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净沙秋思》的写作背景(精选20篇)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余年，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

而作词的具体时间，历来说法不同。有说在白居易离苏州之后;有说在开成三年(838年);有说在大和元年(827年);王国维则说写于“大和八九年间”。这些说法，笼统简单，缺乏事实根据。刘禹锡曾作《忆江南》词入手。是和白居易唱和的，所以他在小序中说：“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此词在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初夏作于洛阳，由此可推白居易所作的三首词也应在开成二年初夏。

《爱玛》是简·奥斯丁一部优秀的反讽基调格外浓厚的小说。《爱玛》中反讽手法的运用不同于《傲慢与偏见》。在这部小说中，我们见不到像伊丽莎白和达西那样的才智过人、语锋犀利的讽刺主体。应该说女主人公爱玛是作为一系列反讽的对象或牺牲品而存在的。而反讽的主体这一回是由作者和读者联合起来充当的。小说通过爱玛的一个个主观臆想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挫败演绎了爱玛从幼稚走向成熟、最终得到幸福的故事。由此可以看出，这部小说的反讽特色不是体现在语言上(或不完全如此)，而主要体现在小说的结构中。因此，结构反讽手法的运用在小说中占突出地位。

在小说的结尾，爱玛不再创造她自己想象的世界。她被迫在自身之外的现实世界中找到一个位置。这也是奥斯丁小说大部分女主人公的命运——她们必须被拽回到现实中。爱玛想象的世界一次次被现实所穿透：第一次是艾尔顿向她而不是向哈丽叶特求婚;第二次是弗兰克·丘吉尔与珍妮·费尔法克斯订婚的消息;最后哈丽叶特向她表白了对奈特利的爱慕。这些事实使爱玛成为她自己错误判断的讽刺对象。爱玛经历了痛苦的自我发现过程，这也是她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爱玛完成了自我教育。当她最终得到幸福时，反讽也开始消解。

《爱玛》没有惊险骇人的情节，也没有耸人听闻的描述，但是从它娓娓道来、令人陶醉的叙述中，在他谜一般的情节中，在他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中，读者面前仿佛展开一幅优美而略带夸张的生动画卷。我们好像能看到故事中人物的形象和行为，能听到他们在各种背景下进行的交谈，能感觉到人物的喜悦和忧愁，当时英国社会的林林总总仿佛由读者亲身所经历。

或许没有哪部小说在喜剧效果方面，能使奥斯汀的《爱玛》相形见绌。这是一部匠心独具的天才之作。作品风格毫不矫揉造作，然而却在叙述事件的同时，不时恰到好处地搔及读者心头的痒处。作者以她女性细致而敏感的睿智、毫不妥协的态度、自信的道德意识、无所顾忌的胆略，在作品中以浪漫的手法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这无疑触动了同时代那些与作品人物不无类似之处的人们。

作者对祖母感情的深切、侍奉的殷勤和依附的紧密。勾勒出陈情不仕的一个很重要的画面。

西晋人李密所著，是他写给晋武帝的奏章。当时时局动荡皇帝希望李密能出来做官。因为李密是蜀国人在蜀国又以孝著名，当过官很有名气。所以皇帝希望他能出来做官来服民心。并且希望进一步扩充领土就更加希望天下人以为晋朝清明来进一步取得他国民心。李密孝顺同样也有着浓厚的忠君思想所谓“一朝君主一朝臣”但他为了保全性命就写了这篇表。文章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大恩，以及自己应该报养祖母的大义；除了感谢朝廷的知遇之恩以外，又倾诉自己不能从命的苦衷，真情流露，委婉畅达。该文被认定为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文的代表作之一，有“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说法。

三国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灭蜀，李密沦为亡国之臣。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魏元帝，史称“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朝廷采取怀柔政策，极力笼络蜀汉旧臣，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李密时年44岁，以晋朝“以孝治天下”为口实，以祖母供养无主为由，上《陈情表》以明志，要求暂缓赴任，上表恳辞。

李密早有孝名，据《晋书》本传记载，李密奉事祖母刘氏“以孝谨闻，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武帝览表，赞叹说:“密不空有名也”。感动之际，因赐奴婢二人，并令郡县供应其祖母膳食，密遂得以终养。

在李密写完这篇表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刘氏就去世了。他在家守孝两年后，出仕官职很小，因为当时的政局已相当稳定，晋武帝不需要李密了，便不再重视他。李密做了两年官后辞去职务。

