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闻一多先生的挽联【精品八篇】

戊戌(2018)年二月初六(西历3月22日)，是南怀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为此，本会特向海内外广大读者、朋友征集纪念文章。

一、文章内容，可在但不限于以下范围：

1、读先生的书，或听先生的课，或感受先生身教言传，所受到的启迪，所作的反省，于身心修养、做人做事、生活工作、学习学术、自立立他、贡献社会，有何改善与进步。

2、对先生生平、事迹、身教、言传、学术的认知与理解，可从某件事、某个角度、某个方面谈，亦可从多角度多方面谈。

3、与先生交往的故事与感想。

4、受先生影响、启发，或发扬光大先生思想，应用在实践中，利于自他、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案例。

5、先生辞世以来，吾人在修养、行为、生活、工作、贡献社会等方面，有何反省、改善与进步。

6、其他。

二、体裁、字数不限，但希望精炼。

三、截稿时间：从即日起，至2017年底。

四、投稿邮箱：

ws@nanss.org

nanssw@163.com

五、不论用真名或笔名署名，均请附作者真实简介与联络办法。

六、所有来稿，本会将作为史料保存，并酌情在本会网站、微信平台发表。

七、投稿者，将有机会获邀参加有关纪念或学术活动。

南怀瑾学术研究会

南怀瑾文教基金会

联合发布

丁酉(2017)年4月17日

杨纪琬先生生于1917年11月，他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会计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我国社会主义会计制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会计学科创始人，为我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特别是会计法规制度建设、会计行业监管、会计理论和会计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为纪念杨纪琬先生诞辰100周年，弘扬他勤勉敬业、严谨治学、自强不息、奉献不止的精神和崇高品格，《会计研究》、《财政研究》、《财务研究》和《财务与会计》等4家杂志以及《中国会计报》特此联合举办征文活动。

一、征文期间

即日起至2017年10月。

二、应征文章要求

应征文章文体、主题、字数、写作风格等均无限制;要求结合杨纪琬先生的人物生平、工作经历或者思想主张等展开阐述，既可以是人物传记、追思回忆，也可以是与杨老思想主张相关的学术论文。

三、投稿方式

文章电子版同时发送到 yjwdc100@163.com和68528922@163.com，无需另寄纸质版。

四、文章发表及评奖

征文期间，根据投稿时间和内容特点，择优在《会计研究》、《财政研究》、《财务研究》、《财务与会计》和《中国会计报》等媒体陆续刊发。

征文结束后，将由全部应征文章评选若干篇获奖文章。获奖文章将被录入“杨纪琬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文章作者将获邀出席“纪念杨纪琬先生百年诞辰理论研讨会”。

五、征文评选专家

征文评选专家主要包括征文媒体负责人，以及：冯淑萍(全国人大预算工委原副主任)、王世定(原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汪建熙(中国投资公司原副总经理)、杨周复(教育部原部长助理)、杨周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教授)、杨敏(财政部会计司原司长)、李爽(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原副秘书长)等。

六、联系方式

《会计研究》编辑部刘国强：010-68528922 ， 68528922@163.com 。

想写一篇文章来纪念鲁迅先生，是几年前的事了，却羞愧自己的文笔，怕误了先生的英明，一直都不敢下笔。如果，要我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中涌现的若干伟人中选出三个人来代表我们这个民族，先生必是其一。我对于鲁迅先生的敬仰，是无法言表的。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其次是一位文学家，还是一名斗士、一位革命家，不愧于革命的旗手。

如果，仅用数量来衡量一个文学家的成就，那先生很难与当今的那些专业写手抗衡。他们堆砌文字的功夫已与工人堆砌砖瓦的功夫不相上下，这就是他们胆敢蔑视先生的原因，也是胆敢说自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原因，遗憾的是这句话也是出自古人之口，非他们原创。幸运的是，从古至今，从中到外，没有用数量来衡量文学贡献的。先生的贡献，仅仅是《呐喊》、《彷徨》、《朝花夕拾》和《野草》就可以站在世界文学史的山顶了，何况还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这一点，其实已不容我在这里多话，先生在世的时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就已经承认和肯定了他的成就和贡献。血写的事实不是现在的一些屑小之辈可以抹杀的，更不是现在的一些无耻之徒通过谩骂可以改变的。

