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的高中作文（汇总11篇）

幼年时就在书中见到过鲁迅的照片，却不是我如今想象中的学者的风仪。他不拥有理所当然中的清癯和颀长，只浓重地带着那个江南古镇的瘦小的特点。就连那双眼睛，也似很难找到本该有的犀利。

一百二十年前的那一声也许还不够划破天际的啼哭，有谁会想到，竟几乎成了唤醒万千沉睡的人的号角。

其实到了这个年代再来读鲁迅，我总感觉少了一些现实意义。我似只为去了解从前的历史，从前的人物，从前的思想，才去试着触摸他的一些笔迹。看他怎样从刚刚发芽的白话文中去寻找一些最最恶毒的咒文，且冒着被打入阿鼻地狱的恐怖，去辱骂当时的政府、社会，以及其中为虎作伥的牛鬼蛇神。

我不得不感动于这一精神的伟大。在他自知无力驰骋疆场，也无法悬壶济世的时候，可以静的下来，想到还能用手中的笔来尽最后可以完成的报国之心。也许鲁迅不及弘一法师那样完美，神圣和崇高；但却比佛家普渡了更多的人。

我以前常在思考：文人究竟是以什么作用出现；尤其在乱世，文人的意义又何在？也许，鲁迅的身体力行正为我解开谜团。真正的文人总处在社会的边缘，但也同时看到了这个社会的核心与实质。他们的功绩在于：指引人们看到，了解到这一切；让人们不再活在混沌之中。鲁迅做到了，且做得很好。只可惜鲁迅永远只有一个，再没后来者来指引如今的人。

可是分明的，鲁迅仍是一个普通的人，尽管他的成就许多人无法比拟。但他的内心呢？当很深很深的夜，鲁迅只披一件单衣，躺在寒冷的阳台，有谁知道他在思索什么。他会不会忽然觉得很累？因为一切都像天空中的星辰，虚无缥缈而又遥不可及。

鲁迅是在困苦和疲惫中逝去的。破损的躺椅上，只留一具枯萎的躯干。是不是他的隐忍生前已到极限？

徐志摩相形之下是幸福的。因为他可以随心地写下他的感受；但鲁迅没有也不能，他总把自己当作是唤醒年轻人的工具。可以不厌其烦地给他们回信，晓以大义，也可以夹着他们破烂的布鞋，穿过几条大街去找鞋匠。他说过"甘为孺子牛"，果真做到了。

或许，鲁迅真正可以留给后人的，并非完全他的作品，还有这样一种精神力量。它不像助人为乐那样可以遍地开花，但这种精神只需一缕，便足可弥漫整个民族。

[高中作文我眼中的鲁迅

在对鲁迅作品的研究中，《呐喊》和《彷徨》仍然是被关注的热点。这些小说曾被广泛、深入地研究了几十年，现在一般地解读其艺术内涵也许并不困难，重要的在于有所发现。胡尹强的《破毁铁屋子的希望——〈呐喊〉、〈彷徨〉新论》发现，《呐喊》、《彷徨》的二十来篇作品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系列小说，它们相互补充、相互阐释，从不同侧面表现了铁屋子意象所隐喻的丰富底蕴——鲁迅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宏观把握和感悟。作者以铁屋子意象统摄全书，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鲁迅对现代中国人的存在命运与状态的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李靖国的《〈狂人日记〉重探》发现，狂人形象的反封建并不具备彻底性与不妥协性，但这丝毫不降低作品的思想价值。恰恰相反，鲁迅的忧愤深广，正是通过一个清醒深刻的思想者被封建宗法制度强行剥夺自由思想独立人格而致“狂”，进而刻画了传统势力和礼教连“迫害妄想”症患者病发时的种种表现都不容许存在。最后，封建宗法制度与传统文化系统居然将“狂人”治“愈”，将反封建者驯服为其忠实的维护者与奴才，以此揭示封建主义“吃人”的凶残、虚伪与“高明”，从而警示改革者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具备坚强的心理素质。

日本学者丸尾常喜的《“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发现，鲁迅小说中有一个“鬼”的形象系列：传统文化“鬼”、民间民俗“鬼”、国民性弊端“鬼”、自身意识到的“鬼”，在这些“鬼”的意象中，《呐喊》和《彷徨》显示出独特的文化批判价值。王冰的《鲁迅作品中生命群像的存在主义哲学色彩》以存在主义哲学观点，发现鲁迅作品中有一个“佯狂”、“向死而生”的生命群像。曹书文的《论鲁迅小说创作的家族意蕴》发现，鲁迅也是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创始人，《呐喊》和《彷徨》对女性命运与精神悲剧的关注，对封建家庭叛逆知识分子形象的成功塑造，为我国现代家族小说不断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缪军荣的《永远的地狱——论祥林嫂之死》发现，祥林嫂之死的原因其一是旧礼教各条律之间的内在矛盾，是族权与夫权之间的相悖;其二是愚昧大众“看客”的凶眼，通过“心理暗示”的作用使祥林嫂产生犯罪之感、自我心灵折磨以致跨入地狱之门。解志熙的《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新小说中的旧文化情绪片论》认为，《呐喊》诚然是一部悲愤控诉旧文化、旧礼教，热情鼓吹新文化、新道德的“呐喊”之作，但某些篇章如《故乡》、《社戏》等其实也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旧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眷恋与反顾。江业国的《鲁迅笔下阿Q之死的“仪式感”》认为，鲁迅描述阿Q之死的“仪式感”，既是为了在艺术上终结这个“问题人物”，更是为了使“阿Q”彻底成为关于人的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辨的艺术符号。

