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杨绛的情话遇见你之前汇集三篇

其实如此矫情的开头本应该配一个更矫情的下文，但心系牛娃儿中考的好好老师怎能傲娇到没朋友的地步呢?So我们依然要说中考!只不过今天的下午茶和开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那么，近几年的命题人冥冥之中都有一个美好的夙愿，那就是“社会主义接班人”得是一个既能在古文化中自由穿梭，也可在现代文明中深入思考的综合性人才。所以，就中考前文学圈里可与“汪峰上头条”威力相媲美的爆炸性新闻来一个中考素材大挖掘。

说露骨一点，其实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大家怀念的只不过是我们眼下最缺失的一种品质——静。而这位世纪老人平静地泊在时间深处，有形无形地散发着一种安详的力量。浮躁丛生的时代，她像一眼拒绝喧哗的深潭，清澈而高远地活着，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不远不近、不卑不亢的距离。在鼓满欲望风帆的海洋上，居然还有那样一座沉默而丰盛的岛屿，在提示我们，什么叫大音希声、大道无形、大爱无疆。

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突然感受到这段文字散发出的光芒格外地刺眼呢?嘻嘻，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标红，如此接地气儿的理由实在不符合好好老师的风格呀。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被移植到牛娃儿们作文中的点题部位。

另外，我们还需储备一些和杨绛先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钱钟书先生的素材。在中国的名人谱里，钱钟书当属一颗耀眼的恒星。他19岁考入清华大学，28岁被破格聘为外文教授。之后，他蜗居书斋，杜门避嚣，淡泊名利，专心治学，仿佛过着出世般的生活。夏衍曾赞叹道：“这真是一个特殊的人!”

下面好好老师举几个“栗子”，一定要接着哦!

◆对钱，他姓“钱”但看得很淡

一、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钱老讲学，开价16万美金，交通、住宿、餐饮免费提供，可携夫人同往，钱钟书却拒绝了。英国一家老牌出版社，得知钱老有一本写满了批语的英文大辞典，派人远渡重洋，叩开钱府的大门，许以重金，请求卖给他们，钱老却说：“不卖!”

二、钱钟书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期间，有一次，给他开车的司机撞伤行人，找到钱老想借医疗费，钱老问明情况，说：“需要多少?”司机答：“3000元。”钱老说：“这样吧，我给你3000元，不算你借，不用还了。”

三、1991年，国内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老被列入第一批的36人中，他也婉言谢绝了。当得知被拍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钱老莞尔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乃至后来《围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电视台付给原著者万余元稿酬，钱钟书也执意不收。

◆对名，钱钟书看得更是淡泊

一、钱钟书也许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几个真正意义上的“隐士”。知其名者多，慕其名而想拜见、求教、采访、索字等等的人更多，但钱钟书终日闭门读书写作，谢绝应酬，见过他的人可谓少之又少。他博人精深的学问博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景仰，有人统计，《管锥编》、《谈艺录》共涉及几千种书。

二、法同著名作家西蒙·莱斯曾说：“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的话，钱钟书是当之无愧的。”还有一位外国记者说：“来到中国，我只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来到中国，因为太钟情于《围城》，所以给钱钟书打电话想拜见他，钱钟书在电话里说：“假使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三、他也从不做寿。钱钟书八旬初度，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界同仁、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会，但钱钟书一律婉拒。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对书，钱钟书却看得很重

杨绛曾称钱老为“书痴”。钱宅满室书香，他的客厅与书房合二而一，主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简朴的房间里最醒目的是大小书柜里占满的书籍：中文与外文、古典与现代杂陈，显示着主人中西文化的贯通。《围城》的英、俄、德、日文译本也在其中。他一生都在孜孜读书，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阅读的书，如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外文书刊也从未断炊，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实物支付。

无论世事如何变化，钱钟书始终安如泰山，锲而不舍地守着他的摊子，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非淡泊无以明志”。淡泊是一种修养、一种气度、一种智慧、一种境界，钱钟书保持了一颗淡泊的心，摆脱名利的羁绊，真正做到了返朴归真、潜心回归自然。

以上素材可适用主题：淡泊、坚持、钻研、不忘初心、做自己、追求、热爱、静、精神贵族等等。

[中考作文素材：杨绛先生与钱钟书先生

杨绛羽化了，那么我就要纪念她。今天小编分享杨绛与钱钟书的一二三事，希望读者喜欢。

这个是杨绛为钱钟书的围城写的序文的一部分，里边有很多他们夫妻之间以及钱钟书的亲人之间的故事，一直觉得这个序文很好，可惜网上很难找到完整版，对付看吧! 一 钱钟书写《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 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

