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恩来的故事(精品20篇)

1、一句话的电影说明书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2、“派克”的来历

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一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得意地发问：“总理阁下，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美国记者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3、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摘自《环球人物》张颖霞/文

4、巧对毛泽东

1960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一行视察长沙，工作之余，到江边散步。遥望橘子洲头，百舸争流，万帆竞发，毛泽东逸兴遄飞，口占一上联：“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此联动静相对，意境悠远，三个断句，两处“顶针”，“洲”和“舟”又是谐音，应对难度极大。毛泽东对身边的周恩来说：“恩来，我一时江郎才尽，请你来个锦上添花如何?”周恩来才思敏捷，熟谙地理，了解长沙竟于百步之内得佳句：“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天心阁系长沙市内一景，与橘子洲相对。即工整又流畅，整个对联浑然一体，两位伟人相对而笑。

5、 1973年8月28日，中共十大在京召开之时，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已因患上腿疾而不能站。会议结束后，为了不让与会代表看出破绽为自己的身体担心，毛泽东就一直坐在座位上，想让代表们先退场。主席不退场，代表岂肯先退场。还是细心的周恩来总理看出了主席的心思，打破了僵局，他机智地说毛主席是要目送大家离开会场。毛泽东则故意执拗地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就这样，代表们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地挥手与主席道别。

6、一次，周恩来接见的美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他听后没有急于用刺人的话反驳，而是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马路。”这个美国记者仍不死心，继续出难题：“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头走路，这又怎么解释呢?”周总理笑着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记者又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7、周总理谈笑吃“纳粹”

50年代初，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外宾。客人们对中国菜的花样之繁多，风味之独特，味道之鲜美都赞不绝口。这时，上来一道汤菜，汤里的冬笋、蘑菇、红菜、荸荠等都雕刻成各种图案，色、香、味俱佳。然而，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贵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忙向周总理请教。对于这个问题，周总理也感到十分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8、周总理妙语斥对手

周总理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一直以德高望重，幽默风趣著称，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周总理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据说，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9、周总理舌战米高扬

有一次，周总理从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这时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抱怨道：“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这句话显然是很不友好的。周总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他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了。”以促米高扬说出不学汉语的原因。米高扬果然上钩，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此话一出，周总理马上轻快地说：“没关系，下回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教你。”一下子将米高扬置于一种学生的地位。

10、对!牛弹琴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在我方义正词严面前，对方不但不接受，反而说同我方谈判是“对牛弹琴”!周恩来总理当即灵机一动，利用对方抛来的词语，将计就计，巧妙地回敬了对方：“对!牛弹琴!”在这里，周恩来总理把对方抛来的”对牛弹琴”这个成语巧妙地进行了结构上的调整，变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对!牛弹琴!”，从而既摆脱了困难，又迫使对方陷入无地自容的窘境。

11、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总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周恩来总理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

对方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

这显然是荒谬的。”

印方代表哑口无言。

在周恩来的反驳中，用了两个对比性材料来否定对方的观点。700年与100年相比较，你要否认700年而承认100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承认100年就得承认700年这个事实。对比在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12、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总理介绍我国建设成就。一个西方记者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涉及到国家机密，不可能直言相告。总理眉头一皱，很快答道：“有18元8角8分。”在场的人全都愕然。总理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共十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中国人民银行有全国人民作后盾，信用卓著，实力雄厚，人民币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总理有意回避问题的实质，以“总面额”替代“总金额”，于是堵了外国记者的口，又不损害招待会和谐的气氛。运用曲解，使语言犀利而风趣，充分表现出他过人的应变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艺术。

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在外交场合出现法西斯的标志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尤其是曾经遭受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国家，他们看见这种标志是很反感的。周总理的解释及时解除了他们的误会，但令人叫绝的是周总理借题发挥，号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那个菜吃掉。意外的这么一个被动场面，经周总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

周恩来是我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他个子不高，风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丰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心理活动。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担任总理已有差不多22年，与毛泽东共事已有40年。他已成为毛泽东与毛泽东为之规划宏图的人民群众之间重要的纽带。他把毛泽东的远大理想化为具体计划。同时，他还因为给毛泽东的过激之处降温——至少是在毛泽东满腔豪情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这么做——而赢得了很多中国人的感激。

两位领导人的个性也大不相同。在任何聚会中，毛泽东总是以其气势令举座注目，而周恩来则给人带来光明和温暖。毛泽东的满腔豪情会让反对者慑服，而周恩来会以其智慧力求以理服人或以智取胜。毛泽东说话尖锐犀利，周恩来说话则鞭辟入里。毛泽东喜欢将自己看做哲学家，周恩来则自认擅长行政管理或谈判。毛泽东致力于加快历史前进的速度，周恩来则善于乘时乘势。他常说，舵手必须懂得该怎样驾驭风浪。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各自的身份令人一目了然，不仅是因为级别的高下，更是因为周恩来对毛泽东总是恭恭敬敬。