不少研究鲁迅小说艺术形式的成果也颇具新意。严加炎的《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利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发现鲁迅小说是有着多种声音的复调形式，正是这种形式赋予了作品以丰富、多义的美学意蕴。张直心的《神思会通：鲁迅小说的现代主义审美取向》认为，鲁迅小说创作的成功实践印证了鲁迅化的现实主义理论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方法并非势不两立，恰恰相反，它蕴涵着集合诸种方法冲突作用力的开阔性。李春林的《鲁迅与世界现代主义文学》也持同样的观点，他特别一反那种认为鲁迅只是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观点，提出了“平行”说：“他并未完全抛弃传统现实主义，而又融入了新的‘文学趋势’——现代主义”。

张箭飞的《鲁迅小说的音乐式分析》认为，鲁迅小说中的许多章节和段落都契合了变奏、复格段、回旋曲、复调等音乐的旋律结构，具有独特的音乐美。赵卓的《鲁迅心理小说艺术综论》认为，鲁迅的小说大都属于心理小说，它以丰富多彩的心理结构形态和圆熟深刻的心理表现技巧，率先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审美视野，是带动中国小说现代化转型的先锋创作。邹贤尧的《鲁迅小说的先锋性》把鲁迅小说放到今天的后现代文学的语境中，仍然发现了其形式的先锋和前卫：“我们在先锋作家作品中看到的‘叙事实验’、‘语言狂欢’等等，在鲁迅那里就有。鲁迅在现代文学奠基时期发出的声音，抵达遥远的今天，依然清晰而鲜活”。朱寿桐的《〈呐喊〉：叙事的变焦》认为，《呐喊》的叙事方式可分为“宏观叙事”、“中观叙事”和“微观叙事”三种。

对下层社会不幸者精神状态的批判和鞭挞，基本上建立在鲁迅改良社会、民族进步的宏观视野上，属于“宏观叙事”，体现出的是作者对改造国民性的呐喊：“中观叙事”则指作品将叙述的背景移到比较封闭的、日常的人生场景，将主人公移向一些准“不幸”者，即被抛离了上流社会轨道而直接堕入下流社会的读书人，体现出的是作者对人性善的呼唤;而另外一些作品如《社戏》、《兔和猫》等，则主要是鲁迅自我情感的微波细流的寄托与抒发，属于“微观叙事”。这三种叙事方式共同构成了《呐喊》的“表现的深切”。

综观整个下半年，较有影响的几个学术、文学大奖，没有一个不是进行得磕磕绊绊，而评奖结果也均是颇多非议。先是“长江《读书》奖”就学术委员会召集人能否获奖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笔伐;接下来首届老舍文学奖也“惊爆出内幕”，得奖作品居然不在候选之列!战争逐渐升级，接下来的矛头就集中到了“茅盾文学奖”这样的国家级文学大奖：初评尚未启动，评委遭质疑，入围作品遭非议，直到最近好不容易评出了奖，还被冠上了“文学界的‘狗皮膏药’”如此不雅的称号，令人哭笑不得。但事情并没有因此完结，茅盾文学奖尘埃落定，对她的姐妹奖——另一国家重量级奖项——“鲁迅文学奖”的迟迟不露出水面，人们又开始了质疑：两年一评的鲁迅文学奖“难产”了?

“鲁迅文学奖”是为鼓励中国当代优秀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的创作和写作设立的，其中包括每两年评选一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报告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全国优秀理论评论奖、全国优秀翻译彩虹奖等7个单项奖。每四年评选一次的鲁迅文学奖大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重要奖项。”

第一次鲁迅文学奖评出的获奖作品包括：史铁生的《老屋小记》等6篇短篇小说，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等10篇中篇小说，邢军纪的《锦州之恋》等15篇报告文学，李王英的《生命是一片叶子》等8种诗歌，何为的《何为散文选集》等15种散文杂文，樊骏的《认识老舍》5篇评论文学，杨德豫的《华兹华斯抒情诗选》等6部翻译作品和陈占元等25位翻译荣誉获奖者。按照评奖方案，鲁迅文学奖各单项奖每两年评选一次，首次评选完成于1997年，评选的是1995-1996年的作品。从1996年到现在已经四年过去了，按理，第二届获奖作品名单早该公布，四年一次的大奖也应见分晓。可评奖活动迟迟不见启动。

作为《中国作家》的资深编辑，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委之一，杨志广向笔者道出了个中部分原委。第一次评奖带来的诸多后遗症使作协顾虑重重，不敢贸然开始第二次评奖。第一次评奖，获奖作品篇目过多，仅报告文学作品就达15个之多。如此多的作品，是否都代表了最高成就，值得商榷。二是此次评奖，单项奖是实行“包干制”，承包给各杂志社的。如报告文学一项的评定由《中国作家》杂志社承担，中篇和短篇小说分别由《小说选刊》和《人民文学》承担。参评作品虽然由各地作协推荐和评委推荐，但是在评选过程中受各主评杂志社影响较大，近亲色彩较浓。三是“地域色彩”浓厚，一方面是评委感情因素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文学观念上的差别，使得北京作家和军队作家的作品占了相对较大的比例。

