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走到人生边上》读后感【精品11篇】

杨绛先生96岁的新书《走到人生边上》第一篇就写了有关魂灵的问题，讨论究竟有没有鬼，或者说魂灵。她自问自答曰：“活着的人尽管舍不得病人死，但病人死了总说“解脱了”……活着的人都祝愿死者“走好”……人都死了，谁还走呢?遗体之外还有谁呢?换句话说，我死了是我摆脱了遗体?还能走?怎么走好?走哪里去?…..我已经走到了人生边上，自己想不明白，就想问问人，而我可以问的人都已经走了。”这个世界上的人无法知道另一个世界的事，能问的人都走了，长寿也寂寞啊!文章中并没有明确论证有没有鬼，也无法论证，却举了很多例子说明神秘东西的存在。例如，杨绛住在清华的时候，她的小妹妹杨必知道她害怕鬼，特意交代家人对她隐瞒清华校园里曾经闹过鬼的几处地方。等到她搬离了清华园，才如实告之，而这几处地方无一不曾使杨绛生发过恐惧退缩的念头，这使她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种经历恐怕不是杨先生一个人有罢，许多坚贞的唯物主义者，一旦自己亲身遭遇了某些神秘的事件，便迅速转变为唯心论者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杨先生的这篇文章勾起了我对于魂灵的思考。

从小，我们接受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观的教育，身为中共党员更应该是无神论者。我的一个朋友属虎，他自称多次见过鬼，每次见过鬼后，自己或在场者都大病一场。但那是别人的经历，不足以为己信。但亲身经历了，就不得不奇怪了。就像96岁的杨绛，我也觉得另有一个世界，因为我的的确确有三次遇到魂灵的经验。

2006年3月，我母亲去世后的几天，我和兄长姊姊们清理母亲的遗物，寻找一件重要的物品，遍寻不得。正在这段时间，父亲对我们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母亲的追思会不作遗体告别，因为他不希望那些爱母亲的亲朋好友们伤心。用怎样的形式为母亲告别呢?我们四兄妹坐下来讨论。我提出：母亲生前酷爱书画艺术，不如把她的书画作品选取几幅，再把母亲生前最精神、笑得最灿烂的照片放大，让所有参加追思会的人都重温母亲的风采，用平静安宁的心情为她送别。大家都赞同。于是我和姐姐负责从母亲一堆堆的书画作品中进行挑选，母亲的书房在阳台边上，平时晚上是上锁的。那晚，我打开书房门，双手捧出一捧书画，穿过阳台到姐姐所在的客厅，放下后再回去拿第二捧。到得书房门，我惊异地发现：书房门上了锁!而我出去时双手捧书画，绝对腾不出手来上锁!我的脑子嘎登一下，第一个闪念就是母亲回来了。我打开锁，再往书柜里摸书画，我的手刚一进去，就摸到一包东西，我当时就明白了，我们原先要找的东西找到了，拿出来一看，果不其然。我想：母亲肯定在说：“瞧这两个粗心的女儿，那么贵重的东西怎么不锁门?”母亲生前曾说：她藏的东西，小偷也找不到。或者说，我们告别母亲的方式正是母亲所希望的，我们达成了母亲的心愿;亦或者说我们太了解母亲了，才可能找到她珍藏的东西。而大家找了几天的东西由我找到了，这是否说明我和母亲有心灵感应呢?

母亲追思会兼火化的那一天，会场左右两侧挂了母亲生前的书画作品九幅，其中国画选取了红梅一幅，因母亲名字中有一“梅”字，也象征着她一生正直不阿、坚强不媚骨的精气神;空的水晶棺周围摆放了九幅母亲生前最美好的大幅照片，母亲以她温婉良善的微笑与世人告别。为我们布置灵堂的工作人员年过半百，一生都在为他人送别，他说在他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如此豁达的葬礼。我想，我父亲母亲的品格精神，实非常人所比。追思会后，按当地的风俗，亲友们要吃一顿“豆腐酒”，席设二楼，我们为母亲留了一座。入席后，我的五岁就相识相交的好朋友长缨坐在我侧，正对着窗口。时值三月料峭天寒，窗子自然是紧锁着的，当天也没有风。宣布开饭后，长缨突然对我说：“窗子开了!”我是侧对着窗子，没有留意，但长缨却看到了插销松开窗子打开的全过程。我释然地说：“妈妈来吃饭了。”

今年八月，我由单位派往区里的单位挂职。新单位的工作单纯对文字，能发挥我的特长，我很想留下来(虽然留下来收入一年少2-3万，但文字工作快乐而有成就感)，于是努力地表现，希望所有优长都被发掘。十月的一天，我所在的信息科科长对我说：“迦颐，我觉得你很适合这份工作，你的优点与小陈(同事)的优点刚好互补，我已经向领导提出要留你，你愿意吗?”来挂职的人不少，大都回去了，我一没有关系，二没有后台，三没有钱，更不做交易，中国士大夫的“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我始终顶着流言蜚语艰难地坚守着，各级领导的赏识当然是最最重要，但真正能留下来，自然有道理，谁也不会留一个草包。我心里也当然一万个愿意。但别人想要是一回事，命运是否留你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样的事情经历得多了，往往就不抱希望万事顺其自然了。然而就在那天，我去洗手间出来转身往办公室的一刹那，突然看到母亲站在楼梯上，穿着她生前喜欢的一件蓝花短袖衫，手扶着楼梯扶手，面带微笑地看着我。洗手间位于电梯的另一侧，对着楼梯，由于电梯的原因,此楼梯平时很少人走,只有在开大会电梯爆满时才兴旺。我转过头来定睛再看，母亲已经不见了。当时我就有一种预感：我一定能留下来了。果然，本月中，新单位的人事主任正式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留下。前天，我调入单位的领导也告诉我，我的档案已经成功调出，我的人事关系就要正式到新单位了。