后来，有人批评周恩来只是给毛泽东的激进政策降温而没有予以抵制。美国代表团见到周恩来时，中国还在“文革”之中，而周恩来-一个见多识广、留过洋、主张跟西方进行务实接触的领导人——正是“文革”中一个明显的斗争目标。他究竟是推动了“文革”还是踩了刹车?周恩来在政治上能站住脚跟，是因为他把行政管理的能力用于执行一些他个人可能很厌恶的政策。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在60年代像他多数同时代的领导人一样遭到冲击。(不过最终他还是遭到了日益激烈的批判。1973年底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实权。)

要给一国之君当顾问有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难题：若要反对某一项政策，就要考虑，改变了局面以后的好处是否值得他为此而丢官。是凭长远目光以他的含蓄起到作用，还是以眼下利益为重而走极端?是应采取温和措施而一步步积累其效果，还是摆出高姿态?(其实高姿态也未必救得了他。)

邓小平后来在评价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时，一语击中了这一连串问题的要害。至少在公开场合下，他为周恩来解释了上述问题。邓小平一家在“文革”中曾饱受迫害。1980年他复出后在跟意大利记者奥丽娅娜·法拉奇的谈话中说：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很早就认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在我跟周恩来的交往中，他含蓄、敏感的风格帮我们克服了曾互为仇敌的两个大国间新型关系中的很多隐患。中美和解起于冷战期间的一种战术，后来演变为新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因素。我们双方都不抱幻想能改变对方的基本信念——我们的对话得以进行正是基于这一点。但我们也声明了双方的共同目标。这些共同目标在我和周恩来都退出历史舞台后依然存在，这是一个政治家的最大荣耀。

当时，我和周恩来在绿呢面的桌旁坐下时，上述的这一切都还非常遥远。我们坐下后，谈的是有无可能走向和解。周恩来请我这位客人先讲。我想好了，避开我们两国有分歧的问题，只从哲学角度谈中美关系的演变。我用了华丽的辞藻来做开场白，我说：“有很多游客来过这片美丽的土地。对我们而言，这又是一片神秘的国土。”这时，周恩来摆了摆手打断了我，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我们面前的挑战可以说是要揭掉各自神秘的面纱，不过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20年来在跟一个美国使节第一次会谈时，就说恢复友谊是发展两国新关系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一点他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就已经说过。

3个月后，我第二次去中国时，周恩来欢迎我们的态度就好像两国的友谊已经根深蒂固了一样。他说：“说起来这只是第二次会谈，但是我把自己所想的都对你们讲了。你和(温斯顿·)洛德先生对这一点很清楚，但是(戴安娜·)马修斯小姐和我们的新朋友(指我的军事助手乔恩·豪)不大清楚。你们可能认为中国共产党有三头六臂吧?但是，瞧，我和你们一样，是个可以与之理论并坦诚交谈的人。”

…………

周恩来之所以幸存是因为没有他不行，从根本上说也因为他的忠心-有人就批评他忠心过度。如今似乎风浪已过、彼岸在望，他也被剥夺了实权。他并没有像邓小平在十年以前那样与毛泽东的政策相左。凡跟他打过交道的美国人也没发现他有任何背离毛泽东讲话的地方(再说，主席似乎也通过每晚阅读会议记录在跟踪会议)。不错，周恩来是对美国代表团礼遇有加-虽然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这也是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必不可少的，是中国艰难的安全局势所必需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做是为便利中国当时之所需，而不是惧于我或任何其他美方个人所作的退让。

周恩来或许开始认为与美国的关系乃长久之计，而毛泽东则以为是阶段性战术，这也不无可能。周恩来或许认为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千疮百孔的中国只有结束孤立，真正成为国际秩序的一员才能实现振兴，但这也是我凭借周恩来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他的言谈话语作的臆测。我们的对话从未到达个人间交谈的程度。周恩来的有些继任者往往在提到他的时候称他为“你的朋友周恩来”，尽管他们只是字面上这样说——即便略带讥讽——我也认为这是我的荣幸。

1910 年春，十二岁的周恩来，随伯父从祖籍淮安来到东北，先在铁岭银州镇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到秋季，又插班考进奉天（今沈阳）东关模范学校。

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新式学校，既教经书，也教数理、外文等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有一天，学校姓魏的校长给同学们上修身课。当讲到“立命”这一节时，老校长突然问：“诸生为什么读书啊？”有的学生回答：“为明礼而读书！”也有的回答：“为做官而读书！”还有的回答：“为家父而读书！”一些家境贫穷的学生则回答：为挣钱，为吃穿，为改换门庭、不受欺侮而读书，等等。

老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连连摇头。最后问到周恩来：“你是怎样想的呢？”周恩来肃然起立，一板一眼地答道：“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铿锵有力、不同凡响的回答，使老校长为之一震。他万万没有料到十几岁的周恩来，竟有如此宏图大志，高兴地称赞不已：“好，好哇！为中华之崛起！为中华之崛起！”接着，他又慷慨激昂地对全班同学说：“诸生们，听见了吗？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1920年初，抵制日货活动中，周恩来做总指挥，和郭隆真、张若名、于方舟带领数千名民众到直隶省公署请愿。4人当场被捕，张若名与周恩来一同坐牢。7月17日，全体代表获释出狱。当年在组织学运和牢狱斗争中，周恩来和张若名惺惺相惜，英雄相敬，结下了深深的情谊。邓颖超后来对侄女周秉德说：“那时觉悟社的人都说，如果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和张若名就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刚到法国时，张若名在巴黎的云母片厂一面做工，一面学习，后加入赵世炎、周恩来等组织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少共组织内，张若名化名“一蜂”。因她的法语口语比较流畅，又是女子，身份隐蔽，在组织内担负一项特别任务，即和法共保持秘密联络。