有关人士对此提出了质疑。一位获奖者表示国家文学奖是严肃文学奖，如此断断续续，影响评奖的严肃性、权威性，对创作者的积极性是极大的损害。另外，新的评奖办法，单是从数量上考虑“也是有欠缺的”。他也对彻底解决评委的“近亲问题”表示了怀疑。由于评委都是由作协指定的，以文坛有影响的评论家居多;而中国文坛的现状是：文学评论家和作家关系密切，由于人情关系而有情感上的偏向很难避免。

鲁迅文学奖可谓是“启而未动”。文学界的评奖，尤其鲁迅文学奖可以借鉴电影的百花奖、金鸡奖，分开来评出专家奖和群众奖。既然评委强调通俗和高雅的界限，索性将两类分开。上届鲁迅文学奖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学院派的味道太浓，特别是小说奖获奖作品，很多群众都不知道。《小说月报》坚持每年都要评出“小说月报百花奖“，完全由读者投票。而上次鲁迅文学奖的奇怪现象是读者投票评出的小说月报获奖作品没有一篇入围鲁迅文学奖。

常有人说，当今社会世态炎凉，人身上所流动着的温热的血中，跳跃的尽是冷漠因子。

而我所知道的，有这样一件事：海南一名男子站在九楼窗台上，楼下站满了围观的人，男子遇挫想要轻生，然而却表现得犹豫不决。而这犹豫让楼下的看客不满，他们觉得这男子并非真心求死，而只是作秀。于是他们开始嘲笑、起哄、怂恿——然后他们成功了。那本快被民警劝阻下的男子在一声声的嘲讽中，绝望悲痛地从九楼跃下，草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当我看见这则新闻时，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您——尊敬的鲁迅先生。若您看见了这一幕闹剧，会是怎么的痛心呢？

您在日本留学时，曾见过中国留学生在看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电影时那副轻松愉快的表情。您愤怒了，您明白了“救人先救心”的重要性。“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我不敢妄言自己对您了解有多深，却也在此刻，在看见了国人这亘古不变的“看戏叫好”心理后，深切地体味到了您那力透纸背的痛心与愤慨。

历史课上，当老师提到西方列强侵华的斑斑劣迹时，班上有的同学不仅丝毫没有愤怒之情，反而还竞相开起玩笑来！如此，便是连“微漠的悲哀”都在时间的洗涤下消逝了……如此，我开始痛恨，痛恨自己太过弱小，痛恨自己没有站起来慷慨陈词的勇气！可我也更加地佩服起您来！您在临终前曾说过：“所有骂过我的人和我骂过的人，我一个都不原谅！”这是怎样的铮铮铁骨！这至死亦要坚守自我的傲骨，虽看上去如此刚烈，却令我热泪盈眶。

然而，纵然感动，我又觉得先生这话说得偏激了些。

您说，您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国人的。如今，您虽已离去，但若看见这人与人之间充满猜忌与冷漠的当代社会，定还是会痛而长叹，哀民生之不幸吧？但我想，先生也应当给自己一些安慰。诚然，国人常常是自私冷漠的，但这世上终归是有好人的。在洛阳，一个小伙扶起了摔倒的老人，虽遭污蔑，却仍坚持“若再遇老人摔倒，依然会去将人扶起”。扶人，虽是小事，但在这充满猜忌的社会中却尤为动人。

我知道，先生在世时，定也感受过美好的人与事，只是世间丑恶太多，先生您才会总是批判，总是嘲讽。于是，便有个别“文人学者”抓住这点责怪您冷酷，不近人情。可是，若真是如此，您的笔下又怎会有淳朴善良的“阿长”呢？那瓜田间手持钢叉的少年“闰土”，又怎会成为每个人的童年回忆呢？若您当真冷酷无情，又怎会有“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淋漓慷慨与满腔热忱？

先生所在的世纪已过去了，时代却还没过。现在，我仿佛又看见了您伏案创作、孜孜不倦的身影，看见您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时的坚毅与谦卑。您是真正的哀痛者，也是真正的幸福者。我将以您为人生路上的导师，至少让我自己，不至于成为您笔下“病态的中国人”。

[高中与鲁迅对话作文

忽然，想起鲁迅。想起他并不高大但却挺拔的身躯，想起他的清瘦，想起他总是严肃的脸、微蹙的眉，想起他几乎不离手的烟，更想起他的文字。他的文字会让你笑，也会让你哭，他的文字让你痛快，又让你心虚……先生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没有之一。喜欢他是因为他的文字，更是因为他的思想。

“要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他如是说，亦如是做。国民劣性，他从不回避，民族痼疾，他敢于直陈。于是我们会在阿Q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遭遇挫败为求内心平衡时，也会以“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于是我们在看到一群中国人围观俄国军人屠杀自己同胞的影片那一幕会暗暗心惊，自己是不是也曾做过无聊的“看客”？而我们更是看到那个为这些而痛心疾首、振臂高呼的先生，他夜不能寐，挥动笔杆，痛斥那个时代。他愤怒地把中国划为两个时代，一个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先生该是怎样的努力，却又是怎样的孤独！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精神所在，他做到了。入江南水师学堂，想从实业报国；仙台求医，欲疗救病患；终弃医从文，因为他深深感到国人最需要医治的是精神，是麻木与愚昧的灵魂。先生始终自强不息，努力不懈，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但国民却似乎还是往昔的国民。

