甩掉

为什么那么多的老工匠不愿承担将钻石割开的工作?是他们的经验和技术不过关吗?当然不是，要知道他们可都是“老切割师”;为什么那位年轻工匠很快就把钻石一分为二?是他的经验和技术无与伦比吗?当然不是，否则他在切割时也用不着师傅在一旁指导。那么原因究竟何在?材料中老切割师的话道出了真谛——要有经验和技术，更要有勇气，不去想价值的事，手自然不会发抖。

是的，切割一块价值不菲的钻石，要使其价值成倍增长，即便有足够的经验和再高的技术，如果顾虑重重，老是想着失败所造成的巨大损失，那么内心自然怯弱，不但不敢下手，而且下手也可能失败。相反，如果放下“利益”的包袱，大胆果断的出手，往往能够取得成功。

其实，不仅仅是切割钻石如此，生活中做任何事情都是如此。

就在高考前夕的法网赛事当中，曾经夺过此项赛事冠军、目前排名世界第六的“中国一姐”李娜止步于第二轮比赛，惨遭淘汰。论李娜的技术和经验，那自然是堪称一流，毋庸置疑，那为什么会被早早淘汰出局呢?原因就在于她心里想得太多，太想赢下比赛，从而思想上有了包袱，内心产生了巨大压力，在比赛中放不开手脚缺乏勇气和自信，以致最终遗憾出局。李娜的失利，不正表明心存顾虑、缺乏勇气会带来严重后果吗?

令国人屡屡失望的中国男足，其经验和技术虽不能与欧美强队同日而语，但在亚洲足以与任何一支队伍抗衡。可是每逢重大比赛，总是怀着想赢怕输的心理，背着沉重的包袱，缺乏必胜的信念和勇气，发挥不出应有的水平，以致于面对一些弱队也总是屡战屡败，最终沦为了亚洲二、三流球队之列。这也不正表明心存顾虑、缺乏勇气的严重危害吗?

伦敦奥运会上伤退的刘翔，九二年代在“友好运动会”上伤残的桑兰，也无不是因为缺乏抛却顾虑的勇气，甩不掉“利益”的包袱所致。

体育界如此，其他各行各业也是如此。

拿教育界来说，目前我国的教育严重偏离了方向，虽然国家提倡素质教育，全面培养人才，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为了追求升学率，绝大多数学校却是只注重对学生智育的培养，不敢把德育、体育等放在与智育同等的位置上。这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功利思想，直接导致我们的教育只是培养出一些做题的机器、考试的工具，造成人才的大量浪费，使得我国的人口综合素质越来越低。这难道又不是没有勇气、看重“价值”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在政界，一些官员因循守旧、思想保守，面对社会的迅猛发展，面对改革大潮的汹涌勃发，不愿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有所作为，不敢把步子迈得大一些，老想走复古的老路，生怕一不小心破坏稳定繁荣的大好局面。殊不知这种不能顺应历史潮流，违背历史规律的不作为的保守思想，往往使得社会止步不前，各项事业得不到进一步发展，人民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失。这些官员的所作所为，不正等同于面对可以增值的钻石却不敢去切割的老工匠们的所作所为?

与此相反，那些勇于进取，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不为“利益”包袱所困的人，往往会取得辉煌的成就。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研制杂交水稻的过程中，国内外普遍认为他在干一件异想天开的事情，都等着看他失败后的笑话。可是袁隆平全然不顾忌这些，他勇于探索，不辞辛苦，整日埋头于田间垄头，把自己的奖金分给下属激励他们搞研究，终于研制培育出高产量的籼稻，解决了全世界不少人的温饱问题，让那些看他笑话的人顿然哑口无言。假如袁隆平害怕自己研究失败而遭别人笑话，岂能有如此重大成果?

居里夫人，凭着对科学事业的高度热爱，勇于进取，决心从矿渣中提取镭。这项工作十分繁重，相当困难，连她的丈夫也担心她不但难以成功，甚至身体健康也会受到极大损害，而她却不以为然，充满自信，勇敢顽强地展开艰苦的劳动，终于从8吨矿渣中提取出1克镭，创造出科学上的奇迹。假如居里夫人怕自己的身体受损，岂能有如此成果?

发明炸药的诺贝尔，为了减轻采矿工人繁重的劳动之苦，亲自在炸药爆炸现场搞试验。许多人担心他的生命危险，可他从来不去想这些，而是勇敢地投入到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当中，最后一次试验，他被炸得遍体鳞伤，却兴奋地从烟雾中爬出来高喊：“我成功了，成功了!”假使诺贝尔顾忌自己的生命危险，放弃研究，岂能最终将炸药研制成功?