张若名作为终生的伴侣到底合适吗?张若名热情的微笑、爽朗的言辞，以至清秀的脸和一双温柔的大眼睛，都给他以美好的印象。周恩来考虑着这个问题：若名是勇敢的，疾恶如仇!但复杂的党内斗争要求你必须服从党的纪律，有时荒谬的但个人委曲必须退让;若名是积极的，但她的家庭出身，使她的党性一直受其他同志怀疑;若名是可爱的，但她才高气盛。

而周恩来认定终生伴侣必须是志同道合，经得起艰难险阻考验的战友。在跟国内的那位“小超”一直保持着频繁的联系，愈来愈发现“小超”有更多的优点。周恩来主动与张若名谈心，最终做出了自己慎重的选择，表明两人之间只谈友谊，不涉爱情。

1923年，和周恩来分手后的张若名从巴黎来到里昂，就读于里昂中法大学，最后成为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接着，张若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后又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旅欧期间，周恩来同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友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1923年春的一天，邓颖超正在和刚从上海来到天津的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峙山夫妇商量建立研究妇女问题的组织，忽然门外响起一声清脆的童音，原来是马千里6岁的女儿马翠官蹦蹦跳跳进来了，小手中扬起一封信：“邓阿姨，您的信，门房叔叔刚刚收到，说是外国寄来的，让我赶快送给您。”

邓颖超一看信封上那挺拔的笔迹，便知是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寄来的。李峙山、谌小岑也凑过来看信。邓颖超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印着油画的明信片。她不禁奇怪起来。以前，周恩来从法国、英国、德国给她寄过许多明信片，从来都是直接寄出，这次为什么加了个信封?

只见明信片上，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光明媚。3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正迎风奔跑。明信片背后，是熟悉的周恩来的笔迹：“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聪明、机警、热情、活泼的邓颖超，看了明信片，不觉呆住了。一股甜蜜热烈的情感猛地攫住了她，震撼了她的心灵。李峙山和谌小岑把明信片拿过去，看着、看着，李峙山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喔呀小超，你还不明白，这是伍豪在向你表示呀!”一向能言善辩的邓颖超，此刻心慌意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李峙山像大姐姐似地拍拍邓颖超的肩膀，笑着说：“小超，这是伍豪在向你表示他的真挚情意啊!他要你打破一切束缚，勇敢地和他相爱啊!用了这样一种含蓄的方式，倒像他一向的为人，感情总是这样细腻深沉。你赶快给他回信吧，我们先走啦。”

李峙山和谌小岑走了。整洁的小房里，邓颖超默默地看着那张不同寻常的明信片，沉浸在她和周恩来相识4年的回忆中……

归于平静后，邓颖超还有些疑虑。她知道周恩来一向标榜自己抱独身主义，如今怎么变了呢?她又知道他身边有一位共同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姑娘，她一直以为他俩会好起来。现在，恩来为什么对自己这样表示呢?

邓颖超回信了。信中首先征求他对她和李峙山、谌小岑要建立一个进步的妇女组织的意见。信的最后才说，明信片已收到，含蓄地问他：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的吗?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周恩来的回信很快来了，非常赞同他们组织一个进步的妇女团体;然后笔锋一转，回答了她的疑问，倾诉了他对她的热烈深沉的感情。他对她说，他到欧洲后，认识到革命和恋爱并非对立，“独身主义”的主张已经改变。马克思和燕妮，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是理想的革命伴侣。在法国，他的好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畅都恋爱结婚了。朋友们也希望他能选择一个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他坦率说到，身边是有一位比较接近的朋友，他觉得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而他已决定一生献给革命，唯有勇敢坚强的小超才能和他终身共患难，同奋斗!希望尽早得到她的明确答复。

邓颖超被周恩来情深意长的来信深深打动了。她对他长期纯洁的友谊陡然升华为美妙热烈的爱情，恩来确是她理想的终身伴侣。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给了肯定的答复：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当时，邓颖超和其他觉悟社社友在天津《新民意报》办了一种不定期的副刊《觉邮》。第一期上，发表了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德法问题与革命》和其他几封信。第二期上，又发表了他的两封来信《西欧的赤况》和《伍的誓词》。

这年5月，邓颖超在《女星》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这是她和周恩来真纯善美恋爱的写照。

1946年2月10日，重庆市各界群众，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在校场口举行庆祝大会。

国民党为了破坏这次大会，在会场的周围埋伏下特务。当会议一开始，特务们便大吵大嚷地冲上主席台，大打出手，当场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60多位民主人士。

身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闻讯后，不顾自己的安危，立即赶到会场。他气愤地说：特务们站出来，让大家看看你们!他的愤怒指斥，把特务们吓慌了，一个个悄悄溜走了。接着，他又到医院里探望受伤的民主人士。

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立即举行紧急会议。会上，代表们一致推选周恩来为代表，当面去质问蒋介石。

这件事被国民党反动派知道了。第二天，周恩来收到一封恐吓信，信里还装了一颗子弹。信中威胁说：“你若要向蒋主席报告这次事变，便请你先尝尝这颗子弹的味道!”

