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作文议论文（三篇）

我们由一件小事入手。

一九二三年，梁启超先生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但是他自己却并不以为意，在家信里他说：“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气体一切如常，……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另一方面，他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在他的工作里。他抱病在清华大学讲授有“读书法及读书示例”“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指导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清代学术史”等多门，又勉力完成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这样传世的巨作。旁人形容他“口敷笔著，昼夜弗辍”，称赞他“即在此这种苦痛环境中，仍本孳孳不倦之精神，埋头苦求，研究学问。此种坚苦卓绝、自强不息之精神，诚为空前未有之一人”。然而梁任公的病情终究逐渐恶化，到了一九二六年，他才接受了德国医院的检查，确诊为尿血病。

梁先生绝不是抵斥科学。他是康有为的学生，最早觉醒的中国人，维新运动的领袖，思想界的启蒙者，一生对现代科学充满了笃信和期待。而这时，他显然是出于更深沉的考虑。在他心里人文事业占有更重的分量。他早年倾心于西方的思潮，但是不久便感到了极大的忧虑：“试问人生是什么?是否可以某部当几何之一角、三角之一边?是否可以用化学的公式来化分、化合，或是用几种原质来造成?……西人所用的几种方法，仅能够用之以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人，决不是这样机械易懂的。欧洲人却始终未彻悟到这一点，只盲目地往前做，结果造成了今日的烦闷，彷徨莫知所措。”这个转变意味深长，他针对现实进行了文化反思，希望能以东方的人文传统，引导人们从麻木状态里，恢复本来的心灵，建立起一种美善的生活。他说：“儒家看得宇宙人生是不可分的，……人类日日创造，日日进化。这意识流转，就唤作精神生活，是要从内省直觉得来的。……变化流转之权，操之在我。所以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既看清了以上各点，所以他的人生观，十分美渥，生趣盎然。人生在此不尽的宇宙当中，不过是蜉蝣、朝露一般，向前做得一点是一点，既不望其成功，苦乐遂不系于目的物，完全在我，真所谓“无人而不自得”。有了这种精神生活，再来研究任何学问，还有什么不成?”这在他自己的生活里也得到了写照：“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他的这种主张就贯穿在平常日用中，使他不倚待于科学的救助，依然能在内心卓然自立，乐以忘忧。

事情还出现了更动人的一面。当年梁任公进行了肾脏切除手术，但术后发现，误将健全的右肾除去，而梁氏此后只能以另一只残留的坏肾维持生命。一时舆论大哗，西医陷入危机，甚至出现了“科学杀人”的论调。梁家人也非常愤慨，准备诉诸法律途径。但就是在这时，任公主动放弃了院方的道歉和赔偿，而且强撑病体撰写出短文，其中说：“科学呢，本来是无涯的。……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他还嘱咐家人，“以其尸身剖验，求病源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

这令人肃然起敬。梁先生始终认为，西医就是科学的代表，这一点毫不因他的个人遭遇而动摇，他贡献出生命的最后力量，为科学的进步做出了自我牺牲。他早已表明过他的志向：“今日第一要紧的，是人人抱定这尽性主义，如陆象山所谓：‘总要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学而不能应用于世，无论如何勤学，终是纸的学问，其结果纸仍纸，我仍我，社会仍社会，无一毫益处也。”“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台。”他将个人的利害置之度外，而一心披沥为大众谋求将来的路。这种人文关怀本便与科学的初衷相通，却又是对其的无上升华。梁任公守护住了科学的尊严，而这种守护本身就带有人文的崇高;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科学的价值，更为珍贵的是这背后闪耀的人文光辉。应该说，这些来源于他在精神境界上的裁判和追求。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中，一派提倡“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一派力主“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于己”，在这种局面中，梁任公温和庄重地申明了他的见地：“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有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不能说理知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一极重要的部分——或者说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在一片的对立和动荡中，这无疑是那个时代最高贵理性的声音。他回避论争，因为本身已圆通无碍;他无意深刻，而永远能调和自新。基于此，我们就能理解他全部的行动和生活，他终极的科学态度和人文情怀。