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我母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急要省视老父，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 的上海建立“分校”。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非常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

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钟书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抚养，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据钱家的“坟上风文”，不旺长房旺小房;长房往往没有子息，便有，也没出息，伯父就是“没出息”的长子。他比钟书的父亲大十四岁，二伯父早亡，他父亲行二，叔父行四，两人是同胞双生，钟书是长孙，出嗣给长房。伯父为钟书连夜冒雨到乡间物色得一个壮健的农妇;她是寡妇，遗腹子下地就死了，是现成的好奶妈(钟书称为“姆妈”)。姆妈一辈于帮在钱家，中年以后，每年要呆呆的发一阵子呆，家里人背后称为“痴姆妈”。她在钟书结婚前特地买了一只翡翠镶金戒指，准备送我做见面礼。有人哄她那是假货，把戒指骗去，姆妈气得大发疯，不久就去世了，我始终没见到她。 钟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输亲兄弟。亲兄弟、堂兄弟共十人，钟书居长。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

伯父“没出息”，不得父母欢心，原因一半也在伯母。伯母娘家是江阴富户，做颜料商发财的，有七八只运货的大船。钟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官僚地主，一方之霸。婆媳彼此看不起，也影响了父子的感情。伯父中了秀才回家，进门就挨他父亲一顿打，说是“杀杀他的势气”;因为钟书的祖父虽然有两个中举的哥哥，他自己也不过是个秀才。钟书不到一岁，祖母就去世了。祖父始终不喜欢大儿子，钟书也是不得宠的孙子。 钟书四岁(我纪年都用虚岁，因为钟书只记得虚岁，而钟书是阳历十一月下旬生的，所以周岁当减一岁或二岁)由伯父教他识字。伯父是慈母一般，钟书成天跟着他。伯父上茶馆，听说书，钟书都跟去。他父亲不便干涉，又怕惯坏了孩子，只好建议及早把孩子送入小学。钟书六岁入秦氏小学。现在他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起小学里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师一顿骂。他上学不到半年，生了一场病，伯父舍不得他上学，借此让他停学在家。他七岁，和比他小半岁的常弟钟韩同在亲戚家的私塾附学，他念《毛诗》，钟韩念《尔雅》。但附学不便，一年后他和钟韩都在家由伯父教。

伯父对钟书的父亲和叔父说： “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们?”父亲和叔父当然不敢反对。 其实钟书的父亲是由一位族兄启蒙的。祖父认为钟书的父亲笨，叔父聪明，而伯父的文笔不顶好。叔父反正聪明，由伯父教也无妨;父亲笨，得请一位文理较好的族兄来教。那位族兄严厉得很，钟书的父亲挨了不知多少顿痛打。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祖父，让两个弟弟都由他教。钟书的父亲挨了族兄的痛打一点不抱怨，却别有领会。

他告诉钟书：“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 钟书和钟韩跟伯父读书，只在下午上课。他父亲和叔父都有职业，家务由伯父经管。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馆喝茶，料理杂务，或和熟人聊天。钟书总跟着去。伯父化一个铜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据钟书比给我看，那个酥饼有饭碗口大小，不知是真有那么大，还是小儿心目中的饼大);又化两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家里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钟书在家里已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把“同呆 子”读如“岂子”，也不知《西游记》里的“呆子” 就是猪八戒。钟书小时候，中药房卖的草药每一味都有两层纸包裹;一张白纸，一张印着药名和药性。每服一付药可攒下一叠包药的纸。这种纸干净、吸水，钟书大约八、九岁左右常用包药纸来临摹他伯父藏的《芥子园画谱》，或印在《唐诗三百首》里的“诗中之画”。

他为自己想出一个别号叫“项昂之”——因为他佩服项羽，“昂之”是他想象中项羽的气概。他在每幅画上挥笔署上“项昂之”的大名，得意非凡。他大约常有“项昂之”的兴趣，只恨不善画。他曾央求当时在中学读书的女儿为他临摹过几幅有名的西洋淘气画，其中一幅是《魔鬼临去遗臭图》(图名是我杜撰)，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后部撒着气逃跑，画很妙。上课画《许眼变化图》，央女儿代摹《魔鬼遗臭图》，想来也都是“痴气”的表现。 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愤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他看书常做些笔记。 我只有一次见到他苦学。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 “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

