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培抗击英寇的爱国故事汇集20篇

公元1820年9月，嘉庆帝在承德中暑，突然病死。皇子旻宁继位，改元道光，世称道光帝，也叫清宣宗。道光帝除了同他父亲一样，疲于应付国内此伏彼起的反清起义外，还面临了另一重危机，即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和威胁。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在他在位期间发生的。

道光年间，江南暴雨成灾，一时饥民遍野。户部尚书潘世恩正在苏州家乡守孝，家中囤积了白米数万石。这天，有江苏按察使登门求见，请求潘大人开仓救济灾民。潘世恩眼珠一转，推托说：“开仓济民，义不容辞，只是不巧得很，仓库上月就空了!”

来人沉稳地一笑，说道：“那正好，下官就借来贮米吧!”他当即派手下将各仓加盖封条，然后下令散发仓米赈济灾民。事后按市价偿还了米钱，弄得潘大人哭笑不得。

这位机智能干的按察使，就是日后以禁毁鸦片名垂青史的林则徐。

进入十九世纪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急需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而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只许可在广州一地同外国通商。中国的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进口的工业品没有销路。外国商人于是转向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鸦片是一种摧残人体的毒品，会使人吸食成瘾，这就使鸦片交易始终保持着六倍以上的高额利润。西方国家向中国全力倾销鸦片，仅在道光帝执政的前十五年间，就造成了六千万两以上的白银外流，全国染上烟瘾的人口达二百多万。

面对国计民生的恶化，林则徐再也看不下去了。公元1838年9月，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向道光帝上了一份奏折，大声疾呼：如果再不严禁鸦片，那么几十年后，中国几乎没有可以派出抵抗敌人的军队，而且没有可以发军饷的白银，国家就被鸦片蛀空了!道光帝本人也抽过鸦片，亲身感受过洋烟的毒害，林则徐的警告使他触目惊心。于是他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公元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外国烟贩和勾结他们的洋行商人，起初并没有把他的到来放在心上。他们知道，清朝官员都爱钱，只要花上银子，没有过不了的关。于是，他们派怡和洋行的老板伍绍荣为代表，去求见林则徐，暗示贿赂的数目。

可这一回，烟贩们的如意算盘打空了。林则徐听完了来意，拍案而起，怒斥道：“本大臣不要钱，只要你的脑袋!”他命令伍绍荣回去告诉外国主子：限三天以内，把所带的鸦片全部交官，并且签立今后永远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如果胆敢违令，一经查出，货物一律充公，贩卖鸦片的商人一律处死。

英国大烟贩颠地，是外国鸦片商人的头目，手中还拥有走私武装。他先是呈报了一千箱鸦片，妄图蒙混过关。林则徐早就调查过海上商船的情况，知道他弄虚作假，下令传讯颠地，对他提出警告。颠地回船后，继续拖延时间，对缉私人员进行武力挑衅，于是林则徐决定逮捕他。

英商监督义律把颠地藏匿在商馆里，拒不交出，还以战争叫嚣相威胁。林则徐针锋相对，封锁了黄埔一带的江面，又派兵包围了商馆。广州百姓自愿参加巡逻，一防颠地潜逃，二防内奸混入。商馆断水断粮，义律再也无法顽抗，不得不同意交出所有船上的两万多箱鸦片。

林则徐派人在虎门海滩的高处，挖了两个长宽各五十丈的大池，池壁有涵洞与大海相通。6月3日，林则徐率领广东大小官员，前来监督销毁收缴的鸦片。一箱箱鸦片被投入浸满海水的大池中，再倒上海盐和生石灰，顿时池水沸腾，浓烟滚滚，鸦片化作了灰烬。成千上万围观的群众，发出了春雷般的欢呼声。一批焚毁，冲刷干净，又投入一批。就这样，虎门销烟整整持续了二十三天。

林则徐在查禁鸦片的同时，加强了海岸的军事防备。他修固和增筑炮台，在珠江口的海面上设置木排铁链，还招募水兵，组织团练，发动民众保卫海疆。虎门销烟后，义律率英国兵船多次发起武力挑衅，都被中国军队击退。

一位十七岁中国女童子军泅水游过苏州河，勇敢护送国旗献给八百壮士的壮举，振奋了整个上海战区和租界民气军心。

中日淞沪大战中，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英勇事迹，震惊中外，为我全国军民竖起一座不屈不挠的精神堡垒。

原来，当时八百壮士为了掩护数十万国军撤退，在四行仓库独力对抗日军，除了租界外，上海基本上都被日军所占领。这时候，女童子军杨惠敏，正在租界难民收容所服务，眼见对岸日军旗帜遍布，独四行仓库屋顶未竖国旗，于是立下决心，为英勇孤军作出献旗的壮举。

她随即奔赴上海市总商会，接过国旗，激动地说：“我……太兴奋了，我有荣幸来做这一件事!我愿意尽我的力量达成这个任务，即使牺牲!” 授旗者接着说：“好!去吧，万一你有什么……我们会转告你的家里，我们将永远纪念你。”说完，杨惠敏将外衣脱去，把国旗紧紧的缠在腰间，再穿童子军装束，入夜以后，到茶叶大楼的俱乐部，这时英国卫兵与俱乐部的人大部份都认识她，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夜半以后，便趁机溜出大楼。

夜空是黝黑的，远处有英军走动的影子，马路对面，她感觉四行仓库大楼像一个巨人，凛然的俯视着她，为了不让英军发现，只有沿着楼下铁丝网，爬到另一缺口，从窗子爬进去。爬过马路，她急剧跳动的心刚稳定下来，忽然听到枪声，她以为被敌军或英军发现，连忙倒在战壕里不敢动，红绿的火舌在她头上飞舞，原来是白天的广播引起敌人的敌意，向四行仓库发动进攻。

不久，枪声沉寂下去，她又开始慢慢爬，终于爬到仓库东侧的楼下，一根绳子自楼上垂下，由于早已通知守军，杨惠敏知道这根绳子是迎接她，她拉动绳子，楼上的人迅速的吊进窗子。谢晋元团长和几位高级军官早已在窗口迎接，杨惠敏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献在他们面前时，朦胧的灯光雨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都激动得流下泪来了!谢团长紧拥着杨惠敏，大颗大颗的热泪滴在她的脸上，这位百战英雄，在敌人的炮火下没有哼过半声，这时却泣不成声的说：“勇敢的孩子，你送来给我们的岂仅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

清晨，谢团长立刻吩咐部下准备升旗，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竿扎成旗杆。

这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曦微中，平台上稀落的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重的举手向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但是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调而悲 壮 的感人场面，叫人永远也忘记不了。

四行仓库的军心大振，弟兄们脸上掠过几个月来没有的笑容，当谢团长带领杨惠敏参观仓库时，许多弟兄躺在血泊中呻吟，杨惠敏问他们：“你们打算守到什么时候?”“死守!”简短有力的语调，令她感动得哭了，再说：“我求求你们，把你们的名字抄给我，万一以后，全国的老百姓也好知道你们的名字!”

将士们抄了一张名单给她，这时枪声又起了，谢团长立刻送她走，此时，杨惠敏不肯离开，说：“让我留下为你们服务!”谢团长坚持地说：“为了你的安全，为了你更可以为国家服务……”这时空中枪炮声四起，谢团长立刻开了近苏州河的边门把她推了出去，说：“我们永远记得你，感激你，去吧!冲过去，跳下河!”

她一个猛冲，跃下苏州河，头上的枪声便响过不停，她知道自己已被日军发现，幸好懂游泳技术的她可以深潜入水，游至对河公共租界登岸，抬头看时，苏州河畔已站满了人，纷纷向四行仓库屋顶迎着朝阳招展的美丽国旗欢呼招手!有人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国军胜利万岁!”

