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谣言作文【精品20篇】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去吊丧,看见庄子正岔开两腿像簸箕似的坐着,一边敲盆一边唱歌.惠子说:"你和你妻子住在一起,你妻子把子女抚养长大,年老身亡,她死了你不哭也就够了,还一边敲着盆子一边唱着歌,这岂不是太过分了吗?"庄子回答说:"不是这样.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么能不悲伤呢?可是考察她的原先,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还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还没有气息.混杂在恍恍惚惚之中,变着变着有了气,气再变就有了形体,形体再变就有了生命,现在又变而为死,这就好像春夏秋冬四季更迭一样.人家现在已经静静地安息在天地这个大房屋里,而我却嗷嗷地跟着哭她,我以为这是不通达天命,所以停止了哭泣."执迷的心态往往不可取(飞蛾投火)有一种蛾虫只要一见到烛火,便在烛火周围飞来飞去.人们用扇子赶走它,可是不久之后它又飞了回来.每次飞回都要勇敢地往烛火上撞,被烛火烧得焦头烂额,遍体鳞伤也在所不惜,最后落到地上,没扑腾几下就死掉了.坐在一旁的人都笑蛾虫简直愚蠢之至。

10月26日，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经济每月谈”上，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正面回应了这一看法，若考虑PPI经济指标的话，中国依然保持很高的正利率。

就在同一天，央行有关负责人就降息降准以及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答记者问时强调，我国“双降”措施与国外央行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QE)有很大差别。国外实施QE的背景是名义政策利率已经触及“零”下界，而中国尚未面临“零利率”的约束，名义利率水平仍在“零”之上。

而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同日也指出，综合考量，商业银行新吸收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实际加权平均利率仍高于CPI涨幅，目前我国仍处于“正利率”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元春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货币政策的目标不仅应扩展到GDP平减指数、名义GDP增速，还应扩展到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资产价格，特别是那些具有高杠杆和信贷推动的资产价格等参数之上。

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遥远的梦想，它就像天空那独自闪着星光的小天使，在每个漫漫长夜敲打我们劳累的小脑袋，在迷惘时候给我们闪亮的一棒，指引我们走向前方。于是，我们毋庸置疑选择了“成大器，做栋梁”这条路。

常听，有人高谈阔论自己的理想，做歌星、影视明星的，有想当老板、经理的，有想当市长、部长的……听上去就好像放飞鸽子一样轻松，殊不知，那遥远的一方挥动着的双手，我们都难以看见，虚无缥缈的东西再美好，它始终那般遥远。当然，选择这样一种崇高的理想是件美好的事情，但是若成为内心的包袱，那就适得其反。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远大理想就是一件最好的事情,反之,如果目标渺小是不是一定就是毫无理想?

将来做个普通的劳动者，平平凡凡地度过一生。这在许多家长看来是毫无理想，散漫，消极的。可是轻松洒脱的一生，脚踏实地的。我想也会“在立脚点要平等，于出头处争自由。”

一篇富有华丽辞藻的文章让人陶醉与欣赏，而一个简单普通却让人潸然落泪的故事也会让人铭记于心;在中国画中,浓的画不开的工业笔重彩,毫无疑问是美的,但在一张玉版宣上,寥寥数笔便经营出一个意境,当然也是美的。这两者并无最好的，但选择一颗最平常的心态,做自己的风格就是一种超脱。

选择遥远的理想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是件可喜的事，在这一路上选择一味追求结果，那是件痛苦的事情。这一路上，你再也嗅不到花香，看不见翩翩起舞的蝴蝶，听不见那细细缠绵的雨声。相比之下，他并不是一心想着走尽这么一条路，也没有渴望拿到马拉松长跑的奖项。一路上我踱着悠闲的步子的，没有一切成败后果的想象，只想一点点走尽这无穷的黑洞，或许只是简单的铲子，他挖着最贫瘠的土壤，带着最陈旧的帽子，寒风刺骨下，依然坚持这份简单的理想。即使失败了，谁又会嘲笑他呢?我想即使是那咆哮的寒风也不敢说些什么了。同在一片蓝天下，追求更高更远的人们，或许看见同行的飞速“工具”而担忧自己会不会达到全程，害怕自己是不是落后?于是这份超高的追求成为了负担，又谈何是自己魂牵梦萦的理想?但是哪怕是最简单的理想,在无视世俗的眼光下,踏着坚实的黄土,做着最简单的事情也会达到"真正"的尽头…我想,这份心态正是我们要选择的。

