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正确的路议论文作文【精品七篇】

现在电脑已经普及到家庭，导致很多孩子从小沉迷网络，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控制这个问题呢？在此，小编为大家准备好了正确对待网络议论文，一起来学习吧！

有研究表明，数百所大学的在读学生因为网络成瘾出现成绩下降、学分不达标的情况，其中一些学生被降级、试读，濒临退学边缘。大学生网络行为安全已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教育问题，应引起高校思想政治辅导员的高度重视和思考。

大学生 网络成瘾 辅导员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的广泛普及，网络已经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大学校园。互联网在给大学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带来巨大欢乐、快捷和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应，如沉迷网络、网络交友不慎、接收不良信息、利用网络从事违法违纪现象等等。目前，大学生网络成瘾已经成为高校管理者、学生家长颇为头疼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此处引用的出处）有研究表明：我国现有的网迷总数中，大学生占60%以上，10%的大学生有网络成瘾的倾向。数百所大学的在读学生因为网络成瘾出现成绩下降、学分不达标的情况，其中一些学生被降级、试读，濒临退学边缘。大学生网络行为安全已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教育问题，应引起高校思想政治辅导员的高度重视和思考。下面就是我担任辅导员后接触的一例网络成瘾工作案例。

一、案例背景

王某，男，河南人，系我校2006级的一名学生。由于其入校成绩较为优秀且个人能力较好，故入学之后被选为班级的学习委员。大一上学期，王某在班级里工作积极认真，学习刻苦努力，平时上课总是坐在前三排，任课老师对这个学生的印象都很好。但是大一下学期开学后，王某开始无故旷课，也开始通宵地打网络游戏，起初只是偶尔的几次，到期末网吧几乎成了他生活的主战场。也因此，王刚在大一下学期挂了3科，其中包括挂科率极低的科目。大二开学后，王刚不再担任学习委员，无故旷课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二、案例过程

王刚的变化引起的我的关注，找其做思想工作，但是效果不明显。之后我便找同学深入了解王刚从大一下学期的具体情况，其实原因很简单：王刚在大一寒假期间迷恋上了一款流行的网络游戏。大一下学期开学后，仍然迷恋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他不仅把大量的时间、精力花在这个游戏上，而且为了跟其他“游戏战队”的成员一起练级，常常日夜颠倒，通宵上网，不但严重影响了作息，使他不能按时上课、认真学习，而且还影响了同宿舍同学的学习生活，宿舍关系一度紧张。

在了解到以上情况之后，我又一次主动找王刚谈心，耐心向其讲解迷恋网络的危害性，希望王刚端正态度戒除网瘾。王某的态度很诚恳，表示一定会改正错误，重新开始努力学习。但是，这次谈心的效果只维持了一天，王某又开始了他的游戏生活。鉴于这一次谈话的失败，经过慎重考虑，我选择先从家长及同学那里了解王某的家庭情况及日常生活情况着手，经过调查了解，使我对王某的一些个人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也为下次谈话找到了一定的依据和基础，也增加了我对下次谈话成功的信心。经过充分的准备，我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找到了王某，这次谈话我不再对王刚提出学习生活方面的要求，而是先请王某给我讲述为什么会沉迷网络游戏，在游戏过程中有什么感受。通过谈心了解到：虽然以前认真学习，但是成绩一直处于班级中等水平，未达到自己“名列前茅”的要求，很没有“成就感”。尤其大学的学习不似高中时繁忙紧张，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其接触到了网络游戏，游戏中光怪陆离的画面和一级一级升级的成就感深深的吸引了他而不能自拔。听完王某的陈述后我又把家长及同学对他的正面印象告诉了他，并且向他说明了家长、老师及同学对他的期望。听完后王某确实非常感动，当着我的面向我保证以后不再陷入网络游戏，要重新振作并把精力转移学习上。

针对以上了解的情况，我给王某制定了几个走出“网络沉迷”的处方：

（1）从思想上启发引导他。在学习中偶尔的失意是很正常的，关键是不能轻言放弃，尤其是不能自己放弃自己，大学处于学校到社会的过渡阶段，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学会接受生活、学习中偶尔的失意，而不能放弃。让他能在心理上对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态度摆正。

（2）指导王某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使他的学习生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3）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帮助王某设立可行的短期目标，安排同学在学习上帮助他，请相关代课老师多多给予关注，如在课堂上对他多提问一些，对其要求相对严格等，加强王某的自律性，也使他逐步树立自信，同时也无形中加强了班级的学风建设。

（4）生活上关心他。帮助他一起制定详细的作息时间，使他的日常生活合理、有序。同时请同宿舍的同学做好监督，逐步减少王某花在网络游戏的时间和精力。

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在同学们的帮助下，王某终于走出了“游戏生活”，恢复到了以往认真学习的状态，学习成绩也得到了稳步提高。

