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爱国的故事【汇总20篇】

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刘晓连是一位与新中国同龄的传奇飞行女将军。她先后飞过七种机型，是目前中国x队所飞机型最多的女飞行员。

说起刘晓连，人们都会想到她曾创造的航空史上的奇迹。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九时三十二分，刘晓连和她的机组完成转场任务后，驾驶军用运输机从张家口机场返回部队。当飞机爬升到七百米高度时，忽然受到一架歼击机的撞击，“嘭”地一声巨响，机组人员全部被震昏过去……

被震倒在中央操纵台上的刘晓连清醒过来后，第一个发现飞机已下坠四百多米。“快抢救飞机！”她大吼一声并奋力撑起身子，双手紧紧抓住驾驶盘，但由于机头底部被撞破，机体变形，机械、电器、仪表等设备严重损坏，部分操纵系统失灵，飞机似一匹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就在这万分危急之际，她强忍伤疼在机组人员的协同下，以超常的力气将飞机拉平。

此时又出现意外。正当刘晓连机组艰难地驾驶重伤的飞机降落时，她发现跑道上有歼击机在起降，假如强行在跑道上迫降，很可能与其它战机相撞，造成机毁人亡。于是，她毅然决定在备降的草坪上着陆。在前起落架被撞掉的情况下，刘晓连靠平时练就的过硬的技术和临危不惧的军人品质，飞机迫降成功！

一场灾难避免了！事后专家们在检查飞机时认定，机上铆钉等连接部件已大部分断裂，再有三分多钟，飞机将在空中解体。这样的飞机能安全飞回，在航空史上是奇迹。从飞机被撞到成功迫降只有五分钟。就在这短短的生死之间的五分钟里，刘晓连创造了奇迹，保住了战友与战鹰的安全，为此她荣立了一等功，被授予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成为人们仰慕的英雄。

“把工作当作事业来干！”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刘晓连在她四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不停奋进，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第一”和“之最”。

一九六九年，二十岁的她担任机长，成为空军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女机长；一九六九年，她担任团飞行参谋，是中国x队历史上年龄最小的女作战参谋；一九八二年，她荣立一等功，成为中国第一位荣立一等功的女飞行员。她领受任务，驾机进藏，成为第一个驾驶大型运输机进藏执行任务的女机长；一九八六年，她从空军学院（空军指挥学院）毕业，成为空军第一位由院校毕业的女指挥员；一九九一年，被空军首批授予“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

如今，刘晓连不再驾机升空了，但她仍然保留着做飞行员的标准：一切都要做到最好！身为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她以四十多年来形成的独特品质和作风，培养着一批又一批合格的空军指挥员。同时，还在为中国女飞行员的培养尽心尽力。

刘晓连简介：

刘晓连，全国妇联副主席，特级飞行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1949年11月出生于辽宁大连，祖籍河北蠡县。

1965年7月从北京育才学校招飞入伍，1967年毕业于第一航空学校（现第一飞行学院），是新中国第三批女飞行员。

历任飞行员、作训参谋、团副参谋长、师政治部副主任、师副政委、武汉基地副政委、空军指挥学院政治部副主任，现任中国人民间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

曾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1次，三等功3次，获得空军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所带领的机组被空军授予“忠于职守，勇于献身，保证安全的模范机组”称号。先后飞过7种军用运输机，安全飞行4000余小时，是第一位驾驶国产运—8飞机的女飞行员，也是第一位执行进藏任务的女机长。曾多次参加空运、演习、抢险救灾、科研试飞等任务。

先后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军英模代表大会、全军先进妇女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执委，第九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

晚年朱自清有一件事为人称道，这就是"不领美国救济粮"。

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的始末，王彬彬先生有一文作过精细的考证，这里不赘。但有意思的是，因为此事，又因为一篇名文对此事格外论列，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毛泽东那篇名文《别了，司徒雷登》关于朱自清的一段是这么说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自由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篇名文在革命史上、思想上的意义不必多论。但有一个直接后果实在出人意料，这就是人们对朱自清之死的臆测。自朱自清1948年辞世至今，关于其死因，权威的说法是他"贫病交加而死"，而在不少仅仅读过像上面这篇名文这样文字的读者印象中，朱自清居然是"饿死"的。不必奇怪，笔者当年束发读书，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朱自清"饿死"的印象从何而来?那篇名文的巨大影响力是一个因素,因为那段话从形式逻辑上讲，的确可以理解为"朱自清要么领救济粮，要么饿死"，二者必居其一，既然朱自清最后没领救济粮，当然就只有"饿死"一途了。但文章的艺术不能硬套逻辑，事实上朱自清拒领美国"救济粮"是真，拒领也肯定会给他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没饭吃了。从根本上说，容易让人生出朱自清饿死印象的缘于另外一些大判断。什么样的大判断呢?朱自清所处的是一个"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生凋敝"的时代。这个判断当然是对的，在那个黑暗时代里，岂止是知识分子，可以说除了达官贵人以外的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都颇为艰辛。但是在这样的大道理的下面，在主流和大局之外，应该还有支流和个案，比如像朱自清这样全国有名的文化人，他的生活似乎还不会沦落到要被饿死的地步。

朱自清实死于严重的胃溃疡。这种病的起因与生活的颠沛流离有关，日寇侵华中朱自清所服务的清华大学曾几经搬迁;战时教授们的生活水准大大降低，这也是容易引发胃病的重要因素。但教授们的生活水准究竟低到了何种程度?是否瓶无储粟屡告断炊?恐怕也不尽然，查阅朱自清的日记，可以看到，即使是在被公认生活最困难的西南联大时期，他还是经常会有饭局，而且隔三差五就会和朋友们在一起打打桥牌，很难想象，一个空着肚子的人会有心思和闲暇去斗这样的巧智。可以认为，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处境不佳，但和大多数底层百姓相比，他们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更不用说像朱自清这样名牌大学的教授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看不清世界大势，集中资源于内战，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被波及，许多学生愤然冲出校门，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时如火如荼。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和所谓币制改革使经济接近崩溃，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都不能不大受影响，知识分子也一样，但揆诸现实，我们就会发现知识分子所受的这种影响肯定要小于一般底层群众。

《人民日报》的著名女记者金凤当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她回忆了1947年底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情景，"中午时分，学校食堂送来白面馒头和菜汤，一旁监视我们的国民党特务嘲笑我们：你们吃得那么好，还成天喊反饥饿，你们挨饿了吗?我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为老百姓反饥饿。全国老百姓不是被内战拖入绝境了吗!" 学生们对特务的反击自然是有力的，但从中也可反证我上面的判断：在校学生的生活是像金凤描述的这样，教授生活如何岂非不言自明?