这三桩事真实地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其实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但也确实不怕鬼，五岁我就一个人住一间房，现在自己住一套房，我总觉得人比鬼可怕多了。人都不怕，怕什么鬼?我总认为鬼大多是善良的，就算是恶鬼也只找害他的人，我没害过人自然也不怕恶鬼。那么，我是相信有鬼罗?我不知道。杨先生说的好：“我相信看不见的东西未必不存在。城里人太多了，鬼已无处可留。农村常见鬼，乡人确多迷信，未必都可信。但看不见的，未必都子虚乌有。有人不信鬼(我爸爸就不信鬼)，有人不怕鬼(锺书和钱瑗从来不怕鬼)。但是谁也不能证实人世间没有鬼。因为‘没有’无从证实;证实‘有’倒好说。我本人只是怕鬼，并不敢断言自己害怕的是否实在，也许我只是迷信。但是我相信，我们不能因为看不见而断为不存在。这话该不属于迷信吧?” 看不见的，未必都子虚乌有，同感，同感。

今天逛书店，喜得钱钟书夫人杨绛新作《我们仨》，三联书店这七月份刚刚出版发行。回家后迫不及待地一口气把书读完，按捺不住亢奋之情，当即写下点读后心得。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钱钟书与杨绛唯一的女儿)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第165页)在痛失亲人之后，九十二岁高龄的杨绛用清新幽雅的笔调、冷隽幽默地追记了他们这三口之家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集结成回忆录《我们仨》。他们仨性格迥异，却志趣相投，都把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他们善良、智慧、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看法透彻豁达——所有这些在杨绛传神的笔下，平易自然娓娓诉说，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亲切如故，爱不释手。其中描写钱钟书先生的章节，尤为耐人寻味。

我们近距离地看到，钱钟书先生是一位憨态可掬、诚挚厚道、调侃幽默、平易可亲的学者。你看他，“笨手笨脚”地老是“做坏事”，今天“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过两天又“把台灯砸了”，接着还“把门轴弄坏了”(第87页)，但对别人却体贴入微：妻女离开产院回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87-88页)”端给妻子吃。回国后，他听从父命回蓝田教书，“经常亲自为爹爹炖鸡”(第101页)。他与杨绛几十年相濡以沫，恩爱如故，对朋友“口剑腹蜜”(第75页)，“肯帮忙”(第124页)，坦诚相待。他诙谐风趣，书中有两段文字颇有趣：“我表姐的妯娌爱和婆婆吵架，每天下午就言来语去。我大姐姐听到吵架，就命令我们把卧房的门关上，怕表姐面上不好看。可是钟书耳朵特灵，门开一缝，就能听到全部对话。婆媳都口角玲珑，应对敏捷。钟书听到精彩处，忙到爸爸屋里去学给他们听。大家听了非常欣赏，大姐姐竟解除了她的禁令。”(第97页)他“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在等待上菜的时候，”他总是“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尽管他眼睛近视，“但耳朵特聪”，能听到他们谈话的“全文”，边听边看边评论——“那边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这一桌是请亲戚”，他能说出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令人忍俊不禁(第140页)。环顾周遭一些“学者”——他们孤傲怪僻、诡谲狡诈、表里不一、道貌岸然，令人退避三舍——更使我们感到钱钟书先生是如此单纯朴直、“像水晶珠似的远近自然，外内如一”(吴忠匡)，人见人爱。

我们还近距离地看到，钱钟书先生才逾八斗，学贯中西，但他总是把个人的成就、威望荣誉置之度外，从来不摆出一副大学者的派头，令人望而生畏。众所周知，钱钟书先生的文学创作，几乎译成了所有的西方文字;无论在思想文化史方面，在文艺鉴赏方面，在比较文学方面，他都有许多超越前贤的创见和贡献;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旧体诗当行出色，写得极为精妙;他无疑是当代最有影响、最具权威和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红楼梦》有一首《好了歌》，其中唱道，“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可钱钟书先生就是一生不爱名不爱利的学者。他“在工作中总很驯良地听从领导，同事间他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第124页)。他“与世无求，与人无争”(第67页)，不愿抛头露面，沽名钓誉。因此，就连一九七五年国庆日他接到国宴的请帖(这是人们梦寐以求的荣誉)也不动心，反而托词“请了病假”(第152页)，没有出席。因此，小说《围城》改为电视剧后，“他一下子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但“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结果妻子杨绛“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第164页)。听说中央电视台要拍他的专访节目，这可不是一般凡夫俗子能有的机会，可他却断然谢绝了。书中第71页还提到： 钱钟书先生在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学士时，有一位英国富翁劝说他放弃中国的奖学金，由富翁资助改行读哲学，然后留校当汉学教授，做富翁弟弟汉学家的助手，研究老庄哲学，可是钱钟书先生“立即拒绝了他的建议”，因为放弃自己国家微薄的奖学金而投靠外国富翁他是“决计不干的”。环顾我们周遭有些“学者”——他们把“学问”挂在嘴上，贴在脸上，寻找一切机会到处忸怩弄姿做骚表演，有名就争，有利就夺——就越发令人感到钱钟书先生的伟大。

上述这些章节，虽然都是桩桩小事，而且挂一漏万，但足以映衬出一位学者的高风亮节。回忆录中写道，他们一家三口平时总是详尽地把自己“琐琐碎碎的事”记录下来，并称之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159-160页)。石子虽小，却经得起巨浪的拍击，泰然留驻沙滩，矢志不移。“石子”记事，事事有石，石堆成山，巍巍魁岸。“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庄子《秋水》)在大山面前，石子藐小微细，是大山的颗粒，当然无可匹比，但小石朴素无华，坚忍不拔，能积成大山，亘古万年。《我们仨》就是由这样一粒粒“石子”铸成的大山，钱钟书先生屹立在我们面前——他“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在新中国建立前夕选择去留问题时他“不愿做外国人”，宁愿做“倔强的中国老百姓”(第122页)——顶天立地，光芒四射，长驻人间!记得四五十年前读过臧克家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至今印象还很深刻。是的，钱钟书先生并没有作古，“他还活着”，他在我们眼里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然后才是一位学者，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昨晚拜读了 杨绛先生的《走到人生边上》。

