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郭永怀【优秀20篇】

1968年12月5日的凌晨6点左右，首都机场附近的村民听到一声巨大的轰响，随后就是一个巨大的火球和浓浓黑烟直冲云霄。是一架小型飞机在即将着陆时突然失事，一头扎在了机场附近的玉米地里。

现场惨不忍睹，飞机残骸散落的到处都是，十三具烧焦的尸体散落一地，面目全非，甚至肢体都散落各处，难以辨认。随后有一批解放军士兵赶来这里，空气中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肉类烧焦的味道。显然，这种情况下几乎不会有任何一个生还者。(后来有一个重伤的唯一生还者)

但是这种情况下，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一处，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太不寻常了：

有两具烧焦的尸体紧紧的抱在一起。两具尸体早已烧的面目全非，如同半个焦炭，但是却保持着紧紧拥抱在一起的姿势。许多年轻的战士都被这画面吓到到了，所有人都站在原地不敢动弹。后来来了首长，人们才有勇气尝试把他们分开。他们抱得很紧很紧，加上瞬间死亡，所以尸体无比僵硬。把他们分开的时候，必须很用力，就像掰断一大块木炭，由于缠绕在一起，把他们撑开的时候不断发出断裂的声响。

当“轰”的一声把他们终于分开，所有人立即脑袋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时间仿佛定格一样，所有人都无法说出一句话，因为把他们分开后，他们惊讶的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是一个皮质的公文包，虽然有点烧焦，但是在两个人相拥的身体的保护下依然完整，打开后：一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完好无损。

看到眼前的一切，前来接应的士兵当场跪地痛哭，那就是他们力学所的副所长：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DNA鉴定技术要到80年代才被发明应用到毁坏尸体的辨认鉴定上。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早已被烧的辨认不出来，认出他们的方法，根据郭永怀的司机说。

邵春贵(郭永怀司机)：郭永怀是怎么认识得他呢，他是个花白头，他那时候59岁吧，头后头有一片都是，躺着连着脊梁那块没有烧完，剩一点点头发，认出来是他。

郭永怀的死讯，第一时间知道的是三个他一生最重要的人。

一个是他的妻子李佩先生，李佩当时还在合肥的中科大，被紧急电报叫到北京，据说，她知道这件事后什么都没说，硬是强扛着一滴眼泪都没留。

那时，李佩已随工作单位——中国科技大学到安徽合肥工作，她接到所里的紧急电报，连夜乘火车到北京，一进家门就感觉出异样，老郭的领导同事站满了屋子，茶几上放着一片熏黑的镜片和怀表，当领导把飞机失事的消息告诉李佩时，她没掉一滴眼泪。采访时，李佩的外甥女陪同在她身边，回忆当时情形，她说，“姨妈一言未发，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远方……”

另一个是中国核试验的最高负责人的周恩来总理。

据国务院工作人员后来回忆，郭永怀飞机失事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失声痛哭，良久不语，

还有一个是他亲如兄弟，永远的“大师哥”钱学森，钱学森知道郭永怀死去的消息嚎啕大哭，恸哭不已。

“是的!就是那么十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在那么十秒钟。”(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

郭永怀牺牲后的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2年后的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郭永怀是他是中国力学科学的奠基人和空气动力研究的开拓者，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两弹一星一共23位元勋，两弹一星早期指的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在三个领域中，唯郭永怀先生一个人三个领域都涉及。也是两弹一星中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上面这些就足够了，但是如果你对郭永怀是谁有兴趣，可以接下去看，我来讲讲郭永怀的故事，感觉也正好有个机会。

1909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一个农家，以一个农村娃的身份，和所有当时的中国科学大师巨匠一样，经历了极为动荡和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

郭永怀以四里八乡第一个公费中学生从青岛大学附中一路经由南开大学预科到北京大学学习物理。天知道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需要经历多大的努力和传奇才能在风雨飘渺的中国和中国最高学府学习物理。

当然，和所有大师一样，郭永怀考取了1938的美国庚子赔款留学基金。在3000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考试结果，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5门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原本只有1个名额，后来经过叶企孙教授、饶毓泰教授的极力争取，三人被一同录取，叶企孙教授的故事，以前柴静写过)

郭永怀因此得以漂洋过海，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应用数学。1940年8月，上海，一艘驶往加拿大的“俄国皇后号”邮船上，二十几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留下了这张弥足珍贵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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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23名科技工作者颁发了每枚由515克纯金制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被追授“两弹一星元勋奖章”的7名功臣中，有一个不为人熟知的名字郭永怀。这颗科技之星不幸过早陨落，他的功绩和优秀品格却让后人永远怀念。

报国之心关不住

1941年5月，郭永怀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在航空大师冯?卡门教授指导下研究空气动力学。不久，他又与钱学森合作写出震惊世界的重要数论论文，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此，郭永怀名声大振，成为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三个著名攻关课题主持人之一。

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的郭永怀受聘到康奈尔大学任教，他的研究成果为人类突破音障、实现超音速飞行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凭着他的研究成果和业务能力，想到美国任何一家科研单位工作都是没问题的。然而，他在回答美国有关部门提出的“为什么要到美国来?”这一问题时，他说：到美国来，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为此，他不能进入美国与国防尖端技术有关的实验室去工作，而他自己也有意不去和那些“敏感部门”打交道，免得将来给自己的回国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不久，美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

郭永怀的老伴李佩教授回忆说：“禁令一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盘算着回国。那时美国的许多朋友、包括已经加入美籍的华人朋友都劝他，为什么总是挂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不劝倒罢，劝的人越多，老郭越来火。他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

何去何从?郭永怀选择了祖国的需要。为了避免美国当局节外生枝制造麻烦，他把十几年来写成的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书稿，一叠一叠地丢进火里烧成灰烬，学生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李佩也感到非常可惜，便劝阻说：“何必烧掉?留下回国还有用。”郭永怀说：“省得他们再找麻烦，这些东西都装在了我脑子里了，属于自己的知识，美方无法扣下。”

1956年9月30日，郭永怀、李佩等科学家到达罗湖边防站，他们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郭永怀回到北京后，钱学森推荐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不久，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郭永怀，问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怀焦急地说道：“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之后，郭永怀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高超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电磁流体力学、飞行力学和固体力学的研究和指导工作之中。

在我国“两弹”发展的关键时刻，钱学森再一次向党中央推荐了郭永怀。

在党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后，由105位科学家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科研群体。郭永怀当时担任九院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并负责武器化的设计指导。1963年，他随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在艰苦的条件下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动力难题，被戏称为核研究领域的“三尊大菩萨”之一。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

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动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对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的研究试验中，他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他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研究方向”。为确立核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一直沿用。

以命护文

1968年12月4日，在研制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于是就让人抓紧时间联系飞机。然后，他匆忙从研制基地赶往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

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平衡，偏离了降落的跑道，歪歪斜斜地向1公里以外的玉米地一头扎了下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飞机前舱碎裂，紧接着，火焰冲天而起……

前来迎接郭永怀的人们从惊骇中清醒过来后，急忙向出事现场飞奔过去。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只见他常穿的那件夹克服已被烧焦了大半，而他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完整无损地夹在他俩胸前……可以说，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郭永怀想到的只是用身体来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技资料!

中央领导震惊了，整个科技界震惊了!周恩来得知郭永怀牺牲的消息，顿时流下了眼泪。钱学森更是伤感不已地叹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专家离开了人世!”

终身奉献，男儿无悔。

那个年代，是黑暗的年代，那条东方巨龙不得已静静盘卧着。与你同批出国留学的人，有不少都留在了美国。你却向教育你的导师深鞠一躬，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生养你的地方，回来后，便是漫长的苦苦等待。

那一年，等待最终有了结果。“两弹一星”的命令如同大石砸进了你的心湖。你告别了妻子，告别了幼小的两个儿女，奔赴那荒凉的戈壁，扎根在了马兰。

就在那片戈壁，深藏着你殷切的期望，满腔的热血，无限的决心。那里的砂砾中，挤满你滴落的汗水。落满你辛劳的足迹。黄沙卷的布衣寒，你却从不言退，因为有一个你的梦，万名工作人员的梦，这个东方国度的梦，两弹一星的梦，国家富强的梦。坚守着它，你这一干就是28年。

随着无边戈壁中一朵蘑菇云的升腾，许多人留下了激动的泪水，你迅速穿上防护服，进入爆破现场，采集第一手样本，不畏危难。

二十八年，白了英雄头折了英雄腰，不变的是你那颗为国的心。

可惜上苍无眼，最终还是让这具英雄的躯体倒在了病床上，昔年同窗的探望，问起奖金。你骄傲道：十元钱。顿时震惊。最终病魔还是夺取了你的生命，最终留下了一句无悔。

一位英雄终究朽灭在历史车轮下，但这种精神，将永远屹立在时间长河中，万世不灭。我无法以多么华美的词藻来赞美你，我只能在此表明决心：一生为国鞠躬尽瘁，兢兢业业，无怨无悔。

永远怀念，邓稼先，远渡重洋，洒然回国。

永远怀念，邓稼先，泪别妻儿，奔赴戈壁。

永远怀念，邓稼先，终生为国，无怨无悔。

你是我们永远的怀念。

强权敌国的核武讹诈、“友好邻邦”背信弃义，无不使他食不甘味，义愤填膺;从受命研制“两弹一星”之日起，他便作为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之一，呕心沥血，发足抢时，立誓拼命也要尽快拿出“争气弹”。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决定，对23位“两弹一星功勋”予以表彰，在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7名功臣中，有一个为许多人感到陌生的名字，他就是郭永怀。

为让后人记住郭永怀，今年他的家乡山东省荣成市为他建造了纪念馆。

乡人盛颂“聪明娃”

在郭永怀的家乡——山东省滕家镇西滩郭家村，记者见到了郭永怀的亲属郭永进老人等几位老者。

今年82岁的郭永进，是郭永怀的堂弟。他回忆说：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于一个家境殷实的普通农家，这是郭文吉夫妇的第四个儿子。他聪明伶俐，从不认生，郭文吉夫妇将他视若掌上明珠。10岁的时候，郭文吉将儿子送到了本家叔叔所办的学堂里读书习文。17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青岛大学附中，成为四乡八疃第一个公费中学生。20岁那年，郭永怀考取了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

1931年7月，郭永怀预科班毕业转入本科学习，选择了物理学专业。两年后，他来到北京大学，在光学专家饶毓泰教授门下继续深造。1935年7月，郭永怀留在饶毓泰教授身边，做助教和研究生。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大学停课。1938年3月，郭永怀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南下来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半工半读。

国难当头，科教兴国、科技报国的念头一次次撞击着郭永怀那颗拳拳爱国之心。他知道，一个没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将永远被动挨打。于是他改学航空工程，立誓要为我国的军事科学奋斗终生。