现代文学在中国发芽以来，鲜有对历史具有批判意义、对现实社会具有指导意义、对未来进步具有积极意义的作品，而鲁迅先生的作品具有以上意义和作用!他的革命精神也体现在这些文字中。

首先是对历史的批判和继承。鲁迅先生对历史的批判是无情且深刻的，但是，请记住，他批判的是历史文化中负面的消极的保守的落后的部分，是“吃人”的那部分历史文化，而不是全部历史文化。相反，他比一般人更重视对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保护，更重视对优秀历史文化的继承。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全面否定历史文化，谩骂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垃圾，不适应经济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礼顶膜拜，完全背叛自己的祖宗!其中，竟有一些人打着鲁迅先生的旗号，以为先生是他们的先导，这是对先生最大的诽谤之一!鲁迅先生不仅继承了我们的优秀历史文化，而且，还发扬光大了我们的历史文化，他自己的作品和精神也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优秀部分!我们要踏着他的足迹，举着他的旗帜，在继承中发展、在学习中创新，不断发展我们的优秀文化，为世界文明作出中华民族的贡献!

其次是对现实社会的改造。先生所在的时代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出生、成长在清末，成熟、战斗于动乱的民国。他为什么要弃医而从文?就是因为他认识到医生仅仅只能医治个别人身体上的病，不能医治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病;医生仅仅只能挽救个别人的生命，不能挽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所在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旗手的时代，而他，就是一名旗手，他深刻的认识到这个社会需要改造，需要革命，而他，就是一名革命者。有人说，他没有拿起枪、举起刀，没有去冲锋陷阵，是的，革命需要行动的实践者，但是，革命更需要思想的实践者，革命的思想是革命的方向，革命的思想是革命的旗帜，没有方向和旗帜的革命是盲目的，无畏的牺牲有什么意义?别忘了，在他努力寻找民族解放与民族自强的道路时，更多的文人是合流同污，风花雪月，粉饰太平，如梁实秋、张恨水之流，最更悲的是，他们现在又“重生”了，红火了，历史又在重演!

鲁迅先生的精神是什么?就是革命。革命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就是创新。不断革掉落后的保守的腐朽的，创造先进的开放的文明的。这种精神会过时吗?永远不会!先生的革命精神在他的杂文里表现的最清楚，他努力与中华民族的一切落后的保守的腐朽的文化、思想、传统作斗争，与这些文化、思想、传统的代言人作斗争，他努力为中华民族的兴盛、强大寻取一条正确的道路，十分迫切的希望自己的祖国民主、富强、文明，十分迫切的希望自己的民族解放、自由。现在，我们不仅不能没有鲁迅先生的精神，相反，我们比以前更加需要鲁迅先生的精神!为什么?因为，革命还远远没有成功!就如毛泽东同志说的，建立新中国，只是万里长征成功迈出了第一步，后面的道路更加漫长而且艰巨。现实告诉我们，革命的任务还很艰巨，外部环境，资本主义依旧统治着世界，它们对我们的敌视和颠覆一刻也没有停止，军国主义、帝国主义随时可能死灰复燃;内部环境，官僚主义还十分严重，腐败问题还十分严峻，它们时刻都在威胁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严重影响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有时候，我都有点痛恨先生，为什么把中国人的劣根性看得那样深、那样准!可是，不得不承认，现实依旧每天在重演先生笔下的故事，无情的官僚、冷漠的看客，阿Q 一般的人物，活灵活现的生活在我们中间。所以，先生的时代并没有远去，这不是我们的幸福，这是我们的悲哀!今天，我写文章纪念鲁迅先生，不仅为我们的历史，更为我们的现在。我们要好好读一读先生的文章，好好想一想先生的用心，为着过去、为着今天，更为着未来!