显然，敌人准备对周恩来下毒手了。是去找蒋介石还是不去呢?不少人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面对敌人的恐吓，面临生命的危险，周恩来以革命为重，置生死于度外。他掂了掂那颗子弹，哈哈一笑，说：“好啊!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吧!”当时，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同志，在重庆虽然是公开地以合法的身份出现，但敌人经常跟踪盯梢，一切行动处在敌人严密的监视之下。敌人是什么残忍的手段都可能使出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危险。周恩来深知这一切，但他不能听任反动派嚣张下去，不能辜负政协代表的委托，毅然决然地冒险去找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要求他说话算数，保证人民的自由与民主。

周恩来是伟大的外交家。他作为新中国寻求人类和平友好的使者，开展了频繁的外交活动，成功出访了许多国家，他的足迹遍布亚洲、欧洲和非洲。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称赞周恩来：他的敏捷机智大大超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位世界领袖。

加拿大著名学者罗纳德更是赞叹：周恩来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外交家，国际上公认哦完美的外交家。

下面几个小故事是小编从网上整理出来的，仅供参考。

1、空酒杯

一九五四年，周恩来访问波兰即将结束时，我驻波使馆借用波方刚刚修复的一个大厅，以周恩来的名义举办了一个辞行招待会。那天，周恩来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征服了所有的来宾，人们都看呆了!以致发生了一个谁也没有料到的情况：当周恩来致词已毕，举杯敬酒时，酒杯里竟空空如也。周恩来的随员急忙跑去，把聘请的波方招待员们从呆滞状态中唤醒，去斟酒。原来，当周恩来陪波方贵宾入场时，把人们的视线和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人们只顾看啊，鼓掌啊，……招待员们竟忘了及时斟酒。后来，客人邀周恩来跳舞，他那娴熟的舞步，多采的舞姿，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倾倒。一些西方国家的大使不断地点头，纷纷赞叹道：“妙极了，妙极了!”

2、巧妙应对：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参加完亚非会议后，来到首都雅加达。这天下午，在雅加达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中国代表团同六百多名华侨代表见面。对于这个招待会，一名外国记者做了两则报导，一则是：“有人说，‘在共产中国’老年人是得不到尊重的。四月二十七日，在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所留住的或与之谈话的都是年纪最老的来宾们。不是地位最高的、最有钱或最有名望的，而是头发最白、脸皮皱缩的。”另一则是：“周恩来也招呼在大使馆帮忙守卫的军警们进去坐一下，并且跟他们谈很多话，还请他们吃东西，以致他们之中大都受了感动。”

3、主动握手：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利用各种机会开展外交活动，促进我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一次，中印友好协会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向周恩来呈献礼物。在呈献礼物的仪式进行过程中，周恩来趋前与中印友协全体工作人员握手。印尼交通部高级职员达希尔·打益勃的手因受伤而扎了纱布。由于药水的渗透作用，包扎的纱布看起来有点脏。当周恩来向他伸手时，他不敢伸出手来。周恩来却微笑着主动握住他的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放下。

4、骨肉情深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胜利结束，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后，从万隆来到印尼首都雅加达。整个印度尼西亚二百多万华侨，不分地区和阶层，共推选出六百多名代表来到雅加达，要见一见从伟大祖国来的亲人。二十七日下午二点，在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中国代表团和华侨代表见面。激动的讲话，热烈的掌声，眼中的泪水，都使人感到一种骨肉团聚的激情。三点左右，招待会结束了，六百多名华侨代表向站在大门口的周恩来握手道别，这是需要花许多时间的，而且他的右臂活动不便。有关方面通知华侨代表不要等待握手，可以走了。但是周恩来一边微笑着说：“不要紧”，一边依然和跟他辞别的来宾们握手。

5、顶风冒雨

一九五七年，周恩来应邀访问斯里兰卡，当他在群众欢迎大会上讲话时，突然下起雨，主人立刻给他打上了伞。周恩来看到群众并没有雨具，就坚决推辞开了。他精神抖擞地站在风雨中发表了支持斯里兰卡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长篇演说。第二天，几乎当地所有的报纸的大标题都是：“周顶风冒雨。”

6、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请注意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胞，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去。

7、巧妙应答，不亢不卑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8、为什么叫“马路”

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9、交换礼物

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10、“派克”的来历

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一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得意地发问：“总理阁下，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美国记者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11、一句话的电影说明书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12、“中国有多少个厕所”

一个美国记者刁难周总理，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恩来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还有没有妓女?”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险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

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认为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这样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这个总理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吧?