看得出杨老先生在孔孟学问方面的深厚造诣，也佩服于她在站在人生边上“往后看”、“往前看”的境界和智慧，她在书中的一些观点有独到之处，比如：灵魂存在，天命存在;人有双重本性，即“灵性良知”和“食色性也”;“人的可贵在于人的本身”，而不在于人的文明，因为“人类文明最受称道的人间奇迹，何等残酷”，等等。

然而，通篇看后，我却感到有些遗憾。

杨先生对人生的看法还是局限于灵魂和肉体的斗争和统一这一简单的二元论(帕拉图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探讨过了)，缺乏形而上的探索和对生命乃至宇宙本体的思考，特别对于全书的基础——与生俱来的区别于动物的“灵性良知”的来源和原因，基本没有讨论，似乎天地生人本该如此;

对灵魂修炼的理解仅限于儒家的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这一套理论，基本上还是靠人通过自知自律的修炼以达“明明德”，使灵性良知不致为情欲遮盖，走的基本还是人自我完善自我成全的道路，殊不知正如《圣经》所说的：“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惟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人类自我完善是不可能的，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几千年人类历史就是最好的论据。

对于天地生人的目的、人生价值和人死后灵魂的归宿的解析仍不充分，最后只得以“未知生，焉知死”草草收尾。

对于佛教和基督教，杨先生是有一定研究的，但显然她过于拘泥于从人的角度去理解宗教，因此在她看来宗教更像生命哲学，而非“道”。

以上意见实有不敬之嫌，然儒家的“意诚”正是杨先生的教诲：“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嗯，毋自欺罢了。

我们仨》的故事读完，让我久久不能放下。为他们的相守相助，相聚相失，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之家的风范深深感动着我。真希望现世安稳，岁月静好，每一个“我们仨”的故事都让人回味绵长…

认识杨绛缘于钱钟书先生，读书年代，读《围城》曾被我们视作为一种时尚，仿佛不读《围城》就不是文学爱好者。由此，也进一步了解了钱钟书先生和他的家人，这样的了解毕竟不同于历史课本中的简单介绍，这样的家庭也毕竟不同于我们。但是，一直以来却从未读过杨绛先生的文字，也许当时的读书更多的是追随潮流吧。

说实话，开始是以一种淡淡然读杨先生的《我们仨》。这样一本纪实文集，轻松的展示了一家三口走过的六十几年岁月。从两口之家的小甜蜜，到两人去到牛津，在图书的海洋里徜徉，再到小圈圈的降生，成才，总也找不到什么喧哗的声音，找不出任何干扰项去打破这片宁静，老人像是在轻轻的对自己言语，在亲人墓前一起回忆那逝去的日子。在女儿钱瑗，丈夫钱钟书相继过世的沉痛打击下，杨先生只用平淡的文字里记录着生活里点滴记忆，也许这是她对逝去的人的最好缅怀方式，也是她在痛苦中得以解脱的唯一途径吧!

对于八十高龄的钟书夫妇而论，独女钱媛的离去，让老人的心从此成为了干枯的老井。杨绛说：“生了独女钱媛这么多年，也就牵挂了这么多年。而今她走了，就再也不用牵挂了。”古人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是莫大的不幸，可白发人送黑发人又该如何的哀伤?所幸的是，这个时候，还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他可以相偎相伴。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之间也必有一人要先行离去，风风雨雨相扶持着走过了这么多年，而突然间要接受挚爱的永远离去，从此在茫茫人海中再也没有了一生中最牵挂自己的人、自己最牵挂的人，余下的漫漫长夜，再多的风风雨雨也只得自己一人走过。午夜从噩梦中惊醒，身边已空无一人，那个在身旁睡了六十多年的人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人守着孤单的身影，对着寂寞的台灯叹息。

杨先生在文中不曾想把人生描绘得多么壮丽，多么缤纷，却在不经意间告诉我们，她爱着她的丈夫，女儿，她有着普天之下女人所有的那份热忱，那份牵挂。她的文字里透出来的尽是黑白底色，年轻时候的含苞待放，大家闺秀，到老年时候的沉着坚毅。在这片田地里，你何处去寻找市侩气息?又有什么比这无声的坦然更有份量?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杨绛说：“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但是她还是愿意“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因为她的心里已经装满了“我们仨”的情和爱。

是的，有情、有爱，何尝担心没有幸福呢?

这本书是那种古朴庄重的装桢,一如老一辈学人严谨朴实的为人,又仿佛是久藏窖底的陈年佳酿,让人望而生敬,闻之欲醉.

决定买这本书是因为看了几本杂志上的介绍,买前几日,我有种渴望见到久别的恋人那样迫切的心情;买下后挑灯夜读一口气看完,感慨颇多.

书中文字皆从肺腑流出,行文用笔皆由情牵系,让我也为之而牵肠挂肚.我感触最深的是主人公的深挚亲情,永恒恋情和爱书痴情以及淡泊名利的性情.

作者以母性的慈爱诉说一生对女儿的牵挂,还有生女儿时的艰难,以及伴着女儿的成长的抚育教化,时时处处流露着一位母亲对晚辈的深情厚爱.父女俩的亲情加友情使我除了感动还有惊讶.女儿长大后对父母的关心呵护,都让我想到为人子女的责任.他们一家三口同甘共苦,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人生历程让我感慨良多,羡慕不已.他们的相处既有各不相扰的专心读书,又有融洽愉悦,妙趣横生的温馨幸福,这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遇合.三人艘历经坎坷与磨难,却音问一起的彼此宽慰,共同承担,从而创造乐趣和甜润.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人生,真让人羡慕!

钱钟书和杨绛的恋情更是永恒深挚,历久弥新,让我感慨万端,不由的想起了古诗里说的:"只羡鸳鸯不羡仙".两位携手走过六十余年的坎坷人生路,彼此互相支持,成就卓著,情深意重.钱先生人生的最后四年卧床不起,杨绛先生也已高龄,但仍侍奉汤药,悉心照料,使他平静的走完最后的人生岁月.这种永恒的爱情,这样莫逆于心的人生伴侣,可感天地日月,让普天下的人们由衷生羡!而这永恒爱情的源头是两人对书的热爱.正是志同道合成就了这一对文学大师夫妻.

