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散文精选（合集5篇）

杨绛(jiàng)，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流浪儿

我往往“魂不守舍”，嫌舍间昏暗逼仄，常悄悄溜出舍外游玩。

有时候，我凝敛成一颗石子，潜伏涧底。时光水一般在我身上淌泻而过，我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静止的自己，仿佛在时空之外、无涯无际的大自然里，仅由水面阳光闪烁，或明或暗地照见一个依附于无穷的我。

有时候，我放逸得像倾泻的流泉。数不清的时日是我冲洗下的石子。水沫蹴踏飞溅过颗颗石子，轻轻快快、滑滑溜溜地流。河岸束不住，淤泥拉不住，变云变雾，海阔天空，随着大气飘浮。

有时候，我来个“书遁”，一纳头钻入浩瀚无际的书籍世界，好比孙猴儿驾起跟头云，转瞬间到了十万八千里外。我远远地抛开了家，竟忘了自己何在。

但我毕竟是凡胎俗骨，离不开时空，离不开自己。我只能像个流浪儿，倦游归来，还得回家吃饭睡觉。

我钻入闭塞的舍间。经常没人打扫收拾，墙角已经结上蛛网，满地已蒙上尘埃，窗户在风里拍打，桌上床上什物凌乱。我觉得自己像一团湿泥，封住在此时此地，只有摔不开的自我，过不去的时日。这个逼仄凌乱的家，简直住不得。

我推门眺望，只见四邻家家户户都忙着把自己的屋字粉刷、油漆、装潢、扩建呢。一处处门面辉煌，里面回廊复室，一进又一进，引人入胜。我惊奇地远望着，有时也逼近窥看，有时竟挨进门去。大概因为自己只是个“棚户”，不免有“酸葡萄”感。一个人不论多么高大，也不过八尺九尺之躯。各自的房舍，料想也大小相应。即使凭弹性能膨胀扩大，出掉了气、原形还是相等。屋里曲折愈多，愈加狭隘;门面愈广，内室就愈浅。况且，屋宇虽然都建筑在结结实实的土地上，不是在水上，不是在流沙上，可是结实的土地也在流动，因为地球在不停地转啊!上午还在太阳的这一边，下午就流到那一边，然后就流人永恒的长夜了。

好在我也没有“八面光”的屋宇值得留恋。只不过一间破陋的斗室，经不起时光摧残，早晚会门窗倾欹，不蔽风雨。我等着它白天晒进阳光，夜晚透漏星月的光辉，有什么不好呢!反正我也懒得修葺，回舍吃个半饱，打个盹儿，又悄悄溜到外面去。

杨绛在创作上成名其实早于钱锺书。当《围城》出版的时候，人们在问“钱锺书”是谁——杨绛的丈夫。1943年，还在小学教书的杨绛创作的第一部剧《称心如意》上演大获成功，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此后，杨绛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

即便在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

女儿钱瑗一语道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就连钱锺书自己也承认，“杨绛的散文比我好。”他还说，“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

钱锺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屏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声名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一幅简单的窗帘却足以将我们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开，让人生出好奇之心。看看下面的窗帘散文吧。

窗帘散文

人不怕挤，不论怎样挤轧，大家也挤不到一处。像壳里的仁，各自各;像太阳光里飞舞的轻尘，各自各。凭你多热闹的地方，窗对着窗，各自人家，彼此不相干只要挂上一个窗帘，只要拉过那薄薄一层，便把别人家隔离在千万里以外了。

隔离，不是断绝。窗帘并不堵没窗户，只在彼此间增加些距离一一欺哄人招引人的距离。窗帘并不盖没窗户，只隐约遮掩一一多么引诱挑逗的遮掩!所以，赤裸裸的窗口，不引起任何注意;而一角掀动的窗帘，惹人窥望测度，生出无限兴趣。