具体到朱自清，其实他应该是最不容易被联想到"饿死"这一凄惨图景的。不仅因为他的声望、地位和收入水平，也由于他的病。稍有常识的人就都知道，胃溃疡这种病对进食有很多顾忌，既要禁吃某些食品，更不能多吃，稍不注意，就会呕吐，使胃大受折磨。朱自清的日记也证明了这一点。翻开1948年的日记，我们没有看到他为食物短缺而苦的记载，相反，多的倒是下面一些文字："饮藕粉少许，立即呕吐";"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就在他逝世前14天的1948年7月29日，也就是他在拒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名后的第11天，他还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仍贪食，需当心!"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辞世。

朱自清的辞世引发了国内的纪念热潮。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杨晦、冯雪峰和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邵荃麟主编)"同人"名义刊发的三篇纪念文章。这三篇文章的最大亮点是强调朱自清作为"自由主义作家"向"民主战士"转变的意义——于是晚年朱自清成了一个标本，他的选择被提升为"知识分子的道路。“

晚年朱自清究竟有无"转变"，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各有各的说法和理由，相形之下，讨论朱自清有没有"不变的"也许更有意义。什么为朱自清坚守如一始终不变?通过阅读他那些私人化的文本，窃以为，还是他自己那句"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的评价可以当之。他预感到了旧时代即将终结，自己也的确在努力去适应未来新的时代，但他是否就丢弃了一直被他所认同并坚守的某些终极价值?值得探究。

1948年的朱自清有几分真实几分幻影，虽然人们喋喋不休，其实于逝者已经是无谓的事了，岂不闻"身后是非谁管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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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的爱国故事

齐白石是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早年曾为木工,后以卖画为生,五十七岁后定居北京。下面是小编分享的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的爱国故事，相信你们有兴趣!

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的爱国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伪警司令、大特务头子宣铁吾过生日，硬邀请国画大师齐白石(1863—1957年)赴宴作画。

齐白石来到宴会上，环顾了一下满堂宾客，略为思索，铺纸挥洒。转眼之间，一只水墨螃蟹跃然纸上。

众人赞不绝口，宣铁吾喜形于色。

不料，齐白石笔锋轻轻一挥，在画上题了一行字——“横行到几时”，后书“铁吾将军”，然后仰头拂袖而去。

一个汉奸求画，齐白石画了一个涂着白鼻子，头戴乌纱帽的不倒翁，还题了一首诗：

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

将妆忽然来打破，浑身何处有心肝?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齐白石为了不受敌人利用，坚持闭门不出，并在门口贴出告示，上书：“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

齐白石还嫌不够，又画了一幅画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画面很特殊，一般人画翡翠时，都让它站在石头或荷径上，窥伺着水面上的鱼儿;齐白石却一反常态，不去画水面上的鱼，而画深水中的虾，并在画上题字：“从来画翡翠者必画鱼，余独画虾，虾不浮，翡翠奈何?”

齐白石闭门谢客，自喻为虾，并把作官的汉奸与日本人比作翡翠，意义深藏，发人深思。

在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八年抗战中，74军曾有“抗日铁军”和“头号王牌”的威名，而张灵甫一直跟随74军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几乎无役不与。无庸置疑，国共内战之前的74军是一支英雄的抗日部队;否认这段历史，对于那些在疆场上甘洒热血、壮烈殉国的抗日英烈，显然是不公平的。

张灵甫原名张钟麟，又名宗灵，字灵甫。1903年8月20日出生在陕西长安东大乡的一户农家，1923年在长安中学毕业后，回家乡做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26年，张灵甫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自此开始了其二十年的戎马生涯。

抗战期间，张灵甫经历硬仗、恶仗无数。他曾在给家中兄长的信中说：“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未卜，家人当我已死，绝勿以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予妻守嫁，听其自然。”字里行间，流露出一名职业军人为保家卫国赴汤蹈火、舍生忘死的凛然之气。

1937年8月，上海淞沪保卫战中，时任153旅305团团长的张灵甫勇猛果敢、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在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军的日寇，杀红眼的张灵甫脱掉上身军服，高声喊道：“兄弟们，不怕死的跟我上，小鬼子也没有两条命!”他抱着机枪跳出战壕，带领一百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此后，张灵甫又率领全团将士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八百多人。

1937年12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带领305团阻击日军。在与日军的殊死搏战中，张灵甫左臂中弹，匆匆包扎后继续投入战斗。部下劝他随伤兵撤过长江到后方就医，张灵甫说：“昔日项羽兵败，犹不愿渡乌江，我岂能因伤渡长江?当与敌决一生死以践誓言!”负伤后的张灵甫坚持不下火线，官兵们无不感奋力拼。305团终以团长负伤、连长伤亡五人、排长以下伤亡六百余人的代价，拼死夺回了阵地，把日军堵在南京东南郊的大门之外。当74军51师师长王耀武要求他离队就医时，张灵甫“违抗”军令，拒绝离开部队。雨花台南面阵地被日军突破后，张灵甫在敌两面夹攻之下，依然坚守在阵地前沿，率部力战不退。张灵甫肃立队前，面向紫金山，对部下训示道：“盖有光荣战死之决心，乃能作绝处逢生之奋斗!”他率全团官兵挺枪举拳，向中山陵方向同声宣誓：“誓与日寇血战到底!”此后，张灵甫率部转战上坊镇和华严寺一带，后因伤势严重，暂别部队回到西安养伤。

1938年10月的武汉会战中，张灵甫奉王耀武之命，对盘踞在江西德安县万家岭、张古山一带的日寇进行围歼。真正让张灵甫威名远扬的，正是这次德安反击战，此次战役是继平型关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之后中国军队的第三次抗日大捷(史称“德安大捷”或“万家岭大捷”)。张灵甫在这场战役中立下了头功。当时，日军106师团占领了张古山，在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张古山山势陡峭，工事坚固，易守难攻，要拿下绝非易事。而张灵甫却提出了一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亲率一支突击队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在夜幕中悄悄逼近张古山。日军做梦也没想到，中国军队会在这黑灯瞎火的晚上爬上鸟兽绝迹的张古山，当张灵甫的突击队“从天而降”的时候，许多日军还在睡梦之中。在正面部队的配合下，张灵甫率突击队浴血死战，身中七块弹片不下火线，坚持指挥战斗。经过五天五夜的鏖战，最终取得了胜利。共歼灭日寇106师团等部六个联队，计一万七千七百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关于爱国英雄知多少，这个国庆，小编将提前为你们分享爱国英雄的故事四则。希望各位童鞋喜欢!

爱国英雄的故事四则

爱国英雄王二小

王二小原名阎福华，河北省平山县宅北乡南滚龙沟村人，在家排行老二，村里人都叫他阎二小。

1941年9月16日，二小在一个大山坡上放牛，日军300余人向南滚龙沟袭来，当日军凶狠地用刀逼着二小为他们带路抓八路时，二小非常清楚《晋察冀日报》的工作人员和战士就在四面的山上隐藏着。

他牵着牛机智地领着鬼子在三道壕慢慢地转，从上午9点多转到了下午3点多。在二道泉山顶，他猛地抱住一个鬼子厮打，想与鬼子跳崖同归于尽，不料被另一个鬼子用刺刀从背后刺穿了胸膛。这时埋伏在轿顶山的报社武装梯队发起了攻击，一举歼灭了这股敌人。二小死的时候年仅13岁。

西北战地服务团记者方冰对此事进行了采访，并结合他平时采访的其他故事，与作曲家劫夫合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发表在1942年的《晋察冀日报》元旦副刊《老百姓》上。后来，王二小的故事被编进了小学课本，二小成了千千万万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爱国英雄刘胡兰

1947年1月12日，天刚蒙蒙亮，敌人 忽然 包围了村子，把刘胡兰和乡亲们赶到了 村头的广场。

天空 乌云密布，一场 生死考验 就在眼前。

突然，几个敌人扑上来，死死地抓住刘胡兰。刘胡兰大声喝道：“闪开，我自己会走!”

