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挫折的名人故事（热门20篇）

怀素，我国唐代伟大的书法家，尤以草书著名。怀素，原名钱藏真，出生于公元726年，长沙人。后来出家做了和尚，怀素是他的法名。

据史料记载，怀素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位学者，精于儒术，喜欢书、画。怀素四岁的时候，父亲在学习上对他要求严格，每天要他读四篇经文，写一篇文章，练三篇书法。他对父亲布置的学习任务都能提前完成，尤对练字感兴趣。父亲规定他每天写三篇，他竟写七八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每天还要抽出一定的时间阅读课外书籍。但不知是何原因，在课外阅读中，他对佛经产生了很大兴趣，一读起来就彻夜不眠。到七八岁的时候，他便常去附近寺院听和尚讲经。寺内禅师见他眉目清秀，性格稳重，似与佛家有缘，便叫到跟前询问，方知他自幼喜读佛经，很是高兴。于是，这禅师到小藏真家中游说，小藏真的父亲动了心，便同意小藏真入了佛门。这年，小藏真年仅九岁。

小藏真出家后，法名为怀素。他在学习佛经方面更是刻苦，受到禅师的称赞。禅师也是个书法爱好者。每当禅师练字的时候，他便站立一旁观看，还不时称赞禅师哪个字写得好，写绝了。禅师发现，小怀素指出的几个写得好的字，正是禅师反复练习的字，这表明他是个行家。于是，禅师便让怀素也写几个字让他看看，怀素没有拒绝，提笔便写了起来。禅师一看，不由得大为惊奇，感到怀素年龄虽小，字却写得很有功底，而且很有发展前途，于是便支持怀素练字，并把自己多年收藏的有关资料拿给他看。

怀素出家后，既能研读佛经，又能学习书法，真是如鱼得水，十分高兴。当时，禅师为了支持他练习书法，便给了他一些纸张，但两三天就被他写完了。他自己没钱去买，又不好意思向禅师要，于是便找来一块木板，刨光，在上面擦了写，写了擦，结果时间一长连木板也磨透了。

有一年夏季的一天，他去寺外游玩，见到一棵大芭蕉树，叶子又宽又大，便折下一片练字，发现效果不错，便在院子里栽了多棵，随用随折。过了一些时间，他发现芭蕉叶干了也不会折断，像纸一样更好用，就把芭蕉叶折下一些晒干存放起来，不仅四季能用，而且外出时也可带着。他把用过的废芭蕉叶、废笔，都扔在了院内的一个墙脚下。时间一久，光用过的废毛笔就积了一大堆，他在上面盖上土，埋起来，就像个小坟堆一样。后来被禅师发现了，不知道里面埋的是什么，待扒开一看，竟都是怀素用过的废毛笔。禅师心里很受感动，又让人依旧用土埋好，并为其取名叫“笔冢”。

一天，当时的大诗人、大书法家贺知章路过此地，听说有个叫怀素的小和尚很有才华，练字入了迷，也有很大成绩，便想去看望他。禅师听说后，赶紧迎出庙门。

贺知章看了怀素写的字后，激动地说：“这孩子年龄这么小，字写得就这么好，真是难得啊！”

随后，禅师又领他来到怀素埋废笔的地方，挖开让他看了看。贺知章望着“笔冢”，想了又想，尔后又亲自将它重新埋好，更加感慨地当着怀素的面对禅师说：“真是太难为他了。‘笔冢’这个名字起得好。小怀素若能继续苦练下去，我相信一定会超过前人的！”

从此，“笔冢”也就随着怀素的名字被传开了。

前不久央视的《东方之子》栏目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进行了一次专访，丁教授面对记者紧追不舍的一个简单问题，连续几个“不知道”，令人感慨。

记者提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感觉您对自己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很明确的选择。比方说小时候对科学、对科学家感兴趣；大学的时候，就锁定了要研究物理；然后每做一个实验也是力排众议，自己坚持下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每一次选择都能这么坚定和正确呢？”这位记者想要获得的答案谁心里都明白，因为在已经太多的名人访谈中，这样的问题显然都是为对方作秀进行的铺垫。然而，丁肇中的回答却是：“不知道，可能比较侥幸吧！”

记者不死心，又追问道：“在这里面没有必然么？”丁肇中依然回答：“那我就不知道了。”记者还是不死心：“怎么才能让自己今天的选择在日后想起来不会后悔？”丁肇中依然回答：“因为我还没有后悔过，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记者无奈：“我发现在咱们谈话过程中，您说得最多一个词就是‘我不知道’。”丁肇中这次作了正面回答：“是！不知道的，你是绝对不能说知道的，我们那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的你不要猜。”

丁肇中的严谨态度，的确是到了常人不能理解的地步。然而，这就是作为科学大家的丁肇中，他认为不知道的就一定要回答“不知道”。

拿破仑年轻的时候，一次到郊外打猎，突然听见有人喊救命，他快步走到河边一看，见一男子正在水中挣扎。

这河并不宽，拿破仑端起枪，对准落水者，大声喊道:"你若再不自己游上来，我就把你打死在水里!"那人见求救已无用，反而更添一层危险，便只好奋力自救，终于游上岸来。

拿破仑当了皇帝后，一天清晨，在花园中散步，迎面被身负重物的士兵挡住去路。这时宫廷女卫士长忙喝令士兵赶快给大皇帝让路，拿破仑却忙阻止说:"夫人，请尊重负重者。"并给负重士兵让开了一条道。