光秃秃赤裸裸，当然表示天真朴素。何必这些虚伪，遮遮掩掩的不老实!可是，逢人只说三分话，就不能一见倾心，肝胆相照?开口见喉咙，也未免浅显。有乖巧的人，把天真朴素，做了窗帘的质料，做了窗帘的颜色。一个沽白素净的帘子，堆登叠着的透明的软纱，在风里飘曳。这种朴素，只怕比五颜六色更经得起人为的漂洗而更富有魅力。认真要赤裸裸不假遮饰，除非有希腊神像那样完美的身体，有天使般纯洁的灵魂。培根(Bacon )说过：“赤裸裸是不体面的;不论是裸露的身体，或是裸露的心。”人从乐园里驱逐出来的时候，已经体味刻这句话了。

所以赤裸裸的事实总需要些掩饰，便是赤裸裸的真理，也需要一些衬托装饰。白昼的阳光，无情地照彻了人间万物，不能留下些幽暗让人这惑，让人梦想，让人希望，没有轻云薄雾把日光筛漏出五色霞彩来，天空该多么单调荒凉!

隐约的模糊中，才容许你做梦和想象。距离增添了神秘。看不见边际，变为没边没际的遥远与辽阔。云雾中的山水，暗夜的星辰，希望中的未来，高超的理想，仰慕的名人，心许的“相知”，------隔着窗帘，惝迷离、相看一眼，越加添了想望;偶然目逆，给你无限欣喜;每一次试探是冒险，每一个发现是惊奇。伟大，伟大!在陶醉迷恋中，也忘却了自己帘后的狭小与简陋。

这时候，你掀起了窗帘。后面，有什么?赤裸裸的真实!像泰尼生( Tennyson)诗中的夏洛特女郎(Lady of Shalott)，看厌了镜中反映的天地，三步跑到窗前，望一望外面真实的世界。她的镜子破裂成两半，她毁灭了以前快乐而无知的自己。悄悄地放下窗帘，失望而悲哀。

可是，失去的只是一个迷梦。有时也能换到窗帘后面的安静和休息，不论那间屋子多么简陋狭小。

人家挂着窗帘呢，别去窥望。宁可自己也挂上一个，华丽的也好，朴素的也好如果你不屑挂，或懒得挂，不妨就敞着个赤裸裸的窗口。不过，你总得尊重别人家的窗帘。

杨绛先生的散文总是记录着生活琐碎的事，我们从字里行间感受着她对生活的真切描述。

林奶奶

林奶奶小我三岁，今年七十。十七年前，“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她忽到我家打门，问我用不用人。我说：“不请人了，家务事自己都能干。”她叹气说：“您自己都能，可我们吃什么饭呀?”她介绍自己是“给家家儿洗衣服的”。我就请她每星期来洗一次衣服。据我后来知道，她的“家家儿”包括很多人家。当时大家对保姆有戒心。有人只为保姆的一张大字报就给揪出来扫街的，林奶奶大咧咧的不理红卫兵的茬儿。她不肯胡说东家的坏话，大嚷“那哪儿成!我不能瞎说呀!”许多人家不敢找保姆，就请林奶奶去做零工。

我问林奶奶：“干吗帮那么多人家?集中两三家，活儿不轻省些吗?”她说做零工“活着些”。这就是说：自由些，或主动些;干活儿瞧她高兴，不合意可以不干。比如说吧，某太太特难伺候，林奶奶白卖力气不讨好，反招了一顿没趣，气得她当场左右开弓，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这倒像旧式妇女不能打妯娌的孩子的屁股，就打自己孩子的屁股。不过林奶奶却是认真责怪自己。据说那位太太曾在林奶奶干活儿的时候，把钟拨慢“十好几分钟”(林奶奶是论时计工资的)，和这种太太打什么交道呢!林奶奶和另一位太太也闹过别扭。她在那家院子里洗衣服。雨后满院积水。那家的孩子故意把污水往林奶奶身上溅。孩子的妈正在院子里站着，林奶奶跑去告状，那位太太不耐烦，一扭脖子说：“活该!”气得林奶奶蹲下身掬起污水就往那位太太身上泼。我听了忍不住笑说：“活该了!”不过林奶奶既然干了那一行，委屈是家常便饭，她一般是吃在肚里就罢了，并不随便告诉人。她有原则：不搬嘴弄舌。