南宋文学家赵与时在其著作《宾退录》中曾引用安子顺的言论：“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青城山隐士安子顺世通云。此三文遂被并称为抒情佳篇而传诵于世。

总结：这个结论含蕴精警，表面看来它有对武帝的忠敬之心，又有对祖母的孝顺之情，使武帝意识到作者的真情实感一一出自肺腑，句句有理，处处合情。

在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资本主义恶性发展，大资产阶级当权，对人民巧取豪夺，政府中贪污风行，社会上道德沦丧，资产阶级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和惟利是图的道德观念影响到整个社会，追求享乐追求虚荣，成为一种恶劣的社会风气。这种社会风气在小资产阶级当中同样盛行。由于这个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地位极不稳定，他们总想摆脱这种处境，跻身于上流行列。但是，只有少数人获得成功，而大多数在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落入更悲惨的遭遇。

《独坐敬亭山》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此诗表面是写独游敬亭山的情趣，而其深含之意则是诗人生命历程中旷世的孤独感。诗人以奇特的想象力和巧妙的构思，赋予山水景物以生命，将敬亭山拟人化，写得十分生动。作者写的是自己的孤独，写的是自己的怀才不遇，但更是自己的坚定，在大自然中寻求安慰和寄托。此诗是诗人表现自己精神世界的佳作。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祖籍陇西成纪(待考)，出生于西域碎叶城，4岁再随父迁至剑南道绵州。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享年61岁。其墓在今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

《独坐敬亭山》

唐·李白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写作背景】

公元753年(天宝十二载)，李白南下宣城。行前，有诗《寄从弟宣州长史昭》，其中说道：“尔佐宣城郡，守官清且闲。常夸云月好，邀我敬亭山。” 自十年前放还出翰林，李白长期漂泊。长期的飘泊生活，使李白饱尝了人间辛酸滋味，看透了世态炎凉，从而加深了对现实的不满，增添了孤寂之感，然而傲岸倔强的性格仍一如既往。因怀才不遇一直抑郁不平。身心的疲惫，需要得到慰藉。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借游仙、饮酒的方式排遣苦闷的诗，也写了许多寄情山水、倾诉内心情感的诗篇，《独坐敬亭山》即是其一。

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独坐敬亭山》的写作年代值得商榷。这首诗写于何年，在李白留存的诗稿中并没有注明，而认为这首诗写于753年只是后人推测所得出的结论。这首诗或许不是作于753年，而是作于761年的可能性更大。因为：

首先，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作者情绪来看，既然是孤独、寂寞和无奈的心情写照，那么，李白当时的处境应该是非常艰难的，其情绪也应该是非常低落的。如果这首诗写于753年，这正是李白初次来宣城的时间，那时的李白正值中年，且诗名如日中天，他来宣城并不是漂泊流离而至，而是应其从弟、在宣城为官的长史李昭多次殷勤相邀的结果。这有李白在《寄从弟李昭》一诗为证：“尔佐宣城郡，守官清且闲，常夸云月好，邀我敬亭山”。李白到宣城后，受到时任宣城太守宇文先生的热情款待，受到当地文人墨客的追崇和欢迎。他经常与崔侍御、宇文太守、从弟李昭等人对酒酣高楼，散发弄扁舟，“屈盘戏白马，大笑上青山”。经常与诗朋文友“时游敬亭山，闲听松风眠。”“送客谢亭北，逢君纵酒还。”他用如花妙笔将宣城描绘为：“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他豪情勃发，心中激荡着“但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冲动，他沉醉在“歌舞共讴吟，欢笑相拜贺”的兴奋之中。不仅如此，李白还在敬亭山下盖起了住房，接来了子女共住以享天伦之乐。有诗为证：“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初到宣城的李白，生活的如此悠闲自在，称心如意，怎么可能会有“独坐敬亭山”的孤寂和“众鸟高飞尽”的伤感呢?此外，从这首诗的字面上分析，既然李白对敬亭山达到了相看不厌的程度，应是看了多次，而不会是初次相看，所谓“不厌其烦”、“好书不厌百回看”便是这个道理。由此推测，李白这首诗不太可能是753年初次来宣城时所作，而应是在多次登临敬亭山后所发出的感慨。

