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乔丹，中国有林丹的故事【合集20篇】

有人说一个历史的瞬间，也许就能改变整个历史发展的轨迹。那么一个古代名将的死会改变什么呢？蒙恬作为秦帝国著名的战将，在他的有生之年，不仅在战场上帮助帝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彻底打败了不断骚扰中原的匈奴，而且在他的主持下，修建了现今我们眼中的万里长城，开辟了当时规模空前的秦直道。

这样一个功勋卓越、才华出众的战将，却没有想到，在他的背后一直隐藏着一个与他对立的集团，在秦始皇病死后，蒙恬在他们的阴谋策划下无辜惨死。这个集团篡夺了秦帝国的政权，也改写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

唐朝皇帝唐太宗，于贞观某日对臣僚说：“朕欲上比尧舜，不使冤案现于本朝。各位不妨说说，古代哪一将相死得最冤？”当时在场的有丞相房玄龄、谏议大夫魏徵等人，或答“白起”（战国时秦将）；或说“伍子胥”（春秋时吴将）。听罢臣僚们的议论，太宗摇摇头说：“朕观最冤的是蒙恬。”

大多数中国人只认为中国有5000多年的历史是件好事，却没有想到这其实也是一件坏事——这会让中国人各各变的很保守。

中国教育是属于老一套的革命教育，只知道学习，学习，学习，好象学习就代表一切！分数就可以决定一个学生的命运似的。与其说很多家长爱孩子，倒不如说是爱分数——一旦一个孩子的成绩不好了，还有多少人爱他们呢？分数已经大于孩子自己了！分数和孩子之间的概练已经成这个算是了：分数>孩子！

而美国教育是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在美国的课堂里，让学生动手的时候很多。美术课是刻字，下课前所有的作品全部挂出来展示，让成就感时刻伴你左右；陶艺课的陶瓷作品全部贴上标签。作者，干了以后下节课涂色，全部完工后展示，再还给学生本人，学生的能力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高，兴趣也自然而然追随左右。学校的文体活动丰富多采。纽约州阿尔巴尼市松树地镇的斯蒂辛高级中学曾经接待过几个南京老师和学生，在校期间，他们观看了学校举行的一场校级篮球比赛。用他们的话来说：“那激烈的比赛，那高技术含量的女子拉拉队，精湛的球艺热情高涨的观众，怎么也比的过五台山体育馆的省级比赛！让我死活不肯相信这只是一场校级篮球比赛。后来经过核实，我们才相信这是真的。学生告诉我们，这样的比赛每星期会举行三次！”老天！相比下而言，我们中国的学生瘦弱的多。但这并不能怪我们学生啊，想想，中国大多数学生大多数时间都被繁重的学业占据了哪里能有多少时间锻炼？我想，这是中国教育的一大失败而在美国的一个普通家庭，他们家里就有台球桌，游戏球桌，还有一个简易的高尔夫场。一个家庭的两个上高二双胞胎儿子，一到家打大球，做做作业，院子里有一个简易的高尔夫球场两个儿子都爱打高尔夫，每周出去打两次，过得很充实，成绩也很优秀。其他学生家里也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器材。老天！我长这么大，高尔夫球没摸过，网球没碰过，乒乓球没真正的打过，二胡没拉过（作为一个炎黄子孙，真的很惭愧！吉他没碰过，钢琴，小提琴，扬琴，大提琴，双簧管，葫芦丝，古琴也都没摸过！连最的电子琴也没碰过！

我想最完美的教育应该是美国学生的素质能力加上中国学生的优异成绩。但我想，这大概很难，一旦有了注重培养素质能力，成绩大概就不会优异了！

[中学作文：中国教育vs美国教育

尊重，是一种修养，一种品格，一种对别人不卑不亢、不仰不俯的平等对待，一种对他人人格与价值的充分肯定。任何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完美无缺，假如别人在某些方面不如自己，我们不能用傲慢和不敬去伤害别人的自尊;假如自己在有些地方不如他人，我们也不必以自卑或嫉妒去代替理应有的尊重。一个真正懂得尊重别人的人，必然会以平等的心态、平常的心情、平静的心境去面对所有事业的上的强者与弱者、所有生活中的幸运者与不幸者。

尊重，是一缕春风、一眼清泉。给成功的人以尊重，表明了自己对别人成功的敬佩、赞美与追求;给失败的人以尊重，表明了自己对别人失败后的同情、安慰与鼓励。只要有尊重在，就有人间的真情在，就有未来的希望在，就有成功后的继续奋进，就有失败后的东山再起。

尊重不是盲目的崇拜，更不是肉麻的吹捧。懂得了尊重别人的重要，并不等于学会了如何尊重别人。尊重是一门学问。学会了尊重别人，就学会了尊重自己，也就掌握了人生的一大要义。

让我们学会彼此尊重，共同生活在这个文明的大家庭里吧！

尊重的哲理小故事篇三

成语故事一般是出自真实的历史故事,或者是来自一些具有人生哲理的寓言故事。借用成语故事讲清哲学道理,可收到较好的教学。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中国古代经典成语故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画龙点睛

传说古时候有个画家叫张僧繇，他画龙画得特别好。

有一次，他在金陵(现在南京)安乐寺的墙壁上画了四条巨龙，那龙画得活灵活现，非常逼真，只是都没有眼睛。人们问张僧繇：“为什么不把眼睛画出来。” 他说：“眼睛可不能轻易画呀!一画了，龙就会腾空飞走的!”大家听了，谁也不信，都认为他在说大话。后来，经不起人们一再请求，张僧繇只好答应把龙的眼睛画出来。奇怪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刚刚点出第二条龙的眼睛，突然刮起了大风，顷刻间电闪雷鸣。两条巨龙转动着光芒四射的眼睛冲天而起，腾空而去。围观的人，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对张僧繇更佩服了。

成语“画龙点睛”就是从这个传说中来的。现在一般用来比喻写作、讲话时，在关键性的地方用上一两句精辟的语言来点明含义，使内容更加生动有力。这种手法也称为“点睛”之笔。