她倒是不怕没主顾，因为她干活儿认真，衣服洗得干净;如果经手买什么东西，分文也不肯沾人家的便宜。也许她称得上“清介”、“耿直”等美名，不过这种词儿一般不用在渺小的人物身上。人家只说她“人靠得住，脾气可倔”。

她为了自卫，有时候像好斗的公鸡。一次我偶在胡同里碰见她端着一只空碗去打醋，我们俩就说着话同走。忽有个小学生闯过，把她的碗撞落地下，砸了。林奶奶一把揪住那孩子破口大骂。我说：“孩子不是故意，碗砸了我赔你两只。”我又叫孩子向她道歉。她这才松了手，气呼呼地跟我回家。我说：“干吗生这么大气?”她说孩子们尽跟她捣乱。

那个孩子虽不是故意，林奶奶的话却是真的。也许因为她穿得太破烂肮脏，像个叫化婆子，我猜想她年轻的时候相貌身材都不错呢。老来倒眉塌眼，有一副可怜相，可是笑起来还是和善可爱。她天天哈着腰坐在小矮凳上洗衣，一年来，一年去，背渐渐地弯得不肯再直，不到六十已经驼背;身上虽瘦，肚皮却大。其实那是虚有其表。只要掀开她的大襟，就知道衣下鼓鼓囊囊一大嘟噜是倒垂的裤腰。她系一条红裤带，六七寸高的裤腰有几层，有的往左歪，有的往右歪，有的往下倒。一重重的衣服都有小襟，小襟上都钉着口袋，一个、两或三个：上一个，下一个，反面再一个，大小不等，颜色各别。衣袋深处装着她的家当：布票，粮票，油票，一角二角或一元二元或五元十元的钱。她分别放开，当然都有计较。我若给她些什么，得在她的袋口别上一二只大别针，或三只小的，才保住东西不外掉。

我曾问起她家的情况。林奶奶叙事全按古希腊悲剧的“从半中间起”;用的代名词很省，一个“他”字，同时代替男女老少不知多少人。我越听越糊涂，事情越问越复杂，只好“不求甚解”。比如她说：“我们穷人家嘛，没钱娶媳妇儿，他哥儿俩吧，就合那一个嫂子。”我不知是同时还是先后合娶一个嫂子——好像是先后。我也不知“哥儿俩”是她的谁，反正不是她的丈夫，因为她只嫁过一个丈夫，早死了，她是青年守寡的。她伺候婆婆好多年，听她口气，对婆婆很有情谊。她有一子一女，都已成家。她把儿子栽培到高中毕业。女儿呢，据说是“他子的，四岁没了妈，吃我的奶。”死了的嫂子大概是她的妯娌。她另外还有嫂子，不知是否“哥儿俩”合娶的，她曾托那嫂子给我做过一双棉鞋。

林奶奶得意扬扬抱了那双棉鞋来送我，一再强调鞋是按着我脚寸特制的。我恍惚记起她曾哄我让她量过脚寸。可是那双棉鞋显然是男鞋的尺码。我谢了她，领下礼物，等她走了，就让给默存穿。想不到非但他穿不下，连阿圆都穿不下。我自己一试，恰恰一脚，真是按着我脚寸特制的呢!那位嫂子准也按着林奶奶的嘱咐，把棉花絮得厚厚的，比平常的棉鞋厚三五倍不止。簇新的白布包底，用麻线纳得密密麻麻，比牛皮底还硬。我双脚穿上新鞋，就像猩猩穿上木展，行动不得;稳重地站着，两脚和大象的脚一样肥硕。