审讯刘胡兰的 是 敌人的头目——张全宝，他奸笑着说：“哼哼……刘胡兰，有人说你是 共产党员。”

刘胡兰把头一扬，自豪地说;“我就是 共产党员!”

“你为啥 要参加共产党?”

“因为 共产党 为穷人办事!”

张全宝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的一个小女孩，竟如此厉害。

他见硬的不行，就换软的，于是 贼眼一转，哄骗着说： “刘胡兰哪，只要你 以后 不为共产党办事，我就马上放了你，还给 你们家 一块好土地，怎么样?”

刘胡兰轻蔑地说：“你 痴心妄想!”

张全宝恼羞成怒，边敲桌子边嚎叫：“难道 你就不怕死吗?”

刘胡兰斩钉截铁地说：“怕死—— 不是共产党员!”

敌人还不死心，打算用 血腥的屠杀 逼迫刘胡兰 投降。

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开始了，敌人先用乱棍将地下交通员等6位同志打昏，再用铡刀一个个 铡死。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地，锋利的铡刀也卷了刀刃，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为了祖国的解放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张全宝指着6位烈士的遗体嚎叫着;“刘胡兰，你看见了吧，这就是不投降的下场!”

刘胡兰痛斥敌人：“要杀就杀，要砍就砍!”

张全宝发出了绝望的嚎叫：“快用铡刀 铡死她!”

这时，乡亲们向刑场涌来，这情景把敌人惊呆了。

张全宝恶狠狠地叫道：“快，快把机关枪调过来!”敌人的机关枪立刻指向了 手无寸铁的乡亲们……

在这 千钧一发 之际，刘胡兰挺身挡住了枪口，大声说：“住手!要死，我一个人死，不许伤害乡亲们!”

刘胡兰 昂首挺胸，向着 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铡刀 走去——

“永别了，乡亲们，战斗吧，同志们，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 万岁——”

刘胡兰 壮烈 牺牲 了， 那年 她才 15岁。

1947年春天，毛主席为她亲笔题词：“生的 伟大，死的 光荣——”。

爱国英雄黄继光

黄继光在家乡当民兵时，就机智勇敢。曾抓到过一名逃亡地主，轰动全村。他从参军的第一天起，就要杀敌立功。

他常常到班里向战士们学习手榴弹、手雷、自动步枪等武器的使用方法，多次受到连长的表扬。由于他工作出色，人又机灵，营长点名调黄继光到营部当通迅员。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10月19日夜，黄继光所在的二营奉命反击占领59.79高地。当攻击部队受阻，伤亡较大时，已任营通迅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主动请战，消灭敌人火力点。在战友负伤牺牲，自己所携带的弹药用光的情况下，黄继光毅然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的枪眼，为冲锋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道路，身上被捅了很多下，牺牲时年仅22岁。

黄继光的英雄壮举，获得了抗美援朝的最高荣誉——“特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工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后来，黄继光长眠于沈阳市北陵烈士陵园。

黄继光的这几件事让我深深的感动。他可以为祖国奉献生命，我们更应为祖国好好学习，将来做祖国栋梁!黄继光这位大英雄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黄叔叔呀，我们以后一定会像你一样，好好报效祖国。

爱国英雄董存瑞

董存瑞，1929年生，河北省怀来县人。13岁时曾机智地掩护中共龙(关)延(庆)怀(来)联合县第3区区委书记躲过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

1943年春，被选为怀来县南山堡村第一任儿童团团长，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45年春参加抗日自卫队，7月参加八路军。1946年9月在延庆地区同国民党军作战中英勇顽强，受到领导的表扬。1947年初的一次战斗中，在班长牺牲、副班长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他挺身而出代理班长，带领战友们出色完成作战任务。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某部副班长。1948年1月，在延庆县大胜岭战斗中，他率领全班坚守青云顶阵地，在弹药用尽的情况下，和战友们打退了敌人的反扑。随后，连队采纳他的建议，采取正面佯攻、侧面突袭的战术，迅速攻占敌人据守的制高点。部队发起追击时，他奋勇当先，只身俘敌10余人。

董存瑞军事技术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先后立大功3次、小功4次，获3枚“勇敢奖章”和1枚“毛泽东奖章”。3月，董存瑞所在连队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1纵队第32师第96团第6连，他被任命为六班班长。随后，部队进行了50天的大练兵运动。因为训练成绩优异，六班被授予“董存瑞练兵模范班”，他本人被授予“模范爆破手”光荣称号。

1948年5月1日，第11纵队从朝阳地区西进，兵锋直指热河省会承德的北部屏障隆化城。25日，隆化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担任爆破组长。在全连战斗动员会上，董存瑞代表全班表决心：“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们把隆化拿下来。”

战斗开始后，他带领战友们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此时，离发起总攻仅15分钟。在这关键时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他左腿负伤，仍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呀!”将暗堡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有一次，赵登禹随冯玉祥到一家赴宴，见酒宴极度奢侈，锃亮的红漆八仙桌上放着雕花彩色细瓷碗碟，晶莹如玉;象牙筷子，银调羹，山珍海味多有冯玉祥见没见过的，而主人竟还满口谦词：什么“敝舍寒酸”，什么“切莫见笑”，并请妓女相陪。席间，主人特意让一个身戴珠光宝器的妓女向冯玉祥投怀送抱，又问：“冯旅长，这个妞儿可中您的意吗?”

冯玉祥大怒，拍案而起道：“我不干你们这种肮脏事!”愤然离去。随后，他痛苦了好几天，决定也设宴“回报”，治治这群搜刮民膏、声色犬马的官僚、军阀们。于是请来高手厨师，购买名贵酒菜，又让赵登禹到街上找来十几个叫化子。

冯旅长大宴宾客，官场无不好奇，接到请贴议论纷纷，但一入席见酒宴丰盛，也就放心，准备大吃大嚼。冯玉祥说：“有来无往非礼也，我请客也不能没人陪酒。”众官僚、军阀喜出望外，只听冯玉祥说了声“请!”字，赵登禹将客厅门咣啷一声拉开，便见一群叫化子涌了进来，一个个骨瘦如柴，蓬头垢面，拎着烂瓦罐，拖着打狗棍，狼狈模样目不忍睹。众宾客一见，仿佛掉进了冰窑浑身发冷，全傻眼了，只能耸着肩，缩着头，听冯玉祥教训：“请诸位看看吧，都民国了，我们的国民还提着要饭棍!民国民国，民是主人，我们应该是老百姓的奴仆。可我们的主人却提着要饭棍，我们的脸往哪儿搁?”说罢，又掏出两块银元，用命令的口气说：“请人陪酒，得给工钱，每人两块，都放在这儿吧!”众官僚、军阀唯唯诺诺，只好掏钱……

这件事给赵登禹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明白了时刻不忘百姓疾苦，关心国家的兴亡。

风中轻轻呜咽，月色淡然的寂寞暗暗褪去。

战国时代楚国臣子屈原，是个有胆识、有智慧、口才好、文章、作诗都很厉害的人。但是也因为他的天赋太好，遭到臣子靳尚的嫉妒。当他看到屈原，心中就怒火中烧，便在楚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楚王不能辨明是非，一气之下，把屈原赶出宫外，但屈原仍时时担心国家大事：新皇帝上任后，靳尚又搬弄是非，屈原又被赶出宫外，后来屈原就带着满腹的委屈抱着大石，跳入汨罗江中，结束了他的一生。

