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写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创作背景是什么(汇集20篇)

《采薇》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之什》中的一篇。历代注者关于它的写作年代说法不一。但据它的内容和其它历史记载的考订大约是周宣王时代的作品的可能性大些。周代北方的猃狁(即后来的匈奴)已十分强悍，经常入侵中原，给当时北方人民生活带来不少灾难。历史上有不少周天子派兵戍守边外和命将士出兵打败猃狁的记载。从《采薇》的内容看，当是将士戍役劳还时之作。诗中唱出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归的情怀。

有关《采薇》这一首诗的背景，历来众说纷纭。据毛序为：“《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礹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其实，真正的经典，无一例外都有着穿越时空的魅力。它曾经如此真切细微地属于一个人，但又如此博大深厚地属于每一个人。所以，纵然这首诗背后的那一场战争的烽烟早已在历史里淡去，而这首由戍边战士唱出来的苍凉的歌谣却依然能被每一个人编织进自己的生命里，让人们在这条民歌的河流里看见时间，也看到自己的身影。所以面对《采薇》，与其观世，不如观思;与其感受历史，不如感受生命。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作于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春天，那时杜甫52岁。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的衡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等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第二年，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投降，至此，持续七年多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杜甫是一个热爱祖国而又饱经丧乱的诗人，当时正流落在四川。他听闻消息后，欣喜若狂，恨不得马上回到和平、安定的家乡。

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一朵朵白云飘荡着，阳光透过云层，射向大地，大地仿佛一派勃勃生机。

在庭院的小屋里，杜甫坐在书桌前，手托着下巴，自言自语道：“唉!这七年多的安史之乱不知何时才能停止，唉!”他又叹了一口气，无奈的摇了摇头，顺手拿起一本书，翻翻看看。

“杜兄，大好消息，大好消息……”隔窗地王兄大声喊道。他直奔进屋子，气喘吁吁地说道：“杜兄，好消息，府衙……府衙门前贴出安民告示啦”“什么?王兄，你慢点说。”杜甫站起身来，对王兄说道。“安史之乱终于结束啦。”“这……这是真的吗?”端茶进屋的的夫人惊讶地问道。杜甫听了，激动之情如潮水般涌上心头，顿时，眼眶湿润了，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撒满了衣裳，手中的诗书胡乱地卷了卷，高兴地简直要发狂。老伴把孩子们叫了过来，把这一喜讯告诉他们，他们听了，喜出望外，欣喜若狂地抱着妈妈地脖子，高兴地说道：“我们可以回家乡咯!我们可以回家乡咯……”一个不寻常地消息，带给杜甫一家无比开心的一天。

杜甫一家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计划着返乡的路程。杜甫取出地图，小心翼翼地铺张开来。老伴看了看地图，问道：“这路线哪条最近呀?”杜甫注视着地图，一会，他摸着胡须，有富有诗意地说道：“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又摸了摸胡须，笑得更灿烂了，好像到了一路上，风景秀丽。天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嵌着丝丝如絮的白云，江的四周种满了柳树，细细长长的柳树密密的垂着……在这春天美丽的景物的陪伴下，杜甫一家纵情高歌，畅饮美酒，真是有“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呀!杜甫又回过神来，他笑容可掬地走到书桌旁，挥动着毛笔，认真地写着……

作者创作《简·爱》时的英国已是世界上的头号工业大国，但英国妇女的地位并因此而得到改变，依然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女子的生存目标就是要嫁入豪门，即便不能生在富贵人家，也要努力通过婚姻获得财富和地位，女性职业的惟一选择是当个好妻子、好母亲。以作家为职业的女性会被认为是违背了正当女性气质，会受到男性的激烈攻击，从夏洛蒂姐妹的作品当初都假托男性化的笔名一事，可以想见当时的女性作家面临着怎样的困境。而《简·爱》就是在这一被动的背景下写成的。