四周人群一齐欢呼高叫起来，响彻云霄，个个泪眼模糊。日本军机在四行仓库屋顶盘旋，企图将国旗击倒，可是始终失败，两岸的市民高声欢呼。

英国路透社记者先后将八百壮士和女童子军的英勇事迹，传遍海内外。当八百壮士完成坚守四行仓库的使命后，中央同意撤军到租界去，没有多久，杨惠敏也走到租界去为八百壮士服务。

杨惠敏不仅是中国女童军的光荣，也是中国女青年的榜样，保家卫国不是一定要持刀持枪，一面小小国旗，足以振奋战场上的军心民气。而童子军精神，就是不居功、不怕死，完全是服务人群的仁爱牺牲精神。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 「博闻强志, 明於治乱, 娴於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候, 王甚任之」. 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 引起上官大夫及及令尹子兰的嫉妒, 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 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 连带的也不采纳他的谏言, 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 屈原满怀悲愤, 落拓江湖, 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 怀石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死后数十年, 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 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姓的心中.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

据说屈原投江后, 楚国的百姓哀痛异常, 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 渔夫们起船只, 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尸身. 有位渔夫还拿出事先准备的粽子, 鸡蛋等食物, 扑通的往江里面丢, 说是让鱼假吃了, 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 一老医师则拿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 说是要药晕了蛟龙, 使它不能伤害屈大夫. 过不了多久, 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 龙须上还沾著一片屈大夫的衣襟. 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 抽了筋, 脖子上, 然后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睕, 脖子上, 又用雄黄酒抹七窍, 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敢来伤害这些小孩子. 据说屈原投江的那天是五月五日. 从此以后, 每年到了五月五日, 人们都要划龙舟, 吃粽子, 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原. 有些地区, 则在端什节插菖蒲或艾草於门上, 这固然是因为蒲艾有禳毒的功用.

屈原真是太伟大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溥仪为傀儡建立满洲政府，请梅兰芳登台庆祝，梅兰芳拒绝。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事爆发。日寇占领上海不久，得知蜚声世界的京剧第一名旦梅兰芳住在上海，就派人请梅兰芳到电台讲话，让其表示愿为日本的“皇道乐士”服务。梅兰芳洞察到日本人的阴谋伎俩之后，便决定尽快离沪赴港，摆脱日寇纠缠。于是他一边给日本人带口信说，要外出演戏，一边携家率团星夜乘船赴港。梅兰芳来到香港后，深居简出。

1941年12月下旬，日军侵占香港，梅兰芳苦不堪言，担心日本人会来找他演戏，怎么办?他与妻子商量后，决心采取一项大胆举措：留蓄胡子，罢歌罢舞，不为日本人和汉奸卖国贼演出。他对友人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有用处。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粉饰太平，妄图把梅兰芳请出来，率领剧团赴南京、长春、东京等地巡回演出，梅兰芳以牙痛为由婉言谢绝。期间为摆脱敌伪的骚扰，梅兰芳留起了胡须，对外称病不能登台。而后日本又派汉奸朱复昌请梅兰芳出面讲几句话，经朋友提议，梅兰芳让医生给自己打了3次伤寒预防针，发起了高烧，一连几天不退。日本人派军医来检查，高至42度，才不得不放弃。然而此时梅家失去演唱的生活来源，生活窘困，梅兰芳不得不出售自己的画作为生，又四处借债，举步维艰，在这样的困境下仍然拒绝了日本人给予优越的条件。直至改革开放后，梅兰芳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人民运动胜利才复出。

周恩来照镜自勉

周恩来同志，一生严于自律，品德高尚，为世人所景仰。这是他平生注重道德修养的结果。他在青年读书时代，就在家中大立镜旁边，贴着他手书的警句："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每天早晚都走到大镜面前照一照。纵观周恩来同志的一生，他就是这样做的。

溥儒不为名利所动

溥儒，字心畲，著名书画家，清宫宗室。为人清室。为人清正，不慕权势，富有民族气节。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并企图吞并整个中国，扶植亲日势力，其史溥伟贪图荣华富贵投入日本帝国主义怀抱。溥仪做了满洲国皇帝，成了日本刺刀下的傀儡。溥仪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下诏书召见宗室，封爵，溥儒当然也在被召之列。可他断然加以拒绝，隐居于西山为家，连字画也不卖，周围的人竟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溥心畲，都把他看做普通家夫。抗战胜利后，他辞去xx的国大代表，拒绝参加政治活动，以卖书画为生。一生保持清白的人品。

于谦一身清白

于谦是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他19岁时写《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写诗明志，激励自己。在他数十年的为官生涯中，蔑视荣华富贵，珍视道德修养。

于谦巡抚河南、山西达19年。当时封疆大吏进京述职，多要向朝中权贵有所馈赠，而于谦每次进京，部是"空囊以入"。好心人劝他："虽不愿送金银珠宝攀附权贵，至少总要带点土特产线香、磨菇、绢帕之类的东西才好。"于谦哈哈大笑，举起双袖说："我带有两袖清风!"并就此作七绝一首："手帕磨菇和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谦可谓一生清白，两袖清风。

1934年秋，主力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参加了主力红军的父亲出发前给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冬子把它当作宝贝似的收藏了起来。

红军一走，大土豪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又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冬子的母亲作为游击队的交通员，走东村奔西庄地传达着党的精神。在一次行动中，冬子妈被胡汉三的“靖卫团”围困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草屋内……母亲的从容就义，使小冬子突然长大了许多，他怀揣爸爸留下的红星，承担起了游击队交通员工作。他为山上游击队筹盐，巧妙地躲过了“靖卫团”的搜查。冬子还机灵地做了米店的伙计，搞到了确切的情报，破坏了胡汉三的搜山计划。冬子在沉着自如地对付了胡汉三的多次试探和盘问后，抓住良机，砍死了胡汉三。

1938年，江南游击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冬子和父亲又见面了。他带上那颗保存了多年的红星，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40多年过去了，如今钱学森已90高龄。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一)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不久，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8日———这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新事业起步，千头万绪。钱学森首先给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让这些从未见过导弹的技术人员了解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并指导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研究室。

酒泉发射场。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在现场的聂荣臻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钱学森就组织有关专家就我国地地导弹的发展道路展开讨论，形成《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地空导弹、海防导弹，以及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等项目，也在他组织和协调下陆续上马。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由此被定为“651工程”，钱学森担负“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二)

钱学森是中国军事高科技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对我国军事科学研究提出了高层次的重要思想和观点，并直接倡导了军事系统工程和军事运筹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就深刻地阐述了“战争是一门科学”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战争的规律，研究战争这一门科学，这就形成了现代军事科学。”

经过潜心研究，钱学森在1998年的一次书面发言中，对军事科学体系作了完整的论述。他指出：“在军事科学，基础理论层次是军事学，技术理论层次是军事运筹学，应用技术层次是军事系统工程。”他将军事系统工程的作用和功能定位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更好地去解决贯彻执行军事路线、军事战略中的实际问题”，并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作战模拟;武器装备系统的设计方案论证、战术技术指标的确定与效能评估;后勤系统的组织管理;作战指挥体系的设计;战略问题的定量分析和战争模拟。

1978年5月，在钱学森等人的建议下，我军开始了军事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的研究试点工作，军事科学院成立了第一个军事运筹研究分析机构。如今，军事运筹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已经在我军战略战术、部队编制体制和兵力结构研究等各个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取得累累硕果。

关于我国的国防战略，钱学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重要建议。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局部地区的“小仗”可能是我们到21世纪初主要的战争样式，要搞一些平时必须保留的、精锐的、可以马上打仗的部队，应认真从军队编制、装备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建议受到军队领率机关高度重视，如今已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对我国国防战略和军事工业改革发展，他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他还提出军工企业要实行“军民结合”，而民用企业要实行“民军结合”的观点，以及用“柔性自动化生产系统”改革军工企业的观点，为我国军工企业的改革和民用企业的战时动员准备提供了重要思路。