生活的困苦,因为有书香的沁润而变得甜美快乐;时局的动荡,因为有阅读的充实而保持着内心的宁静镇定.正因为沉入书海的濡染,造就了他们的博学多才和聪明睿智;修养成了淡泊名利,不忧不惧的仁者气概.因为读书著述,而卓然挺立于世间,道德文章,深受世人的尊崇与爱戴.先生不朽,先生永生.先生的不要名声,但其著作的魅力在崇敬的心中永远留下了鼎鼎声名.先生虽未期,身后人缅怀,我在读书的过程中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一家人,并庆幸自己也是一个纯正的书痴,这一点上可以靠近先生.此生此世,能向先生靠近一点点将是我永生的追求!

先生淡泊名利的性情实为古今少有,让人肃然起敬.杨绛先生在书中写道:"嘤其鸣兮,求其友声. 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百年之后.钱钟书先生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多几个知己,不求有名有声."

达观的智者甘坐冷板凳,深知名气之累,但求几个琴瑟相和的知音.张学良有诗云:"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蔡元培说:"纵留万古名何用?但求霎那心太平"此皆久负盛名之人的切身体会,中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知否心灵自由人.知音是骨子里相互体谅,深切理解,旗鼓相当的朋友,多求不得,也不可求,有几个就足矣.正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钱钟书个性鲜明,也让人尊敬 ,不见蒋介石,从不炫耀曾翻译,不参加国宴,不当文学所顾问,不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这些都是多少世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光环与荣耀,先生却惟恐避之而不及.这是何等的心胸?其卓尔不群之状怎能不折服?

书末有两段话也让我深思.

"人世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是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所,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这真是智者将历尽沧桑后体悟出来的人生箴言,听着这些伴着淡淡的忧伤的诉说,我也受到些引导和启发.没有永远这才是真切实在的人生."永远"只能在永远的追求中,没有长久的永远,只有永恒的短暂,快乐也罢,忧伤也罢,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归于淡漠.这都是教人正视世间的悲欢和人生的坎坷磨难.平静的面对,坦然的接受.尽管快乐总是夹杂着烦恼和忧伤,我们还是心甘情愿的忧伤并快乐着,同时,积极追求美好的人生,追求的结果都将是老病和死亡,而重要的是追求时体验生命的过程和充实心灵的过程.曾经经历的,就是曾经拥有的.体验,感悟,拥有,这就是充实自我生命的过程,也就不曾虚度此生,也就没有辜负父母和岁月赐予的生命!

知道 杨绛先生，是读了她的《走到人生边上》，在这书中她说过：人生实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保护自己，就不得不时时防御。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你要与别人和平共处，就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处吃亏。

曾为良心奋斗的人，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灰心绝望，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无可奈何的空虚。党已经不理我了，财神爷也顾不得我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看来只有上帝了，谁叫上帝和财神爷势不两立呢?

杨绛先生，是钱钟书的夫人，有人赞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份野心。”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

有人向她恳求墨宝，她说：“我的字只配写写大字报。”杨绛不惯于向人赠书，她认为赠书不外乎是让对方摆在书架上或换来几句赞美的话。

有人请她出国访问，她说：“我和钟书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她说她最大的渴望是人们把她忘记。

杨绛先生现在大概有一百多岁了，实际上，祖籍江苏无锡。先生在2010年7月17日的生日已经过了100岁寿诞。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鲁，生日前夕，曾和杨绛先生通过电话，问起办寿辰的事，先生嘱咐他们各自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

回顾先生的百年一生，她与钱钟书相濡以沫，甘心生活在钱钟书的光环底下，默默当着“钱办主任”;钱钟书去世之后，她独活到了今天，她说自己是“他们家留下来‘打扫战场’”的。她将余下的爱全都放到了为钱钟书整理手稿文集的事情上。

杨绛做人低调，生活俭朴， 她说“我不过是一滴清水”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

她和钱钟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黄永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钟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钟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

诚如钱钟书堂弟钱钟鲁所说，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交际应酬，她就想安安静静写作，平平淡淡度日。

查了下，实际上杨绛已经102岁了，生于1911年7月17日。

杨绛名言：“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这事是这么来的：有个年轻人崇拜杨绛，高中毕业的时候给杨绛写了一封长信，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兼倾诉人生困惑，杨绛给他回信了。淡黄色的竖排红格信纸，毛笔字。除了寒暄和一些鼓励晚辈的句子之外，杨绛的信里其实只写了一句话，诚恳而不客气：“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一般人的信心，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或是有求不应，就怀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没经锻炼，信心是不会坚定的。…一辈子锻炼灵魂的人，对自己的信念，必老而弥坚。”—— 杨绛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杨绛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杨绛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杨绛

上世纪40年代，钱钟书很溺爱自己在清华养的一只猫。为防备自家的猫与别的猫打架吃亏，他特备长竿一根，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竹竿助战。当时和钱家的猫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邻居林徽因的宝贝猫，杨绛常常怕钱钟书打猫而伤了两家和气。

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把它念给钱锺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费孝通一直对杨绛有意思。钱锺书去世后，费孝通拜访杨绛，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看看杨绛90岁以后做了哪些事：写了两本书，翻译了一本书，口述了一本书。把丈夫钱钟书7万页的笔记，整理成178册英文笔记和20卷中文笔记分别出版。

钱锺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九十岁寿辰时，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

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来到学校图书馆，面对很多的书，不知道选择哪一本。平时白天忙于工作，晚上回家还要带孩子，似乎闲下来能自己看看书的时间很少。在图书馆里转了一圈，正当我有些茫然的时候，杨绛的《走到人生边缘》映入我的眼帘，这本书为什么吸引我，那是因为我看到封面上的介绍，这本书主要讨论了:神与鬼的问题，有关人的问题，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

看到这些问题我觉得有点触动，因为我原本就是学政治专业的，哲学是我的主修课。看到这些问题的探讨，似乎把我带到了当年的课堂上。这几年来，我毕业以后，先教语文、再教数学，甚至教过除美术和音乐以外的很多科目。但是在小学的教学中，唯独是没有机会教哲学的。所以，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久违了，哲学!