公元758年，为平息安(安禄山)史(史思明)之乱，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率兵20万围攻安庆绪(安禄山的儿子)所占的邺郡(今河南安阳)，胜利在望。但在第二年春天，由于史思明派来援军，加上唐军内部矛盾重重，形势发生逆转，在敌人两面夹击之下，唐军全线崩溃。郭子仪等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州)，并四处抽丁补充兵力。公元759年(乾元二年)春，杜甫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他离开洛阳，历经新安、石壕、潼关，夜宿晓行，风尘仆仆，赶往华州任所。所经之处，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引起诗人感情上的强烈震动。他在由新安县西行途中，投宿石壕村，遇到吏卒深夜捉人，于是就其所见所闻，写成这篇不朽的诗作。

这是辛弃疾中年时代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辛弃疾在南宋做到封疆大吏，但他英伟磊落的议论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的政治主张，却遭到同僚的嫉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并在此生活了近十五年，过着投闲置散的退隐生活。在此期间，他虽也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以在上饶居住为多，在此留下了不少词作。这首词即为其中之一。

《匆匆》写于1922年3月，恰逢“五四”运动落潮期。 当时的“五四” 知识青年忙于救国，忙于追求进步;他们备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压迫， 却没有停止追求进步的脚步;他们苦恼、彷徨， 却在冷静的沉思后， 继续追赶人生的路。“五四”运动落潮期的现实情况让朱自清失望，但作者在彷徨中并不甘心于沉沦。朱自清站在他的“中和主义”立场上执著地探寻与追求。作者认为：“生活中的各种过程都有它独立的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它的意义与价值!每一刹那在持续的时间里，有它相当的位置。”(朱自清《给俞平伯的信》一文中的内容)朱自清依托春景激发内心情感，借助想象释怀美好。

小说以日本泡沫经济时期为背景，在文中多次出现“泡沫经济”一词。小说开始时的案发地是一座废弃的烂尾楼，这正让人联想起当时日本经济的衰落和萧条。泡沫经济的破灭，大批企业倒闭，致使失业率骤增，据社会学家统计，这一时期日本近1/3的人口是失业者，家庭背负巨额债务，经济从巅峰跌人谷底，挥金如土的日本人开始体会到金钱的重要性。为了生存、为了“安全感”，金钱成为凌驾于亲情、友情、爱情等人与人之间最宝贵情感之上的东西，人性在金钱的追逐中迷失，个人本位主义、社会无罪感等大行其道。当泡沫经济压得人喘不过气时，日本又相继发生了阪神大地震和沙林毒气杀人等重大自然灾害和社会事件。日本社会学家普遍认为，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日本安全神话”从此破灭，日本人普遍感到了对个人、亲友的安全上的威胁，社会秩序隐藏下的精神道德危机显现出来，“日本社会产生了影响范围更广、更深刻的‘信任危机’，并迅速波及各个领域”。雪穗和亮司爱情悲剧的源头是家庭的冷漠、社会的冷酷导致的人性扭曲，是雪穗和亮司儿时的不幸让“恨”的种子在心中滋长，结出“恶”的花朵并不断蔓延而不可遏制。

《水浒》是一部在人民群众上百年集体创作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创作出来的伟大作品。

南宋时，梁山英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的画家、文学家龚开的《宋江36人赞并序》称：宋江等36人的故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画家也执笔为他们图形绘影。

《水浒》最早的蓝本是宋人的《宣和遗事》，它着力描写了杨志卖刀、晁盖等结伙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事，对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主要人物也都作了描写。宋元之际，还有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话本。在元杂剧中，梁山英雄已由36人发展到108人。

施耐庵把有关水浒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在创作《水浒》过程中，忠实地接受了人民的观点，这是《水浒》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水浒》历史地表现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阶级压迫是这场农民起义战争的社会根源。高俅等奸臣贪官对人民进行压榨和迫害，激起了人民大众复仇之火，逐渐发展为燎原之势。

小说热情地歌颂了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宋江、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等梁山英雄，以及“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农民革命理想，形象地展示了这次农民起义演变为悲剧的内在历史原因。

除了李逵、武松、鲁智深、阮小七等为数不多的人反对招安之外，以宋江为首的绝大多数人存在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他们仇恨和反对的只是高俅等奸臣和贪官污吏。