由此也想到我们身在考场的高考学生，面对如此重大、决定个人命运的考试，千万不能有畏惧心理，一味地想着考试以后的事情，生怕自己名落孙山。如此一来，心里承受着巨大的负担，内心怎能不紧张，怎能在考场上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可见，做任何事情，都要抛弃种种顾虑，甩掉无谓的包袱，勇于担当，坦然面对，方有成功的机会。那些在做某种事情之前就顾虑重重，计较得失，背着沉重思想包袱的人，恐怕一辈子都难以做成一件事。我们每一个人，要想有一番成就，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我们都在走向那片值得播种与收获的人生田地，因而也都会陷入因道路泥泞、田埂湿滑而难以前行的困境，其实，最终阻碍我们的，并不是肩上负担的沉重，或是我们自身力量的弱小，而往往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些因害怕摔倒而弄脏衣服的重重顾虑。

其实何必呢?何必过分纠结于那些尚未来到甚至根本不存在的顾虑呢?我们应该做的，是在挑起担子时就已摆脱了外衣和鞋袜的干扰，摒弃了思想上的包袱的累赘，只顾一意向前。无忧无虑，方能尽心尽力。

我们要追求无忧无虑的奋斗，这不是放任欢乐与无知的潮水漫过人生情感的大堤，而是要我们轻装简行，以赢得追逐梦想的主动权。我们放弃那些庸俗的顾虑，是为了播种充满智慧的思想;我们踢开那些无谓的烦恼，是为了树立富有意义的目标;我们摒除那些悲伤的幻想，是为了最终用快乐填满行囊，一切的一切，看似是无理智的抛弃，实则是有选择的收获。我们会因为无忧无虑而尽心尽力，因为尽心尽力而无怨无悔，因为无怨无悔而成人成事。 所有，三毛在《橄榄树》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真正的英雄理应不问出处，不念前缘，而只执着于梦想的光焰万丈。所以，璇玑姑娘把这样的箴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莫思前缘，莫参空禅，莫问不问，莫求尽善。执此一念，独守人间。真正的智者理应心无旁骛，不惹尘埃，而只坚定于面前的路远山高。所以，卡夫卡这样阐述自己对痛苦的理解：此生的痛苦不是生命本身，而是那种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惧引起我们的自我折磨。真正的勇者理应无所畏惧，斩断邪妄，而只镇守着心田的生机繁茂。 而我们，纵不能坚毅如斯，不敢无畏如斯，也至少，要拾起自己初涉人世时那份敢想敢做，敢作敢当的心气，要让臆断的不可能在梦想的高贵前俯首称臣。有所爱，然后才能像王世襄一样丢弃政治斗争的顾忌，在湖北咸宁干校里潜心采花摘菇，研究玩的学问，有所志，然后才能像史铁生一样放下身体残缺的困挠，在仿佛等了几百年的地坛里扶轮问路，写下全新的人生。因为放下了顾虑，放下了担忧，他们与我们，都有可能以尽心尽力的奋斗修得前途坦荡、大道光明。

心田在前，重担在肩，有所舍弃，方能一往无前;无忧无虑，方能尽心尽力，成其高远。

想要快乐，就请你甩掉多余的忧虑，想要开心就甩掉多余的忧虑，想要轻松生活，就要甩掉多余的忧虑。

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人生有巅峰也有谷底，我们常常因为逆境或低谷而垂头丧气。这个忧虑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坏处，以前，我经历过很多忧虑的事情，忧虑会让我们的心情很低落，让我们无法去投入到新的学习和新的生活当中去，而且当我们忧虑的时候，会失去很多的时间，当我们在感叹失去太阳的时候，我们也将失去月亮。活在当下，因为只有当下的感觉是真实的。我们的思想却总是不是在过去就是在未来，很少是当下这一刻的关注，但我们的身体和呼吸却永远是当下。所以不必去思考和忧虑以后的事情，只感受当下自己的真实感受!

我们也常常为将来的工作和生活忧虑，担心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好的工作，无法养活自己。当然，这些忧虑和担心有用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担心给变成动力，好好的学习，找到好工作。不过，我们也不用忧虑太多，现在考大学，不一定是惟一的出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勤劳、能干，你就可以成就一番大的事业。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是只想很多忧虑事情，就会没有精力去做快乐的事情，去感受快乐的滋味。人只有一个大脑，如果你只想忧虑的事情，你的大脑就会很混乱，无法无面对该做的和要做的事情。

所以，人们一定都要甩掉忧虑，因为那样，你才能快快乐乐、轻轻松松的度过每一天，要不甩掉忧虑的话，你就只好背着这些沉重的“大包袱”度过本该快乐度过的一生!

