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钱伟长作文【实用八篇】

导语：首届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授予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薛其坤。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物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薛其坤，1963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市，材料物理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教授，现为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院长 。

1980年9月考入山东大学光学系，1984年7月毕业到曲阜师范大学物理系任教。1994年获得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1999年8月回国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1999年9月至2005年9月任中国科学院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0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5月到清华大学物理系工作，2005年11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6年12月任物理系副主任，2010年7月任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2013年3月任校长助理、科研院院长、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5月任清华大学党委委员、常委、副校长[2] 。2016年9月，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奖金100万美金。

2017年1月，在未来论坛2017年会，颁发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同月被评为2016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科技创新人物”。

2017年05月，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网易科技讯1月15日消息，首届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首届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授予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薛其坤。

在颁奖典礼上，薛其坤发表了获奖感言。他回忆了自己从小山村出发，到济南读大学、到曲阜工作、到日本留学、最后回到清华大学的历程，他认为未来科学大奖所给予的不仅是一个奖项，更是人文情怀，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他认为目前是中国科学家的黄金时代，他希望以此为起点更加努力。(温泉)

以下是薛其坤获奖感言：

我叫薛其坤，薛宝钗的薛，薛定谔的薛。50多年以前，我出生在山东沂蒙山区的一个小山村，家乡非常贫穷。我就像一只小船从非常简单的地方出发，到济南读大学，到孔子的家乡曲阜工作。然后，来到了我们的首都北京读研究生。然后又东渡日本的仙台，和鲁迅先生做校友，留学、学习。然后又到美国的北卡Aspnes门下做博士后。在地球上转了一圈以后，又落脚于北京，落脚于清华大学。今天我代表我的团队走到了这个崇高的舞台上。我想说能够登上这样的舞台，我是特别幸运的人。所以，我感激，我感恩。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的妈妈，她不识字。但是，她不但给这个小船赋予了生命，她让我识字，我还能说点英语。我感恩他们。

第二，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和我优秀的儿子。他们一直是我24小时工作强度下的强大支撑和源泉。

我还要特别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必要努力的伙伴，像贾俊峰、马旭村等等，以及又是非常优秀的博士生学生。

我还要感谢我的合作者，理论上的，大家今天看到了首晟。还有我在国内外的合作者，他们在不同的阶段都帮助我。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两位导师，陆华教授和Sakris教授，他们在小船不好用的时候修理修理，使小船在关键的时候保持正确的方向。

很多人在我的一生中给我提供帮助，包括我所在的学校清华大学，原来的物理所。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的亲戚，我的领导，都给了我很多帮助。

在此，我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是第一次参加“未来科学大奖”的颁奖典礼。我想借此机会代表一个科学家感谢“未来科学大奖”，感谢“未来论坛”，特别是感谢“未来科学大奖”的捐赠者们。我知道你们做你们的事业，像我们做研究一样，非常得不容易。但是，你们用你们的无私奉献，在中国的科学发展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你们给我和卢教授的不仅仅是沉甸甸的奖金，更多的是一种人文的情怀。这在中国的科学发展史上是里程碑性的事件。他们希望我们科学家推动中国的科学，使中国的科学对世界文明、对人类进步做出贡献，弘扬的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我感谢你们!

在座的还有外国朋友。你们也知道中国的科学家在世界上是最幸福的。中国的科学处在黄金时代，我本人就是这个黄金时代的幸运者。今天，我非常荣耀能够获得这个奖。这笔沉甸甸的奖金又给我这只小船注入了核反应堆式的动力。我会以今天作为新的起点，把我的小船加足马力，奔向未来。

50年以后，我这只小船再次来到这个舞台，把卢教授拿到的“生命科学奖”再囊括到我的手中。

谢谢!

作为第一个获“美国诺贝尔医学奖”肯定的中国人，满头卷发、戴着眼镜的女科学家屠呦呦直到领奖这天，才从巨大的“集体”中露出身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屠呦呦隐藏在巨大的“集体”中。9月23日，在纽约举行的美国拉斯克医学奖的颁奖大会上，这位满头卷发、戴着眼镜的女科学家将金色奖杯高高举起时，在地球另一侧，好奇的中国民众才第一次看到这张陌生的面孔。

可她却是第一个获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肯定的中国人。作为美国最有声望的生物学奖项，一直被誉为“美国诺贝尔奖”。至今获奖的300多人中有80余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拉斯克奖也被誉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无怪乎外界评价她为“距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

颁奖典礼上，这位81岁的老人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可在中国，这位“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背景、无两院院士头衔”的科学家，却没有获得太多认可。当她凭借40多年前的研究成果，第一次被推到幕前时，她的感言仍带着集体主义的烙印。

“荣誉不是我个人的，还有我的团队，还有全国的同志们。”她说，“这是属于中医药集体发掘的一个成功范例，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