钱学森在晚年还特别强调了军事科学要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问题。1999年，他对前去看望他的总装和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指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各学科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相互借鉴。国防建设是个大系统，在实践中遇到的都是大问题，而专家们往往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看问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应提倡各学科间的互相交流和讨论。

(三)

谋求中国军事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是钱学森毕生的夙愿。因此，他以科学家的超前目光，对国防和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见解。自1985年以来，钱学森曾多次谈起关于“科技帅才”的话题。钱学森说：“现在要求培养一批科技帅才，即是一批工程师加科学家加思想家的人才”;“当帅才的，在领导实现一个明确的目标时，应该从基础应用到工程实践，都能够考虑到”。钱学森支持新学科，扶植边缘学科，每一种创新的观点和设想都能得到鼓励。他说：“要提倡创新思维，正确与否交给实践去检验。”

早在1986年，钱学森就认为，高技术革命必将带来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军队将成为知识密集的部门。未来战争将广泛使用各种先进武器系统，战场情况错综复杂，从而对指挥人员的科技文化和军事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他在分析外军与我军军官的文化水平后敏锐地指出，为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军队干部应逐步达到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师职干部应是硕士，军职干部应是博士，战士的文化水平也要相应提高。他的远见卓识受到中央军委、总部的高度重视。

今年已90高龄的钱学森，仍时刻关心着国防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军委领导同志说，要抓紧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记者在钱老家中看到，在他卧榻正对面书架上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尊“神舟号”航天飞船的模型。透过飞天的神舟，他那智慧的目光将永远注视着祖国腾飞的未来。

有一次，赵登禹随冯玉祥到一家赴宴，见酒宴极度奢侈，锃亮的红漆八仙桌上放着雕花彩色细瓷碗碟，晶莹如玉;象牙筷子，银调羹，山珍海味多有冯玉祥见没见过的，而主人竟还满口谦词：什么“敝舍寒酸”，什么“切莫见笑”，并请妓女相陪。席间，主人特意让一个身戴珠光宝器的妓女向冯玉祥投怀送抱，又问：“冯旅长，这个妞儿可中您的意吗?”

冯玉祥大怒，拍案而起道：“我不干你们这种肮脏事!”愤然离去。随后，他痛苦了好几天，决定也设宴“回报”，治治这群搜刮民膏、声色犬马的官僚、军阀们。于是请来高手厨师，购买名贵酒菜，又让赵登禹到街上找来十几个叫化子。

冯旅长大宴宾客，官场无不好奇，接到请贴议论纷纷，但一入席见酒宴丰盛，也就放心，准备大吃大嚼。冯玉祥说：“有来无往非礼也，我请客也不能没人陪酒。”众官僚、军阀喜出望外，只听冯玉祥说了声“请!”字，赵登禹将客厅门咣啷一声拉开，便见一群叫化子涌了进来，一个个骨瘦如柴，蓬头垢面，拎着烂瓦罐，拖着打狗棍，狼狈模样目不忍睹。众宾客一见，仿佛掉进了冰窑浑身发冷，全傻眼了，只能耸着肩，缩着头，听冯玉祥教训：“请诸位看看吧，都民国了，我们的国民还提着要饭棍!民国民国，民是主人，我们应该是老百姓的奴仆。可我们的主人却提着要饭棍，我们的脸往哪儿搁?”说罢，又掏出两块银元，用命令的口气说：“请人陪酒，得给工钱，每人两块，都放在这儿吧!”众官僚、军阀唯唯诺诺，只好掏钱……

这件事给赵登禹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明白了时刻不忘百姓疾苦，关心国家的兴亡。

对越自卫反击战分东西两线进行，东线由许世友指挥，西线由武汉军区司令杨得志指挥。其实一开始，西线的指挥并不是杨得志将军，而是昆明军区司令王必成。

王必成可能大家都听过，外表斯斯文文，但打起仗来特别凶狠，在解放战争中有王老虎的称号。孟良崮战役中，击败张灵甫的最后一击就来自王必成的特务团。

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准备开打之后，王必成做了很多准备，但突然接到通知，中央军委、邓小平临时换将，由杨得志出任对越作战西线总指挥。

为什么让杨得志上呢?

我们先介绍一下杨得志。杨得志是湖南醴陵人，父亲是铁匠，家里面特别穷，在十七岁的时候参加湘南暴动，跟着朱德和陈毅上了井冈山。

长征时，杨得志是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的团长。东征结束，当上了红2师的师长;八路军时是685团的团长。此后打了大家都知道的平型关狙击战。

这一战，是林彪指挥数个团合力打的，杨得志的团负责扎口袋，从外面进攻日军的汽车队，这个任务很重，一不能让对方从口袋里跑出来，二还要狙击日军的援兵。此战中，685团的一个营顽强顶住了日军一个大队的增援，使平型关一仗顺利收尾。

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林彪受伤后，杨得志随刘伯承和邓小平转战冀鲁豫。到了解放战争，杨得志留在华北，跟贺龙、聂荣臻、肖克们一起作战。

当时，有三位打得很好：杨勇、杨成武，杨得志。他们并称“三杨”。

解放战争中，杨得志打了很多名仗，比如活捉敌军长，吃掉大半个军的清风店战役，还有解放战争解放第一个大城市的石家庄战役。

但杨得志最兴奋的是在平津战役中吃掉敌35军。

当时，他跟罗瑞卿、耿飚搭档，组合称“杨罗耿”，在平津战役时围攻傅作义的嫡系35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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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敌35军有汽车，解放军全靠腿，这就是龟兔赛跑，理论是没有希望的。但敌35军犯了兔子的毛病，一路上整点妖蛾子。结果被杨得志成功逮住。

吃掉35军后，杨得志非常激动：“我也是打过一些大仗胜仗的人了，但是今天能亲自和广大指战员一起，吃掉多年来在华北战场横行霸道的傅作义王牌35军，内心的激动大不同以往，有点13年前过大渡河的感觉。”

英雄豪迈，挥斥方遒!

后面，杨得志还打了很多硬仗，比如解放大西北，参加朝鲜战争，这个就太多了，以后我们再说。

那临阵换将是不是因为这些功绩呢?不是的，因为王必成将军也有一大堆的功绩。中央的考虑主要是杨得志曾经担任过抗美援越的中方顾问团团长，对越军装备以及战略战术更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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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向军委建议，还是王必成合适，但王必成没有推辞，爽快地让杨得志接手指挥，还把自己的家人送去参战。

杨得志就此接管了西线的作战。

一去，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西线的部队在展开时成了一字长蛇阵，这个不是中央军委希望的进攻形态。而且当时部队很多年没有打仗了。邓小平就说军队的风气需要整一下。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很多军师一级的指挥机关比较靠后。

像跟越南这种善长丛林战的对手作战，战局变化很快，如果太靠后，显然不利于临场指挥。但怎么让军、师的指挥机关往前靠呢?

