奖，她所向披靡。但是，当赵薇谈起自己的初恋时，她的心里都是遗憾与“挫败”。

赵薇在一次采访中说，相对于别人美好初恋来说，她的初恋用单恋来形容更为合适。在赵薇十八九岁的时候，她遇到了她认为的一生至爱。对方是一位在赵薇的眼里成熟稳重又有才华的男人。那个时候赵薇还是无名小辈，两个人不在一座城市，为了与心仪的人对话，赵薇强迫自己读不爱读的书，听深刻的音乐，希望自己的思想可以成长，而这一切只为与“大叔”找到共同话题。

虽然经常与“大叔”打电话、通信，但是在接下来三四年的时间里，“大叔”对赵薇并无爱慕之情。对于年轻赵薇来说：“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陷入一个病态的幻想里面，可能因为我是双鱼座，老是幻想整个恋情是多么美好。”即便两个人并没有谈恋爱，但是年少的赵薇还是会在幻想中完成自己的恋爱，“我会幻想我们曾经去过这里，我们去做了浪漫的事情，我们以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反正就是挺有病的”。但是这段“有病”的初恋对赵薇是珍贵的。

“大叔”并没有直接拒绝赵薇，或者是出于对小女孩的爱护，他对赵薇很关心，却又保持距离，像对待小孩子一样。这让赵薇沉浸在自己的单恋里，直到自己放弃这段“恋情”。

对于赵薇来说，她非常希望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对方有没有喜欢过她，有没有爱过她。这个机会直到赵薇出演《还珠格格》之后才有。那时候的赵薇已经出了名，这似乎给她无尽的勇气，在一次演出中，两个人相遇了，在赵薇的眼里，“大叔”依然是那么有魅力。或许少年时的单恋需要一个正式的结语，赵薇找到了“大叔”，她问：“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爱过我？”“大叔”回答：“对不起，小薇，我真的没有。”而对于赵薇来说，她也释然了。在得知自己只是单恋时，赵薇并没有过于伤心，因为年少时的单恋已是过往云烟，但是对赵薇来说，与其说恋上了“大叔”，不如说她恋上了那份才华，那份成熟男人散发出来的气质，那是赵薇不了解的世界，而正是这个人，为赵薇打开了一扇窗，让她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年少时，会生起莫名的情愫，或者是因你在对方身上看到另外一个自己，或者是因你在对方身上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便把爱恋寄予对方。年少时的爱恋，无论单恋、暗恋还是两情相悦，待到成长，再次想起，都会成为记忆里最隽永的一幅画。那是来自青春的印迹。

前些时，热闹非凡的“超级女声”轰动了大半个中国，节目空前火爆，“偶像”红得发紫，这绝对与一大帮子铁杆“粉丝”有关。虽然他们自称“新新人类”，其实，追根溯源，这“粉丝”也是古已有之。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可以说是最早的歌坛偶像，他的“粉丝”，也是历史上最狂热最忠诚也最具规模的“粉丝”。

中国最早的歌坛偶像柳永论数量，当时民谣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就说明柳永的“粉丝”到处都有，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多得不计其数。如果那时就有发短信技术，恐怕支持柳永的“粉丝”，又要让电信局赚个钵满盆溢，拉动经济增长几个百分点。

论狂热，柳永的“粉丝”也丝毫不输于“超女”的“粉丝”。由于他写得一手绝妙好词，随便给哪个歌妓写上几句，她就会身价倍增。于是，歌妓们对他爱得发狂。

柳永又称柳七，能和柳七亲热唱和，哪怕是倒贴银子，就成了歌妓们的最高愿望：“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这顺口溜不知怎么传到宫里，仁宗醋意顿生，气得差点儿吐血，心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怎么能让这个小瘪三抢了我的头彩？但碍于身份，自己又不能和一个风流文人争风吃醋，只好闷在心里发恨。

论铁杆，柳永的“粉丝”更是忠心不二，无人可匹。柳永死时家无余财，是他的那帮歌妓“粉丝”集资安葬。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认识不认识的“粉丝”们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以至于相沿成习，称之为“吊柳七”或“吊柳会”。哪像现在的“粉丝”们，朝秦暮楚，这一阵几追张三，过几天又捧李四，追时奉若神日月，弃时甩若敝展。

论影响，柳永的“粉丝”也是不得了的。连宋仁宗都成了他的最大“粉丝”，虽然他羞于承认，还对柳永有几分嫉妒，可是他的“追星”记录，从他对柳词的熟悉程度便可略见一斑。柳永《鹤冲天》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句，仁宗看到柳永的考试卷子，就不假思索信手批道：“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这一下子，柳永就成了“奉旨填词”的“**巨星”了。