弗雷德里克·桑格

英国生物化学家。1958年，测定出胰岛素的氨基酸排列顺序，首次荣获诺贝尔化学奖。1980年，又发明测定ＤＮＡ碱基排列的方法，再次荣获诺贝尔化学奖。

致21世纪中国青年科学家的一封信

我很幸运地获得了两次诺贝尔奖。我的工作能得到这么高度的认可，这当然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但真正的乐趣却蕴含在工作本身之中。科学研究就像发现新大陆，你不断地尝试以前没有尝试过的新事物。这些尝试中有很多是没有效果的，使你不得不尝试另外一些新的事物。有时，尝试是奏效的，并且告诉你某些新东西，这的确是令人兴奋的。不管怎样，也许一点点新发现就能伟大到足以让人产生“我是知道它的惟一的人”的想法，然后你就会有兴趣思考所发现的东西将指导和决定下一次尝试应是什么。科学研究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你总是可以进行一些不同的尝试，它从来不会使人厌倦。事情进展顺利是令人高兴的，事情进展不顺利是令人痛苦的。有些人在遭到困难时就泄气，但我在计划遭受挫折时从来不着急，我会开始设计下一次实验，整个探索的过程都充满了欢乐。

有了新发现，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有的人也许会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来宣泄自己的激动，比如驾热气球周游世界或步行到北极。现在，地球上可供人类发现的新地方不多了，但在科学领域却可以发现许多新东西。踏上探索未知领域的征程是相当有意义的，也是相当激动人心的。

有时候我问自己：“要获得诺贝尔奖，什么是我必须做的？” 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我从没试过”，但我知道有一种方法是得不了奖的。有的人投身于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得奖，而且一直千方百计地考虑如何才能得奖，这样的人是不会成功的。要想真正在科学领域有所成就，你必须对它有兴趣，你必须做好进行艰苦的工作和遇到挫折时不会太泄气的思想准备。

在这个国家，如果你在大众报纸上阅读到一些有关科学的文章，也许你会有这样一种感觉：科学很像是奥林匹克运动或一场足球赛，所有的科学家彼此之间互相竞争，看看到底谁能首先作出发现和获奖。事实不是这样的，科学家为了人类利益一起工作，就像一支队伍，他们不仅仅为了“看看谁是最聪明的”而竞争。我所取得的任何一点进步都是紧密建立在其他实验室别人的前期工作、建立在与别的科学家有益的讨论和建议的基础之上的，而我的一些工作成绩也为其他人的发现作出了贡献。当然，也有很多明显的对抗存在，但这不是有益的，也常常不是严肃的。

我认为我最重要的发现是测定ＤＮＡ核苷酸顺序的“直读法”，这一方法现在正被用来解读人类基因组序列。人类基因组也许是最重要的化学物质，因为它包含了我们人体结构和功能的所有信息。如果我们把它比作一本说明书，那么它就是一本大部头的书，事实上它更像一个图书馆，因为它包含了３０亿个字母。一本书也就由２６个字母不同的组合组成，要想表达的意思和想传达的信息都包容在这２６个字母的顺序中。ＤＮＡ仅有４个“字母”，即Ａ、Ｇ、Ｃ、Ｔ（当然这些不是真正的字母，而是化学物质），基因的信息就包含在这顺序中。现在，许多国家的许多研究机构都在研究这一顺序。实际上，ＤＮＡ不仅仅像一本包含遗传信息的说明书，ＤＮＡ也做许多诸如催化生命进程的事。

人们对了解基因组序列能实现什么目的已经有很多推测，一些政治家和报纸已经预言“它将可能治愈癌症或使人活到１３０岁，这些在目前还是无用的推测，但我认为它也许将对医学有益。如果你有一部机器，比如一辆汽车，它出了故障，那么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说明”书，了解一下它是如何运转的。到目前为止，这在医学上还不可能，但我相信如果我们搞清了基因组序列，那么就能更好地了解我们的身体是如何动作的，并且当我们生病时，我们就能知道是什么出了毛病，这是可能实现的事。的确，科学家对遗传性疾病的了解已经越来越多，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你有一本书，它是用你所不懂的一种语言写的，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字母的顺序。在你能弄懂这种语言并且搞清它说的是什么意思之前，你还将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同样地，当我们有了基因组序列，在完全明白它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能让我们达到什么目的之前，我们也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这将是这个新世纪的重要课题，它将导致激动人心的新发现，它给每个有兴趣加入这项带有冒险性的探索、有志于成为科学家的年轻人提供了好机会。

让·多塞

法国免疫学家、医学家。发现人类白细胞表面抗原系统及其在输血和器官移植中的作用，荣获１９８０年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