因此他们的造反尽管也把封建王朝搞得天翻地覆，却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梁山起义的悲剧也正是表现了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这样一种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施耐庵如实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本身这个不可克服的缺点，从而生动地描写了梁山起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而又转为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规律性。《水浒》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真实的反映农民起义的伟大作品。

作品紧扣“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题旨，刻画梁山英雄。如作为8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经济收入宽裕，妻子年轻美貌，家庭生活温馨。这样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安于现状、怯于反抗的性格。面对调戏他爱妻的高衙内，虽然怒气顿生，但碍于对方是自己顶头上司高太尉的义子，只好忍气吞声地收回了那高举的拳头。

之后，高俅指使陆谦设计骗他的爱妻，并诱骗他误入白虎节堂，他仍然忍气吞声。在充军途中他受尽折磨，在野猪林里险遭暗害，他依然甘受凌辱，幻想能回家与爱妻团聚。直到高俅指派陆谦等人，要在草料场将他烧死，才使他忍无可忍地杀了陆谦等人，雪夜上了梁山。

“《水浒》108个人性格，真是一百零八样”(金圣叹语)。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典型。比如林冲、鲁智深和杨志三人，都是军官出身，是武艺高强的英雄，但他们的性格各异。林冲有如上述。鲁智深慷慨直爽，疾恶如仇，敢做敢为，这都集中表现在见义勇为和爱打抱不平上。

为了救金氏父女，三拳打死了郑屠，犯了血案，无可奈何地藏身寺院，做了和尚;为了救林冲，受高俅迫害，连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好落草辗转上了梁山。杨志跟林冲、鲁智深的性格都不相同，他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他的生活目的在于“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

当他失陷花石纲，丢了官时，仍没有放弃向上爬的想法。他积极采取贿赂的手段，企图恢复原来的官职。当受到梁中书赏识和提拔时，感激涕零，要死心塌地在他的门下做军官。直到失陷生辰纲，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亡命江湖、逼上梁山。[9]

刻画人物，往往在人物第一次出场时，首先通过肖像描写，展示人物独具的性格特征，这是《水浒》刻画人物的特色。如第三回鲁达第一次出场时，通过史进的眼睛看见：他是个军官模样，“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

只几笔就揭示出鲁达这个粗莽正直的英雄性格。对行者武松，写他“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下子就揭示出武松精明英武的性格特征。

《水浒》曲折动人的情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通过一个个场面展开、一个个细节描写、一步步地推向高潮。第23回写武松打虎的情节就是如此。第一个场面，写他在景阳冈下酒店一连喝了十几碗酒。接着第二个场面，写他走出酒店被店家喊住说：有大虫伤人和三碗不过冈。武松怀疑店家用心不良，决计过冈。第三个场面写他行数里，看见剥皮树干上写着有大虫伤人等两行字，武松将信将疑地仍继续上冈。第四个场面写他来到景阳冈上，看到山神庙前的印信榜文确信有虎。接着第五个场面才写他在冈上遇虎、打虎。

在打虎这个场面中，老虎的一扑、一掀、一剪，武松一一躲过，以及武松的哨棒打在树上被折断，他就势按住老虎拳打脚踢，老虎以利爪刨出土坑等等，都是一个个细节。这些细节在写武松神勇的同时，扣人心弦地把情节推向高潮。[10]

类似的事件写出不同的情节，这也是《水浒》的显著特色。如林冲买刀和杨志卖刀[11] 、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武松杀嫂和石秀杀嫂、江州劫法场和大名府劫法场、以及林冲起解和卢俊义起解等等，事件类似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情节，显示出生活丰富多彩和人物性格异彩纷呈。

《水浒》的结构是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纵贯全篇，其间连缀着一个一个相对独立自成整体的主要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自身在结构上既纵横开合，各尽特色，又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水浒》的这种独具特色的结构，是民间艺人“说话”特色的具体表现。与之相联系的是《水浒》的语言，它在群众口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保存了群众口语的优点，具有洗练、明快、生动、色彩浓烈、造型力强的特色。

小说取材

《水浒》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

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

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埴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的《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但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12]

宋代说书技艺兴盛，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

这是有关《水浒》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

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后世的《水浒》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

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水浒》的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从南宋开始就成为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主要题材。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13]