永远纪念鲁迅先生!

走了的人，掉了的魂。最近，家里来了位不素之客。父亲的一位朋友离开只得把猫寄养了。记得鲁迅先生是仇猫的，我对这一副媚态的畜生也没什么好感。

哟，狗不是仇猫吗?说来也确实有理。如果可以这样概述，我宁愿做一只狗。有人提醒我，我有虐猫症。的确，朋友们没有说错，我对猫的敌意如同鼠一样，不同的是，我是人。

就眼前这畜生来讲，我是想进办法的来折磨它。诺大的房子中唯剩下我这只“狗”和一只等着灾难将临的猫。只怪它不知趣，一个劲的往我身边靠拢，我摆出一副慈善的面孔，酝酿着，如何让它死的更加具有意义。

世间的万物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评论它们原本不必那么严肃。但是，仇猫这点一一道来还必须是要出些认真。就像在网上写文章，发了出去，若稍不注意言辞，得罪了那种一言九鼎的“大人物”。便是难见风雨云雾一般的轰炸。不管你是幼稚无知的小孩，还是细腻成熟的大家。切记，勿与世争。猫则不同，它永远跟随着“潮流”。老虎凶猛吧?不及猫恐怖。狐狸狡猾吧?不及猫阴险。我最欣赏三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其次是既不好也不坏的人。有人问我说的这些不都是废话吗?不然，比如“猫”!

还未等我接着往下思考下去，这不知死活的畜生已挪到我身旁。以前很少和猫如此亲近，今日仔细端察它，确实有副妖艳的脸蛋。民间流传它是老虎的师傅我想大概也有它的纹酷似老虎的因素吧，黑黄交错的披在身上。不大的脸孔上嵌着一双黄色的眼，瞳仁则是黄色中的黑色一点，就是那么一点，让我觉得这东西如此邪恶。几道白色的胡须分别向嘴左右延伸，配合似的承托出它的“与众不同”。若它不动凭它的几分姿色，我个人也许也会被迷惑。但是，它错了，错在不该拱起身子，犯贱一般的走来。四只脚，分成了两排，每走一步，都是前面的前进，后面的跟上。装的不露痕迹，还不免让人觉得这是种艺术。就如同一些具有时代意义的绅士一般，肩上是劳国劳民的重担。为人民服务，服务与人民，等到人民被“服务”到了绝境，还口口声声念着这些关荣前辈的好。这点不得不令人佩服，只可惜我学不来。

鲁迅先生有一段话足可以概括我的想法，因为我没有鲁迅一样的文笔，凭现在的水平用千言万语也是不及他的，所以只得知趣的把他的作品“搬”上来。这点我确信，鲁迅先生如果地下有知，不但不会心生任何不满之意，反而还会热情的招待我一番。当然，这也只是我的幻想。不过，我没有将他人的成绩生生“套”在我身上，然后堂而皇之的去炫耀，不得不承认，在二十一世纪，这点小的不算功绩的功绩确实值得褒扬。悲哀吗?没必要，你尽可以收起无济于事的感情来。

“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命清高;鸷食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没有树立过‘公理’‘正义’的牌子”这是鲁迅先生一段言在此意在彼的盖括性的话。比如“猫族”吧，捉老鼠来说，且不谈手段何等下流，何等残忍，有一点倒是很多“有名望，有学识，有社会地位的‘成功人士’”都效仿的呢。猫啊，捉耗子，添的是自己的肚子，给自己找乐子，自己玩好了，吃饱了，还得了个荣誉的称呼，何乐而不为?可怜的就是那些，一直奉行它如此廉洁的人儿。这时我们便可以拿出积攒已经的感情来宣泄一下。

如我所想，这只可爱的小猫猫真的玩够了，到了正午，父亲的朋友来领它。它可是迫不及待的飞奔到主人的怀里。那一刻，我心里不禁痛快的又多了一条仇猫的理由：这畜生，真是不懂礼貌。

