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

【分析】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林增平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得到如同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历史条件，因而发展微弱。近代资本缺乏原来的手工工场作为发展的基础，中国新兴的近代企业，绝大部分是从无到有，把西方已有的企业成套地移植过来的。”

李新认为：“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主要不是在手工工场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促使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后，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由手工业工场主投资兴办近代工业或是在手工工场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机器生产的为数极少。”

吴承明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西方移植来的，中国近代工业的建立与资本主义萌芽有一定的延续继承关系……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上海发昌机器厂，原来也是一家工场手工业。”他承认有些传统手工业在鸦片战争之后，受到帝国主义商品侵略的破坏。但他强调说，这种破坏是被夸大了。其实这种破坏，主要是在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农村家庭手工业方面，而不是在独立手工业方面。在清代前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丝两个行业在鸦片战争后被外国商品代替了，其余都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它们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主流。

【点评】在我们通常的认知中，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资本主义不是继承的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阻断了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欧风美雨”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有两种作用：一是破坏，它在使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中，也毁掉了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二是促进，它在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包括市场、劳动力和资金。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的商品大量涌入中国，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商品输入量激增。由于西方使用大机器生产，其商品价格非常低廉，农民就出卖粮食、棉花等农产品，买回自己所需要的布匹或其他手工业品，这样在全国就出现了专门生产粮食、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地区。同时，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和洋务派企业的利润，又吸引人们投资于近代企业，这就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提供了资金。另外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创办时所用的机器设备甚至于原料都是从外国进口的，技术方面也仰仗于外国。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是“欧风美雨”的产物。但是在具体的答题过程中，要看清材料观点，按照材料要求答题，而不能想当然。

虽然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三位社会学的奠基者都是对基本上同一时期(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初)“现代性”作出诊断，但他们思想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者十分重视经济层面的因素对人类历史发展、社会生活组织和形式等的影响，于是“资本主义”浮现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涂尔干则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出发，将分析的焦点放在了工业主义上;韦伯也讲“资本主义”，“然而在韦伯的意义上，‘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笔下的同一个概念有明显的区别”(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0页)，韦伯更为关注“理性化”(rational)，“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西方形态的独特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第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与马克思一样，韦伯也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韦伯却认为，“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的依赖于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第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马克斯·韦伯所做的工作是进行如布迪厄所说的“心理—表象”式的分析(皮埃尔·布迪厄《再生产》，13页)，也就是说，韦伯的社会学研究是受这个问题支配的：宗教观念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各种社会的经济行为(《社会学主要思潮》雷蒙·阿隆，357页)。为这个问题，韦伯必须论证资本主义精神与西方宗教伦理在影响经济行为(无论是个人的活是社会性的)的一致性。事实上，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的论述中心就在于此。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一开始，通过宗教归属与职业群体之间的关系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在拥有和领导资本主义企业方面……都有新教徒在数量上超过天主教徒的倾向”(《社会行动的结构》塔尔科塔·帕森斯，570，译林出版社)，这个至少为韦伯指出了它所研究的问题的方向。我们在后面就可以看到，韦伯在对加尔文宗派(新教派代表)等诸禁欲伦理派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论证方面作了极为大量的工作。

他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是以表现在欧洲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中的“资本主义精神”为支柱，这种精神是西方理性主义长期发展的结果;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关系。但是为“资本主义精神”下定义是件困难的事，因为这个概念所代表是在历史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复合体，因此，这个概念的最后的完善形式就不能是在这种考察的开端，而必须是在考察之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篇第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所以，韦伯采取的措施是，通过对富兰克林、雅各布·福格观念的对比，标明富兰克林“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是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表现(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不在这里引用富兰克林和雅各布"福格的观点，具体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12页)。

韦伯认为，“事实上，这种伦理(指富兰克林的观点)所宣扬的至善 ——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搀在其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12页)在这里其实包含着几方面的含义。首先，用韦伯的话来说，“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这种对我们所认为的自然关系的颠倒，从一种素朴的观点来看是极其非理性的，但它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显然，这种把获利作为人生的目标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或基础原则，在其他社会(未受资本主义影响)是不会存在的。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是具“资本主义精神”的商人行为或观念的“矛盾律”(这里的“矛盾律”只是作为表现一种状态两种相反的现象，并无逻辑上那种必然的“非A即B”)。在这方面，随着研究的推进，韦伯把他研究的观念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同新教的诸禁欲派别的伦理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矛盾律”，主要和韦伯所提到的“天职观”(Beruf)有很紧密地联系。