书名由来

《水浒》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四大名著之一。该书的作者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作者是施耐庵，而书名却是罗贯中所起。

二、全书是施耐庵一人所著。

三、此书是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共同写的。

“水浒”出自《诗经·大雅·緜》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一句。但至于这个书名的确切含义，一直存在异议。

另一种说法是：作者施耐庵由于厌恶尔虞我诈的官场，仅供职两年，便辞官回到老家，一面教书，一面写《江湖豪客传》。书终于脱稿了，施耐庵对书中的情节都很满意，只是觉得书名欠佳。当时还是施耐庵学生的罗贯中建议书名为《水浒》，施耐庵一听，高兴得连声说：“好，好!这个书名太好了!‘水浒’，即水边的意思，有‘在野’的含义，且合《诗经》里‘古公檀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典故，妙哉!”于是将《江湖豪客传》正式改名为《水浒》。

春日的暖阳柔柔地照着，阳光如一条薄薄的丝绸弥漫在头顶，树木的新绿镀上了一层金光，显得更加鲜嫩，好似掐一下就能渗出水来。杜甫一手捋着胡须，一手背在身后，从家中走到城墙边，满脸写着与这春景不相称的惆怅。只见他眉毛成了倒八字，嘴角一个劲地往下弯，怎一个愁字了得。杜甫一边踱步，一边叹息：“唉，大唐战乱了七年，我也流浪了七年，国家什么时间才能恢复太平!”

“嗒——嗒——”一阵马蹄声从远处传来，大家连忙让出了一条道路，只见一个穿着官服的人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口里大喊：“喜报!喜报!”他冲到城墙边，翻身下马，在城墙上贴好告示后，又跨上战马，急驰而去。

杜甫快步走到告示前，只见一张大红告示上清楚地写着——河南河北收复了!杜甫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再仔细看了一遍。果然没错，叛乱已平息了。杜甫激动地颤抖起来，他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欣喜，他一遍又一遍仔细地确认着，一边伸手抚摸着红榜，一边喃喃自语：“收复了!终于收复了!”激动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夺眶而出，大颗大颗滚烫的泪珠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滚落在衣衫上，泪水沾湿了胸前的一片衣衫，他用袖子拂去腮边的泪水：“七年啦，多么漫长的等待啊!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杜甫像一个孩子似的飞奔回家，一进门，他涨红着脸，喘着粗气，兴奋地大喊：“老婆，儿子，河南河北收复了!”妻子先是一愣，随后眼睛眯成一条缝，眼角乐开了花，嘴角微微上扬，放下手中的针线活，一下子扑到杜甫的身上，似乎不太相信的喃喃自语道：“真的吗?这是真的吗?”儿子拉着母亲的衣襟儿，天真地咧开了嘴，露出了透风的牙齿说：“妈妈，是不是咱们的国家重新统一了!咱们是不是可以回家了?”妻子听了，不禁落下思乡之泪，并不住地点头。杜甫走到书桌旁，把满桌的诗书随便卷起，胡乱地往装书的罐里塞，兴奋得想要发狂。

“mi so la miso, so la mi do re……”杜甫引吭高歌。突然，杜甫一拍脑袋，想到了什么，对着妻子大喊：“老婆，拿酒来，也好让我庆祝庆祝。”他的妻子也很开心，很快拿来一壶白酒，杜甫斟满一杯，端到嘴边，抿了一口：“好酒，好酒，我好长时间没有喝了!”杜甫咂咂嘴，又举起杯，一饮而尽。阳光洒在杜甫的身上，暖洋洋的，再加愉快的心情和甘香醇厚的小酒，让杜甫不禁醉意大发，朦胧间，他仿佛携着妻子，带着儿子，收拾行囊，乘上小船，从巴峡启程，穿过巫峡，顺流直下到达湖北襄阳，再从襄阳北上由陆路防直奔故乡洛阳……

吴承恩生活在明代的中后期，历经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五个朝代。明朝中后期的社会情况与开国之初有很大的不同，政治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并日趋尖锐 ;思想文化上启蒙思想兴起，人性解放思潮高涨，市民文学日益蓬勃发展，小说和戏曲创作进入一个全面繁荣兴盛的时期。经济上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因唐太宗贞观元年(627)，25岁的和尚玄奘天竺(印度)徒步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伟大大文学巨著。