这件补考的事，《围城》英译本《导言》里也提到。钟书一九七九年访美，该译本出版家把译本的《导言》给他过目，他读到这一段又惊又笑，想不到调查这么精密。后来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君来见，才知道是他向钟书在牛津时的同窗好友Donald Stuart打听来的。胡志德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钱钟书》里把这件事却删去了。 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沦陷在上海的时候，他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圆身上。这一串孩子挨肩儿都相差两岁，常在一起玩。有些语言在“不文明”或“臭”的边缘上，他们很懂事似的注意避忌。钟书变着法儿，或作手势，或用切口，诱他们说出来，就赖他们说“坏话”。

于是一群孩子围着他吵呀，打呀，闹个没完。他虽然挨了围攻，还俨然以胜利者自居。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他又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圆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圆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圆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

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钱家人常说钟书“痴人有痴福”。他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痴福。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除了下放期间，他只好“反刍”似的读读自己的笔记，和携带的字典?/ 钟书上了四年高小，居然也毕业了。钟韩成绩斐然，名列前茅;他只是个痴头傻脑、没正经的孩子。伯父在世时，自愧没出息，深怕“坟上风水”连累了嗣给长房的钟书。原来他家祖坟下首的一排排树高大茂盛，上首的细小萎弱。上首的树当然就代表长房了。

伯父一次私下化钱向理发店买了好几斤头发，叫一个佃户陪着，悄悄带着钟书同上祖坟去，把头发埋在上首几排树的根旁。他对钟书说，要叫上首的树荣盛，“将来你做大总统。”那时候钟书才七八岁，还不懂事，不过多少也感觉到那是伯父背着人干的私心事，所以始终没向家里任何别人讲过。他讲给我听的时候，语气中还感念伯父对他的爱护，也惊奇自己居然有心眼为伯父保密。钟书十四岁和钟韩同考上苏州桃坞中学(美国圣公会办的学校)。父母为他置备了行装，学费书费之外，还有零用钱。他就和钟韩同往苏州上学，他功课都还不错，只算术不行。

那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回家。钟书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华网书库》、《红玫瑰》、《紫萝兰》等刊物姿意阅读。暑假他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转辗回家，假期已过了一半。他父亲回家第一事是命钟书钟韩各做一篇文章;钟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钟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钟书忍笑向我形容他当时的窘况：家人都在院子里乘凉，他一人还在大厅上，挨了打又痛又羞，呜呜地哭。这顿打虽然没有起“豁然开通”的作用，却也激起了发奋读书的志气。钟书从此用功读书，作文大有进步。他有时不按父亲教导的方法作古文，嵌些骈骊，倒也受到父亲赞许。他也开始学着作诗，只是并不请教父亲。

一九二七年桃坞中学停办，他和钟韩同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无锡铺仁中学，钟书就经常有父亲管教，常为父亲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作文章。钟书考入清华之前，已不复挨打而是父亲得意的儿子了。一次他代父亲为乡下某大户作了一篇墓志铭。那天午饭时，钟书的姆妈听见他父亲对他母亲称赞那篇文章，快活得按捺不住，立即去通风报信，当着他伯母对他说：“阿大啊，爹爹称赞你呢!说你文章做得好!”钟书是第一次听到父亲称赞，也和姆妈一样高兴，所以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 我常见钟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

钟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钟书二十岁伯母去世。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秋季就到北京上学。他父亲收藏的“先儿家书”是那时候开始的。他父亲身后，钟书才知道父亲把他的每一封信都贴在本子上珍藏。信写得非常有趣，对老师、同学都有生动的描写。可惜钟书所有的家书(包括写给我的)，都由“回禄君”收集去了。 钟书在清华的同班同学饶余威一九六八年在新加坡或台湾写了一篇《清华的回忆》①，有一节提到钟书：“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据钟书告诉我，他上课也带笔记本，只是不作笔记，却在本子上乱画。现在美国的许振德君和钟书是同系同班，他最初因钟书夺去了班上的第一名，曾想揍他一顿出气，因为他和钟书同学之前，经常是名列第一的。一次偶有个个能解决的问题，钟书向他讲解了，他很感激，两人成了朋友，上课常同坐在最后一排。许君上课时注意一女同学，钟书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在同班同学里颇为流传，钟书曾得意地面给我看。一年前许君由美国回来，听钟书说起《许眼变化图》还忍个住大笑。 ①《清华大学第五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一九八四年出版)转载此门，饶君已故。 钟书小时候，中药房卖的草药每一味都有两层纸包裹;一张白纸，一张印着药名和药性。每服一付药可攒下一叠包药的纸。这种纸干净、吸水，钟书大约八、九岁左右常用包药纸来临摹他伯父藏的《芥子园画谱》，或印在《唐诗三百首》里的“诗中之画”。