那么，在这里就必须对新教派(本文以加尔文宗为代表)的宗教伦理做一些交待。加尔文宗是宗教改革中影响比较大的新教教派。加尔文宗曾经在宗教改革中提出了有广泛影响的“预定论”。这样的一个宗教教义的意义体系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⑴一个决对超验的上帝存在，作为世界的统治者和创造者，而且其是唯一的;

⑵不在任何人的理解范围之内，所有的灵魂是否得救、死后是否进入天堂，完全由绝对的上帝预先决定，任何人无法通过任何方式得知自己是否得救;“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了体现上帝的荣耀，一部分人与天使被预先赐予永恒的生命，另一部分则预先注定了永恒的死亡。”(1647年“威斯特敏斯特信纲”，下篇，第四章)

⑶一个人在尘世上存在,“其全部意义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一切造物(当然包括加尔文所深信不疑的事实，即，只有一小部分人被选召而获得永恒的恩宠)，只有一个生存意义，即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

⑷个人尽管预先并不能知道自己是否得救，只有自己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也就是说，自己要博得上帝的青睐。尽管已经预定了“选民”，但个人应使自己配得上“选民”，达到选民的标准。

韦伯在谈到禁欲主义是认为，清教徒就像所有理性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特别是按照清教教给他的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下篇，第四章)。所以，韦伯在解释禁欲主义对资本主义精神作用的历史性起源是指出，“上帝的绝对超验性及 ‘一切和肉体有关的都是堕落’等严酷教义与个人内在的孤独感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清教徒对文化、宗教中一切诉诸感官和情感的成分都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因为这些东西无助于得救，而只能平添些感伤的幻想和偶象崇拜式的迷信”(下篇第四章)。另一方面，加尔文教禁欲主义与中世纪禁欲主义(详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下篇，第四章)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表现在从禁欲向世俗活动的转变。

由此，这里可以将上面提到的“矛盾律”简略的概述一下：狂热的工作与拼命地赚钱积累资本与禁欲主义行为。狂热的工作与拼命地赚钱积累资本表现为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商人们以合理的手段不断获取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商人们赚钱的目的并不在于享乐，而是在于为“神召”的“天职”，即为上帝添加荣光。在德语的 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以及或许更明确地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三章)。就这样，在商人们同一状态或行为的两个方面，构成了积累财富与禁欲进而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动力。在另一层意义上，这也构成了现世与上帝之彼岸的某种衔接。这种衔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矛盾律”的。韦伯指出，“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意愿。”(第五章)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新教的伦理观念至少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对于资本的积累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商人们在世俗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获利的欲望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得以完成。

从个人行动的意义、文化和价值等方面研究社会现象，被称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韦伯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除了应对社会现象作合乎规律的因果分析外，还必须深入地探寻导致特定社会现象出现的个人行动动机，理解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属人的“意义”。从韦伯这种方法论立场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韦伯为什么在“心理-表象”和精神动力方面对资本主义精神作出分析。也就是说，韦伯为什么从宗教伦理的角度来论述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是他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系列研究的最先的著作。关于西方宗教与资本主义的研究之后，他对比研究了其他的有世界性影响的几种宗教(未全部完成)，建立起宗教社会学思想体系。他进一步把新教伦理相联系的经济合理性思想引入对国家、法、政治的研究中，既论证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形式主义法律和官僚制行政管理体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存在实质非理性。

韦伯的这本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著作，引起了诸多的回应。实际上，评价韦伯的这本著作仅从其本身出发是不够的，而在于这本著作所提出的问题，所采取的视角和立场。