拿破仑拿枪逼迫落水者自救，是想告诉他，自己的生命本应该是自己负责的，唯有负责的生命才是真正有救的生命。"请尊重负重者"，在拿破仑看来，地位的高下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生命肩头的分量。

我家有一位“厨仙”，她会变戏法似的给我们做吃的，家常菜、寿司、饺子、火锅，样样都是她的拿手好菜。她就是我妈妈。虽说她会做那么多菜，但有时，她做菜的动机却很奇葩，比如最近这一次……

一天早上，妈妈刚起床，穿好衣服，就对我们喊一句：“我去菜场啦！”留下我和爸爸面面相觑。不一会儿，妈妈就拎着面粉、笋和肉回来了，对我和爸爸说：“昨晚我做了个梦，梦里有一个白发老人跟我说，你老公和儿子很爱吃包子，并传授给了我做包子的秘籍。”说完，她就动手了。我好奇地站在她身边，想看看到底有什么秘籍，但看了好久，也没看出什么门道来，于是便去看书了。

过了一会儿，我前去“探班”，听见她嘴里嘀咕着：“发包子要放多少酵母啊？”一看，她手里拿着手机，眉头紧紧地锁着。我调侃道：“那位白发苍苍，垂垂老矣，学识渊博，拥有包子秘籍的老人没告诉你怎么发面啊？”她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那人说，我们家的面包机可以发面，但我忘了放多少面粉和酵母。”面包机做包子？我无言以对。面对这么个“厨仙”，我只好在一边坐等吃包子了。只见妈妈将在面包机里发酵好的面团取出，放在撒有面粉的案板上，一阵揉压，再将揉压好的面团搓成一长条，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小团子，然后将小团子搓圆压扁变成一张稍薄的面皮，放入馅料，褶折收口，完美的包子就完工了。再经二次发酵后，包子就上锅开始蒸了。蒸了约有十来分钟，热气腾腾的包子就出炉了，我十万火急地奔向餐桌，抢了两个包子，吃了起来。虽说是妈妈首次做的包子，但味道确实不错，形状和店里的一样美观，包子的上方是一道道褶折，十几道纹路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突起的小圆圈。吃一口，满嘴肉的鲜嫩和笋的清香，还流出了些许汤汁，一吮，味道鲜美，鲜咸适中，清香爽口。这一餐，我吃了四个大包子。

这就是我家的“厨仙”。

一九三一年的一天，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正在举行入学考试。

坐在主考席上的几位教授，被一个中国肯年的考卷深深吸引了:无论是和声、赋格还是作品分析，成绩都属优秀。而且，作曲成绩也是所有考生中最理想的一个。经过一番品评，主考教授当即宣布，正式录取这位中国考生进巴黎音乐学院作曲班。并且说，由于他考试成绩优异，校方决定给他颁发荣誉奖。按照学校的惯例，受奖者有权选择奖品，就看他最需要什么?

这位考生名叫冼星海，他一直神情紧张地站在主考席前，当听到他被录取的消息后，才如梦初醒。又听说让他自由选择奖品，一时竟不知所措起来，踌躇了半晌，才羞涩而惭愧地说:“我需要饭票。”

是啊，此时此刻，对于冼星海来说，饭票是他最需要的……

一九O五年六月十三日深夜，星海诞生在广东省番禺县珠江边的一条小船上。脸色苍白的母亲取出一件破衣，用颤抖的手将他裹起来。他的父亲因终年在海上捕鱼，积劳成疾，早在半年之前就去世了。小星海靠母亲给人家做苦工拉扯着长大。为求生计，他们母子曾漂泊到新加坡。

一九一八年秋，星海被人推若进了广州岭南大学的华侨学生特别班。一边学习，一边当校役，负责上下课摇铃、擦黑板等工作，以维持读书和日常生活。在这期间，星海利用业余时间自学音乐。他不分寒暑，坚持不懈地弹奏钢琴，练习提琴和其它乐器，阅读了大量的音乐理论书籍。由于他刻苦钻研，虚心求教，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初步显示出了音乐才能，被师生们誉为“南国箫手”。

星海并不满足于己有的成绩。他迫切要求提高音乐理论和演奏技巧，后又到北京和上海半工半读学习音乐。可是在旧中国(编辑注：在伟大的新中国情况更加严重)，一个穷苦孩子要学音乐，真比登天还难，他的幻想被现实击玻了。但他并不甘沉沦，他立志要做一个音乐家，用音乐艺术为祖国服务。一九二九年，当他二十五岁的时侯，为了求得深造，他不顾一切艰难险阻，毅然离开祖国，远涉重洋，到法国巴黎去学音乐。

美丽的巴黎，是《国际歌》的故乡，这里的巴黎音乐学院，是世界许多着名音乐家的摇篮，为各国有志于音乐的青年所向往。可是，巴黎，这世界音乐的首府，并没有张开双臂来欢迎冼星海。

