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的一生真实故事【20篇】

【注音】yī sǐ yī shēng

【成语故事】西汉时期,廷尉翟公为人豪爽,喜欢结交天下有识之士,因此家中宾客很多,因而有人嫉妒进谗言,汉武帝罢免了他的官职。平时门上的常客不上门了,而且绕道而行。后来翟公官复原职,那些人又回来,翟公在门上写道:“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出处】太史公曰: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史记·汲郑列传》

【解释】指有关生死的关键时刻。

【用法】作宾语、定语;指两极变化

【成语举例】情知白日不可私,一死一生何足算。 唐·王翰《相和歌辞·蛾眉怨》

有一天，我放学了要去老师家那里做作业，到了老师家，一放下书包就拿起了一鸣卡，走过马路就去买吃的东西了。我买了一杯可可杯和一个沙拉肉松，我买好东西回去过马路时走到一半，一辆逆道行驶的摩托车飞快的向我冲了过来，撞到了我的手上，只听“趴”的一声我手上的可可杯掉在了地上，里面的牛奶和饼干洒了一地，我刚想说他，可是那个人连对不起也没有说就开的很远了。我突然觉得肚子有点疼，就蹲了一会儿装备走到对面去了。一为阿姨走来对我说：“你没事吧！”我回答说：“没有事，谢谢！”就强忍着泪水慢慢的向老师家走了过去。我到了那里就趴在桌子上哭了，我不是哭我的手疼而是我的可可杯掉地上了浪费了！老师安慰很多次才停止哭泣！

晚上，妈妈来接我吃饭，我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了妈妈，本以为妈妈会骂我，没想到她却安慰我了，还对我说下次过马路要小心点！

一直到现在，我会想起那天的事还是让我胆战心惊的，希望那些开汽车和摩托车的人要小心点，开车不要逆道行驶，开车速度也不要太快哦！

相传在战国时代宋国，有一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遇到好年景，也不过刚刚吃饱穿暖;一遇灾荒，可就要忍饥挨饿了。他想改善生活，但他太懒，胆子又特小，干什么都是又懒又怕，总想碰到送上门来的意外之财。

奇迹终于发生了。深秋的一天，他正在田里耕地，周围有人在打猎。吆喝之声四处起伏，受惊的小野兽没命的奔跑。突然，有一只兔子，不偏不倚，一头*死在他田边的树根上。

当天，他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从此，他便不再种地。一天到晚，守着那神奇的树根，等着奇迹的出现。

影响孩子一生成语故事图书里的故事3:揠苗助长

从前宋国有一个农夫，嫌自己田里的秧苗长得太慢，因此整天忡忡忧忧。有一天，他又扛着锄头下田了，他觉得稻苗似乎一点也没长大，于是苦心思索着有什么办法可以使稻子长高一点。

忽然，他灵机一动，毫不犹豫地卷起裤管就往水田里跳，开始把每一棵秧苗拉高一点。

傍晚，农夫好不容易才完成他自以为聪明的杰作，得意洋洋地跑回家，迫不及待地告诉他太太说：“告诉你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今天想到一个好点子，让咱们田里的稻苗长高了不少。”

农夫太太半信半疑，就叫儿子到田里去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子听到家里的稻子长高了，兴奋地跑到田里去看。这时，他发现稻苗是长高了，但是却一棵棵低垂着，眼看着就要枯萎了。

在复旦二教的走廊里，65岁的陆谷孙先生背着手，微笑地望向窗外说，我还是没有话语权啊，都被剥夺了。声如洪钟，花白头发飘扬着。

一生研究莎士比亚成痴，2006年将要出版的《莎士比亚史讲》是多年心血的集成。

他主持编写的《英汉大辞典》，被董桥形容为“不可一日无此君”，英美的词典专家评论这是“远东最好，也是世界范围内较好的双语词典之一”、“具有超世纪的生命力”。

当年，他父亲陆达成和董浩云一道在航运公司里打拼，因为割舍不下对故土的眷恋，从香港上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做了许多年的法语翻译。在洋行工作，和外国人打交道，却爱穿唐衫，习性上完全是个旧式的传统中国文人。

和父亲相似，陆谷孙也是这样的一束矛盾。自小学过俄文、法语，从大学开始，就没有离开过复旦英语系。

操一口中庸的英语腔调，既不像伦敦口音，也不是美国音调，而是无意中在英美两个世界两头讨喜的“超越大西洋”的英语。中西学养都同样深厚，固守传统道德和个人原则，恋家，固执，铁齿。学院送去美国的公派留学生逾期不返，对方学校又不放人，陆先生就主动写了信去跟校长理论，坚持 要对簿公堂。对方来访的时候，他也固执地拒不相见。“最让我生气的是，原则被破坏了。人要做得刚正。”

妻子和女儿10年前相继拿到了美国绿卡，已经离不开美国的主流生活，陆先生自己却坚决不愿申请，去美国、英国不下10次，每次出去都不可遏止地想家。“一到秋天，秋虫叫起来了，就想到小时候在余姚斗蟋蟀的情景。” 他因此一个人生活着。无论冬夏，风雨无阻，黄昏时分穿行复旦校园是他每天恒定的行程，几乎成了一种仪式。

有一位女作家被邀请参加笔会，坐在她身边的是一位匈牙利的年轻作家。

女作家衣着简朴，沉默寡言，态度谦虚。男作家不知道她是谁，他认为她只是一位不入流的作家而已。

于是，他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

"请问小姐，你是专业作家吗?"

"是的，先生。"

"那么，你有什么大作发表呢?是否能让我拜读一两部?"

"我只是写写小说而已，谈不上什么大作。"

男作家更加证明自己的判断了。

他说："你也是写小说的，那么我们算是同行了，我已经出版了339部小说了，请问你出版了几部?"

"我只写了一部。"

男作家有些鄙夷，问："噢，你只写了一部小说。那能否告诉我这本小说叫什么名字?"。

"《飘》。"女作家平静地说。那位狂妄的男作家顿时目瞪口呆。

女作家的名字叫玛格丽特.米切尔，她的一生只写了一本小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她的名字。而那位自称出版了339部小说的作家的名字，已经无从考查了。

中小学生们生活在幸福的今天，不能体会到生活的艰辛，花园闸社区通过组织观看《背起爸爸上学》这部影片，用影片中良好的情感感染学生，让学生们通过体验影片中人物的感情世界，产生道德上的震撼与情感上的共鸣。同学们深深的被主人公石娃的坚强意志所感动，一个山区的苦孩子，用瘦弱的身躯背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生病的父亲，更是背负的一个沉重而又充满希望的未来!