杨绛九十六岁开始讨论哲学，她只和自己讨论，她的讨论与学术无关，甚至与她暂时栖身的这个热闹世界也无关。她讨论的是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同时是她自己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她是在为一件最重大的事情做准备。走到人生边上，她要想明白留在身后的是什么，前面等着她的又是什么。她的心态和文字依然平和，平和中却有一种令人钦佩的勇敢和敏锐。她如此诚实，以至于经常得不出确定的结论，却得到了可靠的真理。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在前言中，杨女士如此写道：“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这一段话点出了她要讨论的两大主题，一是人生的价值，二是灵魂的去向，前者指向生，后者指向死。我们读下去便知道，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在讨论人生的价值时，杨女士强调人生贯穿灵与肉的斗争，而人生的价值大致取决于灵对肉的支配。不过，这里的“灵”，并不是灵魂。杨女士说：“我最初认为灵魂当然在灵的一面。可是仔细思考之后，很惊讶地发现，灵魂原来在肉的一面。”读到这句话，我也很惊讶，因为我们常说的灵与肉的斗争，不就是灵魂与肉体的斗争吗?但是，接着我发现，她把“灵魂”和“灵”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是很有道理的。她说的灵魂，指不同于动物生命的人的生命，一个看不见的灵魂附在一个看得见的肉体上，就形成了一条人命，且各各自称为“我”。据我理解，这个意义上的灵魂，相当于每一个人的内在的“自我意识”，它是人的个体生命的核心。在灵与肉的斗争中，表面上是肉在与灵斗，实质上是附于肉体的灵魂在与灵斗。所以，杨女士说：“灵魂虽然带上一个‘灵’字，并不灵，只是一条人命罢了。”我们不妨把“灵”字去掉，名之为“魂”，也许更确切。

肉与魂结合为“我”，是斗争的一方。那么，作为斗争另一方的“灵”是什么呢?杨女士造了一个复合概念，叫“灵性良心”。其中，“灵性”是识别是非、善恶、美丑等道德标准的本能，“良心”是遵守上述道德标准为人行事的道德心。她认为，“灵性良心”是人的本性中固有的。据我理解，这个“灵性良心”就相当于孟子说的人性固有的善“端”，佛教说的人皆有之的“佛性”。这里有一个疑问：作为肉与魂的对立面，这个“灵性良心”当然既不在肉体中，也不在灵魂中，它究竟居于何处，又从何方而来?对此杨女士没有明说。综观全书，我的推测是，它与杨女士说的“大自然的神明”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个“大自然的神明”，基督教称作神，孔子称作天。那么，“灵性良心”也就是人身上的神性，是“大自然的神明”在人身上的体现。天生万物，人为万物之灵，灵就灵在天对人有这个特殊的赋予。

接下来，杨女士对天地生人的目的有一番有趣的讨论。她的结论是：这个目的决不是人所创造的文明，而是堪称万物之灵的人本身。天地生人，着重的是人身上的“灵”，目的当然就是要让这个“灵”获胜了。天地生人的目的又决定了人生的目的。惟有人能够遵循“灵性良心”的要求修炼自己，使自己趋于完善。不妨说，人生的使命就是用“灵”引导“魂”，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灵魂”。用这个标准衡量，杨女士对人类的进步提出了质疑：几千年过去了，世道人心进步了吗?现代书籍浩如烟海，文化普及，各专业的研究务求精密，皆远胜于古人，但是对真理的认识突破了多少呢?如此等等。一句话，文明是大大发展了，但人之为万物之灵的“灵”的方面却无甚进步。

尤使杨女士痛心的是：“当今之世，人性中的灵性良心，迷蒙在烟雨云雾间。”这位九十六岁的老人依然心明眼亮，对这个时代偏离神明指引的种种现象看得一清二楚：上帝已不在其位，财神爷当道，人世间只成了争权夺利、争名夺位的战场，穷人、富人有各自操不完的心，都陷在苦恼之中……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好人更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保护自己，就不得不时刻防御。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处吃亏……”不难看出，杨女士说的是她的切身感受。她不禁发出悲叹：“曾为灵性良心奋斗的人，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灰心绝望，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无可奈何的空虚。”

以上是我阅读后的点滴感受。

这是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长梦，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他们相守相助，相聚相失。

——题记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仨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现在，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

《我们仨》，2003年由杨绛女士于九十二岁高龄时所作，是以纪念其先生钱钟书和爱女钱媛的散文般的传记图书。这本书纪录了这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学者家庭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成长跋涉。

杨绛先生的叙述，含蓄、节制、内敛、细腻，却有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读下来会觉得心里有股暖暖的涓流在徐缓间流动，烘得全身都有说不出的共鸣感觉。平和自然的风格，行云流水般的语句，一位失去老伴和女儿的老妇，在经历了“相守相助，相聚相失”之后，将这淡淡的悲哀和怀念娓娓道来。平淡、平静、平和的文字，却如此深刻地震撼着我的心，让我的心思跟随杨先生的回忆一起走过了这个家庭已经经历过的那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聚散离合。

全书一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只有短短五百多字，由杨先生先前所做的一个梦入手，引出了第二部分老伴与女儿住院治疗到弥留之际以及第三部分对Mom、Pop、圆o这一家人幸福生活的回忆。

第二部分，是全书的灵魂所在。以意识流的写法，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从锺书突然接到一道神秘的而不可违抗的命令离家前往某地开会，到一家人在古驿道相聚，再到阿园离家住院治疗，最后到阿圆去世，锺书去世，杨先生一人迷失在三里河的寓所，虽然内心痛楚只字未提，但那种痛楚却简直是倾泻纸面，源源不绝，读起来字字是血，声声是泪，令人荡气回肠，谁能不为之动容!这一部分以梦境的形式，避免直接面对失去两位至亲的苦痛，这样却带给我一种更加深沉、更加深刻的绵绵的伤悲。

阿圆住院期间，“很坚强，真坚强。只是她一直在惦着她的爹妈，说到妈妈就留眼泪。”于是杨先生感觉“自己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包含着热泪的眼睛。” 而阿园听从爸爸的吩咐，回“她自己的家去了”以后，杨先生“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我的心已结成一个疙疙瘩瘩的硬块，居然还能按规律匀匀的跳动，每跳一跳，就牵连着肚肠一起痛。”而这时的锺书，“眼睛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锺书眼里是灼热的痛和苦，我知道他心上也在流泪。我自以为已经结成硬块的心，又张开几只眼睛，潸潸流泪。”读到这里，我似乎感同身受，也泪如雨下。

锺书弥留之际，“还问我做梦不做。我只是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的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的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他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绛，好好里。” 在古驿道上，他们三人往返奔波，格外的辛苦，格外的漫长。在这古往今来人人必经的人生的最后旅程中，他们三人相聚、相守、相失。

第三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他们相濡以沫,相敬如宾，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杨先生一家人生最安全的庇护所：

Mom拍着胸脯说：“没关系，我会修。”

Pop自豪的说：“我会划火柴了!”