叶公好龙

春秋时，有位叫叶公的人非常喜欢龙。他家的屋梁上、柱子上和门窗上都雕刻着龙的图案，墙上也绘着龙。传说天上的真龙知道此事后很受感动，专程到叶公家里来，把头从窗口伸进屋子里，把尾巴横在客堂上。叶公看到后，吓得面无血色，魂不附体，抱头就跑。原来他并不是真正喜欢龙。他爱的是假龙，怕的是真龙。这个成语比喻表面上爱好某一事物，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好它，甚至是畏惧它。

掩耳盗铃

春秋末期，晋国统治集团内部经常发生争夺权势，相互兼并的战争，有一年，赵简子(赵国国君的的先人)带兵消灭了卿大夫范吉射，灭了范氏全家。范家从此门庭冷落。可是门前仍挂着一只大钟。有一个贪财的人看见这个大钟，就想背回家去。可是钟大，太笨重，他一连搬了几下，都拿不动。于是，他找来一只铁锤，打算把钟砸碎，再一块一块拿回家。不料那人用锤砸钟的时候，发出了一阵阵洪亮的响声。这下他可犯难了："要是别人听见响声，都来夺钟怎么办呢?"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把自己的耳朵堵起来，只要自己的耳朵听不见了，别人的耳朵也同样听不见的。他放下胆了，用力去砸钟，巨大的响声传得很远，官差闻声赶来，把他抓获了。

到了唐朝，唐高祖李渊听到这件事后，觉得很可笑，说："此可谓掩耳盗铃也"。此后，根据这个掩耳盗钟的故事，人们引申出"掩耳盗铃"这个成语，用来比喻自作聪明，想欺骗别人，实际上是自己欺骗自己。

唇亡齿寒

春秋时候，晋献公想要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就找借口说邻近的虢(guó)国经常侵犯晋国的边境，要派兵灭了虢国。可是在晋国和虢国之间隔着一个虞国，讨伐虢国必须经过虞地。“怎样才能顺利通过虞国呢?”晋献公问手下的大臣。大夫荀息说：“虞国国君是个目光短浅、贪图小利的人，只要我们送他价值连城的美玉和宝马，他不会不答应借道的。”晋献公一听有点舍不得，荀息看出了晋献公的心思，就说：“虞虢两国是唇齿相依的近邻，虢国灭了，虞国也不能独存，您的美玉宝马不过是暂时存放在虞公那里罢了。”晋献公采纳了荀息的计策。

虞国国君见到这两们珍贵的礼物，顿时心花怒放，听到荀息说要借道虞国之事时，当时就满口答应下来。虞国大夫宫之奇听说后，赶快阻止道：“不行，不行，虞国和虢国是唇齿相依的近邻，我们两个小国相互依存，有事可以自彼帮助，万一虢国灭了，我们虞国也就难保了。俗话说：‘唇亡齿寒’，没有嘴唇，牙齿也保不住啊!借道给晋国万万使不得。”虞公说：“人家晋国是大国，现在特意送来美玉宝马和咱们交朋友，难道咱们借条道路让他们走走都不行吗?”宫之奇连声叹气，知道虞国离灭亡的日子不远了，于是就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虞国。

果然，晋国军队借道虞国，消灭了虢国，随后又把亲自迎接晋军的虞公抓住，灭了虞国。 故事出自《左传·僖公五年》。成语“唇亡齿寒”，比喻双方关系密切，相互依存。

急功近利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为博士官，以通晓《公羊春秋》闻名于世。他专心治学，三年不到花园游玩，很负盛名，当时的士人都以师礼尊奉他。

在汉武帝时期，因朝廷长期对外用兵和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赋役日益苛重，致使百姓怨声载道，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孕育着严重危机。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年)，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董仲舒也被派遣到诸侯王那里担任了国相之职。但是没过多久，董仲舒却因才遭妒，备受其他官员的排挤，后因提出“灾乱说”而被人诬陷有颠覆国家的意图，差点被处死。汉武帝念及旧情，亲自出面赦免了他。后来，汉武帝听从丞相公孙弘的一间，将其派往胶西。让他做了胶西王国相。

公孙弘与董仲舒同为儒学经师。公孙弘擅长逢迎附和，深得汉武帝的器重，被任命为丞相。董仲舒却时常不识时务，正言直谏，汉武帝对他恨头疼，所以敬而远之。公孙弘一直以来都嫉妒董仲舒的才华，这次，他找到了机会，希望可以一举铲除董仲舒。举荐，也是有计划的谋杀。

胶西王是汉武帝的兄长，依仗自己是汉室宗亲，有恃无恐，骄横暴戾。之前，朝廷派去的国相统统被他以各种罪名斩杀，无一幸免。幸运的是，因为董仲舒的声名与才学，胶西王不但没有杀他，反而十分敬重他。有一次，胶西王对董仲舒说：“勾践的贤明，加上范蠡(lí)、文种的才能，我认为这是越国的‘三仁’，你怎么看待这三仁呢?当初齐桓公有问题请教管仲，我的疑虑就由先生解决了。”

董仲舒回答说：“我才疏学浅，没能力决断大王的疑虑。虽然如此，大王向我提问，我不能不尽我所知回答。我听说，过去鲁国国君问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你看怎么样?’柳下惠回答说：‘不行。’他退下来满脸忧愁地说：‘我听说，阴谋侵略邻国的，不会向仁爱者讨教，这次国君为什么问我呢?’可见，柳下惠连被问都觉得羞耻，更别说参与讨伐齐国了!由此看来，越国本来就没有一个‘仁’，哪来的‘三仁’?所谓仁人，是‘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端正自己奉行的道义而不谋求眼前的小利，修养自己信奉的理念而不急于取得成果)的仁。致力于以德教化民众而使社会风气大变，才是仁的最高境界，尧、舜、禹就是榜样!”。

急功近利的意思是：急于谋求眼前的功利

朱自清一生勤勉，记日记为日常功课。他的两卷日记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其中之一在于：它是观察某类民国文人经济状况的一个绝好样本。简而言之，朱自清日记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贫困史。

翻开日记第一页，就有触目惊心的两条借贷记录：1924年7月29日“晚与房东借米四升，旧历年关亦有相似情形，而我仍用得拮据而归，甚矣”;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朱自清1920年大学毕业，赴江浙任教，先后辗转杭、扬、沪、温、甬。此时的他已有两个子女，正同时在省立四中和春晖中学任教，奔波于宁波与上虞之间。虽如此，仍是入不敷出，以至需要借米疗饥。