冼星海踏上巴黎街头时，口袋里只剩下了五十个法郎，而在那样挥金如土的城市，就连最简朴的一顿饭，也得花十二个法郎呀里冼星海流落在凄风苦雨的巴黎街头，几经周折才在一家小饭馆找到工作。每天天不亮，他就得把牛奶、士豆和牛肉运回来，接着便擦刷店堂地板，然后又忙着挑菜，等侯开门营业。开店之后就更忙了，跑来跑去，紧张地为顾客报菜送菜。他任劳任怨地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终于领到了六百法郎的月薪，他立即给在祖国的母亲寄了一半，用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从此，每天深夜，冼星海送走了最后一批顾客，就赶紧收拾好锅盆碗盏，把厨房打扫干净。然后便如饥似渴地开始练习小提琴。拉到实在拉不动了，就在厨房里用桌凳临时搭个床浦睡一会儿。早晨天亮前，再在厨房里拉一阵琴，然后开始干活。中午饭店休息，他又抓紧时间读音乐理论书籍。甚至在报菜送菜时稍有空隙，他也要从碗柜里取出小提琴，争分夺秒地拉上一首练习曲，听到电铃一响，他立即收起琴，快步前去给顾客端送饭菜。

冼星海如痴如迷的练琴，引起饭店老板不满意，有些同事也产生了误解，常常投以冷眼或挖苦嘲讽。每当星海想练琴的时候，有的人就指手画脚地故意找些事让他做，或者说:“快把这一堆碗盆洗出来。”或者说:“再把厨房打扫一遍”不能练琴，这使得冼星海十分痛苦。

后来，冼星海在一位同乡的帮助下，总算找到了一间住房，这是一撞七层高楼顶上的一间小阁楼。房间只有一人来高，仅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方桌，房顶有个透气的叫做“牛眼”的天窗。每天凌晨，冼星海就起床，打开天窗，站在桌子上，将身子探出窗外，向着广阔的巴黎上空，尽情地练习小提琴。拉过琴再赶到饭店上班，一直干到深夜再回来，每天十七、八个小时的劳累，使得他情疲力竭，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冼星海照常不停地收拾菜盘，为顾客勾划菜单，然后又捧着一大叠碗盆赶回厨房抢时间洗刷。刚开始洗，上菜的铃又响了，他扔下手中的活，赶忙端上菜盘去送菜，刚迈几步，忽然觉得头晕目眩，眼前一黑，“哗啦”一声，连人带菜一起摔在楼梯口。

老板暴跳如雷，将冼星海臭骂一顿之后，就把他开除了。冼星海从碗柜里拿出提琴，愤然离开了饭店，他又失业了。

夜巴黎的街道，灯红酒绿。饥肠辘辘的星海在茫然地徘徊着，最后，他象是下了大决心似的，挟着小提琴，鼓足勇气向一家大餐馆走去。

馆子里除了法国男女顾客外，靠墉一角还坐着两个穿着特别时髦的中国官费留学生。他们正在喝着高级香槟酒，谈论着好莱坞女明星的容貌和巴黎的桃色新闻。

冼星海走进餐厅，神情尴尬地开始了第一次拉琴卖艺。他拉了一曲圣·桑的《天鹅》，又拉了一曲比才的《哈巴涅拉》舞曲，人们不理会他。他硬着头皮，拿着盘子走过两个中国官费生面前，这两个官费生拉住他，非要他拉当时巴黎流行的黄色歌曲，他坚决不拉，两个官费生不但不给钱，反把他谩骂、侮辱了一顿……

饥饿、羞辱天天折磨着星海，但他要用自己的音乐去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一天夜甩，寒风呼号，星海没有棉破，和衣躺在床上，冻得直哆嗦，实在没法睡一F去，只得爬起来点着煤油灯写作。忽然，风猛烈地从窗户吹进来，灯灭了，点着又灭了，一连点了好儿次。寒风猛烈地嘶吼着，星海的心也跟着激烈地颤抖起来，他不禁挥笔疾书，借着风声的呼号，倾诉痛苦的人生和对多难祖国的深切思念。

一首非凡的乐曲《风》诞生了，并幸运地得到了音乐大师奥别多菲尔的肯定。由于奥别多菲尔的推荐，《风》在巴黎音乐学院新作品演奏会上演出，立即轰动了巴黎。巴黎音乐学院的杜卡斯等着名音乐家，都深深为星海的苦学情神所感动，他们欢迎星海报考巴黎音乐学院。

洗星海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巴黎音乐学院，院长亲自奖给了他一扎饭票，院方还破例地免费供应他的膳食。但那昂贵的学费书费仍然压得星海喘不过气来，他一面象‘饿汉”一样地拼命吞食学校的每一堂课，一面还得在晚间出去做工，挣几个法郎交学费和房租。

一九三五年春，冼星海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学校再次给他颁发奖品。他毅然放弃了留在巴黎工作的机会，回到祖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我国杰出的人民音乐家。他创作了《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不朽的乐曲，是中国新音乐的一位奠基伟人。

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行伍出身，曾先后任北洋军旅长、师长，陕西、河南督军，国民军总司令，xx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xx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工长等职。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俭朴。

1932年10月，他从山东泰山到张家口，找他的老部下佟麟阁（佟当时任察哈尔省警务处长兼张家口公安局长），商讨组织抗日同盟军的问题。因为冯突然而至，佟夫人未作准备，问如何接待冯玉祥。佟麟阁说：“还是老样小米面窝窝头，外加大萝卜咸菜招待他。”冯玉祥吃得很香。夸奖佟麟阁说：“你不愧是我的好部下，做了大官还没丢农民的本色。

一个春雨霏霏的日子，漫画“三毛”的作者张乐平一手撑雨伞，一手提蛋糕，去看望50余年没有见过面的小学启蒙老师陆寅生。陆寅生以前给张乐平出了个题目，指导他画政治讽刺画，这是张乐平学漫画的开始。此事虽已过去50多年，但张乐平记忆犹新。