今天，我们还一同参观了郭永怀先生纪念馆，整个展馆通过用图片、视频、及珍贵的文物资料，全面展示了郭永怀先生的卓越功勋和大师风范。

郭永怀先生是我们荣成人，中国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郭永怀先生满怀报国热忱，毅然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生活环境，带着妻儿回国参加建设，致力于我国核武器发展，参与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装置再到核航弹、导弹核武器的建设。1968年12月5日凌晨6点左右，郭永怀先生因飞机失事去世，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他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竞完好无损。原来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郭永怀先生想到的只是用身体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技资料!一个人在生命完结的那一刻，还能想到用自己最后仅剩的躯体去保卫者国家的机密，那他是何等的英雄和智者。

岁月在流逝，但人们对郭永怀的缅怀将日益深切，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卓越贡献，不会忘记他为国家富强、科学进步而无私奉献、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新一代的我们也将永远会记得他的瞩目精神，在这位先驱的注视下，为祖国的明天开始每一天的奋斗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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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纪念钟书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一个杰出象征，总结一代大才成长的基本经验。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钱钟书先生的相关材料，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特邀顾问、著名学者和作家钱钟书先生，于1998年12月19日，带着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无限挚爱和眷恋，带着他无穷的睿智和学识，离我们而去。时光荏苒，但我们对钱先生的缅怀之情却益发深切。这使我想起俄罗斯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悼念杜勃罗留波夫的诗句：怎样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怎样的一颗心脏停止了跳动!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正在生机勃勃地走向新世纪。整个学界都在思考，如何通过不懈的努力，产生出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家，以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推动中国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因此，纪念钟书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一个杰出象征，走近他，认识他，深刻地探讨他的学术道路和学理体系，总结一代大才成长的基本经验，以往鉴来，开拓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更高历史水平的繁荣鼎盛的前程。

学贯中西，熔铸人类文化精华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结晶。他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幼承家学，天资过人，青少年时代就练就了文史方面的“童子功”。1933年钱钟书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归国，曾在多所大学任教。1953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后相继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

钱钟书的一生，是以生命的极限去探索人文写作和人文学术的极致的。他解放前出版了集幽默睿智于一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描绘旧中国知识分子百相的长篇小说《围城》，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的《谈艺录》;解放后出版了《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石语》、《槐聚诗存》等，待出版者还有《〈宋诗纪事〉补正》，等等。他还参与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中国文学史》的工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50年他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并翻译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0年他又参加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的工作，断断续续直到“文革”开始受冲击“靠边站”，工作才停顿下来。到1972年，他从干校返京后又于1974年参加了英译工作，终于使《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得以出版。在将毛泽东著作推向世界的工作中，钱钟书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他从不以此为耀，宣示他人。

钱钟书不仅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拉丁文、西班牙文，而且对西方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哲学、心理学以至各种新兴的人文学科，都有很高的造诣和透辟的理解。

钱钟书先生对我国古代的经、史、子、集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立足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努力打通古今中外，使之熔于一炉，并铸广博的知识与精审卓识于一体，使丰富的原创性发现和坚实的学理性论证二者达到完美的统一。《谈艺录》是钱钟书青年时期之作，书中对许多问题都作了前无古人的发掘和辨析，出版之初就以视角的独特、观点的新颖和材料的丰赡充实震动了学界。《宋诗选注》是钱钟书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完成的一项成果，对传统的选学开拓了崭新的境界。这部书既有普及性的一面，可供雅俗所共赏，同时又体现了钱钟书对宋诗乃至全部中国古典诗歌的深湛研究，资料极为繁富，论述多有发明，体例独特别致，充满了创造性，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管锥编》是钱钟书晚年的力作，现已出版的几卷远非钱钟书计划的全部。最初设计为八卷，而只完成四卷，后出的第五卷是前四卷的“补遗”。如果天假以年，这部著作的规模一定还要更加宏伟。但就目前出版的五册来看，它们依托对《周易》、《毛诗》、《楚辞》、《老子》、《左传》、《史记》等典籍的独到研究，而又涉及后代许多文化论著和文学作品，熔铸古今，观照中外，就这些典籍中所涉及的文化、人生的诸多问题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并得出许多精辟的结论，堪称当代学术一座高峰。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自觉而科学地梳理和弘扬中华文化，在人类文化的总格局中把中华文化安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从而推动中华文化有力地走向世界，并努力打通中西之间的隔阂，自觉而科学地吸取和借鉴一切外国文化的优良因素，从而使我国新文化建设的路途更宽广也更健康。