此次观影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不仅激励同学们好好学习，努力争取成为祖国的栋梁，而且对学生们思想道德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电影简短，故事脉络清晰，经典的永远是老话题。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所以不忍吐槽电影本身，只谈谈我有点小矫情的感动吧。每个人都活在一层透明的膜下面，我们看得见外面的世界，却接触不到。中国从来就有阶级这种东西，有时候是显性的，可以达到“上品无寒门”的地步，寒门人上升的空间局限在那一隅小地;有时候是隐性的，自由平等的局势下依旧有先富和后富，这是一个以物质和金钱划分阶级的时代。

一个阶层的人总是仰望上一个阶层，就像城乡结合部总是以城市风格为潮流，而乡村总是模仿县城一样，这也是一层隐形的膜。这个膜真的打不破揭不开吗?现在看来当然不是。

平民子弟入大学再正常不过，贫苦出身后来站在人生巅峰的比比皆是。所以我能够相信伊丽莎白·玛丽的故事，也愿意相信。尽管这个故事是以美国为背景，处处充满美国元素，吸毒酗酒收容所，逃学乞讨去偷盗，轻易来去的学府教育，惊人的高额奖学金。剥去这些外衣，故事的灵魂是世界性的:愿不愿意给自己一个梦想去摆脱生来注定的贫困!我们不一定有伊丽莎白的天才，可以两年读完四年的书，能够以第一名成绩赢得纽约时报奖学金。但是是否至少能够做到，不因为目前的环境否定自己的前途和潜力呢?我们整天谈论梦想，可是我们真的敢想并且去朝着这个方向做吗?难道不是做了一会白日梦，想到成绩，想到家庭，感慨一下社会的压力，调侃调侃政府政治，继续浑浑噩噩下去吗!我觉得相对于以前，这是一个公平的互联网时代，尽管竞争与吞并更为严重，但终究有了成功的可能。

有才华肯努力的会有一条路去走，尽管不如那些出身好的走的容易，但又怎么样呢?我们干嘛要比最后的高度，行进的距离难道不是更有意义和价值吗?不管我们最后想做什么，首先要敢想，不妨试一试嘛，万一成功了呢?!感觉有点像心灵鸡汤，还是结尾吧，我喜欢这个故事，也喜欢这个女孩。

今天，我把自己所摘抄下来的名人故事看了一遍。张海迪1995年出生在山东济南。他本来有着一个幸福的童年，父母都很喜欢她。可是天有不测风云。5岁时，因病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生活不能自理。

医生会诊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病情反复发作，5年中他被迫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取6快，最后高位截瘫。就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现在只能整天并我在床上了。看着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一起跳皮筋，高高兴兴地一起背着包上学校，张海迪幼弱的心灵，被痛苦压碎了。她狠狠地捶打着自己失去知觉的双腿，悲伤地哭喊着：”妈妈，我要走路！我要上学！“这个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年轻姑娘从没进过学校，童年起就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自学知识，她先后自学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专业课程。张海迪十五岁时随父母下方聊城莘县一个贫穷的小村子，但她没有惧怕艰苦的生活，而是以乐观向上的情深奉献自己的青春。在那里她给村里小学的孩子们教书，并且克服种种困难学习医学知识，热心地为乡亲们针灸治病。在莘县期间无偿地为人们治病一万多人次，受到人们的热情赞誉。

我的感想是：张海迪虽然从小就没有上过学校，但是她没有因为种种困难打倒，而是毫不退缩地迈出通向成功的步子。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海迪的这种可贵的精神，永不退缩，坚持不懈，向成功之宝出发！

凡夫总是纵心所欲，虽有短暂的快乐，终究会害了自己。下面将由小编为你带来哲理故事：你的傻，却误了你一生,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有个女人，家庭很幸福，不但生活富裕，先生也很疼爱她。

有一天，她认识了一位年轻人，这年轻人的甜言蜜语使她心动了，两人发生不正常的感情。

后来年轻人对她说：“偷偷摸摸的不自由，我们干脆离开家乡，到新天地建立属于我们的家。”女人听了觉得很有道理。

就趁先生外出时，拿了家里所有最值钱的财物，到港口与年轻人会合。

年轻人说：“你先把东西给我，等我运到对岸再回来载你，要不然被抓到就不堪设想。”

女人也认为有理，就把所有财宝交给他，自己留在原地等待。

没想到，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年轻人就这样一去不回。

她又饿又冷，可是不敢回去，实在万般无奈。

突然，她看到一只狼狗衔着一只鸟从她面前跑过去，那只鸟还在奋力挣扎。

狼狗跑到水边，看到水中有一条鱼，就把鸟放下，要去咬鱼;结果鱼游走了，鸟也飞走了。

女人看了，忍不住笑说：“这只狼狗真傻，已有一只这么好的鸟，居然放弃而去咬鱼，结果鸟和鱼都得不到，真是傻啊!”

狼狗回头说：“我的傻，只不过让我挨一顿饿;你的傻，却误了你一生!”

此时这愚痴的女人才如梦初醒，懊悔地说：“我居然为了那种人，放弃爱我的先生及稳定的家庭，毁了一生幸福，这都是贪欲害的啊!”

凡夫总是纵心所欲，虽有短暂的快乐，终究会害了自己。

日常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境界而心动，但是要赶紧提起正念化解贪欲，才不会一时迷失而招来无尽的烦恼折磨。

陈奇涵1897年8月24日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五里亭乡坝南(又名竹坝)村。1909年入兴国县城背街陈家祠的“五四制”北汇小学堂读高小。1913年毕业后考入赣州府中学(后改为“江西省立第四中学”)，这是赣南仅有的三所省立重点中学之一。陈奇涵在该校苦读四年，中学毕业后，因无钱升大学，返回家乡。

陈奇涵读中、小学的10余年间，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新旧思潮急剧交锋的动荡时期。他深切认定，要使祖国外不受强虏欺侮，内不遭官僚压榨，就必须立志改革，发奋图强。于是，他产生了“教育救国”的念头。1918年秋，陈奇涵邀了十多位学友和乡友，会集于兴国县城赤勘小学内，座谈教育救国。与会者都是热血青年，凭着书生意气，各抒己见，感慨不已。

他经过一番筹划和思索提议说：“我们就取‘君子忧道不忧贫’之意，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创办一所‘忧道小学’，怎么样?”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学校，取名“忧道小学”。大家怀着教育救国之心，为着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学生教育培养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分子，为民权、自主、民生自由而奋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和激励下，面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和横征暴敛，兴国一批有知识的热血青年在彷徨中觉醒。陈奇涵终于醒悟到：“教育救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要救国救民，只有另辟路径。同年6月，陈奇涵怀揣1斤蚕丝(变卖作路费)、百余元钱，只身南下广东，投考云南讲武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1920年转入护国军第二讲学堂学习。同年参加逐桂出粤之战。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出兵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军广西。陈奇涵又随赣军征战三个月，占领了南宁和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迫使陆荣廷仓皇出逃，最终平定广西，统一两广。陈奇涵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由候差员提升为排长。

1922年5月，陈奇涵参加第一次北伐战争。两年后，陈奇涵脱离赣军，在广州受聘为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1925年初，陈奇涵转入黄埔军校。他先担任该校第三期学生总队第一大队第三队上尉连长，后担任少校政治大队长(营长)。这个时期是陈奇涵一生的转折时期。