80多岁的陆老师把张乐平打量了一下，问：“你是谁？找谁？”张乐平说：“我是张平啊，此刻叫张乐平。”陆老师兴奋异常：“几十年来难得你还想着我，真不容易啊！”张乐平说：“我的第一幅漫画是您教我画的，我一向没有忘记您！”

1970年4月，张海迪跟着下放的父母，坐着一辆大卡车，来到山东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开始了农村生活。

起初，张海迪感觉农村非常陌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生活也十分艰苦。但是，在那些淳朴的村民身上，张海迪却感到了更真、更朴素的爱。

刚到莘县那天，天空很晴朗，天上的白云像大棉花一样。不久，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们跑过来，围到张海迪身边，抢着问道：“玲玲姐，你是城里来的吧？你的脸怎么这么白啊！你的腿怎么了？”望着孩子们的笑脸，张海迪笑了，慢慢的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仅仅才过了半个月，张海迪就同乡亲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了。乡邻们争着抢着往玲玲家送地瓜、咸菜等东西，还为她做了一张木轮椅。

孩子们都愿意推张海迪出去散步。这个男孩子说：“玲玲姐，我推你！”那个男孩子抢过来说：“我推，我推！”经过几番争执后，由孩子们轮流推着，来到了田野里。

为了回报这些朴素的爱，张海迪也想为大家做点什么。于是，她开始在昏暗的油灯下学习一本本医学书，还让父亲给她买来体温计、听诊器和针灸用的银针，成了一名靠在轮椅上给人看病的乡村医生。

在莘县生活期间，张海迪为群众治病一万余多人次，针灸技术也在当地出了名，前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由于经常靠在轮椅上给人看病，她的肋间神经总会感到剧烈的疼痛，脊椎甚至弯曲成了“S”型，但是，为治好村民的病，回报他们的爱，张海迪始终坚持着。

更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的路上走得不好，不是路太狭窄了，而是我们的眼光太狭窄了。

生活中，我们在一条路上不断地走，总觉得自己已经把路走绝了，再不能走出一片崭新的天地，再不会有更大的成就。

1956年，松下电器与日本生产电器精品的大阪制造厂合资，设立了大阪电器精品公司，制造电风扇。当时，松下幸之助委任松下电器公司的西田千秋为总经理，自己任顾问。

这家公司的前身，是专做电风扇的，后来开发了民用排风扇。但即使如此，产品还是显得很单一。西田千秋准备开发新的产品，试着探询松下的意见。松下对他说：“只做风的生意就可以了。”

当时松下的想法，是想让松下电器的附属公司尽可能专业化，以图有所突破。可是松下电器的电风扇制造已经做得相当卓越，颇有余力开发新的领域。尽管如此，西田得到的仍是松下否定的回答。

然而，西田并未因松下这样的回答而灰心丧气。他的思维极其灵活与机敏，他紧盯住松下问道：“只要是与风有关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吗？”

松下并未细想此话的真正意思，但西田所问的与自己的指示很吻合，所以回答说：“当然可以了。”

四五年之后，松下又到这家工厂视察，看到厂里正在生产暧风机，便问西田：“这是电风扇吗？”

西田说：“不是。但它和风有关。电风扇是冷风，这个是暖风，你说过要我们做风的生意。这难道不是吗？”

后来，西田千秋一手操办的松下精工的风家族，已经非常丰富了。除了电风扇、排风扇、暖风机、鼓风机之外，还有果园和茶圃的防霜用换气扇，培养香菇用的调温换气扇，家禽养殖业的棚舍换气调温系统……

西田千秋只做风的生意，就为松下公司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生活中，我们在一条路上不断地走，总觉得自己已经把路走绝了，再不能走出一片崭新的天地，再不会有更大的成就。实际上，路的旁边也是路。可能我们一生注定只能奔赴一个方向，如果总是沿着那条老路前进，当然有把路走烦、走厌、走绝的时候。西田千秋试着往旁边跨了几步，就发现了无数条路，而且条条都是全新的路，并最终引领他走向了成功。

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的路上走得不好，不是路太狭窄了，而是我们的眼光太狭窄了，所以最后堵死我们的不是路，而是我们自己。

司马相如是汉代着名文人，他写出了历史上非常有名气的《长们赋》，关于他的婚姻，还有一段浪漫的故事。

“绿绮”是司马相如弹奏的一张琴。司马相如原本家境贫寒，徒有四壁，但他的诗赋极有名气。梁王慕名请他作赋，相如写了一篇“如玉赋”相赠。此赋词藻瑰丽，气韵非凡。梁王极为高兴，就以自己收藏的“绿绮”琴回赠。“绿绮”是一张传世名琴，琴内有铭文曰“桐梓合精”，即桐木、梓木结合的精华。相如得“绿绮”，如获珍宝。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琴名噪一时。后来，“绿绮”就成了古琴的别称。

一次，司马相如访友，豪富卓王孙慕名设宴款待。酒兴正浓时，众人说：“听说您‘绿绮’弹得极好，请操一曲，让我辈一饱耳福。”相如早就听说卓王孙的女儿文君，才华出众，精通琴艺，而且对他极为仰慕。司马相如就弹起琴歌《凤求凰》向她求爱。文君听琴后，理解了琴曲的含意，不由脸红耳热，心驰神往。她倾心相如的文才，为酬“知音之遇”，便夜奔相如住所，缔结良缘。从此，司马相如以琴追求文君，被传为千古佳话。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出身于官商家庭。1910 年留学美国，1917 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校长、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等职务。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开风气之先”的重要地位。他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本新诗集；1917 年1 月他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此文标志着“五四”文学革命拉开了序幕。