1938年夏，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了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在3000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而考试结果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5门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

郭永怀一行在上海上了船，刚上船后就有消息传出，他们将在日本的横滨停船三日登岸“观光”，并接受日本政府的签证。面对这种莫大的羞辱，郭永怀与同伴义愤填膺，一致决定，一不登岸观光，二不接受敌国的签证——22名同学全体下船，拒绝出发，毅然返回了昆明。

1940年8月，他们第三次在上海集合，乘坐俄国的皇后号邮轮再度出发。经过28天的海上颠簸，他们来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成了该校第一批来自中国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留学生。从此，郭永怀开始了他的长达16年的海外求学生涯。

异域他国扬功名

在多伦多大学，郭永怀和钱伟长、林家翘一起选择了应用数学系。郭永怀进步很快，仅用半年时间就获得硕士学位。

1941年5月，郭永怀来到了当时著名的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继续深造，在航空大师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工作。经过4年艰苦探索，郭永怀于1945年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不连续解的出色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郭永怀留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学术研究。

当时人类虽已实现了飞行的梦想，但飞机的飞行速度并不理想。声障是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的难关。郭永怀和钱学森经过拼搏努力，不久就合作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数论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此后，名声大振的郭永怀应聘参加了美国数学学会，并被加州理工学院特聘为研究员。不久，他便成为康乃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三个著名攻关课题主持人之一。

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正是因为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所取得的两项重大成果，郭永怀由此驰名世界。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他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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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现代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近代力学事业奠基人之一，是唯一为我国核弹、氢弹和卫星实验工作均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他长期从事航空工程研究，发现上临界马赫数，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中的变形坐标法，倡导中国高超声速流、电磁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研究，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优秀力学人才。

郭永怀是中科大创始人之一。 1958年，郭永怀与钱学森提出要创办一所培养新中国科学家的大学，随即中科大成立，他担任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 1968年12月5日，从青海试验基地赴北京的行程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在飞机失事起火的一刹那，郭永怀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用血肉之躯完好无损地将公文包里的绝密文件保留了下来。

1985年，郭永怀被补授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99年，被授予研制“两弹一星”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称号，并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3年9月18日，中科大成立45周年，这枚勋章由其夫人李佩先生捐赠给中科大，是23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首枚捐赠出来的勋章。

郭永怀是国际著名的力学家，应用数学家，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界的杰出代表。2005年12月5日是郭永怀牺牲37周年，力学所的职工和研究生像往年一样聚集在他的塑像前，一起缅怀他的功绩和思想。

人们怀念他在空气动力学和应用数学领域中杰出的学术成就：1941～194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期间，他在跨声速流动方面的研究成果，回答了机翼绕流在什么时候会出现激波及其对气动性能的影响，为突破声障奠定了理论基础，而逾越声速的飞行是人类航空史上重要的里程碑。1946～1955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期间，将坐标变形法和边界层理论结合起来，解决了粘性流动头部奇异性问题，被命名为庞加勒-赖特希尔-郭永怀(PLK)方法。鉴于这两项成果在科学上和应用上的重大意义，郭永怀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尊敬。

人们怀念他对我国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重大贡献：他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对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都做出过贡献的科学家。1960年起，他担任二机部九院副院长，负责工程的总体设计。在他的领导下，通过爆轰理论分析和物理试验，确定了最佳的引爆方式;他实现了核航弹的轻型结构设计;他重视环境试验设备研制，确保了武器的可靠性;总之，他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武器化，呕心沥血，直至牺牲生命。在导弹方面，他是超小型地空导弹技术负责人，并为它取代号：541。在怀柔基地，科研人员半年内研制出高比冲推进剂、耐烧蚀喷管和发动机内壁涂层、发射装置，并成功地进行了飞行试验。他还制定规划，研究空气离解、气动加热、弹头烧蚀等再入物理现象。郭永怀在人造卫星和回收技术方面也做了一系列前期的开拓性工作。在星际航行座谈会上，郭永怀曾就运载工具、发动机推进剂、入轨姿态控制、东西方火箭技术对比等问题进行分析。后来，又在《宇宙飞船的回地问题》的报告中，重点讨论飞船在返地过程中，怎样才能安全再入大气层顺利回收。他对飞船再入段阻力减速、气动加热、轨道设计和烧蚀防热等进行理论计算，符合当时掌握的实际资料。他还认为未来的飞船可以设计成有翼的形式，以降低飞船回地时的超重力，并部分解决月球飞船的回收问题。196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人造卫星设计院，郭永怀是技术负责人，领导本体设计，并负责提出卫星回收方案。这些成果后来转交给第七机械工业部和空间技术研究院，他们还对后续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

人们怀念他高瞻远瞩，为发展我国近代力学事业奠定基础。在高超声速流动领域，他把马赫数大于5时，分子振动、离解和化学反应对流场有重大影响的流动称为超高声速流，并认为必须着重研究这种流动。20世纪60年代，他在北京高超声速讨论班上提出了关于小钝头体高超声速绕流具有如：熵层、二次激波，压力过度膨胀和回升现象的精辟见解。他在力学所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暂冲式高超声速试验设备：激波管和激波风洞，支持用电弧风洞开展烧蚀防热试验。郭永怀在力学所亲自筹划建立了电磁流体力学研究室。他指出：“第一，人类将来势必要从受控核聚变反应中取得大量能源，而研究高温等离子体、磁流体理论乃是研究受控热核反应的基础;第二，航天器再入返回大气层时，也会碰到气体电离、磁流体力学问题;第三，可以通过磁流体发电方式，直接获取能源。”郭永怀倡导了爆炸力学的研究，他打开中国地图，对从事这项工作的年轻同志解释说：“你们看，我国的高原和丘陵地带占有多大的比例!要建设就要用炸药，如果我们能使炸药的爆炸效力提高百分之几，就能为国家节省多少人力物力啊。”他时刻挂记着长江三峡水电站、成昆铁路以及大型国防工程的建设。郭永怀还为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筹备和前期建设付出了心血，同钱学森一起，为该院规划了宏伟的蓝图。因此，钱学森、郭永怀回国以后，我国的力学研究状况大为改观，不仅有了现代化的试验设备和基地，并为航空、航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人们怀念他爱国的情怀，高尚的情操。郭永怀出生在清末，经历过“九一八”和“七七”卢沟桥事变，亲眼目睹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恣意横行。因此，立志改学航空工程。他在国外16年，从多伦多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学位，直至被康奈尔大学聘为正教授。1956年，回国的时机成熟，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报效祖国，毅然放弃优厚的物质待遇，登上归国的航船。他说：“我自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自己的祖国，建设美好的山河。”他无私无畏、坚持真理，在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敢于站出来为受冲击的同志讲公道话，制止一切不利于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行为和做法。1968年。郭永怀参加试验后，从西部基地返回北京时因飞机失事牺牲，享年59岁。人们发现在他和警卫员的身躯间，竟然是一份完好无损的重要绝密文件。所以，钱学森先生在纪念他牺牲20周年的纪念会上深情地说：“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崇高精神就在这里!”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在山东省荣成县西滩郭家村。1933年至1935年在北大物理系就读。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半工半读。国难当头，坚定了郭永怀科学救国的信念，他认为要使国家强盛起来，首先要发展军事科学技术，发展航空事业。为此，他放弃了专修光学的夙愿，改学航空工程。

1940年9月，郭永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师从辛格教授，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他出色的工作得到导师的赞赏。1941年5月，郭永怀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在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的指导下从事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研究，以优秀成绩获得博士学位。那段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工作、学习的中国人还有钱学森、林家翘、钱伟长等。

1946年，郭永怀受聘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此后的10年是他科研的黄金时期，他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人类突破声障做出了重要贡献。

郭永怀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漂洋过海的。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时，他就向校方表示：“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就要离开”;在是否申请接触机密资料的表格栏中填了“不”;对于让他申请加入美国籍的来信，一概置之不理。他平时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参加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康奈尔分会，经常和大家热烈地讨论祖国的未来。

1956年2月、6月，钱学森两次给郭永怀飞鸿传书：“快来，快来!……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的乐园!”“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办公室，你的住房也准备好了，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

在钱学森等人的召唤下，响应祖国建设需要，1956年11月，郭永怀拒绝了康奈尔大学的百般挽留，放弃优厚条件，乘船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

回国后，郭永怀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国内的力学与国防科研上。张涵信院士回忆：“彬彬有礼的郭永怀先生，对力学工作十分严肃认真。他甚至连Supersonic是翻译成超声速还是超音速，Euler的名字为什么翻译成欧拉等都讲究。”

1958年1月，郭永怀出任《力学学报》主编。钱伟长已被打成右派。郭永怀了解钱伟长的学术功力，仍然请他任编委。一次，一位知名教授向学报投稿，钱伟长发现其论文中竟有51个基本错误，提出不宜发表。那位教授向编委会提出“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许右派教授审查”，对此郭永怀不屑一顾，他说：“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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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教育界开展“教育革命”，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运动中也出现了“左”倾倾向。有些人通过向空中扔十字架用库达—儒可夫斯基定理不好解释，就认为这个定理不对了;通过观察荷叶上的水滴可自由运动，就说NS方程的边界条件是不对的;通过当时设计部门说，飞机的阻力现在还不能用边界层理论算，就认为边界层理论没用。他们请来郭永怀，想让他赞同这些“新发现”，不料郭永怀说：“我常想，一个新发现，要推翻什么东西，应该有以下工作。第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你们说的问题，没有经过慎重的思考，只看到了表皮现象，就做结论。第二，要有真正的胆识，敢于做研究。你们对荷叶是很有胆量，但不是科学的胆识。第三，要有毅力，可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要有非搞清楚不算完的毅力，你们不是这样，是凭一时的热情冲动。”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望着蘑菇云冉冉升起，郭永怀忘却了多年的紧张、疲劳，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激动。为新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他贡献了全部心血。他经常亲临西北核基地进行试验。当时国内航线大都是苏制的中小型客机，既不舒适也不安全。为了节省时间，他总是乘坐飞机，尤其选择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他曾教导年轻人说：“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1968年10月，郭永怀赴西北核试验基地进行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发射试验工作。12月5日，在返回北京汇报时，飞机在着陆前失事。悲痛的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发现他和警卫员两人搂在一起将公文包紧紧抱在胸前，包中的机密材料完好无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到的还是祖国的利益。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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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钱三强来拜访钱学森，既然彼此都姓钱，都住在一个楼里，也就不用讲什么客套了。钱三强开门见山地说，因为要加强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请钱学森支援一位功底扎实的力学专家。钱学森一听，两眼放光说：“我来干行不行?”