论“副作用”，柳永的“粉丝”也闹出了惊天动地的大动作。追捧偶像，总难免有一定副作用，“超女”的副作用，除了使许多孩子迷恋唱歌外，湖南还有一个15岁的女“粉丝”，为参加“超女”比赛减肥过度成病。相比较而言，柳永的副作用似乎更有诗意，气魄也更大一些。

柳永名词《望海潮》中有佳句称赞杭州之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想不到被他千里之外的一个著名“粉丝”金主亮看到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效果，“此词传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罗大经《鹤林玉露》）。有这样惊人的“副作用”，差一点儿被人当成汉奸了，是柳永万万想不到的，不过也充分说明柳词的巨大魅力。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柳永及其“粉丝们”早已作古，随风远去，愿我们今天的偶像与“粉丝”都能比柳永们更精彩、更健康、更洒脱，也更有品位，同时也能更少一点“副作用”。

做人艺的演员，其实是挺幸运的。人艺的前辈都很真实、很平常，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出门不用戴眼镜遮上眼睛，不装着也不掖着。我想像他们一样，自在坦然地活着。

除了舞台上演戏，慢慢有了电影电视剧的角色，人们习惯将你的角色和生活中的你联系起来。而我觉得，要想演好下一个角色，就得从上一个角色中退出，回到自己。要做到艺术角色的归零。当然，要说角色对我不产生影响，那是不可能的。演弘一法师在灵隐寺剃度那场戏，头发一点点落下时，我流了泪，不仅是在体会弘一的心境，也是在体会我自己。站在弘一大师出家的地方，我也曾问过自己：我会这样吗？现在，让我回答，我说不会。因为我始终是个演员。

广告与公益

作为演员，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是碰到好时候了。当年我们的父辈，专于一艺，只能做一件事情，而现在，我们能干八件事情。我也是在这样的机遇中，进入了商业层面，挣钱比父辈多多了。因为你是知名演员了，人家需要用你的形象来推广品牌，还有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你只要花点精力，出席活动，这事儿就成了，你有了舞台之外的社会功能。这是事情好的一面。

我第一次接广告，拍的是日本的NEC电器，他们看了电视剧《英雄无悔》，就选择了我。第一次去银行取十万元钱，我心里怦怦直跳，见钱眼开，又不禁心虚，怕有人打劫。

拍广告多了，也会激发你的艺术思维，我自己就常被创意精彩的广告感染。现在我还对我早期拍的红酒广告记忆犹新，那是一个故事广告，通过一瓶红酒传达对爱的思念。

有段时间，很多人批评我也商业化了。有一个观众还把我的一个广告形象从报纸上剪贴下来寄给我，在旁边写上：不要脸，哈巴狗，人家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我当然很震动，观众希望我维护自己的形象。这以后，我选广告就很谨慎，信息化时代，太多地方希望你做吆喝的形象，但我已经知道深浅了。一件事你参与进来，就要为它负责任。这责负不了，就别揽。

至于做公益活动，我坦白地说，做公益对演员来说，有名又有利。看刘心武在“百家讲坛”讲《红楼梦》，讲贾宝玉正邪二气，他说任何一个生命体都有正邪二气。我想自己也如是，虽然现在外面对我的赞誉很多，爱心大使啦、好演员啦，那怎么解释我身上的邪气？那我只能说，我表现出来的是所谓的善良与美好，我隐藏着丑陋与罪恶。我能藏着不被人看见，那是我的修养。我不是不会骂人，也不是不会偷盗，我也会伤害人，可是我能控制祝我也有隐私，对作为一个人所面对的人生课题，包括人性丑恶的一面，我怎么能不知晓？

最后的告别

有一年我去南非，在野生动物园，车子遇到几十头象排着队在草原上走。又看到一头老象距离远远地跟在后面，在车道上迎面而来。一窗之隔，它的眼睛低垂着从车边走过了，四条腿着地，每踏一步我都有震感。我知道，老象在离去的时候，就是这样离开象群慢慢走，最后连遗骸都找不着。还有老子，骑着青牛，出关而逝。最后的告别都应是这样的，慢慢歇息—属于你的会议结束了，属于你的酒席也散了，该放弃的就放弃……

作为演员，我们离不开掌声，我们感恩于这些喝彩，让你还有动力继续吃苦受累，但是也绝不能只为喝彩做事。人生最终还是：“满船空载月明归。”不属于你的，希求不来;属于你的赞美，你退了，人家茶余饭后也许会聊聊你。戏剧艺术是我的月，名利是几颗星，不过如此。

一

关于我的同事张爱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并不比我多。原因是她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