三、案例思考

这一案例使我深深地体会到，要做好大学生的教育工作，特别是对待网络问题，是作为与学生接触最多、了解学生最多的辅导员的工作的重中之重。辅导员只有在学生工作中仔细分析每一位学生的情况，用心去体贴、感化学生，才能把学生工作做好。用自己的爱心、耐心细心换来学生的真心。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同时，也给高校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形势下，高校教育工作的环境、内涵和对象也相应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原有的教育工作方法和手段已经出现了一定的不适应。当前，高校教育工作的变化主要呈现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从教育工作的环境来看，由于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教育工作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市场经济在极大地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领域和认知领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从教育工作的对象来看，当代大学生同以前相比，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思想活跃，他们获取各种信息的渠道更复杂、信息量更大。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处在形成时期，不够成熟，极易受到不良思想、信息的影响。在当今社会主义新形式、新时期要做好高等院校的教育工作，尤其在建设和谐校园的今天，要做好高等院校的学生教育、辅导工作，迫切需要积极探索高校教育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通过案例的了解，我认为而应对这些变化，高校辅导员工作应建立在深入、耐心地了解学生真实情况的基础上，以真诚和恰当的激励为新时期高校大学生教育工作的切入点，扎实推进高校教育工作。

第一，做到对学生真实情况的深入、耐心的了解。长期以来，高校辅导员一直都十分重视大学生各个方面的发展，但有时教育方式的不甚恰当或是耐心程度不够，或是较多地停留在召开班会的层面上。事实证明这些沟通方式收效甚微，个别需要帮助的学生并未得到切实的改善和进一步的提高。因此，我认为应该在辅导员教育过程中更多地侧重于实践环节。

第二，落实辅导环节，更多侧重于进行一对一的帮助。在了解到某一位同学生活或是学习中存在困难，作为辅导员，应该真诚主动去帮助他，同时调动相关因素，如班级同学，为其提供在生活、学习上更为及时的帮助。加强与学生的沟通，这样不仅有利于赢得他们的信任，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第三，做好个案分析，及时总结经验。很多学生个案并不是个别学生的问题，而很有可能会是一部分学生会出现的问题，所以作为大学辅导员在大学生的辅导工作中很有必要认真分析出现的学生个案，分析其问题出现的原因，在深入、耐心地了解学生真实情况的基础工作下，防患于未然，尽量避免同类学生个案的发生。同时认真分析个案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便在以后的大学生辅导工作中做得更加完美。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做学生思想工作的效果，与前期基础工作的细致程度密切相关，只有深入、耐心地去了解学生的真实情况，才能“对症下药”，同时带动周围的同学，以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更好地做好高等院校的学生教育管理工作。

在物欲横流的二十一世纪，太多的喧嚣让人们的心灵进入了迷宫，一味迷惘，兜兜转转，却一直找不到解脱的办法。

商人以万元的奖金为彩，让人们闯迷宫，却无一人成功;工程师却怀着好奇揭开了迷宫之谜。感叹商人的迷宫正如一面镜子，会照出你内心的目标、方向、欲望。心灵的迷宫人们都未冲破。那些闯迷宫而失败的人都被万元奖金所迷惑，被自己心中的欲望束缚，从而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因此，人应坚守心灵的纯净，不要被现实的阴影所笼罩，要冲破欲望的束缚，迎接心灵的愉悦，不要只为欲望而活。

醉卧在沉香亭旁，李太白静静冥想，“贵妃研墨，力士脱靴”的荣耀，唐玄宗的恩宠，这些都不能使他自得。这些光耀如同金丝笼在困扰着他，盛世繁华，浮名，他不屑;他认清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于是他冲破大内“牢笼”，高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从此“且放白鹿青崖间”遨游天下，任其豪迈旷达的胸襟容纳江山河海，中国文化的一颗明星冉冉升起。

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种种诱惑和阻碍。不论是心灵还是精神，都要敢于斗争，敢于冲破重重阻碍。爱迪生少时被老师认为是“问题学生”并被逐出学校，然而他却在母亲的教导下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贝多芬在创作高潮时双耳失聪，但他却用筷子敲击键盘的方式创作了《命运交响曲》。美籍韩裔学者金墉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家乡艾奥瓦州一个小镇上做餐厅服务员，可他却最终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提名下成为世行行长。他们无不在别人的言论中成长，在心灵的自我升华中提高，冲破命运编织而成的一张张挫折的大网，拂去心灵上的那一层尘土，认清自我，不被内心的痛苦所覆盖。

娜塔丽凭借《黑天鹅》问鼎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然而她却清楚地知道心灵深处最想要的是什么，高考满分作文不被尘世浮名所牵绊。在那些外人看来垂涎三尺的角色，她毫不犹豫地拒绝，她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去往哈佛大学深造。在这个人人只为名利而接连拍戏的娱乐圈中，只有她坚守着自己内心的呼唤，完成了哈佛大学心理系学业。

迷宫并不可怕，只要你心灵纯真不会被现实的纷扰蒙上一层又一层厚实的尘土，你也会毫不费力地走出迷宫，正如娜塔丽所说：“我知道我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不能被外世繁华、浮名利云遮挡视线，挥去一叶障目的尘雾，你才会看见最深处的树林。”

迷宫正如镜子，你心灵的迷宫是否还在运转?你是否还在其中转转悠悠，找不到出口?那么，倾听你心中最纯情的呼唤，冲破欲望的束缚，你就可以走出迷惘，寻找到正确的方向。

教育关乎孩子下一代，我们必须重视。下面是小编带来的是正确的教育议论文800字，希望对您有帮助。

性格具有可塑性，周围环境的人和事物会影响性格的形成，所以家长的教育态度至关重要，甚至影响孩子的命运与未来。

棍棒之下出孝子

中国有一句古话：“棍棒之下出孝子”，信奉暴力教育态度。诚然，这句话过于绝对，但也并无道理。

就当下的风气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很多家长把孩子当做温室的花朵，呵护备至，从不忍心责骂教育，这就养成孩子骄蛮任性的性格。而且这种教育态度不仅使孩子的性格扭曲也会使其生存能力消失殆尽，在弱肉强食的社会竞争中难以生存，只顾一味放任自己的喜好，无法获得真正的成长。但是也不可以暴力的态度对待孩子。也有一些家长认为，暴力会让孩子更听话，更容易对孩子进行教育。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过分的暴力，会使孩子养成逆来顺受的性格，一遇到困难，只会一度躲避，退让，懦弱的把自己放置到安全的环境中，不懂教育态度也会造成