自强不息者仅少数，敢于正视者亦寥寥。从前如此，今天亦如此。这世界的多数是苟活者和庸人，他们无视问题，但求自保；他们回避问题，粉饰太平；他们姑息问题，从中牟利。从前如此，今天亦如此。

偌大的中国已难找到可以放心入口的食物了，“民以食为天”在任何时代都是绝对真理，但今天我们不能去质疑我们吃进口里的食物，否则我们将无物可食；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但今日的中国，老人摔倒了，年轻人不敢扶，也“扶不起”；今日之中国，“看客”甚于以往，真麻木或者装麻木早已司空见惯——

先生若在，是会继续奋笔直陈、大声疾呼，还是会无奈苦笑，叹上一句“造化常常为庸人设计”呢？

时间永是流逝，先生早已作古。我只是期待，并相信，真的猛士必将沿着先生开辟的道路，奋然而前行！

[忽然想起鲁迅高中作文

在有关鲁迅思想的研究中，大量的成果集中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冯骥才在《收获》上发表的《鲁迅的“功”与“过”》中认为，鲁迅作品的成功之处即在于独特的“国民性批判”，“在鲁迅之前的文学史上，我们还找不到这种先例”，但这不过是“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的舶来品，鲁迅从中受到了启发和点拨，却没有看到里面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话语。冯骥才进而认为鲁迅没能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被西方人认作经典的以审丑为主要特征的“东方主义”的磁场。这一度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争鸣。陈漱渝在《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和《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确受到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影响。然而，“鲁迅展示中国人的丑陋面，并非印证西方侵略者征服东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在展示种种丑陋的过程中渗透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否定性评价，使读者在否定性的体验中获得审美愉悦。”黄川在《亚瑟·亨·史密斯与东方主义》中重点分析了“东方主义”一词的含义和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详细情况，指出冯骥才把“东方主义”加之于鲁迅的头上是“轻率的、不科学的”。

由论争引发，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被导入了十分广泛、深刻的领域。对于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形成的渊源，日本学者北冈正子的《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由来》以翔实的史料证实：鲁迅留日时期与许寿裳关于国民性的探讨，是受到当时弘文学院院长加纳治五郎与中国学者杨度关于国民性讨论的直接触动。潘世圣的《关于鲁迅的早期论文及改造国民性思想》认为，“青年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其实与近代西方，明治日本，他的先辈思想家如梁启超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留日学生有着多样的联系，鲁迅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他的时代，他的周边世界的精神倾向。”王学谦在《精神创伤的升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心理因素》中指出，幼时的家庭变故使鲁迅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直接影响了鲁迅人生道路的选择，并促成了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程致中在《鲁迅国民性批判探源》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一单方面的影响，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包括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有关国民性的讨论的影响，外国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着作的影响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痛切反省和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的影响等等。袁盛勇的《国民性批判的困惑》则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主要源于一种强烈的自省意识，他看到了我们国人的“古老鬼魂中”还有一个“我”，因而，“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是一种自我在场的启蒙话语……他把自己拽进话语语场的同时，也一并让读者沉入其间，在自我反省中杀出一条生路”。尹康庄的《鲁迅的民众观》指出，鲁迅“致力终身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与实践的逻辑起点”，是鲁迅对民众的“否定与肯定之间所形成的悖论”。方长安的《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是和立人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深受日本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亦即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研究的深化还表现在“鲁迅改造中国国民性思想研讨会”的举行。这一学术会议是由汪卫东的《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内在逻辑系统》和竹潜民的《中国国民性“密码”和“原点”探秘——兼与汪卫东先生商榷》争鸣文章引起。前文认为中国国民性“原点”和“密码”以“私欲中心”四字概括，后文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原点”和“密码”应是“自欺欺人”。陈越认为汪卫东的“私欲中心”失之太泛，竹潜民的“自欺欺人”不是“对国民性劣根性表现的深层原点的概括”。周楠本指出，“自欺欺人”说实际已包含于“精神胜利法”中，而“私欲中心”是和“精神胜利法”一样的国民劣根性表现，因而“原点”和“密码”的提出并无多少新意。张恩和和林非都肯定了从“私欲中心”和“自欺欺人”入手探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积极意义，特别认为以“自欺欺人”为中心展开对国民性弊端的分析是“颇有道理的”。但对国民劣根性的形成，他们都认为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封建专制制度和绝对权力统治的结果，“在这样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规范和限制下，怎么能不产生退守、懒惰、卑怯、奴性、虚伪巧滑、自欺欺人等各种各样的国民性”(张恩和语)。钱理群的论点有三：一、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提出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不是外来思潮的移植;二、改造国民性问题涉及对民众的看法，鲁迅一向把民众分成两类，即“厥心纯白”的朴素之民和“在名教斧钺底下”失去了天性的“无名主无意识的杀人团”，鲁迅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后者;三、对“真”与“诚”的倡导，对“伪”的批判是鲁迅一生的命题。孙玉石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他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动因，继承了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学传统拥有的“大爱与大憎结合的精神”，体现的是文学创作的永恒的主题，因而孤立地研究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密码”与“原点”，“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术意义”。孙玉石提出应当特别尊重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思想家的“独特性”，这就是：“他是以自己的直接感悟与无休止批判来辐射他的思想能量，而不是在逻辑系统的思考中来论证他的思想凝结的。他追求关注的一贯性，批判的直击性却不一定有哲学家思想的严密性。”