杨得志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安排，他把自己的指挥所建到了边境线旁。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大家一看，司令都在前方了，难道军长、师长还在后方呆着不成?军长、师长们迅速行动，把自己的指挥所同样建在了边境线上。

这一改变，效果立显。我军在夜晚发起突袭，打了越南一个措手不及，西线的进攻十分迅速，一个个要点被拿下，战略要地老街也被攻克。

越军的王牌部队316杨得志上将的一个动作，全员奋战的爱国故事师准备增援老街，与我军决战。

正在这时，杨得志将军的胃病复发了。

长时间的高负荷工作使杨得志累倒了，出现了腹泻便血，因为失血过多，出现急性左心衰，病危通知书都下了，最后是静脉推注吗啡，才救了回来。此后，飞机将杨得志接回北京抢救。

接下来的指挥交给了副司令员张铚秀。

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张铚秀打得也很不错，调度有方，稳扎稳打。使西线作战的任务圆满完成。

这一战结束之后，杨得志出任了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为中国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1994年，杨得志将军去世，享年83岁。

据《史记》记载，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引起上官大夫及令尹子兰的嫉妒，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而且也不采纳他的谏言，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屈原满怀愤怒，落拓江湖，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怀石投汨罗江自尽。屈原死后数十年，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百姓的心中。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雄黄酒：据说屈原投江后，楚国的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尸身。有位渔夫还拿出事先准备的粽子，鸡蛋等食物，扑通的往江里面丢，说是让爱国活动

鱼甲吃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另一说是鱼就看不出来了，屈原就能吃到了）。一位老医师则拿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了蛟龙，使它不能伤害屈大夫。过不了多久，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龙须上还沾着一片屈大夫的衣襟。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抽了筋，然后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腕，脖子上，又用雄黄酒抹七窍，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敢来伤害这些小孩子。据说屈原投江的那天是五月五日。从此以后，每年到了五月五日，人们都要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原。有些地区，则在端午节在门上插菖蒲和艾草，这固然是因为蒲艾有解毒的功用。不过，关于这项艾习俗的起源，民间则有一种说法。插菖蒲，艾草唐朝僖宗年间，黄巢领兵造反，所到之处，杀人百万，血流成河。老百姓只要一听见黄巢来了，就急急忙忙的逃难。这一年五月，黄巢的军队攻进河南，兵临邓州城下，黄巢骑马到城外勘察地形，只见一波波的老弱妇孺涌出城外，他看见一个妇人背着包袱，一手拉着一个年纪小的男孩，另一只手却抱着年纪较大的男孩。黄巢感到很奇怪，就下马问道：「大嫂，你急急忙忙的要到哪里去」那妇人回答：「听说黄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坏蛋，不日就要攻进邓州。城里的男人都被徵调去守城，我们这些老老小小，不如早些逃命」。黄巢又指着小孩问她：「你为什麽手牵小的，却怀抱大的呢」那妇人就说：「怀里抱的，是大伯家唯一的活口。手里牵的才是我亲生的儿子。万一情况危急时，我宁可丢掉自己的儿子，也得为大伯家留下一支根苗」。黄巢听了，深受感动，就对那妇人说：「大嫂，好快快回去，用菖蒲和艾草插在门口，这样黄巢的军队就不会伤害你了。」妇人听了，将信将疑，不过她还是回到城里，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第二天正是五月端阳，黄巢的军队攻进城里，只见家家户户门上都挂弓菖蒲艾草。为了遵守对那位妇人的承诺，黄巢只得无可奈何的领兵离去，全城因而得以幸免於难。为了纪念这件事，此后每到端午节，大家就会在门上插菖蒲，艾草，这项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1912年5月的一天，杨春於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双石乡一个贫农家里，3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不幸病逝，母亲带着他和刚出生的弟弟相依为命。几年后，母亲被卖到外地。杨春於只能独自带着弟弟，给通江县一户人家做放牛娃。

1933年杨春於参加红军。手上没有枪怎么打仗?首长对他说：“小鬼，你年纪还小，个子又不高，没有力气背枪!”实际上，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枪支发给新兵。入伍才几天，杨春於所在部队就在一个叫方山的地方打了一仗。上战场之前，部队发给他一支“瞄枪”。其实，这根本就不是枪，只是一根木头，尖端绑上一把刀，是士兵平时训练用的。手里总算有了“家伙”，杨春於没有多想，拿起“瞄枪”就跟着战友们冲锋。敌人只有一个连的兵力，杨春於所在连队还没与敌人正面接触，敌人就投降了。

1933年12月，部队到达县。杨春於所在部队接上级命令：附近有军阀刘湘的一个兵工厂，迅速攻打，缴获其武器弹药和造枪设备。出发之前，杨春於领到一把大刀。黑夜里，敌军不明情况，仅1个小时就投降了。战士们赶紧清理战利品，将工厂里的枪支弹药及造枪机器带上，迅速撤离战场。这次战斗，杨春於凭着一把大刀缴获了两支钢枪。因忠厚老实、英勇善战，他很快被首长看中，编入徐向前的警卫排当警卫员。

做了徐向前的警卫员后，杨春於开始了长达8年的警务警卫工作。“朱老总爱兵是出了名的，红军战士提起他，没有人不敬佩!”在杨春於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跟着朱老总一起长征的岁月。

红军到达茂县的时候，杨春於被提升为警卫排长，专门负责朱德的警卫工作。当时，杨春於带的警卫排编制为30人，共3个班。3个班分工很明确：一班负责首长衣食住行，二班负责看管物资及枪支弹药，三班主要负责站岗放哨。

杨春於记得很清楚。长征途中，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几双草鞋或者麻鞋，这个习惯是有原因的。一次，走在前头一支部队的一名小战士掉队，正好被朱老总碰上。因为没有鞋，小战士的一双光脚被划得鲜血淋淋，朱老总马上叫警卫员去找一双鞋给他穿上。从那以后，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几双草鞋。碰到没有鞋穿的战士，他便叫警卫员从马背上取下一双鞋给战士换上。在长征途中，常常会有饿得走不动路的战士，只要朱老总碰上，都会将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们。杨春於说，朱老总兜里一直有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身边战士的名字。警卫连100多名战士，他都叫得出名字。

目前，生活在乐山且依然健在的老红军只有3位了，杨春於是其中一位。提到“杨老红军”，知道他的人都肃然起敬。杨春於先后打了近20年仗，4次负伤，3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次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的体内至今还留有解放战争时期敌人的一块弹片。

新中国成立后，杨春於曾任四川西昌军分区司令员，病休后一直在乐山干休所休养。

1931年，蒋介石为阻挠吉鸿昌抗日，逼他去英国“考察”。一日，吉鸿昌和国民 党驻美使馆的一个参赞去一家邮局寄包裹回国，邮局职员却以轻蔑的口气说：“中国?我不知道中国。”随同的参赞对他说：“你干吗要说你是中国人?你可以说你是日本人，这样可以受到礼遇的。”

吉鸿昌怒不可遏地一把抓住参赞的衣领说：“你觉得做一个中国人丢脸吗?我觉得当一个中国人光荣的很!我吉鸿昌誓死不当洋奴!”他回到住处，当即在一块小牌上写下“我是中国人”。一句话清楚地道出了吉鸿昌的爱国之心!