屈原的爱国事迹，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屈原虽然被小人污蔑，被赶出宫外，但他仍关心着国事，为国家操心，连死前的一分一秒，脑子离乡的也都是国事，我们很应该效法屈原的爱国精神。屈原把一生都献给了楚国皇帝，无怨无悔，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想屈原一样爱国，但是最少也不能做想靳尚一样的小人，到处污蔑，中伤别人。

爱国是很重要的，如果连国民都不爱国的话，国家就会变得四分五裂。同样的，我们在过团体生活的时候，听从组长的命令，积极地做好自己的事，像这种爱国也服从精神是我们一辈子都受用无穷得。

爱国有多重要?如果屈原和其他大臣一样，都不是爱过的好大臣，楚国就不可能和秦国成为当时的第一强国了。我们现在没有皇帝了，但是我们要如何做个爱国的好国民?我们出生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家乡。爱护家乡不乱丢垃圾、不吸毒，使我们国家的治安变好，就会有许多观光客来游山玩水，是国家的风气变好，科技进步，自然而然就成为强盛的国家。

其实爱国的方法有很多，像我们虽然不能处理国家大事，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却很多!我们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来守护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现在，我们纪念爱国的屈原，因为我们不忘过去。我们不忘过去，所以我们腾飞，在纪念中，我们学会了坚强与独立;在纪念中，我们学会了反思与远眺;在纪念中，我们学会了沉痛和怀念。

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每个人不忘历史。我们心中都明白，纪念不是纯粹纪念，在纪念中，在一种回首和追思的过程中，我们会励精图治，依然接过手中飘飘的红旗!

公元1820年9月，嘉庆帝在承德中暑，突然病死。皇子旻宁继位，改元道光，世称道光帝，也叫清宣宗。道光帝除了同他父亲一样，疲于应付国内此伏彼起的反清起义外，还面临了另一重危机，即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和威胁。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在他在位期间发生的。

道光年间，江南暴雨成灾，一时饥民遍野。户部尚书潘世恩正在苏州家乡守孝，家中囤积了白米数万石。这天，有江苏按察使登门求见，请求潘大人开仓救济灾民。潘世恩眼珠一转，推托说：“开仓济民，义不容辞，只是不巧得很，仓库上月就空了!”

来人沉稳地一笑，说道：“那正好，下官就借来贮米吧!”他当即派手下将各仓加盖封条，然后下令散发仓米赈济灾民。事后按市价偿还了米钱，弄得潘大人哭笑不得。

这位机智能干的按察使，就是日后以禁毁鸦片名垂青史的林则徐。

进入十九世纪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急需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而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只许可在广州一地同外国通商。中国的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进口的工业品没有销路。外国商人于是转向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鸦片是一种摧残人体的毒品，会使人吸食成瘾，这就使鸦片交易始终保持着六倍以上的高额利润。西方国家向中国全力倾销鸦片，仅在道光帝执政的前十五年间，就造成了六千万两以上的白银外流，全国染上烟瘾的人口达二百多万。

面对国计民生的恶化，林则徐再也看不下去了。公元1838年9月，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向道光帝上了一份奏折，大声疾呼：如果再不严禁鸦片，那么几十年后，中国几乎没有可以派出抵抗敌人的军队，而且没有可以发军饷的白银，国家就被鸦片蛀空了!道光帝本人也抽过鸦片，亲身感受过洋烟的毒害，林则徐的警告使他触目惊心。于是他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公元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外国烟贩和勾结他们的洋行商人，起初并没有把他的到来放在心上。他们知道，清朝官员都爱钱，只要花上银子，没有过不了的关。于是，他们派怡和洋行的老板伍绍荣为代表，去求见林则徐，暗示贿赂的数目。

可这一回，烟贩们的如意算盘打空了。林则徐听完了来意，拍案而起，怒斥道：“本大臣不要钱，只要你的脑袋!”他命令伍绍荣回去告诉外国主子：限三天以内，把所带的鸦片全部交官，并且签立今后永远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如果胆敢违令，一经查出，货物一律充公，贩卖鸦片的商人一律处死。

英国大烟贩颠地，是外国鸦片商人的头目，手中还拥有走私武装。他先是呈报了一千箱鸦片，妄图蒙混过关。林则徐早就调查过海上商船的情况，知道他弄虚作假，下令传讯颠地，对他提出警告。颠地回船后，继续拖延时间，对缉私人员进行武力挑衅，于是林则徐决定逮捕他。

英商监督义律把颠地藏匿在商馆里，拒不交出，还以战争叫嚣相威胁。林则徐针锋相对，封锁了黄埔一带的江面，又派兵包围了商馆。广州百姓自愿参加巡逻，一防颠地潜逃，二防内奸混入。商馆断水断粮，义律再也无法顽抗，不得不同意交出所有船上的两万多箱鸦片。

林则徐派人在虎门海滩的高处，挖了两个长宽各五十丈的大池，池壁有涵洞与大海相通。6月3日，林则徐率领广东大小官员，前来监督销毁收缴的鸦片。一箱箱鸦片被投入浸满海水的大池中，再倒上海盐和生石灰，顿时池水沸腾，浓烟滚滚，鸦片化作了灰烬。成千上万围观的群众，发出了春雷般的欢呼声。一批焚毁，冲刷干净，又投入一批。就这样，虎门销烟整整持续了二十三天。

林则徐在查禁鸦片的同时，加强了海岸的军事防备。他修固和增筑炮台，在珠江口的海面上设置木排铁链，还招募水兵，组织团练，发动民众保卫海疆。虎门销烟后，义律率英国兵船多次发起武力挑衅，都被中国军队击退。

蒙古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朝前期，因为蒙古族当权者和明朝政府有矛盾，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双方的关系疏远了，传统的贸易往来也停止了。这样，明朝不安宁，蒙古族百姓也得不到内地的产品，生活上受到很大影响。

后来，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重新和明朝和好，服从明朝的统一管理，蒙汉关系改善了。俺答去世后，他的夫人三娘子掌权，更是坚持与明朝的友好关系。在三娘子的促进下，蒙汉的互市贸易又恢复了。每当大集的时候，蒙古族百姓都到集市上购买和换取内地的丝绸、茶叶和各种生活用品，他们的皮毛等产品也是汉族商人喜欢要的。场面十分热闹。三娘子经常亲自骑马到集市上巡视，发现有纠纷的，都秉公处理，尤其注意保护汉族商人的利益。她还主动到宣化城，拜访明朝官员，交流情况，关系非常密切。明朝封她为忠顺夫人。遇上有的蒙古贵族想用武力侵扰内地，三娘子总是坚决反对，加以制止。

三娘子掌权时期，为蒙汉友谊做了许多好事，使双方好多年没动干戈，促进了民族团结。

他是带领大刀队夜袭长城喜峰口的英雄，也为“临沂大捷”、“鄂北大捷”立下战功，最后在日军的围歼下，战死南瓜店，找到了自己战死报国的地方。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实际已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先有东北义勇军马占山奋起抗日，再有“一二八”淞沪之战，复有长城各口之战，都是七七全面抗日前的序幕战。在这几场序幕战中，战果最突出、最辉煌的，首推长城喜峰口大捷。这是自九一八以来，日军所遭遇到最严重的打击，敌人自己也承认，是侵华以来所遭遇到的最大失败和耻辱。当时二十九军第三十三师，在师长张自忠率领的千人大刀敢死队，以急行军兼程赶赴前线，用大刀、手榴弹为武器，于月黑风高之夜，乘敌不备，歼灭日军步兵两个联队，骑兵一个大队，血染喜峰口，造成空前大捷，震惊中外。张自忠获中央颁授青天白日勋章，于是抗日英雄的威名，传遍全国，妇孺皆知。