致中国的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

我向青少年和青少年的父母们建议：

一、请尊重他人，每个人都与众不同；他和你一样，也是这个世界上的独一无二的人。

二、请尊重他人，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惟有让其自立，才能使其自尊。

三、不要给他人造成痛苦，不论伤及的是肉体还是精神；在你伤害他人时，也将给自身造成伤痛。

福井谦一

日本化学家。提出化学反应中的前线轨道理论，成为解释、探索化学反应的有力工具，荣获１９８１年诺贝尔化学奖。

大自然引导我走上科学研究之路

我喜欢在雨后的山路上散步。我常走的那条山路是一条自然形成的崎岖小路。雨后走在路上，泥水裹脚，一步一滑，常常弄得浑身是泥。不过我还是乐于此道。尽管我已年逾六旬，然而这种弄得我浑身是泥的散步，至今仍给我带来说不出的喜悦。我喜欢把自己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儿时的回忆，几乎都是那些直接与大自然接触得来的体验。也许这些体验并不那么可靠，但这些体验使我认识了大自然，它给了我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我切身体验到大自然那无比的深奥、美丽和微妙。我生长在一个与科学没有什么缘分的普通家庭，正是在大自然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切身体验，使我后来选择了从事科学研究的道路。大自然不仅把我引向了化学王国，它也是我探求化学理论时的一位不可缺少的老师。我正是由于在少年时代亲近大自然、被大自然的深奥所吸引，才走上了研究科学之路。当自然科学已成为我终生事业的时候，当我要尽力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时候，我进一步感受到大自然那令人无比敬畏的存在。

西德尼·奥尔特曼

加拿大分子生物学家。发现核糖核酸ＲＮＡ的生物催化功能，荣获１９８９年诺贝尔化学奖。

关于科学的一些想法

在我１２岁的时候，得到了一本塞里格·海茨所写的《原子的说明》一书。这本书简明地概述了元素周期表和原子的结构，它深深地吸引了我。这本书使我了解到：元素周期表的设计不仅是科学的，并且是十分优美的，而元素周期表对于当时人们尚不知道的元素也作出了科学的预见。这一切都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可以肯定地说，这本书唤起了我对原子物理学的爱好。

我的父母总是鼓励我学习，并培养起我对学习的兴趣。他们认为：读书、接受教育和努力工作，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我相信，这些道理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都是至理名言。

皮埃尔－吉勒·热纳

法国理论物理学家。将为研究简单体系中的有序现象而创造的方法，推广到比较复杂的物质形式，特别是推广到液晶和聚合物的研究之中，荣获１９９１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致辞中国青年

善于做精细工作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这在工艺和艺术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现代科学研究中，中国人也能够显示出同样的优势。

年轻的中国学子们不应当只关心计算机、通信等流行技术，你们首先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自然的深入理解上。或许下个世纪指２１世纪，编者注，最需要我们加深了解的是有关生物学和神经生理学方面的问题，以及我们对未来社会伦理道德的思考！

科学发展加重了我们建立公正、自由的新世界的责任感。

乔治·夏帕克

波兰裔法国物理学家。开发了高能物理学研究中的重要粒子探测装置———多丝正比计数管，荣获１９９２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永远不怕为时已晚

如果还为时不晚的话，我也愿意离开我生命旅途中的这个阶段，离开粒子物理学的战场，做一些其它尝试。那将是一个情况更复杂、更触及人性本质的新战场。我在集中营时的同伴教会我：永远不要怕为时已晚。梦想明天，就是已经设计了未来……那么，也就是做好了一生的安排。

詹斯·Ｃ·斯科

丹麦生物化学家。首先发现人体细胞内转运离子的酶———钠离子、钾离子－腺三磷酶，荣获１９９７年诺贝尔化学奖。

致中国青年

科学进步对社会发展是重要的，而年轻人对科学和科学传播的兴趣更重要。

科学包含许多方面，可区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基础科学以增加我们对自然界的理解为目标，并没有直接的实用价值。基础科学质疑已被人们接受的事物，拓展我们的知识疆界。应用科学利用基础科学获得的成果，并把它们转化为有用的东西。

基础科学研究首先是在大学里进行的，它的特点是其研究结果不可预测。为了促进基础科学的发展，让科学家排除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自由地选择研究课题是很重要的。即使这些研究的成果在开始时似乎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但它最终———有时会延迟许多年——会变得有用。因此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的基础，从而也是全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

做基础研究是令人激动的事，在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时你是自由的，或者至少应当是自由的。质疑人们已接受的事物、努力拓展知识的疆界、得到从未有人获取过的新信息，是对你想象力的挑战。你决不会知道你将取得什么成就，从平凡的、到最出人意料的、以及最重要的成果，都有可能。但是，如果你仅对结果感兴趣的话，就不要作出当科学家的选择，否则这种选择就可能成为一件令你失望的事。

绝大多数科学成果，都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参与建筑的科学大厦的一砖一木，因此自由交换信息是很重要的。那种某一研究成果直接构成新大厦基础的情况极为罕见。只有乐于思辨和系统地阐述问题，乐于努力追寻解决的办法，并且能够从日常的理论或实验中获得满足，你才能真正成为一名科学家。而且一旦你成了科学家，你就不可能再找到比做科学家更好的工作。谨致最诚挚的祝福。

如果你选择作为一名科学家，祝你好运！

汉斯·德默尔特

德裔美国物理学家。发展了原子精确光谱学和改进了离子陷阱技术，荣获１９８９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致中国青年