钱三强哈哈大笑说：“那当然欢迎了可是你那摊子谁搞?还是另选贤能吧。”

钱学森眯着眼睛沉思了一下，然后郑重地向钱三强推荐：“我看永怀可以。”

“郭永怀吗?好!好!”钱三强也十分满意，“他就在13楼住，我去找他谈。”钱三强是个说干就干的人。

13楼204曾有过一个由郭永怀和他的夫人李佩及他们的独女郭芹组成的家。 郭永怀不大爱说话，好像总是在不停地思考问题，连走路也总是低着头，而且他的步伐都是一大步一大步的，步幅和节奏很一致、很稳健，他似乎在抢时间，又像在用步伐度量着到达某个目的地的距离。

郭永怀兼职很多，要在好几个单位上班，为了抢时间，汽车就成了不可缺少的“坐骑”。接送郭永怀的是一部绿色小轿车，车头上饰有一个奔腾的银鹿，早上那银鹿染着朝霞而来，晚上那银鹿又披着暮霭而去.。

和大多数中国著名科学家不同的是，郭永怀的家庭并非“书香门第”，他出生于山东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不仅经历了寒窗之苦，还承受过生活的重负。

1939年春天，中国教育界传出一段佳话。报考第七届留英公费生力学专业的有 50 多人，公布分数时，竟有三人同登榜首，没有伯仲之分。这三人就是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可是力学专业的名额只有一个，幸亏有叶企荪和周培源两教授力争，这三位高材生才得以同时被录取。他们于 1939 年 12 月从上海登船出发赴加拿大留学，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全面爆发，在这样纷乱的时局下，还能出国留学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大家都很高兴。谁知上船后，他们发现自己的护照上竟有日本签证，上书：“允许在横滨停船三日，上岸游览”。他们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宁可不留学，也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有爱国的传统，在历史上，“书生”在面对国贼和外虏时，拍案而起者有之、横眉冷对者有之、投笔从戎者有之。郭永怀等年轻学子的身上也涌动着这样一腔热血，为捍卫民族尊严，他们不惜牺牲这一难得的留学机会，当即带着行李下船。直到1940年，他才又有机会赴加拿大学习。

郭永怀是一个善于冲破障碍的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喷气式飞机已经出现，而且速度已经接近声音的速度，于是许多飞机设计师和心怀壮志的飞行员都想超越声音的速度。于是一架架新型飞机被制造了出来，一个个勇敢的飞行员向音速发起了冲击。可不幸的是，一架又一架飞机折翼蓝天，一位又一位飞行员无功而返，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于是有人称音速是“音障”。就在这一时期，郭永怀从加拿大来到美国加州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师从有“航空之父”之称的冯·卡门教授，开始进行如何跨越音障的研究。1946年，郭永怀写成了高质量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他又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教授，并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他的研究成果为人类突破音障，实现超音速飞行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发展了新的计算方法，可以帮助解决突破音障的难题，钱学森将这一方法命名为 “PLK”方法。其中“K”就是“郭”的第一个英文字母。“PLK”方法在力学和其它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在人类已经实现了超音速飞行，这里面就少不了郭永怀的贡献。

凭着他的研究成果和业务能力，想到美国任何一家科研单位都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在回答“为什么要到美国来?”的问题时，十分坦率地说，到美国来，是为了有一天能回去报效祖国。因此，在美国，他就不能进入与国防尖端技术有关的实验室工作了，而他也有意不去和那些“敏感部门”打交道，免得将来给自己的回国增添麻烦。

1956年，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郭永怀毅然回国了，在临行前，他当着许多美国朋友的面，把自己的手稿、笔记一页页投入火中，望着那飞去的灰蝶，他的夫人李佩觉得太可惜了，那是郭永怀的心血啊!可是郭永怀说，那些东西都记在了他的脑子里，这样做是为了回国方便。

郭永怀想得非常周到，此时，他已经是卓有成就的著名科学家了，是美国数学学会会员，又正是年富力强之时，美国有关方面一直在密切注视他的动向，1953年，就连英国人邀请他去讲学，美国政府都不同意，更何况现在是要回到新中国去。

郭永怀一家就要返回新生的祖国了，这是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事，胡适曾经为如此富有才华的学者回国，发出感叹说：“连郭永怀这样的人都要回去了，可见人心向背。”

太平洋不太平，那时的太平洋尤其风云莫测，果然，在回国途中，和他们同行的一位中国科学家，就因为在行李中携带了笔记等，受到了美国当局的严格搜查，那些笔记被强行扣留。这件事让李佩更钦佩郭永怀的远见了。

当郭永怀等中国学者走过罗湖桥时，何祚庥和胡翼之已经在迎接他们了，何祚庥还带来了钱学森的一封信，郭永怀打开一看，那信竟如同一团烈火，把他的心烧得热热的。钱学森在信上说：“这封信是请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办事处面交，算是我们欢迎您一家三口的一点心意!我们本想到深圳去迎接你们过桥，但看来办不到了，失迎了!我们一年来是在最愉快的生活之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你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体验。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第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第一天……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我们拼命欢迎的，请您不要使我们失望……”

郭永怀是国际著名的力学家，应用数学家，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界的杰出代表。2005年12月5日是郭永怀牺牲46周年，力学所的职工和研究生像往年一样聚集在他的塑像前，一起缅怀他的功绩和思想。

人们怀念他在空气动力学和应用数学领域中杰出的学术成就：1941～194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期间，他在跨声速流动方面的研究成果，回答了机翼绕流在什么时候会出现激波及其对气动性能的影响，为突破声障奠定了理论基础，而逾越声速的飞行是人类航空史上重要的里程碑。1946～1955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期间，将坐标变形法和边界层理论结合起来，解决了粘性流动头部奇异性问题，被命名为庞加勒-赖特希尔-郭永怀(PLK)方法。鉴于这两项成果在科学上和应用上的重大意义，郭永怀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尊敬。

人们怀念他对我国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重大贡献：他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对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都做出过贡献的科学家。1960年起，他担任二机部九院副院长，负责工程的总体设计。在他的领导下，通过爆轰理论分析和物理试验，确定了最佳的引爆方式;他实现了核航弹的轻型结构设计;他重视环境试验设备研制，确保了武器的可靠性;总之，他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武器化，呕心沥血，直至牺牲生命。在导弹方面，他是超小型地空导弹技术负责人，并为它取代号：541。在怀柔基地，科研人员半年内研制出高比冲推进剂、耐烧蚀喷管和发动机内壁涂层、发射装置，并成功地进行了飞行试验。他还制定规划，研究空气离解、气动加热、弹头烧蚀等再入物理现象。郭永怀在人造卫星和回收技术方面也做了一系列前期的开拓性工作。在星际航行座谈会上，郭永怀曾就运载工具、发动机推进剂、入轨姿态控制、东西方火箭技术对比等问题进行分析。后来，又在《宇宙飞船的回地问题》的报告中，重点讨论飞船在返地过程中，怎样才能安全再入大气层顺利回收。他对飞船再入段阻力减速、气动加热、轨道设计和烧蚀防热等进行理论计算，符合当时掌握的实际资料。他还认为未来的飞船可以设计成有翼的形式，以降低飞船回地时的超重力，并部分解决月球飞船的回收问题。196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人造卫星设计院，郭永怀是技术负责人，领导本体设计，并负责提出卫星回收方案。这些成果后来转交给第七机械工业部和空间技术研究院，他们还对后续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

人们怀念他高瞻远瞩，为发展我国近代力学事业奠定基础。在高超声速流动领域，他把马赫数大于5时，分子振动、离解和化学反应对流场有重大影响的流动称为超高声速流，并认为必须着重研究这种流动。20世纪60年代，他在北京高超声速讨论班上提出了关于小钝头体高超声速绕流具有如：熵层、二次激波，压力过度膨胀和回升现象的精辟见解。他在力学所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暂冲式高超声速试验设备：激波管和激波风洞，支持用电弧风洞开展烧蚀防热试验。郭永怀在力学所亲自筹划建立了电磁流体力学研究室。他指出：“第一，人类将来势必要从受控核聚变反应中取得大量能源，而研究高温等离子体、磁流体理论乃是研究受控热核反应的基础;第二，航天器再入返回大气层时，也会碰到气体电离、磁流体力学问题;第三，可以通过磁流体发电方式，直接获取能源。”郭永怀倡导了爆炸力学的研究，他打开中国地图，对从事这项工作的年轻同志解释说：“你们看，我国的高原和丘陵地带占有多大的比例!要建设就要用炸药，如果我们能使炸药的爆炸效力提高百分之几，就能为国家节省多少人力物力啊。”他时刻挂记着长江三峡水电站、成昆铁路以及大型国防工程的建设。郭永怀还为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筹备和前期建设付出了心血，同钱学森一起，为该院规划了宏伟的蓝图。因此，钱学森、郭永怀回国以后，我国的力学研究状况大为改观，不仅有了现代化的试验设备和基地，并为航空、航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人们怀念他爱国的情怀，高尚的情操。郭永怀出生在清末，经历过“九一八”和“七七”卢沟桥事变，亲眼目睹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恣意横行。因此，立志改学航空工程。他在国外16年，从多伦多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学位，直至被康奈尔大学聘为正教授。1956年，回国的时机成熟，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报效祖国，毅然放弃优厚的物质待遇，登上归国的航船。他说：“我自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自己的祖国，建设美好的山河。”他无私无畏、坚持真理，在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敢于站出来为受冲击的同志讲公道话，制止一切不利于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行为和做法。1968年。郭永怀参加试验后，从西部基地返回北京时因飞机失事牺牲，享年59岁。人们发现在他和警卫员的身躯间，竟然是一份完好无损的重要绝密文件。所以，钱学森先生在纪念他牺牲20周年的纪念会上深情地说：“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崇高精神就在这里!”