周恩来总理一眼就看穿了这个记者的伎俩，马上肯定地回答：“有!”顿时，全会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周恩来的回答既识破了少数人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顿时全场掌声如雷。

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风尘仆仆，日夜操劳，确实辛苦。时任该县的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在周总理 离开新会的前夕，悄悄地安排为总理设宴送行。宴会地点就安排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灶事员，而且没什么美酒佳肴，只是些瓜菜而已。 尽管这样，在吃喝将近结束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党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这样一顿饭，你请不起，还是让我出钱，算我请客吧!” 周总理随即示意他的秘书，把300元人民币交给了县委的司务长。

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 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 ”接着他又风 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 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在外交场合出现法西斯的标志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尤其是曾经遭受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国家，他们看见这种标志是很反感的。周总理的解释及时解除了他们的误 会，但令人叫绝的是周总理借题发挥，号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那个菜吃掉。意外的这么一个被动场面，经周总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

1934 年10 间，正当蒋介石反动派集中兵力向苏区发动疯狂“围剿”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从瑞金路过于都楂林乡，住在雇农张慈福家里，环境异常艰苦。他的身体很差，但仍然夜以继日地带病坚持工作。

警卫员们很为自己首长的身体健康担心，总想给他弄点有营养的东西吃，但一则伙房搞不出什么好菜，二则周恩来同志不答应。眼看着自己首长的身 体一天天瘦下去，他们的心里感到比刀割还疼。

有一天，上级发下了津贴费。大伙儿便计议，无论如何也要买点好吃的给自己的首长补补身体。他们听说冬瓜炖鸡营养高，就去老乡家买来一个冬瓜和一只鸡。他们 小心地杀了鸡，扯去鸡毛，把鸡收拾好，和冬瓜放在罐子里加水清炖。晚上，罐子被端到了周思来同志的房里。一股肉香扑鼻，周恩来同志以为这是警卫员向有关方 面特别要来的，便对他们说：“这是哪里来的 ? 同志们要知道，越发在艰苦的时候，越发要坚持原则，丝毫也不能特殊呀!” “不，这不是领来的，这是用我 们自己的津贴费买的广大伙赶快向他解释。

周恩来同志听了，沉思了片刻，然后用一种亲切的口气说：“好吧，既然买来了，就把张慈福父子俩也请过来，我们一起聚餐吧 ! ”

鸡叫三遍过后，周家花园里传出了阵阵琅琅的读书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着、读着，周恩来很快就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他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吃饭的时候，他望着白花花的大米饭迫不及待的问道：“蒋妈妈，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

蒋妈妈很喜欢周恩来好问的精神，就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它的一生要经过浸种催芽、田间育秧、移栽锄草、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割脱粒，一直到舂成大米。”

“啊，吃上这碗大米饭，可真不容易啊!”周恩来惊讶地说。

“是呀，这十多道关，也不知道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这香喷喷的大米饭是种田人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蒋妈妈深有感触地说。

蒋妈妈一番深刻的教诲，不仅加深了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更激励他勤奋学习。为了过好习字关，他除了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坚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

有一天，周恩来随陈妈妈到一个路途较远的亲戚家，回来时已是深夜了。一路上风尘劳累，年幼的恩来已精疲力尽、呵欠连天，上下眼皮直打架，但他仍要坚持练完一百个大字再休息。陈妈妈见状，心疼不过,劝道:“明天再写吧!”

“不，妈妈，当天的事当天了!”周恩来说服了陈妈妈，连忙把头埋在一盆凉水里，一下子把瞌睡虫赶跑了，头脑也清醒多了。

一百个字刚写完，陈妈妈一把夺过恩来的笔说：“这下子行了吧，快睡觉!”

“不!”周恩来仔细看完墨汁未干的一百个大字，皱着眉头认真地说：“陈妈妈，你看这两个字写歪了。”

说着，周恩来白嫩的小手又挥起笔来，把那两个字又写了三遍，直到满意这止。

一次，周恩来总理去某地视察工作，飞机着陆后，他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这时机械师正蹲在地上工作，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握手后就站在机械师身后耐心地等他，并示意别人不要惊动他。机械师工作结束后转过身来，才发现总理站在身后，不禁大吃一惊，忙说：“对不起，总理，我不知道您在等我。”

总理笑着说：“唤，我没影响你的工作吧?”

“没有，没有”，机械师赶忙说。周总理这种尊重别人，讲礼貌的好品质、好作风深深地感动了机械师和在场的所有人。

伉乃如(1890—1947)是南开学校元老、功勋卓著的“四大金刚”之一。他早年就读于直隶高等工艺学堂化学科，1911年毕业时成绩名列前茅，被南开校长张伯苓聘为化学教员，后任校长秘书兼大学注册课主任。1913年周恩来从沈阳考来，这名15岁的少年气宇轩昂，神采奕奕，不仅品学兼优，而且有出众的工作才干，立即引起授课老师伉乃如的注意。伉乃如多次对校董严范孙以及张伯苓说：这是个天才，将来一定会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从此严范孙、张伯苓非常器重周恩来。