周海婴和周令飞的话具有现实意义。今年年初，浙江绍兴鲁迅故里百草园举行了一场活动。会上，“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说法引起多方共鸣。

一谈起鲁迅的形象，立马想到怒目金刚、横眉冷对;一说起鲁迅的文章，立马想到“似投枪、如匕首”。显然，这不是完整的鲁迅，如周海婴所说，是“政治上需要”的鲁迅。周令飞说：“鲁迅不单是个勇敢的战士，更是个风趣幽默、可亲可爱的长者。”鲁迅本来就是立体的、多元的，教材偏偏把他描摹为平面的、单一的。

现任鲁迅文学馆馆长的孙郁认为：“没有阅历的人很难读懂鲁迅的书。”鲁迅的观察是尖锐的，体验是深刻的，用语是刻薄的，情感是苍凉的，不鼓励青少年多读，是有一定道理的。

北京文化界人士19日会聚鲁迅博物馆，缅怀这位伟大的现代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贯穿整个纪念活动的是这样一种关注和思索：鲁迅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当天在鲁迅博物馆举行的“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暨北京鲁迅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发表演讲说，鲁迅的时代虽已远逝，但他那种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的精神将永存。鲁迅的精神在我们现在这个提倡“和谐”的时代中，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谐”永远是一个过程，是矛盾中的发展，运动中的平衡，差异中的协调，多样中的统一，其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鲁迅倡导的启迪民智，改造国民性、利人思想及其批判精神，是我们朝这一方向前进的动力。

鲁迅精神作为一种资源是“儒家之后最具有原典意义的存在”。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表示，正是鲁迅精神使该博物馆半个世纪以来成为千百万人造访的“圣地”。他说：“鲁迅是一种开放的、未完成的精神之火，在古老的土地上扩张着，并因此而与每一代人的精神盘诘相遇，成为一种无穷的光源。”

着名画家陈丹青探讨鲁迅的角度独树一帜。他认为，对鲁迅的讨论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准政治话题到民间话题的曲折过程，现在我们“要还原鲁迅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和鲁迅之间已经缺乏可共享的生存经验、文化经验和政治经验。所以，作为现在我们探讨鲁迅的起点，我们首先要提出的问题“不是‘鲁迅是谁’，而是‘我们是谁’”。

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02年，留学日本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创作了《呐喊》《野草》《朝花夕拾》及中篇小说《阿Q正传》等作品。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他的作品被翻译成70多种文字，在50多个国家流传。

“许多人都在哀叹，这个时代的人正在远离鲁迅，好像鲁迅一旦被公众弃绝，他的价值就会随之贬低——岂不知，真正贬低鲁迅的，恰恰是有这种想法的人;事实上，鲁迅真正的价值，就体现在他与这个时代之间的断裂和错位上：只有在反对他的地方，鲁迅的价值才得以彰显;反对得越厉害，他的价值就显得越充分。正如小偷是不会喜欢警察的，我想，一个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或‘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也是不会喜欢鲁迅的文字的。鲁迅的文字像大光，可以清晰地照见每一个人的音容笑貌，那些相貌丑陋又想遮羞的人，当然恨不得早日铲除他，消灭之。”

鲁迅只活了五十六岁，只写作了十八年，但鲁迅的存在像一个燃烧的火球，靠近他的人，若没有对火的经验，那必定是会被灼伤的。我们应该读点鲁迅。

陷于事务与应酬的人是很难坐下来冷静地思考与写作的。我写了二十年的剧本《鲁迅与冯雪峰》如果有机会拍成电影或电视剧的话，10月正好播放，因为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许多文友都知道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光是电视上的纪念晚会，就有几台，可是他们并不知道今年也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即使知道似乎也并不十分关注。红军在长征途中，鲁迅曾与茅盾一起，给毛主席发去过一封电报，文曰：“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2017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县文联为普及鲁迅知识，弘扬鲁迅精神，曾在《台安县报》上进行过一次“读点鲁迅”知识竞赛，只收到两份有效答案，一份来自唱荫杉，一份来自孙圣祥(那时认识了孙圣祥)。许多人对鲁迅的无知与淡漠，令人失望，令我感到可悲。在鲁迅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鲁迅的世界与世界的鲁迅”国际学术讨论会曾在先生的故乡绍兴举行，来自中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一百五十余名“鲁学”研究专家参加会议。包括陈漱渝、张梦阳、阿部兼也等国内外着名的鲁迅研究专家都在讨论会上发表各自的研究成果。《鲁迅讽刺艺术理论初探》、《鲁迅研究中的学术哲学问题》、《作为现代精神资源的鲁迅》、《鲁迅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近百篇研究论文采取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鲁迅先生的作品、思想、经历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017年是鲁迅诞辰125周年暨逝世70周年，10月17日，来自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德国等5个国家及内地18个省、市、自治区的120多位鲁迅研究专家、学者齐聚浙江绍兴，举行“鲁迅：跨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德国和台湾等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二十余位鲁迅研究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开幕式，他们在研讨会上，从各种不同的研究角度，对鲁迅文化进行深入地探讨交流。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先生在开幕式上说，鲁迅的着作是中华民族高度智慧的结晶，鲁迅先生的思想已经长在民族的血脉里，鲁迅的心灵与广大读者的心灵是相通的。从鲁迅身上看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每一部分，都是先贤用血汗乃至生命换来的。鲁迅逝世七十年来，中国文化学术界在传承鲁迅优秀遗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鲁迅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说，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又是具有我们这个民族原创性的作家，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如果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对鲁迅避而不谈，那么就是在数典忘祖。众多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在此间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认为，“普及鲁迅”的路还很长，高等院校应当承担起这个任务。