前段时间我读了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翻看书的扉页，开篇是导论，通常的作品往往采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直接切入正题。然而这大师终归是大师，谈天说地起来也是信手拈来!科学、史学、人文学、法学、建筑学逐一向读者娓娓道来，而刚进入状态的我却已经有些雾里看花起来。已而没有耐心读下去了，在进行了几次阅读后，我终于坚持看下去了，在看完导论前部分“新教伦理”后，终于进入了主题——“资本主义精神”，作者对资本主义精神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否定了财富的贪欲就是资本主义，或就是资本主义的精神的错误观点。提出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在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所谓多少带点唯物主义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声色享乐中寻找，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

在第一章中，韦伯引用了“新教徒在近代经济生活中拥有较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位”的现状，论述了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

在第二章中，顾名思义韦伯探讨的就是“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引用了大家所熟知的美国前总统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诸多名言，得出最后的结论就是“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观念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即把赚钱纯粹当作目的本身。作者又谈及个人的职业精神——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新教本来只能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加以考虑，即：新教形成了一个先于纯粹理性哲学发展的阶段。

第三章中，作者通过路德所信奉的“履行神意安排给人的特定义务是上帝的专门旨意”得出了路德的职业观念依旧是传统主义的。他所谓的职业是指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须使自己适从的、神所注定的事。同时作者对宗教改革作用进而产生资本主义精神的荒谬教条主义的论点予以了驳斥。提出了本书研究任务是要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

第四章韦伯逐一介绍了历史上禁欲主义新教的四种主要形式：1.加尔文宗;2.虔信派;3.循道派;4.从浸礼运动中分裂出来的一些宗派。受限于本人宗教知识的浅薄，在读到这一章节后，我感到了明显的力不从心，错繁交织的宗教间关系弄得我是云里雾里，一头雾水。印象中只是对加尔文宗还有些许感触，即人死后只有一部分能够得救，其余则被罚入地狱。但这是上帝已经预定好了的，上帝已经选定了哪些人可以得救，哪些人不能得救，而这上帝的选择又是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世俗的善与恶支配。就这一点而言，显然与佛家的“种善因得善果”有所区别。而其他一些虔信派，循道派之类的，我不否认我是通过一些网络媒介进行了学习和了解。

第五章韦伯论述了禁欲主义新教的基本宗教观念与它为日常经济活动所设立的准则之间的联系。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资本主义精神态度的基本要素与清教世俗禁欲主义的内容是相同的。

这本书分析到这里也差不多了，可是个人的知识相对有限，很多书中谈到宗教问题和艰深理论也欠缺相关的背景知识，所以我读起来也感到好吃力。幸而当今的网络如此发达，可以借助它的力量增进自己对该书的理解。比如后来我也了解到韦伯是以精神、思想的因素来解释历史进程的方法，视角新颖而富于启发性，但在根本上却是一种唯心史观。

这本书探讨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新教的各个教派对宗教伦理的发展和探讨，在无形之中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一提到资本主义，很多的人的第一印象，资本主义是如何地恶毒和可恶，不顾一切地追逐金钱利益，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也往往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标签。

然而这本书却告诉我们：追逐金钱利益——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种物欲只会存在于人类本身，一切时代，一切国家成员，无论有无实现欲望的可能，这种欲望都存在。对物质的欲望并不是资本主义，更勿论资本主义精神。

但是资本主义确实是通过连续、合理的商业活动来产生利润并使利润再产生——这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总而言之，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攫取金钱的投机活动，不会放过任何一次盈利的机会。

当然这一切并都不是其利益熏心，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宗教背景和原因。倘若没有合理的资本主义形式，这所有的一切特点都不能有重大的意义，特别是不会有与之结合而产生的现代西方社会结构。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始至终都受到科技发展可能的影响，这与清教徒们对科学采取了青睐的态度是分不开的。毫无疑问，法律和行政机关的建构也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中其重要作用的两点。

尽管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完全依托于理性的技术和法律，但是要实施一些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借助人为的力量。倘若这些理性行为受到了精神因素的阻碍，那么理性经济行动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严重的来自于内部的阻碍。

在印度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利益为何没有起到相同的作用?为何两国的科学、技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发展都没有朝向近代西方所特有的合理化方向发展?