1925年，朱自清成为清华教授，一直到“七·七”事变后随校南迁，为时12年。此期朱自清经历颇多：先为六个孩子的父亲;妻子武钟谦病亡;欧游访学;和陈竹隐恋爱、结合;父亲病故;后又添二男。按说，战前这段经济较为稳定，清华教授待遇不薄，本该是他生计最宽裕的时期，但因家累进一步加重，所以仍时时捉襟见肘。1932年12月9日日记中说：“钱与文字皆觉其少;钱宜少用，文宜多作，勉之。”举债、还债的记录在此期日记里俯拾皆是。

昆明时期，百物腾昂而薪水低徊，教授成为清贫一族。朱自清负担尤重：多病的夫人不习惯昆明环境，带着孩子长住故乡成都，他定期将薪水寄成都;前妻所生三个未成年子女寄养扬州老家，他要付生活费;长女采芷工作无着，也赖他不时资助。陈竹隐来信常为告急，扬州方面则每因寄多寄少、早寄晚寄而与兄弟、弟媳生隙。每月领薪，朱自清第一时间分寄各处，自己所留无几。如1941年5月10日，“兑得现钱共八百九十多元，还债与寄钱后，本月只剩一百三十四元生活费”。他不得不“开源节流”。节流，到了自奉至简的地步：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饭，或到朋友家蹭饭，因饭菜粗硬、食无规律，胃病长期不愈;穿，则常年不添新衣，一度每周披件赶马人的蓝毡“一口钟”到昆明城里授课，成为联大一景。至于“开源”，无非是多写文章、多做业余兼职。1944年后他一直在私立五华中学兼任国文教师。即便如此，仍时有青黄不接的情况，他就只能频频借债，拆东墙补西墙。

借而不得也是常有的事，于是不得不和当铺打交道。典当、寄卖成为朱自清在昆明的“家常便饭”。特别是在1942到1943年间，他隔三岔五地跑寄卖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网球拍、大字典、灯泡、行军床、被单、橡皮管、墨盒、皮外衣、淋浴器具、窗帷布。他和商人讨价还价，有时为了一件物品的价格，连续跑几家寄售行，还常受奸商的气。1942年4月8日，为行军床估价事妥协于商家，日记写道：“估价者系一少年，其人极有口辩，力言帆布已破，仅可按床架论值。”朱希望能卖120元，但少年仅肯给50元。“事后思之，实所不甘。而竟惑于该少年之妄说，草草立据……少年实奸商之尤，侮余如玩之掌上，可恨之至!”读到这些愤激无奈之辞，最令人心酸。

日记非为发表而作，自可率直无拘，完全是真性情的流露。朱自清每每在日记中大叹苦经。1941年4月26日在成都与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挚友叶圣陶倾谈后，写道：“圣陶确有勇气面对这伟大的时代。但他与我不同，他有钱可维持家用，而我除债务外一无所有。”几天后又说：“我尝到经济拮据而产生的自卑感。”不过哭穷归哭穷，另一个事实却是：朱自清，以及他的贫穷的同侪们，在困厄中坚守知识者岗位，维持西南联大弦歌不绝，育才无数，在云贵高原上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高原”。他个人笔耕不辍，遗著煌煌五百万字。有人戏称中国牌知识分子“价廉物美”，信哉斯言。

1948年，在回到清华园后两年，朱自清因严重胃溃疡不治身亡。次年毛泽东热烈表彰了他和闻一多这两位“民主斗士”，说他“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朱自清因此死后哀荣，成了政治上不倒的知识分子表率。“饿死”之说言过其实，但又不能说和长期的穷厄无关。五十而殁，正当人文学者的黄金年龄，这自然是朱自清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文化的损失。

望着窗外的白云，望着归去的鸟儿，望着东升西落的太阳……日历总是在不经意间没收了时光，窗外的小鸟在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手里拿着张照片，我的思绪飘到了很远……

“一!二!三!茄子!”阳光照射在我们稚气的脸上，大家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每个人都身穿白衬衫，上面还写着”我爱三班”。

蓝天，大地，白衬衫，融入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六年级的我们即将毕业，即将离开母校，离开最亲爱的老师和同学，每个人心中都有万分的不舍。

拍完集体照后，学校就组织拍个人照，我们大家心里都欢呼雀跃。

可以自由组队，和你最好的朋友一起，摆出最酷的姿势，挑好最棒的场地，这么好的机会，岂能浪费?

偌大的操场上，零零散散的几个人在一起勾肩搭背，三五成群。

“我们五个在一起拍照吧!“几个要好的朋友聚在一起。

“好啊好啊!“我们都随声附和。

“拍啥姿势好呢?”有人提问道。

有人建议道：“集体比v吧。”

“太土了。”我吐槽道，大家一直争论不休，最后在我们激烈的讨论下，我们统一了意见。

我们一起手拉着手，欢快地跑到了宽阔的草坪上，对着摄像头，抬头仰望那一望无垠的蓝天。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我们激昂的声音回绕在整个操场，

“one， two， three，跳!”我们拼尽身体的全部力量，奋发一蹦。

“咔嚓!”世间万物都定格在这一瞬间，仿佛这天地之中只有我们。

那一刻，我们都跳起来了，跳起的不仅是身体，还有我们那一颗颗。要展翅高飞的心，如同被束缚的鸟儿即将冲破牢笼的决心。

“啾啾!啾啾!”鸟儿依旧在窗外喳喳地叫个不停，我的思绪又被拉了回来，手中仍紧握我们的照片。

看着我们照片中一个个瘦小而又坚强的背影，我唇角微微一勾，不知何时，我眼眶里开始氤氲着水汽。

近日，已经“消失”了许久的疫情又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之中，而这轮疫情反扑的“祸根”是境外输入我国本土的德尔塔病毒。