林奶奶老家在郊区，她在城里做零工，活儿重些，工钱却多，而且她白天黑夜的干，身上穿的是破烂，吃的像猪食。她婆婆已经去世，儿女都已成家，多年省吃俭用，攒下钱在城里置了一所房子;花一二千块钱呢。恰逢“文化大革命”，林奶奶赶紧把房“献”了。她深悔置房子“千不该、万不该”，却倒眉倒眼地笑着用中间三个指头点着胸口说：

“我成了地主资本家!我!我!”我说：“放心，房子早晚会还你，至少折了价还。”不过我问她：“你想吃瓦片儿吗?”她不答理，只说“您不懂”，她自有她的道理。我从干校回来，房管处已经把她置的那所房子拆掉，另赔了一间房给她——新盖的，很小，我去看过，里面还有个自来水龙头，只是没有下水道。林奶奶指着窗外的院子和旁边两间房说：“他住那边。”“他”指拆房子又盖房子的人，好像是个管房子的，林奶奶称为“街坊”。她指着“街坊”门前大堆木材说：“那是我的，都给他偷了”。她和“街坊”为那堆木材成了冤家。所以林奶奶不走前院，却从自己房间直通街道的小门出入。

她曾邀一个亲戚同住，彼此照顾。这就是林奶奶的长远打算。她和我讲：“我死倒不怕，”——吃苦受累当然也不怕，她一辈子不就是吃苦受累吗?她说，“我就怕老来病了，半死不活，给撩在炕上，叫人没人理，叫天天不应。我眼看着两代亲人受这个罪了……人说‘长病没孝子’，……孝子都不行呢……”她不说自己没有孝子，只叹气说“还是女儿好”。不过在她心目中，女儿当然也不能充孝子。

她和那个亲戚相处得不错，只是房间太小，两人住太挤。她屋里堆着许多破破烂烂的东西，还摆着一大排花盆——林奶奶爱养花，破瓷盆、破瓦盆都种着鲜花。那个亲戚住了些时候有事走了，我怀疑她不过是图方便;难道她真打算老来和林奶奶做伴儿?林奶奶指望安顿亲友的另两间房里，住的是与她为仇的“街坊”。那年冬天，林奶奶穿着个破皮背心到我家来，要把皮背心寄放我家。我说：“这天气，皮背心正是穿的时候，藏起来干吗?”她说：“怕人偷了。”我知道她指谁，忍不住说，“别神经了，谁要你这件破皮背心呀!”她气呼呼的含忍了一会儿，咕哝说：“别人我还不放心呢。”我听了忽然聪明起来。我说：“哦，林奶奶，里面藏着宝吧?”

她有气，可也笑了，还带几分被人识破的不好意思。我说，“难怪你这件背心鼓鼓囊囊的。把你的宝贝掏出来给我，背心你穿上，不好吗?”她大为高兴，立即要了一把剪子，拆开背心，从皮板子上揭下一张张存款单。我把存单的帐号、款项、存期等一一登记，封成一包，藏在她认为最妥善的地方。林奶奶切切叮嘱我别告诉人，她穿上背心，放心满意而去。

可是日常和仇人做街坊，林奶奶总是放心不下。她不知怎么丢失了二十块钱，怀疑“街坊”偷了。也许她对谁说了什么话，或是在自己屋里嘟嚷，给“街坊”知道了。那“街坊”大清早等候林奶奶出门，赶上去狠狠的打了她两巴掌，骑车跑了。林奶奶气得几乎发疯。我虽然安慰了她，却埋怨她说，“准是你上厕所掉茅坑里了，怎能平白冤人家偷你的钱呢?”林奶奶信我的话，点头说：“大概是掉茅坑里了。”她是个孤独的人，多心眼儿当然难免。