钱钟书的全部工作，归根到底，就是提炼和熔铸人类以往文化的精华，并努力把它推向更高更美的境界。他对中华文化的精通，他对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他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对西方文化予以大气包举、融会贯通的魄力和驾驭力，在当代学林是高居峰巅，很少人能够企及的。钱钟书是世界级的学者，他的眼光也富有前瞻性。这一点世界上也有公论，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先生唁电中说“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可以说，钟书先生在文学上是一个全才，既是一位大学者，又是一位大作家。他最早成名之作是旧体诗，受到许多学界耆宿的称许。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影响更大。钱钟书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一个与他的学术成就相平行而又相关联的课题，值得我们仔细地研究和总结。

嗜书如命，超常勤奋成就天才

我们回顾钱钟书的学术创新机制，更感到他的学术战略眼光高人一筹。他总是想方设法，尽量广泛地汲取有实质价值的世界人文学术的前沿知识，用以激发和培植自己独立创新的能力。钟书先生精熟典籍，许多人以为他是位“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老先生，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误会。虽然钱钟书安坐斗室，晚年几乎是足不出户，但是世界思想界的动态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伦敦的《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的，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一些新观点、新学说都逃不出他的视线。

他对学术事业的态度，用严肃认真、兢兢业业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他的顶真严谨几乎到了苛刻严酷的程度。他的书几乎没有一部在重印或再版时不作大大小小的修改。他的《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到1984年再版，所作的补订，篇幅几与原作相等。补订本不但增加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辨析和阐发，还大量吸收了西方新学科、新理论的成果，使这部30多年前的书依旧能够傲然屹立在当今时代的学术前沿。《管锥编》虽然1979年才出版，但很快就有了新的补订，第五卷就是“补订”的结集。

凡是钱钟书的朋友、同事或学生，或者哪怕是仅仅与钱钟书交谈过一次的人，都会对钱钟书学问的广博、思维的深刻、反应的敏捷、悟性之高、记忆力之强，叹为观止。钱钟书的天资禀赋我们很多人不具备也学不到，可以而且应该学习的是他那超常的勤奋。他的成就再一次雄辩地说明：勤奋，唯有勤奋，是实现和完成天才的真正必要条件。

关于钱钟书的勤奋，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据50年代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一些同志回忆，他们当时还是青年人，而钱钟书早已是名震遐迩的大学者了，可是，他们每次进入线装书库，几乎都会见到钱钟书。钱钟书拿着铅笔和笔记本，不断地翻检书籍，不断地抄录、作笔记，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半天。有时，他会在那里向青年人介绍各类古籍，告诉他们这些书的插架所在，历历如数家珍。文学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线装书十分丰富，许多线装书的借阅卡上只有钱钟书一个人的名字。文学研究所图书室当年收藏有许多好书，特别是珍贵的外文书，其中不少就是他帮助订购或搜寻来的。据说他精读的每一部书都反复批点，有的连天地两头和页边都写满了，再也找不到一点空地方。现在整理出版的《〈宋诗纪事〉补正》就是批注在《宋诗纪事》空白之处的。他的夫人杨绛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钱钟书撰著《管锥编》时，她为他整理、检点笔记本，整整费了两天工夫，装了几大麻袋。《管锥编》印出的书虽然只是5本，可是钱钟书为它作了多么长期、多么深厚的学术积累!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无书可读，他就反复地读随身所带的字典和笔记本等。

