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会关注热点1000字汇编3篇

阿里巴巴集团近日发布公告称，部分商家违背诚信经营原则，希望通过“潜规则”谋求不正当利益，想方设法给关联人士送礼品送现金或给予其他好处，企图向小二(淘宝系工作人员的统称)行贿等，此类行为均已构成不正当谋利，依规则永久关闭店铺26家。有行贿就有受贿，作为国内最大的电商企业，阿里巴巴集团对内部受贿人员的处理也曾经一波接一波，甚至部分高管也因此而去职。下手不可谓不重，但商业腐败仍然难以杜绝。

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地滋生腐败，商业权力概莫例外。任何不受有效监督与制约的权力，发生腐败的概率都是高企的，伴随着淘宝系交易量的不断上升，淘宝小二掌握了监督管理、组织促销、发布广告、处理投诉等多重权力，如果这种权力与责任不相匹配，如果缺乏内外部的制衡，淘宝平台下的商家与小二的勾结故事就难以杜绝，打击也只能威慑一时，风头一过，权钱交易又卷土重来。

阿里巴巴集团对“潜规则”的打击不遗余力，也开发了1000多种付费手段。但电商实在发展太快了，制约措施、开源手段的增加一旦跟不上电商发展的速度，既有的反腐措施未形成有效的监督与制衡体系，贪腐的成本、风险无法压抑贪腐的冲动，腐败构成主体也就到处找空间，或阳奉阴违，或暗渡陈仓，或私相授受，最后造成不公平商业竞争。消费者与阿里巴巴都是受害者，得利的是不法商家与小二。

阿里巴巴集团在反腐方面完全借鉴国内外一切行之有效又契合企业自身文化的反腐手段。在淘宝平台上，小二曾经既是服务方，也是治理方，既是管理者，也是监督者，角色的错位必然导致权力的失位。当一个人搞不清楚权力的边界在哪里的时候，当一个人搞不清楚权责利对等的必要性的时候，当一个人既无有效内外部制约又缺乏廉洁自律精神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被权力所带来的“感觉”冲昏头脑。这种“感觉”既包括不良商家的肆意吹捧献媚，也包括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所带来的各种奢靡、奢侈的所谓高品质生活。

有人说企业和政府不一样，企业要追求效率，要追求利润。对于一般的企业来说，令行禁止、“一言堂”或许可以体现决策者的权威，推动企业高效发展;但对于平台型企业来说，却一定需要追求公平，打造一个公开、公正的商业环境。阿里巴巴集团多年来一向对“潜规则”说不，发现一起打击一起，这是可贵的，作为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的领头羊之一，却也应该率先思考如何约束绝对的商业权力，建立更加公平、合理、法治的商业规则，推动中国营商环境的净化与提升。

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形成，需要包括政府、行业领袖等各方的一起努力。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各级政府都要建立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有力推进机制，给企业松绑，为创业提供便利，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都要简化程序，明确时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一、为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指明方向

报告强调“有权不可任性”“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这指明了转变政府职能的方向，澄清了过去长期以来的一些模糊认识，为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规范，这为下一步的简政放权，矫正政府缺位、越位，实现归位，提供了明确的思路。

二、“三张清单”与简政放权的关系

第一个是政府的权力清单，现在简政放权力度很大，但公众不知道政府具体有什么权力，这需要公开。如果不公开还有哪些部门、还有哪些权力，那么该不该下放、该不该取消是说不清楚的。所以要公开受监督。

第二个是责任清单，有些地方简政放权之后觉得权力下放了，不审批了也没有责任了。实际上，从中央的要求、党和政府的要求来说，不是说不审批就没有责任了，法定职责还是必须的。

第三个是负面清单，其作用是规范政府和市场、企业关系的制度。过去多是正面清单，作为企业来说，不知道哪些领域能进，哪些领域不能进。负面清单则是告诉你哪些领域不能进，其他的完全放开。这样对企业来说，首先是把范围变小了一些;第二是对企业和投资主来说，很明确地让其知道只要是这个范围之外的都是可以进。这实际上也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是对政府和企业市场关系的一种规范。现在很多地方不光对外资企业，对于民营企业的投资也采用这样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所以这是一种规范政府和企业关系的有效的管理方式。

三、如何实现“大道至简，有权不能任性”

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简政放权力度进一步加大，特别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本届政府在履职之初提出，在五年内要削减行政审批权限三分之一。2014年底，这个目标已经实现。政府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下放大批权力，对进一步给社会和市场松绑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在依法行政原则的指导下，中国政府的权力结构更为合理，政府权力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更为顺畅。只要做好简政放权，就会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高，社会的法治化程度更高，改革的结果会最终惠及老百姓，提高老百姓的生活便利程度和生活水平。

为了达到政府工作报告“大道至简，有权不能任性”这个目标，第一要进一步削减政府的权力，从根本上没法任性。第二，要通过各种制度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让政府有权不能任性，不敢任性!双管齐下，才能把这个理念落实。

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正成为我们共同面临的威胁。当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原有模式、路径与体制机制不能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新要求,作为“负效应”的生态环境问题就会影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针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成因,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要治理好“三病”。

首先是基础设施缺乏导致的“城市病”。城市规模越来越大,私家车数量大增,这等于把炼油厂搬到了市中心。但市中心高楼密集,又不利空气流通和污染物扩散。类似的情况,在国际大都市的发展历程中都曾出现过。很多城市的主要解决办法是,把大部分人口从市中心导出。然而,这种解决对策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现阶段“人多地少”的国情。

有专家认为,中国应该探索节能环保型私家车在城市应用普及的新模式——“两车制”,也就是鼓励进城开电动汽车,出城开燃油汽车。但是,一方面,充电桩和停车场的严重缺乏,使人们不敢放心使用电动汽车;另一方面,市民也不方便把燃油汽车停放到郊区,为城区停放电动汽车腾出车位。如果中国要推行“两车制”,首先要配套建设大量充电桩和停车场,方便私家车充电和换乘;其次,要在保证汽车道路占有公平的基础上,采取汽车限购政策,即以家庭为单位发放一张电动汽车牌照,多余车辆要征收拥堵费和排污费。

建设“美丽中国”,还要治理规划布局不合理带来的“工业病”。在中国不少城市,大量钢铁、水泥、纺织、石化、化工等环境高风险企业,与周边的居民区、城镇、农村交错分布,这对于空气、水源、植被等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危害。

从科学规划布局的角度,应该把传统制造业产业转移到合适的地方,向园区集中,构建循环经济,促进“三废”集中处理。应该通过经济杠杆促进产业升级、技术升级、环保升级。比如,将生产增值税改为环境保护税,视污染治理的水平和生态环境敏感度确定税率,将这部分税收主要用于区域生态环境统一治理上。

此外,还要治理法治不到位产生的“废物病”。很多废弃物原本可以循环利用,但由于法律法规缺乏,它们成了环境负担。比如,废蓄电池年回收仍处于分散、无序状态。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对废电池回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制体系,通过法治保证了积极落实消费者、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生活,关乎民族未来。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已经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利用新的技术模式、经济杠杆和法律法规,修补自然,改善生态,不仅不会影响到我国的产业竞争力,而且会促进生态经济和美丽城镇建设,带动技术革新,带动相关的投资和劳动,创造许多新的产业和就业,使中国经济真正实现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