或许你会对科学产生兴趣，那就去读一下《浮士德》这本书吧！

（摘自《48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寄语中国》）

近来，类似“中国女博士打破牛津大学八百年纪录，功课全满分”、“19岁的牛津博士———中国天才少女扬威英伦”等激动人心的文章被一些报刊、网站炒得热气腾腾。

昨日，文中的主人公致电本报，认为这一批和她有关的新闻存在部分“想当然”的事实错误，对科学精神、对其本人名誉均有损害，希望通过本报澄清一下。她声明：

一、我没有获得博士学位。

二、我所学的学科———数学和计算科学不是百分制。

三、所有关于我的新闻报道，记者均未亲自采访过我本人，成稿后也从没有经我核对或同意。

四、敬请各新闻媒体、杂志、网站不要再转载关于我的这类文章。

记者附记

主人公吴杨，英国牛津大学本科学生，现在中盛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实习。

一些报道误称吴杨“获得博士学位”，将其优异的专业成绩写成“满分100分”。吴杨一直谢绝记者采访。不幸，依然让执着的记者们在迂回的探访之后，写出了此类文字。不知内情者，会以为这些故事都出自她自己之口，这使她感到非常窘困和尴尬。

而碰上对“正面”赞扬自己的文章如此“挑三拣四”者，也是记者难得一遇的“不幸”。

一个20岁的大学生，面对国内外的“盛誉”，以平常心待之；对非己之荣，绝不泰然领受。其严谨求实的生活态度，令人心生敬意。(李志强)

■新闻事件：

神话流传已近一年

近一年来，关于“牛津少女”的报道引人注目。去年12月20日，某报称吴杨“在大学一年级期末考试中，数学、计算机等11门功课全部考取了第一，这在牛津大学建校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并称牛津大学破格授予这位中国女孩博士学位和6万英镑的最高奖学金。

然而昨天，牛津大学圣休斯学院院长德里克·伍德声明，关于吴杨的报道严重失实。吴杨本人也称，记者根本没采访过她。

据报道，“牛津少女”神话的出笼始于吴杨的父亲和客人的一次饭局谈话。人们想知道，为什么这种根本经不起推敲的神话能流传如此长的时间。

■社会学者：

杜撰英雄是落后心态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沈杰博士说，此前有百多篇关于“牛津女孩”的报道，其实只要我们冷静想想：在法制化程度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获得奖学金、学位的程序非常严格，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神话？我们的现代化属于“晚发型”，在这一阶段，急于求成是国民的典型心态，通过杜撰英雄表达对社会发展的愿望有一定的社会需求，迎合了部分人在海外成功成名的愿望。但科学和学术上的英雄从来不可能横空出世，杜撰英雄本身就是一种落后的心态。

■教育专家：

要珍视孩子的独特性

北师大教育系主任劳凯声教授说，许多人为了进入高层次生活，把梦想寄托于教育，对子女产生过高的期望值。但家长应该看到，每个孩子的天分不一样，要珍视孩子的独特性，让孩子在适合的方向发展。如果全社会的父母都将目光只盯着哈佛、牛津，将给多数孩子造成更大的损伤。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应予以正确引导，不能随波逐流。如果媒体当初就尽快对“牛津女孩”神话予以质疑并正确引导，就不会出现今天的结果了。

■国际交流官员：

不要虚拟的民族自豪感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尤少忠认为，近年来，诸如《哈佛女孩刘亦婷》、《轻轻松松上哈佛》等书籍大受家长欢迎，反映了中国人迫切走出国门深造的心理。的确，中国绝大多数学生在海外都非常优秀，学成回国的也不少。在这种背景下，介绍中国学生在海外取得的成绩能满足许多人的需求。但这种介绍必须尊重事实，不能炒作，否则将形成虚幻的民族自豪感。梦幻破灭时，带来的更多的是伤害。

我是一位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梦，有的人的中国梦是一个能为人类排忧解难的医生、有的人梦想是为了人类保卫安宁的警察……可是，我的中国梦是为祖国制造出能造福人民的科学家。

你们是不是都会问呢！为什么我的梦想只有是科学家呢？不是别的呢？因为当科学家可以使好奇心更大，让我有思考和研究能力。还有最重要的是每当居民遇到老百姓没有办法做的时候，可以让科学家发明解决问题的机器。这时候，科学家每次看见早上上班族就会埋怨道：“这怎么这么挤呀？我都等不及了。”一个个都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就在这时候科学家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一个顶尖的设计图。于是设计出了一个飞行公交车，它的各种性能和好处体现出几个方面，一、它是最环保又先进的材料研制而出。二、他的排气体为零。三、它的载客量为一百人。四、每小时行25000千米，时间而不会浪费。它的飞行是吸收白云能量，化为动力，漂浮在天空。能在天上飞来飞去自由飞行。

