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百里者半九十典故的启示精品2篇

我们由一件小事入手。

一九二三年，梁启超先生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但是他自己却并不以为意，在家信里他说：“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气体一切如常，……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另一方面，他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在他的工作里。他抱病在清华大学讲授有“读书法及读书示例”“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指导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清代学术史”等多门，又勉力完成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这样传世的巨作。旁人形容他“口敷笔著，昼夜弗辍”，称赞他“即在此这种苦痛环境中，仍本孳孳不倦之精神，埋头苦求，研究学问。此种坚苦卓绝、自强不息之精神，诚为空前未有之一人”。然而梁任公的病情终究逐渐恶化，到了一九二六年，他才接受了德国医院的检查，确诊为尿血病。

梁先生绝不是抵斥科学。他是康有为的学生，最早觉醒的中国人，维新运动的领袖，思想界的启蒙者，一生对现代科学充满了笃信和期待。而这时，他显然是出于更深沉的考虑。在他心里人文事业占有更重的分量。他早年倾心于西方的思潮，但是不久便感到了极大的忧虑：“试问人生是什么?是否可以某部当几何之一角、三角之一边?是否可以用化学的公式来化分、化合，或是用几种原质来造成?……西人所用的几种方法，仅能够用之以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人，决不是这样机械易懂的。欧洲人却始终未彻悟到这一点，只盲目地往前做，结果造成了今日的烦闷，彷徨莫知所措。”这个转变意味深长，他针对现实进行了文化反思，希望能以东方的人文传统，引导人们从麻木状态里，恢复本来的心灵，建立起一种美善的生活。他说：“儒家看得宇宙人生是不可分的，……人类日日创造，日日进化。这意识流转，就唤作精神生活，是要从内省直觉得来的。……变化流转之权，操之在我。所以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既看清了以上各点，所以他的人生观，十分美渥，生趣盎然。人生在此不尽的宇宙当中，不过是蜉蝣、朝露一般，向前做得一点是一点，既不望其成功，苦乐遂不系于目的物，完全在我，真所谓“无人而不自得”。有了这种精神生活，再来研究任何学问，还有什么不成?”这在他自己的生活里也得到了写照：“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他的这种主张就贯穿在平常日用中，使他不倚待于科学的救助，依然能在内心卓然自立，乐以忘忧。

事情还出现了更动人的一面。当年梁任公进行了肾脏切除手术，但术后发现，误将健全的右肾除去，而梁氏此后只能以另一只残留的坏肾维持生命。一时舆论大哗，西医陷入危机，甚至出现了“科学杀人”的论调。梁家人也非常愤慨，准备诉诸法律途径。但就是在这时，任公主动放弃了院方的道歉和赔偿，而且强撑病体撰写出短文，其中说：“科学呢，本来是无涯的。……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他还嘱咐家人，“以其尸身剖验，求病源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

这令人肃然起敬。梁先生始终认为，西医就是科学的代表，这一点毫不因他的个人遭遇而动摇，他贡献出生命的最后力量，为科学的进步做出了自我牺牲。他早已表明过他的志向：“今日第一要紧的，是人人抱定这尽性主义，如陆象山所谓：‘总要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学而不能应用于世，无论如何勤学，终是纸的学问，其结果纸仍纸，我仍我，社会仍社会，无一毫益处也。”“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台。”他将个人的利害置之度外，而一心披沥为大众谋求将来的路。这种人文关怀本便与科学的初衷相通，却又是对其的无上升华。梁任公守护住了科学的尊严，而这种守护本身就带有人文的崇高;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科学的价值，更为珍贵的是这背后闪耀的人文光辉。应该说，这些来源于他在精神境界上的裁判和追求。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中，一派提倡“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一派力主“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于己”，在这种局面中，梁任公温和庄重地申明了他的见地：“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有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不能说理知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一极重要的部分——或者说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在一片的对立和动荡中，这无疑是那个时代最高贵理性的声音。他回避论争，因为本身已圆通无碍;他无意深刻，而永远能调和自新。基于此，我们就能理解他全部的行动和生活，他终极的科学态度和人文情怀。