其奋斗能力的丧失，无法获得成功。

傅雷家书

傅雷是中国有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在与家中的通信中，通过切身的经验与感悟，把自立的教育思想融入其中，对孩子进行正确的，温和的教育。正是他的这种教育态度，让他的孩子无一例外成为有能力的人。

大教育家的教育态度，让他们的孩子都养成了良好的性格，懂得谦让，坚强，都获得了一个圆满的人生。

后记

正确的教育态度，对孩子的成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只一味的溺爱或暴力，要刚柔并进，以身作则，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孩子，培养他们完善的性格去面对人生。

雄鹰展翅，蝴蝶飞舞，用正确的教育态度去教育孩子，让他们尽情的去享受生活的波澜壮阔，人生的跌宕起伏，拥有更美丽的人生。

季羡林教授有一句名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意思是说，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永恒不变地主导世界：它总会衰落，让位、退休、靠边站，从文化的一号位置滑向配角位置。这不，西方文化主导世界的年月已经够悠长的了，从20世纪最后十年开始，它应该向我们东方文化－－而且特别是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让位了（详见《"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

季羡林教授形象生动的论断引起不少争议。有人说这是文化循环论，有人则谓之曰一厢情愿想当然。然而，大家不能否认的却是，季教授的论断确乎反映出一种文化思潮的变动，是这种文化变动的一部分。这种文化变动，就是与八十年代文化思潮迥然相异的“国学热”。

让我们回忆一下八十年代的情景吧！假如不健忘的话，人们当还记得，那个时候，你绝对看不到季羡林先生这样的论断。即使这样的论断存在，你也听不到。因为，它被另一种声音盖住了。这种文化的声音非常高亢，格外激昂，容不得别的声音存在。这种声音，让我们想到世纪初的新文化、五四，仿佛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又转世重生了。他们高喊着“打倒”、“打倒”，“拿来”、“拿来”，举着“科学”、“民主”、“西化”的大旗，披荆斩棘，前驱先路，做着“启蒙”、“教化”的工作，创造着崭新的历史。这样的文化声音，人们喜欢给它戴上一顶极端化的帽子：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的极端化主张，是全盘西化。它可以讲出这样的极端化的语言：搞上一百年殖民地，保管中国现代化。甚者至曰：干嘛打跑日本鬼子？保不准鬼子能使咱看上彩电呢！至于老祖宗孔子、儒学、东方的“黄色文明”等等，只能是渣滓、糟粕，只有让我们唱挽歌的份儿：河殇！

然而，曾几何时，不过十年的工夫，风气又变了。八十年代的文化激进主义、全盘西化，早已让位于九十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东方价值。笔者清楚地记得，学者们戏称为老板的沈昌文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地说，他们《读书》杂志的基调要变了，要亮出保守主义的旗帜了！回头再看，当年盛极一时、令众多青年学生趋之若鹜的新老“三论”云云（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计量学、心理史学等，说法不一），而今安在哉！于是，季羡林教授的论断倏然出现了！一股文化的风，有别于《圣经》所谓想到哪儿就到哪儿的风，仿佛吹在冬日的林野，碰到一粒小小火星，便蓬勃燃烧起来，汇聚成九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国学热”。

到底有没有一个"国学热"

说起“国学热”，有人根本就不承认其存在。特别有趣的是，这些不承认的人，又大都是发动“国学热”的人（参看《孔子研究》1995年第5期）。有位搞国学的中年教授甚至说：现在的大学生连古文都看不懂，更别说读“十三经”了，夫复何谈“国学热”！

事实上，国学“热”还是“不热”，并不决定于是否承认，与大学生能否读懂古文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遥想当年，五四巨子的国学功力，哪一位不是顶瓜瓜？然而，在风气云起、舆论形成的时候，在思想的冲动下，“国学”在他们的胸膛中又何尝“热”得起来！文化，特别是文化思潮，时常有它的盲动性，这又经常是理性、权势乃至政治所无法左右的。只有待风气转变、舆论倒戈、理性重伸的时候，人们收拾身心，痛定思痛，才未尝不会“绚烂终归平淡”，重踏来时路。所以，思想启蒙、开一代风气的巨子严复，临死前却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这也就是文化保守主义最精粹的宣言了！而我们观察八、九十年代两朝均为活跃的若干学人（如李泽厚，见《原道》丛刊第1、2辑），又何尝不是如此！