我知道当上科学家的路还长，很艰难。实现梦想很难，但只要认真学习，天天向上！都可以做到！这就是我的梦想，也是我的中国梦！

北京大学邓宏魁教授领导的团队2013年成功使用4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将小鼠的皮肤细胞诱导成全能干细胞并克隆出后代。与克隆羊“多莉”的技术相比，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是更简便和彻底的克隆方式。邓宏魁团队提出细胞命运决定的“跷跷板模型”，为实现小分子诱导iPS奠定基础。

传统观点认为，哺乳动物细胞只有在胚胎的早期发育阶段具有分化为各种类型组织和器官的“多潜能性”，而随着生长发育分化成为成体细胞之后会逐渐丧失这一特性。人类一直在寻找方法让已分化的成体细胞逆转(脱分化)，使之重新获得类似胚胎发育早期的“多潜能性”，并将其重新定向分化成为有功能的细胞或器官，应用于治疗多种重大疾病。

3.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 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

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的履历是沉甸甸的、也是金灿灿的,他亲历、见证、领导了中国航天事业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他的传奇人生与中国航天多个“第一”密切相连,他是惟一见证了中国卫星第一次和上百次发射的航天人。孙家栋自己却对这些“第一”看得很淡:“荣誉属于国家,属于整个航天队伍!我个人只是具备了一点最基本的条件,主要靠国家经济的发展,靠国家发展所创造的环境,对我个人来讲主要还是靠机遇。”

没有吃红烧肉

选择了当“天兵”

2010年1月11日上午,人民大会堂暖意融融。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走上红地毯,走向领奖台,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颁发的“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

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孙家栋自己却觉得很“不安”。他说:“航天事业是千千万万人共同协作的成果,我个人的工作是非常有限的。”

孙家栋的祖籍是山东牟平,孙家祖先是从清代道光初年从山东迁到辽宁省盖县的。1929年4月8日,孙家栋出生于辽宁盖县。新中国成立后,孙家栋的老家被划分到复县(今为瓦房店市)的行政范围内。3岁那年,孙家栋就开始随父亲在辽宁和黑龙江两省之间颠沛流离。

据他家乡的老人回忆,孙家栋小时候学习特别刻苦,上小学的时候就捧着厚厚的古文书阅读至深夜,而且阅读广泛,只要能找到的书他都会拿来读。儿时的孙家栋喜欢挑老师的毛病,每当上课的时候,孙家栋都瞪着一双圆圆的小眼睛盯着讲台上的老师,一旦老师讲错了,孙家栋都会马上大声指出来,弄得老师特别难堪。

1942年,孙家栋考入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中途因“二战”“失学”。1946年9月,他考入国民政府开办的锦州大学。1947年冬,解放军逼近锦州等地,学校受到影响,孙家栋回到沈阳,然后打算回老家――复县许屯镇老爷庙村。

在去往沈阳时,孙家栋经济窘迫,决定去找一位在沈阳的同学,也是他三哥孙家楠的同学。在同学家,他巧遇在哈尔滨工作、出差过来的三哥孙家楠。孙家楠告诉他,哈尔滨已解放,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将很快恢复。于是,孙家栋带着憧憬去了哈尔滨。1948年9月,他通过资格审查,进入哈工大预科班专修俄文。

孙家栋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想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系的学生,将来可以去修大桥。偏偏当时哈工大增设了汽车专业,孙家栋选择了汽车系。在哈工大读预科的时候,每逢十五满月,他都会在夜半时分仰望苍穹。他说:“我们的老祖宗很了不起,他们发明了阴历,通过月亮的阴晴圆缺来记录天时的变化。”

如果命运顺从孙家栋的最初理想,那么中国无疑将少了一位出色的航天专家。

1950年元宵节,很多同学回家团圆,哈工大预科班安排学生晚餐吃红烧肉。孙家栋决定吃完难得的红烧肉就回家。但开饭后,校领导突然来到餐厅通知在场学生:留下会餐的同学谁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请即刻报名,参加的必须赶上8点半自哈市开往北京的火车。从天而降的喜讯让那碗红烧肉对大家已不再具有吸引力。孙家栋的第一反应是:报名参军!能入伍已经无尚光荣,何况又是与蓝天白云为伍的“天兵”呢!来不及过多的思考,来不及与家人打招呼,更来不及吃那碗红烧肉,8点30分,孙家栋和他的部分同学坐上了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火车。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找到机会回老家看看。“到了部队才知道,因为毛主席和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非常需要一批懂俄语的人,这样才叫到了我们。”

1951年9月,孙家栋一行30人被国家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制造。“我的记忆力很好,一门功课的七八章内容,几天时间就能从头背到尾,考试时拿到试卷便能一气呵成。”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有一个传统:考试全部获得满分5分的学生,照片会被挂在学校一进门的地方,1个学年后如果能继续保持,便把照片往上挪,越往上人数越少,照片也越大。毕业时如果能在其上保留1张大照片,便可获得1枚50克重的、正面印有斯大林头像的纯金质奖章。