胡适的父亲胡传曾经担任清廷的“淞沪厘卡总巡”，后调台湾，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病逝于厦门。胡适自小跟着母亲在绩溪老家，母亲是一位普通农家的女子，但也略通诗文，她经常教儿子背诵古典诗词，并且为他请了旧学根底很深的老师。胡适在故乡接受了 9 年的旧式教育，其间广泛接触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更由于通过阅读大量的明清白话小说，受到了运用白话文的训练，从而也确立了他的文学兴趣。

14 岁这一年，胡适曾经随三哥到上海梅溪学堂求学。他不懂上海话，又未曾开笔写文章，所以就被编到五班，那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了。有一次，国文老师在讲解“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古文时，随口说这是《左传》上的话。来上海已经有 6 个星期了，胡适已大略能听懂上海话，他知道老师讲错了。等到老师讲完后，他轻轻地走到老师的讲桌跟前，低声对他说：“老师，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老学究感到十分惊讶，他把花镜向上推了推，“对呀，我刚才是信口说错了。”

他把胡适拉到身边又一次上下打量眼前这位一身乡下打扮的学生，心里不由得暗暗惊叹。他又仔细询问了胡适读过那些书，背了多少东西，胡适都一一回答了。老师又问了他会不会对对子，会不会写文章，胡适当即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完成后，老师更是惊呆了。一篇文章洋洋洒洒，满纸文辞锦绣。他第二大就被升到第二班去了。

在上海，十几岁的胡适还曾主编了《竟业旬报》（白话报刊），他积极称赞维新，也有一定反清革命倾向。15 岁这年，他就发表了自己编写的白话

小说《真如岛》。19 岁那年，胡适赴京参加“庚款”留美考试。试题中有一道“对对子”题目，上联是“孙行者”，这下可难坏了许多考生，一个个抓耳挠腮答不出，胡适却游刃有余，轻轻松松走出了考场。批卷的时候老师看到他答的对子是“胡适之”，不禁拍案惊绝。这一次他的语文成绩是第一名，但是理科成绩却最差，在成绩过关的考生中，他的总分是最后一名。当年 9月份，他踏上了赴美的旅程。

恐怕很多人都已经记不清自己儿时的梦想了吧？但有个女孩却一直坚持着自己儿时要做世界冠军的梦。为此，她每天都早早起床跑步，课余时间除了帮父母做家务就是参与各种体育活动。

后来，她不得不忙于学业；再后来，她又结婚、生子；然后要照顾孩子。孩子长大后，婆婆又瘫痪了，她又要照看婆婆。接下来，她又要照顾孙子……转眼间，她已经六十多岁了。总算没有什么让她分心的事情了，她又开始锻炼身体，想实现童年的梦想。她的丈夫开始总是笑她，说他没见过一个六十多岁的人还能当冠军的。后来他却被她的执著感动，开始全力支持她，并陪她一起锻炼。三年后，她参加了一项老年组的长跑比赛。本来就要实现她的冠军梦了，谁知就在她即将到达终点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她的手臂和脚踝都受伤了。与冠军失之交臂的她痛惜不已。

等伤好了，医生却警告她，以后不适合再参加长跑比赛了。她沮丧极了。多年的心血白费了。难道冠军梦就永远也实现不了了吗？这时，丈夫鼓励她说：”冠军有很多种，你做不了长跑比赛的冠军，可以做别的项目的冠军啊。“从此，她开始练习推铅球。

允许老年人参加的比赛并不多。七年后，她才等到了机会，报名参加了国外一场按年龄分组的铅球比赛。但就在出国前夕，她的丈夫突然病倒了。一边是等待了多年的得冠军的机会，一边是陪伴了自己大半生的丈夫，她最终放弃了比赛的机会。

多年后，她终于等到了世界大师锦标赛。这场大赛不仅包括铅球比赛，而且参赛选手的年龄不限，并按年龄分组比赛。不过，这项比赛却是在加拿大举办，离她的国家太远了。她的儿孙都不让她去。因为当时的她已经快八十岁了。虽然不能去，但她依然坚持锻炼。她坚信，自己有一天一定能当上冠军。

转眼，又二十多年过去了。2009年10月份，世界大师锦标赛终于在她的家乡举办了。来自全世界95个国家和地区的28292名”运动健将“参加了本届全球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虽然当时的她已经年过百岁，但没有人能再阻止她的冠军梦了。

那一天是10月10日，阳光明媚。她走上赛场后，举重若轻地捡起八斤多重的铅球放在肩头、深呼吸，然后用力一推，铅球飞出4米多远。这一整套流畅的动作让现场的观众们惊呼不已，都纷纷站起来给她鼓掌。她也凭此一举夺得了世界大师锦标赛女子100岁至104岁年龄组的铅球冠军。

记者问她：”您这么大年纪还能举得起这么重的铅球，真是令人惊叹。您是怎么锻炼的？“她骄傲地回答说：”我每周5天定期进行推举杠铃训练，我推举的杠铃足有80磅（约36.29公斤）。虽然我知道，只要我参赛就一定能获得冠军（在这个年龄段，能举得起这个重量，还能来这里参赛的人只有她一人），但那样对我来说太没意义了。我要向所有人证明，我不是靠幸运，而是靠实力夺取冠军的。“她的话赢来了众人热烈的鼓掌。