不同于以往的新冠病毒，它的变异导制了传染性的极剧增强，传播率提升了近一倍，而且，它的潜伏期以及传代间隔都缩短至了3一4天，所以，现在的防控难度将会加大。而且，输入地点是流通量巨大的南京国际机场，人员流动密集，输入时间也恰巧赶上了暑期旅游季，正值盛夏，许多城币客游量巨大，人员密集，极易发生连续性的传染。所以，国家对此进行了紧急防控。

“说走就走的旅行”完全泡汤了。许多景点关闭、城市劝返游客……可能许多人“玩得正嗨”，却被“赶”回了老家”，或是已制定好详细的旅行计划却一下“备感失落”……疫情形势又变得严峻，国家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不得不选择将人们的活动范围缩小。而且，即使是小范围的游玩也不被允许，出市之前是要通过批准才能出去。为了自身的健，口罩又要备上咯!虽不用在家“闭户”，但日常出行需要戴上口罩，给别人一份、也给自己一份安心。

又一轮“疫情”来袭，希望大家可以、我自己也会做到：不为国家添乱。但风波过后，再去“补偿这些天缺失的“旅行”!

2019年10月1日，我们伟大的祖国将迎来她的70岁生日。

201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如今，中国已经迈入新的阶段，13亿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感召下，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和力量，正在努力实现中华人民的全面崛起。回首70年，我们走得气势磅礴，每一步都充满了苦难与艰辛。

今天，我激情满怀，今天，我深情歌颂，歌领我伟大的祖国，祝福我伟大的祖国，在新时代的每一天更加繁荣富强。

谢谢您，我的祖国，谢射您，我敬爱的党，是您让我们幸运地实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愿望;是您让今天的学生们更幸运、更幸福地享受着接受教育的机会;是您让我们拥有看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现代化的学习手段;是您关爱与资助着贫困的学生走好求学路。

纵观当今世界，我国正面临百年难得的战略机遇。70年的积累，让我们处于一种主动的态势，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始终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一刻不能放松。我国人民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奋发图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瞩望未来，我们更加信心满怀，让我们紧紧抓住眼前的历史机遇，万众一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

祖国，我的母亲，在欢庆您诞辰70周年之际，我热血沸腾，思绪澎湃。70年间的种.种变化让我感慨多多，而我感悟的只是千千万万国人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千言万语道不尽对您的爱，表不尽对您的情。请允许我以共和国女儿的名义，真诚地道出13亿人民的共心声：“谢谢您，我的祖国!我爱您，中国!”

有一天，蜘蛛对蚕说：“你每天吃饱桑叶，一天天长大，然后从嫩黄的嘴里吐出纵横交叉的长丝，织成茧壳，把自己牢牢地封裹起来。蚕妇把你放进开水中，抽出长丝，最后毁了你的身躯和茧壳。你口吐银丝的绝技恰恰成了杀死自己的手段，这样做不是太愚蠢了吗?”

蚕回答：“我固然是杀死了自己，但是，我吐出的银丝可以织成精美的绸缎，皇帝穿的龙袍，百官穿的朝服，哪一件不是用我吐出的长丝织成的?你也有吐丝织网的绝技。你张开罗网，坐镇中央，蝴蝶、蜜蜂、蚊子、小虫，只要撞入你的罗网，就统统成了你口中的美餐，没有一个能够幸免。你的技术是够高超的了，但专门用来捕杀别的动物，是不是太残忍了呢?”蜘蛛很不以为然：“为别人打算，说得多好听!我宁愿为自己!”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A frog lived in a shallow well.

一只青蛙住在一口浅井里。

One day, it met beside the well a large soft-shelled turtle which had just crawled up from the sea.

有一天，青蛙在井边碰上了一只刚从海里爬上来的大鳖。

The frog bragged to the turtle:

青蛙对大鳖夸口说:

"Look, how happy I am to live here! When I feel glad, I would bounce for a while near the well; and when I am tired, I would return to the well to sleep and rest for a while by the brick hole. Sometimes, I would quietly soak my whole body in the water, showing only my head and mouth. Sometimes, I would stroll in the soft mud, which is very comfortable. None of those tiny crabs and tadpoles can compare with me. I am the master of this well, free and unrestrained. Why dont you come often to play in the well?"

“你看，我住在这里多么快乐!高兴了，就在井边跳跃一阵子;疲倦了，就回到井里，睡在砖洞边上休息一会儿。有时候，我静静地把全身泡在水里，只露出头和嘴巴;有时候，在软绵绵的泥浆里散散步，也很舒服。那些螃琪和蛾鲜，它们谁也比不上我。我是这个井的主人，自由自在，你为什么不常到井里来游玩游玩呢!”

Hearing this, the turtle was itching to go down to take a look. But before he put his left foot into the well, his right foot stumbled. He quickly retreated two steps and told the frog about the sea:

大鳖听了青蛙的话，心里痒痒的，准备下去看看。但是它的左脚还没伸进去，右脚就已经绊住了。它连忙后退了两步，把大海的情形告诉青蛙，说: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ea? The sea is very, very wide, over 1,000 1i. The sea is very, very deep, over 1,000 zhang (3/3 metres). In ancient times, in nine years out of ten there were floods, but the water in the sea did not rise much. Later, in seven years out of eight there were droughts, but the water in the sea did not drop much. Neither big floods nor big droughts can affect the sea. Only living in the sea can you feel real happiness!”

“你见过大海吗?海很大很大，哪止千里;海很深很深，哪止千丈。古时候，十年里有九年发大水。但是海里的水涨高不了多少。后来，八年里有七年要大旱，可是海里的水也不见得浅了多少。大涝和大旱都影响不了大海。住在大海里，才是真正的快乐呢!”

Amazed at what the big turtle had said, the frog was dumbstruck.