一位哲人说:"你的心态就是你真正的主人"。­

一位伟人说：“要么你去驾驭生命，要么是生命驾驭你。你的心态决定谁是坐骑谁是骑师”。­

一位艺术家说：“你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扩展它的宽度;你不能改变天气，但你可以左右自己的心情;

你不可以控制环境，但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

佛说：物随心转，境由心造，烦恼皆由心生。­

狄更斯说：一个健全的心态比一百种智慧更有力量。­

爱默生说：一个朝着自己目标永远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给他让路。

一天，一位睿智的教师与他年轻的学生一起在森林里散步。教师突然停了下来，并仔细看看身边的四株植物：第一株植物是一颗刚刚冒出土的幼苗;第二株植物已经算得上挺拔的小树苗了，它的根牢牢地盘踞到了肥沃的土壤中;第三株植物已然枝叶茂盛，差不多与年轻学生一样高大了;第四株植物是一颗巨大的橡树，年轻学生几乎看不到它的树冠。

老师指着第一株植物对他的年轻学生说：“把它拔起来。”年轻学生用手指轻松地拔出了幼苗。

“现在，拔出第二株植物。”

年轻学生听从老师的吩咐，略加力量，便将树苗连根拔起。最后，树木终于倒在了筋疲力尽的年轻学生的脚下。

“好的，”老教师接着说道，“去试一试那棵橡树吧。”

年轻学生抬头看了看眼前巨大的橡树，想到自己刚才拔那棵小得多的树木时已然筋疲力尽，所以他拒绝了教师的提议，甚至没有去做任何尝试。

“我的孩子，”老师叹了一口气说道，“你的举动恰恰告诉你，习惯对生活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啊!”

在我的成长经历中，有着许许多多的烦恼，其中，最令我烦恼的，还是那星期六不能休息的的烦恼。

“叮铃铃”，一阵急促的闹铃把我叫醒了，我看了看日历，原来今天是星期六，不用上学，于是我就倒下去继续睡。过了一会儿，我又重返睡梦中了。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正当我睡的香甜时，一只手把我从睡梦中拉回现实。“快起床！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原来是妈妈，我对她说：“今天是星期六，起那么早干嘛？”她生气地说：“你忘了？今天是星期六，你还要上兴趣班呢。”我猛然清醒，急忙去洗脸刷牙，洗完后，我连早餐也顾不上吃了，就背起书包上兴趣班了。

我坐着公交车来到了兴趣班门前，我急忙跑进去，但是还是晚了一步，我迟到了。我满脸惭愧的站在老师面前，撒了个谎，说：“老师，路上堵车了，所以我才来得这么晚。”老师说：“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去一旁站着！”这时，我只得乖乖的受罚。听着老师百般无聊的话语，还要“坚持”那么长的时间，我顿时懵了。

下课后，我本来以为可以回家了，但是老师还要留我们下来补课，没办法，只好听从老师的安排。

补完课后，我想：我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但是老师又布置一大堆的作业。唉，我既要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又要完成兴趣班给我的“慰问”，我的心里仿佛有一座又一座的高山，根本爬不过去。

上了一个学期的兴趣班，虽然很累，但是成绩也有所提高。我觉得，面对这样的烦恼，应该换一种角度、心态去面对。让它不再是烦恼！

[甩掉“烦恼”作文

随着年级的升高，学习压力越来越大，作业负担也越来越重。每天都要坐在写字台前埋头写个不停。妈妈走过来说：“你们老师也真是的，怎么留这么多的作业。”我没有当回事，还是继续埋头写着。

后来班里的一位同学写了一篇作文，说出了同学们的新生。老师也同意了给我们“减负”。所以我在下午放学后，到了家里，刚想打开书包写作业。可又想一会儿再写吧，反正作业也不多，我就放下书包去找同学玩了。晚上回到家才想起写作业来。弟弟跑了过来，笑着对我说：“姐姐，我看你应该属猫，而且还是夜猫。”我知道弟弟的话里的含义，也没有着急。逗趣地问他：“为什么呢？”“因为你爱熬呀。”

第二天，我还是没有吸取教训，依旧把作业推迟到了晚上。弟弟这回可来了精神。“夜猫，我把你的新绰号也传传好了。”我后悔地说：“完了，臭名远扬 了”可心里又想，我要改掉这个臭毛病，改不了这个毛病我誓不为人！于是我就写了许多字条提醒自己。妈妈看见了说：“如果你下定决心改掉一个毛病，就一定会成功。但是，你不诚心诚意，效果只能适得其反。”