搞国学的人不承认存在一个"国学热"，不敢乎？不愿乎？不敢，何以不敢？不愿，何以不愿？倒是一些反“国学热”的人，一口咬准，“国学热”是明摆着的。要是连他们都不承认有一个"国学热"，那他们反什么呢？自然，搞国学的人硬说没有什么"国学热"，也就让对方没什么可反了！学术、学术，就是"学"与"术"。1998年，李慎之先生发表长文《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上海《文汇报》1998年8月28日），对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及其为该丛书所作的长序提出商榷意见。在我的今儒学案中，李老是划归在反"国学热"一系中的，刘先生则归在国学一系里面。所以，李老这篇文章，我以为可以看作是国学与反国学论战的最新动向。而熟悉李老的人想必都知道，他的文章篇篇精彩，无一例外，本篇也就不能逃过－－反正我读过之后，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李老文章的某些具体论断，可以商量，可以再议，但整篇文章的基调，却是明亮健康、积极向上、使人激动的。他开篇便依照刘序的顺序，提出什么是"学术"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讨论，而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尴尬，即你不讨论，我倒明白；你一讨论，我反而糊涂。而我是宁愿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学术"解释为"学"加上"术"的。不是吗？我们在"国学热"的讨论中，就不仅仅看到了"学"，而是还看到了"术"。至于说什么是"学"，什么是"术"，我以为只有请读者去"得意忘言"了－－在学术讨论中，我们是否也可以像在文学中那样，有余不尽，不把话说光，而是留些思索或想象给读者呢？顺便说几句，刘梦溪先生洋洋洒洒的大序谓夏曾佑曾主持上海《时务报》，我的印象是夏氏与《时务报》根本就没有关系；又说儒学固然长期处于正统地位，而荀、墨等诸子之学也没有消逝，我却以为荀学原本属于儒学，梁启超、夏曾佑等人甚至以为两千年中国之学术，荀学而已；又谓章太炎"不信晚清以来的地下发掘物"，容有可商；至于所谓"康有为在晚清思想界的影响不可低估"云云，却是无须去说的。

开了那么多会，写了那么多书，搞了那么多讲座，游了那么多国家，得了那么多资助，办了那么多刊物，建了那么多组织，受了若干次接见，还说没有一个"国学热"，谁能信呢？当然，这里有个标准问题。悬想着今后的大发展，我们可以说它还不够热；比照着往日的破四旧，我们也可以说它热得过分了。重要的是，大家都应该首先本着公正、平实、客观的态度来讨论问题，其次要厘清逻辑界划，不要在不同的层次上讨论问题。不然的话，夹带着意气和情绪，挟裹着权势和信仰，在不同的层次上各说各话，清水也只能是越搅越浑。

当然，我无法回答"国学热"这个词是谁发明的，是谁最早应用的。衡估某种文化现象，往往很难甚至无法将其量化。但是，不能确定的源头可以汇成滚滚的江流，这可以说是文化大潮的另一个特点。所以，尽管"国学热"是确实的，但首先讲出"国学热"的人，又是无法确认的。这可能不符合我们的心理期待，却是本真。同时也可以看出，在知识产权的殿堂里，也有失物认领处。

任何事情都是人做的。最近（《光明日报》1998年9月15日），舒乙先生就说，继承传统文化必须造就有生命力的载体－－人；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表现，主要就是后继乏人；国家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成果辉煌，但它毕竟需要活人来读，必须真正读到活人的肚子里，才算找到了有生命力的载体。诚然，人是文化的核心。

"国学热"的基础也还是人。她实际上是一直"热"在中国人心里的。尽管历经劫波，但你能说"国学"在中国人的心灵里被荡涤净尽了吗？什么是国学？我不禁想起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名言："为甚要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反过来说，只要我们的历史和语言文字还在，就会有国粹，就会有国学，它不是文化革命所能革得掉的。保国、保种、保教，三位一体。

大陆学人提倡国学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就在这里。没有这样一个深厚的民族历史基础，单凭若干学者，几大官僚，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这些学者最著名的学术阵地，就是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孔子研究》。与这本刊物风格宗旨关联的学者，散布在社会科学院和大专院校，可称是当代中国大陆国学研究的中坚，是提起"国学热"时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一批学院派人士。

也许还可以简单提一句，这几年当局对传统文化研究及宣传是非常重视的。大陆学术团体曾经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在北京举行过三次纪念孔子诞辰的国际大会。主席在对台八点讲话中提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文化。"1997年，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海外学者好评。这样一些动向，无疑对研究传统学术的学者是一个极大的暗示。

接下去，我们就要把眼光移向海外华人了。华人的基本信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据悉，海外华人的总人数，大约有3千5百多万(不含台港澳，其计算方法不一)，华人财团的流动资产(不含证券)总额，据1992年7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估，高达两万亿美元(包括台港澳)，东南亚地区华人财富则有四千亿美元。如此庞大的海外社群，假如没有一个文化支撑，简直就无法生存。所以，他们实际上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发展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因此，在华人为主体的国家新加坡，李光耀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伦理道德倡导者与实践者，被称为当代"最大儒者"，也就不奇怪了。很显然，在一个非儒教信仰的国家，李光耀倡导的儒家理念是不会成为主导的。

所谓"国际儒学"，实际上涵盖了全球所有以中国文化为基本价值坐标的人群，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文化中国"。它早已经成为全球多元文化大家庭中非常富有活力、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成员。而中国文化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际上取得如此高的位置，确属前所未有。也许可以这样说，直至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许多狭隘的西方人还在把"远东"视为没有开化的"野蛮之地"。那个时候，如果你与洋人谈中国文化，他是什么感觉呢？是好奇，神秘，不可思议，总之，是把我们当作一个活的民俗博物馆来看的。可到了今天，他们的眼光不能不变了，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力量－－文化的力量。