听了大鳖的这一番话，青蛙非常吃惊，呆在那里，无话可说了。

嫦娥奔月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但是在你们的印象中嫦娥是丑陋的，但是这个故事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在我心中嫦娥是不想让丈夫求得的仙药落入他人手中，所以他便一口气吞了下去，飞到了天上去。

牛郎织女这个故事非常感人，里面包含着爱情和同情，重新重聚的一家人是美好的。

白蛇传说充分的说明了一个道理：光明永远比黑暗厉害，因为青蛇是光明，法海是黑暗，法海是永远打不过青蛇的。

狼外婆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三姐妹的聪明才智，他们用才智打败了大灰狼。

梁山伯和祝英台用生命爱着对方，就算死了也要死在一块儿，他们用他们的行动感动了我。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句话已经听了听了很多遍了这个故事就用他的本意解释了他的意思，从而让我对他更加了解了。

七兄弟真是神通广大，各有各的技能，就是玉皇大帝也管不住他们。

孟姜女和范喜良用生命爱着彼此，因为范喜良死了，所以孟姜女哭的把长城都哭倒了。

聪慧的巧姑想出的办法一个比一个好，就连地主也佩服了。徐文长真是比巧姑还聪明，就连伯父也拍手叫好；吕洞宾用自己的智慧救了人，这也告诉我：人只要是善良的，世间的所有事物也是美好的；张灶王用自己的善良从而受到人们的尊敬，这里也告诉我一个道理：好人有好报；阿二这个行为真的可以用瞎猫碰上死耗子来形容，因为比较着急才做出这么好吃的饭，而且还流传了下来；这个小孩子用自己的口才逃过了一次打可以说他也是比较聪明的；人们因祸得福做出了更好听的乐器；谢端又一次向我证明了好人有好报这个成语的真谛，让我感受到了它的作用；真武祖师这个故事告诉我：做一件事要摸透他不能蜻蜓点水；鲁妹造伞这个故事可以看出鲁妹的心灵手巧，也表现了中国子民的才能；明珠这个故事看出了玉龙和金凤对明珠的执着，就算明珠变成了西湖，他们也化作山守护着她；王敢和松梅用生命爱着彼此，也爱着宝参，就算死也要保护他；毕矮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填饱了肚子，还请别人吃了馄饨；大尖哥和水杜姐用生命给人们带来了光明，我们应该记住他们；钱员外和赵公明就是一个很大的对比，钱员外非常浪费，而赵公明非常节约；鲁班将错就错，这个办法又给柱子多了几分奇妙；西门豹疼爱她的子民为子民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华佗表现出了虚心好学的精神，然后才成了名医，雷老师经常说做人要老老实实，一定要老老实实的才能有好报；苏东坡用自己的画技阻挡了一场“战争”的发生，这个故事向我证明了多才多艺的好处；因为坎吉喜欢吹牛，他被人捉弄了三次以后，终于改过来了。

高士其原名高仕锜，他从1935年起拿起笔来为当时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撰写科学小品，文章发表时均署名“高士其”。朋友们问起改名的动机时，他解释道：“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1918年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获得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优等奖章。

1925年夏，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2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正当高士其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高士其的姐姐突然因病去世，于是他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瓶子破裂，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还是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在学期间，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年会代表，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从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1935年到1937年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1938年2月，高士奇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毛主席祝贺并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生。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离开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底，到广西养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食品，供应前线，并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发表文章，并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幸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1944年，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

1949年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1950年，参加全国科学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科学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儿童科学画库》和全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当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主席、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士其以伤残之躯，撰写约75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800余行科学诗，著书18本。主要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谈眼镜》、《炼钢的故事》、《高士其科学小品甲集》、《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等。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外界评价

高士其是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半个世纪以来，高士其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被亲切称为“高士其爷爷”。高士其逝世后，中组部确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也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

高士其先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科技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纪念高士其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高士其科学精神座谈会，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评价

“通过高士其在科普创作，特别是为众多青少年读者创作及其在解放后，为我国科普事业所做的历史性贡献来看，他的确堪称我国科普界的一面旗帜，他把科学交给人民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一代科普人，不断前进。”——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赵立新

“高士其先生是我从事科普创作的导师和引路人。当然在我们心目当中，高士其先生他是一位身残志坚的‘钢铁巨人’，也是一位在科普创作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座灯塔，也是一生都献给我们国家科普、科学事业的一面旗帜。在高老的鼓励下，从1981年开始，我就开始了科普创作，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我经常想到高士其先生。3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国家领导人和部委一些领导，和全国的许多高校的老师和同学的欢迎。我想，回顾这段科普创作的历史的话，我特别感谢高士其先生。”——中科院文联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郭曰方

近日，每每点开学习强国学习软件，都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对老英雄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的重要指示，赞扬他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老英雄张富清同志在解放战争时炸毁、攻占敌4座碉堡，先后荣立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被西北野战军记“特等功”，两次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1950年获西北军会颁发的“人民功臣”奖章。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我曾经参与过退伍军人信息采集工作。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在与退伍老兵的交谈中，他们讲起过去的战事如数家珍，充满了自豪。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对曾经物质匮乏的生活、满目疮痍的年代已只能从老一辈同志的口中慢慢感悟了，与他们的交流中我了解过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以及战争背后的残酷，深深的感受到这份沉甸甸的勋章们身后的血与泪，在阅读张富清同志的光辉事迹时，满怀敬畏的从他的过去中看到新中国的来之不易，领悟到红色共和国的深刻含义。

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老英雄张富清同志在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他兢兢业业的坚守着平凡的工作岗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作为战功赫赫的战争英雄，张老没有利用光辉的过去为自己、为子女、为家人谋取过一分名与利，张老夫妻二人仍住在80平米的单位分房中，在此次退伍军人信息采集之前，张老的家人甚至只知道“他曾当过兵”。许是见过太多的反腐信息报道，对张富清同志这样的党性，这样的坚守，我们心生敬意。

个人干净、勇于担当，是张老对自身的要求，也是我们要从张老身上学习的闪光点。作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在面对困难时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奋斗精神，面对诱惑时要做到对党忠诚，面对工作要发挥好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将温暖送进群众的心中，像张老学习坚守住自己的工作初心—为人民服务。

日行一善，并不是让我们放下手中的一切事情，刻意去寻找机会做好事。而是让我们把善意存在心中，遇到需要我们伸出援手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

林肯退钱：林肯出生在一个贫穷的拓荒者家庭，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家里干活了。圣诞节前的一天，林肯一边招呼顾客，一边忙着收钱，还得把顾客买好的东西包装好。商店关门后，他像往常一样又忙着清点货物和钱款。“咦，怎么多了12美分?”林肯想起来了，原来是多收格林太太12美分。尽管当时已经很晚了，到格林太太家还要走很远的路，但林肯仍旧不顾疲劳，赶忙把多收的12美分给格林太太送去了。