自从河南河北被叛军占领以后，杜甫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流离失所，四处奔波，无安宁之日。逃荒到四川后，写出的一首又一首的诗总是那么悲伤，只因不能归家。

这天，杜甫正在唉声叹气，愁眉不展，烛光正映着他思乡的面容。此时却听到剑门关外锣鼓喧天，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便想出门一探究竟。他见到一个路人，便问：“这是怎么了？为何如此热闹？”只见那人笑逐颜开，回答道：“大诗人啊，您还不知道？好消息！我们的官军啊收复了河南河北啊！我们终于可以回家咯！”

杜甫听了后，老泪纵横，打湿了衣裳，浸透了白鬓。可他哪还有心情顾这个呀！他可是等了整整八年啊！如今终于可以回家了！他回头和妻子相拥在一起，泪流满面，孩子也在一旁乐的合不拢嘴。盼了八年的故乡如今终于可以回去了，愁又何在？杜甫欣喜若狂，胡乱地卷起平日珍藏的诗书，此刻，这些在他眼中已然算不了什么了……

他开心的放声高歌，不停地饮酒，不停地笑，和妻子一起向着北方的天空望去，那一碧如洗的天空似乎浮现出了亲人的笑脸，故乡的生活以及自己的快乐。此刻，春光显得格外的明媚，在这大好时光里，他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回到盼望已久的“世外桃源”。

终于，他们踏上了归途。路边的桃花大朵大朵地绽放着，如一只只蝴蝶陪伴他们回到故乡，阳光展开了笑脸，照耀着一切，也照耀着杜甫快乐的脸庞。能回到故乡，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好啊！

从巴峡顺流而下，穿越了巫峡来到了襄阳，从襄阳直奔洛阳而去。回家的路程如此漫长，但什么也动摇不了那颗如盤石一样坚定的归乡之心。

杜甫凝望着远处，两行清泪顺面而下，随即吟出这首脍炙人口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兴到衰的转折点。主要是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引起的。安史之乱是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自唐玄宗十四年(755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前后八年之久。这次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矛盾所促成的，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力的矛盾。话说杨贵妃美若天仙，如花似玉，一倾国倾城之貌迷倒了唐明皇，唐明皇整天都把心思花在杨贵妃身上。根本无心理政，使得安禄山和史思明有机可乘，将一些地方夺了去，准备造反。唐明皇这才意识到李唐江山不保，才开始忙于朝政，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安史两人已兵戎相见，唐明皇见大事不妙，便带着他的家眷落荒而逃，朝廷中的大臣劝皇上说：“红颜祸水，若是皇上您不沉迷于美色，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陛下还是让娘娘自行了断了甫是唐朝的的大臣，在朝中听说河南河北被收复了，回到家，欣喜若狂地对吧”。唐明皇难舍难分，迫不得家人们说这个好消息，原来，已，赐给杨贵妃白绫一匹，自行了断。从此，唐明皇专心朝政，不久之后，便把河南河北等地收复了回来。杜甫是唐朝的大臣，在朝中听说河南河北被收复了，欣喜若狂地对家人说。原来，连家人们都知道了这个好消息。杜甫说：“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乡了，我们先从巴峡穿过巫峡，再从襄阳向洛阳”!杜甫随兴而来，作下了这首豪放无比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首诗充分表达了杜甫的爱国之情，被誉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

吴承恩生活在明代的中后期，历经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五个朝代。明朝中后期的社会情况与开国之初有很大的不同，政治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并日趋尖锐 ;思想文化上启蒙思想兴起，人性解放思潮高涨，市民文学日益蓬勃发展，小说和戏曲创作进入一个全面繁荣兴盛的时期。经济上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因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25岁的和尚玄奘天竺(印度)徒步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汉族民间广为流传。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汉族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伟大的文学巨著。