还应该一提的是，钱钟书在为人、治学上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在学术上直言不讳，对于自己不同意的意见，总是坦诚地谈出自己的看法。与此同时，对一些向他请教的青年人，尽管问题不大，甚至比较浅薄，他一般也从不表示不屑，更不以自己的学问骄人，而是循循善诱，问一答十，把他们的问题和思考引向深入。他就是这样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为人和言行上也为后辈学子树立了楷模。

历经风雨，爱国情怀终生不悔

钱钟书先生留学英、法，谙熟西方文化，但从不以此为傲。早在1945年，一位友人就在一篇记述钱钟书的文章中写道：“他为人崖岸有骨气，虽曾负笈西方，身上却不曾沾染半点洋进士的臭味，洋文读得滚瓜烂熟，血管里流的则全是中国学者的血液。”这段话很能再现钱钟书的风貌。打开《槐聚诗存》便可以看到许多怀念家乡与祖国和凝聚着爱国激情的篇章。

1938年，他留学英、法结束时，像他这样杰出的俊彦，当时在英、法找个收入丰厚的工作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此时祖国正处在日寇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他怀着“相传复楚能三户，倘及平吴不廿年”(《槐聚诗存·巴黎归国》)的赤诚的爱国之心，毅然地回到了“忧天将压、避地无之”、“国破堪依、家亡靡”(《谈艺录》)的故国。

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有的人流亡国外，可是钱钟书偏要留在大陆。杨绛先生后来在《干校六记》中怀着诚挚的感情忆及这件事时说：“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文革”中，钱钟书受到冲击，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杨先生曾问钱钟书：“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钟书毫不犹疑地回答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表现了钱钟书对新中国、对中华这块热土和对安身立命基础的传统文化无限的热爱，不管国家怎样贫困落后，也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折和苦头，自己受到过多么不公正的对待，他都不更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几十年来，他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一道，历经风风雨雨、共度艰难险阻，也共享收获与成功。他始终积极地工作着，用他满腹才华和生花妙笔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提供着最好的精神产品，也为世界的知识宝库积累着财富。他为此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和生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最可宝贵的品格。

钱钟书自己虽未参加共产党，但他的唯一的女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钱瑗(不幸先于钱钟书病故)就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钱钟书和杨先生还拥有不少共产党人的朋友。钱钟书与胡乔木同志是清华的先后同学。乔木同志对钱钟书的人品、学问、诗才一贯佩服之至，曾一再向不了解钱钟书的人宣传钱钟书是“稀有金属”，并批评过个别人对钱钟书的误解和诋讦。乔木同志在遇到问题时也经常向钱钟书请教，钱钟书也总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8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请钱钟书担任了副院长的职务。院里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的事情不轻易地打扰钱钟书，但学术方面的重大事情，则一定要请示他，并充分尊重他所提出的意见。而钱钟书也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力所能及地为扩大本院的国际影响而努力。依我看，乔木同志与钱钟书之间的友谊，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人交谊，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良好关系的典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包括人文学术发展的新纪元。它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给我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钱钟书对这一新的方针政策是由衷拥护、全力支持的。他的长达100余万字的《管锥编》开始写作于“文革”未终、“四人帮”尚在肆虐之时。而这部体大思深的著作中没有一句趋时的话语，完全是钟书先生郁积多年思考的集中表达。《管锥编》的写作正像一朵迎春花预示着繁花似锦的春光就在眼前。钱钟书的学术成就是与国运同兴的。我们应该高度重视钱钟书的学术文化创造成果，也应该充分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给我们国家所开创的发展机遇。