最让孙家栋无比激动的是: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音乐堂亲切接见中国留苏学生。孙家栋作为学习尖端专业的高材生自然被选为代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他一生难忘的是毛主席在这次接见中讲出那一段语重心长的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孙家栋回忆说,当时莫斯科大学音乐堂沸腾了,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很多中国留学生激动得泪水涟涟。

“中国航天之父”

点将搞起了卫星

1958年4月,孙家栋就带着同学梦寐以求的斯大林头像奖章从苏联留学归来。归国后不久,孙家栋没有去制造飞机,而是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型――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前身)。因为学的是飞行器发动机技术,他被安排到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孙家栋说,那时候,人们对导弹还很陌生,连翻译也不知道对这个外来物译个啥名词,有人译作“飞弹”,有人译作“可控制的弹”,最后还是钱学森拍板,译作“导弹”。

这年“五一”节前,孙家栋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当时钱学森经常到总体部检查工作,并亲临设计现场和大家讨论问题,对快速进步的孙家栋青睐有加,两人的接触次数逐渐多了起来。

起初,“五院”的科研工作是仿制苏联“P-2”导弹。面对苏联提供的一堆图纸,除了钱学森以外,孙家栋他们谁也没见过真导弹。再一看周围的同志,有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纺织的、文史的,五花八门,就是没有一个学导弹理论的。孙家栋所学的航空理论还算与导弹专业离得最近。

1960年,正当中国导弹事业从仿制开始刚刚起步时,赫鲁晓夫撤走了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停止供应“P-2”导弹的资料、数据和图纸,妄想把中国的导弹事业扼杀在摇篮中。面对困境,中国的科技人员跟着钱学森,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中国航天路。就在苏联撤走专家17天后,即这年9月10日,中国用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那时,孙家栋已经担任了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时隔不到两个月,这年11月5日,中国又成功发射了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准确击中目标。之后,孙家栋又升任为总体设计部副主任。从仿制苏联“P-2”导弹到国产“东风”导弹的研制工作,孙家栋把所有的智慧和精力都倾注其中,心想这辈子就情结导弹了。

人生之路有时也像江河一样,冷不防就发生了大拐弯。1967年建军节前的一个下午,正满头大汗地趴在火箭图纸上搞设计的孙家栋,突然被通知:“为了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院长向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推荐你去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部工作。”就这样,38岁的孙家栋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

当时,苏联、美国、法国已经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日本也在加快准备,孙家栋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很快他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战略眼光。经过详细考察,他从不同专业角度和技术特长出发,最终选定了戚发轫等18人,这就是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十八勇士”。

根据实际情况,孙家栋大胆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了简化,把卫星的工程任务概括为简单、明确的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他顶着巨大的压力,说服一些老专家,去掉了原设计方案中的卫星探测功能,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卫星上天,在此基础上,再发射有功能的卫星。攻克重重难关后,卫星初样在1969年10月基本告成。

1970年4月24日21时34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巨大轰鸣中,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这一天,中国人被一种特殊的激情点燃了。《人民日报》出版套红的号外,所有的广播电台都在热线链接同一条消息,全国人民竞相奔走相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啦!

当晚,当“东方红一号”卫星高奏着悦耳的《东方红》乐曲从北京上空飞过时,卫星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正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值班,他仰望星空,如同看到自己的孩子降生般百感交集,泪水忍不住“刷刷”地滚落下来。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卫星总重量173千克,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钱学森曾对别人说:“看来,把孙家栋找来还是对的,他的确敢干事,会干事。”

“卫星之父”

客串起“生意人”

2009年4月15日,刚刚过完八十大寿的孙家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再次指挥并见证了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第100颗航天飞行器,其中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师或总工程师的就有34颗,超过三分之一。为此,他有一个美名“中国卫星之父”。

航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每项工程都由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应用等几大系统构成,每个系统都设有总师。而孙家栋则被人们尊称为“总总师”。知情人说:“航天各系统太复杂了,都是牵一发动全身。搞这种大工程总是会有矛盾,矛盾无论多么错综复杂,孙总都能给出妥当的解决方案。”

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携带着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喷射出巨大的烈焰,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离开发射台,发射获得圆满成功。然而,正当这颗卫星经变轨、远地点发动机点火进入地球准同步轨道,向预定工作位置漂移的时候,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通过遥测数据发现,装在卫星上的镉镍电池温度超过设计指标的上限值,如果温度继续升高,刚发射成功的卫星就危在旦夕了。

孙家栋果断地发出了打破常规的指令:“立即再调5度!”正常情况下,这道指令需要精准确认后,按程序审批签字后才能执行。但情况紧急,各种手续都已经来不及,尽管孙家栋的指令已经被录了音,但没有指挥部会商签字,这道命令很难执行。如果孙家栋没有很高的威望,操作人员也是不会执行他的命令的。要知道,孙家栋在这紧急关头果断处置是需要何等的胆识!将需要承担多么巨大的风险!