他为自己想出一个别号叫“项昂之”——因为他佩服项羽，“昂之”是他想象中项羽的气概。他在每幅画上挥笔署上“项昂之”的大名，得意非凡。他大约常有“项昂之”的兴趣，只恨不善画。他曾央求当时在中学读书的女儿为他临摹过几幅有名的西洋淘气画，其中一幅是《魔鬼临去遗臭图》(图名是我杜撰)，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后部撒着气逃跑，画很妙。上课画《许眼变化图》，央女儿代摹《魔鬼遗臭图》，想来也都是“痴气”的表现。 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愤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他看书常做些笔记。 我只有一次见到他苦学。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

这件补考的事，《围城》英译本《导言》里也提到。钟书一九七九年访美，该译本出版家把译本的《导言》给他过目，他读到这一段又惊又笑，想不到调查这么精密。后来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君来见，才知道是他向钟书在牛津时的同窗好友Donald Stuart打听来的。胡志德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钱钟书》里把这件事却删去了。 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沦陷在上海的时候，他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圆身上

。这一串孩子挨肩儿都相差两岁，常在一起玩。有些语言在“不文明”或“臭”的边缘上，他们很懂事似的注意避忌。钟书变着法儿，或作手势，或用切口，诱他们说出来，就赖他们说“坏话”。于是一群孩子围着他吵呀，打呀，闹个没完。他虽然挨了围攻，还俨然以胜利者自居。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他又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圆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圆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

阿圆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钱家人常说钟书“痴人有痴福”。他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痴福。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除了下放期间，他只好“反刍”似的读读自己的笔记，和携带的字典)。新书总会从意外的途径到他手里。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这又是家人所谓“痴气”的另一表现。

钟书和我父亲诗文上有同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钟书常和我父亲说些精致典雅的淘气话，相与笑乐_一次我父亲问我：“钟书常那么高兴吗?”“高兴”也正是钱家所谓“痴气”的表现。 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钟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书。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 钟书写完了《围城》，“痴气”依然旺盛，但是没有体现为第二部小说。

一九五七年春，“大鸣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诗选注》刚脱稿，因父病到湖北省亲，路上写了《赴鄂道中》五首绝句，现在引录三首：“晨书瞑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碧海掣鲸闲此手，祗教疏凿别清浑。”“奕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蹍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后两首寄寓他对当时情形的感受，前一首专指《宋诗选注》而说，点化杜甫和元好问的名句(“或看悲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据我了解，他自信还有写作之才，却只能从事研究或评论工作，从此不但口“噤”，而且不兴此念了。《围城》重印后，我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这几句话也许可作《围城》《重印前记》的笺注吧。 我自己觉得年纪老了;有些事，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知道。

我要乘我们夫妇都健在，一一记下。如有错误，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围城》里写的全是捏造，我所记的却全是事实。

杨绛是民国的十大才女之一，也是唯一活到现在的才女，可没想到她于昨日突然羽化。真是令人泪如雨下。今天小编分享杨绛与钱钟书那些年的爱情故事，希望读者喜欢。

我第一次和钟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见面后老钱开始给我写信，约我到工字厅相会。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而我则紧张的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1933年秋的一天，我给钟书寄了一封信，不巧被其父钱基博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后来钟书跟我说，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我大加赞赏。因为我在信中对老钱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

1935年春，老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老钱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侍候他。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

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它念给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丈夫钱钟书

锺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1972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早起，锺书照常端上早饭，还有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蒸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这一次不是)锺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去参加国宴。钟书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那人说：“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钟书则说：“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那人于是说：“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钟书很直接：“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于是一直没有出门。

有位外国学者读了钟书的《围城》后赞叹不已，打电话说要见他。钟书在电话里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个鸡蛋的鸡呢?”

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在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 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我住院期间，钟书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我们仨

钟书曾逗阿瑗玩，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瑗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瑗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每天临睡前钟书都在阿瑗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钟书曾经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瑗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我们在牛津时，钟书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独留人世间

我是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迷恋读书的，无论是中英文的都拿来啃，慢慢地读书成了我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我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我早年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 夫在先，妻在后 ，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锺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堂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堂吉诃德》终于出版。同年 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邀请我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那时候我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