陈奇涵自到黄埔军校，便开始有计划地阅读革命理论书刊。每逢星期日，他还去东皋大道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的政治专题报告。在黄埔军校，陈奇涵直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人生观，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他立志为民众谋解放，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周恩来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军校的一个进步团体组织。陈奇涵在此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并积极参加该组织的活动，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政治斗争。1925年2月，经陈赓、许继慎介绍，陈奇涵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奇涵在黄埔军校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在对学生进行军政训练的同时，自己在血与火的战斗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参加东征、平叛等一系列战斗中，经受了战斗洗礼，成长为坚强的革命军人。

1926年3月20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并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迫使共产党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有预谋地挑起“中山舰事件”。接着又有恃无恐，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整理党务案》。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由蒋介石主持在广州召开。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屈从于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此后，蒋介石相继窃取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独揽党政军大权，使国民党右派在组织上占了绝对优势。

珠江之畔风云突变，中国革命处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陈奇涵此刻也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此时，他已是黄埔军校少校军官，如果脱离势单力薄的共产党，留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内，则待遇丰厚不言而喻，飞黄腾达也指日可待。但陈奇涵不改初衷，毅然保留共产党员的党籍，宁愿丢掉高官厚禄，而去承担清贫和风险。他秘密接受党的指示，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和总政治部留守处主任孙睿明的领导下，带领一批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共产党员，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名义，准备离开黄埔军校，返回故乡。

1926年9月，在陈奇涵的带领下胡灿、肖以佐等十余人陆续返回老家兴国，各自利用合法身份，深入到各个乡镇，在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筹备建立兴国党组织。由他们亲自创办的忧道小学，成为他们宣传革命的场所和党的秘密联络点。

9月17日，陈奇涵等在平川中学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兴国县支部干事会。在会上，胡灿提出建议，陈奇涵在家乡的目标大，而且经常奔波于赣南、赣东各地指导工作，所以暂时隐蔽身份比较适宜。他的建议得到同志们的赞同。会上决定由胡灿任书记，凌甫东任组织委员，肖以佐任宣传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兴国建立组织的开始，也是赣南最早成立的几个县级党组织之一。至1927年春，全县已发展党员100名，下辖十八个党小组。

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由武汉赴南昌，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朱德，利用以前他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选定第三军为目标，着手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武装干部，以便在各方面开展革命活动。同时，指示陈奇涵利用本人在江西的声望和工作基础，配合朱德创建军官教育团。军官教育团组建后，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归属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西省委直接领导。该团由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和党的负责人(支部书记)。陈奇涵还直接指挥一个营，协助朱德在南昌城内开展革命活动，为党培养军事骨干。并负责以密码直接与武汉的中共中央军委保持联系。直至南昌起义前，党中央的电报指示都是经过陈奇涵的密码本译出的。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公然发表演讲，叫嚣：“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并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赣州“三•六惨案”，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是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的前奏，是他放出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第一枪。

3月30日，朱德、陈奇涵指挥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工人武装纠察队，包围了驻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收缴了其枪械，活捉了该团副团长关麟征及其下属全部人员。4月，朱德和陈奇涵率领军官教育团及一部分警察，以“剿匪”为名离开南昌，进入赣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镇压反动派及其武装。朱德、陈奇涵到达临川后，接见了各公法团体负责人，召开公法团体会议，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弄清当地情况后，决心为民除害，并在临川县政府召开了剿匪会议，研究与布置开展剿匪工作。

朱德、陈奇涵率军官教育团在赣东的临川、崇仁、宜黄、乐安、金溪、东乡、进贤等地打击土匪与反动地主武装。在清剿中采用“剿抚兼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实行“先投降者免罪，顽固逃窜者严惩”的政策。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奉朱德指示，陈奇涵率领814团加入起义军行列，在抚州配合起义军在南昌的行动。经过4小时激战，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

8月5日，起义军按照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部署，退出南昌，向广州进发。起义军撤离南昌后，革命势力受到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白色恐怖笼罩江西。奉命留在抚州的814团因内部反动势力哗变，陈奇涵被迫离开抚州，经吉安返回兴国。回到兴国后，陈奇涵主持召开了“羊山会议”，这是中共兴国党组织从遭受挫折到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羊山会议”后，中共兴国支部改为中共兴国特别支部，陈奇涵任军事部长。

1928年4月，中共赣西特委委员、赣西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党代表曾炳春，带领该纵队到兴国进行游击活动，与中共兴国党组织负责人陈奇涵、肖芳全、李明兰等人取得联系，他们秘密地在兴国冰心洞的清静观召开了一次中共兴国区委扩大会议。不久，陈奇涵、曾炳春首先领导了崇贤农民暴动，揭开了兴国武装暴动的序幕。

兴国暴动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群众运动，也是兴国前所未有的一次革命武装暴动。革命红旗第一次在兴国城的上空飘扬。从此，兴国的革命由秘密走向公开，使得许多反革命分子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甚至跑到赣州、南昌长期“避难”，不敢回来。1929年2月，红2团、红4团第二次攻占兴国县城，摧毁了兴国的反动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兴国的封建势力，为兴国红色政权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陈奇涵作为兴国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在吉安陂头成立，朱德兼校长，毛泽东兼党代表，陈奇涵任教育长。不久，红4军离开吉安，李文林改任校长兼政委，金万帮任校委书记，陈奇涵仍为教育长，具体负责学校的军政训练与日常教学工作。这个学校为部队培训了一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与地方武装领导干部，也积累了宝贵的军事教育经验。陈奇涵调到第三分校后，转入了正规红军。从此，他一直没有离开部队。

1932年1月，陈奇涵率领红3军第9师在于都北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在于都、宁都等地消灭地主武装，攻下兴国、于都、赣县的马安上宝土围，歼敌五、六百人，缴枪三百余支，在于都北区基础上成立胜利县。3月12日，由于形势发展需要，中央军委决定重新组建红军第一军团，下达了《关于重编红一、三、五军团的训令》，以红四军和红五军团之红十五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陈奇涵任参谋长兼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4月2日，红一军团由长汀以东的馆前、新桥地区移至长汀，准备东征。陈奇涵采取各种手段，侦察敌情和地形，为毛泽东、朱德决策龙岩战斗提供可靠的情报和建议，并一举攻占闽西重镇龙岩，歼敌两个团，为进攻漳州创造了有利条件。11日，陈奇涵出席了毛泽东在龙岩主持召开的红一军团师以上干部会议，并草拟了“漳州作战计划”。20日，参与指挥了红一军团攻打漳州战役，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占领了漳州。打开漳州后，陈奇涵又协助军团长布置红一军团短时间分兵闽南，将部队分散在漳州及其周围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大红军、筹备粮款。

此次东征，开辟了闽南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苏区，使中央根据地的南翼基本得到稳定。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33年1月，红一军团在黎川三都整编，陈奇涵因负伤治疗，调离红一军团。3月，陈奇涵伤愈出院后，调任江西军区兼赣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协助军区总指挥陈毅、政委李富春统一指挥江西赤色地方武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陈奇涵祸从天降。在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他受到株连。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从上海抵达红都瑞金，从此，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2月中旬，“左”倾错误领导者首先在福建苏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当时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不同意“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作法。因此，他遭到打击，政治、组织上受到处分，被撤职。其后，福建省一大批领导干部也遭到错误批判斗争。这些遭批斗和撤职的干部，都是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好同志。