鲁迅、许广平独子周海婴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希望青少年能逐步接触鲁迅的作品。过去政治上的需要，我们不去讨论。个别年轻人如果不喜欢(鲁迅)，也没关系。”鲁迅之孙周令飞说：“虽然家里有很多鲁迅的书，但是孩子想不想读，要顺其自然。”(9月19日《南方都市报》)

周海婴和周令飞的话具有现实意义。今年年初，浙江绍兴鲁迅故里百草园举行了一场活动。会上，“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说法引起多方共鸣。

一谈起鲁迅的形象，立马想到怒目金刚、横眉冷对;一说起鲁迅的文章，立马想到“似投枪、如匕首”。显然，这不是完整的鲁迅，如周海婴所说，是“政治上需要”的鲁迅。周令飞说：“鲁迅不单是个勇敢的战士，更是个风趣幽默、可亲可爱的长者。”鲁迅本来就是立体的、多元的，教材偏偏把他描摹为平面的、单一的。

现任鲁迅文学馆馆长的孙郁认为：“没有阅历的人很难读懂鲁迅的书。”鲁迅的观察是尖锐的，体验是深刻的，用语是刻薄的，情感是苍凉的，不鼓励青少年多读，是有一定道理的。

北京文化界人士19日会聚鲁迅博物馆，缅怀这位伟大的现代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贯穿整个纪念活动的是这样一种关注和思索：鲁迅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当天在鲁迅博物馆举行的“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暨北京鲁迅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发表演讲说，鲁迅的时代虽已远逝，但他那种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的精神将永存。鲁迅的精神在我们现在这个提倡“和谐”的时代中，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谐”永远是一个过程，是矛盾中的发展，运动中的平衡，差异中的协调，多样中的统一，其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鲁迅倡导的启迪民智，改造国民性、利人思想及其批判精神，是我们朝这一方向前进的动力。

鲁迅精神作为一种资源是“儒家之后最具有原典意义的存在”。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表示，正是鲁迅精神使该博物馆半个世纪以来成为千百万人造访的“圣地”。他说：“鲁迅是一种开放的、未完成的精神之火，在古老的土地上扩张着，并因此而与每一代人的精神盘诘相遇，成为一种无穷的光源。”

着名画家陈丹青探讨鲁迅的角度独树一帜。他认为，对鲁迅的讨论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准政治话题到民间话题的曲折过程，现在我们“要还原鲁迅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和鲁迅之间已经缺乏可共享的生存经验、文化经验和政治经验。所以，作为现在我们探讨鲁迅的起点，我们首先要提出的问题“不是‘鲁迅是谁’，而是‘我们是谁’”。

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2017年，留学日本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创作了《呐喊》《野草》《朝花夕拾》及中篇小说《阿q正传》等作品。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他的作品被翻译成70多种文字，在50多个国家流传。

“许多人都在哀叹，这个时代的人正在远离鲁迅，好像鲁迅一旦被公众弃绝，他的价值就会随之贬低——岂不知，真正贬低鲁迅的，恰恰是有这种想法的人;事实上，鲁迅真正的价值，就体现在他与这个时代之间的断裂和错位上：只有在反对他的地方，鲁迅的价值才得以彰显;反对得越厉害，他的价值就显得越充分。正如小偷是不会喜欢警察的，我想，一个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或‘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也是不会喜欢鲁迅的文字的。鲁迅的文字像大光，可以清晰地照见每一个人的音容笑貌，那些相貌丑陋又想遮羞的人，当然恨不得早日铲除他，消灭之。”

鲁迅只活了五十六岁，只写作了十八年，但鲁迅的存在像一个燃烧的火球，靠近他的人，若没有对火的经验，那必定是会被灼伤的。我们应该读点鲁迅。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着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着《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着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许多人对鲁迅的无知与淡漠，令人失望，令我感到可悲。在鲁迅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鲁迅的世界与世界的鲁迅”国际学术讨论会曾在先生的故乡绍兴举行，来自中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一百五十余名“鲁学”研究专家参加会议。包括陈漱渝、张梦阳、阿部兼也等国内外着名的鲁迅研究专家都在讨论会上发表各自的研究成果。《鲁迅讽刺艺术理论初探》、《鲁迅研究中的学术哲学问题》、《作为现代精神资源的鲁迅》、《鲁迅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近百篇研究论文采取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鲁迅先生的作品、思想、经历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006年是鲁迅诞辰125周年暨逝世70周年，10月17日，来自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德国等5个国家及内地18个省、市、自治区的120多位鲁迅研究专家、学者齐聚浙江绍兴，举行“鲁迅：跨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德国和台湾等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二十余位鲁迅研究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开幕式，他们在研讨会上，从各种不同的研究角度，对鲁迅文化进行深入地探讨交流。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先生在开幕式上说，鲁迅的着作是中华民族高度智慧的结晶，鲁迅先生的思想已经长在民族的血脉里，鲁迅的心灵与广大读者的心灵是相通的。从鲁迅身上看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每一部分，都是先贤用血汗乃至生命换来的。鲁迅逝世七十年来，中国文化学术界在传承鲁迅优秀遗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鲁迅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说，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又是具有我们这个民族原创性的作家，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如果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对鲁迅避而不谈，那么就是在数典忘祖。众多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在此间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认为，“普及鲁迅”的路还很长，高等院校应当承担起这个任务。