随后伉乃如和周恩来都参加了“南开新剧团”，师生俩常常同台演戏。由于周恩来容貌俊秀，身材适中，排剧时大多扮演女角。二人往来更加密切，感情也日益深厚。

到1917年周恩来中学毕业时，伉乃如与他已情同手足，互称“乃兄”和“翔弟”(周恩来字翔宇)。随后周恩来在李福景父亲、南开校董李金藻的资助下赴日留学。在日本期间，周恩来与伉乃如经常通信，信中无话不谈，甚至涉及恋爱婚姻等个人内心深处的话题。这时周恩来经济拮据，伉乃如的月薪仅30元，需要抚养一个大家庭，但依然给他先后共寄去数十元。

周恩来于1919年春天回国，南开大学正处于筹建中。在伉乃如的建议下，张校长聘周恩来为校长办公室秘书。这样让他既可以帮学校做些事务，又能有点儿收入。9月南开大学成立，周恩来被免试进入文科。

此时“五四”运动正如火如荼，周恩来积极投身爱国运动，被推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由于没有印刷条件，需要找寻一个敢于承印这份报纸的工厂。恰巧伉乃如的哥哥伉聘卿在南市开办着一家印刷厂，经伉乃如奔波，做工作，伉聘卿终于同意承印这份进步报纸。报纸发行量极大，给社会带来强烈震撼。后因警方迫害报纸不得不停刊，伉聘卿也从此失业，张伯苓便将他安排到南开校内印刷厂工作。

1920年1月，周恩来、马骏等学生及教师马千里、时趾周先后被捕，伉乃如和其他教师设法营救，多次出入警察局疏通。在全国人民声援下，全体被捕者于7月17日出狱。教育厅令各校将被捕学生一律开除。张伯苓迫于压力，开除了周恩来、马骏等人。

周恩来被开除后生活困顿，严范孙随即设置“范孙奖学金”，与李金藻共同资助周恩来、李福景赴欧留学。临行前，周恩来将自己的一些物品寄存在伉家。

1924年周恩来回国，1928年秘密来津，从事地下活动。他经常化装到伉家，连敲门都设有暗号。伉乃如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这位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

抗战时期，南开的大学部南下长沙，中学部迁往重庆。张伯苓长驻重庆，住在重庆南开中学教师宿舍区津南村。当时重庆是陪都，政府的高级官员和上层人士都云集于此。张伯苓的家一时成了重庆社交活动的中心。1938年年底周恩来来到重庆，领导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他几乎每个周末都到张校长家，广泛团结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和南开校友中的国民党人士吴国桢常常发生激烈争论，在这种时刻，聪明机智的伉乃如便过来劝解，缓和一下紧张气氛。

伉乃如一家也住在津南村，周恩来成了伉家的常客。那时伉乃如长子伉铁儁正在热恋，女友顾钧是一名医务工作者。一天，周恩来来到伉家，顾钧第一次见到这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不免又兴奋又激动，在拌饺子馅时竟错把醋当成了酱油。当第一锅饺子端上饭桌的时候，周恩来一尝便说味道不对头，此时顾钧感到十分难为情，大家便一笑而过。1941年伉铁儁与顾钧举行婚礼，张伯苓为证婚人。周恩来也赶来出席，在来宾旗上签名留念，即席讲话祝福新人，并风趣地嘱咐新娘，日后要注意饮食作料……令人们大笑不已。

不久，伉乃如的二女儿伉铁佩出嫁，周恩来因工作太忙没能出席，便派人送来一张有他亲笔签名的礼券。1944年伉乃如的长孙大器出世，这是伉家的大喜事，周恩来亲莅祝贺。他非常高兴，抱起婴儿在屋里优雅地跳了一圈华尔兹……15年后的1959年，周恩来总理赴津请伉家人吃饭，饭后去了干部俱乐部。在同顾钧跳舞时，他仍念念不忘那个曾与自己共舞的男孩，问道：“怎么没把小家伙带来?”

当“皖南事变”形势紧张时，周恩来、邓颖超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一天夜晚，邓颖超将一些私人重要物品送到伉家，说：“我和恩来随时都可能被捕，这些东西就请你们代为保存吧。”

物品中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瓷盒。她告诉伉乃如，瓷盒是周恩来从日本带回来后送给她的，盒内有一枚勋章和一块手表，勋章是周恩来获得的，手表则是她母亲的遗物。伉乃如把这一重托视为对自己的最大信任。以后每次跑警报，顾钧都把东西抱在怀里钻进防空洞。形势好转后，邓颖超将物品取走，专门把那个瓷盒留给伉家作纪念。伉家人一直将这件珍贵物品精心保存。“文革”中小瓷盒被抄，后来伉铁儶费了很大力气才得以归还。1998年他将瓷盒献给了天津周邓纪念馆。

1946年伉乃如将回津主持复校工作。周恩来知道了立即到津南村与他告别，不料此次会面竟成了两位挚友的诀别。伉乃如早就患有胃病，返津后工作十分劳累，宿疾发作。患病期间，他得知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受党组织安排，秘密运送物资，因邻居告发而被捕。他十分着急，竟拖着重病之躯亲自和南开校友常策欧一同到警察局出面担保。几个月后，周恩寿获释。当他到伉家致谢时，伉先生已于1947年10月28日病逝，年仅58岁。营救周恩寿，是伉乃如在即将离开人世时，为自己一生画下的一个无比悲壮而完美的句号。

伉乃如逝世，报上登了消息。此时远在延安的周恩来得知噩耗，因工作繁忙，只能将深重的悲痛藏在心底。1950年6月2日他给伉家写信：“铁儁世兄：令尊仙逝，当时曾于报端阅悉，深为痛悼，卒因战火隔绝，未能唁慰。来平后极愿访晤，仍因公务缠身，亦未如愿……令慈及嫂夫人均常在念中，请代致意。秋后有空，当去津拜访也。敬请夏安!”