汉和帝即位后，窦太后专权，窦宪兄弟把持了国家的军政大权，朝政混乱不堪。窦氏家族仗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人们敢怒不敢言。

有一年发生日食。司马丁鸿上书汉和帝说：“太阳是君王的象征，月亮是代表臣子的。日食现象象征君王的权力被臣子侵夺，陛下千万要小心。在历史上，日蚀出现过三十六次，国君被臣子杀死的有三十二人，都是因为臣子的权力太大了！”“日蚀的出现，是上天在警告我们，我们应该引起重视啊。穿透岩石的水，开始时都是涓涓细流，参天的大树，也是由刚发芽的小树长成的。人们常常忽略了微小的事情，而造成祸患。如果陛下能亲自处理朝政，从小地方着手，在祸患刚露头的时候防止它，这样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了。”

“防微杜渐”在不良事物刚露头时就加以防止，杜绝其发展。

乐羊本是中山国的人，后来他投奔了魏国。为了表示对魏王的忠心，乐羊主动率领魏国的军队去攻打自己的故国中山国。

中山国是个弱小国家，哪里抵挡得了魏国的进攻呢。当时，乐羊的儿子还留在中山国。中山国的人在魏国的猛烈进攻下，无计可施，君臣经过一番商议，决定以乐羊的儿子做筹码来要挟乐羊退兵，中山国把乐羊的儿子绑起来吊在城楼上，威胁乐羊。谁知乐羊全然不顾吊在城楼上的可怜巴巴的儿子，反而更加猛烈地攻城。

中山国的将士们都十分生气，没想到乐羊原来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之人，于是他们将乐羊的儿子杀了。中山国的人将乐羊的儿子烹煮成肉羹，派人送给乐羊吃。

不料，乐羊面对此事仍毫不动心，一点怜子之心也没有，一丝悲伤之情也不见，反而将用儿子血肉做成的羹汤吃了个干净，然后率领着魏军向中山国发起了猛烈进攻。由于乐羊攻城态度坚决，不拿下中山国决不罢休。经过几番激战，中山国终于被乐羊所灭。

战争结束，魏国的疆域又开拓了一大片，乐羊为魏王立了大功。庆功会上，魏王给了乐羊很重的奖赏。事后，魏王便冷落了乐羊，不再信任他了。

有人不理解魏王，问魏王说：“乐羊为大王立了这样大的功劳，您为何如此疏远他呢?”

魏王摇摇头说：“一个为了向上爬而背叛一切的人，他连自己的故国、儿子都毫不顾惜，除了自己，他还会对谁忠诚呢?我怎么可以去亲近、信任这样一个危险的人呢?”

的确是这样，乐羊背叛自己的国家，连儿子的性命也不顾，不惜用儿子的生命和故国的利益来换取自己的利禄，这样的人只应遭到唾弃。看来，聪明的魏王疏远乐羊是明智的。

大多数中国人只认为中国有5000多年的历史是件好事，却没有想到这其实也是一件坏事-----这会让中国人各各变的很保守。

中国教育是属于老一套的革命教育，只知道学习，学习，学习，好象学习就代表一切!分数就可以决定一个学生的命运似的。与其说很多家长爱孩子，倒不如说是爱分数-----一旦一个孩子的成绩不好了，还有多少人爱他们呢?分数已经大于孩子自己了!分数和孩子之间的概练已经成这个算是了：分数>孩子!

而美国教育是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在美国的课堂里，让学生动手的时候很多。美术课是刻字，下课前所有的作品全部挂出来展示，让成就感时刻伴你左右;陶艺课的陶瓷作品全部贴上标签.作者，干了以后下节课涂色，全部完工后展示，再还给学生本人，学生的能力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高，兴趣也自然而然追随左右。学校的文体活动丰富多采。纽约州阿尔巴尼市松树地镇的斯蒂辛高级中学曾经接待过几个南京老师和学生，在校期间，他们观看了学校举行的一场校级篮球比赛。用他们的话来说：“那激烈的比赛，那高技术含量的女子拉拉队，精湛的球艺热情高涨的观众，怎么也比的过五台山体育馆的省级比赛!让我死活不肯相信这只是一场校级篮球比赛。后来经过核实，我们才相信这是真的。学生告诉我们，这样的比赛每星期会举行三次!”老天!相比下而言，我们中国的学生瘦弱的多。但这并不能怪我们学生啊，想想，中国大多数学生大多数时间都被繁重的学业占据了哪里能有多少时间锻炼?我想，这是中国教育的一大失败而在美国的一个普通家庭，他们家里就有台球桌，游戏球桌，还有一个简易的高尔夫场。一个家庭的两个上高二双胞胎儿子，一到家打大球，做做作业，院子里有一个简易的高尔夫球场两个儿子都爱打高尔夫，每周出去打两次，过得很充实，成绩也很优秀。其他学生家里也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器材。老天!我长这么大，高尔夫球没摸过，网球没碰过，乒乓球没真正的打过，二胡没拉过(作为一个炎黄子孙，真的很惭愧!吉他没碰过，钢琴，小提琴，扬琴，大提琴，双簧管，葫芦丝，古琴也都没摸过!连最的电子琴也没碰过!

我想最完美的教育应该是美国学生的素质能力加上中国学生的优异成绩。但我想，这大概很难，一旦有了注重培养素质能力，成绩大概就不会优异了!

对于电脑，我可谓既爱之，又恨之——爱它的花花世界，使我百忙之中小憩一会儿。却又恨其使我度数飞涨，学习成绩大幅度下降，更使我咬牙切齿的是，它经常使我挨老妈的打骂!