2月下旬，“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如法炮制，在江西掀起了一场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江西苏区一大批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有丰富斗争经验、敢于公开抵制和反对王明“左”倾错误的党政军干部受到打击或被牵连。刚出任江西军区参谋长的陈奇涵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株连。

邓、毛、谢、古四人，在中央苏区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抵制，因而被划为一个“小派别”，受到王明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陈奇涵与他们4人比较熟悉。1932年陈奇涵负伤住院期间，拿出自己的补助，请同在一起住院的邓小平、毛泽覃吃了一顿饭，这件事情，在反“江西罗明路线”开始后，竟成了打击陈奇涵的借口。1933年冬，陈奇涵终被莫须有的罪名撤消了江西军区参谋长职务。

1934年春，陈奇涵从江西军区兼西路军参谋长一下子降职到红军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当科长，在部长罗荣桓的领导下，负责扩红工作。

陈奇涵在错误的党内斗争面前，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和态度。在政治原则问题上，陈奇涵不惧“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压力，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不妥协让步，在组织纪律上，他服从分配。虽然身处逆境，蒙受冤屈，但仍顾全大局，做到受打击而不屈服，被撤职也不灰心，对党的事业始终满怀信心，继续任劳任怨地为扩大红军而努力工作。

1934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组建教导师的决定。教导师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保障其安全。新组建的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8月间，调陈奇涵任教导师作战科长，参与教导师的组建工作。9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的形势不断恶化。瑞金以北的宁都、石城相继失陷;东部敌军已开始向根据地中心长汀发动进攻;南部敌军已进抵会昌一带。中央红军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此时，毛泽东、彭德怀提出主力红军应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出击外线，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脱离其堡垒，相机歼灭之，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的建议。

陈奇涵由于懂工兵技术，临时被抽调去于都河架桥，准备长征。10月10日，陈奇涵赶回教导师，红军指战员离别瑞金，开始了长征。在漫长的长征道路上，陈奇涵不仅要与战士一样长途行军，而且在行军途中，还要随时观察部队行军秩序，检查各团掉队人员。到宿营地后，他仍不能休息，还要派人侦察地形，寻找向导、派出警戒;接着，他还要绘制新的行军路线图，发出当日口令，写出宿营报告，派人送达上级司令部。本来这是他担任部队首长时，由参谋来完成的工作。但是现在他是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丝毫的怨气，而是忍辱负重，默默地为党工作着。

1935年1月，红军抢渡天险乌江，陈奇涵负责指挥架桥行动，保证了飞渡乌江天险的胜利。红军渡过乌江，接着进占遵义，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排挤的干部，陈奇涵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

鉴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1935年12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实现中国共产党直接对日作战的主张，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东征抗日和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东征分左右两个纵队行动，红一军团为左翼纵队;红十五军团为右翼纵队。陈奇涵以军团副参谋长身份参加指挥红七十八师进行东征战役。经过75天的东征作战，我军共歼敌13000多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枪4000多支，扩大红军8000余人。在山西二十多个县的农村发动了群众，播下了革命火种，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东征的战尘尚未洗去，陈奇涵又奉命踏上了西征的征途。1936年5月，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队伍，西北革命委员会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西征战役。

此时已是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的陈奇涵，亲自率领红七十八师，一路高歌猛进，在西征两个月时间里，与红一军团其它各部协同作战，歼敌两个团又一个营，俘敌旅长以下2000多人，解放了环县、同心等多座城镇，开辟了纵横800多里的新根据地，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7年初，陈奇涵被调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抗大是1月20日开学，至8月毕业，历时7个月。陈奇涵被编入第二期大学部第一大队。

陈奇涵在抗大学习热情和自觉性非常高，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每天上课之外，还抓紧时间自己阅读、研究问题。通过半年的学习，陈奇涵在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指挥、领导艺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提高。他更深刻地领会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掌握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战略战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抗大第二期大学部学员奉党中央的命令，立即结束学习，于8月份，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10月，毛泽东电令成立绥德警备区，任命陈奇涵为警备司令。

1938年3月，陈奇涵以“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的战术，击退了日军1个旅团向宋家川、军渡等地的数次进攻。陈奇涵在率领警备区军民二年的反顽抗敌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和成绩，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赞扬他们“保卫了延安的东北大门”。1939年，陈奇涵调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接到新任命的陈奇涵，虽然在红军时期先后担任过红三军、红四军、红一军团、江西军区和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等职务，对参谋工作轻车熟路，但他仍然感到这次到军委工作的担子之重，决心不辜负中央信任，更好地完成协助军委领导指挥全局作战的工作。不久，陈奇涵又同时兼任了延安卫戌司令、防空司令、总交通司令等职。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抗日军事政治骨干，1941年1月，陈奇涵奉命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陈奇涵按照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精神，运用第一期办校的工作经验，根据第二期学员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对于八路军各部队来的学员队和知识分子学员队分别制定不同的教育计划，教学上做了不同安排，并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他们坚持以教育为中心，以德育为重点，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参谋人员、俄文翻译、军事指挥员、政工干部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为我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2年2月，陈奇涵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高级干部整风运动。他任高级学习班第三党支部书记。延安整风运动中，陈奇涵召集在延安的赣籍老红军，进一步回顾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赣西南、赣东及兴国等地党的历史经验，整理了一大批珍贵的党史资料。中央军委还为陈奇涵1933年受撤职处分的问题，于1942年3月正式做出书面结论：“对陈奇涵同志的撤职处分，是当时干部政策的错误，应予正式撤消其撤职处分。”至此，陈奇涵的八年之冤，得以昭雪。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陈奇涵当选为“七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大会。在会议上，陈奇涵列举了许多历史事例，阐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不同意王明进入中央委员会。会后，他又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再一次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对陈奇涵坚持真理，疾恶如仇的品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告投降，9月3日，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急忙调兵遣将，把国民党军队14个军共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约54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各地，其目的就是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以建立国民党独裁政权。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国民党军队以“收复失地”为名，抢占各战略要地，在华南、华东、华中、华北夺取了一大批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后，把抢占战略要地的重点放在了东北。

东北背靠苏联，当时具有战略上的优势地位，能否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陈奇涵奉命率干部队奔赴东北。但因途中生病，病情日趋严重，很难继续前行。中央考虑陈奇涵的身体状况，暂不去东北，留在冀热辽，担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1947年3月30日，为加强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的力量，中央军委决定，将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下辖热河军区、冀热察军区和冀东军区。自5月中旬开始，陈奇涵参与指挥了东北民主联军向东北国民党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连续作战50天，收复了大片土地，先后攻克城镇42座，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7月，陈奇涵接上级指示，调离冀察热辽军区，前往东满。9月，东北局任命陈奇涵为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副司令员，与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一起领导东满军区的工作。上任不久，陈奇涵领导部队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战役。

东北我军在夏季攻势后就地进行了休整，并编组了新的部队。野战军除将辽吉纵队改编为第七纵队外，又以冀察热辽军区6个独立旅及东北民主联军与周保中、陈奇涵领导的东满军区所辖的3个独立师，分别合并组成了第八，第九、第十等3个纵队。至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共辖9个纵队39个师，连同地方武装，总兵力达51万人。为贯彻执行《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所规定的任务，配合关内我军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于9月14日发起了秋季攻势。