这种文化的力量，当然首先应当归因于经济上的富足。东南亚地区的"糖业大王"郭鹤年(净资产达21亿美元)曾经说："从小我们就被灌输儒家的道德价值观。老人们经常教育我们要讲商业道德，重视信誉，言而有信。这一切都深深印在我心里。母亲还告诉我要注重口德，不要诋毁别人。"像这样的话，假如出自一个穷人之口，谁会理你呢？但出自一个"大款"的嘴，"文化的力量"便显现出来了。

于是，便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是文化促进了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带动了文化？或曰是二者互动？然而，所谓"互动"，总有个谁先动、谁后动的问题，笔者是绝不同意那种把东亚经济崛起归因于文化动因的观点的。实则，是先有经济的崛起，后有文化的跟进沾光，再有文化对经济的回光反照。不然的话，中国文化在那里至少已经"动"了三千年了，何以今日才使得洋人刮目相看？总之，作为文化，归根到底，还是随着经济的繁荣而繁荣。

“国际儒学”最精粹的学院性产品，是“新儒学”，其特点是以接续儒家道统、弘扬儒学为己任，以儒家内圣外王之学为主导，以服膺宋明理学为道统，以融汇中西、实现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为宗旨，以谋求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为向路，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宗教意识、道德意识以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其代表人物，是唐君毅、牟宗三等儒师，以及后起的杜维明等人。

与此学院派儒学平行的，是基础更为广泛的践履派儒学。其特点是与日常生活、学校教育、企业经营相结合。其代表机关，是香港孔教学院，代表人物是现任院长汤恩佳。此外，台湾有活跃的儿童读经活动，由工商界与社会各界出资，编印浅显易懂的儒家经籍教本，教育儿童从小阅读。印度尼西亚则有孔教总会(1963年改为孔教联合会，1967年又改称印尼孔教中央理事会)，出版《孔教月报》。美国有华人组织的"世界崇德会"，建有儒学教堂，定期举行活动，等等。而大陆，则不仅有学者在公开呼吁儿童读经，并且有专门机构正在逐步扩大实施对中小学生的传统美德教育范围。

对践履派儒学，学院派的教授们在理论上是重视的，在行动上是轻视的。这，或许是学术分野上的一个通例。然而，真正促动文化根基的，恐怕还在于践履者，因为，他们深深懂得，一切都得从娃娃抓起，不光是足球。

什么人在反对“国学热”

罗列事实未免枯燥乏味，但从上面的简短叙述已经可以看出，所谓“国学热”，实际上也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相互呼应的产物。宣扬国学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既有华人，也有洋人。而中西相互纠葛，正是近代以来儒学发展的新特点之一。例如，近代的许多在华外国人，像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美国传教士李佳白，英国官员庄士敦，等等，就曾经公开在中国宣扬孔教。这些宣扬者背景不同，观点有异，但都主张复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此而言，他们结成了一个"文化中国"的统一战线。 那么，反对者都是些什么人呢？

第一类反对者，是抱着牢固的西方中心论因而对东方文化深感担忧的某些西方的国际战略问题专家，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其代表作就是那篇著名的长文《文明的冲突？》（详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他提出：未来国际政治斗争的主线，将由文明冲突取代意识形态及经济冲突，西方文明须防范儒家与伊斯兰两大文明联合。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而所谓"中国威胁论"云云，实际上也有其文化的背景，可谓与亨氏同归一揆。

亨文之所以引起世界性的关注，是由于他确实点出了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一个新变化新特点，梳理出一条极具价值的思考线索。一方面，1989年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代”，“文化”成为一种新的冷战武器，在国际政治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显著。另一方面，亚洲经济的崛起和繁荣，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儒家风范的资本主义，具有其与之相适应的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尽管1997年下半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与地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使一些人对"亚洲模式"产生怀疑，但是，信奉儒学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损失过后，东亚国家与地区总结经验教训，补苴罅漏，适当调整，经济肯定会继续发展。没有理由因为东亚金融危机而对亚洲发展模式予以根本性的否定。而中国在金融风波中采取积极负责、承担责任的举措，从文化角度看，正体现出中国人相帮相助、扶危济困、不以邻为壑的传统美德。

但是，亨廷顿也许没有想到，他的观点恰好刺激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文化冷战”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综合实力为基础，实行"道德竞争"。最显明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从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出发，指责中国等非西方国家践踏人权。这种"竞于道德"的文化冷战的后果之一，就是刺激“文化中国”的学者反转身来，从另一个方向求解如下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有没有人权的传统？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的理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从这种理论中能否发展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人权理论？它是否具有世界的普适性？抑或可以和西方的人论并驾齐驱？儒家学说的创造性转化，是否足以提供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发展具有怎样的互动关系？等等。

