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的时事热点1000字(热门五篇)

阿里巴巴集团近日发布公告称，部分商家违背诚信经营原则，希望通过“潜规则”谋求不正当利益，想方设法给关联人士送礼品送现金或给予其他好处，企图向小二(淘宝系工作人员的统称)行贿等，此类行为均已构成不正当谋利，依规则永久关闭店铺26家。有行贿就有受贿，作为国内最大的电商企业，阿里巴巴集团对内部受贿人员的处理也曾经一波接一波，甚至部分高管也因此而去职。下手不可谓不重，但商业腐败仍然难以杜绝。

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地滋生腐败，商业权力概莫例外。任何不受有效监督与制约的权力，发生腐败的概率都是高企的，伴随着淘宝系交易量的不断上升，淘宝小二掌握了监督管理、组织促销、发布广告、处理投诉等多重权力，如果这种权力与责任不相匹配，如果缺乏内外部的制衡，淘宝平台下的商家与小二的勾结故事就难以杜绝，打击也只能威慑一时，风头一过，权钱交易又卷土重来。

阿里巴巴集团对“潜规则”的打击不遗余力，也开发了1000多种付费手段。但电商实在发展太快了，制约措施、开源手段的增加一旦跟不上电商发展的速度，既有的反腐措施未形成有效的监督与制衡体系，贪腐的成本、风险无法压抑贪腐的冲动，腐败构成主体也就到处找空间，或阳奉阴违，或暗渡陈仓，或私相授受，最后造成不公平商业竞争。消费者与阿里巴巴都是受害者，得利的是不法商家与小二。

阿里巴巴集团在反腐方面完全借鉴国内外一切行之有效又契合企业自身文化的反腐手段。在淘宝平台上，小二曾经既是服务方，也是治理方，既是管理者，也是监督者，角色的错位必然导致权力的失位。当一个人搞不清楚权力的边界在哪里的时候，当一个人搞不清楚权责利对等的必要性的时候，当一个人既无有效内外部制约又缺乏廉洁自律精神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被权力所带来的“感觉”冲昏头脑。这种“感觉”既包括不良商家的肆意吹捧献媚，也包括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所带来的各种奢靡、奢侈的所谓高品质生活。

有人说企业和政府不一样，企业要追求效率，要追求利润。对于一般的企业来说，令行禁止、“一言堂”或许可以体现决策者的权威，推动企业高效发展;但对于平台型企业来说，却一定需要追求公平，打造一个公开、公正的商业环境。阿里巴巴集团多年来一向对“潜规则”说不，发现一起打击一起，这是可贵的，作为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的领头羊之一，却也应该率先思考如何约束绝对的商业权力，建立更加公平、合理、法治的商业规则，推动中国营商环境的净化与提升。

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形成，需要包括政府、行业领袖等各方的一起努力。

他是一个下岗工人，一家三口租了间单间，过着平凡且有些艰苦的生活。但正是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沈阳人，30年间，生活的窘迫没能挡住他潺潺的爱心，每月拿出收入的三分之一做慈善，累计资助37名贫困学子，为了做慈善甚至卖掉了唯一的住房。

在物质化的今天，无私帮助别人，大爱温暖社会的事例虽然不那么轰轰烈烈，尽人皆知，但永远有那些善良朴素诚实有爱的人群，在默默奉献，传递着人间正能量，传承着民族爱精神。沈阳是雷锋精神的故乡，赵永久是默默传承发扬雷锋精神的普通一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收入微薄，家境清贫，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坚持了30年的慈善路，尤其感人动人!赵永久今年55岁，2006年在纺织器材厂下岗后，一直从事保洁工作，现在每月收入1500元。别看老赵的收入不高，但他做慈善的时间可不短了。虽然赵永久收入微薄，仅能勉强维持生活。但这些年来，他每月必定拿出收入的三分之一来帮助他人。赵永久拿出了厚厚一摞捐款收据，有机打的，也有手写的，捐款金额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钱虽然不多，但都是他平日里省吃俭用攒下的。