在柏克莱大学，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这首先与她的体形有关。台湾学者水晶说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坐在安德鲁(柏克莱大学东语系教授、张爱玲小说的英文译者)的车上，向旧金山一家小啤酒馆奋勇前进。我们谈起张爱玲。安德鲁指着路边走过的一个瘦小的老太太说，如果你能见到张爱玲，她就跟她一样。一个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注意。

其次，张爱玲喜欢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

据她的助手、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

二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准备由此进入香港。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内地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傲慢。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心态悠闲。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走到张爱玲身边，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吧。”张爱玲转头看他，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满脸孩子气。人们客气地笑了笑，包括张爱玲在内，没人采纳他的建议。她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从此把她的生命分为两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在她身后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

三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叠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上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我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否则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了加州。”

对于柏克莱来说，张爱玲既存在，又不存在。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1971年，张爱玲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她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待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人。

张爱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字条爱好者。胡兰成第一次去见张爱玲，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六楼六五室，张爱玲不见，胡兰成只得到她从门洞里递出的一张字条。他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张爱玲连字条都十分吝啬。近30年后，水晶前往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公寓拜访，张爱玲坚持不开门，后来几次打电话都不接，最后允诺会给他写张字条，而字条，也最终没有来。

在美国与她书信交往最多的是庄信正，是他介绍张爱玲来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职的。庄先生1966年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初识张爱玲，自1969年张爱玲迁居加州，至她辞世的20多年间，举凡工作、搬家等重要事宜，都托由庄信正代为处理。即使如此，他们的联络也基本依靠书信维系。据庄先生透露，张爱玲使用的信纸通常是白色洋葱皮纸，当年主要为打字机用，最后有几封信的用纸是深黄色。或许应该庆幸，她的沉默反而使她的话语得以保留，那些信仿佛尘封已久的老唱片，使我们得以想象和重温她的声音。

四

张爱玲爱上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并且为此而上瘾。锲而不舍的水晶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进入过她居所的人，他对她生存环境的描写如下：“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唯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我不止一次路过她的公寓，在杜伦特街上，有时透过密集的法国梧桐，望一眼她的窗。我没有前去叩门。窗亮着，但她不在。”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地来去。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

这是胡兰成40多年前的话，像是说另一个人，也叫张爱玲。前半生的张爱玲对都市的繁华充满眷恋，而且这个都市只能是上海，张爱玲自己也说：“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张爱玲把她对上海的眷恋如实招来：“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碎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五

张爱玲最好的日子全部叫胡兰成带走了。他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沪上的公寓里，“墙壁上一点斜阳，如梦如幻，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婚书上写：“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有点像决心书，对纷乱的世道同仇敌忾。这并不容易，何况胡兰成还是才子流氓帅哥官僚汉奸的混合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张爱玲却有“对人生的坚执”，她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后来胡兰成“飞”到温州躲起来，并迅速另觅新欢。张爱玲来了。“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着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珠宝在发光。”胡兰成照例逶迤周旋。张爱玲是描写心计的大师，但她从不具备实践经验，她的努力注定失败。第二天，失望的张爱玲乘船回上海。数日后，胡兰成接到张爱玲从上海寄来的信：“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

六

1955年秋天，张爱玲夹杂在一群难民中，坐船驶向一片未知的大陆。她在中国的全部影响被宣布过期作废。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身上发生过什么。凭借新罕布什尔州麦道伟文艺营提供的食宿，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她抓紧这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写作，以换取稿费。不知这一境遇是否出乎张爱玲的预料，不过对此，张爱玲在小说中已早有预言：“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在此，她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潦倒诗人赖雅。他们结婚，有了一个家，并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婚姻是令人费解的，没有人相信他们的婚姻会成功。两人的差距一目了然：张爱玲36岁，赖雅已65岁;张爱玲理财精明，赖雅花钱如流水(他曾经资助过着名的布莱希特);张爱玲对左翼思想毫无兴趣，赖雅却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两人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没有固定收入。他们经济拮据到连买床单和窗帘都成了奢望，但他们始终相依为命，一直持续到1967年赖雅去世。赖雅瘫痪在床时，是张爱玲为他伺候大小便。此时，那个患有严重洁癖的贵族小姐已经去向不明。

她可能已忘记，就在十多年前，她曾对胡兰成表达她对西方人的恶感：“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