张自忠将军山东临清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喜峰口一役后，中日塘沽停战协定签字，先后出任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

一直以来，日本人都想拉拢张自忠，七七事变后，他奉中央之命留守北平与敌周旋，目的是希望拖到中央军前来增援。后来北平、天津急速失守，张自忠眼见大事已去，继续留在北平已无必要，乃设计脱险。他骑自行车出走到天津，再乘英国轮船经青岛转赴济南。张自忠到了青岛，再改乘火车去济南。一路上，他身陷险境，更承受着千夫所指的屈辱，由于从北平沦陷起，全国舆论集中火力攻击他，认为他是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都称他为“张逆自忠”。

张自忠后来抵达南京，获中央还以清白。蒋委员长接见他时，说：“等你身体康复，我命令你重回部队，让你再有机会报效国家，回到前方看看你的长官、同僚及部下。”张自忠深受感动。

一九三八年春，中央任命张自忠为五十九军军长，返回部队那天，他对部众宣示：“今天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战死的地方。”全体官民激昂效命，泣不成声。

五十九军组成不久，战事延至徐州外围，日军侧面进攻临沂，张自忠受命挥兵前进增援，转眼间将敌军精锐部队击退，日军仓惶后撤时，张自忠继续追迫，歼灭残敌，造成抗战史上有名的“临沂大捷”。经此一役，张自忠名震中外，再也没有人说他是汉奸了。当时中央明令嘉奖，同年十月就升为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一九三九年三月，日军进攻鄂西，进犯随县、枣阳，张自忠再次亲自率领两军团渡海迎战，大破日军，击毙击伤敌军超过一万三千人，再为抗战史上写下了“鄂北大捷”。次年五月，日军又集结重兵再犯襄樊。张自忠指挥部队渡河迎战，当时敌众我寡，但张自忠不顾一切冒险出击，立下遗嘱后即挥军渡河，双方无论在兵力和武器上都十分悬殊，但他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奋勇进攻。两军昼夜激战九天，敌人伤亡惨重，不明白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难打。后来知道我方的领军是张自忠，立即增援反扑，誓要追剿张自忠以复前仇。

最后张自忠率部被围于南瓜店的十里长山，敌人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五月十六日，张自忠卫士伤亡殆尽，自己身中六弹，屡次爬起冲杀，左右部属请他突围逃生，张自忠坚持不允，到了弥留时向左右卫士说道：“我今天战死，自问对国家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一代陆军战神终于战死南瓜店。

日本人十分敬佩张自忠的英雄气魄，在他战死后，把遗体装殓好埋葬起来，坟上还插着木牌，上面写着：“华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被皇军击毙之墓”。遗体下葬时，日本官兵集合起来向张自忠行致敬礼。不久，中国援军赶到，重新开棺以上将礼服重殓。

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灵柩运抵重庆时，蒋委员长特亲临迎灵致祭，并手书“英烈千秋”挽匾，以资褒奖。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五十岁，他的夫人李敏慧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林彪叛逃苏联却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上一些敌对分子幸灾乐祸。中苏关系当时严重恶化，苏联大使和总理见面时存心想让周总理难堪。周恩来总理却平静地回答：“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

苏联大使又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周恩来轻松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

苏联大使恼怒成羞：“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恩来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一句驳得苏联大使哑口无言。

1931年，蒋介石为阻挠吉鸿昌抗日，逼他去英国“考察”。一日，吉鸿昌和国民 党驻美使馆的一个参赞去一家邮局寄包裹回国，邮局职员却以轻蔑的口气说：“中国?我不知道中国。”随同的参赞对他说：“你干吗要说你是中国人?你可以说你是日本人，这样可以受到礼遇的。”

吉鸿昌怒不可遏地一把抓住参赞的衣领说：“你觉得做一个中国人丢脸吗?我觉得当一个中国人光荣的很!我吉鸿昌誓死不当洋奴!”他回到住处，当即在一块小牌上写下“我是中国人”。一句话清楚地道出了吉鸿昌的爱国之心!

是 是的，现在说“我是中国人”已经算不了什么了，因为外国人已经不敢再小瞧中国人。然而，在祖国遭受灾难的时候，有谁敢站出来说：“我是中国人。”那才是真

正的爱国之人!我们小学生也一样，不忘祖国母亲的养育之恩，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吉鸿昌叔叔就算是被嘲笑也不当卖国贼、洋国奴，就因为我们中国人有这种精神，所以我们现在的中国十分强大。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惟一的亲人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

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他配合侦察排长罗金保执行任务时，表现得勇敢、机智。

在一次战斗中，他缴获了敌人的一枝手枪，偷偷把枪藏进老鸹窝里，没有上缴。为攻打敌人岗楼，他伤未痊愈，就偷偷离开养伤的老乡家在归队的途中被捕。当敌人拷问时，他英勇反抗，坚强不屈。当部队攻打岗楼时，他设法在里面放火，发挥了很好的配合作用，最终里应外合，全歼敌人，救出了老钟叔，也替奶奶报了仇。战斗结束后，嘎子把藏在老鸹窝里的手枪主动拿出来交公，队长则正式宣布把手枪发给他使用。嘎子心满意足，便将自己珍爱的木制小手枪送给了好朋友胖墩。

有一次，在围剿日本鬼子时，日本鬼子大队长斋藤乘着混乱逃跑了，嘎子和其他三个小伙伴去抓他。嘎子先用木头手枪顶着斋藤的后背大声地说：“把枪放下，不然我就要开枪了。”斋藤以为是真枪，就慢慢地举起了双手把枪放在了地上，嘎子他们就这样押着他回八路军驻地，在路上斋藤乘着四个小伙伴不注意时，逃进了芦苇丛中。这下把嘎子他们急坏了，最后他们想斋藤应该跑不远，决定回驻地找。

在经过村口的井边时，他们注意到井边没人，井绳却在往下转动，嘎子对着小伙伴说：“这里肯定有问题。”他们对着井里大声叫喊，但没人回答。这时，嘎子灵机一动，和二个男孩子一起对着井里洒起了尿，只听井里传来了：“别尿了，我出来。”原来是斋藤被嘎子他们的尿给熏了出来。

闻讯而来的八路军指导员直夸嘎子和他的伙伴们了不起，这也成为了抗日时期的一段佳话。

1912年5月的一天，杨春於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双石乡一个贫农家里，3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不幸病逝，母亲带着他和刚出生的弟弟相依为命。几年后，母亲被卖到外地。杨春於只能独自带着弟弟，给通江县一户人家做放牛娃。

1933年杨春於参加红军。手上没有枪怎么打仗?首长对他说：“小鬼，你年纪还小，个子又不高，没有力气背枪!”实际上，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枪支发给新兵。入伍才几天，杨春於所在部队就在一个叫方山的地方打了一仗。上战场之前，部队发给他一支“瞄枪”。其实，这根本就不是枪，只是一根木头，尖端绑上一把刀，是士兵平时训练用的。手里总算有了“家伙”，杨春於没有多想，拿起“瞄枪”就跟着战友们冲锋。敌人只有一个连的兵力，杨春於所在连队还没与敌人正面接触，敌人就投降了。