是 是的，现在说“我是中国人”已经算不了什么了，因为外国人已经不敢再小瞧中国人。然而，在祖国遭受灾难的时候，有谁敢站出来说：“我是中国人。”那才是真

正的爱国之人!我们小学生也一样，不忘祖国母亲的养育之恩，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吉鸿昌叔叔就算是被嘲笑也不当卖国贼、洋国奴，就因为我们中国人有这种精神，所以我们现在的中国十分强大。

从小受父亲进步思想的熏陶。1923年考入武昌第一师范附属高级中学学习，两年后升入省一师。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董必武的直接教育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3月，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第 1大队任队长。曾参加支援黄安、麻城地区农民协会反击地主武装的战斗。6月，被党派回黄安，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负责指挥和领导全县的军事斗争。党的“八七”会议后，参加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和黄麻起义。并一直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党代表职务，和吴光浩、曹学楷等带领革命军转战鄂东北，开辟柴山保，粉碎国民党“会剿”。1930年春，当选为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同年4月，任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徐向前带领一师转战鄂豫地区。1931年至1932年，先后担任红四军直属警卫团团长、红十师二十八团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1932年夏于河南新集被张国焘错杀。1945年，党的“七大”追认为革命烈士。

1927年，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11月参与领导黄麻起义，组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任党代表兼第1路党代表。后与吴光浩等率部到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斗争。次年1月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党代表，参与领导光山县柴山堡地区的武装斗争。7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党代表。1929年和徐向前共同为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指导边区武装斗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1930年 3月起历任第1军第1师政治委员、第4军第10师第28团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第75师政治委员等职，参加鄂豫皖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夏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于河南省光山县新集(今新县)。

1924年，考入武昌第一师范附属高级小学学习。当时的一师是董必武、陈潭秋宣传进步思想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在董必武的直接教育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戴克敏一家可谓真正的革命家庭。戴克敏的十叔戴先诚在1927年12月5日黄安城突围战中壮烈牺牲;二伯父戴先治和四伯父戴先致于1928年同一天被敌人押到紫云程芳村凌迟处死;三伯戴伯先在白区做地下党的工作，由于叛徒告密在黄安城落入敌手，也于1928年遇害;堂兄戴道溥1929年在反“会剿”中被敌机炸死，装殓时已体无完尸。堂弟戴道高曾任黄安农民自卫队队长，参加黄麻起义和根据地反“会剿”斗争，1930年在麻城乘马岗作战牺牲;大弟戴道深1930年11月在攻打黄陂姚家集战斗中身负重伤，疗伤时不幸被捕，同年底在檀术岗英勇就义;1932年7月，戴克敏被张国焘错误杀害于河南新集;父亲戴雪舫于同年九月在新集为掩护学生转移时，被敌机炸伤，经抢救无效牺牲;八叔戴叔先亦于同年10月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堂妹戴醒群于1939年9月在夏家山被捕，被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采用分尸酷刑残忍杀害。

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6月，在武汉参加了“五卅”运动。7月，受董必武的派遣与曹学楷、徐朋人、王秀松、汪奠川等黄安旅省青年利用暑假回到黄安，进行革命活动，创办了《黄安青年》小报，转载各地反帝斗争消息，传播革命理论，使黄安的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在反帝爱国运动中，他十分注意党团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介绍了郑位三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使黄安党团组织在革命斗争中逐步扩大。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武汉，10月进抵黄安，他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到黄安指导工作。至此，黄安党团特支由秘密转入公开，县党团特支办公所在地也由七里坪迁到县城。并于同年冬，指派共产党人吴焕先、吴先筹在箭厂河、四角曹门等地办起了“三堂红学”，建立起一支百余人的农民革命武装。1927年2月，黄安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当选为县农民协会常委，负责领导全县的革命运动。同年3月，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撰写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等文章，对农民运动作了高度评价。4月，随农讲所学生军驰援麻城，平息了反动红枪会的叛乱，撰写了《剿灭麻城会匪经过》一文，进一步论述了发动广大农民起来革命的重要作用。5月，参加了叶挺指挥的中央独立师平定夏斗寅叛军进攻武汉的战斗。6月，于农讲所结业，被党派回黄安工作，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兼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

“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下令“清党”，大肆屠杀革命者。他不顾敌人的“通缉”，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继续领导群众坚持斗争。8月初，负责组织成立了黄安县防务委员会，被选为常务委员，负责指挥和领导全县的军事斗争。

党的“八七”会议后，他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发动秋收起义计划，起草了《中共黄安县委关于组织暴动计划》，积极组织农民自卫军和农民义勇队，参加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和“黄麻起义”。黄麻起义胜利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党代表，与潘忠汝等率鄂东军清除了光山南部的反动地主武装红枪会和黄安尹家河、八里湾等地的反动民团组织。同年12月5日，黄安县城失守，他同吴光浩等人于12月下旬来到黄安北乡的木城寨，举行了起义领导人的会议，决定到黄陂县木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会后，他在黄安闵家祠堂集合鄂东军主力，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坚持游击战争。后参与开辟鄂豫边苏区。1928年1月，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7军，他任第七军党代表，与吴光浩、汪奠川、曹学楷等五人组成第7军领导核心。同年4月，率第7军一部重返黄安老区，一举消灭了上戴家村民团，缴枪20余支。5月，他和吴光浩、曹学楷等与中共黄安县委领导人在黄安檀树乡清水塘村召开会议，决定开辟光山南部的柴山堡地区，在黄(安)、麻(城)、光(山)边界建立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实现工农武装割据。他进入柴山堡后，积极深入群众宣传革命主张和政策;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一些上层开明人士与我党合作，使第7军在柴山堡地区迅速扎下根来。7月，工农革命军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任党代表。1929年，主持开办了随营党务干部学校和随营军事学校，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了大批骨干分子，使当时的正规红军和赤卫队各级都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参加并指挥了鄂豫边红军粉碎国民党连续发动的“罗李会剿”、“徐夏会剿”、“鄂豫会剿”作战。同年11月20日，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光山召开，他与徐向前共同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在大会上获得通过。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地位;规定了红军与地方党政群众团体的关系以及扩大红军、瓦解敌军等政策;总结了开展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对鄂豫边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1930年春，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当选为特委委员。同年4月，红11军31师改编为红1军1师，任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徐向前带领红一师转战于鄂豫边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三次出击平汉路，连续取得了杨家寨、阳平口、花园镇等战斗的胜利，全师由原来的800人，迅速发展壮大到3000余人。1932年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第25军75师在皖西成立，任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鄂豫皖苏区反“围剿”，转战皖西地区，打了许多胜仗，有力地配合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胜利完成商黄作战计划。

1932年3月底，率部参加苏家埠战役。在此期间，遭到“左”倾路线的迫害。1932年夏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于河南光山县新集(今新县)。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为革命烈士。

风中轻轻呜咽，月色淡然的寂寞暗暗褪去。

战国时代楚国臣子屈原，是个有胆识、有智慧、口才好、文章、作诗都很厉害的人。但是也因为他的天赋太好，遭到臣子靳尚的嫉妒。当他看到屈原，心中就怒火中烧，便在楚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楚王不能辨明是非，一气之下，把屈原赶出宫外，但屈原仍时时担心国家大事：新皇帝上任后，靳尚又搬弄是非，屈原又被赶出宫外，后来屈原就带着满腹的委屈抱着大石，跳入汨罗江中，结束了他的一生。

屈原的爱国事迹，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屈原虽然被小人污蔑，被赶出宫外，但他仍关心着国事，为国家操心，连死前的一分一秒，脑子离乡的也都是国事，我们很应该效法屈原的爱国精神。屈原把一生都献给了楚国皇帝，无怨无悔，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想屈原一样爱国，但是最少也不能做想靳尚一样的小人，到处污蔑，中伤别人。

爱国是很重要的，如果连国民都不爱国的话，国家就会变得四分五裂。同样的，我们在过团体生活的时候，听从组长的命令，积极地做好自己的事，像这种爱国也服从精神是我们一辈子都受用无穷得。

爱国有多重要?如果屈原和其他大臣一样，都不是爱过的好大臣，楚国就不可能和秦国成为当时的第一强国了。我们现在没有皇帝了，但是我们要如何做个爱国的好国民?我们出生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家乡。爱护家乡不乱丢垃圾、不吸毒，使我们国家的治安变好，就会有许多观光客来游山玩水，是国家的风气变好，科技进步，自然而然就成为强盛的国家。

其实爱国的方法有很多，像我们虽然不能处理国家大事，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却很多!我们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来守护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现在，我们纪念爱国的屈原，因为我们不忘过去。我们不忘过去，所以我们腾飞，在纪念中，我们学会了坚强与独立;在纪念中，我们学会了反思与远眺;在纪念中，我们学会了沉痛和怀念。

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每个人不忘历史。我们心中都明白，纪念不是纯粹纪念，在纪念中，在一种回首和追思的过程中，我们会励精图治，依然接过手中飘飘的红旗!