1959年5月周总理来津视察，两次宴请伉家人。因当时伉铁儁正在北京开会，没能见到，所以6月2日周总理又派邓颖超代表自己来看望伉铁儁一家。邓颖超当即决定资助伉乃如遗孀及两个最小的儿女每年500元，直到孩子们大学毕业。她又鼓励已经读中学的大器说：“努力学习，把身体锻炼好!”伉铁儁说儿子很淘气，邓颖超笑道：“听接生的俞霭峰大夫说，他出生时就不老实，不听话。”邓颖超很幽默，她指的是大器降生时，因母亲体内有一瘤，俞大夫便用产钳将他夹了出来。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那天邓颖超在伉家谈得很晚，每个人都感到十分愉快。

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一直通过秘书赵炜与伉家保持联系。80年代，她每次来天津都要去看望伉氏家族，叙家常，谈往事，勉励后人。如今伉家后代个个学有所成，没有辜负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期盼和关爱。

刚过大渡河，周恩来就病了。经常高烧不退，有时甚至处于昏迷状态。

红军什么药品都没有，平时普通战士受伤了，也只能用盐水给伤员洗洗伤口，这就是最好的治疗了。

他的医护人员刘江萍很着急，总是和其他医护人员千方百计到各个部队去找药。

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就把刘江萍叫来，对她说：“战士比我更需要药品，决不能到部队去找，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

每到一个宿营地，刘江萍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到处买药，偶尔能买到一点止痛退烧药，就立即让周恩来服用。有一次他们在一个集镇上，买到了二两木耳，刘江萍喜极而泣，这在整个长征途中可以算是最高级的补品了。

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周恩来整天高烧不退，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翻雪山前部队专门为周恩来准备了担架，可他坚持自己走路。最后，他实在走不动了，才躺到了担架上。

周恩来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从来没有把自己当领导看待，而是把自己当做普通战士，别人能吃苦，他也能。而且他比别人操的心多，费的神多。

过草地时，医护人员好不容易给周恩来煮了一碗粥，他严厉地问刘江萍：“部队现在吃什么你们不知道吗?”刘江萍说：“怎么不知道，吃草根、吃树皮，可你病得这么重，还协助毛主席工作，分担全军的重担，难道吃一小碗稀饭都不应该吗?”

“小刘呀，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一定要官兵一致，好坏大家都要一样。”周恩来最终也没吃那珍贵的稀饭。

红军进入甘肃时，正是收获的季节，队伍经过一片梨园时，长途行军的红军看到，树上果实累累，黄莹莹的，看见了都忍不住流口水。可是谁也没有上前去拿梨子吃。房前屋后，梨子成堆。周恩来却坐在梨树下，一手端水喝，一手拿铅笔，聚精会神地看地图。刘江萍看到生病的周恩来没吃老百姓一个梨子，睡在梨堆边的他也一个梨都没拿。

第二天，有战士请求可不可以买点梨子，周恩来答应了。可当地群众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没人敢说价钱，只是说：“吃吧、你们吃吧!”梨农不接钱，战士们就不吃梨。结果，在盛产梨的地方，红军没吃上一个梨子就离开了。

1934年10间，正当蒋介石反动派集中兵力向苏区发动疯狂“围剿”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从瑞金路过于都楂林乡，住在雇农张慈福家里，环境异常艰苦。他的身体很差，但仍然夜以继日地带病坚持工作。

警卫员们很为自己首长的身体健康担心，总想给他弄点有营养的东西吃，但一则伙房搞不出什么好菜，二则周恩来同志不答应。眼看着自己首长的身体一天天瘦下去，他们的心里感到比刀割还疼。

有一天，上级发下了津贴费。大伙儿便计议，无论如何也要买点好吃的给自己的首长补补身体。他们听说冬瓜炖鸡营养高，就去老乡家买来一个冬瓜和一只鸡。他们小心地杀了鸡，扯去鸡毛，把鸡收拾好，和冬瓜放在罐子里加水清炖。晚上，罐子被端到了周思来同志的房里。一股肉香扑鼻，周恩来同志以为这是警卫员向有关方面特别要来的，便对他们说：“这是哪里来的?同志们要知道，越发在艰苦的时候，越发要坚持原则，丝毫也不能特殊呀!”“不，这不是领来的，这是用我们自己的津贴费买的广大伙赶快向他解释。

周恩来同志听了，沉思了片刻，然后用一种亲切的口气说：“好吧，既然买来了，就把张慈福父子俩也请过来，我们一起聚餐吧!”