就这样，我时刻提醒自己每天去认真完成作业。现在，我不仅甩掉了“夜猫”的称号，还懂得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句话的真正含义。（2007、12、18）

……

[得 甩掉了夜猫的称号的初中作文

一天，一位睿智的教师与他年轻的学生一起在森林里散步。教师突然停了下来，并仔细看看身边的四株植物：第一株植物是一颗刚刚冒出土的幼苗；第二株植物已经算得上挺拔的小树苗了，它的根牢牢地盘踞到了肥沃的土壤中；第三株植物已然枝叶茂盛，差不多与年轻学生一样高大了；第四株植物是一颗巨大的橡树，年轻学生几乎看不到它的树冠。

老师指着第一株植物对他的年轻学生说：“把它拔起来。”年轻学生用手指轻松地拔出了幼苗。

“现在，拔出第二株植物。”

年轻学生听从老师的吩咐，略加力量，便将树苗连根拔起。最后，树木终于倒在了筋疲力尽的年轻学生的脚下。

“好的，”老教师接着说道，“去试一试那棵橡树吧。”

年轻学生抬头看了看眼前巨大的橡树，想到自己刚才拔那棵小得多的树木时已然筋疲力尽，所以他拒绝了教师的提议，甚至没有去做任何尝试。

“我的孩子，”老师叹了一口气说道，“你的举动恰恰告诉你，习惯对生活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啊！”

我是一个非常粗心的人。因为粗心，丢三落四，我失去了许多得到100分的机会。如："太阳"写成"大阳"、“699”写成“966”、“美丽的海洋世界”写成“美丽海洋世界”，因为这样，同学们给我取了个外号“小马虎”。直到发生一件事。

有一天，我的朋友邵蓉借走了我的自动笔。过了几天，我去找她要，她却说当天就还我了，我坚持说没还，因此我们大吵了一架。见了面谁也不理谁，好朋友成了冤家对头。又过了几天，我收拾书包的时候，突然看到我的自动笔完好无损的躺在书包的夹层里，原来，下了数学课后，匆匆忙忙赶去上体育课，随手把邵蓉还给我的笔放到书包的夹层里了。我看了以后想：小马虎啊，小马虎，你可把我害惨了，我决定和你绝交！要想和小马虎绝交，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小马虎就像一个影子，紧紧地跟在我的身边，一不小心就会让它钻空子。我左思右想，想出来了一个好办法，我在台灯、文具盒、书桌等地方都写上“认真”二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注意。我的小马虎朋友大概看出我不喜欢它，慢慢的，也就离我远了。

从此，我做任何事都认认真真，我终于甩掉了“小马虎”，作业也经常能得到100分了。

很多人习惯用自己的过去来否定自己的现在甚至未来，却不知道“只有一直向前走，才能把影子甩在身后。”

过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抓住它只会使自己更加痛苦，放过它，更是放过自己。人若是一直活在过去黑暗的世界里，那么他的未来也不会看见黎明的曙光。

在生活中，有很多人因为自己的过去，而丧失了对未来美好的信心。像曾经做错事而被送去公安局坐监狱的人，等出来以后再次步入社会，去找工作准备重新生活时，在找工作过程中会因自己不堪的过去而影响自己，让自己身上多了个污点，从而得到一份工作变得很难，有的人因为不能忍受过去做错事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变得自暴自弃，再次走向歧途。然而有的人坚定自己的信念，准备重新开始，就会敢于直视自己的过去，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和信心。

过去虽然能影响现在，却不能决定未来。

若我们一味的习惯用自己的过去来衡量现在的自己，会使自己的人生变得很失败，也会使自己更加痛苦。

作为学生，高中的生活将决定我们人生的成败。步入高中以后，随着科目的增加再加上内容的复杂会使原本在初中学习成绩比较优异的学生因不适应高中学习，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因而使自己在高中的成绩直线下滑。这时，会因为初中优异的成绩和高中成绩造成强大的反差，从而影响我们学习的信心，变得心情低落，从而影响了未来的学习生活。若我们不去拿过去和现在对比，而是积极的分析原因，争取下一次进步，会促进我们学习的信心，为我们学习提供动力，从而有利于我们学习成绩的进步。

不去想自己过去是辉煌的，还是不堪的至少都和自己现在和未来没关系。我们只有把握好自己的现在，争取做好现在自己应该做的事才是我们应该去想的。

当我们痛苦时要想这痛苦不是永恒的，当我们快乐时要想这快乐不是永恒的。无论在何时我们都要保持一颗平衡、积极的心态，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向前看、向前走。