梅兰芳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最卓越的代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被邀请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国文联和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

他经常参加国内外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从事艺术研究，还认真培养青年 演员。他的学生，不但有京剧演员还有不少地方戏的演员。同时，他仍然经常演出。全国各地都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到那里演出。他理解人民的要求，在十年的时间里，走了十九个省，让观众实现了 “看看梅兰芳”的愿望。

梅兰芳是一位有爱国气节的艺术家。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 事变，侵占了东北，然后又向华北进犯，威胁北平和天津。梅兰芳痛恨敌人，为了不当亡国奴，他举家迁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编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两出戏。《抗金兵》讲的是 南宋女英雄梁红玉抵抗金军的故事，《生死恨》是讲在敌人的统治下，人民 的痛苦生活和反抗精神。这两出表现爱国思想的新戏一上演，就受到观众喜 爱。有一次，梅兰芳连演三场 《生死恨》，观众踊跃买票，把票房门窗的玻 璃都挤碎了。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在发动七七事变后，又进攻上海，不久就占领 了这座大城市。日本人知道梅兰芳是闻名世界的大艺术家，托人要求他在电台播音，为他们的侵略服务。梅兰芳巧妙地说：“我马上要到香港和内地巡回演出了，不能做这件事。”

不久，他到了香港，演出结束后，就留在了香港。为了摆脱敌人的纠缠，他决定不再露面，不再登台演出，就在家里练唱昆曲。1941 年底，日军攻占了香港。他们知道梅兰芳正在香港，就到处找他。梅兰芳心想：“躲是没地方躲了，可我绝不为日本人唱戏!”

这一天，清晨洗脸时，梅兰芳第一次打破惯例，没有刮胡子。儿子见了很奇怪。

“爸爸，您不是每天都刮胡子吗?今天怎么不刮了?”

“我留了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去演戏吗?”梅兰芳说。一天上午， 日军司令酒井派把梅兰芳接去。一见面，他就假热情地说：“我过去看过您的戏，您还认识我吗?怎么，您留起小胡子了?像您这 样一位举世闻名的大艺术家，怎么能刚步入中年就退出舞台呢?”

梅兰芳坦然地说：“我已经快五十岁了。一个演旦角的，扮相和嗓子都不行了，已经失去了上台的资格。”

后来，梅兰芳又回到上海，靠画画卖钱养活家人和与他一起演出过的朋 友。上海日伪政权多次请他出演，都被他拒绝了。他说：“一个人活到一百岁也总是要死的，饿死就饿死，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次，日军庆祝 “大东亚圣战”一周年，派人让梅兰芳出演，还说如果 不演，就要军法从事。梅兰芳事先得到消息，一连打了三次伤寒预防针。平 时，他只要一打预防针就发烧，这次果然又高烧不止。日军军医来检查，一 看梅兰芳烧得迷迷糊糊，只好走了。

1945年8月15日，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梅兰芳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笑着对夫人说：“天亮了，这群日本强盗可真完蛋了!”

这天，几位朋友兴高采烈地来到梅家道喜。只见梅兰芳身穿新衣，精神焕发，手里的一把纸扇遮住了半个脸。

“梅先生，您一定剃了胡子，对吧?”

梅兰芳笑着把扇子一撤，露出了刮了胡子的面孔，说：“抗战胜利了，我就要重返舞台了!”

不久，梅兰芳就在上海演出了，观众场场爆满。他们说：“我们就是要看看八年不给日本鬼子唱戏，如今刮了胡子的梅兰芳!”

心里装着观众梅兰芳是表演大师，但他从不对观众摆架子，对同行也谦虚礼让，始终保持着高尚的戏德。

过去，演员唱一场戏给一份钱，有病可以请假，遇到天气不好还可以“回 戏” (即临时宣布停演)。可梅兰芳尽量克服困难，处处替观众着想。他说：“观众事先不知道回戏，顶风冒雪从老远赶来听戏，让人家白跑一趟，太不应该了。”

有一次，他嗓子哑了，可第二天要演一出唱工极重的戏。这可怎么办呢? 那天，他很早就来到舞台，每隔半小时就喷一次药，嗓子却一点不见好转。 大家很着急，有人提出回戏，可梅兰芳知道剧场里已坐满了观众，怎能让他们扫兴而归呢?他没有同意，强打着精神化妆，大家都很替他担心。

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梅兰芳上场了，他和刚才判若两人，精神焕发，唱念精彩。不过，内行人却听出他的嗓子变窄了。戏演完后，有人赶往后台，关心地问：“梅先生，您今天的嗓音怎么变窄了?”

“您还不知道吧?前两个钟头，我的嗓子还是哑的呢!”

“那您怎么还上台?这是怎么唱出来的呢?”

“不上，怎么对得起观众?我这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临时用的一个急救方法，这戏是用半个嗓子唱的!”

“半个嗓子，这怎么唱?”

“这是全凭一股虚劲把嗓子提起来唱的，劲头如稍用过一点儿，马上又 会哑不成声。这是假嗓，怕低不怕高，怕宽不怕窄。过去我也从来没用过，今天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

在场的人都感叹不已，不仅为他丰富的舞台经验所倾倒，更为他一心为观众着想的精神所感动。

一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谢东屏离开故乡，流亡北平。1932年春，考入北平的东北中学。一名历史教师经常向他讲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奋起救国的英雄事迹，向他介绍进步书刊，使他认识到要挽救中华民族之危亡，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抗日。1934年，谢东屏考入东北大学。他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二

1936年8月谢东屏投笔从戎，参加张学良在西安举办的学兵队，任一连指导员，领导队员学文习武。

西安事变前，谢东屏被调到张学良的第二手枪营任四连指导员，在西安灞桥一带驻防。西安事变后，1937年5月间，谢东屏被调到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八师做文秘工作。七七事变后，谢东屏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持续3个月的上海保卫战，虽然中国军队牺牲惨重，但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上海守军于11月12日撤至沪郊。谢东屏等十几个人离队步行到安徽，然后乘船去武汉。在武汉，他受到中共中央长江局李涛的接见。党组织派谢东屏等人到东北军第四十九军补充团，当时团部在湖北宜昌县。谢东屏在营里做文秘工作，并在该营里秘密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谢东屏任支委。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阶段。日本侵略军以优势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五一”大扫荡。在反扫荡中，有一次，谢东屏和几个工作人员露宿在易县的小兰村，拂晓前发现有人在说话。他告诉大家别吭气，然后一个一个爬到一户屋里去，钻入了地洞。他进洞以后，子弹上膛，镇定地说：“敌人要是发现我们，就一个一个地把他吃掉。”结果，敌人空扑一场。反扫荡后，谢东屏被任命为易县敌工部部长、县委委员。1943年春，他被调到晋察冀边区一地委任敌工部副部长，从事敌情侦查工作。

三

1945年抗战胜利后，谢东屏随同第二批干部从关内挺进到东北。10月初，被任命为辽阳县县长。

当时辽阳的伪警察、土匪、地痞、流氓到处横行，还有以张枢为首的国民党县党部，明目张胆地与我人民政府为敌。谢东屏召集伪辽阳协和会、地方维持会头头开会。在会上宣布：限3日内将枪支、弹药上缴民主政府，违者依法惩处。并张贴布告，广为传播。大批的枪支、弹药和各种战刀等很快上交给人民政府，使社会秩序好转，人心稳定下来。当时辽阳除陶瓷厂处于半停产状态外，其余工厂都停产了。广大工人无工作，生活无保障，处于饥饿之中。谢东屏提出：“工厂要尽快开工，尽快解决工人就业和吃饭的问题。”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一些工厂开工了。工人有了工作，生活有了保障。接着商店开业，学校复课，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谢东屏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忘发展教育事业。1946年春节前，市政府机关干部冯德馨反映铧子山区没有小学，谢东屏听后，马上给铧子区区长郭洪林写信，让他帮助解决建校的房木和砖瓦等问题。不久学校建成了，解决了贫苦孩子就近上学问题。