陈奇涵协助周保中率领东满军区部队配合我军第六纵队在中长路一带对敌作战。10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围歼吉林之敌，引敌分散于四平以南和以北地区和长春以东地区，以便各个击破。于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令第六纵队以奔袭方法，围歼吉林外围松花江两岸口前、九站等处之敌，以免敌逃回吉林。令第二十九师主力担任围歼棋盘街、江密峰之敌，并抽一个团配合东满军区部队，归陈奇涵指挥，担任围歼乌拉街之敌。15日，陈奇涵率部占领了乌拉街、棋盘街，全歼该地敌人。17日至18日，陈奇涵等又率部配合六纵占领了桦皮厂、九站、口前等地，肃清了吉林外围之敌。

东北敌军遭受我军秋季攻势打击后，被迫退缩于中长路长春至大石桥和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的各主要城镇。物资供应缺乏，处境更加困难。而我军在秋季攻势后，进行了短期休整，部队士气旺盛，全军总兵力达73万人。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利用江面结冰，便于机动兵力的有利条件，集中全部主力，发起冬季攻势。

1947年12月，冬季攻势发起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东满军区部队在吉长线活动，钳制吉林、长春之敌。31日，在陈奇涵等领导下，东满军区部队奔袭长春、二道河子东的杨家店地区，给敌以沉重打击。

为了加强部队统一指挥，促进我军正规化，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陈奇涵所在的东满军区也改为吉林军区。3月，陈奇涵率领吉林军区前线指挥所和松花江前线指挥所参加围攻吉林和长春的战斗，取得重大胜利。

1948年4月，东北局决定撤消南满军区，所辖地区和部队分别改为安东军区和辽南军区。陈奇涵被调任辽南军区司令员。从此，陈奇涵离开东满，转战辽南。

陈奇涵一到辽南军区，就领导辽南军区部队进行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6月初，根据东北局精简整编，缩小机构，充实连队，以求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前为原则，陈奇涵对军区进行第一次整编。7月，辽南军区改为辽宁军区，陈奇涵仍任司令员，8月初，针对当时辽宁军区部队庞大，武器缺少，对敌游击战争困难的情况，陈奇涵对辽宁军区进行了第二次整编。经过两次整编，提高了辽宁军区部队的战斗力，为以后大规模战斗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奠定了基础。

为保障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役的顺利进行，陈奇涵还率领辽宁军区部队抢修铁路、公路、桥梁、恢复交通运输。到1948年8月中旬，基本上使辽南地区交通得以畅通，保证了战争中的军运。同时，他还在辽南设立兵站，医院、供应站，保障战役中物资供应和伤员救护。这些工作，在整个战役期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全军已有12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共60余万人，加上机关、地方部队，总兵力达103万人。东北地区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获得解放，我军同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陈奇涵率辽宁军区部队协助主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

辽沈战役后，陈奇涵立即投入到辽宁省的恢复工作。刚解放的辽宁还极不稳定，土匪残兵还不时对我人民进行骚扰，国民党特务也大肆进行破坏活动。陈奇涵率部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于11月中旬肃清了规模较大的残兵土匪，使社会秩序得以安定。

1948年11月20日，中共辽宁省委成立。陈奇涵等7人为省委常委。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关内挺进，12月25日，中央军委电令，任命陈奇涵为东北军区参谋长。

陈奇涵离开了辽宁军区，赴任东北军区，一方面组织东北军区各部队，进行战斗总结，开展军政训练，肃清残余匪徒，稳定社会秩序，一方面做好大军南下的准备。同时，抓紧东北军区机关的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

他还对东北军区的参谋工作做了改进：创办军事杂志，以统一部队的军事思想;举办参谋学校，全面培养参谋干部;参谋人员与指挥人员由下而上的加以交流，以便充实参谋人员作战经验及实际工作经验。

陈奇涵还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践经验，对有关军队建设与战略、战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他特别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特别是政治教育。在战术技术上，他提出了四大技术和三三制战术。他还对部队的编制、后勤、卫生等工作都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采纳，对东北军区的建设，乃至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3月1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中央军委命其向中南进军。这时，陈奇涵奉中央军委之命，调离东北，随第四野战军主力挥戈南下，解放江西。4月初，陈奇涵奉中央军委命令，来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要他立即准备南下，组建江西军区，并出任江西军区司令员。6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宣告成立，陈奇涵任省委常委。6月25日，江西军区正式成立，陈奇涵任司令员，陈正人任政委。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直接同美国军队作战。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对兵员的需要，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进行了两次扩兵。共扩大新兵77350多人，这些新兵除一部分补充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外，大部分经教育训练后，组建了11个团又4个营，编制成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前线。此外，江西军区还征召了14700名转业军人归队，编成5个团，分别调拨给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随时准备把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熟练军事技术的战士送上前线，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部队开展了以美国侵略军为作战对象的军政大练兵。在6个月的军政大训练中，陈奇涵根据上级指示和部队实际情况，凭借自己训练部队的丰富经验，亲自指导制定训练计划，提出切实可行的训练措施，进行严肃认真的训练。

江西军区的这次军政大练兵，是在革命胜利后比较安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由于陈奇涵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准备，训前对组织领导、训练方法、步骤作了明确规定，特别强调了教养一致和统一训练作风，共轮训7820名干部和骨干，全面系统地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195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统一管理全军军事审判工作。基于陈奇涵资历深，威望高，廉明公正，熟悉军事法律，中央军委暨毛泽东主席于2月28日发布任命书，任命陈奇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

同年夏天，陈奇涵来到北京走马上任。军委管理局分配他一家住到西四北头条一座四合院里。他家在这里一住就是40多年。他到京不久，就去北戴河向军委领导汇报军事法院的工作。

一天吃过晚饭后，陈奇涵去海滨散步，迎面走来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同志，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从延安分别后，这是第一次见面”，周恩来说：“听说你去搞军法工作了，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他们和陈奇涵一起坐在海滨的藤椅上，开怀畅谈起来。

我军的军法工作，从建军之初就有，但没有全军统一的军队法院(庭)。红军时期有的部队称“军队审判所”，抗战以后称“军法处(科)”，实际上多数军区和部队把它放在保卫部，全军的总政治部也设有“军法处”。现在要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的军队，必须建立一个全军统一的军队审判机构。

军事法庭是军事法院的前身，是一个刚成立的新单位。陈奇涵来时，一切俱空。与其说是调陈奇涵来上任，不如说是调他来筹备。他身边只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一切都得白手起家，从头做起。经过他的努力，军委把一处院子拨归军事法庭。院内有一幢二层楼房作办公用房。

陈奇涵为筹备军事法庭，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法庭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上，放在考虑法庭的工作方针、任务、内容、方式等重大问题上。他叫人翻译有关苏军军事法院方面的资料，又派人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我国有关历史资料，结合我军历史上的审判工作经验和组织形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与想法。1954年8月25日，陈奇涵向中央军委作《军事法庭的建立与工作》的报告。并得到中央军委对军事法庭工作方针的第一个明确批示：“目前，制法为主，习法为次”。陈奇涵根据这一批示，为开创我国军法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我国军法战线上的奠基人。