我的旧保姆回北京后，林奶奶已不在我家洗衣，不过常来我家作客。她挨了那两下耳光，也许觉得孤身住在城里不是个了局。她换了调子，说自己的“儿子好了”。连着几年，她为儿子买砖、买瓦、买木材，为他盖新屋。是她儿子因为要盖新屋，所以“好了”;还是因为他“好了”，所以林奶奶要为他盖新屋?外人很难分辨，反正是同一回事吧?我只说：“林奶奶，你还要盖房子啊?”她向我解释：“老来总得有个窝儿呀。”她有心眼儿，早和儿子讲明：新房子的套间——预定她住的一间，得另开一门，这样呢，她单独有个出入的门，将来病倒在炕上，村里的亲戚朋友经常能去看看她，她的钱反正存在妥当的地方呢，她不至于落在儿子、媳妇手里。

一天晚上，林奶奶忽来看我，说：“明儿一早要下乡和儿子吵架去”。她有一二百元银行存单，她儿子不让取钱。儿子是公社会计，取钱得经他的手。我教林奶奶试到城里储蓄所去转期，因为郊区的储蓄所同属北京市。我为她策划了半天，她才支支吾吾吐出真情。原来新房子已经盖好了。她讲明要另开一门，她儿子却不肯为她另开一门。她这回不是去捞回那一二百块钱，却是借这笔钱逼儿子在新墙上开个门。我问：“你儿子肯吗?”她说：“他就是不肯!”我说，“那么，你老来还和他同住?”她发狠说，“非要他开那个门不可。”我再三劝她别再白怄气，她嘴里答应，可是显然早已打定主意。

她回乡去和儿子大吵，给儿媳妇推倒在地，骑在她身上狠狠地揍了一顿，听说腰都打折了。不过这都只是传闻。林奶奶见了我一句没说，因为不敢承认自己没听我的话。她只告诉我经公社调停，捞回了那一小笔存款。我见她没打伤，也就没问。林奶奶的背越来越驼，干活儿也没多少力气了。幸亏街道上照顾她的不止一家。她又旧调重弹“还是女儿好”。她也许怕女儿以为她的钱都花在儿子身上了，所以告诉了女儿自己还有多少存款。从此后，林奶奶多年没有动用的存款，不久就陆续花得只剩了一点点。原来她又在为女儿盖新屋。我末了一次见她，她的背已经弯成九十度。翻开她的大襟，小襟上一只只口袋差不多都是空的，上面却别着大大小小不少别针。不久林奶奶就病倒了，不知什么病，吐黑水——血水变黑的水。街道上把她送进医院，儿子得信立即赶来，女儿却不肯来。医院的大夫说，病人已没有指望，还是拉到乡下去吧。儿子回乡找车，林奶奶没等车来，当晚就死了。我相信这是林奶奶生平最幸运的事。显然她一辈子的防备都是多余了。

林奶奶死后女儿也到了，可是不肯为死人穿衣，因为害怕。她说：“她又不是我妈，她不过是我的大妈。我还恨她呢。我十四岁叫我做童养媳，嫁个傻子，生了一大堆傻子……”(我见过两个并不傻，不过听说有一个是“缺心眼儿”的)。女儿和儿子领取了林奶奶的遗产：存款所余无几，但是城里的房产听说落实了。据那位女儿说，他们乡间的生活现在好得很了，家家都有新房子，还有新家具，大立柜之类谁家都有，林奶奶的破家具只配当劈柴烧了。

林奶奶火化以后，她娘家人坚持办丧事得摆酒，所以热热闹闹请了二十桌。散席以后，她儿子回家睡觉，忽发现锅里蟠着两条三尺多长、满身红绿斑纹的蛇。街坊听到惊叫，赶来帮着打蛇。可是那位儿子忙拦住说“别打，别打”，广开大门，把蛇放走。林奶奶的丧事如此结束。

锅里蟠两条蛇，也不知谁恶作剧;不过，倒真有点像林奶奶干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

杨绛(jiàng)，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怀念石华父散文

石华父是陈麟瑞同志的笔名。他和夫人柳无非同志是我们夫妇的老友。抗战期间，两家都在上海，住在同一条街上，相去不过五分钟的路程，彼此往来很密。我学写剧本就是受了麟瑞同志的鼓励，并由他启蒙的。