她就是澳大利亚的百岁老太――鲁思·弗里思。

一个将梦想坚持了百年的人，魔鬼也许可以阻挡她实现梦想的脚步，却无法阻挡她梦想成真！

我们今天娱乐用的风筝，在古时候曾作为一种应急的通信工具，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传说早在春秋末期，鲁国巧匠公输盘（即鲁班）就曾仿照鸟的造型“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这种以竹木为材制成的会飞的“木鹊”，就是风筝的前身。

到了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人们又用竹篾做架，再用纸糊之，便成了“纸鸢”。五代时人们在做纸鸢时，在上面拴上了一个竹哨，风吹竹哨，声如筝鸣，“风筝”这个词便由此而来。

最初的风筝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而制作的，它的主要用途是用作军事侦察，或是用来传递信息和军事情报。到了唐代以后，风筝才逐渐成为一种娱乐的玩具，并在民间流传开来。

1920年，张澜担任四川省长。一次奉命前往北京，身边只有两个随从。走到秦岭，遇到当地有名的土匪王三村。他见7张澜就下马说，张省长，我们是来接你的，要护送你过去。张澜知道他是打家劫舍的王三村之后，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王三村说，因为你是为老百姓的省长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澜被推选为共和国副主席。周恩来素知张澜节俭，因为开国大典，特意拨了一笔服装费，希望他能一身簇新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张澜婉言谢绝：“国家的钱，即人民的钱，我怎么可以用来做了长袍穿在自己身上？但总理的考虑是对的，我将保证着新装与民同庆。”他自己出钱，赶制了一件布长衫，罩在旧棉衫之外。这就是我们在熟悉的《开国大典》那幅油画上看到的张澜的形象。

国家给他分配了一套规格很高的大四合院，孙女张梅颖说，当时政府对知名民主人士优待有加，张澜级别最高，理所当然应该享受高待遇，可是他拒绝了，只住在马匹厂胡同一所很小的房子里。在这里，他的小脚夫人刘慧征亲自劳作，种了一些家常蔬菜。张澜的女儿张茂延在文章中回忆说：“父亲在解放前，没有带回来足够养家的钱，母亲一直习惯于起早贪黑地劳动来补贴家用。”

没人知道马匹厂胡同那所不起眼的房子里住着国家副主席。张梅颖说：“他就看中这个了，又小又破的二层搂，不要大房子。生活特别简单，根本不许子女们跟他一块儿住。凡结婚的，必须出去住。任何人不许坐他的车，我只坐过他一次车，是1954年国庆节的晚上去天安门看烟花。我的祖母一直务农，表老（张澜）一去世，她马上回四川。”

1955年，张澜病逝于北京。张梅颖说：“表老去世后，有关领导去我家看我奶奶，表老唯一的一个小破箱子里头，装的就是补丁衣裳和袜子，他看了眼泪都掉下来了。表老给我们留下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做事、做官。”

张澜晚年作《四勉·一戒》：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这是其一生的立德准则。

《清宫遗闻》和《清朝野史大观》都记载了同一个故事。

乾隆弘历做太子的时候，一次因事进宫，看见父皇雍正的一位妃子正在梳妆，映在镜子里的她美眸清澈，娇艳无比。生性风流的弘历不觉砰然心动，便悄悄走过去，捂住了那个妃子的眼睛。妃子吓了一跳，不知就里，下意识地用手里的梳子朝后一打，正好打在了弘历的额头上，竟然把他的额头打出血来了。

恰在这时，弘历的母后刚好进来看见了这一幕。也许皇后在心里早就对这位妃子抱有成见，便认定是该妃子调戏太子，就赐帛命该妃子自尽。该妃子被迫自尽后，太子弘历非常内疚，觉得对不起这位妃子，就用朱砂在妃子的脖颈上点了一个红点，悲痛地说：“我害尔矣，魂而有灵，俟二十年后，其复与吾相聚乎?”

二十五年后，一位青年入宫侍驾，乾隆皇帝越看越觉得这个年轻人像那个因自己的轻佻而冤死的妃子，验其颈项，果有一点红色胎记，与当年他给那个妃子脖颈上点的的朱砂位置一样;又问其年龄，回答二十五岁，与那位妃子死去的时间也正好一致。乾隆愈发吃惊，认定该青年就是那个冤死的妃子再世，是向自己讨偿孽债来的。

从此，乾隆便对这个年轻人关爱有加，处处袒护，使他平步青云，连连高升，一直权倾朝野，作威作福长达二十余年。直到乾隆死后，嘉庆皇帝才将他扳倒，也是赐帛自尽，与冤死的那位妃子一般无二。这个人就是乾隆朝赫赫有名的和。

几百年来，这个故事一直被渲染得神乎其神，使人半信半疑，不得其解。倘若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和是那个冤死的妃子转世是不是真的呢?抑或这仅仅是一个巧合?也许，只是乾隆皇帝的负疚心理作祟，他就非得那样认定不可?