1954年9月，陈奇涵当选为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以后召开的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奇涵继续当选为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1955年1月，陈奇涵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根据军事法院编制人员少的情况，陈奇涵对军事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主张精干高效。由于陈奇涵对各处、室的职能分工规定明确，也就使各部门各司其职，办事效率较高。在定编制、定机构的同时，陈奇涵就抓军事法院的班子和各级军事法院干部的配备。

1955年9月，陈奇涵被授予上将军衔。由于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巨大功绩，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这是我国军法战线上的第一位上将，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军法上将。

1956年9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奇涵作为军队系统选出的八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不久，他又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协助董必武抓全国政法工作。1957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陈奇涵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法院领导的分工上，他分管军事法院系统的工作，同时还担任军事法院院长职务。

从50年代末期开始，陈奇涵的身体每况愈下，战争时期染下的重疾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复发，犯病时疼痛万分，不能行走。心脑血管疾病也向他袭来。但是，陈奇涵在疾病面前始终保持乐观情绪。在此后二十余年时间里，他始终惦记着人民，惦记着工作，惦记着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英名将永远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光耀千秋。

我总是害怕自己在语文课上答错问题，有时被叫到了，连话都说不清。于是，语文课我总是不敢举手。

有一次，上《跨越海峡的生命桥》这一课。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说这桥是生命桥？”我因为预习充分，难得举手一次。许老师看见我举起了手，马上把我叫起来让我回答。

我因为紧张语无伦次地说了一大堆，没想到等我说话，徐老师马上赞赏了我 ，说：“刚才范佳恬整个回答质量真高。要是以后 也这样积极举手，回答再慢点，话再讲清楚点，那是非常优秀的了。”

这次举手后，我的胆子慢慢大了起来，上课举手次数也慢慢多了起来，也不再那么紧张了。

一天饭后，我把这事从头到尾跟妈妈说了一遍。妈妈笑着对我说：“对呀，你能回答的问题一定要积极举手。就算你回答错了也没有关系，至少说明你是在认真听课积极动脑筋。不能只坐在那里等别人来回答。”

听了妈妈的话，我明白了：“只有把真正的自己表现出来，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聪明！”我对自己越来越充满了自信。

[真实的自己_成长故事的作文

《让孩子一生感动的勤学故事》这本书是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包含了很多勤学的小故事，每次我都读的津津有味，回味无穷。

这本书的每一个小故事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道理，比如《张溥抄七遍书》张溥是明朝时期的一位学者，他小时候的记忆力很差，老师检查学生温书情况时，总以为他贪玩儿没做功课，就非常生气，罚他回去把文章抄十遍。晚上他认真的把文章抄了十遍。但是，他只顾着抄书，还是忘记背文章了，老师让背诵的时候，他只好硬着头皮背诵，没想到他竟流利的把文章背了出来。这令他感到很奇怪，难道抄十遍就会背吗？他决定晚上再试试。当晚，他先读了几遍文章，接着便开始抄写。他边抄边记诵，每抄完一遍就大声朗读一遍，抄到第五遍的时候，他已经能复述全文了，抄到第七遍的时候，他不仅能熟练背诵，还领会了文章的含义。张溥高兴极了，他终于找到了加强记忆的方法。长大后，他做了大学问家徐光启的弟子，仍坚持用这种抄书记诵的笨方法刻苦学习，为了勉励自己，他还把自己的书斋村称为“七录书斋”。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在读书时以为只需要动动脑，不需要动手，这是不对的。常言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在读书这件事情上偷不得半点懒，有些知识必须亲自动手实践才能真正领会。还有《顾炎武马背上读书》从顾炎武身上不仅可以看到他读破万卷书的刻苦精神，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学习他的读书方法：第一，他读书重视思考，随时记录自己的心得；第二，他读书并非读死书，而是结合实际随时核对校正。《竺可桢逛北海公园》竺可桢为了研究气象和气候数十年如一日地辛勤工作，每天坚持观察天气变化，做观察日记。其实不仅科学工作需要持之以恒，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也是什么都学不成的。

这本书里还有很多的勤学故事，我越是认真地读，越会发现，学习要靠长期的坚持和积累，正是点点滴滴的努力缔造了成功者的灿烂人生。

听说日本的一个电视台有一个热门节目，就是专门收集新闻节目中主持人的失误，譬如念错台词或者把话筒掉地上之类，以此结集而成一档节目，结果出人意料地受观众欢迎。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也是日本的一个主持人，有一天他很疲倦，刚进演播室就对着观众说道：“星期一的早晨真让人难受啊!”日本这个国家由于文化渊源的缘故，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和我们国人有相似之处。所以我们可以猜测得到，后台的编辑策划们立刻冲进来，慌忙告诫他，不能这样说，应该说多么美好的星期一早晨啊!让我们奋发努力，加油加油，过好这一周吧!这个主持人问，你们真觉得星期一早晨愉快吗?大家望着满满的一周工作日程表，说，当然不，可是我们对观众只能那样说。最后，主持人坚持说真话，没想到看到这档节目的观众无比开心，充满了干劲。

我个人也有类似的经验。十几年来，我写字基本上是用电脑的智能拼音，偶尔用笔写字，写出来总觉得不像。有一次，我忽然问身边的一位朋友，晨曦的“曦”字我写出来怎么看着不太像啊?他笑得什么似的，说，大作家，我更“崇拜”你了啊!

另外一次，我和一位女友从赛特购物中心出来，我们分别找到自己的车后，便站在路边商量着再去王府井看看。我想了想，忽然问，王府井怎么走啊?女友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使劲搂住我的肩，说，我好“崇拜”你啊!没人相信你是北京长大的，你跟着我走吧。

与巨制大片相比，电影《忠爱无言》的卖相谈不上卖点，甚至可以说不够惊艳。但是观看的过程莫名戳到内心的触动。多数导演会因为它没有商业价值而放弃，这个导演为它坚持10年的筹拍，由此可见，也许里面有某种强大的感召力促使他完成这部作品。看完电影以后，我也终于懂了!

