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曾孙袁弘哲的插队的故事【精品两篇】

导语：不去论历史的是非，袁世凯孝敬父母的事例还是让我们感动的。

袁世凯是个孝子，1892年带着娘亲刘氏到了赴任的朝鲜，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才派人送回。1901年6月辛丑条约谈判正急之时，刘氏去世。按常规，袁世凯要申请离职丁忧回籍营丧。但朝廷正自身难保中，当然不会批准。

1902年6月，政府实授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面还有成堆的中央级职衔。9月，太后赏袁的生母刘氏一品封典，并赏银3000两，给假40天，令其回籍葬母。

这个时候的袁世凯风光至极，但遇上他那个嫡母二哥就灰头土脸了。一句话：在外你是国家大员，在家你是妾生小子，葬仪还得按家规来。所谓的家规乃中国传统，第一长门为尊，第二妻妾有别。总之，袁母身为庶妻，死后不能入祖坟正穴，也不能同嫡妻夹棺并葬，只能殡在茔外。

此时的袁世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在葬母的事情上，却不得不屈就长门世敦，几次与其磋商，能否额外抬举一下，兄长就是不肯让步，甚至不着孝衣反穿上了红袍，对袁世凯伤害太大，兄弟之间反目成仇。在对待娘亲方面，袁世凯是一点不让步的。

袁世敦的阻挡，也激起了他的反弹，他要大操大办，让身为妾妇出身的娘亲最后风光一下——在袁寨东北15里处选择了洪家洼新墓地，占有耕地120亩：坟园40亩，新建四合院瓦房十数间，由看坟人常年看守;主坟40亩;茔门前占地40亩，竖牌坊、立14块石碑，石人石马排列两厢。

办事地点设了三处：一在故居袁寨，具体办理殓殡事宜;一在袁张营大帅府，大摆灵堂，接待达官贵人追悼吊祭;一在洪家洼墓地，专门办理安葬祭祀事宜。吊祭者络绎不绝，观礼者人山人海。

袁家开宴夜以继日，一次就开200多桌(我们现在的红头文件，规定不得超过20桌)，据说井水都为之而干涸，附近的河南老乡可开了跟，他们激动地说：感谢朝廷，感谢太后，感谢袁宫保，几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排场，就连孝子袁世凯坐在八人抬方桌上接待客人的场景都让他们传述至今!

上小学时，袁弘哲被同学检举揭发“妄图变天”，原因是家庭出身——他是袁世凯的曾孙。

父亲的一番话，让袁弘哲戒掉烟酒，捧起了数理化课本，还苦学英语。出国遭遇歹徒，袁弘哲机智应对，并把他们抓获送到警察局。但是，回国后他被指于此案有染，要挖出他这个“生于卖国贼家庭”的“阶级敌人”。

时光荏苒，如今的袁弘哲，再也不用背负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了……

不堪回首少年事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一种压抑中度过的。”袁弘哲的少年记忆在天津。

一天，少年袁弘哲带领小朋友们到他原来的家去玩，他随手掐了一朵花。

“这里就是我原来的家。”袁弘哲对小朋友们说。上了小学五年级，学校进行阶级教育时，同学检举揭发了袁弘哲。

“他人还在心不死，妄图变天。”同学说。“我能变什么天?”幼小的袁弘哲十分不解。

“你不光记得你原来的家，还告诉同学说是你的家，还带同学去采花。花是公物，你去采花不就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吗?”同学振振有词。

1966年6月的一天，晚上。袁弘哲听见有人敲门，他开门一看，门口来了很多人，还有警察，个个神情严肃。“你家长在哪?”来人问。“我奶奶在楼上。”袁弘哲说。

全家人被集合在一间屋子里，要求站着听他们宣读“搜查令”。来抄家的有“四清工作队”，还有街道办事处、学校、派出所的人。整整一夜，家里被翻了个遍，他们第二天继续抄家。

8月24日晚上，河北大学附中、平山道中学等几所中学的红卫兵，排着方队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地来到袁弘哲家。

“我奶奶、我父母都被他们剃了光头，都挨了打，我们小孩也被全体罚跪。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抄走了，四壁皆空，这次抄家可没有登记。”袁弘哲说。

6年插队生活

1968年底，袁弘哲和哥哥袁弘宇到了哲里木盟(今通辽市)开鲁县建华公社插队落户。

“到农村以后，我就拼命干活，脏活、累活抢着干，想用自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出色表现，展示‘狗崽子’也和党一条心，也能‘当好革命接班人’。我放过牧，修过河，挖过渠，所谓技术性最强的耪地，我在全小队是第一能手。”袁弘哲说。

当同去插队的伙伴还非常害怕接近马的时候，袁弘哲已经能自如地驱赶四个套的马车干活了。因为能干，他后来被当地农民选为小队长。

“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我总共干了6年，确实锻炼了自己，也重新认识了自己，重新认识了生活，知道了什么是艰苦。”袁弘哲说。

1970年初夏，公社投递员给他送来了一封家书。袁弘哲迫不及待地打开信，竟然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儿：被关押在学校打扫厕所的父亲被放出来了!

“我在农村挣的工分高，也有点儿钱了，所以学会了吸烟、喝酒。回家的时候，我给父亲买了两条当地最好的人参烟。”袁弘哲向大队书记请假，兴冲冲地回天津看望父亲。父子相见，十分喜悦。袁弘哲忙把带的烟拿出来让父亲抽，自己也点燃一根抽起来。

“这些年你怎么学会吸烟了?”父亲见袁弘哲抽烟问。“插队的地方是大草原，虫子很多，不抽烟虫子会爬进鼻子里去。”袁弘哲说。“你在那这几年都学会了啥，学没学数理化?”父亲又问。“没，没，数理化我没学。我农活干得好，会赶四个套的马车，是我们那批下乡知青中最能干的。”袁弘哲自豪地说。

“将来呀，国家不需要赶马车的人。需要有知识的人把国家的大梁挑起来。如果都去赶马车，就会有异族侵略你，我们就会成为亡国奴了!”父亲表情严肃，语重心长地说。

袁弘哲一听，心里十分难过、愧疚，之后他再也不抽烟喝酒了。回农村时，他带了数理化、英文等好多书，没事儿就自己念。再回天津探亲，他就跟父亲学外语。

1974年，袁弘哲回城，考上了广播函授大学，读英语专业。他毕业后又考上了天津联大，还是读英语。

袁弘哲进入天津染化二厂当工人，在车间担任班长，他一边上班，一边坚持读联大。天津市对外经济联络局面向社会招聘翻译。联大毕业的袁弘哲报名参加了考试，一下就考上了。

在天津市对外经济联络局招聘的翻译中，多数是正规外语学院毕业的干部子弟，只有袁弘哲不是，而且他又有复杂的海外关系，所以每当局里外派人出国工作，总轮不到他，尽管他的外语比别人要好。

1979年底，中国开始外派船员，局里让袁弘哲去教准备出国的船员学外语。

袁弘哲教了八九个月外语后，出纳出事了，局里让他去当出纳。局长们慢慢地了解了袁弘哲，认为他忠诚能干、工作踏实，表示再有外派任务可以考虑让他去。

美国斯格拉公司到天津招聘船员，局里派袁弘哲去。

1982年3月，袁弘哲一行从北京乘机飞往纽约。行前，组织上好几次找袁弘哲谈话，进行出国安全教育，告诉他到了美国出门一定要做到“三人行”，不准一个人单独外出。说袁弘哲海外关系比较多，这次批准他出国，领导们本来争议很大，所以希望他出国以后千万不能跑，不要辜负了组织上的期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