在我们夫妇的记忆里，麟瑞同志是最随和、最宽容的一位朋友。他曾笑呵呵指着默存对我说：“他打我踢我，我也不会生他的气。”我们每想到这句话，总有说不尽的感激。他对朋友，有时像老大哥对小孩子那么纵容，有时又像小孩子对老大哥那么崇敬。他往往引用这位或那位朋友的话，讲来满面严肃，好像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之论。后来那几位朋友和我们渐渐熟识，原来他们和麟瑞同志一样，并不以权威自居。他们的话只是朋友间随意谈论罢了，麟瑞同志却那么重视。他实在是少有的忠厚长者、谦和君子。

去年，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陈麟瑞先生二三事》①，作者吴岩是麟瑞同志在暨南大学教过的学生;据说麟瑞同志是最认真、最严格的老师。我想，他的温厚谦虚，也许正出于他对待自己的严格认真。他对自己剧作的要求，显然比他对学生功课上的要求更加严格认真。

①见《新民晚报》(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吴岩同志的记述，一九六五年，某出版社要求重出他的剧本。他婉拒说，那些旧作还待修改后看看是否值得重版。又据说，他曾告诉学生，他在哈佛大学专攻戏剧，对喜剧尤感兴趣，可是他从未透露自己用石华父的笔名写戏。这都可见他对自己剧作的态度多么严谨。

最近《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要出版石华父的剧本选集。无非同志请柯灵同志选定剧目。选出的剧本有以下三种：《职业妇女》是创作，《晚宴》是由美国名剧改编的悲剧，《雁来红》是由英国名剧改编的喜剧。原先打算选入的《尤三姐》或《海葬》都是由小说改编的，可惜稿本遍觅不得，只好作罢。

《职业妇女》是轻巧的四幕喜剧，无非同志说是一九三九年左右写成的。剧里讽刺一个假道学的局长把女职员当作玩物，定下规章，只雇用未婚妇女，结婚就解雇。他挪用公款做投机买卖，牟取暴利，打算带着女秘书到香港去享用，船票都买好了。他的女儿看中一个有志青年，可是他管教很严，不许女儿交男友。他的女秘书其实已经结婚，丈夫就是那个有志青年的朋友。局长挪用公款的事差点儿败露，女秘书乘机对他施加压力，成全了他女儿的婚姻，并利用现成的船票，让那一对青年奔赴大后方。剧情演变自然，讽刺的人和事都是很可笑的。麟瑞同志熟谙戏剧结构的技巧，对可笑的事物也深有研究。他的藏书里有半架子英法语的“笑的心理学”一类的著作，我还记得而且也借看过。

《晚宴》和《雁来红》都是一九四二年以后上演的，那时上海已经沦陷。麟瑞同志在《晚宴》的序里说，他当时“心境非常恶劣，除开改编，恐怕什么都写不出”。他读过很多英美的热门戏剧，这两个剧本的原作都曾风行一时。可是要把外国的剧情改得适合我国当时的社会，并不容易，还需动用精细的手法，来一番再创造。这两出戏都已经改得不像外国戏了。这里还保存着一份《晚宴》的演员表，上面的主角配角全都是第一流的名演员。由此可见剧本多么受重视，也可以料想演出多么成功。我记得《尤三姐》演出后颇得好评，也记得麟瑞同志改编《海葬》很下功夫。舞台上末一幕里，大幅的蓝色绸子映着灯光幻成海浪，麟瑞同志看了非常欣赏。我希望将来这两个剧本还能找到。

我们下干校的前夕，风闻麟瑞同志“暴病”去世。我们从干校一回来就去看望无非同志，得知麟瑞同志在文化大摧残的时期，绝望灰心，“劈开生死路，退出是非门”。他生前常对我们讲，他打算写一部有关喜剧和笑的论著，还在继续收集资料。可是他始终没有动笔，如今连他已写成的作品都不齐全了。看到他残存的三个剧本，我们有无穷感慨;对他没有心绪写出的剧本和没有时间写出的著作，更有无限向往。

一九八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