这里面，西方宗教力量所形成的资本主义精神往往是印度和中国所不具备的，往往这看起来容易被人忽略的因素，却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因为正是这些宗教教义的规定，比如劳动、节俭，人们出于对上帝的一种虔诚，把这种宗教的虔诚当作自己的行为，在增加上帝荣耀的同时，促进了财富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资本主义精神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教会失去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控制了，与此相反，另一种新型的控制力取代以前的方法。树立一种从私人空间到公共领域的全方位的行之有效的控制管理。来世观念、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与讲求实际利益的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冲突，两者之间反而存在一种及其密切的关系。因此宗教信仰的内在特质正是回答我们心中疑惑的关键所在。

在谈论英国人时，孟德斯鸠表示：英国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即虔诚、商业、自由。”这种非凡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为何以各种形式渗透入一个群体或集团中与支配他们全部生活的强烈信仰共存，这是作者下面要回答的问题。

资本主义精神

“一定要记住，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钱可以再造金钱，而孳息可以再造孳息，如此这样生生不息。”毫无疑问，这些话出自于杰明·富兰克林，体现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是这并不意味它包含着所有资本主义精神。

富兰克林宣言的并不只是如何发迹，更是一种独特的伦理。它不仅反映了普遍不过的从商精明，更是一种精神气质。在现代经济制度下，只要合法赚钱就是某种能力和职业道德的体现。

事实上，职业道德在近日也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理所当然。职责在资产阶级社会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

资本主义的贪婪一直为人们所诟病的，但是贪婪和对金钱的欲望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是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的。中国封建时期的官员、古罗马的贵族，以及现代的农民的贪欲，毫不逊色于任何人。在任何历史时期，只要是有可能的地方，就一定存在着不受任何伦理道德约束残酷谋取金钱的现象。

事实上，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合乎道德的明确的生活准则，它必须面对的最强大对手就是我们对待新情况、新环境的态度，称为传统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金钱不是驱动一切发展的动力，有时它也会失灵。

不论是工人还是企业家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对经济活动起着推动作用。以合理、系统的方式去追求利润的态度，这种态度最适合资本主义企业的表达。而另外，资本主义精神又给企业注入最适合它的动力。

路德的“职业概念”和世俗的禁欲主义

马丁·路德

“职业”一词，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这种职业思想便形成了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所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并不是要人们经过苦修禁欲主义来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自己在现世中所处地位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这可以算是天职。

这种宗教的成果，不仅体现于此，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理论，完全是宗教改革的产物。

四种禁欲主义的新教形式，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派、浸礼宗诸派这些派系在实际行为中存在巨大差异，但是仍然有相似之处。对禁欲主义的不同理解和看法，为了保持教会的纯洁性，不同的教派进一步分化，当他们对禁欲主义的理解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

禁欲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

在西方社会，劳动历来就是备受推崇的禁欲方法，并且一直发挥着这样的作用。清教徒认为，唯有辛勤劳作而非闲适享乐才能成为上帝真正的信徒。

巴斯特曾经反复强调并常常慷慨陈言：人生必须坚持不懈地实践艰苦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这也是他人生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工作。劳动尤其能抵御清教徒们归结到不洁生活名下的一切诱惑，它的作用不可小觑。

清教徒对禁欲主义的称颂以及他们自身所形成的职业观，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生活步调划一的强烈倾向，极大程度上助长了今天资本主义对生产标准化的关注。强调禁欲在固定职业中的重要作用，为近代的专业化分工提供了到的依据，而且以神的旨意来作为追逐利润的动机也使商人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正当的理由。

毫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所提供的一切——这会使清教禁欲主义所竭力反对的人生态度。对于财产的合理或者出于功利目的的使用，他们都是赞同的，并认为是上帝的旨意，也是个人与公共利益的需要。

当这种获利的自由与消费的限制结合在一起时，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会产生资本积累的结果，而强加在消费上的种种限制则促成资本被用于生产性质的投资，进而增加财富总量，这种影响之大，竟无以用精确的统计数字来证实。

那些伟大的宗教运动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其禁欲主义的教育的影响。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为这些资产阶级商人提供了有节制、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奋的大量劳动者，这些劳动者会用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样对待自己的工作。