谢东屏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一心扑在工作上。从1932年到1945年，整整14年，他只回过一次家。抗战胜利后回辽宁工作，他本来可以从沈阳到新民的家看看，但却没有回去。1945年腊月的一天，谢东屏的胞兄谢庆丰赶着马车路过辽阳时，从布告上看到谢东屏的名字，亲哥俩才在县政府见了面，叙谈14年的离别之情。谢庆丰回家告诉了谢东屏的妻子刘玉秀。翌日凌晨，刘玉秀忙打点行装，凑些路费，领着孩子，昼夜兼程赶到辽阳，终于见到了分别14年的亲人。谢东屏像一座上满发条的钟，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胃痛病不时地向他袭来。有一次，正在开干部会，同志们看他头上直冒虚汗，劝他休息，他却说：“这是老毛病，不算啥，挺一挺就过去了。”这样的事何止一次。人们赞叹地说：“谢县长心中装着天下受苦人，唯独没有他自己。”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在三个月时间里，以谢东屏为县长的辽阳县政府就为全县人民办了五件大事：维护社会治安。歼灭了在七岭子盘踞的土匪、特务3000余人，消灭了黄大巴掌、郑国秀、跨海等股土匪;从政府中彻底清洗了旧统治力量，改造政权，建成新的民主政权。建立了区公所、工作队和保安队;恢复生产，救济失业。恢复了铧子沟煤矿和灵山、唐户屯的兵工厂。救济贫民粮食20余万斤，现款20余万元。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减租，反贪污运动。改善了部分群众生活，经济收入1280万元。大部分是清理敌伪资财，返还了欠安平等地的征款。

1946年3月12日，国民党占领沈阳，进而向辽南进犯。3月21日进攻辽阳火车站。东北民主联军十一旅三十三团进行阻击，战斗持续4个多小时，后来部队撤出市区。谢东屏率领干部在亮甲、隆昌、安平、连河等地建立了区政府，积极发动山区群众参军参战，发动妇女做军鞋，组织民夫送粮草、出担架、赶大车，支前活动轰轰烈烈。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疯狂地向辽阳东部山区进犯。谢东屏贯彻上级关于“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村不离村”的指示，和其他同志一道坚持山区斗争。10月24日，他率县保安团和部分干部50多人，从八盘岭急行军到连河，正好鸡叫，大家睡一会儿就天亮了。这时通讯员跑来报告，说算盘峪方向发现了敌人。于是紧急集合，谢东屏把队伍拉到水泉沟，在山上观察敌情。部队乘夜间转移。经华家堡子、榆树林子，越过双岭，到达大黑山已是次日10点多钟。26日11时，由于坏人告密，隆昌、连河两股敌人分两路从大西沟向大黑山包围过来。谢东屏立即命令兵分两路向外突围。干部战士个个英勇顽强，战斗持续到下午4点多钟。因敌我力量悬殊，我方伤亡惨重。谢东屏在战斗中为了营救同志也身负重伤。

1947年1月7日夜间，谢东屏启程去找部队，当行至刚家堡子生铁岭岗梁时，被反革命分子蔡玉生和杨贵喜暗杀，时年36岁。

谢东屏为辽阳县人民的解放而光荣牺牲了。为永远缅怀谢东屏，辽阳县人民委员会于1966年4月建成谢东屏烈士陵园。陵园正门两侧镌刻着“江河大地存忠骨，浩气永存留人间”。

在一个静静的夜晚，两个特务从女牢房带走了一个同志。铁门边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中等身材的女同志迈着稳稳的脚步向高墙边的黑漆铁门走去。她不是江姐吗？这么晚带她出去，敌人打什么鬼主意呢？

江姐叫江竹筠，童工出身，1939年入党，一直在白区工作。1947年夏天，重庆地下党要派一批同志到川东去支援农村里党的活动，发动武装起义，迎接解放。江姐向党要求参加这个工作。组织上考虑到她刚生孩子，没批准；只批准了她的丈夫，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带领一批同志到川东去。分别的时候，他们互相勉励要更好地为党工作。为了避免暴露，他们决定暂时断绝通讯联系。

几个月后，随着川东农村工作的发展，重庆地下党又派了一批同志去支援。江姐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出发了。到了万县，党组织告诉她，情况很紧急，命令她到奉节去跟那儿的彭咏梧同志联系。

江姐化了装，怀着兴奋的心情到了奉节县城。那是个阴雨天，她打着雨伞，沿着泥泞的江边走着。城门口围着一大群人，她也走上前去。原来是城头上挂着一排木笼，木笼里盛着一颗颗人头。她知道又有好些革命者牺牲了，心里觉得很难过，不忍看。再一想，不对，应该知道是谁牺牲了，好向党汇报。可是人头已经腐烂，没法辨认，只好到旁边去看布告。布告上一连串的名字，个个给打上红笔的勾。她只瞥了一眼，就看到使她触目惊心的几个字：“匪首彭咏梧……”

这个打击多么残酷啊！江姐感到眼前发黑，城头和木笼好像在空中旋转。她要痛哭一场，但是城门口站着一排敌人，她只好让眼泪往肚子里咽。她知道不能迟疑，应该马上离开。她抬起头，强压住她内心的悲愤，朝那木笼望了最后一眼，就默默地踏着泥泞的路走开了。

江姐很快就找到了党，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她没哭，嘴唇微微抖动，平静地吐出仿佛经过千百次考虑的话：“这算不得什么！请转告上级，我请求留在老彭工作的地方。”党同意了她的请求。敌人风闻彭咏梧的妻子在这一带活动，就四处搜捕。几个月后，一个叛徒出卖了她，她在万县被捕了，立刻被解送到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敌人从叛徒口里知道，江竹筠是地下党的地委委员。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为了从她口里得到需要的东西，一个多月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对她的严刑审讯。这天夜间带她出去，看来也不会例外。同志们紧偎在牢门口，静静地守望着。

刑讯室离牢房不远，夜间，万籁俱寂，那边的声音显得特别清晰。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疯狂地吼叫着。

江姐回答说：“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不能告诉你们。”

同志们知道，敌人又要下毒手了。大家屏息听着。先听见特务们用刑的声音，江姐倔强的呵斥声。接着，一个特务高声叫道：“拿竹签子来！”竹签子一根根地钉在江姐的指头里，也一根一根钉在同志们的心里。江姐大约是昏过去了。一会儿，听见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绝望地嘶叫起来，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声音。

又是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一声呻吟。

这天夜里，渣滓洞牢房里的人们通夜未眠，大家怀着异样沉重的心情。

朝霞透过山峰，阳光泻满山谷。高墙边的黑漆铁门一响，人们聚在风门口张望。只见两个特务拖着昏迷不醒的江姐，往女牢房去。她熬受了一夜的折磨，流血过多，完全失去知觉了。

江姐还没醒过来。女牢房的同志把她的伤口包扎起来。这时候，大家发现，她在遭受敌人严刑拷打的时候，因为忍痛，紧咬着牙关，连嘴唇也咬破了。

集中营的同志们都关心江姐的身体，都为江姐的英雄行为感到骄傲。许多慰问信和诗从各个牢房秘密的传到女牢房来。有一间牢房的同志们集体写了一封信，信里说：

“亲爱的江姐：一个多月的严刑拷问没能使你屈服。我们深切地知道，一切毒刑，对那些懦夫和软弱的人才会有效；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当我们每餐咽下霉米饭的时候，当我们被半夜里的敲梆声惊醒，听着歌乐山狂风呼啸的时候，当我们被提出去审讯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你，亲爱的江姐！我们想你保证：我们要像你一样地勇敢，坚强，在敌人面前不软弱，不动摇，不投降！……”