周恩来12岁那年，因家里贫困，只好离开苏北老家，跟伯父到沈阳去读书。

伯父带他下火车时，指着一片繁华的市区说：“没事不要到这里来玩，这里是外国租界地，惹出麻烦，没处说理啊!”周恩来奇怪地问：“这是为什么?”伯父沉重地说：“中华不振啊!”

周恩来一直想着伯父的话，为什么在中国土地上的这块地方，中国人却不能去?他偏要进去看个究竟。

一个星期天，他约了一个好朋友，一起到租界地去了。

这里确实与其他地方不同，楼房样子奇特。街上的行人中，中国人很少。忽然，从前面传来喧嚷声，他俩跑过去看。在巡警局门前，一个衣衫褴褛的妇女，正在向两个穿黑制服的中国巡警哭诉，旁边还站着两个趾高气扬的洋人。他俩听了一阵就明白了，这位妇女的丈夫被洋人的汽车轧死了，中国巡警不但不扣住洋人，还说中国人妨碍了交通。周围的中国人都忿忿不平，心怀正义感的周恩来拉着同学上前质问巡警：“为什么不制裁洋人?”巡警气势汹汹地说：“小孩子懂什么?这是治外法权的规定!”说完走进巡警局，砰的一声把门死死关上。

从租界地回来，周恩来心情很沉重，他常常站在窗前向租界地方向远远地望着，沉思着。

一次，校长来给大家上课，问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读书?”有的说：“为明礼而读书。”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有的说：“为父母而读书。”有的说：“为挣钱而读书。”当问到周恩来的时候，他清晰有力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校长震惊了，他没料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竟有这样大的志气。

周恩来在沈阳读小学的三年中，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的作文曾被送到省里，作为小学生的模范作文，还被编进两本书里。

15岁那年，周恩来以优异成绩考进天津南开中学。那时，伯父的生活也很困难，他就利用节假日，给学校抄写材料，挣一点钱来做饭费。生活虽清苦，但他的学习愿望却很强烈。他在课上认真听讲，课外阅读大量书籍，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他的考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全校师生都很敬重他，说他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学校为了奖励他，宣布免去他的学杂费。他成为南开中学唯一的一个免费生。

周恩来在青少年时期，为中华之崛起努力读书。以后，也是为了这个目标，他忘我地工作，无私地奉献了毕生精力。

过了三年，再次翻出这本书，但封面上那五个烫金的大字还是那么耀眼，仿佛在诉说着书中的故事。书页也有些泛黄，但是书中的故事还是那么生动有趣，那么刻骨铭心。用生动的文字，记录了一代伟人的成长。

这本书从“大鸾”出生一直到周恩来赴日留学，一共三十四章节。但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十一章“鸿浩之志”。在这一章，魏校长问了同学们为什么而读书。有的人说：“为了光耀门楣而读书。”有的人说：“为了明礼而读书。”还有人说：“为了家父而读书。”而周恩来却说出了一句志存高远的话：“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从这里我似乎隐约看到了未来伟大的国家总理，优秀外交家的影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少年周恩来那时理想之远大。

在某部小说里曾经看过两句话：“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在急剧变化，国家时势动荡的时代，只有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有自己所坚信不疑的信念，才不会被淹没在历史的人群中，才不会随波逐流，才会从亿万人群中脱颖而出。

在这本书中，我仿佛成为了周恩来身边的人，追寻着他的脚步，感受着他的喜怒哀乐，见识了少年周恩来那时的良好精神品质：独立、自强、好学、勤奋……生于这样的年代，内忧外患，清，外国列强虎视眈眈，基层人民水深火热……周恩来从小就生活在基层，明白基层人民的生活艰苦，感受到了曾今亲人所谓朋友的冷漠无情。所以，他知道指望他人来改变自己是不可能的，只有自己才是最可靠的。周恩来通过知识改变了自己，充实了自己，成为了一代伟人。

再看看我们自己，出生在和平年代，出生在丰衣足食的家庭，不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更是对学习不感冒。殊不知我们现在的和平是祖祖辈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现在的学习机会也是祖祖辈辈用他们的汗水换来的。我们都有生命，这是平等的。可是，人人都有知识吗?知识是我们做任何事的基础。没有知识我们将一事无成。只有知识，才能改变我们的人生。

[周恩来的爱国故事作文

1，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中国大陆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

2，外国记者问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3，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4，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时，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5，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 l元、5角、2角、 l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6，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7，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8，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总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受到美国支持的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周恩来总理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

对方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

9，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10，“中国有多少个厕所” 一个美国记者刁难周总理，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一次，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语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面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 ”

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周总理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面额为10元、5元、2元、l元、5角、2角、l角、5分、2分、1分等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你们中国人口众多，你知道你们中国有多少个厕所吗?”这是一个非常刁难的问题，总理是管理国家大事的，怎么可能去调查全国有多少个厕所呢?大家都在瞪大眼睛等着周总理的回答。

周总理不假思索：“两个。”

这位西方记者有点纳闷：“你们中国人口周密，只有两个厕所怎么行呢?”

周总理说：“我们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所以我们的厕所只需要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就已经足够了。”周总理就是这样轻描淡写把这西方记者打发了。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

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