此词是李清照前期的作品，当作于婚后不久。题名为元人伊世珍作的《琅嬛记》引《外传》云：“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而现代词学家王仲闻编著的《李清照集校注》卷一提出了不同意见：“清照适赵明诚时，两家俱在东京，明诚正为太学生，无负笈远游事。此则所云，显非事实。而李清照之父称为李翁，一似不知其名者，尤见芜陋。《琅嬛记》乃伪书，不足据。”

根据李清照带有自传性的《金石录后序》所言，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李清照嫁与赵明诚，婚后伉俪之情甚笃，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而后其父李格非在党争中蒙冤，李清照亦受到株连，被迫还乡，与丈夫时有别离。这不免勾起她的许多思念之情，写下了多首词篇，这首《一剪梅》是其中的代表作。

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一朵朵白云飘荡着，阳光透过云层，射向大地，大地仿佛一派勃勃生机。

在庭院的小屋里，杜甫坐在书桌前，手托着下巴，自言自语道：“唉！这七年多的安史之乱不知何时才能停止，唉！”他又叹了一口气，无奈的摇了摇头，顺手拿起一本书，翻翻看看。

“杜兄，大好消息，大好消息……”隔窗地王兄大声喊道。他直奔进屋子，气喘吁吁地说道：“杜兄，好消息，府衙……府衙门前贴出安民告示啦”“什么？王兄，你慢点说。”杜甫站起身来，对王兄说道。“安史之乱终于结束啦。”“这……这是真的吗？”端茶进屋的的夫人惊讶地问道。杜甫听了，激动之情如潮水般涌上心头，顿时，眼眶湿润了，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撒满了衣裳，手中的诗书胡乱地卷了卷，高兴地简直要发狂。老伴把孩子们叫了过来，把这一喜讯告诉他们，他们听了，喜出望外，欣喜若狂地抱着妈妈地脖子，高兴地说道：“我们可以回家乡咯！我们可以回家乡咯……”一个不寻常地消息，带给杜甫一家无比开心的一天。

杜甫一家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计划着返乡的路程。杜甫取出地图，小心翼翼地铺张开来。老伴看了看地图，问道：“这路线哪条最近呀？”杜甫注视着地图，一会，他摸着胡须，有富有诗意地说道：“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又摸了摸胡须，笑得更灿烂了，好像到了一路上，风景秀丽。天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嵌着丝丝如絮的白云，江的四周种满了柳树，细细长长的柳树密密的垂着……在这春天美丽的景物的陪伴下，杜甫一家纵情高歌，畅饮美酒，真是有“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呀！杜甫又回过神来，他笑容可掬地走到书桌旁，挥动着毛笔，认真地写着……

作者： 王浩然

剑门关外忽然听说王朝的军队要把蓟北收回去了，他们终于要安全了，终于要过上平平安安，没有战争，没有战争的生活了。杜甫刚刚听说的时候，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高兴！杜甫鼻涕一把，泪一把，都蹭到了衣服上，这时的他，心里肯定在想：啊！真是太好了！我和我的妻子终于可以过上太平的生活了。

回到了家里，以前杜甫的妻子，都非常的发愁，因为她担心战争会夺取她家人的性命，杜甫打算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自己的妻子，让妻子好好高兴高兴，不在让妻子发愁了。杜甫刚刚回到了家里，还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妻子，可是妻子的脸上早已没了当时的样子，而是非常非常高兴的，杜甫心想：原来自己的妻子早已知道了呀。

没有了战乱，自己的心也就平静了下来，现在，他白天唱歌的时候，肯定要喝上几口小酒，因为，他心里非常的高兴，再也不用担心自己家人的危险了！喝着喝着，杜甫渐渐地喝醉了，他想到了春天来了，万物复苏了，人们非常的开心，春天的景色也非常的迷人！

而这时，杜甫的灵魂已经出发了，然后，他的灵魂又从襄阳到达了洛阳！

唐代诗人杜甫因战乱远别故乡，正流寓梓州时，忽然从剑外传来一个喜讯：

“蓟北被收复了！”