1961年秋我于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旋即被分配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任教。报到后被告知，化学物理系的系主任是著名科学家郭永怀。我将担任一门叫做物理力学课程的辅导工作，该课程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讲授。对于我这样一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来说，能够在如此有造诣有名望的人领导的系里工作，并给一位驰名中外的科学家当助教，那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真是太幸运了。

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化学物理的同事似乎极少，甚至从没有使用过郭主任、郭永怀主任的称呼，也未使用过钱教授、钱学森教授的称呼，而是沿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同事们的习惯，称他们为郭所长和钱所长。这是否因“全院办校，所系结合”而衍生出的一种文化现象?不得而知。

记得大约在1962年，一次我去力学所钱所长办公室汇报学生学习情况，其中说到五八级同学对物理力学课都很重视，但前段时间由于课程多，时间紧，复习时间较少，目前此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停掉了一门同时开设的流体力学课。说到这里，钱所长站了起来，面有愠色：“流体力学给停了?谁干的!”“我定的。”一个柔和的声音。说话的是一位和颜悦色的绅士——我们的系主任郭所长。他因正从门前经过，听钱所长这么一问，便进来解释：“因为五八级学生反映课程负担太重，所以我把流体力学暂时停掉。如果需要，以后我们再给补上，你看行不?”……“唔。”钱所长便没再说什么。这是我同郭所长的第一次“零距离接触”。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此后的接触中，印象依旧。

文革以前的那些岁月，力学所物理力学研究室每周六下午都有学术活动，我也有幸参加。钱所长对此十分重视，每场必到。记得有一次讨论到波动力学中的WKB近似，钱所长意味深长且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们说：WKB近似适用于普朗克常数趋于零的情形。WKB代表三个人，是他们发展了这一方法，故有此命名。另有一种方法正好适用於与此相反的情形，也是以三个人的三个字母来命名，其中最后一个字母是K——那就是郭永怀。钱所长讲的这些话和他讲话时的神态，让我这个年轻晚辈再一次着实感受到了郭永怀这个名字的份量。

1963年，钱所长以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教授的名义招收一名物理力学专业研究生。我有幸被选中。借此机缘，认识了郭所长的贤夫人李佩老师。当时她给校本部首批研究生上英语课，我是她的学生之一，李佩老师的敬业精神，语言水准，教学风范没得说，都是一流的。她那翩翩风度，得体衣着，由衷的言谈和优雅的举止，更具有一种征服力量，让人在教室里不仅增益知识，提升能力，同时也接受着美的熏陶。有道是命运弄人。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女士，偏偏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被诬陷为“美国特务”。对此我觉得很荒唐，很残忍，很可笑，很无耻但并不惊讶。因为当时我已经有了一种感悟：在我们这个社会，但凡大家都喜欢一个人，那么那个人离倒霉就不远了。试想，当时众多大人物都难逃的厄运，一个弱女子何以幸免!事实表明，李佩不是什么美国特务，她是一个好人，一个大好人，一个一生都热心于教育事业，热心于服务社会的人。我想，最了解李佩老师的莫过于我们敬爱的郭永怀所长。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妻子不是特务。然而正是当明知自己的伴侣遭受诬陷和迫害的情况下，郭所长却仍然频繁地往来于基地和北京之间，为我国国防建设呕心沥血，奋力拼搏。这需要多么高尚的精神，多么坚强的毅力，又要忍受多么巨大的痛苦和煎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郭永怀所长在一次空难中与世长辞。究竟是不幸，还是得到了解脱?

若干年后，我从李佩老师那里听到了一些关于郭所长的故事。例如在政治活动特别多的五六十年代，一次郭所长被组织上安排到天安门去发言。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项多么难得而光荣的任务，可郭所长却不这么认为，他对夫人说：“这种活动让我这样的人去讲话，没有必要吧。”夫人说：“不去怕是不好吧。”经过李佩老师的开导，这才去参加了。发言稿还是由李佩老师给代劳起草的。由此可见，郭所长在自己从事的科学技术领域中堪称精通、多才。然而在政治领域，特别是阶级斗争这个行当却是相当陌生的门外汉。我想他至死也难以领会“与人奋斗”的那种乐趣，更别说“其乐无穷”了。

多年来在我国科学技术界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那就是大家对于那些善长与人奋斗的同行总有所保留，有一种敬而远之的心态，反之，对于那些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勤勤恳恳，刻苦钻研，孜孜以求者则充满好感，对于其中有成就者更是钦佩景仰之至。不用说，在大家心目中，郭永怀绝对属于值得钦佩，值得景仰，值得永远怀念的那种人。

1968年12月5日夜，北京。寒风凛冽，苍穹漆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准备降落，离地面大约400米时，飞机突然失衡，偏离机场，歪歪斜斜地扎向一公里开外的玉米地，顿时腾起一团火球。客舱里坐着著名科学家郭永怀!他不幸罹难了!

当人们从飞机残骸里找到郭永怀先生时，只见他面容安详，他27岁的警卫员牟方东与他紧紧相拥，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们分开时，一个土黄色文件包砰然落地，竟然完好无损!机场保卫人员知道：里面一定装着机密资料，立即妥为保存，迅速转交给有关部门。就这样，郭永怀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国家的珍贵的绝密资料!

1968年12月5日夜，天幕低垂，风声呜咽，彷佛在痛悼这位对祖国赤胆忠心的好儿子!

当时，在中南海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闻讯不禁拍案而起，眼眶顿时湿润了。郭永怀的亲密好友钱学森百倍伤感，连声叹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专家离开了人世!” 周恩来总理曾一再叮嘱，像郭永怀那样的科学家尽可能不乘坐飞机，但当时正处于某项试验的关键时刻，郭永怀在青海试验基地获得一项重要数据，急着赶回北京加以详察，执意乘飞机，与他在一起的挚友彭桓武、王淦昌等劝他：“飞机太小，你还是坐火车吧!”他说：“我搞了一辈子航空，还怕坐飞机!”没料想，这竟成了谶语!而当年年底，祖国大西北一项核试验成功的轰然巨响，彷佛是为他送行的礼炮声……。

祖国没有忘记自己的好儿子。当年12月25日，国家内务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982年1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郭永怀文集》;1985年补授郭永怀等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23位科技工作者用515克纯金制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郭永怀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此勋章的学者。如今，在郭永怀工作过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大院里矗立着他的汉白玉半身塑像;在他参与筹建的中国空气动力中心的大院的松林山上建有一座纪念亭，上面刻着张爱萍将军所书的三个大字：“永怀亭”。

他是唯一一位在导弹、核弹和卫星都做过卓越贡献的“两弹一星”元勋，也是唯一一位获革命“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题记

郭永怀，生于1909年，山东荣成人，中国共产党员，国际著名的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长期从事航空工程研究。发现了跨声速流中的上临界马赫数，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中的变形坐标法，即国际上公认的PLK方法，为人类突破“声障”，实现超声速飞行解决了重大理论问题，倡导了我国的高超声速流、电磁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的研究，培养了优秀力学人才。担负了国防科学研究的业务领导工作，为发展我国的导弹与核弹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68年12月5日，因飞机失事牺牲，其骨灰被埋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他的塑像下面，陪伴他的还有与他一同牺牲的忠实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生平

郭永怀幼时聪慧，勤奋好学。1929年夏，进入南开大学预科班学习。1931年，郭永怀转入本科，攻读物理。1933年转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35年毕业后，他留校任助教兼做研究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永怀曾回家乡威海任教。1938年威海沦陷，郭永怀又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半工半读，在那里，基于科学救国思想，他放弃了原来的光学专业，转入航空工程系，学习流体力学。

1939年，郭永怀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生。经过一些波折，于翌年9月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在应用数学系主任辛格指导下从事研究。他仅以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可压缩粘性流体在直管中的流动》的论文，并获得了硕士学位。1941年5月，他又来到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航空大师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工作。他主动提出要进行当时空气动力学的前沿问题——跨声速流下连续解的研究，并于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

1946年，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他特聘郭永怀前去参加业务领导工作，历任副教授、教授之职。他着重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可压缩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与钱学森合作)、《关于中等雷诺数下不可压缩粘性流体绕平板的流动》、《弱激波从沿平板的边界层的反射》等重要文章，解决了跨声速飞行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边界层的奇异性，他改进了庞加莱、莱特希尔的变形参数和变形坐标法，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为人类突破“声障”做出重要贡献。为此，钱学森于1955年在《应用力学进展》杂志上发表文章，将这一方法命名为PLK方法。郭永怀因在空气动力学与应用数学中的研究成果而驰名世界。

1956，受人民中国感召和钱学森热情邀请，回到祖国。在国内工作的12年期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国内的力学与国防科研上，并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二机部九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国防科委空气动力学专业组成员和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筹备组副组长、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1956年，郭永怀参加了制订“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担任了力学专业副组长。他和力学界的其他专家一起审时度势，分析国际上力学研究的动向，并根据我国的国情，制订出学科近期发展规划与远期奋斗目标，确定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为我国随后若干年的发展方向确定方针大计。规划的实施使我国的力学研究从解放初期只有少量理论工作的状况发展到能够通过现场测试、大型实验、数值模拟和理论分析等多种手段进行重大项目研究的现代力学阶段。

50年代，航天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的发展。1957年，郭永怀在《现代空气动力学问题》的报告中，指出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应该是我国随后一个时期的重点研究方向。他和钱学森极力倡导在国内开展高速、超高速空气动力学、电磁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等新兴学科的研究。为了将这些领域的研究铺开，他在北京组织了高超声速讨论班，研究探讨了许多前沿领域的重大课题，对我国高速飞行器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0世纪中叶，由于能源危机迫在眉睫和高速流动中电离现象的出现，磁流体这门新学科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郭永怀抓住这一苗头，于1961年在力学所筹建并领导了磁流体力学研究室。他为这个室选定了三大研究课题：磁流体和等离子体稳定性;磁流体直接发电;同位素的电磁分离。他还以敏锐的眼光指出磁流体发电原理应当和原子能技术结合起来。这是很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他亲自参加力学所电磁流体组每周一次的学术讨论会;60年代初，他组织了北京地区高超声速讨论班;他一方面要求大爆破问题组人员踏踏实实地学一本书，一方面又鼓励大家深入实际。他指导研究生从事这些新方向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对于新学科方向的发展，他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精辟的见解。

60年代初，郭永怀指出了爆炸力学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并负责指导力学所爆炸力学室。他组织制定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有关爆炸力学的规划，在爆炸力学的民用和国防应用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这一时期，郭永怀还担任了核防护新技术领导小组副组长，并直接指导完成了《三峡水坝抗核爆炸模拟实验中相似关系换算》的技术报告。

郭永怀异常重视实验研究和实验设备的建设。为了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下开展力学实验研究，他提出了搞实验要符合我国国情的思想。他说：“就象高能物理研究那样，我们不能搞昂贵的大型高能加速器，但可以用小型设备来观测宇宙线;我们搞气动力的，不能一上来就搞大型风洞，而搞激波管和激波风洞却是力所能及的捷径。”

郭永怀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和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等一道，规划了我国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设置。他和力学家们运筹帷幄，认真研究了近代力学的发展方向，制定了学科的近期发展规划和远期奋斗目标，使我国力学学科的面貌大为改观，特别是近代力学科学一起步就有很高的基准，只短短的几年功夫，在某些方面就已接近于世界先进水平。

郭永怀对于国防工业和科研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涉及了许多重大的项目。

从1957年11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起，他就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星际航行座谈会，大力倡导我国要发展航天事业，并就许多技术问题，如运载工具、推进剂、姿态控制、气动力、气动热等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和主张。在第四次座谈会上作了“宇宙飞船的回地问题”的中心发言，对气动减速、气动加热、烧蚀防热、回地轨道设计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还提出了利用举力面的设想。