梁任公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他用他的生命体践，完成了理想人格的形态。

人世沉浮如电光石火，盛衰起伏，变幻难测。如果你有天才，勤奋则使你如虎添翼;如果你没有天才，勤奋将使你赢得一切。命运掌握在那些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手中。推动世界前进的人并不是那些严格意义上的天才，而是那些智力平平而又非常勤奋、埋头苦干的人;不是那些天资卓越、才华四射的天才，而是那些不论在哪一个行业都勤勤恳恳、劳作不息的人们。即使你身体有残缺，即使你没有过人的天资，即使别人看不起你。但是，只要你自强不息，就能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就能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天赋超常而没有毅力和恒心的人只会成为转瞬即逝的火花。许多意志坚强、持之以恒而智力平平乃至稍稍迟钝的人都会超过那些只有天赋而没有毅力的人。懒惰是一种毒药，它既毒害人们的肉体，也毒害人们的心灵。无论多么美好 的东西，人们只有付出相应的劳动和汗水，才能懂得这美好的东西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真正的智慧总是与谦虚相连，真正的哲人必然像大海一样宽厚。浅薄的嫉恨和无知的轻蔑都是真正不尊重劳动、不尊重勤劳的表现。人们常说：播下行为的种子，你就会收割习惯;播下习惯的种子，你就会收割性格;播下性格的种子，你就会收割一定的命运。 “闻鸡起舞早耕耘，天道酬勤有志人。”让我们养成勤劳的习惯，培养勤奋的性格，收割丰收的果实!

我曾用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题，要学生写文章。发现学生虽能从正面理解“自强不息”之意，然对其深厚的意蕴却是不甚了了的;至于“厚德载物”，绝大多数人更是字面意思亦不能了然，对此我觉得非常遗憾。

我曾对人说，我国学校校训之最佳者，当推清华大学的校训，因为它表述的是传统文化的精粹。“自强不息”，出于《易·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上的日月星辰在不断运行，这就是“天行健”的意思。君子效法天，要像天那样不断运行，不断努力。“厚德载物”，见《易·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土地的地势就是厚广，可以承载万物，君子取法地，要积累道德，方能承担事业。

所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要人们效法天地，在学、行各方面不断去努力。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人源于天地，是天地的派生物，所以天地之道就是人生之道。古代不少学者，能深刻体认这种精神并自觉加以践履，如孔子，自述“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有一次在河边对学生们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是激励他们效法自然，珍惜时光，努力进取。

明末顾炎武有诗云：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他认为“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王夫之于垂暮之年，疾病卧床，犹克服各种无法想象的困难，勤奋著书。《姜斋公行述》说他：“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篡注。”他们所体现的，都是这种精神。这种精神由于人们的践履，使我们后人仍时时感受到它那幽杳的理性与璀璨的美。传统文化中富含极有价值的东西是绝无疑义的，对这一点，人们口头上似也都能道，然我总觉得等闲视之或视而不见者仍滔滔皆是。如此优秀的自家珍藏不知宝爱教人不可思议，近来读到一条注释尤让我叹息不已。《朱子语类》载朱子语曰：“试思人以眇然之身，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以常人而可以为圣贤……。”某大学出版社出版之《朱子语类选注》注“赞”字为“称颂，赞美”，真是大错特错。这里的“赞”，应解为“助”，人可以助天地之化育，是儒家所乐道的，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常识。注释者的无知令人吃惊。同书又注禅家话头“云在青天水在瓶”云：“要考查行为的结果，考虑到行事的困难。”更是胡说八道。如果敢于注释古书的人如此不学浅陋，对传统文化如此隔膜无知，则前面说到的我的学生们不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出处与意蕴，也就不足为奇了。可见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人们已疏离到何等程度。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意思是说多做好事，善事日积月累就象滴水汇成江河湖海而升华为高尚的品德，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就会受到人们的拥戴，恪守道德准则的团体就会与时俱进，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虽历尽沧桑却一脉相承依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是一代代龙的传人上下求索扬善弃恶的必然结果。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为人民服务”，都无不劝诫提倡人们从善。从这个角度说，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追求“善”的历史。所谓“善”就是“好”，“善事”就是遵循大多数人认可并遵守的行为准则或游戏规则所做的“好事”。的意思“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与各位兴业同仁共勉，愿我们为荣誉、为国家多做“善事”，积“小善”为“厚德”。

“天道酬勤，厚德载物”，伟大的成功和辛勤的劳动成正比，而增厚美德以容载万物应成为我们崇高不变的追求，自强不息，是一切成功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