只有一直向前走才能脱离过去，把握好现在为自己美好的未来努力，奋斗。影子是黑的，可怕的不是黑，而是没有走出黑的勇气。

干农活的年轻人在溜滑的田埂上走了没几步，就心跳加速，不知所措地站着。然而，他把外衣、鞋子一脱，便能快速地走过田埂。并不是外衣有多重，而是外衣使他心存顾虑，不敢前行。现实生活中，我们本可以完成很多事情，由于心存多余的顾虑，我们便会固步自封。只要去除多余的顾虑，我们就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完美。

甩掉多余的顾虑，有时候可能会创造出惊人的奇迹。项羽因一场巨鹿之战而威名远扬。他在这一场战役中正是甩掉多余的顾虑的典范。巨鹿之战前，秦国大将章邯所向披靡，项羽手下的士兵对章邯非常畏惧，面对如此情况，项羽做了个惊人之举，把烧饭的锅打烂，过河的船凿沉，只给士兵三天的干粮，让士兵没有顾虑，为活命而战。士兵被激发出以一当百的斗志，最终取得了巨鹿大捷，这就是耳熟能详的“破釜沉舟”的典故。如果当时项羽给士兵留足退路，那么，他的士兵可能惧怕秦军，或降或逃，甚至历史有可能改写。危难时刻，甩掉多余的顾虑，能激发人内心蕴藏的巨大能量，并使其发挥出来，战胜一切。

曾轰动一时的“小悦悦事件”中，多余的顾虑导致悲剧的发生，实在令人遗憾。当小悦悦幼小的身躯被无情的小汽车碾压两次时，途中有十八个路人经过，可是无一人伸出援助之手，只有第十九个路人——拾荒的阿婆陈贤妹把小悦悦抱向一边。前十八个路人受到前几年彭宇案的影响，心存多余的顾虑，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而延误了救人的最佳时机，最终小悦悦重伤不治身亡。如果那十八个路人甩掉这些多余的顾虑，勇敢地上前救人，“小悦悦事件”又怎么会是此悲惨的结局呢？

甩掉多余的顾虑，多做些有意的事，生活将更美好，人与人之间将更和谐。扶一扶年迈的老人过马路，帮助一下迷路的小孩找妈妈，在公车上让座等等。这些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举手之劳的事情。如果心有有多余的顾虑，就会犹豫不决，最终漠然视之，人与人之间就会冷漠。如果一个人老是生活在人情泠漠的世界里，那么，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

甩掉多余的顾虑，我们的生活才会更美好，我们的人生才会更充实，社会才会更和谐！

现实生活中，成功往往源自于拥有纯正的意志。这就需要我们做事排除杂念，心无旁骛，甩掉那些束缚我们前进的“包裹”。

晋代隐者陶渊明，厌倦了红尘中的生活，隐居于田园之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享受心灵的安宁。他甩掉了“世俗”这个包裹，几乎斩光了与自己先前的联系，活的好不自在。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甩掉了“环境艰难，挫折不断”等包裹，成功培育出了杂交水稻，造福了亿万人类，被世人所赞扬。他们都勇敢地甩掉了包裹，一心致力于自己的所思，所爱，所愿，获得了自己的幸福。

而有些人做事拖泥带水，举棋不定。那些“包裹”紧紧的束缚了他们，让他们前进越来越慢，最终停在原地，陷入了泥淖之中。

甩掉包裹，需要勇气。意味着你从原先被层层束缚的皮囊中挣脱出来。“每一只蝴蝶都要学会扑过天涯”。只有升华才能使自己更加优秀，更加完善。陶渊明和袁隆平为了自己所爱的事业和生活，勇敢的抛弃了直接身上的包裹。只是一种勇气，也更是一种选择，意味着你要克服沿途的艰险，用背影来承受世人的嘲笑和不理解。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但在路的尽头，有芬芳的花儿去采撷。

但是甩掉包裹不是鲁莽的斩断自己身上的联系，不是逃脱责任。而是在有条件的允许和情况的需要下，适当的做出取舍，以一种明智的、全面的角度去看待。一味的甩掉包裹，不考虑他人，是一种懦弱的表现，是不负责。真正的强者，是敢于担当责任，善于抓住时机，做出取舍的人。

而我们现在的高中生，放在第一位的是学业。这就需要我们一心一意的扑在学习上，排出心中的杂念，以一种认真的、严谨的态度对待它，只有这样，才能学有所成。

甩掉包裹，是一种勇气。可以让自己更明智，更成熟。甩掉包裹，更加体现一个人的担当与责任。我们做事要总览全局，更理性的对待，这样才能获益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