在构成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整个近现代文化精神的诸多要素中，有一种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就诞生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之中——这也是这本书试图论证的观点。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资本主义开始丧失了其宗教的基础，因为依赖于机器基础取得彻底胜利的资本主义，再也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

对此，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财富的追求所体现的宗教和伦理含义已经被剥除了，而与纯粹的世俗情欲相连。那么未来，是会产生一种全新的观念还是一种机械的麻木呢?作者也无从得知……

1，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的书中我觉得可以近似的认为是一种理性主义精神，这种理性主义精神不是“有意识的从个人的世俗利益方面来认识和评判世界”，若理性注意指的是这样的一种世界观，则最具有理性主义精神的就是一些“自由自在的民族”，比如法国，意大利，事实上，这样的民族是最不具备理性主义精神的，所以，韦伯的理性主义精神可以概括为是一种在严格的簿记和核算的基础上的对金钱的追求，“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他所欲达的经济成功”

由此可见，理性主义精神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仅仅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仅仅是目标，可是过程是不可被忽略的，也就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必须是严格的簿记和核算，只有通过这种达到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才是所谓的理性主义精神，而且这里的利益是经济利益，因为个人利益我觉得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名誉，声望等等，对于这些利益的追求，不应该看作是一个人的理性主义精神，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人都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他们追求的东西也许在不同文化的人看来是不重要的，但只要追求者自己认为这算作自己的利益，那么即可以说他们具有理性主义精神，这样就难以解释是什么促使了大量的财富积累，为什么只有在特定的国家产生了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而且，对于其他西方学术书中提到的理性主义，基本可以套用韦伯的定义，只是其他书中没有明确说明究竟什么算作理性主义，例如经济学中的最为重要的假定就是假设人都是具有理性的人，这里的理性就指的是韦伯所说的理性主义。以前看书，总是姑且认为自己大致明白理性主义的含义，这样的大致明白是很无力的，对于很多书的理解也就浅了，其实，一个词语或是一个概念的定义，就是一本书的钥匙

存疑：这样定义下的理性主义精神与通常所说的功利主义有什么区别呢?

2，“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道德，而是要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路德认为，修道士不仅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是在逃避世俗的责任。但是路德并不具有一点点资本主义精神，因为他有强烈的经院主义思想

这样的教义，其实是在鼓励一种入世的态度，但是并没有提及鼓励对财富的追逐，对财富，《旧约》说，“人人都应当安守自己的生活现状，让不信神的人去追逐物质利益”，路德并没有从这个观点脱出，他不过是用另一种说法解释了这个观点，就是说一般人，上帝让你拥有了职业，就应该去做好，安守本职。

旧宗教的一种观点认为，短暂的人生只是朝圣的旅途，职业形式并不重要，而且物质利益的获得往往需要牺牲他人，因此是一件值得受谴责的事情。由此，当时许多人死后，将大量的财富捐给教会，可以证明这个思想。

路德的宗教观，虽然和漠视世俗的保罗有所不同，可是确实和理性主义，资本主义精神也有本质的不同。

记得以前学的历史书上说，资本主义在大规模的发展之后，新兴贵族，资本家，对于天主教会强烈不满，一来不满于天主教会的苛捐杂税，二来不满于天主教会的繁文缛节，所以，出现出现了路德的宗教改革， 也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具体化，由韦伯的书中看来，他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他首先 认为，是宗教的变化，影响了人们心理习惯和行事方式，从而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发展。

存疑：什么是经院主义?

3，加尔文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预定论，即耶稣的死亡并不是救赎人类，而是上帝预定他要死亡。上帝以不可思议的神喻规定了每个人的命运，与世俗无关。这样的思想导致了人们内心空前的孤独和无助，没有人能够帮他，而且对上帝神喻的猜测也是不恭敬的。这便使魔法魔力的东西被严格排除在外，因为不可能因此得到救赎，这样便排除了迷信的存在，引发了科学精神的产生。