1933年12月，部队到达县。杨春於所在部队接上级命令：附近有军阀刘湘的一个兵工厂，迅速攻打，缴获其武器弹药和造枪设备。出发之前，杨春於领到一把大刀。黑夜里，敌军不明情况，仅1个小时就投降了。战士们赶紧清理战利品，将工厂里的枪支弹药及造枪机器带上，迅速撤离战场。这次战斗，杨春於凭着一把大刀缴获了两支钢枪。因忠厚老实、英勇善战，他很快被首长看中，编入徐向前的警卫排当警卫员。

做了徐向前的警卫员后，杨春於开始了长达8年的警务警卫工作。“朱老总爱兵是出了名的，红军战士提起他，没有人不敬佩!”在杨春於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跟着朱老总一起长征的岁月。

红军到达茂县的时候，杨春於被提升为警卫排长，专门负责朱德的警卫工作。当时，杨春於带的警卫排编制为30人，共3个班。3个班分工很明确：一班负责首长衣食住行，二班负责看管物资及枪支弹药，三班主要负责站岗放哨。

杨春於记得很清楚。长征途中，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几双草鞋或者麻鞋，这个习惯是有原因的。一次，走在前头一支部队的一名小战士掉队，正好被朱老总碰上。因为没有鞋，小战士的一双光脚被划得鲜血淋淋，朱老总马上叫警卫员去找一双鞋给他穿上。从那以后，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几双草鞋。碰到没有鞋穿的战士，他便叫警卫员从马背上取下一双鞋给战士换上。在长征途中，常常会有饿得走不动路的战士，只要朱老总碰上，都会将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们。杨春於说，朱老总兜里一直有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身边战士的名字。警卫连100多名战士，他都叫得出名字。

目前，生活在乐山且依然健在的老红军只有3位了，杨春於是其中一位。提到“杨老红军”，知道他的人都肃然起敬。杨春於先后打了近20年仗，4次负伤，3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次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的体内至今还留有解放战争时期敌人的一块弹片。

新中国成立后，杨春於曾任四川西昌军分区司令员，病休后一直在乐山干休所休养。

爱国是公民必有的道德情操，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主要的部分，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徐特立爱国励志故事，欢迎阅读参考!

徐特立出生在1877年。青年时期，他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18岁时，为了谋生，他在做医生还是当塾师之间选择了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都教书”的道路。然而，他白天教学生读书，晚上自己还要去拜先生学本领，因为“自己明理了”，才能“把所明之理教给学生”。

徐特立读书时很讲究方法，积累了一套自学经验。20岁的时候，他准备读八股文，参加那时候的科举考试。有一次，他步行80里路，跑到长沙城里，拜访有名的陈云峰先生，想请陈举人看看自己的八股习作写得怎样。老举人看过他的八股文，下了一个评语：尚有“一隙之明”。接着问他：为什么不读书，而要读八股?陈举人耐心地告诉徐特立：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八股文形式死板，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半年之后，徐特立又去拜访陈云峰，陈举人这次送给他一把扇子，并在扇面上题写了一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门径，得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徐特立非常高兴，马上跑到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带回家，当做自学指南。以后，他再也不做八股文了，而把“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牢记在心。后来回忆往事时，徐特立很有感触地说：“我一生知道读书的方法，就得益于那位举人先生。”

读古书很费时间和精力，徐特立从不贪多，他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一是“有恒”。比如《说文解字》中部首有540字，他每天只读两个，计划一年读完。他认为光贪多，不能理解和记忆，读了等于不读。他在教中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本书，要求学生每天课余记一字，两年学完，有些学生偏要星期六同时学6个字，结果，到默写的时候，多半人都写不出来。他说这就是“不按一定分量、不能保持经常学习的害处”。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的一句名言。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时候，他发现一般学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阅读时贪多求快，不求甚解。他就把自己长期刻苦自学得到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他认为，不怕书看得少，只怕囫囵吞枣不消化。他教育学生，读书要注意消化，要学会思考并评定所读的书的价值。他教给学生，读的时候，要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意见，还要摘抄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这样读书，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那时，他的学生中实行这种方法最坚决、最有成绩的是毛泽东。他几年中就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文学和思想修养水平提高很快。

徐特立读《联共党史》的时候，开始书店只出了上册，他就买了一本阅读。后来听说有了苏联版本的上下册，他就借了下册抄读，因为是节抄，就要做详细分析后再抄，结果，他对于《联共党史》下册的了解比上册深刻。于是，他再回来把上册节抄一次。由此，他又得出了一个结论：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

1919年，43岁的徐特立已经是一位在湖南省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了。但是，当他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又积极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许多人表示惊讶，但是徐特立是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勤工俭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徐特立很赞赏这个宗旨，他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就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后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于是，他放下教师的架子，以一名普通的老年学生的姿态，和青年们一起奔赴法国，去学新知识、新本领了。

诲人不倦 忠诚事业

徐特立60岁的时候，在一篇3000字的自传里，提到自己“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我都担任过教员。在高等师范当教员时也没有脱离小学校职务，因为我爱教小学生。”徐特立从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以后，怀着“创造事业”的理想，就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半年以后，徐特立应邀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发展小学教育，徐特立白手起家，办起了长沙师范。当时，为解决家乡农民子弟求学问题，还自费办了一所五美小学。后来，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参加革命以后，他在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培训扫盲骨干，开展扫盲运动;又艰苦创业，办起了中央列宁师范。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徐特立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家的职责，抓住每一个机会，教战士们学文化，他的热情、耐心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徐特立办教育，有自己的主张，敢于向历史的偏见挑战。过去，学校的大门不向贫苦大众开放，徐特立创办长沙师范时，就大胆地招收了一个铁匠和一个退伍兵，破了先例。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有人嘲笑他是补锅的，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徐二镥锅”。徐特立反而很高兴、很自豪。在教学实践中，他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他办过夜校以给他们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知道他们并不缺乏聪明才智，从他们中间是可以造就人才的。

徐特立主张教育民主，注意引导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的时候，当时14岁的田汉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经常在自修室的窗户上贴一些打油诗，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其中两首是学习藏头诗的作法，把校长徐特立、老教师首之龙和黄竹村的姓名也嵌了进去。一首说：“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之龙。”另一首写道：“黄竹村中鸡犬喧。”两位老教师看后气得浑身颤抖，要求校长严斥学生。徐特立安慰了两位老教师后，就立即找来学生。田汉说：“我们对黄先生和首先生毫无恶意，是一时兴起，开开玩笑，逗大家快乐。”徐校长确信他讲的是真话，又觉得诗句中透露着学生的才智，便和气地告诉他们：喜欢写作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要把时间、心思花在游戏笔墨中，最好写些有意义的文篇，锻炼自己的才干。校长的谈话鼓励了学生们办《窗户报》的积极性。一时像雨后的春笋，几乎每个自修室的玻璃窗上都贴出了窗户报。田汉办的《祖鞭报》尤为突出，他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抒发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徐特立便经常把《窗户报》上的优秀诗文，转载到自己编的《教育周报》上，老教师们的态度改变了，学生们更是高兴。