例如，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资深教授狄百瑞（W.T.de Bary）、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提议，1998年6月15日至17日，曾经在风光秀丽的北京香山饭店举行过一次中美双边学者的会议：“儒学的人论”。会议恰好在克林顿总统访华前夕进行，尤其具有象征性。我有幸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筹办工作，聆听到许多高论。学者指出，在儒家传统中，拥有极其丰富的“人论”。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就曾经说过：“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这些理论，用现代眼光给予新的解读，会生发出积极的价值。而在我看来，这种重新塑造古代文本的解读活动，至少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早在本世纪初，年轻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就作过一部《中国民约精义》，发现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典籍中包含着丰富的"民约"思想。美国布朗大学宗教系主任退斯教授（S.B.Twiss）甚至用资料说明，国际人权观念不仅同儒家传统在原则上可以相容，而且联合国人权宣言就体现着中国的儒家理念，是儒家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贡献。1947到1948年，中国代表张彭春不仅参加了人权宣言的起草和审议工作，而且许多基于儒学的建议和观点被宣言所采纳。杜维明则指出，人的本质、文明的特色、道德的根源和仁政的价值，是儒学人文精神所不可或缺的面向，从中可以建构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人论；西方的人权观念和儒家的人文精神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可能性，两者之间能够驾起一座桥梁。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郭颖颐指出：任何社会都有关于权利的观念，中国也不例外。狄百瑞教授则论述，儒家学说中具有尊重个人尊严的人格主义，有其内在价值，具备充分体现的可能。 凡此种种，是恰好验证了亨式预言的并非无根而是其实现呢，抑或是亨文的刺激？艺术模仿生活，而生活也就常常模仿艺术。所谓预言家，往往是先从根苗上冒讲一句，激起大家注意，而大家一旦注意，也就成了他预言灵验的证明。这种鸡、蛋互生的因果转化，我们在学界时常看到，而看相算命之类，无不可如是观。

第二类反对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五四传统的弘扬者。

儒学占思想统治地位的根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动摇的？就是从五四。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从五四开始，儒学独尊的格局一去不复返了。五四志士的根本理念有二：民主、科学。由这两个根本理念衍生，就是对传统的清算。 弘扬民主、科学何以必须反传统？钱玄同的回答是：“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欲祛除三纲五常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陈独秀的名言：“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而人们更为熟悉的，则是陈独秀义正词严的宣示："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若因为拥护者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你在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中是否读出了这样一种劲头呢？你在丁守和等先生的文字里是否体会到了这样一种精神呢？假如你没有体读到，只证明你不够敏感；假如你想强烈地去体读，那就请你看一看近些年出版的北京《鲁迅研究月刊》好了！ 然而，他们绝不是五四精神的简单继承者，而是要将五四精神发扬光大。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科学、民主，还是要以民主占第一位。没有民主、自由，没有对封建迷信的破除，“科学”也不过仅仅具有“工具”的意义而已。对此，丁守和先生曾经特别提醒笔者要注意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对五四的论断，因为在那里，明确宣示了许多正确的理念。他们这些人，常常被称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第三类反对者，我们称之为经院派马克思主义者。

在他们看来，国学与儒学"热"热过了头，是文化保守主义、复古主义、迂腐的文化改造观的回潮和反映；讲儒学，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应该说，此派的指责实乃一针见血。

“儒学热”争论的核心是什么

上述三类反对者，实际上最不能通融的，是第三类。而第一、二类，在现时段已经与儒学并非水火不融，而是保持着模糊的交火地带。我总觉得，自由主义，或曰个人主义，与当代的新保守主义，原本是一个东西的二柄。而第三类学者最关注的核心，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早在1990年4月14日，李一氓在《致蔡尚思函》中就曾说，孔子学说是“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和孔子的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可疑调和的体系（折衷主义），或者并行不悖的体系（二元论）。”蔡尚思表示同意李一氓的见解，但有意思的是，李、蔡二老都像五四先辈一样，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

其后，就不断有学者赞同并论述这种观点。例如，罗卜《国粹·复古·文化》（《哲学研究》1994年第6期）说：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从"国学"中可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那么未免太迂腐了。一些人从先秦的神秘主义中寻找理解当代文明的钥匙，一些人宣扬中国需要孔夫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哲学新体系，正是利用了这种迂腐的文化改造观。不排除有人企图用“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之外的目的。胡绳在纪念《历史研究》杂志创刊40周年座谈会上对这篇文章予以介绍，表示“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总的观点我赞成”（《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由于胡绳在学术理论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争议遂因之而起。

尔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杂志连续发表批评"儒学热"的文章，代表作有：王生平《跳出"国学"研究国学》（1994年8期），陈漱渝《如此"儒学热"能解决现实问题吗？》（1995年5期），李登贵《五四精神：重评还是重伸张？－－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述评》（同上），黄克剑《回到"我"自己回到"人"－－写在"国学"正热时》（1995年第8期）。

宣讲儒学的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并不矛盾，二者可以良性互动、互补，不赞成用意识形态斗争的观念指责儒学研究。但是，就笔者的阅读所及，论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最精彩的文章，是匡亚明先生作出的。

匡亚明是老一代中共党员，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就是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重点、有系统地对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探讨，去粗取精，加以弘扬和开发，使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匡那里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匡却认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光靠读一些共产主义教科书、小册子，即使读得烂熟也是不够的，还必须"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行。孔子思想就是"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为对包括孔子在内的人类知识财富学习得越少越好的人，按列宁的话说，是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匡亚明认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也离不开和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精华(包括孔子思想的精华)并非格格不入，而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二者虽然相隔两千余年，但历史连续性规律使它们仍带有相通之处。孔子在封建社会提出了大同思想，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这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共产主义与大同思想都强调“天下为公”。马克思讲国际主义，孔子也强调他当时所能认识到的“国际”主义，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尽管表达的方式不同，内容也不相同，但基本精神有相通之处。由此可见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含有真理性或可贵的智慧萌芽，是有生命力的，是可以而且必须做到使之为当前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