这样的心态正是一种从容而不急趋,自如而不窘迫,审慎而不狷躁,恬淡而不凡庸

试想，一次小考失利而大哭自暴自弃的，高考失利而轻生的，别人取得了好的成绩而锋芒盖过了自己就气得跺脚，踱着步子自寻烦恼，此时也忘却了最初的理想。其实，选择高要求的理想是件美好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同等的烦恼。或许,到了真的实现理想的那一天，穿上了白大衣，而这一切又不那么快乐，看见停滞不前的工薪，又会像杜鹃鸟似的。这一切就是将理想这份美好，化作了包袱，于是也丧失立着脚默默耕耘的那份单纯。相比下最朴实的工人,或许他们在多数人看来豪不起眼,可是他们就不会有这么些烦恼

,在这片蓝天下,他们选择踏实,平凡。坐在路边鼓掌,难道选择这样不是一种幸福吗?

试想没有原始会有历史的进取?没有基础,会有高耸的房屋?不是选择所有崇高理想的人就会是真正的拥有一颗平常心,但是只要拥有这颗心,不管理想的远近,你都会收获不平凡的人生。正如,咖啡是浓的,从色泽到给中枢神经的兴奋作用,茶则是淡的,但一杯在手,嫩蕊舒展,上下沉浮,水色微碧,那种感官的愉悦也并非墨水能形容的。

我们可以成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看到一切功利都无视，听着矫健的步法走来了，也会积极进取，平平淡淡的鼓动着自己的双手，我想也会收获更多。不要忘记感动中国人物中的角色并不都是那些拥有崇高职业的人，一举成名的人并不全是那些天资聪颖的,别忘了聚苯乙烯的培养皿的那粒小不点的种子,没有土壤的条件,也可以不停往上长。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点，不管你的选择是什么，甘于平凡还是追求卓越?做普通人还是争当精英?你都要有一颗平常心态，若因失败，利益诱惑等等负面影响敲碎了一颗平常心，他的选择便是南辕北辙，找不到边际和踏实的土地，也看不到随处可见平凡的伟大，感受不到万物的美妙，选择这样的人生是不幸的。

或许你没有那么超凡的成就，只是普通的耕耘者，但是永远也不要忘记自己选择的那份平静中波澜起伏的湖波;或许你坚持自己的高要求的目标，坚信自己的非凡，但是永远也不要忘记自己最初选择的那份浩瀚中的轻柔荡漾的浪花。选择一颗平凡的心，不管事物表面的成败，它始终是最甜的，你也会采撷到别样的快乐。

关于“长大后你想做什么”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新鲜出炉——当网红。面对令人瞠目结舌的少年梦想，家长们意见不一，踌躇、支持抑或反对，一时间竟成为莎士比亚式的哲学问题。

其实，网红梦作为新时代互联网的产物，恰如大潮涌来，势不可挡，因此，我们明智的态度是顺应潮流，积极因应。既然无法拒绝，我们能做的，就是学会理性地看待它。

网红梦可以有，但前提是你要真正了解它。网络的发展方兴未艾，海量信息扑面而来，没有判断能力的小学生也许还没掀开它神秘的面纱，就已被那朦胧的气质蛊惑了。所以，在确立网红梦之前，你得先认真了解清楚，网红到底是个什么职业?它的工作性质是什么?它一如你头脑中想象的那么简单吗?还是你只是被它惊人的收入与光鲜的表面所迷惑，以至于看不清它的本质?正所谓“让美梦成真最好的方法就是醒来”。清晰地分析过这个行业之后，如果你仍一如既往地热爱它，那说明你的追求是真的。这时，你便可以开始制定详尽计划，并征求父母的意见，一步一步将梦想成真。

然而，网红梦需要的绝不仅是热情与计划，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确网红这样一个公众人物到底应该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观。

白岩松曾说：“世间有种永不落俗的风尚，叫明辨黑白。”作为网红，真善美的价值观的输出至关重要。靠外在，炫身材，甚至出位的表现，你也许可以走红一时，却注定无法赢得未来人的“芳心”;但靠优秀的品格与卓越的才艺吸引世人的眼球，你定然可以走得远，走得值得，走得光彩。

郭美美炫富晒照终落得吃几年牢饭的下场，papi酱炫内涵时评最终迎来事业的春天;蓝瘦香菇依靠低俗娱乐赢得几日头条，傅园慧凭借“洪荒之力”最终跨界爆红。凡此种种，对比的就是众生百态，亦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如何定位自己的网红梦至关重要。