公元761年，李白已岁逾花甲，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漂泊流离，经历了蒙冤被囚禁的牢狱之灾，经历了带罪流放的屈辱之后，李白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宣城时，再也没有昔日友朋如云、迎来送往的场面了，再也没有北楼纵酒、敬亭论诗的潇洒了。他兀自一人步履蹒跚地爬上敬亭山，独坐许久，触景生情，十分伤感，孤独凄凉袭上心头，情不自禁的吟下了《独坐敬亭山》这首千古绝唱。这比较符合李白创作此诗的时空背景。

诗作创作背景，永远离不开作者本人的政治生活背景：作者终身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牛李党争是在宦官专权的日子里，唐朝朝廷的官员中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依附宦官的又分为两派——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这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从唐宪宗时期(805年)开始，到唐宣宗时期(846年)才结束，闹了将近40年，历史上把这次朋党之争称为“牛李党争”。牛李党争的实质就是太监当权，本诗就是讽刺太监当权的黑暗、讽刺宪宗的皇权旁落。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嫦娥》即是“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类诗的典型。

王维的《鸟鸣涧》当作于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1)年间游历江南之时，其背景是安定统一的盛唐社会。此诗是王维题友人皇甫岳所居的云溪别墅所写的组诗《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的第一首，是诗人寓居在今绍兴县东南五云溪(即若耶溪)的作品。

据《新唐书·王维传》记载，王维于开元初进士及第后授太乐丞，因坐伶人舞黄狮事被贬为济州同仓参军，直到开元二十三年(735)张九龄执政才返京任右拾遗。对于王维的这段履历，绍籍越文化研究者竺岳兵在其《王维在越中事迹考》中认为：“唐开元八年至开元二十一年将近十五年间的王维原来在吴越漫游。……有充分的理由说他的《鸟鸣涧》、《山居秋暝》、《相思》等名篇作于越中。”王维漫游若耶，触景生情，联想到前人描写若耶溪的名句，欲与古人争胜厘毫，“出蓝”而“胜蓝”，于是有了“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一联以动写静的精彩诗句。从《鸟鸣涧》诗体现的风格和意境分析，此诗应作于唐玄宗“开元盛世”时期，为王维青年时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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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写作背景》

这首词是在一九二五年写的，词中有“独立寒秋”的话，大约是作于一九二五年的秋天。一九二五年春天，毛主席回湖南家乡养病。在养病期间，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几个月内组织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对地主进行了增加雇农工资和减租的斗争。毛主席在一九二五年从湖南回到广州后，就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这个学校培养了大批干部，成为后来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毛主席这首词大约是写在回乡养病之后，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之前。

当时的形势是：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因为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工人反英反日大罢工而爆发了。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了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五月三十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上海租界举行了援助纱厂工人的示威游行。上海租界英国巡捕在南京路枪杀了大批的游行示威的工人、学生，引起了全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激。在以后数日，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继续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枪杀中国人的示威游行，并继续遭受了英、美和日本巡捕的枪杀。全上海的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商人举行了总罢市。五卅运动发动以后，迅速地扩展到全国各地，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各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市民，都举行反帝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并发动了一个全国的(包括农村在内的)群众性的抵制英货、日货运动。这些斗争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香港、广州工人的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由于当时在广东的革命政府支持了罢工工人和人民的反帝斗争，所以“省港大罢工”一直坚持了十六个月之久。

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毛主席是怀着极大的革命激情来写这首词的。词的中心思想是通过游览岳麓山和水陆洲(橘子洲)时的感触和学生时代的回忆，抒写了对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心、对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的乐观主义精神。

一八七零年七月，法国首先向普鲁士宣战，九月，色当一役，法军大败，拿破仑三世被俘，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占领了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等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

这时，对法国来说，已经变成自卫战争。面对普鲁士军队的烧杀掠夺，法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敌人。这个短篇小说，就以沦陷了的阿尔萨斯的一个小学校被迫改学德文的事为题材，通过描写最后一堂法文课的情景，刻画了小学生小弗郎士和法语教师韩麦尔先生的形象，反映了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感情。这最后一课虽然短暂，却让我们感受到了阿尔萨斯人的悲痛的心情。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李白出蜀壮游期间的作品。李白是一位热爱自然、喜欢交友的诗人，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在漫游和飘泊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足迹遍布中原内外，留下了许多歌咏自然美、歌颂友情的作品。

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安陆，年已二十七岁。他在安陆住了有十年之久，不过很多时候都是以诗酒会友，在外游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也就是寓居安陆期间，李白结识了长他十二岁的孟浩然。孟浩然对李白非常赞赏，两人很快成了挚友。开元十八年(730年)三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今江苏扬州)，便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今武汉市武昌区)相会。几天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送别时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县)县尉。一日，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谈及李隆基与杨贵妃事。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他鼓励白居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何如?”于是，白居易写下了这首长诗。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陈鸿同时写了一篇传奇小说《长恨歌传》。