即将于近日上映的电影《忠爱无言》是个真实的故事，根据现实改编，讲述了一个老人和狗相依为命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部作品看似情节很简单，却涉及到人性、思想、道义等多个方面，透露出社会的许多憋屈和陋习，但是整部电影并没有特别强调人性的邪恶，相反展示了温情，可以说是一个叙事高手。观看《忠爱无言》的时候，难免会拿它和《百鸟朝凤》做比较，同样是情感电影，后者强调技艺传承，前者完美阐释了人和狗之间的无声的倾诉。

《忠爱无言》叙事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拍出了最原生的情感。镜头一开始介绍人物出场，通过几个细节，让人感觉到了男主的别扭。他爬在床上，什么也不爱说，行动迟缓，眼神无光，似乎厌烦了一切，对什么也不在意。说实在的，这样一个潜藏着巨大负能量的中年老男人，第一眼给观众没留下什么好印象。

《忠爱无言》在主情节线是从辅情节线中延出来，逻辑关系自然、流畅。片中弟弟竭力周旋的家庭关系中，哥哥寡言，弟妹大嗓门，成员之间一直存在着失衡的状态。一直到小狗意外的出现，男主通过对小狗的训斥引申出来了他内心的焦虑、不满与愤怒，在叙事设置接地气。虽然电影演的是人类，但其实你能悲凉又真切的感觉到：人的命运也是一部丛林法则。电影不仅是弟妹带着有色眼光看残疾人，周围的人也是如此，欺负残疾似乎理所应当，男主角也逆来顺受，只有名叫“二货”的布拉布多狗不能苟同。这个强烈的对比也为后来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在人物刻画上，电影特别采用了土里土气的乡话来衬托人物现状。比如，弟弟推哥哥摆摊，哥哥选了一个偏僻的地儿，弟弟问：这人少吧?哥哥说：这地方不“挡害”。“挡害”这个词源自东北，表示碍事的意思。这样的语言特色不仅能反映人物的阶层，同时也暗示了地域对人的影响。然而电影里并不单靠人来演出这段感情戏，狗的表现也很突出。比如有的人不想哥哥在其门口摆摊，对他又是羞辱又是恐吓，而布拉布多狗则用眼神和大叫声还击。狗不仅和男主角同吃同睡，他们还一起上街摆摊，一起返工回家。狗是一个遗弃狗，人也是一个遗弃边缘的人，人和狗之间惺惺相惜。无论是狗的刻画，还是人的刻画，都蕴含量了无限的情感。

电影最让我感动的是片尾。一条狗的命对于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插曲。对于没有人愿意倾听诉苦的老人来说，它意味着另一半的灵魂伴侣。在老人的记忆里，曾经有一个小芳的女孩爱过，影片没有交待小芳消失的原因，从只言片语中能感觉到这种遗憾与思念。在“二货”生命走到尽头时，老人大胆的为它点播了一首《小芳》。看着收音机，看到点播歌曲的情节，我想起了小时候，80年代点播歌曲是一种很流行的表达方式，那个时候我还上学，那时候心洁白的像一张纸，现在心像一盘剁得稀碎的饺子馅。透过电影想起曾经一些最初最纯粹的情愫，理论上，人在感情脆弱的时候应该最先救助家人，但实往上往往相反，我们把自己包装的太紧了。我想狗是听不懂主持人这段广播的，但这并不妨碍老人为狗做的一切。在他的角度，低调沉默减少别人的注意力才是最佳生存哲学，但是“二货”死的时候他硬是高调的要把它埋入祖坟。我知道，这是他反抗这个歧视的第一步。虽然这一步看起来并没有走太远，但终究是把他从卑微中唤醒了。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热爱生命的人，他们不屈不挠，奋发向上。今天，我读了张海迪的故事。

张海迪小时候是一个活泼、快乐的孩子。可是在她五岁的时候突然患上了脊髓血管瘤。病情反复发作，五年中做了三次大手术，最后只好高位截瘫。

看着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跳皮筋，背着书包上学，小海迪幼小的心灵很痛苦。她悲伤地哭喊着：“妈妈，我要走路！我要上学！”

爸爸给小海迪买来书籍、本子和笔。告诉她许多名人虽然残疾但仍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在父母的爱心和鼓舞下，她决心振作起来，做一个生活的.强者。

后来，张海迪又读了十几种医学专著，同时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学会了针灸等医术，并为群众无偿治疗。

读了这篇故事，我已热泪盈眶，我感到很惭愧。张海迪虽然得了重病，胸以下部位完全失去知觉，但在残酷的命运面前，她并没有向病魔屈服，而是自学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程，而且掌握了英、日、德等多门外语，她多么勇敢，多么坚强！她不怕病魔，勇敢面对，与病魔斗争。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她永远以微笑去面对任何困难。

医生曾断言，张海迪活不过27岁。但如今张海迪已经54岁了。她又重新踏上了为全国残疾人服务的新的征途。

成功不是“中”，人生梦想需要汗水和心血的浇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海迪依然“年轻”，“海迪精神”定会进一步发扬光大。

张海迪用她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了她是生活的强者。

奥马尔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头脑里充满了智慧，而且稳健、博学，为人们所敬仰。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问他：“你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刚一开始您是否就已经制定了一生的计划呢?”奥马尔微笑着说：“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才知道制定计划是没有用的。”

“当我20岁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要用20岁以后的第一个10年学习知识;第二个10年去国外旅行;第三个10年，我要和一个美丽、漂亮的姑娘结婚并且生几个孩子。在最后的10年里，我将隐居在乡村，过着我的隐居生活，思考人生。’

“终于有一天，在前10年的第7个年头，我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学到，于是我推迟了旅行的安排。在以后的4年时间里，我学习了法律，并且成为这一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人们把我当作楷模。

“这个时候我想要出去旅行了，这是我心仪已久的愿望。但是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无法抽身离开。我害怕人们在背后斥责我不负责任，后来我只好放弃旅行这个想法。

“等到我40岁的时候，我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了。但总是找不到自己以前想象中美丽、漂亮的姑娘。直到62岁的时候，我还是单身一人，那时候我为自己这么大一把年纪还想结婚而感到羞愧。于是我又放弃了找到一个姑娘并且和她结婚的想法。

“后来我想到了最后一个愿望，那就是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隐居下来。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因为疾病，我连这个愿望都完成不了。

“这就是我一生的计划，但是一个也没有实现。”

“孩子，你现在还年轻，不要把时间放在制订漫长的计划上，只要你想到要做一件事就马上去做。世界上没有固定的事物，计划赶不上变化。放弃计划，立刻行动吧!”奥马尔最后说。

花儿要盛放的时候便盛开，云彩要绚烂的时候便耀眼，你有什么要做的便去做吧。计划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但过于执著地相信计划，会延误许多时间，也会让你的人生过于刻板。

邱吉尔不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着名人物，而且是英国历任首相的长寿者，他整整活了90岁，他长寿的秘诀之一就是善于睡眠。

邱吉尔精力充沛，一向是大干、酣睡。在其任职期间，正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极不稳定，瞬息万变，国事极其繁忙。他日理万机，每日睡眠时已精疲力尽，躺下便睡着，从不失眠。他常对记者说：“我每一天大约在半夜三点睡眠，上床时如释重负，睡得很香。”

早八点左右，邱吉尔醒来后，先是躺在床上看看报纸、电报和其它急件，然后接见来访者，向各部和参谋委员会口授命令、指示，直到中午才起床。邱吉尔在说长寿经验时说：“如果有地方坐着，我绝不站着，如果有可能躺着，我决不坐着。”

邱吉尔每一天还持续一个多小时的午睡，以便养精蓄锐，使晚上精神充沛。他常常向周围的人们宣传午休的好处，劝他们向自己学习。因而效法他的很多，据说美国总统肯尼迪、里根等就曾模仿过他的午睡方法。