圆o说：“我和爸爸最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哥哥，只配做弟弟。”

Pop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圆o对mom说：“妈妈，你不害怕么?”

圆o对pop说：“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

Mom对pop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能见人么?”

圆o对mom说：“爸爸，好好休息。”

圆o对pop说：“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

有人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锺书最小。”

Mom说：“阿圆虽然结了婚，在我看来，她总像煞是个没出嫁的女儿，老是和爷娘粘在一起。”

圆o对mom说：“妈妈，该撮煤了。煤球里的猫屎我都抠干净了。”

Mom曾说：“钱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

Pop和园o对Mom说：“妈妈有点笨哦!”

Pop说：“她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

……

Mom说：“自从生了阿圆，永远牵心挂肠肚，以后就不用牵挂了。”

Pop说：“我知道她是不放心。她记挂着爸爸，放不下妈妈。”

圆o对mom说：“娘，你曾经有一个女儿，现在她要回去了。爸爸叫我回自己家去。”

Pop对mom说：“绛，好好里。”

Mom说：“现在，只剩了我一个人，怀念着我们仨。 ”

……

他们三人在“古驿道”上散失，又在《我们仨》中重新聚首。我在这里，想要安慰杨绛老先生的是，珍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爱在心中，家便在心中。他们三人在这里诗意地居住，在这无边无垠、永恒长存的时空之中，生生世世不再分离。

后记：早在1996年，钱钟书和女儿钱瑗先后生病住院期间，杨绛就起意撰写这部回忆录。这年年底，钱瑗病重，请求母亲由她来写《我们仨》。在护士的扶持下，钱瑗躺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开始一篇一篇地写。到1997年2月底，她已经写了5篇。杨绛看重病在身的女儿写得实在辛苦，劝她停一停。没想到5天之后，也就是1997年3月4日，钱瑗就去世了。杨绛接着忙着照顾钱先生。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去世后，她才开始动笔，完成了这部回忆录。

杨绛先生，于九十二岁高龄，写就一部近十万字的《我们仨》，我猜读者中最抓狂的一群人，当属“钱锺书迷”了。虽则，这几年来，坊间也出版了些研究钱锺书生平与学术诸方面的书籍，然而有关钱锺书生平的第一手资料，份量还是太少了些。杨绛先生以前出的《将饮茶》、《干校六记》等书，对于钱锺书生平研究者来说，早已是最不容忽视的头等史料，然而于爱好散文的读者来说，杨绛先生洗练、淡定的文风，始终在他们心目中占据着颇为“神圣”的地位，连文章大家董桥，也直称杨绛的文章是第一等文章。基于上述原由，《我们仨》一书的出版，堪称是今年出版界的一大盛事。

看完全书，读者才了解杨绛写《我们仨》一书的由头，应当是为了完成先于他们夫妇去世的独女钱瑗的遗愿。钱瑗生前，曾打算写同名的《我们仨》一书，还起好了写作大纲，终因病早逝未果。现在杨绛以她的视角写出的这本《我们仨》，内里充斥着对丈夫钱锺书与女儿钱瑗的深情追忆，文笔悲伤，读之令人恻然。

自1998年钱锺书去世以来，这几年，杨绛先生时有笔仗缠身，如与宗璞、与林非等人。显而易见，世上最伟大的人，也不可能是完人。所以，对钱锺书生前言行或有异议，或对其作品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件正常的事，它们也有利于读者了解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钱锺书。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去寻找，杨绛先生是如何藉此书对近年的一些“非议”，来作出回应的;然而，我们还应注意到，杨绛先生作为“局内人”，亦有一改往日下意识地为钱锺书“添魅”的习气，在书内批露了一些非“传奇秩事”的细节，来为钱锺书的“圣人”地位“脱魅”，还原其成为一个也存在弱点的普通之人。这也许是《我们仨》一书，最有价值的地方。

众所周知，奠定钱锺书在中国文化界显赫声名的最基础的原因，是他写出了《围城》、《谈艺录》、《宋诗选注》及《管锥编》等几部著作。前二者完成于1940年代，然而只为钱锺书在较小的读者圈内，赢得了一些知名度。为他赢得文化明星般的世俗知名度，是1990年代初，电视连续剧《围城》热播以后的事了。同时，鉴于《管锥编》一书里展现出的令人惊佩的博学，种种为钱氏“添魅”的文章，一时纷至沓来。钱的同学邹文海在《忆钱锺书》一文中，说钱氏大学入学考试，“算学零分”，仍为清华大学破格准其入学。虽则钱锺书自己承认数学分数不高，否认只考了零分，然而这则“偏科传奇”，似乎影响颇大，大约被认定是钱氏少时即现异秉或天才的征象，而被选入了刚建成的无锡钱锺书故居展示，供后人观瞻。再有如许渊冲的《钱锺书先生及译诗》一文，提及诸多有关钱氏的秩闻，如钱锺书在上大学时，即与夏鼐和吴晗并称清华文学院“三才子”，又说外文系“三杰”中的“龙”是钱锺书，“虎”是曹禺。鉴于这些言论的先知先觉，颇使人怀疑当初最早道出此论的某先生是否即是上帝本人。然而，此类“添魅式”的传奇言论，于读者来说，并无多大助益。相反，一个平凡的人，是如何经自身努力，克服生活中的坎坷与困顿，进而成为一个博学大家的生命历程，也许是值得读者更真切关注的所在。