江姐醒过来了，同志们的关怀和慰问，使她激动。她请人代笔，给同志们回了一封信。同志们记得最清楚的，信上有这么几句话：

“同志们太好了。这算不了什么！……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过了三年，再次翻出这本书，但封面上那五个烫金的大字还是那么耀眼，仿佛在诉说着书中的故事。书页也有些泛黄，但是书中的故事还是那么生动有趣，那么刻骨铭心。用生动的文字，记录了一代伟人的成长。

这本书从“大鸾”出生一直到周恩来赴日留学，一共三十四章节。但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十一章“鸿浩之志”。在这一章，魏校长问了同学们为什么而读书。有的人说：“为了光耀门楣而读书。”有的人说：“为了明礼而读书。”还有人说：“为了家父而读书。”而周恩来却说出了一句志存高远的话：“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从这里我似乎隐约看到了未来伟大的国家总理，优秀外交家的影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少年周恩来那时理想之远大。

在某部小说里曾经看过两句话：“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在急剧变化，国家时势动荡的时代，只有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有自己所坚信不疑的信念，才不会被淹没在历史的人群中，才不会随波逐流，才会从亿万人群中脱颖而出。

在这本书中，我仿佛成为了周恩来身边的人，追寻着他的脚步，感受着他的喜怒哀乐，见识了少年周恩来那时的良好精神品质：独立、自强、好学、勤奋……生于这样的年代，内忧外患，清，外国列强虎视眈眈，基层人民水深火热……周恩来从小就生活在基层，明白基层人民的生活艰苦，感受到了曾今亲人所谓朋友的冷漠无情。所以，他知道指望他人来改变自己是不可能的，只有自己才是最可靠的。周恩来通过知识改变了自己，充实了自己，成为了一代伟人。

再看看我们自己，出生在和平年代，出生在丰衣足食的家庭，不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更是对学习不感冒。殊不知我们现在的和平是祖祖辈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现在的学习机会也是祖祖辈辈用他们的汗水换来的。我们都有生命，这是平等的。可是，人人都有知识吗?知识是我们做任何事的基础。没有知识我们将一事无成。只有知识，才能改变我们的人生。

[周恩来的爱国故事作文

钱学森是我国“导弹之父”，他在1935年赴美留学，拜冯。卡门教授为师，成为冯。卡门教授得意助手，也是他得意门徒。钱学森那是有着优厚待遇和优越工作条件。可那时，钱学森还是没有忘记自己亲爱祖国。他对每一个夸奖他人都会说：“我是中国人，我现在所做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是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多做点事。”在祖国刚从黑暗中走出来时，钱学森回国之心就越发强烈起来，他把这件是告诉了和他一起中国留学生，可他们让钱学森现在不要回去。对他说：“现在祖国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现在回去搞科学研究，只怕有困难。”可钱学森没有把这事当回事。

在钱学森打算离开洛杉矶前两天，美国移民处给钱学森一封信--不准回国!移民局威胁道，如果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罚款，甚至要坐牢!过几天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政党”。

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被监禁着。钱学森曾回忆道：“我被拘禁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状态。而且还失语了。有许多人都想救出他。

我国毛泽东主席亲自把美国两位俘虏给放回美国，经过一系列努力后。钱学森终于在1955年10月1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20年祖国。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做出了许多贡献。

战时期，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十二岁的放牛娃王二小，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他和爸爸、妈妈，哥哥生活在一起，虽然清贫，但他们相亲相爱，生活充满了温馨。

一九四二年的一天，一声巨响，日本鬼子的炮弹落到了二小的家里。在山上放牛的二小和哥哥眼睁睁的看着刚才还温暖的家和亲爱的爹娘，顷刻间灰飞烟灭，惊恐得不知所措。

二小亲眼目睹日本鬼子残酷杀害村民，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二小的哥哥石头和乡亲们被鬼子抓去修炮楼，二小把乡亲们凑的几个黑菜饼送给工地上的哥哥吃，可恶的鬼子却一脚把菜饼踩进土里。愤怒的二小看到地上有一只蝎子，他用弹弓偷偷把蝎子甩进了鬼子的脖子里。不一会，鬼子被蜇得跳了起来。

恼羞成怒的鬼子端着刺刀刺向二小，一个乡亲举起铁镐砸死了鬼子。工地上一片混乱，乡亲们纷纷逃走，二小躲开了鬼子的追赶，却和哥哥石头跑散了。

又累又饿的王二小走了三天三夜，沿着公路，昏昏沉沉地走进了八路军伏击鬼子的埋伏圈。

八路军吴连长担心会误伤二小，放弃了这次伏击行动。但一个掉队的鬼子却抓住了二小，吴连长策马追上鬼子，救出了二小。

二小被带到根据地，和边区的女干部柳老师住在一起。柳老师是大学生，她教村里的儿童团员们学习文化。她对二小既像妈妈又像姐姐，让二小感受到了温暖。

王二小一心想着要报仇，儿童团长铁柱却瞧不起二小。二小为了让大家瞧瞧自己的本事，从村里偷了两个地雷，要去炸鬼子，却在雨夜中迷了路。

吴连长冒着大雨找回了二小，他很欣赏二小的勇敢。柳老师却生气了，她认为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不能做无畏的牺牲。

鬼子向山里扫荡，二小因为淋雨而生病了。柳老师背着二小，和乡亲们一起转移到长城脚下。

迷迷糊糊的二小躺在柳老师怀里，听柳老师流着眼泪讲要孩子们好好活下去的道理。他恍惚看到了自己的娘，也明白了柳老师一片苦心。

二小跟着柳老师和吴连长，学了许多知识。他懂得了，鬼子欠下的不仅是他一家，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血债。他还懂得了，等打走了鬼子，自己长大了，还要建设我们的国家。

鬼子的大扫荡又开始了。吴连长带着队伍去山那边，说要设个包围圈等鬼子来钻。

柳老师带着二小和孩子们又转移到了长城边上。太阳高高地照着，柳老师要教孩子们识字。一转身，她看见悄悄逼近的鬼子钢盔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柳老师一把将孩子拉到自己身后，枪声响了，柳老师倒下了。

鬼子来了。

二小看到鬼子向乡亲们转移的方向走，心里着急，他不能让鬼子追上了乡亲们。二小急中生智，唱着放牛歌从山坡上走了出来，他要把鬼子引到另一条道上去。

鬼子果然抓住二小，要二小为他们带路。

二小领着鬼子走到了八路军埋伏的山沟，大叫着要吴连长快开枪。此时才知道中计的鬼子气急败坏，把刺刀扎进了二小的身体，将二小挑了起来。

二小像一片树叶飘落下来，满山的树叶都一起纷纷飘落下来。每一片树叶都像被二小的鲜血染红，满山遍野都是红叶。

乡亲们得救了，八路军发起了进攻，把鬼子全部消灭在山沟里。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刘家庄的山坡上。当时任涞源县青救会干部张士奎(现为保定市离休干部)同志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报道给了边区青救会，《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条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根据这篇报道，立即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感染了无数青少年。现在，王二小的坟上长满了青草。他的鲜血染红的那块大石头，现在还静静地卧在山沟里，人们把它叫做“血色石”。

为了纪念小英雄王二小，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在二小的家乡涞源县上庄村建设了“二小希望小学”，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作家陈模创作了革命传统纪实小说《少年英雄王二小》，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投资拍摄了故事片《少年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