淡泊名利，人格风范永留人间

我和钱钟书先生相识得较晚，但也是钱钟书著作的热心读者。我到社科院工作之前，曾在几次会议上见到过钱钟书，每一次我都特意趋前问候，并曾专门去看望过他。到社科院工作之后，我先后有几次去医院探望他，钱钟书和杨绛慢慢和我熟悉了，有什么心里话，也愿与我坦诚交换。去年11月，恰逢他88华诞，我曾和几位同志特意到北京医院，向他献上一束花，祝愿他早日康复。那一天他和杨先生都显得很愉快。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党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一直关心、惦记着钱钟书的病情。我每次见到总书记，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钱钟书的近况。1998年12月19日晚8时三刻许，总书记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12月18日晚关于钱钟书病危的报告，心里十分着急，即给杨绛打电话。通话后，总书记默然良久，后在病报上写道：“本拟去看望，后考虑给杨绛同志打一电话，不料钱老已于凌晨7时许逝世。我向她表示沉痛哀悼。”杨绛后来专门让我转达她对总书记和中央其他领导的关心表示诚挚的谢意。

杨绛坚持钱钟书的遗愿，要求后事一切从简，遗体由二三亲人护送，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并恳辞花篮花圈。我们既为二位先生崇高的思想境界而感动，又觉得那样做未免简慢了些，难以充分表达对这位大学者的哀悼之情。但是为了尊重二位，经过反复研究，我们还是尊重了他的遗愿。钱钟书生前淡泊名利，去世也希望能摆脱掉一切虚礼和俗套。按照他的遗嘱，连骨灰也不曾保留。但是，钱钟书先生是不朽的，他的音容笑貌、崇高品质和等身著作将永远地留存于天地之间，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我同郭永怀先生和李佩先生相识是在1953年，地点是加州理工学院，当时郭先生利用学术休假到加州理工学院和钱学森先生进行合作研究。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彬彬学者，属于我的老师辈。在此期间我和郭先生的接触很少。两位先生的合作显然很有成效，因为不久钱先生就发表了以庞加莱、莱特希尔、郭永怀命名的著名论文PLK方法。

中科院力学所成立，钱先生急切地盼着郭先生回来和他一起工作而且告诉我们郭先生将很快回来了。果然，1956年10月郭先生全家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到北京。火车抵京那一天由于某种原因钱先生未能到车站亲自迎接。因为我能认出郭先生一家人，所以就派我去了。接到后郭先生夫妇和女儿郭芹住进了北京饭店。

郭永怀先生的到来明显加强了中科院力学所的领导力量，分担了钱所长的许多工作，明显加速了中科院力学所的建设。钱郭二位先生相互了解很深，有深刻的友谊，各方面都十分默契。他俩研究问题，心领神会，很快便能得出统一意见，郭对钱也十分尊重。这是办好中科院力学所的绝好条件。事实证明也确实是这样。

初到中科院力学所，郭先生的名义是学术秘书，不久改任副所长。郭先生很快便把帮助钱先生整顿所的秩序，订立规章制度。例如，郭先生把所图书馆每月增订外文期刊的工作统一抓了起来，改变了过去随便有哪位高研同意便订的混乱做法，避免了许多重复和浪费。郭先生直接抓图书馆的工作，不久中科院力学所图书馆便成为全院最好的图书馆之一。又如1957年全国第一届力学大会之后，决定创办力学学报，郭先生承担了繁重的主编任务，使力学学报一开始就有个高起点，他调来在所工作的北大数学力学系研究生毕业的董务民担任责任编辑，为力学学报的征稿、审稿、定稿确立了一整套规则。郭先生的领导下力学学报越办越好，成为我国最好的学术期刊之一，在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至今在经过五十多年风风雨雨之后，郭先生对力学学报的影响尤在。

郭先生在国外主要是从事理论工作和解析工作，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选定的课题都是国际上的难题。他不畏艰险硬是坚持用解析方法把它们做到底，得出重要的结论。这些工作使他在国外学术界有很高的声誉。为此人们往往把他看作一位单纯的理论家。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也很重视新技术和实验工作，而且为新成立的中科院力学所带来了新技术和实验手段。这至少包括当时世界上出现不久的激波管技术和等离子体动力学。后来我了解到，原来在郭先生准备回国之前，他曾经专门考察过他认为为我国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新技术和新领域。