在很多人眼中，赵永久有点儿傻。但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认识很朴素，情感却炽烈似火，令人动容。“一想到孩子的学费还没攒出来呢，我就很着急。有时候借钱也要先把孩子的学费给凑上，我宁肯自己苦，也不能苦了这些孩子，能帮多少就帮多少。”赵永久只有初中文化，“我最佩服学习好的人，(自己)没知识也遭了不少罪，可不能让孩子们像我这样。”对孩子们的殷殷关怀，促使他在窘境中卖掉住房，宁愿自己租房住。

赵永久从自己人生缺憾汲取悲天悯人情怀，弘扬成为对人、对孩子的关爱，他的内心是无比崇高的，也是非常快乐的。赵永久坦言，虽然在有些人看来，他很渺小，但他觉得自己很伟大，因此会将慈善的行为一直持续下去，只要他还能动，就会不断地做公益。而因为他，别人感受到温暖，社会更加美好，这种源自内心的快乐是金钱难以买到的，这也是他持续参与慈善行为的深厚动力。

赵永久的精神展现了人间大爱!奉献爱心，尽力慈善，不是非要大富大贵之后、有钱无处花之时。恰恰相反，那些收入不高，家境并不富裕，却实实在在地帮助别人的人，更显得其心之善、其情之真。也许我们多数人做不到像赵永久那样，但我们人人都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尽爱心、传1善1意，即使无力帮助别人，也可以用心去温暖别人，哪怕为这样的崇高精神点1个1赞，也1是1传1递1了1正1能1量。“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各级政府都要建立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有力推进机制，给企业松绑，为创业提供便利，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都要简化程序，明确时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一、为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指明方向

报告强调“有权不可任性”“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这指明了转变政府职能的方向，澄清了过去长期以来的一些模糊认识，为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规范，这为下一步的简政放权，矫正政府缺位、越位，实现归位，提供了明确的思路。

二、“三张清单”与简政放权的关系

第一个是政府的权力清单，现在简政放权力度很大，但公众不知道政府具体有什么权力，这需要公开。如果不公开还有哪些部门、还有哪些权力，那么该不该下放、该不该取消是说不清楚的。所以要公开受监督。

第二个是责任清单，有些地方简政放权之后觉得权力下放了，不审批了也没有责任了。实际上，从中央的要求、党和政府的要求来说，不是说不审批就没有责任了，法定职责还是必须的。

第三个是负面清单，其作用是规范政府和市场、企业关系的制度。过去多是正面清单，作为企业来说，不知道哪些领域能进，哪些领域不能进。负面清单则是告诉你哪些领域不能进，其他的完全放开。这样对企业来说，首先是把范围变小了一些;第二是对企业和投资主来说，很明确地让其知道只要是这个范围之外的都是可以进。这实际上也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是对政府和企业市场关系的一种规范。现在很多地方不光对外资企业，对于民营企业的投资也采用这样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所以这是一种规范政府和企业关系的有效的管理方式。

三、如何实现“大道至简，有权不能任性”

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简政放权力度进一步加大，特别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本届政府在履职之初提出，在五年内要削减行政审批权限三分之一。2014年底，这个目标已经实现。政府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下放大批权力，对进一步给社会和市场松绑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在依法行政原则的指导下，中国政府的权力结构更为合理，政府权力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更为顺畅。只要做好简政放权，就会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高，社会的法治化程度更高，改革的结果会最终惠及老百姓，提高老百姓的生活便利程度和生活水平。

为了达到政府工作报告“大道至简，有权不能任性”这个目标，第一要进一步削减政府的权力，从根本上没法任性。第二，要通过各种制度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让政府有权不能任性，不敢任性!双管齐下，才能把这个理念落实。

这两天，一篇名为《我的爸爸》的日记在微信朋友圈被疯狂转发，行文还很稚嫩，但情真意切。日记中的爸爸被形容为“工作狂”，值班、加班、开会、出差……很少有时间陪她，她甚至哭着在电话里喊，“要见你一面都这么难吗?”“爸爸，你再不陪我，我就长大了。”尤其是日记最后一句，看哭了多少正在为工作打拼、为生活奋斗而缺少时间陪伴孩子的家长。(4月10日《钱江晚报》)

“再不陪我我就长大了”，出自一个孩子的口，让人泪流满面，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爸爸的陪伴，可孩子却很难见到爸爸。“爸爸去哪儿了”?孩子的日记中，爸爸成为了“工作狂”，总有做不完的工作。