在中国开始研制核武器时，他负责动力项目研究。提出了“铁条包布”的设计思想。为核武器真正武器化做出贡献。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他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郭永怀还应两弹结合时期的需要，对我国核武器科研体制提出了重要设想。随后，当研制人造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时，郭永怀参加了负责卫星本体设计的人造卫星研究院的领导工作。

1964年，郭永怀参加了再入物理工程的筹备工作。他认为应将再入物理现象的研究作为这个项目的理论研究方向，并明确提出建立高温物理所的主张，对实验设备的筹建工作他亦费尽心血;1967年，郭永怀参加了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担任了主管技术工作的副组长。他首先就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服务对象、研究手段、重点设备、测试方法等提出了建议，并和钱学森一起为该院规划了蓝图，为以后空气动力学研究发展中心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为了发展我国的“两弹”事业，郭永怀呕心沥血，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多次赴现场参加准备工作。1968年10月，郭永怀再次赴青海，筹划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试验工作。在离开青海之前，他对这次国家试验进行过评价发言。当时，试验的理论方面有“过早点火几率”问题;实验方面有设计内球新结构问题;材料加工方面正考虑产品自热和装配贮存问题;在整体系统方面有“弹、伞、机”的协同配合问题。郭永怀从这次热试验的准备情况瞻望1969年和以后的任务，大胆提出今后设计要重新考虑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机动、安全、和小型化指明了方向。12月5日，郭永怀从兰州乘飞机返京。当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时，发生了事故，郭永怀不幸牺牲，牺牲时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拥抱，用身体保护了装有宝贵科研资料的公文包。郭永怀为我国的力学事业、国防科技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于他的杰出贡献，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是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教书育人

郭永怀一直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主要学术领导人。他不仅在筹建研究室、培养人才、建设实验设备、规划研究方向、指导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且还身体力行，参与许多具体课题的研究。

早在回国以前，郭永怀就同谈镐生探讨过回国后如何培养力学人才的问题。回国后，他始终把培养科技人才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1956年，我国恢复建立研究生制度。郭永怀积极筹划力学所的研究生培养。在第一批招生中，他一人就带了5名研究生，以后又亲自带过几批。他主张：培养人才要“言教、身教，以身教为主”。在教学和科研中，他自己做表率，经常同年轻人一道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在培养研究生和助手时，他注重使他们在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两个方面都得到提高。他对年轻人的指导和帮助是启发式的、循序渐进的，重点强调掌握科研方法，提高科研本领，而不仅仅是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在他的培养下，研究生中有不少已成为所级学术领导人或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1957年，郭永怀和钱伟长组织并领导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他除负责研究班的日常组织工作外，还亲自执教，讲授流体力学概论。开课前，他把辅导教员找来，亲自带领他们到有关高等院校的实验室参观，对一些关键问题给予一些启示，再让他们为课程安排一个实验计划，使这门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临毕业前，郭永怀亲自指导安排学员们的毕业论文题目，并设法每周都同辅导教员和学员碰头，了解进展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前后共办了三届，毕业生达290多名。现在这些学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个部门，特别是在国防科研单位和重点院校的力学系或力学专业教研室，他们起着顶梁柱的作用。

郭永怀在培养人才方面不遗余力。1958年，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讲授高速边界层。执教中，每堂课都凝结了他的心血。他评论和分析学者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使初入门的研究人员都深受启发，甚至终生受用。在讲到求解各种形式的NS方程时，他总是眉飞色舞，侃侃而谈，指出采用什么样的变换有希望获得成功，走哪一条路是徒劳的，会遇到什么问题，症结何在。凡听过他课的人都感到回味无穷。陆士嘉(普朗特唯一的中国学生，也是唯一的女学生，冯·卡门的师妹，也是杰出的流体力学家)也常常赶来听郭永怀的讲课。她当时曾评价说：“只有他能讲得这样传神。”在这期间，郭永怀创办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并亲任主编，翻译出版了《流体力学概论》等多部学术名著，先后开展了新兴的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电磁流体力学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其成果不断引起国际科学界瞩目。

郭永怀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将自己比作一颗石子，甘愿为青年人的成长铺路。他深感大批培养优秀人才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培养学术接班人这一艰巨任务在他的工作安排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这一点。1961年，他曾写道：“当前的打算是早日培养一批骨干力量，慢慢形成一支专业队伍。”随后他欣慰地说：“由于几年的工作，已经见到效果。”

人民的科学家

郭永怀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漂洋过海的。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时，他就向校方表示“我到贵校是暂时的，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就要离开”;为此，校方不让他从事机密工作。但空气动力学，特别是令人烦畏的数学难题，又不得不请郭永怀处理，他们便要郭永怀填一张表格，在“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屡美国服兵役?”一栏中，郭永怀填写了“不”，对于让他申请加入美国籍的来信，一概置之不理。为此，他没有查阅任何秘密资料的权利，但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郭永怀从未流露出任何一丝悔意。

知郭永怀者莫过钱学森。当时已任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于1956年6月写信给郭永怀，盼他回国的急切之情跃然笔端：“永怀兄，我们现在为力学吧，我们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

“我们一年来是生活在最愉快的生活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您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经验……

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我们拼命欢迎的，请你不要使我们失望”。

1956年9月30日，郭永怀和妻子李佩等科学家历尽千难险阻离开美国，到达罗湖边防站，他们终于踏上了祖国大陆的土地。

回到北京，郭永怀便很快见到了先期回国的钱学森，他兴奋得流下热泪。钱学森推荐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郭永怀，问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怀焦急地说道：“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回国后，郭永怀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高超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电磁流体力学、飞行力学和固体力学的研究和指导工作之中。星期天和节假日他从不休息，经常是早出晚归，整天埋头书案，工作是他最大的乐趣。甚至连听音乐的时间也没有了。从美国带回来的两箱新唱片一直未拆封，后来他全部送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爱好集邮，自清朝以来的国内外邮票整整搜集了3大本，后来全部送给了国家邮政总局;他十分喜爱摄影，现在也顾不上了。

1957年初，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约见钱学森，让他推荐工程力学方面的技术负责人人选，钱学森毫不迟疑地说：“我看郭永怀完全可以胜任!他学术造诣很深，而且作风正派，工作扎实。”当时力学研究所的年轻学者回忆说，他们当时有疑惑，因为郭先生在美国学的是空气动力学，他没有摸过原子弹，美国人是绝密的，苏联也是绝密的，他怎么懂啊?实践证明，郭先生确实完全担当了信任。

据钱伟长先生回忆，那时很多人是教育救国论者，认为国家要脱去贫困落后只有大办教育，培养几百万大学生。郭永怀不例外，也就是这样想的。但他回国后一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短短几年，就以发展生产建设国家为目标，建立了科学院、几百所大专院校和几百个研究所。新中国蓬勃兴盛的景象，使他无比欣慰。当国家要求他主持力学研究所和参加两弹工作时，他当然是欣然应命，努力从事了。

1957年，郭永怀还发表文章说：“自从1949年人民政府建立以来，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工具被逐出中国大陆，广大的人民就真正地抬起了头，有了办法，有了保障，这个保障便是中国共产党。这几年来，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了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以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我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现代化，早日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对鼓舞全世界的革命人民。”

“由于执行了百家争鸣的政策，对所有问题我们都虚怀若谷，不经过讨论，就没有定论。对每一个方面我们需要权威，但是权威不能专有真理。这点，我相信一年以来，已经是做到了。”

1958年，教育界展开“教育革命”，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运动中也出现了“左”的倾向。有些人通过向空中扔十字架用库达-儒可夫斯基定理不好解释，就认为这个定理不对了;通过观察荷叶上的水滴可自由运动，就说NS方程的边界条件是不对的;通过当时的设计部门说，飞机的阻力现在还不能用边界层理论算，就认为边界层理论没用。他们请来郭永怀，想让他赞同这些“新发现”，不料郭永怀说：“我常想，一个新发现，要推翻什么东西，应该有以下工作。第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你们说的问题，没有经过慎重的思考，只看到了表皮现象，就做结论。第二，要有真正的胆识，敢于做研究。你们对荷叶很有胆量，但不是科学的胆识。第三，要有毅力，可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要有非搞清楚不算完的毅力，你们不是这样，是凭一时的热情冲动”。既中肯又有理有节，反对了“左”的倾向，又教育了青年。

他曾不止一次地对青年们说：“我给你们提的建议看法仅供你们参考，不一定按我的办法做，一切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郭永怀回国后指导的研究生之一的李家春院士(中科院)回忆说，当时郭先生刚回国不久，许多专业词汇还不能准确地用中文表达，但他坚持每次授课必用汉语。遇到一些专业词汇，常常说出几个译名，问听课的学生和助教，当他的译名得到认可时，郭永怀像学生做出了一道难题那样高兴。他的另一个学生俞鸿儒院士(中科院)，记得郭永怀第一次与他们谈话的时候，曾经给他的学生一种“特权”，只要是学术问题向他请教，什么时候都可以。

张涵信院士(中科院)回忆：“彬彬有礼的郭永怀先生，对力学工作十分严肃认真。他甚至连Supersonic是翻译成超声速还是超音速，Euler的名字为什么翻译成欧拉等讲究。他主张读经典著作，他说这Prandtl的时代是流体力学的丰收期。Prandtl本人是个大权威，有学识有经验，书写得全面深刻，因此应该学习他的‘流体力学概论’。”

1963年前后，当时在清华大学工作的张涵信同志投寄了一篇由他和郭永怀先生联合署名的论文，经审查通过后送请郭先生最后定稿时，他大笔一挥把自己的署名勾掉。并表示：“国外的工作条件比国内优越得多，如果不是为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我何必从国外回来!说实在话，我从回国之日起，已把个人科研上的得失置之度外。我认为不署名有利于青年人增强独立工作的意识，有利于他们迅速成长。”

钱伟长被划为右派后，郭永怀仍委托他做不记名的力学学报审稿工作。曾有一名牌大学的教授投稿给《力学学报》，经钱伟长先生审阅，发现有很多基本的力学概念是错误的，并认定论文中有51个错误，认为该论文不家发表;论文作者竟然提出“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许右派教授审查”的无理要求。郭永怀先生义正词严地说：“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钱伟长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时，仍然激动不已。他说：“这才是堂堂正正的正直学者”。

1961年7月，他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得知后，一上班，他就喜笑颜开地对对事说：“我入党了，像我这样的人，在美国学习、生活、工作多年，家庭出身又是地主，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党对我是多么的信任……”同事说：“祝贺您!祝贺您”，他谦虚地说：“我刚入党，是个小学生，你是老党员，你是我的老师”

他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当选为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之后，有位年轻同志打趣说，郭老当大官了!没想到一向为人随和的郭永怀竟板起脸来说：“我们回国的目的都是为了报效祖国，你们乃至二三代科学工作者都要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铺路石，要有思想准备吃苦受罪，不要为名利所累!”