现场的操作人员为了慎重,临时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草草写下“孙家栋要求再调5度”的字据要孙家栋签名,孙家栋毅然拿起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3个字的分量和风险犹如战场上的“生死置之度外”,需要把个人的一切顾虑抛到脑后,孙家栋的选择没有一丝迟疑……

天上的卫星执行了地面的指令后停止了温度上升,呈现了下降的趋势,热失控被制服了,卫星终于化险为夷。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验证了降温决策的正确性,这一绝招也引起了同行们的惊叹。

航天事业充满了高风险,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孙家栋从来没有被挫折吓倒过。有一件事情他至今难以忘怀。1974年11月5日,孙家栋带领他的团队研制的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的运载火箭矗立在一望无垠茫茫戈壁的发射台上。就在运载这颗卫星的火箭点火之后,意外出现了,大家都懵了。孙家栋带着大伙把眼泪一抹,直奔发射现场,决心一定要找到失败的原因。

这次惨痛的失败,孙家栋至今记忆犹新:现场一片火海,数年的心血化为灰烬。在西北寒冬夕阳余辉下,茫茫大漠中,人们用手抠,拿筛子筛,边掉泪边寻找卫星残骸的碎块,哪怕一点碎片都要把它收集起来。最后查清原因,竟然是一个非常小的产品故障――火箭中一根导线的铜丝断了,但是外头胶皮套没断。“火箭发射的时候,一震,它就有时候离开,有时候接上,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他回忆说:“在航天工作中,质量是第一位的,哪怕一个极细微的问题也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在现场看,一片火海,半个天都是红的。那阵子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确实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跑到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嚎啕大哭。随后,我惟一能做的就是鼓励大家不要灰心、不能丧气,不能被失败吓倒。”此后,孙家栋更加精益求精地要求自己、要求身边的人。1年后,新的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终于冲出大气层,又平安返回预定着陆点……

在关键时刻,平时严谨沉稳的孙家栋一次次挺身而出,不仅在他熟悉的高风险的航天科技领域,就是在当年国人都陌生的承揽卫星发射服务方面,同样义无反顾。

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担国外卫星发射业务。这一消息震动了国际航天界――要知道,美国和欧洲在当时垄断着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发射外星,中国航天人不仅要懂得研制火箭发射卫星,也必须学会与国外商家打交道。孙家栋这个“造卫星”的专家又担当起“生意人”的角色。

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通信卫星,起名“亚洲一号”卫星,并准备让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争取许可证的使命便落到了孙家栋的肩上。整个谈判期间,作为谈判代表团团长的他,面对种种谬论不卑不亢,义正词严,句句中的。艰苦谈判之后,签署备忘录之前,他晕倒在谈判间里。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内,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在现场经历了多少次发射,那次发射特别激动、最紧张。”孙家栋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说,“不只感受到自己的心跳,旁边人的心跳也能感觉到,就是那种心情。有人告诉我,卫星发射成功,美国华侨流着泪激动地说‘中国的卫星能打多高,国外华人的头就能抬多高’。”这种跳动着的爱国情怀促使航天人更加把航天精神浸润到每一个航天产品上去。

21点30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雷霆般呼啸着拔地而起;21分钟后,精确地将“亚洲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亚星”的入轨精度是休斯公司31颗同类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的。听到现场的美方专家由衷地说“没想到中国的运载火箭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时,孙家栋自豪地笑了。

如今回想起当年向美国人“叫板”的情景,孙家栋依旧百感交集:“我突然想到小时候,老人常说‘洋火、洋油、洋车’,身边到处是外国产品。终于,我们的火箭能发射美国卫星了,那种激动与自豪,难以用语言形容。”他深有感触地说:“谈判实质上是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国家的实力增强了,我们说话的分量自然就加重了。”

与一见钟情的

“嫦娥”聚少离多

2004年2月25日,中国各大报纸以醒目标题发出人们关注的消息:“嫦娥工程”领军人物确定。时年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出任总设计师。

“都到了这个年纪,取得了那么多荣誉,还是‘保持晚节’为好,要是我,我看没有必要承担风险挑重担。”很多人不理解,早已功成名就的孙家栋为什么还要接受这项充满风险的工作,万一失败了,他辉煌的航天生涯就可能蒙上阴影,但孙家栋没有一丝犹豫。“国家需要,我就去做。”他说,“这是一个航天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素质。”

在孙家栋看来,探测月球有两个目的,一是探索宇宙奥秘,二是开发空间资源。其中开发资源就看我们将来对月球认识到什么程度,这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但如果你不起步,你不去,将来这个领域就不是你的。”

嫦娥舒袖神话浪漫,但卫星探月道路艰辛。不知经过多少个昼夜,攻克了许多个难关,孙家栋和他带领的团队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嫦娥一号”卫星终于研制成功了。

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04秒,随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指挥员气壮山河的“点火”口令,“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运载着“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喷射着烈焰腾空而起,冲出地球,飞向38万公里外的月球。11月5日11时37分,对“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实施了第一次近月制动,卫星成功被月球捕获,进入环月轨道。

那一刻,现场直播的电视镜头捕捉到了这么一个场景: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内,人们欢呼跳跃,拥抱握手。孙家栋却走到一个僻静角落,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擦眼泪。这时,“嫦娥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走过去和孙家栋紧紧拥抱在一起。这个镜头令许多人动容。欧阳自远回忆说:“激动得手都是冰凉的,我们就像并肩作战的战友一样,胜利那一刻的激动无以言表!”