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关于世界上第一台天文望远镜是谁发明的问题，科技史上早有定论，他就是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但伽利略却否认这一点，他说是荷兰人首先发明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608年，荷兰有一位眼镜制造商叫汉斯？李波儿赛，他的两个孩子很调皮，也很聪明。一天，偶然一个机会，两个孩子从店铺里拿来两片透镜，一前一后摆弄着，用眼睛张望着。孩子们惊讶了，他们发现远处教堂上的风标又大又近。李波儿赛得知此事也很高兴，他就用一个简易的筒，把两块透镜装好。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望远镜。

1609年，发明望远镜的消息传到了意大利，伽利略知道了，就按此方法制作了一个放大3倍的望远镜。后又经过改进，使望远镜一下子放大20倍。他用此观察星星，居然可以观察到木星的圆面，看到了月球上高低不平的环形山。1610年，他又用放大30倍的天文望远镜观察到木星的4颗卫星，看到金星的圆缺变化。

正因为是伽利略改进了望远镜的性能，又用来观察星星、月球、金星以及太阳等天体，并首次发表观察结果，因此确切地说，是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而那位汉斯？李波儿赛则是望远镜的发明人。

西晋文学家左思少年时读了张衡的《两京赋》，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决心将来撰写《三都赋》。陆机听了不禁抚掌而笑，说像左思这样的粗俗之人，居然想作《三都赋》这样的鸿篇巨着，简直是笑话；即使费力写成，也必定毫无价值，只配用来盖酒坛子而已。面对这样的羞辱，左思矢志不渝。他听说着作郎张载曾游历岷、邛(今四川)，就多次登门求教，以便熟悉当地的山川、物产、风俗。他广泛查访了解，大量搜集资料，然后专心致志，奋力写作。在他的房间里、篱笆旁、厕所里到处放着纸、笔，只要想起好的词句他就随手记录下

来，并反复修改。左思整整花费了十年的心血，终于完成了《三都赋》。陆机在惊异之余，佩服得五体投地，只得甘拜下风。

认准行动目标，不为外人所动，坚持就是胜利，挺住就是一切。

名人故事是传记文学的一种，它的主要阅读对象是儿童。名人故事是以历史上名人的事迹激励儿童，鼓励他们学习名人的精神品质和美德。名人故事对儿童具有正面的榜样作用。

名人故事要求真实。但是，在对“真实”的具体理解上，人们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作者认为一切内容必须“字字有来历，笔笔无虚言”，包括历史细节的真实；有的作者则认为，在基本史实属实的前提下，可以有适当的虚构；甚至还有的作者认为，语言本身有局限性，语言叙述的历史永远无法“真实”。名人故事中的“虚构”，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因为客观事实的不足。名人故事常常是一种回溯性的写作，即作家是在某人“成名”之后，他的历史意义和精神价值被大家认识之后，才向前溯源，勾勒出他前后一贯的人生画卷。由于种种原因，即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他那漫长的人生过程中，许多重要的细节总是非常模糊或鲜为人知，虽然有关回忆录、书信和日记等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充，但这种补充毕竟是非常有限的。作家虽然可以搜集到一些史实材料，但是能找到的材料还是少之又少，非常有限，许多时候就是空白，永远不可能满足写作的需要。因此，名人故事在适当的时候可以由想象来填补。如同传记文学研究专家杨正润认为：“对于现代传记作家来说，还要求写出传主的动因，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无论材料收集得多么完备，也不可能满足写作时的全部需要。比如人物之间的对话和人物的心理活动，就很难──找到史实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传记作家就不得不‘用想象的火炬照亮黑暗的领域’。”（（引自杨正润著《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其次，是由名人故事的文学性决定的。名人故事本质上属于文学，不同于历史，是文学就允许合理想象。名人故事所需要再现的不是纯粹的历史事件，而是展现人的精神特质或性格特点。作家不能罗列这位名人所经历的一切事情，而是选取最打动人的、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反映名人的某种品质的事件来叙述。在搜集名人的故事素材后，要经过筛选、整合、加工的艺术创作过程。例如，名人故事中的对话，就是最好的作家也不能、也无必要完全还原当时的“原话”，作家需要创造性地加工。另外，名人故事的阅读对象常常是儿童，这就需要这些故事是儿童也能理解或接受的。所以，名人故事常常也以名人的童年的故事为主，以引起儿童的阅读兴趣。这些故事在创作时，语言要符合儿童接受的实际情况，用词用句都要有所考虑。这里的“真实”并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只要符合故事的情感逻辑和艺术逻辑即可，而不用追求全部细节的真实。那种要求故事机械地、照相式地阐释事件的“真实”，是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的。

当然，名人故事创作中的“虚构”要有限度。名人故事的“虚构”，要建立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并且应该与那个特定情境中的名人的性格、情感等心理特征相吻合。在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虚构”的程度也不同。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就被认为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而一些人物传奇、或名人的佚闻趣事，常常无从考证，虚构性更强。例如，民间流传的关于红军将领的故事。这样的“虚构”，有广泛的接受度，反映了老百姓的情感，似无过分追究“真实性”的必要。

最近，我翻开了《世界名人故事全知道》系列丛书，一看到其中的《华罗庚》，就迫不及待地读下去，了解关于他的故事。

华罗庚是19XX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金坛县一个小商人的家庭。他天资聪慧，自幼酷爱数字。19岁那年，他凭着自学的数学功底，指出一位大学教授的论文有错，并写出了《苏家鸲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后来他长大后去了美国。月薪达20000美元，有小汽车和洋楼。但他常说：梁国虽好，非久居之乡！后来他回到回到祖国，于19XX年去世，享年75岁。