元和十年(815年)六月，唐朝藩镇势力派刺客在长安街头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朝野大哗，藩镇势力又进一步提出要求罢免裴度，以安藩镇“反侧”之心。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有“擅越职分”之嫌;而且，白居易平素多作讽喻诗，得罪了朝中权贵，于是被贬为江州司马。司马是刺史的助手，在中唐时期多专门安置“犯罪”官员，属于变相发配。这件事对白居易影响很大，是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逐渐销磨，消极情绪日渐增多。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秋天，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已两年，在浔阳江头送别客人，偶遇一位年少因艺技红极一时，年老被人抛弃的歌女，心情抑郁，结合自己路途遭遇，用歌行的体裁，创作出了这首著名的《琵琶行》(原作《琵琶引》)。

此诗作于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初春，当时陆游正罢官闲居在家。在此之前，陆游曾任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市)通判，因在隆兴二年(1164)积极支持抗金将帅张浚北伐，符离战败后，遭到朝廷中主和投降派的排挤打击，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从隆兴府通判任上罢官归里。陆游回到家乡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苦闷和激愤的感情交织在一起，然而他并不心灰意冷。“慷慨心犹壮”(《闻雨》)的爱国情绪，使他在农村生活中感受到希望和光明，并将这种感受倾泻到自己的诗歌创作里。此诗即在故乡山阴(今浙江绍兴市)所作。

《匆匆》写于1922年3月，恰逢“五四”运动落潮期。当时的“五四” 知识青年忙于救国，忙于追求进步;他们备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压迫， 却没有停止追求进步的脚步;他们苦恼、彷徨， 却在冷静的沉思后， 继续追赶人生的路。“五四”运动落潮期的现实情况让朱自清失望，但作者在彷徨中并不甘心于沉沦。朱自清站在他的“中和主义”立场上执著地探寻与追求。作者认为：“生活中的各种过程都有它独立的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它的意义与价值!每一刹那在持续的时间里，有它相当的位置。”(朱自清《给俞平伯的信》一文中的内容)朱自清依托春景激发内心情感，借助想象释怀美好。

《游子吟》写在溧阳。此诗题下孟郊自注：“迎母溧上作”，孟郊早年漂泊无依，曾周游湖北、湖南、广西等地，无所遇合，屡试不第。直到五十岁左右才得到了一个溧阳县尉的卑微之职，结束了长年的漂泊流离生活，便将母亲接来住。诗人仕途失意，饱尝了世态炎凉，此时愈觉亲情之可贵，于是写出这首发于肺腑，感人至深的颂母之诗。

字词解释：

1.游子：古代称远游旅居的人为游子，诗中指诗人自己。

2.意恐：担心。

3.寸草：小草。这里比喻子女。

4.心：语义双关，既指草木的茎干，也指子女的孝心。

5.三春晖：三春，旧称农历正月为孟春，二月为仲春，三月为季春，合称三春。晖，阳光，形容母爱如春天温暖、和煦的阳光照耀着子女。三春晖，春天灿烂的阳光，指慈母之恩。

这首词是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李清照避难浙江金华时所作。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词意写的是暮春三月景象，当做于绍兴五年三月。”又《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绍兴五年乙卯，金人犯滁州，围亳州。壬午，伪齐犯安丰，韩世忠游击金人于大仪镇，败之。乙丑，金人困承州，又围濠州，高宗如平江。”李清照《打马图》序云：“今年十月朔，闻淮上警报，浙江之人，自东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谋入城市，居城市者谋入山林，旁午络绎，莫不失所。易安居士自临安泝江，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居陈氏邸。”其时金兵进犯，丈夫既已病故，家藏的金石文物也散失殆尽，作者孑然一身，在连天烽火中飘泊流寓，历尽世路崎岖和人生坎坷，处境凄惨，内心极其悲痛。

作者笔锋陡转，连发二问，既亲切自然，富于韵律，又拓展时空，发人思绪。《记承天寺夜游》表达的感情是微妙而复杂的。

苏轼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嘉祐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宋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六，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