鲁迅、许广平独子周海婴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希望青少年能逐步接触鲁迅的作品。过去政治上的需要，我们不去讨论。个别年轻人如果不喜欢(鲁迅)，也没关系。”鲁迅之孙周令飞说：“虽然家里有很多鲁迅的书，但是孩子想不想读，要顺其自然。”(9月19日《南方都市报》)

周海婴和周令飞的话具有现实意义。今年年初，浙江绍兴鲁迅故里百草园举行了一场活动。会上，“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说法引起多方共鸣。

一谈起鲁迅的形象，立马想到怒目金刚、横眉冷对;一说起鲁迅的文章，立马想到“似投枪、如匕首”。显然，这不是完整的鲁迅，如周海婴所说，是“政治上需要”的鲁迅。周令飞说：“鲁迅不单是个勇敢的战士，更是个风趣幽默、可亲可爱的长者。”鲁迅本来就是立体的、多元的，教材偏偏把他描摹为平面的、单一的。

现任鲁迅文学馆馆长的孙郁认为：“没有阅历的人很难读懂鲁迅的书。”鲁迅的观察是尖锐的，体验是深刻的，用语是刻薄的，情感是苍凉的，不鼓励青少年多读，是有一定道理的。

北京文化界人士19日会聚鲁迅博物馆，缅怀这位伟大的现代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贯穿整个纪念活动的是这样一种关注和思索：鲁迅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当天在鲁迅博物馆举行的“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暨北京鲁迅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发表演讲说，鲁迅的时代虽已远逝，但他那种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的精神将永存。鲁迅的精神在我们现在这个提倡“和谐”的时代中，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谐”永远是一个过程，是矛盾中的发展，运动中的平衡，差异中的协调，多样中的统一，其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鲁迅倡导的启迪民智，改造国民性、利人思想及其批判精神，是我们朝这一方向前进的动力。

鲁迅精神作为一种资源是“儒家之后最具有原典意义的存在”。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表示，正是鲁迅精神使该博物馆半个世纪以来成为千百万人造访的“圣地”。他说：“鲁迅是一种开放的、未完成的精神之火，在古老的土地上扩张着，并因此而与每一代人的精神盘诘相遇，成为一种无穷的光源。”

着名画家陈丹青探讨鲁迅的角度独树一帜。他认为，对鲁迅的讨论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准政治话题到民间话题的曲折过程，现在我们“要还原鲁迅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和鲁迅之间已经缺乏可共享的生存经验、文化经验和政治经验。所以，作为现在我们探讨鲁迅的起点，我们首先要提出的问题“不是‘鲁迅是谁’，而是‘我们是谁’”。

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02年，留学日本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创作了《呐喊》《野草》《朝花夕拾》及中篇小说《阿Q正传》等作品。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他的作品被翻译成70多种文字，在50多个国家流传。

“许多人都在哀叹，这个时代的人正在远离鲁迅，好像鲁迅一旦被公众弃绝，他的价值就会随之贬低——岂不知，真正贬低鲁迅的，恰恰是有这种想法的人;事实上，鲁迅真正的价值，就体现在他与这个时代之间的断裂和错位上：只有在反对他的地方，鲁迅的价值才得以彰显;反对得越厉害，他的价值就显得越充分。正如小偷是不会喜欢警察的，我想，一个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或‘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也是不会喜欢鲁迅的文字的。鲁迅的文字像大光，可以清晰地照见每一个人的音容笑貌，那些相貌丑陋又想遮羞的人，当然恨不得早日铲除他，消灭之。”

鲁迅只活了五十六岁，只写作了十八年，但鲁迅的存在像一个燃烧的火球，靠近他的人，若没有对火的经验，那必定是会被灼伤的。我们应该读点鲁迅。

对鲁迅文化观的研究仍然是新世纪的一个持续不衰的话题。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学人在深化鲁迅与中国文化的话题时，不再过于注重鲁迅的“反传统”或对鲁迅的“反传统”作偏于一端的简单理解，而是采取了更科学、更辩证、更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王富仁的系列长文《鲁迅与中国文化》认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鲁迅“并不绝对否定中国古代的任何一种文化，但同时也失望于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化”，鲁迅“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毅然地反叛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王富仁还特别注意把鲁迅放在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宏大建构中审视鲁迅思想与中国文化主体的内在联系及生成，这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具有十分深刻的启迪意义。陆耀东在《“五四”时期的鲁迅与传统文化》中指出，“鲁迅当时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整体确持否定态度，但对其他文化派别(如墨家)和儒家内部的异化的声音(从屈原到曹雪芹)则有所肯定。”张永泉在《从天地观看鲁迅早期文化思想》中认为，鲁迅留日时期“对以普崇万物特别是敬天礼地为‘本根’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完全肯定的，对以此为‘始基’的‘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是完全肯定的。”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才展开对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制度激烈而深刻的批判，并“深刻揭露了中国传统天地观的本质，原来这不过是历代儒者为了推行他们的思想主张而臆造出的骗人的手段。”胡兆铮的《鲁迅笔下的“天”及其他》指出，“天”与“无”在传统文化意义上是相通的，而鲁迅终生坚定不移的战斗目标则是与“天”争斗。沈庆利的《试论鲁迅的农民战争观》认为，鲁迅尽管没有全面否定农民战争，但鲁迅确实更多地“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把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作为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加以独到而深邃的剖析和批判。”主要“批判了农民战争的野蛮性和残忍性”，“抨击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发动者”，揭示他们“与原始宗教的密切联系”。