上述论断，便是匡亚明在《求索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中表述的基本思想。

匡亚明这种思想使我们想到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郭沫若。五四前后，打倒孔家店的呼声遍于中国大地，而郭沫若却是逆着当时的反孔潮流的。他写道：“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的罪魁、盗丘，那就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了。”“我在这里告白：我们崇拜孔子。说我们犯时代错误的人们，那也由他们吧，我们还是崇拜孔子。”1924年，他甚至写了一篇《马克思进文庙》，假借孔子与马克思的对话，赫然写道：“我们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孔子问：“你的理想世界是怎样的呢？”马克思讲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等，孔子拍手叫道：“你这个理想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我的思想乃至我国的传统思想，根本和你一样，总要先把产业提高起来，然后才来均分。”马克思感叹道：“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

对于孔子，杜国庠、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等都曾明确表示过反对，但郭沫若、匡亚明的态度却表明：尊孔与反孔，并不是区分一个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反孔，也可以尊孔。

公允地讲，大陆的儒学人士，一般都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主流的研究者都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和言论，在大陆也不容否定，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敢太张扬而已。例如，有人这样写道：当代史家"接受唯物史观，并不是基于一种自由的理性批判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所致；并不是出于自己内心的思想需要，而是出于对自身的生存利益的考虑。因而就必然导致了中国史家对唯物史观采取一种投机取巧的实用主义态度，盲目接受、机械运用、死搬教条、胡乱比附、浅尝辄止。……中国当代史家嘴里喊了几十年唯物史观，可恐怕他们连什么是唯物史观都没有真正弄清楚。唯物史观作为一家之言可能是最有力的，可作为包打天下的独家之言肯定是最无力的。"（雷戈《破碎的心镜：中国当代史家的心理障碍分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如此激烈的言论，正反映了许多儒学人士的"灵魂"。

应该承认，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两种自成体系的思想形态，其产生的时代、理论指向均不相同。笼统地一般地将二者混为一谈，显然不合适。但是，形而上学地将二者截然打成两截，不承认两者有相互融通、交叉的内容，也难服人。

只有形而上学，才在绝对对立的两极思维定式中思维。人文现象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其界限模糊。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具有本质差别。亚理士多德的物理学，如果不是专门研究科学史，现代物理学家不会再去顾及。可是，亚理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现代哲学家却不能不有所了解。有了爱因斯坦，牛顿力学就显得"过时"。可是，有了黑格尔，决不意味着柏拉图的过时。莎士比亚的戏剧精妙之极，但那不意味着咱们的关汉卿就不值一文。曹禺不是关汉卿的代替人，而是关汉卿的对话者。同样，有了马克思，决不意味着黑格尔可以像死狗似地撇在一边。有了毛泽东，也不表示孔老夫子就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这些物质文明，是古人所没有见到、甚至无法设想的。但是，这并不表明现代人在精神上就一定比古人“进步”。在人文精神领域，现代人可以比古人更“原始”，而古人也可以比现代人更“现代”。真正的“道”，有其穿越时空的功能。古今不同，中西不同，而人心则一。但是，假如就此而断言儒学比马克思主义高明，那就真真是痴人说梦了！

央视隆重推出了“百家讲谈”栏目，一经播出立刻万人称颂，引起“国学”热的风潮。我却冷眼旁观，并坠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历年来，人们对文人这一特定的群体，是鄙视的，甚至蔑视他们的存在。人们常用“百无一用是书生”“酸秀才”“迂腐”等词来形容文人，就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时代，在统治着的眼里，文人一样是不堪大任的，真正的文人，也会像陶渊明一样，归隐山林。

当今的社会，物欲横流，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文人是被遗忘的一个群体。重理轻文的现象普遍存在，英语比国学重要，数、理、化，比写作重要。因为数，理，化学得好，可以找到好的工作，英语学的好，可以到外企当白领，而国学你学的再好，你又能做什么。于是就是喜欢文学的人，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现在国学热了，热的让人难受。一个所谓的“文人”篡改了历史，英雄变成了败类，卖国者成了爱国者，黑的变白的，一觉醒来，世界已经面目全非。这个“文人”火了，有人视为敢于揭露“真象”的勇士，敢于挑战权威的斗士。还有的“文人”整天说着大逆不道胡话，去迎合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就成家喻户晓的名人了。还有的人，写几首歪诗，经过文痞一煽风点火也名利双名。更有甚者，有人写一些低级趣味的书，美其名曰“身体写作”，媒体竟然大肆报道，此人也能春风得意。人们不是在忙着做学问而是忙着炒作，就连那些大家也争先恐后找熟人，走后门想在电视上露脸。电视台也适应潮流推波助澜，一股热潮汹涌，席卷神州大地。人们惊叹，国学复苏了。

国学真的复苏了吗？我不清楚。我只记得，我最喜欢散文家的余秋雨，现在写的《千年一叹》，失去了过去文章的深度；我只记得，那些上电视的大家们要么在签名售书，要么在各地讲演；我只记得，文人在绞尽脑汁的想出名；我只记得，文人迷失了自我。有人说，那些人不是真正的文人，可是那些进去也曾经写过好作品的人，现在热衷于名利的大家呢？他们不是也在大行其道吗？只要能吸引人的眼球，管它什么东西，只管发表；只要有银子，狗屁文章照样刊行于世，照样可以名扬天下，照样可以赚大钱。潜心修学的人依然没有人去过问，好作品依然束之高阁。我长叹，国学真热呀。