徐特立不喜欢用强硬的方法管理学生。在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他明确提出：“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更不应该用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为了实行“诗教”，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的走廊上，悬挂了一块大黑板，专门用来写诗。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姓汤的学生和一个姓余的学生，拼命读书，影响了身体健康，觉得很不好，就写诗建议他们停学休息，同时也算对大家敲一下警钟。诗是这样的：

“我劝汤生并劝余，劝君休业莫踌躇。

为何瘦得皮包骨，不爱身躯只爱书。”

徐特立很注意节俭治校。有些教师上课，粉笔头总是随手扔掉。而徐特立见了，总要捡起来，留着自己上课、写黑板诗时用。有些学生说他“小气”。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黑板诗：

“半节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

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读了这首诗，说他“小气”的学生明白自己错了。发现有同学浪费饭菜，徐特立就找她们谈话，并且写诗教育大家;看到有两个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很突出，徐特立就写诗鼓励她们，说明女生智力并不比男生差……同学们每天都要去读读黑板诗，不论是表扬、批评，还是规劝，都是一次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给黑板诗起了一个总题目，叫做《校中百咏》。

徐特立也有严厉的时候，却又与众不同。一次，一个叫粟福基的学生闹事，经过校务会议讨论，决定给予开除处分。徐特立开始是赞成的，可是事后心里总不踏实。他越想越觉得不能把粟福基推出校门不管，他想到这个同学学习不错，也有组织才干，不该轻率开除。他马上派人把粟福基从家里找来，跟他做了一番严肃、诚恳的谈话，然后介绍他到长郡中学继续上学。粟福基十分感动，后来成了长郡中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没有字的教科书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徐特立断指血xx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着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

[徐特立爱国励志故事

1910年陈嘉庚在新加坡参加中国同盟会，募集巨款赞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24年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高举反日斗争旗帜。济南惨案发生后，他任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会长，募捐救济受难家属，并号召华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筹款支援祖国。1938年倡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任主席，每年募款达上亿元，并组织司机和机工3000多人回国为抗战服务。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路透社电讯公开传出“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陈嘉庚感到事出有因，但他不信真有其事，因为他与汪精卫过去有过来往，私交甚好。他遂以南侨总主席名义，直接向汪精卫去电询问，汪坦承不讳。陈嘉庚给汪发长电两则，严词指出其主张极端错误，但汪称其和平主张为无上良策，甚至反过来还叮嘱陈嘉庚劝说南侨赞同其主张。至此，陈嘉庚得知汪精卫始终坚持顽固立场，无可挽救。考虑到此事系国家头等大事，应公之于众，以正视听。1938年10月28日，国内政坛的一次重要会议——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身在新加坡的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向大会发去一个电报提案，提案有三方面内容：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其中，第一方面的内容最为著名，后经会议秘书处精简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样的电报提案，犹如一声惊雷，骤然在会场响起，不仅惊动了国民党战时首都重庆，也震动了海内外。

这一电报提案，充分体现了陈嘉庚力主抗战、反对和谈、反对中途妥协的爱国精神，当时在海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中国著名爱国人士、政论家邹韬奋在其所著的《抗战以来》一书中，对其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和高度评价。他说：“开幕之后，霹雳一声，陈嘉庚从新加坡来了一个‘电报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同时，他还具体描述道：“当汪精卫议长高声朗读‘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时，面色突变苍白，在倾听激烈辩论时，神色非常不安，其所受刺激深矣。”1940年3月陈嘉庚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考察，并冲破国民党政府重重障碍，到达延安，对抗日根据地干部的廉洁奉公、军民团结抗战，热情称颂并从此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组织“新加坡抗敌动员总会”，动员华侨从各方面积极抗敌。陈嘉庚曾屡遭敌人迫害，脱险后，各界人士在重庆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题“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以褒赠。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嘉庚积极投身反蒋反美的民主运动，支持解放战争，创办《南侨日报》。

清朝的康熙皇帝亲政的时候，还不到20岁，却遇到了很多麻烦事。当时有个叫吴三桂的汉军首领，因为为清朝夺取全国立了大功，被封为平西王，势力越来越大，后来又野心勃勃，以西南为基地发兵谋反，要与清朝争夺天下。他的军队人多，又得到了其他地方的支持，气势汹汹。当时清朝刚刚稳定下来，对吴三桂作战，兵力、财力有很多困难。有的大臣就劝康熙皇帝不要派兵镇压，而是议和为上，实在不行，就把长江以南的地区让给吴三桂，实行南北分治。如果真那样，就又要出现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了。

康熙皇帝坚决不同意。他说，不管有多大难处，也要派兵平定叛乱，南北分治是绝对不许可的。于是，他亲自调集各种军队，和吴三桂叛军较量，又采取各种手段分化瓦解，孤立首要，终于扭转了被动局面，顶住了叛军的大规模进攻，继而开始反攻。

吴三桂没想到年轻的小皇帝这么果断坚决，而且他自己又是名声极坏的人，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仗越打越糟，最后自己先病死了，叛乱也被平定了。事实证明，康熙皇帝顺应历史潮流和民心，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是完全正确的。

钱学森是我国的“导弹之父”，他在1935年赴美留学，拜冯。卡门教授为师，成为冯。卡门教授的得意助手，也是他的得意门徒。钱学森那是有着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可那时，钱学森还是没有忘记自己亲爱的祖国。他对每一个夸奖他的人都会说：“我是中国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的是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多做点事。”在祖国刚从黑暗中走出来时，钱学森的回国之心就越发强烈起来，他把这件是告诉了和他一起的中国留学生，可他们让钱学森现在不要回去。对他说：“现在祖国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现在回去搞科学研究，只怕有困难。”可钱学森没有把这事当回事。

在钱学森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美国的移民处给钱学森一封信——不准回国!移民局威胁道，如果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罚款，甚至要坐牢!过几天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政党”。

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被监禁着。钱学森曾回忆道：“我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而且还失语了。有许多人都想救出他。

我国毛泽东主席亲自把美国的两位俘虏给放回美国，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后。钱学森终于在1955年10月1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做出了许多贡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40多年过去了，如今钱学森已90高龄。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一)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不久，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8日———这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新事业起步，千头万绪。钱学森首先给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让这些从未见过导弹的技术人员了解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并指导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研究室。

酒泉发射场。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在现场的聂荣臻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钱学森就组织有关专家就我国地地导弹的发展道路展开讨论，形成《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地空导弹、海防导弹，以及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等项目，也在他组织和协调下陆续上马。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由此被定为“651工程”，钱学森担负“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二)

钱学森是中国军事高科技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对我国军事科学研究提出了高层次的重要思想和观点，并直接倡导了军事系统工程和军事运筹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就深刻地阐述了“战争是一门科学”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战争的规律，研究战争这一门科学，这就形成了现代军事科学。”

经过潜心研究，钱学森在1998年的一次书面发言中，对军事科学体系作了完整的论述。他指出：“在军事科学，基础理论层次是军事学，技术理论层次是军事运筹学，应用技术层次是军事系统工程。”他将军事系统工程的作用和功能定位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更好地去解决贯彻执行军事路线、军事战略中的实际问题”，并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作战模拟;武器装备系统的设计方案论证、战术技术指标的确定与效能评估;后勤系统的组织管理;作战指挥体系的设计;战略问题的定量分析和战争模拟。

1978年5月，在钱学森等人的建议下，我军开始了军事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的研究试点工作，军事科学院成立了第一个军事运筹研究分析机构。如今，军事运筹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已经在我军战略战术、部队编制体制和兵力结构研究等各个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取得累累硕果。