梁任公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他用他的生命体践，完成了理想人格的形态。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这是对长征意义最有代表性的论述。 长征会师，是各地红军从分散的各个根据地出发，边走、边打、边做群众工作，为着共同的目标，向着一个方向，像很多支流流入江河那样汇合在一起。这样的会师，是战略力量的聚合和集中。战略的奥妙在于集中，集中了战略力量就有实施战略作战的主动权。贺龙与任弼时深明这一道理，他们所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于1934年10月24日会师，25日即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建议“两个军团集中行动”，但是当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却不同意，并说是“绝对错误的”。

28日，贺、任等二、六军团领导人再次建议“暂时集中行动”，接着在11月中旬集中力量打了龙家寨战役，对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也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红军每次会师后，紧接着就是战略作战的胜利。如红一方面军与红十五军团在陕北会师后，随即在中央统一指挥下打了直罗镇战役。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又如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边区会师后，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打了山城堡战役。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不但大振了我军的声威，而且对分化敌军营垒、促进逼蒋抗日的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主力红军会师后，就能在统一指挥下，集中力量打一些较大的歼灭战。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权。

长征发生在国内阶级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央红军在反对敌军第五次“围剿”失败之时，同时又交错着党内的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以为代表的党中央，从国家和民族大义出发，毅然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把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已进行战略退却的消极行动，升华为一个积极进取的、对全国人民和对全军有号召力的大义凛然的政治行动。正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的那样：“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北上抗日的方针，伸张了长征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师出有名，极大地激励了士气。日本侵略者是全民族的敌人，红军北上抗日就获得全民族的拥戴。而反动军队对红军的“剿杀”就把自己摆在抗日的对立面，遭到全民族的反对。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还有力地团结了全党，在党内存在着“北上”和“南下”的分歧抉择上，党中央、坚定地坚持北上抗日，并以此团结了全党和全军，北上抗日有理，南下、西下无理，是逃避。这就促使了红军三大主力最终在西北会师，避免了张国焘的分裂危险。

红军完成人类历史纪录上第一次的伟大长征。红军面对着强大而凶残的敌人，险峻艰苦的环境，用了一年多时间，走了两万五千里路，主要靠着革命精神来完成了长征。长征精神，包含的内容很多，但主要有两点：就是渡大渡河，强攻腊子口，英勇作战，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就是爬雪山，过草地，吃苦耐劳，在艰苦环境中，意志坚定，有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红军的革命本色在长征途中最显明、最集中、最深刻地表现了出来，成了我党我军最宝贵的财富。红军就是用这种精神完成了长征任务，会师胜利更使这种精神光芒万丈。

这种精神，可以养成人们高尚的情操，可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可以完成一切艰难困苦的任务。这种精神，在我国我军的文明建设和作风建设中将产生深远影响。

从呼喊的深渊中，从一切憎恨的深渊中，我要向您高歌，神圣的和平。——罗曼·罗兰

纵观整个世界，战争贯穿着人类的发展史。从古至今，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计其数。据联合国统计，人类千年历史上真正没有战争的日子只有300多年。战争是由多少的血与泪堆积而成，没有人算得清。

例如我们中国着名的‘九一八事变’，便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且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随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开始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

九一八的炮声时时使我们警醒。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更要记住过去，珍惜今天，热爱和平，但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世界，何时才能铸剑为犁，和平永驻?

在我的眼里，战争莫过于此：战士们冷酷的杀戮着，把美丽的世界销毁了，带来的是一片死尸，并把自己的思想肮脏化。

我们热爱和平，向往和平，反对战争;但必要时我们又必须勇敢的迎接战争，扞卫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保卫我们向往的和平。

让我们告别战争，一齐向蓝天放飞白鸽，共同来维护这个美好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