《我们仨》的第二部分，无疑会成为杨绛先生以前写的《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的补充，两相对照读来，是颇有收益的。在后面一文中，杨绛先生将钱锺书在牛津得的学位，写作副博士(B.Litt.)学位，有论者考证后，认为应译作“文学学士”更恰当。此回出版的《我们仨》一书中，杨绛先生亦改称作“文学学士”。关于这个学位，杨先生说，钱锺书“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调侃了一番。由此联想及《围城》里关于洋野鸡大学博士文凭的那节，杨绛先生一上来写成“副博士”学位，至少可看出，杨绛于钱得的学位不高，还是有些遗憾的。这样的学位，一回国即获清华大学教职，确属“破格任用”。等到钱锺书任职不满一年，因了其父钱基博要其转去蓝田师院“陪侍”任职，钱杨两人为此发生争执。杨绛显然不赞成钱丢弃清华前程，去湖南蓝田任职。杨应当有这个资本去力劝钱，从书中可看出，杨绛的留学英法生涯，更象现今所言的“陪读夫人”。她因了经济束手及需照顾钱锺书、抚育孩子等原故，并未在牛津大学及巴黎大学取得学位。可以说，她的留学生涯，全靠自学;更可以这样解读，钱锺书的牛津学位的获得，有杨绛作出的牺牲在里面。从杨绛简练含蓄的文笔之下，读者更可以看出，这次争执亦有涉两人间的性格差异。似乎钱锺书平时持才傲人、言谈或有直陈他人短处，与清华元老叶公超及联大外文系系主任陈福田，相处并不洽，而为人精细、出言谨严的杨绛，肯定亦会对钱氏此种行状有看法。然而，杨绛行文至此，亦只说：“锺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没有对丈夫的埋怨，只有理解。

从1941年夏开始，至1949年，是钱锺书这条清华之“龙”困顿于上海之时。他丢失了工作，要靠岳父让出学校授课的钟点，及私授学生来谋生。反观清华之“虎”曹禺，此时早已是声名大噪的剧作家，而此时的钱锺书，甚至连其父钱基博，亦不看好他，以为没有出息，不受宠爱。这一段时光，钱锺书从31岁到38岁，正是人生的黄金岁月，杨绛说他们“挤居辣斐德路钱家，一住就是八年。”杨绛接着又很坦然地说，“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要靠夫人如此奔忙，来维持生计，读者很易猜到，此时钱锺书的心情，当有多么郁闷。然而正是在此段时间，他写出了一生中的所有短篇小说，及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围城》，更有初现他博学与抱负的论著《谈艺录》。鉴于杨绛提到，钱锺书对《围城》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我不得不作这样的猜测，钱氏当初写小说的动机之一，或多或少与杨绛写剧本一样：“是为了柴和米。”钱锺书在《围城》一书的《序》里，提到此书写了两年，据杨绛说是“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可见钱氏绝非是类似写《在路上》的凯路亚克之流的创作天才，一挥而就即完成大作。钱氏又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他的这种郁郁不得志的心态，对《围城》一书的讽刺连篇的基调，及渺视“某一类人物”的文风的形成，会有很大的影响。

1949年后，钱锺书得遇两位“贵人”照应——乔冠华与胡乔木，他们都是他的清华同学。先是刚解放时，由乔冠华提名，钱得以进入了毛选翻译小组。相较解放前，解放后在北京做了研究所研究员的钱氏夫妇，在经济上、治学环境上、社会地位上，都算是一种境遇的改善。同时，因钱氏有过“口舌之咎”的经历，故而在往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刻意不再言他人之非，得以“默存”而过关。文革后，钱锺书又获胡乔木青眼，既帮其解决了住房问题，又提名钱做了社科院副院长。这些内容，都在《我们仨》一书中，由杨绛道出，而以前在她的文章中，这方面是较少披露的。显然，不得不承认，上述事项，也是如今钱锺书得以盛名大成的原因中的一个要素。全书亦体现出了这样一个主题，即是展现了钱氏夫妇不与人争、淡泊名利的风貌，这是最可令读者敬佩的地方。据杨绛回忆，钱锺书曾对她说：“有名气是多些不相知的人。”然而，作为一个常人，成名之后的喜悦，是无论如何亦遮掩不住的。平时见多了某些著名作家，在介绍自己的简介中，总要述及自己的作品被译成了哪些国度的文字，并不厌其烦的罗列出来。其实，作家这种想要得到更多的读者读到自己作品的最朴素的喜悦，就连“高蹈”的钱锺书，也不能免俗。1980年代初，在《围城》一书的《重印前记》里，钱氏借机巧妙地点出了自己的作品已有了日、英、德、法、俄译本，暗里偷着自得其乐了一把。

说实话，在我的眼里，近年来让钱锺书“脱魅”的众多指谪言论中，无论是杨绛在书中应对的“不相投的人就会嫌锺书刻薄了”一事也好，还是上面提及的加入毛选翻译小组一事也好，甚至是遇强邻而打架一事，这些只能让我觉得钱锺书越来越从被人为供奉的“圣人”的坛子上走了下来，还原成为了有七情六欲的凡人，让人更觉可亲。更值得令人深思的是这样一种“脱魅”言论，即钱锺书不设体系的学术作品，在拓展人类文化及知识领域，创新度究竟有多少?这里边似乎还涉及到如何评价一个学者型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在文化界和学界的地位，是以博学，还是以创新，来作为首要条件进得考量的?而且，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吹毛求疵的批判，因为钱锺书在上个世纪中叶后留在大陆的顶级学人中，是受知识屏蔽这一历史局限性影响最小的一小群人中的一个，他应当承受这种指责。

最后要提一下的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是，《我们仨》一书，展现的是杨绛眼里的钱锺书。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钱锺书生平研究者，当然要考量到杨绛敦厚的传统文风下，所书事迹与史实的距离;还要注意到记忆的遗误，这对一个九十高龄的老者来说，都属正常之事。一如钱锺书在一封信(此信原件现存无锡钱锺书故居)中，质疑八十高龄的钱穆所写的《师友杂忆》记忆有误，内中提到的钱穆曾与钱基博锺书父子同赴常熟作讲演，并同住一旅馆事，实为子虚乌有。

读完九十六岁高龄的杨绛女士写的《走到人生边上》，除了一阵阵的敬佩，还有就是深深地思考!!