读完他的故事后，我被他的故事给吸引住了。他小小年纪，就能指出一位大学教授论文中的错误，说明他的数学基础很扎实，，才会指出错误，否则一定会弄得啼笑皆非。而他的爱国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虽然他在美国，薪水很高，但他没有忘记祖国母亲的恩惠，一定要回到祖国发挥他的数学特长，为祖国争光，他这种数学造诣和爱国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啊！

在我小学的五年生活中，我一直以华罗庚为目标，每天我都做上十几道奥数题，以此增长我的题量。因此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这是因为奥数开拓了我的思维，也是因为我的勤奋。这都是我按照华罗庚写在书上教给我的人生道理。

是呀，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聪明是在于平时的勤奋练习，成为天才是在于平时的积累，我们按照华罗庚的讲述，好好学习，最终走上成功之路！

近来读史，读到两个有意思的故事。

商鞅帮助秦孝公变法后，秦国国富民强，凭借这个功劳，商鞅很是牛了一阵子。尽管他的变法惹恼了太子身边的一些人，然而，有秦孝公这棵大树靠着，别人再咬牙切齿，也奈何不了他。

秦孝公一死，他的灾祸便来了。

太子的党羽们告他谋反，于是，新秦王举天下之力追捕他。商鞅如丧家之犬，一口气从都城逃到关下。疲惫至极的他，找到一家客店，他想住下来躲避一时。店主不知道他是商鞅，说：“对不起，这位大人，按照商鞅的法令，想住宿的人如果不验证身份，就要被连坐的，你不能住在这里。”

商鞅仰天长叹一声，苦啊！他没想到，他制定的律令，最后竟让他自食其果。

另一个故事，是说王安石的。

据说，王安石推行新法之后，招致很多骂名。有一次，他和一个仆人相伴，微服回乡。晚上，他们住在一个老婆婆家。第二天早上，老婆婆蓬着头、赤着脚，赶着两头猪出了门外。老婆婆一边用木勺搅拌盆中的泔水，一边喊：“啰，啰，啰，拗相公来。”两只猪听懂是在喊它们，一溜烟冲过来。

然后，老婆婆给鸡喂食，又喊鸡：“王安石，来。”没想到，她这么一招呼，所有的鸡都跑了过来。

王安石满脸的疑惑与不快。

婆婆说：“官人有所不知，王安石是当今丞相，拗相公是他的浑名，我恨他，所以以畜牲唤之。”

王安石容颜大变，忙问究竟。婆婆说：“我是一个寡妇，已经寡居二十多年了，只和一个婢女住在一起，然而王安石却要我们出这样那样的赋税钱，出了钱，差役还一样不少。我养桑麻，全交给了官府；我养猪鸡，自己却从来吃不上一块肉。说实在的，有朝一日，如果我碰到王安石，我立刻把他烹了，以解心头之恨。”

据说，听完老婆婆的一番话后，王安石当下须发皆白。

也许，商鞅和王安石谁也不曾料到，他们搬起石头，最后，砸到了自己脚上。而且，是如此惨烈。那就意味着，他们搬起的，并不是温柔的石头，也不是温暖的石头，更不是人性的石头。这石头，在此刻砸痛了自己，那么，在上一刻，也一定伤害过别人。

生活中，我们也会搬起许许多多的石头，这些石头，就是我们曾经说出的话，曾经做过的事。如果，我们曾经说过谎话鬼话坏话，曾经做过肮脏事卑鄙事见不得人的事，这些石头，会悄悄地蛰伏在岁月深处，有一天，它会借着时光的风，“咣当”一声砸过来，砸伤我们自己。

飞机起飞后没多久，迎面突然碰到一群鸟，发动机立刻出现了怪声。

飞行员一面向地面报告“碰上了鸟群”，一面继续操作飞机向上爬高，但很快，飞机的两个发动机都停止了工作，已经不能再进行动力飞行了，只好靠惯性向地面滑行。从发现飞机没有动力到决定迫降，机长只用了几秒钟时间。从决定迫降，到成功迫降到水面，整个过程用了4分钟的时间。

4分钟有多长？一支烟的时间而已。机长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也不可能跟别人去商量，只能自己立即作出决定：通知地面指挥台要紧急降落，通知乘务员和乘客作好迫降前的保护准备，自己马上寻找可以迫降的地面条件。最后这点最难，因为在纽约要找到一个开阔地非常不容易。很快，机长选择了水面降落。

水面降落要求角度非常严格：如果飞机降落的时候机翼不是水平面的话，任何一个先倾斜入水的机翼都很有可能承受不了重力被折断，飞机就可能侧翻跟头。如果飞机降落的时候仰角太高的话，飞机机身后半部容易被折断，然后机舱马上会进水，零下好几度的水温，很快就会淹死或冻死部分乘客。此外，迫降以前必须要给舱内加压，这样机舱内的高压可以让飞机机身在水面不会被外部水的压力冲破，保障了机舱内乘客的安全。

人类民航史上第一次水面成功迫降创造了个纪录：机上全体人员共155人全都成功获救。为此，美国时任总统和新当选总统以及纽约市市长都对机长表示了感谢，因为他个人的智慧创出了这样一个世界纪录。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个经验，那就是在危急情况下，在短短的4分钟内，如何保持冷静的头脑，作出一个正确的决策。

听说这位机长57岁了，有40年的飞行经验。是不是不到这个年龄、没有这么多飞行经验的人也能作出这样的决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