这个推导过程大致是从书上总结下来的，但是，我仍然很惊讶，从预定论能推导出科学精神，从文章来看一步一步是很严格有逻辑的，不过总感觉预定论和科学精神搭不上，真神奇

进一步，加尔文主义认为，胞爱只能为增加上帝的荣耀而存在，而不为肉体服务，而且财富为自己而不为上帝，花钱享乐是危险的。韦伯由此推出了这样便产生了客观的，非人格化的工作。我觉得，这样的思想，其实是很有利于财富的大量积累的，财富只为积累而不是为生活享受，其实是资本主义精神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存疑：加尔文主义与新教，清教的关系

4，预定论导致人们缺乏自信是否得到上帝的恩宠，因此世俗工作看成是最适合于抵制宗教性虑感的东西，也也促使了人们奋力工作。

5，另一禁欲的教派认为，人们应该永不停息的为上帝工作，因此推出，浪费时间是可耻的

6，还有一个禁欲教派的巴克斯特认为，人们应该热爱劳动，劳动本身就是目的，富人也需要劳动，这些劳动本身就是增加上帝荣光的事。人们应该为上帝劳动致富，上帝给你一条路，你就应该沿着他获取更多的利益，韦伯由此推出这促使了固定职业，因此也就促使了近代以来的劳动分工。

7，当然财富的增加，使得禁欲式的宗教观减弱。

我想，毕竟人是需要享乐的，因此，仍然存在消费者，这时的禁欲式的宗教观还在较为贫困的人中流行，这样资本主义社会既不缺乏消费者，也不缺乏奋斗者，资本主义社会就在螺旋中上升了

8，清教，新教的一支，想要清除国教内的天主教旧制，以及提倡“勤俭清洁”的生活，这是一条注释，大致解释了清教，不过我仍然不很明白他与新教，天主教的关系，存疑

9，宗教关心的事情最核心来说，是灵魂的救赎，它与世俗生活，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很有区别的，但是，宗教的文化影响力巨大，它可以影响人们的心理和行事方式已经价值观，可以对人们的行动和心理产生巨大的约束力

总结，这本书不可外借，是我在图书馆看完的，所以比较潦草，而且其中宗教的门派教义特别是门派间的关系传承非常烦杂，所以很多地方没有看懂，不过收获还是很大的，这本书的思想方法和以前看的都不一样，很多地方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角度，不过基本上我还没有摸清韦伯的路数，很多地方还看不透。

大致的意思，就是新教伦理使得对于上帝的义务完全世俗化了，只要奋力的赚钱，只要努力的积累财富，就可以增加上帝的荣光，劳动本身就是目的。正是这样的想法，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使得资本主义大规模发展。

但是我在想，宗教的教义太多，我猜测，这其中含有太多不属于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说理性主义精神的东西，那么人们是怎么样选取教义中的一部分成为自己的生活指南的呢?

《大国崛起》饱含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推崇，这里仅举两例。第12集讲：“英国最早地确立了现代的国家制度。比如说我们现在熟悉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两党制、政府对议会负责等等这样的一套政治制度，在英国都是最早地确立，这样的政治制度能够使得这个国家长治久安，长久地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谈到美国时讲道：“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宪法》，在《宪法》下面有一套很完整的法制体系，通过这个权力制衡，相对来说呢，就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局限性和腐朽性，《大国崛起》则刻意掩饰，在这里阶级分析法不见了。

《大国崛起》始终贯穿着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褒扬，可以说达到了迷恋程度。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盛赞之中。《大国崛起》给了《国富论》异常高的地位，着墨极为厚重，不仅大量引用亚当·斯密的原话，而且排出强大的专家阵容叠加赞赏。让我们摘取几段精辟文字。“‘自由竞争’这个今天已经被人熟知的概念，成为贯穿亚当·斯密经济学说的基石。”“亚当·斯密则是挥动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的推进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1815年，英国人打赢了一场震动世界的战争，这使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亚当·斯密对英国的贡献。这一年，英国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了拿破仑，对于这一轮新的英法较量，有人这样评价：‘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不列颠军队的胜利，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第4集）

对《国富论》是如此热情，而对《资本论》却是那般冷漠，只字不提。不错，《大国崛起》也讲过市场经济的弊病，但却强调其弊病已被美国总统罗斯福治好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开创了市场经济的新形式。在这种模式中，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联合起来，共同影响经济，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同时得以发挥。”（第11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