中央出于对科学家的保护，认为郭永怀等科学家外出不宜乘坐飞机，要乘坐火车。为了节省时间，郭永怀总是乘坐飞机，尤其选择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他还说：“我是学航空的，学航空的人都不敢坐飞机，那让谁来坐。”充满一种谭嗣同式的大无畏精神。谭嗣同说过：“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郭永怀先生就是这样一种悲天悯人、敢于担当、舍我其谁的人。反观今天一些改革家，改革失败让别人来承担代价，自己越改越富，群众却被越改越穷。

成功的奥秘

郭永怀的学生辈同事郑哲敏院士(中科院)回忆说：“郭先生在国外主要是从事理论工作和解析工作，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选定的课题都是国际上的难题。他不畏艰险硬是坚持用解析方法把它们做到底，得出重要的结论。这些工作使他在国外学术界有很高的声誉。为此人们往往把他看作一位单纯的理论家。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也很重视新技术和实验工作，而且为新成立的中科院力学所带来了新技术和实验手段。这至少包括当时世界上出现不久的激波管技术和等离子体动力学。后来我了解到，原来在郭先生准备回国之前，他曾经专门考察过他认为为我国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新技术和新领域。”

郑哲敏院士和李家春院士在《科学和技术结合的典范――纪念郭永怀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一文中恰当的总结了郭永怀先生一生的工作，“他总是将当前有重大应用背景的科学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同国家结合民族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他善于通过观察和思考，提出既能反映问题本质，又能具体进行定量分析的简化数学模型来进行研究;他能运用一切现有的有效数学手段，或研究和发展新的数学方法，得到满足工程需要的解答;分析所获得的结果，深入研究其中的规律，进一步指导未来的工程实践。这是他取得重大科学成就的关键。”

郭永怀先生在国外求学期间，曾师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数学系主任辛格教授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冯·卡门教授，他们都是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传人。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于20世纪初发源于德国的哥廷根大学，由知名的数学家菲利克斯·克莱因和力学家普朗特开创，并由普朗特的学生冯·卡门将其带到了美国。理论与实际、科学与技术，数学科学与应用科学密切结合是该学派最具代表性的的治学理念和学术风格，他们主张从复杂的扑朔迷离的问题中，寻找出最基本的物理过程，然后再运用简化了的数学方法加以分析，从而把理论与设计结合起来。郭永怀先生无论是在参与“两弹一星”的研制，还是授课育人无不以此为指导思想。良好的学术交流环境和民主作风也是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之所以很吸引人的秘诀，良好民主作风体现之一就是举办讨论班，冯·卡门受益于这样的讨论会，“在学术讨论会上，我不仅结识了许多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而且对各个科学分支――从初露头角的原子理论到沙漠的砂粒运动都怀有浓厚的兴趣，日后我不独钻一门，能从事空间技术多方面的研究工作，正是靠在哥廷根打下的基础”，并把这个优良的传统带到了美国，发扬光大。他每周主持一次工作会议和一次学术活动，每周都开，从不间断。在工作会议上，他希望每个人都报告自己的工作，不管是教授还是学生，讨论十分活跃，说错了也不要紧。“开始时，有些同学感到，怕提的问题暴露出自己知识贫乏。不久，他们便发现这种集体‘会诊’对解决问题大有好处”。现在由于郭永怀先生将这一传统带回中国并发扬光大，举办讨论班的做法已经全国遍地开花，一片喜人的景象。当年郭永怀先生在中科院力学所的电磁流体力学研究室也组织了每周一次的研讨班，集中攻读留比莫夫的有关专著，并研讨相关的几个研究方向。讨论的气氛非常热烈，常常为一个有歧见的问题争吵得脸红脖子粗，结果总是郭先生的意见成为定论，大家常为郭永怀先生的许多真知灼见所折服。

钱学森说：“我认为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这些贡献，我想人民是感谢他的。周代表党和全国人民对郭永怀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是证据。大家辛勤工作，为翻译、编辑和出版这本文集(郭永怀纪念文集)付出了劳动，也是个证据。是的，人民感谢郭永怀同志!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人民的感谢就是一生最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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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院士郭永怀，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唯一获得“烈士”称号的“两弹一星”元勋。1968年12月5日，他在飞机降落失事坠毁中牺牲。牺牲的时候，他把装有数据的皮包紧紧抱着，数据才得以保留了下来。

他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为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核事业尖端技术方面取得非凡成就付出了生命。他就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

研究空气动力学驰名世界

郭永怀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在新建的西南联大改学航空工程。

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时，他只用半年就取得了数学硕士学位。接着他选择了空气动力学最难的课题“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作为博士论文题目。1941年5月，他来到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航空大师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工作。

1946年，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特聘郭永怀前去参加业务领导工作。于是，郭永怀成了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主持人之一。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正是因为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郭永怀很快就驰名世界。当时人类虽已实现了飞行的梦想，但飞机的飞行速度并不理想。声障是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的难关。郭永怀和钱学森经过拼搏努力，不久就合作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毅然回国献身核事业

1955年，钱学森发来两封书信，邀请郭永怀回国。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在国外的优越条件与待遇，与夫人李佩于1956年11月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郭永怀说。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中国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郭永怀担任九院的副院长。当时九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

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郭永怀的倡议和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他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研究方向”。为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一直沿用。

郭永怀每天一大早便赶到现场，了解装配工作进展和系统联试结果，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研究处理。在将要进入正式试验阶段的那些日子里，郭永怀每天都要忙十几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吃饭也是席地而坐边研究边吃。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闪光火球和蘑菇状烟云冉冉升起时，全体测试人员一片沸腾，郭永怀却瘫软在试验现场，身边工作人员把他架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郭永怀太累了。

牺牲时仍紧抱绝密资料

1963年，科研队伍迁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基地，那里气候变化无常，冬季寒气逼人，经常飞沙走石，最低温度零下40多摄氏度，一年中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他与许多同事都有了高原反应。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郭永怀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有人劝他少跑一些，他为了工作全然不顾。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式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 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还认真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了玉米地，腾起一团火球。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竟完好无损。他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对我国科研事业极为重要的资料。

郭永怀牺牲的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在他牺牲不到两年，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1999年，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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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使留学海外的炎黄子孙受到极大鼓舞，他们从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上看到了中华振兴的希望。

郭永怀在1957年发表的《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写给还留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一文中说：“自从1949年人民政府建立以来，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工具被逐出中国大陆，广大的人民就真正地抬起了头，有了办法，有了保障，这个保障便是中国共产党。这几年来，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了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以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河山。”

美国当局为了阻拦郭永怀回国，寻找借口将他的妻子李佩无理传讯达1年多时间;国民党方面也专门派人劝他到台湾，郭永怀毫不动摇，激愤地与那个人辩论了几个小时。

1955年，钱学森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回到祖国。郭永怀得知这一消息后，回国之心更加迫切。这时，美国当局对中国留学人员进行填表摸底，以这种方式进行威胁。

郭永怀在摸底表格上坚定地回答：“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想走的时候就要走。”他请律师向美国移民局交涉，据理力争。美国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根据1954年中美大使级谈判中达成的协议，不得不答应让郭永怀回国。

为了避免美国当局节外生枝、制造麻烦，郭永怀在做回国准备时，在他住房的后院烧了不少多年来他的科研文章和教学讲义手稿。

郭永怀撰写这些手稿花费了不少时间，一笔一划都很清楚;而焚烧纸稿的烟雾也会引起邻居的不满。郭永怀的妻子李佩当时劝阻说：“何必烧掉?回国还有用。”

郭永怀说：“省得找麻烦，反正这些东西都在我脑子里了!”

在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院长为他送行的野餐会上，郭永怀用烧烤香肠和汉堡牛排的炭火余烬，把未烧完的大量讲义一页一页地烧光。

在场的同学和学生们看着闪闪的火焰，许久默默无言。

事实证明了郭永怀的机智和远见。在他们搭乘的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即将启航时，突然上来几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彪形大汉，这些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到核科学家张文裕、王承书夫妇的舱房里搜查了所有的行李，使开船时间推迟了两个小时。

在这焦急的等待中，郭永怀、李佩在甲板上暗暗为张文裕夫妇担心，生怕把他们一家扣下，直到看见特务们离开才松了一口气。同时，李佩也为郭永怀烧掉了书稿暗自庆幸，因为人的头脑是无法搜查的。

1956年9月30日，郭永怀、李佩等归国科学家进入罗湖边防站，踏上了祖国大陆的土地。几十年后，郭永怀的夫人李佩教授仍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当年我们过境踏上国土时，首先看到的是几间灰秃秃的小屋和穿着灰色制服的边防战士，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非常醒目，它使我们大家感到兴奋又温暖。”

“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我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现代化”。

回到北京，郭永怀见到了先期回国的钱学森，他兴奋得流下热泪。钱学森推荐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郭永怀，问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怀说：“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郭永怀全力以赴地投入高超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电磁流体力学、飞行力学和固体力学的研究和指导工作。他从不休息星期天和节假日、从不午休，早出晚归，埋头书案，工作是他最大的乐趣。他听音乐的时间没有了，从美国带回来的两箱新唱片一直未拆封，后来全部送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爱好集邮，从清朝到当时的国内外邮票，整整搜集了3大本，后来全部送给了邮政总局;他十分喜爱摄影，现在也顾不上了……

郭永怀说：“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我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现代化，早日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鼓舞全世界的革命人民”。

郭永怀与苏联院士拉甫连捷夫，力学所副所长晋曾毅在一起

1960年，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刚刚起步，苏联的赫鲁晓夫便撕毁协议，撤走专家。

中共中央决定自力更生，从头摸索，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自己的原子弹。

在我国“两弹”发展的关键时刻，钱学森再一次向党中央推荐了郭永怀。

对于郭永怀来说，这意味着将要接触机密，将要默默无闻地为祖国献身。这位在美国坚持拒绝接触机密的科学家，在祖国召唤的时刻，毫不犹豫地投身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工程。

1960年，郭永怀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与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我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3大支柱。

郭永怀负责核武器的力学部分和武器化。他组织大家对核武器的结构力学、结构强度、压力分布等进行具体的研究和计算;并指导大家进行核装置的静态力学研究和静态力学试验。

在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高原、在核试验场新疆罗布泊，郭永怀担任场外试验委员，他深入试验现场指导工作、开展试验，在气候环境十分恶劣，夏季酷热难耐、冬天寒风刺骨的戈壁、高原，与年轻的科技人员一起喝苦水、住帐篷，风餐露宿。

郭永怀经常奔波于北京、青海和罗布泊之间，听取汇报、指导科研，深入科室、车间，亲临试验现场，对一些关键问题开展技术讨论。从课题设置、方案制定、装置建立、实验落实、结果分析等，一一亲自过问。