除此之外，邱吉尔还十分喜爱户外，常常在午睡前后和晚饭前后骑马、打棒球、画画、观赏动植物，有时还砌一会墙，做到动静结合、劳逸结合。

哲理：能让内心持续宁静的人，才是最有力量的人。“神静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则心荡，心荡则形伤。”一个人心浮气躁时，方寸已乱，必然会导致举止失常，进退无据，会失去正确的决定力。反之，心静神定，泰然自若，你便听不到外界的喧嚣和嘈杂，为人处世就不会失于轻率。每临大事有静气，方为大家风范。

今年的冬至和往年一样很冷，这种寒冷对人来说是一种考验，对一只无家可归的小动物更是一种考验。

中午，在我们家的楼下看到它，女儿石榴发出一声欢喜的惊呼：“小白狗!”石榴对小狗期望已久，拥有一只小狗是她的梦想。

称它为无名小狗，是因为不知道它的名字，也没有听什么人以“宝宝”“贝贝”式的呢称来叫它。小狗很瘦，毛脏脏的，原本应该是纯白的毛完全没有光泽，呈现一种灰色，与冬至的清冷倒是十分合拍。对门邻居的母女正在喂它吃饺子，它很快就把盒子席卷一空，连盒底的汤都不舍得留下。

石榴羡慕地问：“你们买的小狗?”邻居说：“哪是啊?是咱小区前面楼上一家的。买的时候毛是彩色的，他家喜欢的不得了，天天抱着。后来一给它洗澡，染的颜色就洗掉了，他家就不喜欢了，不要了，它就成天在这小区转，腿也不知道啥时候被车压断了……”

这才注意到，它的右后腿一直蜷缩的，我看到石榴猛地打了个寒战。

下午，石榴一直念叨着小狗，并决定把两个方形的塑料盒作为小狗的饭盒，一个盛食物，一个盛水。晚饭后，我们端着一盒热腾腾的鸡丝面条下楼，以为它会不太好找，结果它就在楼后的草坪上卧着。看到人来，它亲热地往我腿上趴，两只前脚张着，就像一个要大人抱的孩子。

面对小狗的亲热，石榴一个劲地往后躲。她就是这样叶公好龙，朝思暮想着拥有一只小狗，可真的遇到小狗，却总是远远地看着，不敢靠近。妈妈对石榴说：“这是对你的一个考验。如果你能每天给它送水送饭，坚持照顾它一段时间，并且和它成为好朋友，爸爸妈妈才考虑给你买小狗的事。你知道吗?小狗真的到了咱们家，你就要对它负起一份责任。”

上天是公平的当她为你光上一道门的时候，同时会给你打开一扇窗。对于那条小白狗来说也是的。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母亲，领着她天真烂漫的儿子，在小路上蹦蹦跳跳的走着，“妈妈，我能到对面花园里玩吗?”一个轻脆的童音在我耳边响起，“好啊!”那位母亲领着孩子过马路。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辆红色出租车竟直冲孩子开来，母亲一惊，心想：儿子还在我身边呢!然后使劲的把儿子往前一推，就在母亲松手的那一刻，血染马路，那位母亲最后还喊了声：“儿子，快走!”那个孩子愣了一下，然后哭了，哭的肝胆俱裂，哭的天地动容，旁边的人都停下匆匆的脚步，转过头，无不难受。“妈妈!妈妈!妈妈!”孩子跪在母亲身边哭着，忽然，母亲嘴角动了一下，好像要说什么，“妈妈!”又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孩子，妈妈要走了，妈妈一直会看着你，乖儿子，你和爸爸一定要好好活……”。问讯赶来的父亲抱着儿子哭的天昏地暗，母亲慢慢闭上了那仍悬挂着一颗泪珠的双眼，泪珠顺着脸庞，渐渐划落下来，泪水中写满了对人世的依恋，对儿子的牵挂。“不!我要跟妈妈走，我要跟妈妈在一起!”孩子哭着，挣脱爸爸，扑向妈妈。

“唉，可怜的孩子”。“这好好的，怎么出这种事?”旁人议论纷纷，都转过脸去抹眼泪。一旁的我鼻子一酸：母亲用自已的命换来了孩子的命，用自己的鲜血浇灌出了儿子那鲜活的生命。母亲死了，可“爱”没有消失，死神夺走的，只是一个肉体，爱的灵魂依然健在。

只要爱在，爱你的人就在。不论是在天之涯，海之角。这就是爱的永恒，这就是穿跃时空，变为永恒的爱，世上不会有第二个人，像母亲一样，既使在另一个世界，也会坚定的爱着你。母亲，我没有权利去评论它，我也找不出合适的词来赞美伟大的母亲，我只能把爱存在心里，一点一点，像当初母亲给我一样，再还给母亲……

“现在是休息时间，谁去拿长绳？”随着洪老师的一声令下，操场上立刻欢呼声震天，只有我们几个“跳绳困难户”在那唉声叹气。当别人在绳子里头灵巧地上下跳动时，我们总是挤在一个角落里，眼巴巴的看着他们。

瞧，跳绳高手刘逸飞出场了，只见她猫着腰，两只眯眯眼死命的盯着正在甩动的长绳，眨眼之间，她就跑进了绳子里，头一点一点的，两条辫子犹如两只翩翩起舞的美丽蝴蝶在阳光下飞翔。跳满三下该出来了，她却一点都不着急，我们不禁心都吊到嗓子眼了，但她脚底像踩了两个风火轮似的，骨碌碌一转，就回到了队伍里面，两手一扬，脚尖一踮，做了个华丽退场的姿势，我们都向她投去了羡慕的目光，可她却毫不在意，只见她优雅的一扭头，就排队去了。

看着大明星一样的刘逸飞，我实在按捺不住了，兴冲冲的站起来说：“我也要去！”徐泱楠本想劝我留下，但见我去意已决，也就不吱声了，我看看谁也没有说话，就大步流星的向操场中央走去，温暖的阳光把我孤独的背影拉得长长的。

我来到操场中央，迟疑了一下，决定还是先请教一下这里的高手苏颖吧。我轻轻的碰了一下前面的苏颖，鼓起勇气问：“请教我跳长绳，好……吗？”我一边问，一边想：苏颖会教我吗？她也是高手，会不会看不起我，拒绝教我……我正想着，苏颖突然打断了我的思绪，还仔细的向我传授：“以前，我们也是不会的，你什么都不要管，数到三，再跳进去就行了。”旁边的刘静超也来助我一臂之力：“我来帮你数三下。”我一蹦三尺高，太好了。

很快就轮到我了，苏颖先钻进绳子为我做了个完美的示范，接着我一人就站到了绳子前，我没有害怕，腿也没有抖一下，因为后面有我的朋友组成的坚强后盾。“一、二、三、进！”刘静超大吼一声，我迅速的冲进绳子里，哇，我成功了！我努力的压抑着心里的欢欣，不让它脱口而出。我来去自如的一直跳到上课铃响起，然后钻了出来，两手一扬，脚尖一抬，做了个与刘逸飞一样的动作。虽然没有人喝彩，但我也心满意足了。

这次多亏我自己的勇气和伙伴们的帮助，我才获得了成功。其实，生活中有许多事也是这样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