严格说钱先生和郭先生都是以应用数学为主要工具的理论家。这里说的理论家是那些其本人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但同时对于其所进行的理论研究的实际背景有深刻的了解，对理论研究的现实和可能的应用有明确的认识，对理论研究还需要那些实验研究的相互配合有充分的认识。因此两位先生有过人的宽广视野和长远战略思考。一次郭先生当面问我，领导一个研究所的人应当是有理论见解的(好的以实验为主的科学家同样可有很高的理论见解)，还是什么别的人。我的回答是前者。当时他感到满意。我想这是因为如果科学研究缺少高一层次的理论指导、理论研究或实验研究便会失去方向，落到跟着别人走的地步，难以有所创新。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59岁。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仍不忘嘱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中山先生，穿越历史的洪流，我多想见到您!

那时的我必然是黑发齐耳，布衣长裙，眼里盼望光明的一个普通青年。我的怀里放着您的一本书，我时常会借着阴霾天空下的晨光阅读：我年轻时学医，后弃医从政，立誓颠覆满清造福国人，离开香港时，母亲大人眼见我常年奔波心疼规劝，革命的目的在于救人，行医的目的亦是救人。同是救人何必东奔西跑。我说母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行医只能救助很少的人，而革命却能救助中国亿万大众。两百六十年亡国之痛，二千余年专制之祸。中国睡梦之深，满清政府腐败不堪恰如江河日下，如此黑暗的政府，只能带给人民灾难和罪恶连绵不绝。今日革命风潮已经兴盛，人民思想逐步开通，我们当鼓起勇气，乘此良机，推翻满清政府，建立真正的人民之国。革命者革之以命，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人民之幸福，其价值之重可知，屡败屡起百折不馁岂畏其难其痛，为了千千万万的百姓不再水深火热，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不再背井离乡。

先生的良言萦绕耳边惊醒着我。我随着队伍，手里握着革命的火光，我要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我走过的每一条街道，我要把新时代的号召告诉更多的人。我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是如此有限，但是当我们团结起来，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而共同前进，相依的臂膀正将夜空划亮!

中山先生，翻过历史的坎坷，我多想搀扶您!

这时我已毅然的加入到了护国运动的行列。因为未到100天的安定就如昙花一现又流亡动机不纯人之手!因为我清醒地看到窃国之盗的卑劣和破绽!因为我坚信历史不会重演悲剧!这时，我耳边听见了先生熟悉的声音：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民众，仍被奴役着;民国应该自由之国，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权力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权力小的自由。民众，没有权力、没有自由;民国应该是博爱之国，可民国六年来，我们又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民众对当权者恐惧的爱，而当权者对民众，只有口头上虚伪的爱。我孙文此生，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

我追随您奔波的脚步前往云南，我追随大军的脚步迈向北京，这个历史不容荒诞之人去颠覆，这个国度凝聚着一股力量它叫：人民，人民的心中扎根一个理想：共和!

中山先生，踏大地讴歌时代，我多想呼唤您!

我是一个生活在当代的大学生，我抬头随时会闻见幸福的花香，我骄傲的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人是您的革命事业的亲密的朋友，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断实现和发展了中山先生您及一切革命先驱们的伟大抱负。今日之中国，到处是发展和进步的蓬勃场面，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积极投身有实业，昔日积贫积弱的历史旧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日之中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五十六族兄弟姐妹齐座人民大会堂，为国家勾画蓝图。今日之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奥运会上世人再次朝拜东方的神韵，百年世博终在上海建起一座通向世界的桥梁。请允许我在这样感动的年代里像您鞠上深深地一躬。

如果历史赋予了先生一种历史的革命，那么时代变便向我们发出了走向强大的号召，构造理想的伟人们，保卫家乡的军人们，建设祖国的栋梁们，同学们，朋友们，我的兄弟姐妹们，我在与您说话!历史的火炬正传递于我们的手中，我们正感受着那份热得发烫的期盼!

让我们沿着中山先生的足迹继往开来，让我们接过新中国的责任筚路蓝缕，让我们随时青年的洪流君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