关于鲁迅和宗教文化的关系，王富仁在《鲁迅与中国文化》中认为，鲁迅与“佛家文化对于物质世界虚幻性的揭示和对于人生痛苦的解析”产生过强烈的共鸣，并受到佛家文化动态地体验性地把握社会人生的方式的影响。但鲁迅对佛家文化的虚无主义人生哲学持否定态度。哈迎飞的系列长文《鲁迅与佛教文化关系论》从“鲁迅、尼采与佛教”、“以一身来担人间苦”、“谈鬼物正像人间”三个不同的角度细致、深入地分析了鲁迅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不仅揭示与论证出鲁迅与佛教或远或近的内在原因，还对佛教对鲁迅思想与创作的实际影响及意义做了阐释。管恩森《耶稣·撒旦·鲁迅——鲁迅与基督教关系发微》侧重揭示了鲁迅与基督教在精神层面的契合点：“精神主体的推重”、“面对庸众的先觉者”、“反传统的异端力量”。王家平的《再论鲁迅与中外宗教文化》对鲁迅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以及鲁迅在接受宗教文化的过程中思想的发展变化做了系统的梳理。

更多的研究成果侧重对鲁迅文化思想做整体考察。李新宇的《鲁迅：启蒙路上的艰难持守》和《1928：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认为，鲁迅在五四之后面对的矛盾和介入的论争，每一次都与五四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面临的危机有关，“鲁迅的思想无论怎样发展变化，都始终守护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立场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赵树勤在《新文化精神的孤独的坚守者》中指出，对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鲁迅都既不是前驱者和领导者，也并不太主动积极。”鲁迅积极追求的是实际的现实主义的科学精神。钱理群在《最后十年，鲁迅的锋芒所向》中认为，对“真的知识阶级”的认定和追求，以及“思想行动”与“实际的运动”的结合，构成了鲁迅“最后十年”的文化业绩，“1930年代，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对‘今之海’所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审视。”他又在《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中详细考察了鲁迅与陈源等现代评论派论战的情况，认为这场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都有重要意义。薛毅在《论鲁迅的文化论战》中对鲁迅与胡适、陈源、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的论争进行了细致的论述，证实鲁迅一直是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扞卫与持守战士。赵歌东的《启蒙与革命：鲁迅创作的现代化选择》指出，鲁迅创作选择了彻底的启蒙而反对循环式的为革命而革命，这种“创作的现代化选择表明：在现代化思想启蒙未完成状态下，中国社会自身内部的革命无助于推动中国现代变革过程。”王吉鹏等的《鲁迅留日时期思想转变价值论》认为，鲁迅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前瞻性思考中表现出的独特的思维方式、精神操守和人格魅力以及对社会转型精神现象的剖析，对于当代处于同样情境下的知识分子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温儒敏的《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针对当前某些试图颠覆鲁迅的现象提出质疑，认为鲁迅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有独特的探求，也有不应忽视的焦虑，有时表现为传统批判中的偏激。黄健在《价值重构：取向与差异——论鲁迅与新儒家在现代价值观建构上的本质区别》中认为，鲁迅之所以遭受新儒家的指责，是因为新儒家们不能够理解鲁迅反叛传统、批判传统的思维逻辑，也无法充分地认识到鲁迅完成思想文化观念现代转换之后的思想特点。富强的《个人—现实—文化——鲁迅革命观的内在线索》认为，鲁迅从自我与个人的“立人”立场出发，发现了中国当时的现实与文化传统共同的“反个人”特征，于是鲁迅以此为着眼点，把对两者的批判融为一体。梁展的《自我观念与科学的本源》、《个人意志的发展与虚无主义的起源》、《自我、意志与生命》分别从鲁迅对19世纪科学观念的思索和批判、鲁迅对个人意志的诠释与叔本华的差异及其后果、鲁迅的形而上学及其矛盾等方面对鲁迅文化思想进行了系统探讨。刘增人《论鲁迅的人格范型》认为，“超越性、意志力、审美性、互补性”是鲁迅文化积淀中具有基础和核心意义的特质，这使鲁迅具有了艺术家型、崇高型、理智实现型的人格范型。

关于鲁迅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陈越的《试论鲁迅的文化性格及其越文化印痕》和王嘉良的《两浙文化传统：鲁迅文化人格形成的内源性因素》，前者认为，鲁迅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故乡情结”、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都留有越文化的印痕。后者认为，鲁迅从两浙文化中继承的，主要是独特的“硬气”人格力量，与此相关联，是鲁迅创作中的坚硬的“土性”特色和刚毅劲直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