赖雅死后，张爱玲得到了柏克莱的职务，那一年，她已49岁。

七

我比张爱玲晚37年到达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所以，我没有见到过她。如果早来37年，我同样不可能见到她。这样想着，心里安慰了不少。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向她靠近。我开始寻找与她有关的蛛丝马迹，我相信这样不会打扰她。我的成果是显着的——首先，我根据庄信正发表的张爱玲信中地址按图索骥，找到了她在杜伦特街的旧居;进而，找到了她当初在旧金山的旧居，地址是布什街645号，这令我大喜过望。很多当地人，包括研究中国文学的安德鲁，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当我向他透露这一点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自鸣得意。我们开车，呼啸着，从布什街上滑过。我透过后视镜往回看，有两个陌生的外地人就站在那幢红色公寓楼的门前，揿响门铃。他们身边的地上，放着大大小小数件行李。女人是中国人，身材纤细;男人是白人，行动迟缓，老，而且胖。

我找到那幢房子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下来。深秋季节，旧金山的黄昏来得早，似乎有意掩盖过去的细节。但是，当我看到布什街的路牌，我的心就踏实下来。对我来说，那个路牌并非指向一个上坡的狭窄街区，而是指向将近50年前的时光。建筑在黄昏中变得模糊，让人想起“30年前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的泪珠般陈旧而迷糊的月亮。那幢红砖盖成的老式公寓很像旧上海的房子，有着简洁的窗饰与门饰。门是落地玻璃门，趴在门上会看到楼梯和走廊。门口有几级台阶，躲在门洞里，可以避雨。走廊简洁、朴素、雅致，正像张爱玲希望的。她将在此与她最后一个丈夫生活10年，然后，离开。

八

张爱玲在丈夫去世28年后死去。这意味着她独居了28年。那一年是1995年。我在上班的路上读到这个消息。我忘了自己当时想了些什么。回忆起来，这则消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一个旧日的作家死了，仅此而已。

《倾城之恋》之后的张爱玲，过着怎样的日子，对我们，并不重要。

胡兰成曾经对张爱玲的房间深为赞赏，说她喜欢刺激的颜色。“赵匡胤形容旭日：‘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爱玲说的刺激是像这样辣挞的光辉颜色。”

陆游与唐婉自小关系甚好，情窦初开时更是痴迷于对方，时至今日，衩头凤依然为他们抒写 歌唱。

私定终生时，陆游将一支祖传的价值不菲的宝簪送与唐婉，权当定情。

此簪纯金，凤头，凤眼为一颗小宝石。

几经波折后，陆游首娶唐婉为妻。

陆游与表妹唐婉本是恩爱夫妻，感情甚笃。但因陆母不喜欢唐婉，在那个父母之命的年代最终被迫休离。

后来二人各自嫁娶，十年后的一个春日，陆游独游沈园，与唐婉再次邂逅。唐婉以酒肴款待，陆游感伤万分，惆怅不已，随即在园壁上题下此词，抒发了自己内心的眷恋相思之情和无尽的追悔悲愤： 世情薄

人情恶

雨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干

泪痕残

欲笺心事

独语斜栏

难、难、难

唐婉读后百感交集，含泪和词一首：人成各

今非昨

病浑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

夜阑珊

怕人寻问

咽泪装欢

瞒、瞒、瞒

此后唐婉郁郁寡欢，怏怏而卒。二词绝望凄楚，缠绵悱恻，感人至深，荡气回肠，催人泪下，唐词尤甚。

四十年后，陆游沈园重游，含泪写下《沈园》，以纪念唐婉：城上斜阳画角哀

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

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

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

犹吊遗踪一泫然

其中不乏刻骨铭心的眷恋与相思，也充满不堪回首的无奈与绝望，真是荡气回肠，震烁人心。

人世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

虽然生活有许多无奈，可最糟糕的是，不管能不能拥有，能不能改变，你却失去或放弃了改变的想法...

10岁时，拿破仑到了巴黎的布里恩诺少年军校读书。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16岁的他不得已中途辍学，当了一名炮兵少尉，从而开始了艰苦的自学生活。

他寓居在瓦朗斯城的一座咖啡馆内的小屋里，常常一个人坐在闷热的房间，两眼紧盯着书本，废寝忘食刻苦读书。（名人读书的故事）

咖啡馆附近正好有一家出租书籍的铺子，这为他广泛阅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在租书的铺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完全顾不上老板的白眼。

1798年，拿破仑调任法国远征埃及军总司令，在“东方号”旗舰上，他设立了一所小小的图书馆，所藏书籍全都是他亲手挑选的。40多天的海上航行，由于晕船，拿破仑无法读书，他就躺在床上，让人为他大声朗读。当1807年法俄之战处于相持阶段，拿破仑曾因在前线无书可读而大发雷霆，他写信质问巴黎有关人员，命令他们把所有新出版的书籍和新书预告迅速送来。拿破仑一生指挥了近60次战役，几乎每次都带着一个随军图书馆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