关于我国的国防战略，钱学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重要建议。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局部地区的“小仗”可能是我们到21世纪初主要的战争样式，要搞一些平时必须保留的、精锐的、可以马上打仗的部队，应认真从军队编制、装备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建议受到军队领率机关高度重视，如今已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对我国国防战略和军事工业改革发展，他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他还提出军工企业要实行“军民结合”，而民用企业要实行“民军结合”的观点，以及用“柔性自动化生产系统”改革军工企业的观点，为我国军工企业的改革和民用企业的战时动员准备提供了重要思路。

钱学森在晚年还特别强调了军事科学要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问题。1999年，他对前去看望他的总装和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指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各学科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相互借鉴。国防建设是个大系统，在实践中遇到的都是大问题，而专家们往往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看问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应提倡各学科间的互相交流和讨论。

(三)

谋求中国军事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是钱学森毕生的夙愿。因此，他以科学家的超前目光，对国防和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见解。自1985年以来，钱学森曾多次谈起关于“科技帅才”的话题。钱学森说：“现在要求培养一批科技帅才，即是一批工程师加科学家加思想家的人才”;“当帅才的，在领导实现一个明确的目标时，应该从基础应用到工程实践，都能够考虑到”。钱学森支持新学科，扶植边缘学科，每一种创新的观点和设想都能得到鼓励。他说：“要提倡创新思维，正确与否交给实践去检验。”

早在1986年，钱学森就认为，高技术革命必将带来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军队将成为知识密集的部门。未来战争将广泛使用各种先进武器系统，战场情况错综复杂，从而对指挥人员的科技文化和军事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他在分析外军与我军军官的文化水平后敏锐地指出，为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军队干部应逐步达到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师职干部应是硕士，军职干部应是博士，战士的文化水平也要相应提高。他的远见卓识受到中央军委、总部的高度重视。

今年已90高龄的钱学森，仍时刻关心着国防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军委领导同志说，要抓紧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记者在钱老家中看到，在他卧榻正对面书架上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尊“神舟号”航天飞船的模型。透过飞天的神舟，他那智慧的目光将永远注视着祖国腾飞的未来。

梅兰芳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最卓越的代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被邀请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国文联和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

他经常参加国内外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从事艺术研究，还认真培养青年 演员。他的学生，不但有京剧演员还有不少地方戏的演员。同时，他仍然经常演出。全国各地都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到那里演出。他理解人民的要求，在十年的时间里，走了十九个省，让观众实现了 “看看梅兰芳”的愿望。

梅兰芳是一位有爱国气节的艺术家。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 事变，侵占了东北，然后又向华北进犯，威胁北平和天津。梅兰芳痛恨敌人，为了不当亡国奴，他举家迁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编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两出戏。《抗金兵》讲的是 南宋女英雄梁红玉抵抗金军的故事，《生死恨》是讲在敌人的统治下，人民 的痛苦生活和反抗精神。这两出表现爱国思想的新戏一上演，就受到观众喜 爱。有一次，梅兰芳连演三场 《生死恨》，观众踊跃买票，把票房门窗的玻 璃都挤碎了。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在发动七七事变后，又进攻上海，不久就占领 了这座大城市。日本人知道梅兰芳是闻名世界的大艺术家，托人要求他在电台播音，为他们的侵略服务。梅兰芳巧妙地说：“我马上要到香港和内地巡回演出了，不能做这件事。”

不久，他到了香港，演出结束后，就留在了香港。为了摆脱敌人的纠缠，他决定不再露面，不再登台演出，就在家里练唱昆曲。1941 年底，日军攻占了香港。他们知道梅兰芳正在香港，就到处找他。梅兰芳心想：“躲是没地方躲了，可我绝不为日本人唱戏!”

这一天，清晨洗脸时，梅兰芳第一次打破惯例，没有刮胡子。儿子见了很奇怪。

“爸爸，您不是每天都刮胡子吗?今天怎么不刮了?”

“我留了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去演戏吗?”梅兰芳说。一天上午， 日军司令酒井派把梅兰芳接去。一见面，他就假热情地说：“我过去看过您的戏，您还认识我吗?怎么，您留起小胡子了?像您这 样一位举世闻名的大艺术家，怎么能刚步入中年就退出舞台呢?”

梅兰芳坦然地说：“我已经快五十岁了。一个演旦角的，扮相和嗓子都不行了，已经失去了上台的资格。”

后来，梅兰芳又回到上海，靠画画卖钱养活家人和与他一起演出过的朋 友。上海日伪政权多次请他出演，都被他拒绝了。他说：“一个人活到一百岁也总是要死的，饿死就饿死，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次，日军庆祝 “大东亚圣战”一周年，派人让梅兰芳出演，还说如果 不演，就要军法从事。梅兰芳事先得到消息，一连打了三次伤寒预防针。平 时，他只要一打预防针就发烧，这次果然又高烧不止。日军军医来检查，一 看梅兰芳烧得迷迷糊糊，只好走了。

1945年8月15日，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梅兰芳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笑着对夫人说：“天亮了，这群日本强盗可真完蛋了!”

这天，几位朋友兴高采烈地来到梅家道喜。只见梅兰芳身穿新衣，精神焕发，手里的一把纸扇遮住了半个脸。

“梅先生，您一定剃了胡子，对吧?”

梅兰芳笑着把扇子一撤，露出了刮了胡子的面孔，说：“抗战胜利了，我就要重返舞台了!”

不久，梅兰芳就在上海演出了，观众场场爆满。他们说：“我们就是要看看八年不给日本鬼子唱戏，如今刮了胡子的梅兰芳!”

心里装着观众梅兰芳是表演大师，但他从不对观众摆架子，对同行也谦虚礼让，始终保持着高尚的戏德。

过去，演员唱一场戏给一份钱，有病可以请假，遇到天气不好还可以“回 戏” (即临时宣布停演)。可梅兰芳尽量克服困难，处处替观众着想。他说：“观众事先不知道回戏，顶风冒雪从老远赶来听戏，让人家白跑一趟，太不应该了。”

有一次，他嗓子哑了，可第二天要演一出唱工极重的戏。这可怎么办呢? 那天，他很早就来到舞台，每隔半小时就喷一次药，嗓子却一点不见好转。 大家很着急，有人提出回戏，可梅兰芳知道剧场里已坐满了观众，怎能让他们扫兴而归呢?他没有同意，强打着精神化妆，大家都很替他担心。

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梅兰芳上场了，他和刚才判若两人，精神焕发，唱念精彩。不过，内行人却听出他的嗓子变窄了。戏演完后，有人赶往后台，关心地问：“梅先生，您今天的嗓音怎么变窄了?”

“您还不知道吧?前两个钟头，我的嗓子还是哑的呢!”

“那您怎么还上台?这是怎么唱出来的呢?”

“不上，怎么对得起观众?我这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临时用的一个急救方法，这戏是用半个嗓子唱的!”

“半个嗓子，这怎么唱?”

“这是全凭一股虚劲把嗓子提起来唱的，劲头如稍用过一点儿，马上又 会哑不成声。这是假嗓，怕低不怕高，怕宽不怕窄。过去我也从来没用过，今天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

在场的人都感叹不已，不仅为他丰富的舞台经验所倾倒，更为他一心为观众着想的精神所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