让国学热降温吧。可怜的文人，刚从人们的蔑视中走出，难道又要踏上一个不归路吗？媒体的造星运动还在进行中，你们成为了这轰轰烈烈运动中的小丑，媒体人，包装公司，在数着钞票消费着你，你成为了玩物，成为了傀儡。你还是个文人吗？“非淡泊无以名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要牢记呀。

我衷心的希望国学别热，因为利令智昏。只有给国学一个宁静的空间，国学才能有所发展，才能薪火相传。

一个农夫在烈日下埋头苦干，没有听从商人“选择优良的种子和正确的方法”的建议，一味苦干，其结果也只是南辕北辙。因此。我们应以正确的方式努力，以合理的方法取得成功。

爱迪生说过：“天才就是那99%的汗水加上1%的灵感。”这99%的汗水固然重要，但剩下的1%的灵感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灵感意味着有合适的方法，正确的规划，以及高瞻远瞩的目光。

汨罗江边，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在无奈地叹息踱步，竹杖一下下击打着地面，又一下下地敲进他的心中，他的双目满噙泪水，沟壑般的皱纹诉说着他的沧桑。他大兴变法，誓助楚国称霸诸侯，并为之倾尽一生，费劲心血却屡遭流放，执着努力却终无成果，奈何从了一位昏君发出“何处招魂，香草还生三户地；当年呵壁，湘流应识九歌心。”的哀鸣！终得一跃而下，含泪而亡。

失败不一定是你不努力，而是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实现自己的报负。

东汉末年，一代鬼才司马懿，他有着与孔明媲美的智慧，又有着与曹操匹配的狡黠，他满腔抱负，只为成功。而曹操经官渡之战后声名大振，北方诸郡尽收囊中，座下文有程昱荀彧，武有曹仁曹洪，他此时投奔必不被重用，于是他努力研究天文地煞，在努力中等待良机，以合适的方式进入曹营。终于，赤壁之战曹操大败，戾气锐减，元气大伤，他投奔曹营后即被重用，最终以自己多年的努力与智慧征服了曹操。

成功不能只是一味努力，而要以正确的方法最大程度地成功。

近代，鲁迅立志学医救国，在日本他幡然醒悟，他决定“描写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解除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并为新文化运动呐喊”。以正确的方法救国救民，他将笔锋作刀锋“横眉冷对千夫指”以犀利的语言唤醒沉睡的中国人。他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态度服务人民，最终功成名就。

当意识到自己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时，应学会改正，再朝着伟大的目标更进一步。

合适的方法是指能顺应时代潮流，能最完美地实现追求，以及能洞察未来变化的方式，只有选对了道路，才能在不懈赶路的条件下到达胜利的终点。

人生的痛苦，留则有，放则无。

就像这一把盐的位置，溶于一杯水，它是涩的。溶于一湖水，则是鲜的。身经痛楚，却伤在心头。只是要看你自己将痛苦摆放的位置罢了。你若有意放大，那必将苦涩一生，你若有意轻视，那终会阳光依旧。

林则徐一生仕途不顺，甚至连降五级。但他并不因此而丧恼。因为他心中充满了人民的福祉，就无处容纳这微小的失意。先不说他那虎门销烟的千古功勋，只说他在被放逐新疆途中，主持治理黄河决口，在新疆帮人民修水渠，开垦农田„„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恐怕是朝廷伤他最深的时候，然而他个人的痛，与人民的痛相比，这又如何!他的一把盐，撒在黄河，撒在天山，那痛早已随水流逝，随风飘远。

抱怨痛苦是把自己看得太重。

第一任美国黑人国务卿赖斯，她从小有着超人的音乐天赋，4岁开演自己第一声演奏会，八岁谱曲，刻苦练琴。但当她在音乐交流会上发现一群11岁的小孩竟可以轻易弹出她苦练一年的曲目时，她痛苦极了。想到自己12年的辛苦，心酸至极。但当她在经济领域取得成果并当选为国务卿后，回忆志这段经历时，她轻轻地说：“原来是把痛苦放错了位置。”这，就是赖斯。赖斯在渐行渐止中终天找到自己的湖泊。放下自己心头的沉重，前方依旧是一片天。

人生的痛苦，留则有，放则无。

对于一名音乐家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双耳。可贝多芬失去了。于是他便把上帝扔给他的一把盐相继撒向“英雄”“命运”“田园”，双耳早已不能束缚贝多芬在音乐路上的执著前行。他的激情与热情倾注在那一个个单弦音、颤音之中，并把痛苦绎化成一篇篇神话般炫美的乐章。我想，是这音乐成就了贝多芬，也是这份胸襟成就了贝多芬。

痛苦只是开始时上帝在我们心田中播下的种子，它总会萌芽，但我们却不可以放任它，留有它。既然在生命的图卷中我们可以描绘最浓烈的部分，那么对这些小小的不足为什么不去消弥?

生活就如一张纸，痛苦则像不经意间滴在上面的一滴墨水。我们何苦刻意去放大这滴墨的重量，而让它成为你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淡化它，忘记它，相信你仍可以在这张纸上描绘出绚丽的生活画卷。

轻闭双眸，呼吸这大地地气息，呼出这心底的沉痛。

这痛苦，留则有，放则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