与此同时，郭永怀仍关注和倡导力学新兴领域的研究工作;参与领导火箭氢氧发动机和地空导弹的研制工作;参加有关物理工程的筹备工作;参加人造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参加空气动力研究院的筹建工作;参与指导重大工程防护的科研工作……

时间对于郭永怀来说，太紧张也太宝贵了。尽管中央为了保证安全不让他乘坐飞机，但郭永怀仍坚持乘飞机，还特别喜欢选择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正是在夜航中，无情的事故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悲痛。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追授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为弘扬郭永怀同志崇高精神，激励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争做时代先锋，决定开展“永远的怀念”主题征文比赛活动。

一、主办单位

中共荣成市委组织部

二、征文对象

全市广大市民

三、征文主题

以“永远的怀念”为主题，结合学习郭永怀同志崇高精神，阐述对郭永怀精神、党性观念的认识、感悟。

四、活动时间

1、征稿时间：即日起至2016年11月15日。

2、评选时间：2016年11月下旬。

3、颁奖时间：2016年12月5日。

五、征文要求

1、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严禁抄袭，题目自拟，体裁不限，要求中心明确、条理清晰、整体生动形象、能引起共鸣。字数控制在2000字以内。

2、格式要求：标题采用方正小标宋二号，一级标题采用黑体三号，二级标题采用楷体GB2312 三号，三级标题采用仿宋GB2312 三号加粗，正文采用仿宋GB2312 三号，阿拉伯数字采用Times New Roman;页边距上下左右统一为30 mm，行距统一为固定值30磅，段前、段后间距为0。

六、投稿方式

1、网络投稿：将作品电子版文档发送至rc100@163.com，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征文比赛投稿”。

2、纸版投稿：将作品邮寄至荣成市委组织部组织科，地址：荣成市伟德东路6号市委办公楼314室，邮编：264300，电话：7562115，来信请注明“征文比赛投稿”。也可以直接送至市委组织部组织科。

七、评奖方式

组织专家成立评委组，对收到的征文进行评选。

八、奖项设置

一等奖2篇，二等奖4篇，三等奖6篇，优秀奖8篇，分别给予一定物质奖励。优秀征文将在《荣成时讯》、《荣成文艺》、“荣成先锋”微信公众号等刊登。

九、其他事项

稿件中请注明作者单位、姓名及联系方式。投稿者应保证报送的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权利，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投稿者本人承担。

中共荣成市委组织部

2016年10月19日

每当我走进家门，看到客厅里墙壁上那张充满微笑，充满慈爱的脸庞时，我的心都在微微颤抖，您看起来那么的和蔼，那么的慈祥，可我不明白，您怎么忍心弃我而去？

您还记得吗？在我上幼儿园时，父母都外出打工，是您每天去送我上学，又接我放学，每当我走累了，不愿再走时，您使用您那双温暖而粗糙的大手将我抱起，一步一步的往回走，每当到家时，我总能感觉到您已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我知道，您只为我满意。

您还记得吗？在我上小学时，是您每天帮我整理书包，为我清理房间，每当我遇到难题，而不想再写作业时，您便耐心的劝告我，并帮我讲解难题，因为您也只读了小学三年级，所以有时也会遇到不懂的题目，但您却坚持要将它解出，我知道，您只为我明白。

您还记得吗？在我刚上初中时，总觉得不太适应，是您每天关心我，爱护我，并满足我所有的要求，每当我不开心，烦闷时，您便安慰我，理解我，为了逗我开心，您还讲笑话给我听，扮小丑给我看，我知道，这一切您只为让我快乐。

但，您对我的爱又何止如此呢？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便十分喜欢下雨，每逢熟悉的“淅沥”声从窗外响起，您便走到门口，打开那把墨绿色的大伞，并向我招招手——我便一蹦一跳的跑向您，钻进伞下，顺手牵住您那粗糙的大手，于是，我们便走进了这片雨中的世界。

抬起头，惊讶的发现，头顶的天空只是一片墨绿，绿得那样深，绿得那样扣人心弦，我喜欢这种感觉，我尽情的欣赏这宁静而又纯静的瞬间，还时不时的伸出我小小的手，试图想要抓住那银线似的雨珠，您在一旁为我撑着那把墨绿色的大伞，不时唠叨：“依依，小心着凉，淋湿了会感冒的……”而我全然不顾，您只能任由我如此“调皮”，直到我玩得尽兴，散步回来，您的身子总是一半是干的，另一半则是湿的，但您却从来不责备我半句。于是，我就在这把倾斜的大伞下，在您那无微不至的庇护下渐渐地长大……

可是，在去年的一个雨天里，天依然是那么墨绿，可您却永远的离开了我，带着全家人的无限牵挂走了，我伤心的哭了，泪水不住地往下掉，像断了线的珍珠，我永远也想不到，那个雨天竟是我与您的最后的分别！

雨，似乎历来就是伤感离别，愁苦的代名词，而今也成了我内心的写照，每逢下雨，我的内心总会莫名的伤感，今天，又下起了小雨，我独自一人漫步在雨中，在不远处，我清楚的看到一把伞下有两个影，一高一矮，雨伞倾斜着，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顿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今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鹿明做客“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访谈节目时说，中国科大排演的音乐剧《爱在天际》，以郭永怀先生和他夫人李佩一家的亲情为切入点，真实地讲述了郭永怀先生从回国、育人、从事“两弹一星”研制到壮烈牺牲这样一个故事，深情地再现了老一辈科学家、科学大师的大爱情怀和强国梦想。

“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是由中国科协发起的科学家主题宣传活动，旨在通过师生演校友、师弟演学长的方式，广泛宣传把自身事业追求和人生价值追求同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紧密联系起来，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以报效祖国为最高荣耀、在创造一流科技业绩中书写人生辉煌的科学大师，塑造科技界的民族英雄，引导广大青少年和科技工作者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宏伟事业中来。

“通过对郭永怀基地工作人员和他工作的中科院力学所的一些老人的走访，我们知道郭先生平时话语不多，走路的时候总是迈着大步，略略低着头像在思考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觉得如果用话剧来表达的话，可能不能特别准确地来反映郭先生，后来我们选择用音乐剧，用爱这一点来切入。”鹿明说。

中国科大多位首任系主任都是科技大师，为什么要选郭永怀?“因为郭永怀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里面唯一的一位烈士，他从青海实验基地回北京，有一个数据要向中央汇报，从兰州坐飞机往北京上空飞的时候，在离北京上空400米的高空飞机发生事故，他没有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家人，唯一的本能的就是把原子弹的机密文件紧紧地贴在胸口，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这个事情太打动人了。”鹿明说，郭先生1968年牺牲，那时是“文革”初期，所以郭先生的事迹不像邓稼先、钱学森、李四光那样众所周知，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郭先生和他的夫人李佩的事迹向大家传扬。

鹿明表示，非常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教育部和管教材的部门呼吁，把科学大师们的事迹写进教科书，让孩子从小知道共和国的脊梁、民族的英雄是他们。

郭永怀(1909-1968)，应用力学家，应用数学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唯一的烈士。2009年适值郭永怀先生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记述二三事，表达对这位杰出爱国科学家的深深怀念和敬意。

科学救国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在山东省荣成县西滩郭家村。1929年进入南开大学预科。1931年7月，升入南开大学物理系。1933年～1935年在北大物理系就读。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半工半读。国难当头，坚定了郭永怀科学救国的信念，他认为要使国家强盛起来，首先要发展军事科学技术，发展航空事业。为此，他放弃了专修光学的夙愿，改学航空工程。

1940年9月，郭永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师从辛格(J. L. Synge)教授，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他出色的工作得到导师的赞赏。1941年5月，郭永怀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在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的指导下从事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研究，以优秀成绩获得博士学位。那段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工作、学习的中国人还有钱学森、林家翘、钱伟长等。

1946年，郭永怀受聘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此后的10年是他科研的黄金时期，他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人类突破声障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发展了Poincare，Lighthill的变形参数与变形坐标法，为此，钱学森于1956年将这一方法命名为PLK方法。郭永怀因在跨声速与应用数学方面的两项重大成果而扬名世界。1955年7月，他被晋升为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

郭永怀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漂洋过海的。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时，他就向校方表示：“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就要离开”;在是否申请接触机密资料的表格栏中填了“不”;对于让他申请加入美国籍的来信，一概置之不理。他平时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参加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康奈尔分会，经常和大家热烈地讨论祖国的未来。

1956年11月，郭永怀毅然放弃优越的物质条件，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

冷静、严肃的科学态度

回国后，郭永怀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国内的力学与国防科研上。他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力学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合办的工程力学研究班班主任、二机部九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等职。他参与制定了我国力学学科的发展规划，倡导开展新兴力学学科的研究。他对我国的国防工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参加了许多重大的工程和项目。他还参与组织、领导中国科学院的人造卫星本体设计，参与地空导弹的研制。

对待学术，他一向严肃认真。1957年，经国务院批准，高等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在清华大学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先后办了三届，学员300多人，他们成为我国首批力学科研和教学方面的骨干。郭永怀和钱伟长组织并领导力学研究班的工作。郭永怀在1958年、1959年还曾担任班主任，并亲自讲授《流体力学概论》。张涵信(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班第一届学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回忆：“彬彬有礼的郭永怀先生，对力学工作十分严肃认真。他甚至连Supersonic是翻译成超声速还是超音速，Euler的名字为什么翻译成欧拉等都讲究。他主张读经典著作，他说这Prandtl的时代是流体力学的丰收期。Prandtl本人是个大权威，有学识有经验，书写得全面深刻，因此应该学习他的‘流体力学概论’。”

郭永怀为人朴实正直，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他尊重科学，勇于讲真话。 1958年1月，郭永怀出任《力学学报》主编。1957年，钱伟长被打成右派。郭永怀了解钱伟长的学术功力，仍然请他任编委。一次，一位知名教授向学报投稿，钱伟长发现其论文中竟有51个基本错误，提出不宜发表。那位教授向编委会提出“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许右派教授审查”，对此郭永怀不屑一顾，他说：“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

1958年，教育界开展 “教育革命”，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运动中也出现了“左”倾倾向。有些人通过向空中扔十字架用库达—儒可夫斯基定理不好解释，就认为这个定理不对了;通过观察荷叶上的水滴可自由运动，就说NS方程的边界条件是不对的;通过当时设计部门说，飞机的阻力现在还不能用边界层理论算，就认为边界层理论没用。他们请来郭永怀，想让他赞同这些“新发现”，不料郭永怀说：“我常想，一个新发现，要推翻什么东西，应该有以下工作。第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你们说的问题，没有经过慎重的思考，只看到了表皮现象，就做结论。第二，要有真正的胆识，敢于做研究。你们对荷叶是很有胆量，但不是科学的胆识。第三，要有毅力，可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要有非搞清楚不算完的毅力，你们不是这样，是凭一时的热情冲动。”