听到此消息，杜甫先是一愣，以为是哪个儿童说的玩笑话，便没有在意。这时，有人敲门，杜甫打开门，看到的却是邻居兴奋不已的表情。他十分纳闷，难不成是邻居儿子考上状元了？不等他发问，邻居便激动地开口道：“蓟北收复了！蓟北收复了！”见杜甫不相信，邻居再一次开口道：“真的，蓟北被收复了，咱们又能回故乡了！”杜甫在确认自己没有听错后，马上瞪大了双眼，随即激动地哭了起来，鼻涕眼泪弄得满衣裳都是。他本想马上告诉妻子和儿子这个喜讯，却发现妻子和儿子早已知道了消息，和他一样，也在痛哭流涕。这时，儿子忽然叫道：“都收复了，我们赶快回去吧！赶快回去吧！”杜甫并未因为儿子说话不礼貌而批评儿子，反而抱起他，又亲又吻。妻子慌慌忙忙地把诗书卷轴都整理好，使杜甫高兴地好像要发狂。白天的时候，他要高声唱歌，向全世界报告喜讯；还要拿起酒杯痛饮，把自己的喜悦之情发泄出来。在春天的鸟语花香里，和妻子儿子一起走在返乡途中，多么快乐啊！马上从巴峡走到巫峡，便立刻下了襄阳，向洛阳前进着。

奥威尔的一生及写作都与政治紧密相联，在后来总结自己的写作时，他坦然承认“过去的全部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把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为何写作》)。奥威尔时常流露出一种政治上的幼稚特点，经常凭冲动行事，他的一生在政治上也有过曲折的发展道路，会根据自己的认识修正自己政治观，所依据的是自己的良知。

出生在殖民地小官员家庭的他从小可以说是个帝国主义者，小学时，他写过充满帝国主义色彩的诗歌，从著名的伊顿中学毕业后，更是当上了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殖民地警察，但是短暂的警察生涯把他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的反对者，让他毅然辞去这份薪水不薄的工作。

在社会底层和接近底层的状况下生活了几年后，最终他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却仍对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运动保留自己的看法，并不惮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良知出发，对社会公正有着执著追求的人，用他的传记作者杰弗里·迈耶斯的话来总结就是：“奥威尔在一个人心浮动、信仰不再的时代写作，为社会正义斗争过，并且相信最根本的，是要拥有个人及政治上的正直品质。”

奥威尔写作《动物农场》以及后来的《一九八四》并非偶然，1937年，他从西班牙内战战场归来，让他的写作有了新目标。(“西班牙内战和 1936年至1937年间所发生的事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奥威尔1936年底去西班牙参战，本来是为了保卫共和政府所代表的民主政体，却目睹了左派内部的生死斗争。

奥威尔死里逃生从西班牙回来，对苏联所控制的西班牙共和派表面上代表进步、民主，却进行政治及人身迫害、思想控制的种种做法感到愤慨，后来也写了不少文章来揭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西方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对苏联抱以希望时，奥威尔通过自身经历以及对苏联的大清洗等一系列事件的了解，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之本质有了自己的判断。以童话形式写成的《动物农场》便是这种思想推动下的产物。

这首《题临安邸》系南宋淳熙时士人林升所作，此为写在南宋皇都临安的一家旅舍墙壁上，是一首古代的“墙头诗”，疑原无题，此题为后人所加。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人攻陷北宋首都汴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中原国土全被金人侵占。赵构逃到江南，在临安即位，史称南宋。南宋小朝廷并没有接受北宋亡国的惨痛教训而发愤图强，当政者不思收复中原失地，只求苟且偏安，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迫害岳飞等爱国人士;政治上腐败无能，达官显贵一味纵情声色，寻欢作乐。南宋绍兴二年(1132)，宋高宗赵构第二次回到杭州，这水光山色冠绝东南的“人间天堂”被他看中了，有终焉之志，于是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商人，在以屈辱换得苟安之下，大修楼堂馆所，建明堂，修太庙，宫殿楼观一时兴起，达官显宦、富商大贾也相继经营宅第，壮大这“帝王之居”，并大肆歌舞享乐，沉沦于奢侈糜烂的腐朽生活中，致西湖有“销金锅”之号。几十年中，把临时苟安的杭州当作北宋的汴州(今河南开封)，成了这班寄生虫们的安乐窝。这首诗就是针对这种黑暗现实而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