九十六岁，许多人已经卧病在床而无心学问了，也有许多人，到了另一个世界享福。而这个经历了几乎一个世纪的老人，仍然致力于学问，孜孜不倦，笔耕不辍。是什么，让她如此高寿，又是什么，让她如此高龄仍可以活得如此充实而丰富，看完此书，似乎，我懂得了什么……

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存在方式，一是肉体的存在，这是可视的一种存在形式，而另外一种是以灵魂的方式存在着。这两种方式在同一个个体中存在着，相互斗争又相互统一。斗争是因为人的本性中有懒、贪、色、赌等七恶，这七恶与人的灵性良心背道而驰，当在现实生活中这两者相遇，人便会出现各种烦恼，各种矛盾，如果这些得不到解决，甚至会出现心理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人自觉经过生活对肉体进行磨练，从而达到对灵魂的锻炼，并形成一定的意志去控制自身肉体上的行为，便可从而形成灵肉统一的和谐状态。无可否认，这个过程是漫长，要经历许多身体和心灵上的煎熬。但是，年轻的我们啊，为了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我们不是应该积极接受苦难的磨练，从而使自己的灵魂更高尚，更强大吗?那么，当我们到了老年也可以想杨绛女士那样仍然不被肉体打败，执着于灵魂之向往!

日薄西山之年，总免不了会回忆那曾经的旅途，也总免不了会抽象出一些如命运、人的存在之类的哲学命题进行思考。千百年来，这样的命题长盛不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总无定论。人总说“人生有命”。是不是人的命运就是天生注定的呢?杨绛女士并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但她说：“人的可贵在于人的本身”。不管算命的怎么说，八字怎么规定，一切都由自己选择。即使选择错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没有预演的现场直播。有时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尽了自己的努力，然后一切坦然就好!正如伏尔泰所说的：“没有所谓的命运这个东西，一切无非考验，惩罚或者补偿。”

站在二十岁的风华岁月里，许多事我未曾经历过，许多道理我也未曾悟出，许多人事我仍不懂处理。许多许多都是未知……但活在当下，勇敢接受锻炼吧!在锻炼中成长!这样，或许当我走到人生边上也能说，我已经尽力了。然后，把那一生的回忆化作缕缕炊烟……

终于慢慢地安定下来。

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终于也无聊起来，我是最怕闲下来的，也最怕被别人甩下。于是不断的找可以丰富自己的方式，好好捡起书来。

曾经看过一句伟人说过的话，只看经过至少几百年沉淀依旧流传，受人吹捧的书籍。这句话让我对很多现当代的作家以及作品嗤之以鼻。殊不知自己错过了很多经典。

知道杨绛是在钱钟书之后，大学时代她的《我们仨》总总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我却从来没有为它驻足。近几年陆陆续续从报刊杂志网络得知她的名气。这个满头银发的世纪老人安详的坐在书桌旁，让人顿生佩服。

况且人一长大，总会更倾向于家庭，处理家庭的艺术。特别想了解这样一位伟人是怎么在最亲的两个人(丈夫和女儿)死后写的回忆录，怎么安定的过余生。

这本书杨绛以一个妻子，一个妈妈道来家庭的琐碎，三个人平淡中的小幸福。完全没有你想象中的遥不可及，有的只是小日子，夫妻之间的相互扶持，共同前进，女儿与父母的成长与陪伴。

我从外界知道的钱钟书是一个高傲，不可一世的作家。然而在妻子笔下的他仅是一个与世无争，不太谙世故，很多事情还是需要妻子帮忙的普通的丈夫，只是默默的学习，默默的教导学生，传授知识的文人。

杨绛是一位伟大的女人，本也是出生书香门第，大家闺秀，想来很多事情都无法料理却还是跟着钟书从英国到法国，再回到国内不停的奔波，作为一个妻子，还要渐渐的熟悉柴米酱醋油盐之事。一定是相互的爱情才让这繁杂的家务变成生活的乐趣吧。

钱媛，知道她也是由于他们的父母，总觉得她没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优秀，应该过得很自卑，钱氏夫妇也可能会不太认可这位孩子。我是多么的肤浅，一个人的美好岂能用所谓的外界的功名来概括呢。她这个乖巧的，有天分的孩子，在杨的笔下就是她的丈夫钱的化身，很多时候像极了她的爸爸。这想必是爱的一重高境界吧，因为我也会经常从我妈妈的耳边幸福的说我和爸爸的很多相像之处。

我原本以为如此有名的一对作家应该过着殷实的生活，可是并没有，我也以为他们不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成功或者更加的知名。他们在国外省吃俭用，还不断地想尽办法努力丰富自己。回到国内也是经常性的两地分居，为生计奔波。生活的苦并没有压倒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他们有的只是乐观的面对与迎接，三个人共同的扶持，这是个多么伟大与和谐的家庭。圆圆这个美好的女儿曾经还为了要照顾父母要终身不嫁，最终还是父母劝服了她，你就完完全全沉浸在这个美好的幸福的家庭中。

晚年的钱氏夫妇过得并不好，看着让人非常的辛酸。由于时代的关系，两位老人体弱多病还居无定所，颠沛流离。这也只能怪时代给予那时人民的苦。

曾经以为轰轰烈烈才是生活的本色，也听过看过太多的晒幸福，过分歪腻与争吵，于是植根于脑底的就是这个婚姻与家庭的模板。殊不知平平淡才是真的真。

走过这些，杨绛是多么辛苦，看着女儿和丈夫在两年内相继离世，这世界上自己最最亲近的两个人永远的离开了自己。即使现在有了固定的房子也只是一个旅舍般，心却没有了归宿。她心里是经过了怎样的翻江倒海，才达到如今的心如止水。

愿这位百岁老人，安安稳稳，静静地享受最后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