火一样的献身精神

新中国的核科技事业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1957年初，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约见钱学森，让他推荐工程力学方面的技术负责人人选，钱学森毫不迟疑地说：“我看郭永怀完全可以胜任!他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作风正派，工作扎实。”1960年5月郭永怀来到九院，投入核武器研制事业中，对内爆过程、结构设计、气动外形、环境试验等许多关键技术问题进行了指导。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望着蘑菇云冉冉升起，郭永怀忘却了多年的紧张、疲劳，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激动。为新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他贡献了全部心血。他经常亲临西北核基地进行试验。当时国内航线大都是苏制的中小型客机，既不舒适也不安全。为了节省时间，他总是乘坐飞机，尤其选择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1968年10月，郭永怀赴西北核试验基地进行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发射试验工作。12月5日，在返回北京汇报时，飞机在着陆前失事。悲痛的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发现他和警卫员两人搂在一起将公文包紧紧抱在胸前，包中的机密材料完好无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到的还是祖国的利益。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钱学森曾深情地说：“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追授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他的缅怀日益深切，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卓越贡献，不会忘记他为国家富强、科学进步而无私奉献、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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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自己的祖国，建设美丽的山河”。郭永怀，20世纪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在他的研究基础上，人类实现了超越声速的飞翔。他是"两弹一星"的功勋专家，被誉为中国核武器早期研制的三大支柱之一。他满怀报国热忱，回国参加建设，十二年后飞机失事，以身殉职。《永远的怀念》讲的就是关于他一生的故事，作为大学生的我看完短片后，内心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们将永远的怀念他——郭永环!”

(一)我们怀念他选择的救国之路

我们怀念他的高瞻远瞩，为我国航天发展事业开创了一片崭新的蓝天。记得短片里描述年少的郭永怀因为看到日本人在中国空中投掷炸弹时中国人的束手无策，他热血沸腾地作出了这样的选择。郭永怀经过艰难跋涉，最终到达昆明的西南联大。在那里，他放弃了原来的光学专业，转入航空工程系学习流体力学，这让他的导师颇为可惜，但在郭永怀看来，学习航空工程是一条更实际的救国之路，这成为他致力一生的专业。这样的选择让我们毅然的看到了他的那片理智的救国智慧，作为当代的我们大学生是否应该时刻思考一下我们的学识价值，我们的崇高理想的价值，我们的将以怎样的学识价值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我的第一次心灵洗礼，所以我们将永远的怀念他的选择。

(二)我们怀念他对我国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重大贡献

我们怀念他的人生贡献，为祖国的科研领域做出了杰出的成就。郭永怀是唯一一位为中国核弹，氢弹和卫星实验工作均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在中国开始研制核武器时，他负责动力项目研究。提出了“铁条包布”的设计思想。为核武器真正武器化做出贡献。1956年年底，刚刚成立几个月的力学研究所迅速发展为全国力学研究中心。不久，郭永怀受命出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了化学物理系，郭永怀出任首任系主任。这期间，郭永怀创办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并亲任主编，翻译出版了《流体力学概论》等多部学术名著，先后开展了新兴的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电磁流体力学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其成果不断引起国际科学界瞩目。在中科院组织的星际航行座谈会上，郭永怀提出我国要发展航天事业，并就运载工具、推进技术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不久，他当选为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1965年，我国将研制发射地球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郭永怀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他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在郭永怀的努力下，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郭永怀牺牲的第二十二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这些贡献是郭先生一生的奋斗结晶，他以他崇高的学识和思想境界为中国在科研成果的几乎每一个环节上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奉献，所以人们将永远的怀念他。 (三)我们怀念他的兢兢业业和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

我们永远的怀念他那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在短片里我们看到和听到他在青海沙漠上基地的真实描述时，我想我被震惊了。 那里不能搭很多帐篷，也不能修什么，如果修呢，卫星就知道你来试验来了：那里夏天冬天很冷，那些工作服不是按照每个人的体形做的，个子矮得穿得很大，个子高的到肚脐那，那鞋都是很大的鞋，夏天穿的走起路很滑稽，很笑人，因为都不合身得也不合脚;那时的郭永怀51岁，年过半百，他同时兼顾着力学所和九院，在北京和海拔3000多米青海基地之间来回奔波着住也跟我们一样，住在小平房里，工作忙的时候通宵达旦，他特别累的时候就躺在没垫被褥的铁皮床上。休息一回，完了一后跟工作人员一起工作。中午吃饭也都围在餐桌边站着吃，凳子也没有。如此的工作环境，我们没有看到一丝一毫的抱怨，我们看到的只是四处奔波、废寝忘食工作的身影。我们不禁感慨这是以何种的工作精神在支柱着这位年过半百的他，所以我们怀念他，怀念他的工作态度和精神。 (四)我们怀念他的爱国情怀

我们永远的怀念他的爱国情怀，高尚的情操。短片里看到郭永怀的飞机失事的那一幕：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竞完好无损。可以说，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郭永怀想到的只是用身体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技资料!钱学森先生深情的说：“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崇高精神就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如果一个人在生命完结的那一刻，还能想到用自己最后仅剩的躯体去保卫者国家的机密，那么他将是何等的英雄和智者。他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生的渺小，但是他的死绝对是伟大的 ×尾记

我想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他的缅怀将日益深切，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卓越贡献，不会忘记他为国家富强、科学进步而无私奉献、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新一代大学生的我们也将永远会记得他的瞩目精神，在这位先驱的注视下，为祖国的明天开始每一天的奋斗不息!

今天是我的导师郭永怀先生为国牺牲46周年的日子，清早起来，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深切怀念。

前不久，见到郭永怀先生与我们三个研究生的一张合影，我的一位好友特地从网上下载后发给了我(见附件)，让我想起了半个多世纪前与导师在一起度过的难忘的日子。想当年，郭先生刚过五旬，虽然清瘦，但充满着活力。他那时肩挑着两个重担：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工作极其繁忙，每周工作六天半，还经常到大西北出差，但他的脸上从未显露过倦意，还总是把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放在心上。

26年前，我在纪念导师郭永怀先生逝世20周年的短文《当好铺路石子》中写道：“郭永怀教授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但是他的丰功伟绩、他的高风亮节、他的雄才大略、他的声容笑貌长留在我们心间。作为他生前最后一批学生之一，我永远深切地怀念他，永远真诚地奉他为人生的楷模。……他教导我们：‘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我将以此为座右铭，兢兢业业地当好铺路石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贡献出一切微薄的力量，也许这是纪念他的最后的实际行动。”我清楚地记得1962年10月4日郭永怀教授对我和李家春说这番话时的情景。

作为我国近代力学事业和国防尖端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当好“铺路石子”。

在为在中科院力学所，他是实际上的常务副所长。从制订规划、确定研究方向、进行学科建设、组织学术讨论、推动科学研究，到设计兴建大楼、改善职工伙食，他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当我坐在所图书馆的灯光明亮的书桌上的时候，有朋友告诉我，图书馆的总体布局乃至灯光设计，他都亲力亲为，处处渗透着他的心血。

在九院，他和他的同伴不断攀登研制两弹一星的高峰。在实验室里制订方案，在戈壁滩上身体力行……。

那时，我们研究生作为“小不拉子”，对于他具体在忙些什么不大清楚，许多事情是后来逐渐了解到的，但在日常接触中却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他对年青一代的殷切期望和细致关怀。

刚进力学所大门时就听说，郭先生很严厉，对学生有点“凶”，令我们几个有点忐忑不安，而实际接触下来，满不是那回事儿。

他的确不苟言笑，我至今唯一记得的一次幽默是他开讲“边界层理论”课程时，先介绍他的助教呼和敖德，在黑板上写下“呼和”二字，说“这是‘零级近似’，你们可以叫她呼和老师”，接着写了“敖德”，说“那是‘一级近似’，至于‘二级近似’，我也搞不清楚”，这番话引来哄堂大笑。后来在私底下我请教过呼和她的姓名的“二级近似”，她告诉我一长串音节的姓氏，我至今也没记住。

后来，我们还发现他说话态度的严厉程度与对话者跟他的年龄差值成反比。他的一位老学生P与他谈话时就有点胆怯，郭先生批评他时有点严厉。最近，我的一位老学长告诉我，P先生目前已有九十多岁了，他学问不错，不愧是郭先生耳提面命带出来的学生。

在上面提到的第一次谈话中，郭先生没向我们讲一句大道理，只是让我们把所有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在实践中学知识、学方法，特别向我们推荐了两本关于科学史和科研方法的英文著作，使我们体会到“方法比知识更重要”的道理。

见面以后的三个月，郭先生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以阿尔文(1970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宇宙电动力学》为主要参考书，学习磁流体力学和等离子体物理学，同时把此书翻译出来。经过一年多努力，我完成了译作，战战兢兢地交了稿。事隔两个月，郭先生把修改稿退给了我，告诉我，按照他的部分修改为标准，好好修改译稿。我一瞧傻了眼，只见稿纸上布满了红字修改。恰好，我那时听完了师母李佩先生的英文课，并学完了所里开设的“英汉翻译理论和技巧”课程，按照导师的修改意见，逐字逐句进行重译，于是，二审得以通过。导师又帮我联系了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可惜译著出版因“文革”开始而被耽误，后来在科学出版社正式印行。可惜的是，郭先生未能看到此书的问世。

那时，力学所的研究生集中在一个大办公室学习，大家你追我赶，每周一般读书七天，从早上七点读到晚上十点。周日早晨也不敢太晚起床，因为周日上午郭先生经常踱着方步到我们的学习室来。有一个周日，他来了，走到我们仨跟前，满脸笑容，递给我们三张糕点票。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清楚，那个时候吃饭定量，普通糕点也是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半斤。郭先生是学部委员，有些许特供，因此，就把糕点票送给了我们。这大概是师母的主意。小小糕点票，里面包含着浓浓的情意。

进所第二年，郭先生在他的研究室里组织磁流体力学讨论班，集体学习留比莫夫的专著，并讨论手头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从中，我看到了先生的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宽严相济的组织能力。年纪越长的越有压力，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倒是迎来了学术上的阳光雨露。

几十年过去了，郭先生颀长的身影似乎还在眼前。他内向、低调，极少有疾言厉色。他喜欢戴着一顶鸭舌帽。走路老低着头，靠着建筑物的围墙走，只要他在中关村，上班的时间总是定数。有时，我们哥儿几个有意在那个时刻，躲在一旁悄悄欣赏这道风景线。可惜，上苍早早地剥夺了我们这样的权利!

缅怀，是为了激励。如今，做学生的也垂垂老矣!只是导师关于做铺路石子的教诲，却一刻也不敢忘记。只有努力，努力，才可不辜负导师的培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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