本文写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当时，作者被贬到黄州已经有四年了。元丰二年七月，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御史李定等摘出苏轼的有关新法的诗句，说他以诗讪谤，八月，将他逮捕入狱。经过长时间的审问折磨，差一点被杀。十二月作者获释出狱，被贬谪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但不得签书公事，也就是说做着有职无权的闲官。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写了这篇短文，对月夜的景色作了美妙的描绘，真实的记录了他当时生活的一个片段。也体现了他与张怀民的深厚友谊与对知音甚少的无限感慨。

总结：这里的美首先来自内容的真。东月朗照，激发了作者的游兴，想到没有与乐者，未免美中不足，因而寻伴，这时错觉生趣，情感触动，于是记下此景此情，顺理成章，一切是那么的和谐自然，毫无雕饰造作之感。

《离骚》关于《离骚》的创作背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它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之时，还是流放中。《史记·屈原列传》里说，年轻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即靳尚)的谗害，楚怀王因而疏远了他。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报任安书》里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对同一事件的表述明显存在着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从这首诗本身找证据是好办法。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自疏”意味着主动的态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为诗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怀疑它是屈原放逐之后所作，这并不足信。因为《离骚》后半部分，全是写作者想像中的云游，“济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实有其事。

总之，《史记·屈原列传》的说法是可信的。而《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时不大忠实于史实，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它为诗人的自叙传。

莫顿·亨特,美国作家.早年曾在空军服役,做过空军飞行员.在二战时期,他曾驾机执行过对德国的侦察任务.

美国作家莫顿·亨特自小体弱怯懦,从不敢冒险.一次他跟随伙伴攀登二十米高的悬崖.当他攀登到离崖顶三分之二路程的石架上时,由于恐惧他全身颤抖,上不去下不来.其他伙伴不但不帮忙反而嘲笑他之后各自回家了.恐惧和疲乏使他全身麻木,不能动弹,只能在石架上哭泣.暮色中父亲的手电光照着了亨特.黑夜中惊魂未定的亨特随时有掉下来的可能.面对险情,深知儿子禀性的父亲,没有上石架把他抱下来,也没有搬梯子让他下来,或者拿绳子把他吊下来,而是要他自己从石架上爬下来.旁人也许认为父亲太冒险,心肠太硬了.那么父亲是如何帮他脱脸的?父亲没有责骂他,而先安慰他,稳定他的情绪,“下来吧,孩子,晚饭做好了.”亨特哭着说：“我不下去,我会掉下去的,我会摔死的!”父亲开导说：“不要想着距离有多远,你只要想着你是在走一小步,你能办到的,眼睛看着我电筒的光照着的地方,你能看见石架下面那块岩石吗?”“看见了.” 亨特说.接下来父亲指导他爬下第一步.“现在你把左脚踏到那块岩石上,不要担心下一步,听我的话.”亨特伸出左脚试探着踩到了它,顿时有了信心.父亲鼓励他：“很好.”“现在移动右脚,把它移到右边稍低一点的地方,那里有另外一个落脚点.” 亨特照做了,信心大增,“我能办得到的.”

亨特每次只移动一小步,慢慢爬下悬崖,最后投入父亲强壮的手臂中.虽然哭泣了一会儿,但他随之产生一种巨大的成就感.这次经历使亨特悟出生活的一个哲理：每当感到前途茫茫而灰心丧气时,不要想着远在下面的岩石,而要着眼于那最初的一步,走了这一步再走下一步,直到抵达自己所要到的地方.

亨特父亲的教子艺术是高超的.他深知亨特需要锻炼自身的勇气,增加自身克服困难的方法和经验.他可以上崖抱亨特下来脱险,但亨特日后人生路上遇到危险怎么办?总不能永远靠父亲吧,那只能靠亨特自己.

在儿子脱险的过程中,亨特父亲只给予鼓励指导,一切由亨特自己去做.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让孩子去体验,激发他自身的潜能,自己排除险情,从而获得成功.

具体操作是：先找一个亨特能够到的落脚点,然后指导他移动一小步,接下来再找一个能够到的落脚点,又移动一小步.落脚点要稳,步子要小,走了一步,再走一步,从而到达目的地.

这篇散文写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由于中国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濒于分裂的局面，中国共产党肩负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1940年5月，茅盾离开新疆返回内地，受朱德同志邀请前往延安。在延安参观讲学期间，亲身体察了解放区军民的斗争生活，看到了抗日军民团结战斗的精神风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皖南事变后，作者借礼赞西北高原上的白杨树，来表达对北方抗日军民热爱和赞美之情，便写下了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