网红的标签大多源于自身，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在网红这个鱼龙混杂的行业，守得住内心的那股清流，你才可能走得更远。而这股清流要早在“网红”仍是一个梦想时就要开始酝酿。

钱钟书说：“每一个偶然，都是化了妆，戴了面具的必然。”网红梦汹涌澎湃，实则是当今社会物欲横流、娱乐浮躁的表现——内心不安，活着不易，却又汲汲于名利，这让太多的人如此渴望一夜爆红。

少年总会长大，理想的实现绝非一日之功，家长们大可不必过分焦虑。网红梦看似来势汹汹，但去势也汹汹。倘若孩子真的想成为网红，那就细细规划，正确引导，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正能量的网红，也未尝不可。一言以蔽之，理性看待，方为正道。

汉字，人们看你的眼光有高有地，错的人不懂你的魅力。当我初次见你，你便走入我的心里，让我想窥探你的魅力。“以正确的目光看待你”，怎样才能让人们去深谙其里，更好的去保护和传承汉字呢？

对汉字，应该是仰视的，那是对它的敬畏和尊重。汉字，无疑是中国人的历代的智慧的结合体，甚至是中国深层意义的一种象征。为什么这么说？中国古代的胜景哪个不由汉子描绘：“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浩荡，气派，或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可人的生命力与活力……哪一段历史不由汉字篆刻“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企愿，“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国忧民……又有哪一种精神不被汉字细啄：“千磨弓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韧和“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视死如归令我永生难忘……汉字是中国的标志，它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崛起。本应让世界感受到它的耀眼，却不是如此。只有国人把眼中的雾霾拨开，重视，仰视起来，汉字就如刚才所说，应是闪耀光辉的存在。现在，写一篇赞颂，写灵魂。

对汉字，可以是平视。汉字，虽高于生活，更来源于生活。汉字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正如密友一般。以我浅薄的表达与短浅数年的相处，它的美丽——直的可以纵越太行王屋，横的乃能横穿黄河长江，弯的有豪迈奔放的神骏驰骋，或为闭月羞花的曲线朦胧。汉字可以毫无保留的把美丽的一面呈现在每个人的面前。眼中看，手中写，心中想。它都会待你超脱境界……我们，不是更该放下身段，去平易的靠近它，接纳它，与他相识，相处，相知……汉字，其实是一颗埋入心里的种子，只有耐心的培育，呵护它——去浇水，施肥，松土，除去他才会生根发芽，扎根于心中，终有一天长成参天大树。现在，去写一篇随诗，直抒胸臆。

对汉字，仅剩的——无视是断然不可取的，无视，意味着文化的流失。汉字如今被某些人藐视，忘却。在学习工作，便有提笔忘字，错字连篇，休闲时间，亦不知修正，进取，沉迷于国外一些与文化无关的虚幻之物玩物丧志。文化的流失，无疑是一场民族大的灾难，浩劫。对那些腐物，不想再看到行尸走肉般的沉迷，不想再感受到那腐物般作呕的陶醉，不想再听到野兽般的争吵和大叫。对于汉字，我不能接受更多的无视，现在，他太慢写一篇忏悔，痛改前非。

对汉字：仰视它，汉字会化为羽翼，让我们翱翔天际，与它共同俯瞰大地，平视它，汉字会给予心灵慰藉，让我们放宽心际，互相拱手作揖；俯视它，汉字会失去意义，让我们心神脱力，我国的民族文化如何才能崛起？让我们共同努力，重视汉字，让它总有一天顶天立地。

很多人在本科和技术教育之间，往往倾爱于前者。当然在这也不是一种批判。而是实际问题、实际分析。即使高考成绩不尽然，只有专科可选。技术教育，也不失为是一个好的选择。墨子注重能工巧匠，当今社会更是如此。孔子的因材施教，更是启示我们认清自身的能力，选择自己最合适的道路，而不是一味跟风，收到社会的蛊惑，盲目选择。

技术教育有许多优点。第一，它没有夹杂太多的理论知识，住重实操，重点培养的是个人实践能力。第二，技术教育对口社会职业要求。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技术教育提供人才培养方案。由于时间较本科短，具有高效、高质的特点。第三，技术教育同样拥有本科的优点。不是说选择技术教育，就再也没机会读本科。你同样可以选择专升本、专插本，甚至考研、考公务员。同样有机会进入政治道路。事物都有两方面。技术教育同样拥有它的缺点，但他的优点足以掩盖它的缺点，不失为广大学生的正确选择。