某日，正在做作业的我实在按捺不住电脑的诱惑，放下笔，偷偷越过老妈布下的“没做好作业就不能休息”的警戒线，窜到二楼，坐在电脑前，点开“英雄联盟”，飞身一跃，进入了网络的花花世界……

只可惜我的两双眼睛都紧紧盯着电脑屏幕，无法看到我玩电脑时的姿势，不然，我一定会惊讶得连眼珠子都掉下来：我正端端正正地坐在电脑前，左手敲键盘，右手点鼠标，双眼仿佛生了根似得盯着电脑屏幕，恨不得一双眼睛都粘在电脑上。如果我的眼前不是电脑，而是一本本书，那我一定会被人误以为一个品行优良的好学生。我不时念念叨叨地对着电脑大喊大叫：“那个德玛西亚快去推塔呀!我说锤石你会不会玩啊?提莫你蘑菇种错了，围着塔种几个啊!快快快!”

我一边口齿不清地对着电脑狂喷口水，一边抹着鼻子上因紧张而泌出的汗。我的脚仿佛患了帕金森综合症一般，上了发条似的抖个不停。嘴里呼出的热气使电脑上结了一层白霜。游戏已经进入了白热化，我的眼睛也丝毫不敢离开屏幕，生怕一棋不慎而导致我满盘皆输。此时此刻，我仿佛变成了电脑中我操控的无极剑圣，释放着一个又一个技能攻向敌方阵营。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

一阵熟悉的脚步声传进我的耳朵，通过多年的训练，我迅速的分辨出——这是老妈的脚步声!我顿时有些不知所措，正是这一会的不知所措，使我被敌方的寒冰骑士一个大招轰回了老家。是走，还是留?我仅仅做了几秒的思想斗争，便果断脚底抹油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装出一副正在认真学习的模样。就在我为自己的机智而沾沾自喜时，突然发现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电脑忘关了!

故事1：囫囵吞枣

古时候，有一个医生，很喜欢给别人介绍水果的吃法。有一次，他在介绍生梨和枣子的功用时，说道：“吃生梨对人的牙齿有好处，但是对人的脾脏有害处。吃枣子则恰好相反，对脾脏有好处，对人的牙齿却有害处。”旁边有一个呆子听了之后，马上自作聪明地说：“我倒是有一个好办法，既可以收到生梨和枣子的功效，又可以避免它们的害处。”

那位医生很感兴趣，便问道：“你有什么好办法呢？”呆子得意地说：“我吃生梨的时候，只用牙齿咀嚼，而不咽到肚子里去，这不是可以让生梨有益于牙齿，而避免了它对脾脏的伤害吗？”旁边有人听了这话就问：“那么枣子怎么吃才好呢？”呆子不以为然地说：“这还不简单吗？等我吃枣子的时候，我就不用牙齿咬，一口吞到肚子里就是了。这样就可以让枣子对脾脏起到好的作用，又不至于伤害牙齿。”

医生听了反问道：“你吃生梨不咽，肠胃没有吸收，怎么能有益于牙齿呢？你吃枣子一个一个地囫囵吞下去而不咀嚼，肠胃能消化吗？又怎么能对人的脾脏有好处呢？”这个呆子无话可说了。

故事2：两败俱伤

战国时期，有一个叫陈轸（zhěn）的人。他非常聪明，遇事总是能想出很多好办法。有一次，他受到楚王的派遣，出使到秦国去。当时，韩、魏两国互相攻打，打了一年多，仍然没有分出胜负。秦惠王打算出兵干涉，可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秦惠王知道陈轸很有见识，便向他请教。

于是，陈轸讲了卞（biàn）庄子刺虎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叫卞庄子的人看见两只老虎正要咬一头牛，卞庄子见了，马上拔出剑来，想冲过去与老虎搏斗。

旁边的人劝他说：“这两只老虎正在争吃一头牛，争着争着就会互相撕咬，结果一定是小的被咬死，大的也会受伤。到那时，你再去刺杀那只受了伤的，一下子就把两只老虎都解决了。”

卞庄子觉得这个人讲得很有道理，就远远地看着那两只老虎。不一会儿，两只老虎果然互相打斗起来，小老虎被咬死了，大老虎也受了很重的伤。这时，卞庄子冲上去，刺死了受伤的大老虎，一下子就把两只老虎都消灭了。

陈轸讲完了这个故事，然后对秦惠王说：“现在韩、魏两国长期战争，最后必然是弱国灭亡，强国受到很大的打击。到时候如果您乘机把遭到削弱的强国打垮，不就一下子灭掉了两国吗？”秦惠王听从了陈轸的意见，果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故事3：力不从心

东汉时期，北部的匈奴不断骚扰汉朝边境，并凭借军事力量统治西域的弱小国家。公元73年，汉明帝刘庄为了联合西域各国共同抵御匈奴的侵犯，就派著名的外交家、军事家班超出使西域。

班超在西域前后生活了三十年。他克服了许多艰难险阻，为祖国北部边境的安宁，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朝廷将他封为定远侯。

班超年近七十岁的时候，感到身体渐渐衰弱，又非常思念家乡，便上书汉和帝刘肇（zhào），请求把自己调回玉门关以内，以免老死西域。

班超的妹妹班昭也递给汉和帝一份奏折，说：“班超现在衰老多病，满头白发，两只手也不听使唤了，耳朵聋了，眼睛花了，走路必须要拄拐杖才行。

一旦出现突发事件，班超的力量已经不能使他按照自己所想的那样去做了。（原文是：‘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这不仅损害了国家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功绩，而且忠臣也无法尽力效忠，这多么让人痛心啊！”

汉和帝看到这份奏折后深受感动，于是就把班超从西域召了回来，让他安度晚年。班超回到洛阳后，由于旧病复发，不久就病逝了，终年七十一岁。

在人们的印象里，科学家应该都是象牙塔里的幸运儿，文质彬彬的科学家们带着眼镜，穿着雪白的大褂，在仪表闪烁的实验室里做着各种奇妙的科学实验。这的确是现代科学实验室里的景象，而且也的确有很多科学家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为科学做着贡献。

不过老多还知道另外一些科学家，他们没有什么先进的实验设备，甚至连起码的条件都很缺乏，可是他们却也为科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著名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她因和丈夫一起发现放射性元素钋和镭而获得1903年和19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而做出如此重大贡献的实验室，开始时却是在一间上漏下潮的破旧棚子和一些极其简陋的仪器。当然，老多今天要讲的故事不是外国的科学家，而是咱们中国的。