熟悉孙家栋的人都说他的心目中有两个“嫦娥”――一个是绕月飞行的中国“嫦娥一号”探月卫星,一个是与他相守一生的爱妻魏素萍。

当年,魏素萍是哈尔滨市立医院的内科医生。孙家栋与魏素萍是通过战友的照片介绍“认识”的。当时,孙家栋对着照片左右端详,越看越心仪,立即提笔写了一封信,一枝丘比特之箭就这样由北京飞向了哈尔滨……

25天之后,孙家栋利用“五一”假期踏上了驶往哈尔滨的火车。在哈尔滨秋林百货公司大门口,两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在目光相遇的瞬间,不约而同地认出了对方……当年,孙家栋的母亲说起这件事,笑眯眯地乐开了:“这实际是月下老人早就用红线把他俩拴在了一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啊!”

第一次见面后的100天,即1959年8月9日,孙家栋和魏素萍在北京南苑举行了简朴、热闹的婚礼。虽然此时魏素萍不知道孙家栋具体做什么工作,但100天的书信往来已经让她深深地爱上了学识渊博的孙家栋,感觉自己喜欢的这个人可信赖、可依靠。不久,魏素萍由哈尔滨调到北京,成为航天系统某医院的心血管科医生。

婚后的日子里,魏素萍终于领会了丈夫工作的忙碌感和神秘感:孙家栋不是加班就是开会,否则就是一去几个月的出差,即使回到家中,也没闲过。两人相濡以沫,相亲相爱,一晃几十年。

奉献是孙家栋生活的主旋律,即使在年届八旬之后,孙家栋仍然在超负荷地工作着。他的老母亲去世时,孙家栋也只是深夜赶回来,站站脚又连夜返回。魏素萍自从和孙家栋结婚就没见他空闲过,丈夫对祖国的贡献和辉煌的事业让她自豪。可孙家栋却觉得欠了妻子许多情,家里的事全靠妻子。

从一见钟情到相伴变老,但他们的感情依旧甜蜜、浓烈。当年,孙家栋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后回到家里,亲手给妻子戴上这枚奖章。他动情地对妻子说:“这枚功勋奖章也有你的一半!”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闲下来后,打算多花点时间陪陪她。”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每当听到这首历久而弥新的老歌,孙家栋都会联想到当年那首从“东方红一号”卫星上传来的铝板琴奏出的美妙乐曲。近40年飞逝如电,那音乐至今仍那么清晰悦耳地回荡在他的耳畔。孙家栋业余爱好很多,但后来因忙于工作,每天清晨在老伴的陪同和“督促”下才去打打太极,爱好只保留了欣赏音乐这一项。对于流行音乐,孙家栋自嘲道:“我对流行音乐接受得较慢,开始听不进去,等我感觉有点喜欢了,人家都早已流行过去了。”

孙家栋有个爱好,喜欢看天。其实,他更喜欢看火箭腾空而去,将颗颗卫星送上太空的壮丽。多年来,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脑子里只要装上了问题,就会觉得茶无味、饭不香,他会沉默寡言,日思夜想。有好几次,有时是半夜,有时是凌晨,魏素萍醒来发现床上的老伴不见了,细听房间没有一丝动静,吓得她大喊。孙家栋却很沉稳地说:“你睡你的觉,不要大惊小怪。”原来,孙家栋夜里起来看到窗外挂在空中那明亮的月亮,总会身不由己地到凉台上看上几眼,他仔细看着月亮在慢慢地移动,心里在默默琢磨月亮与“嫦娥工程”总体的一些技术方案的联系。

大智慧需要好记性。据说,孙家栋工作一生竟没有一本笔记本。即便到了七八十岁的高龄,开两天大会,总结时仍然凭记忆就能游刃有余。他的侄儿孙忠胜说:“对于四叔,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乡里的老人们经常夸他是‘神童’。四叔6岁刚上学的时候就能够过目不忘,不管多难记的东西,只要老师讲上一遍,或者在黑板上写上一遍,四叔都能牢牢记住。”而今,他每天翻阅的是有关各国的大量航天资料和航天专业书籍。孙家栋说:“搞了一辈子航天,航天就像我的‘爱好’一样,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了。”

有同行说,现在,已经耄耋之年的孙老仍像一颗卫星一样旋转不停。与航天打了一辈子交道,孙家栋对星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现任北斗卫星导航工程、“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继续活跃在我国航天技术的前沿领域。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许多技术决策、指挥和协调工作仍然压在他的肩上。面对巨大的压力,孙家栋是怎么想的?从他对航天精神的解读中,不难找到答案:“总结我国的航天精神,最主要的一条,是豁出命去爱航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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