报道中的“爸爸”是位警察，工作很忙，几乎没有时间陪孩子。连接送孩子上下学，一年也只两三次，孩子上兴趣班也只送过一次。的确，孩子还小，爸爸无法陪伴，等到孩子长大了，想陪也无没有多少机会了。

父母怎样做才对孩子的成长最有利?美国哈佛商学院的专家告诉我们，比起丰富的物质生活，父母的陪伴与良好的亲子互动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然而，很多时候，作父母的想陪陪孩子，却总是被工作所累，这显然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警察的工作的确很忙，这一方面与警察的工作性质有关，比如抓逃犯或是破案，一忙起来就顾不上家了，另一方面也与警力不足有关。其实，工作忙的不只是警察，那些农民工难道不忙吗?而无法陪伴孩子最严重的就是那些外出打工的父母，相比于“留守儿童”，报道中的那位孩子还是幸运的，这个孩子至少还能够见到经常性地见到自己的爸爸，可“留守儿童”却几乎是一年到头也难得能够见到父母 一次。

陪孩子成长，这是父母的责任，也是孩子成长的需要。作父母的工作再忙，也要抽时间“陪孩子”。如果说“常回家看看”是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那么“陪孩子”没时间也推给工作忙，那就要拷问我们的制度。

多抽时间陪陪孩子，一方面需要父母意识到陪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尽量抽时间陪孩子，而在陪孩子的过程中，更要真心陪伴，不能人在孩子身边，心却在手机上。前几天，有调查表明，家长玩手机成所有“陋习”之首;另一方面，需要尊重法律，严格执行法律，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时间。虽然有些行业的加班时间较多，但却不能无情剥夺职工陪孩子的时间。在那些“过劳死”的人群中，恐怕总是没有时间陪孩子的。

“陪孩子长大”，这需要全社会的承诺。下次，能否以“陪孩子”作为理由请假呢?会被批准吗?

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正成为我们共同面临的威胁。当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原有模式、路径与体制机制不能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新要求,作为“负效应”的生态环境问题就会影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针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成因,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要治理好“三病”。

首先是基础设施缺乏导致的“城市病”。城市规模越来越大,私家车数量大增,这等于把炼油厂搬到了市中心。但市中心高楼密集,又不利空气流通和污染物扩散。类似的情况,在国际大都市的发展历程中都曾出现过。很多城市的主要解决办法是,把大部分人口从市中心导出。然而,这种解决对策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现阶段“人多地少”的国情。

有专家认为,中国应该探索节能环保型私家车在城市应用普及的新模式——“两车制”,也就是鼓励进城开电动汽车,出城开燃油汽车。但是,一方面,充电桩和停车场的严重缺乏,使人们不敢放心使用电动汽车;另一方面,市民也不方便把燃油汽车停放到郊区,为城区停放电动汽车腾出车位。如果中国要推行“两车制”,首先要配套建设大量充电桩和停车场,方便私家车充电和换乘;其次,要在保证汽车道路占有公平的基础上,采取汽车限购政策,即以家庭为单位发放一张电动汽车牌照,多余车辆要征收拥堵费和排污费。

建设“美丽中国”,还要治理规划布局不合理带来的“工业病”。在中国不少城市,大量钢铁、水泥、纺织、石化、化工等环境高风险企业,与周边的居民区、城镇、农村交错分布,这对于空气、水源、植被等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危害。

从科学规划布局的角度,应该把传统制造业产业转移到合适的地方,向园区集中,构建循环经济,促进“三废”集中处理。应该通过经济杠杆促进产业升级、技术升级、环保升级。比如,将生产增值税改为环境保护税,视污染治理的水平和生态环境敏感度确定税率,将这部分税收主要用于区域生态环境统一治理上。

此外,还要治理法治不到位产生的“废物病”。很多废弃物原本可以循环利用,但由于法律法规缺乏,它们成了环境负担。比如,废蓄电池年回收仍处于分散、无序状态。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对废电池回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制体系,通过法治保证了积极落实消费者、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生活,关乎民族未来。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已经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利用新的技术模式、经济杠杆和法律法规,修补自然,改善生态,不仅不会影响到我国的产业竞争力,而且会促进生态经济和美丽城镇建设,带动技术革新,带动相关的投资和劳动,创造许多新的产业和就业,使中国经济真正实现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