上世纪初，在广东粤东北客家山中有一家客家人，他家的长辈们正瞧着一个赤着脚在田埂上到处乱跑的瘦弱的小男孩。这孩子虽然瘦弱但天资聪颖，家里人多么希望有一天这孩子能为他们光宗耀祖。

他没有辜负长辈的期望，20岁那年居然考取了当时还很稀少的大学中的一所——国立南京东南大学(现在南京大学的前身)。这家人并不很富裕，整个家族好不容易为他凑足了盘缠，让他踏上了求学之路。

进入东南大学物理系学习，4年的时间让他从一个农村的土小子，变成了一个满腹物理化学知识，能说外国话的学生。毕业之后经朋友举荐，在南京谋了一个中学物理教师的职位，他以为职业生涯开始了。虽然吃粉笔末的差事并不很富足，但比起农村的生活那已经是天壤之别，本想就此安身立命。可谁知道生不逢时，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关键时期，硝烟弥漫，战云密布，南京城里到处是孙传芳的败兵。一天在街上碰见一群正在抢掠的游兵，被吓得魂飞胆散。而且他又染上了当时很难治愈的肺病，咳嗽都带血，万般无奈，向朋友借了盘缠仓皇逃回了广东老家。

此时的中国可谓国难深重，民不聊生。就在如此惨淡的时刻，1920年中国的甘肃又发生特大地震，房倒屋塌死伤无数，震惊世界。当时在北洋政府地质研究所工作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率人亲临现场考察。看到如此惨烈的地震灾害，翁先生决计要在中国开展用仪器观测地震活动的事业。他找到清华大学教授叶企孙，希望他推荐一个人来专门从事此项任务，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是学物理的、英文好。叶企孙搜肠刮肚，突然想起他在东南大学任教时那个来自广东的青涩少年正好符合要求，于是急发电报。

1927年仓皇逃回老家以后，总算交上一点好运，虽然不是衣锦还乡，但大学生在粤北的农村并不多见，不久以后在县中学当上了堂堂教务主任，并兼任物理和英语教师。1929年与自己一位善良的女学生结为连理，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妻子是富家小姐，经丈母娘的调养，肺病居然痊愈，小日子过得真是红红火火。突然间看到恩师的急电，一时不知所措。地震为何物，他一无所知，如何是好?新婚妻子说：“你去吧!”

于是，顾不上过春节，抛下怀着身孕的妻子，只身来到北京，从此便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地震研究事业。

1930年来到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受命，随即被派往上海徐家汇见习地震观测。那里有一个由外国人办的地震观测室，负责人是个意大利人龙相奇。谁知道一开始那个外国佬看不起这个来自广东的傻小子，什么都不教，只是让他熏烟纸(地震记录用的)。不得已，只好自己到附近的图书馆看书，当对地震稍知一二以后，又向外国老师请教。外国佬看这个小子居然会问自己一些问题，大为震惊，于是开始给他讲授一些地震观测知识，并让他进入自己的图书馆。可学了没多久，却又被急调回北京，建立中国人自己第一个地震观测台的事情在等着他。后来他与龙相奇成为好友，1934年他去美国帕萨迪纳地震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时，龙相奇把他推荐给美国著名地震学家古登堡先生。

地震台选址在离北京城四十公里以外西山的鹫峰上。那个地方现在都很少有人光顾，别说1930年了。那时的北京还是一个破烂不堪黄土满天的城市，出了西直门就没有洋汽车了。在西直门城楼下面有租驴的驿站，去西山或者骑驴或者坐黄包车，无论哪种交通工具往返北京和鹫峰之间都不止一天(现在开车从西直门到鹫峰大约需要1个小时)。而鹫峰之上更是荒凉，荒山野岭上是一座破庙秀峰寺。破庙旁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大律师林行规的别墅，林大律师慷慨地捐出一块大约100平方米的地作为台址，于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个地震观测台建立起来了。在秀峰寺苍松翠柏的环抱中地震台的建设工作开始了。“忙了一个月，搞洋灰、钻、锉、磨，甚至于打铁也干了，最后总算把地震仪器装起来。……”50多年后他这样回忆道。

1930年9月20日国际标准时间13时02分02秒，鹫峰地震台记录到了第一个地震。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地震台。

这个地震台要什么没什么，电是肯定没有的，只能用蓄电池。所以他每个星期要骑着毛驴把电池背到几十公里外的清华大学去充电。到了晚上更是凄惨，除了听松涛的声音，就是狼嚎。可他也会自娱自乐，从城里买了一架小型天文望远镜，支在屋顶上看星星。

不久妻子也来了，他们就住在林大律师别墅的一间耳房里，晚上一起聆听松涛的声音。

不久地震台以国际通用格式编印的《鹫峰地震月报》和《鹫峰地震专报》便如期出现在全世界的地震观测网络中，到1937年，鹫峰地震台已经成为国际一流的地震台。而在这个期间，地震台的工作人员除了他，只有另外一个由叶企孙先生介绍来的清华的技术员，他家就在山下的北安河村。

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情，比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苦心经营了7年的地震台毁于战火。他和妻子逃难到了重庆。期间他忍受不了寂寞，和搭档一起深入交通闭塞野兽出没的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做地质考察，并做出攀枝花地区矿山的评价，解放后攀枝花成为一座著名的钢铁公司。在重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警报声中，他又奇迹般地制造出中国造的第一个地震仪。这个中国造地震仪的原型甚至连罐头盒都用上了，建国以后这个地震仪成为由他亲手组建的中国地震观测台网最初的装备。当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也没有幸免，反动学术权威是把他关进牛棚的罪名，60岁他戒了烟，可在牛棚里他又抽上了。1976年恢复了平静，他也老了，于是他开始写书《中国地震》，当写完最后一个字以后，他病倒了，再也没有起来……。如今他的铜像矗立在鹫峰地震台原址。

这个科学家的名字叫李善邦，是老多的父亲。老多之所以写他，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科学的道路是很艰难的，但也是十分快乐的，因为他们对自己做的事情充满了热情和兴趣。在30多年前，当老多要离开北京去云南当知青之前，父亲跟我说，你去那里会看到很多蝴蝶和热带昆虫，回来以后你会成为一个昆虫学家。老多没有成为昆虫学家，可是老多学会了如何学习，学到了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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