季羡林教授有一句名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意思是说，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永恒不变地主导世界：它总会衰落，让位、退休、靠边站，从文化的一号位置滑向配角位置。这不，西方文化主导世界的年月已经够悠长的了，从20世纪最后十年开始，它应该向我们东方文化－－而且特别是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让位了（详见《"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

季羡林教授形象生动的论断引起不少争议。有人说这是文化循环论，有人则谓之曰一厢情愿想当然。然而，大家不能否认的却是，季教授的论断确乎反映出一种文化思潮的变动，是这种文化变动的一部分。这种文化变动，就是与八十年代文化思潮迥然相异的“国学热”。

让我们回忆一下八十年代的情景吧！假如不健忘的话，人们当还记得，那个时候，你绝对看不到季羡林先生这样的论断。即使这样的论断存在，你也听不到。因为，它被另一种声音盖住了。这种文化的声音非常高亢，格外激昂，容不得别的声音存在。这种声音，让我们想到世纪初的新文化、五四，仿佛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又转世重生了。他们高喊着“打倒”、“打倒”，“拿来”、“拿来”，举着“科学”、“民主”、“西化”的大旗，披荆斩棘，前驱先路，做着“启蒙”、“教化”的工作，创造着崭新的历史。这样的文化声音，人们喜欢给它戴上一顶极端化的帽子：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的极端化主张，是全盘西化。它可以讲出这样的极端化的语言：搞上一百年殖民地，保管中国现代化。甚者至曰：干嘛打跑日本鬼子？保不准鬼子能使咱看上彩电呢！至于老祖宗孔子、儒学、东方的“黄色文明”等等，只能是渣滓、糟粕，只有让我们唱挽歌的份儿：河殇！

然而，曾几何时，不过十年的工夫，风气又变了。八十年代的文化激进主义、全盘西化，早已让位于九十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东方价值。笔者清楚地记得，学者们戏称为老板的沈昌文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地说，他们《读书》杂志的基调要变了，要亮出保守主义的旗帜了！回头再看，当年盛极一时、令众多青年学生趋之若鹜的新老“三论”云云（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计量学、心理史学等，说法不一），而今安在哉！于是，季羡林教授的论断倏然出现了！一股文化的风，有别于《圣经》所谓想到哪儿就到哪儿的风，仿佛吹在冬日的林野，碰到一粒小小火星，便蓬勃燃烧起来，汇聚成九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国学热”。

到底有没有一个"国学热"

说起“国学热”，有人根本就不承认其存在。特别有趣的是，这些不承认的人，又大都是发动“国学热”的人（参看《孔子研究》1995年第5期）。有位搞国学的中年教授甚至说：现在的大学生连古文都看不懂，更别说读“十三经”了，夫复何谈“国学热”！

事实上，国学“热”还是“不热”，并不决定于是否承认，与大学生能否读懂古文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遥想当年，五四巨子的国学功力，哪一位不是顶瓜瓜？然而，在风气云起、舆论形成的时候，在思想的冲动下，“国学”在他们的胸膛中又何尝“热”得起来！文化，特别是文化思潮，时常有它的盲动性，这又经常是理性、权势乃至政治所无法左右的。只有待风气转变、舆论倒戈、理性重伸的时候，人们收拾身心，痛定思痛，才未尝不会“绚烂终归平淡”，重踏来时路。所以，思想启蒙、开一代风气的巨子严复，临死前却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这也就是文化保守主义最精粹的宣言了！而我们观察八、九十年代两朝均为活跃的若干学人（如李泽厚，见《原道》丛刊第1、2辑），又何尝不是如此！

搞国学的人不承认存在一个"国学热"，不敢乎？不愿乎？不敢，何以不敢？不愿，何以不愿？倒是一些反“国学热”的人，一口咬准，“国学热”是明摆着的。要是连他们都不承认有一个"国学热"，那他们反什么呢？自然，搞国学的人硬说没有什么"国学热"，也就让对方没什么可反了！学术、学术，就是"学"与"术"。1998年，李慎之先生发表长文《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上海《文汇报》1998年8月28日），对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及其为该丛书所作的长序提出商榷意见。在我的今儒学案中，李老是划归在反"国学热"一系中的，刘先生则归在国学一系里面。所以，李老这篇文章，我以为可以看作是国学与反国学论战的最新动向。而熟悉李老的人想必都知道，他的文章篇篇精彩，无一例外，本篇也就不能逃过－－反正我读过之后，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李老文章的某些具体论断，可以商量，可以再议，但整篇文章的基调，却是明亮健康、积极向上、使人激动的。他开篇便依照刘序的顺序，提出什么是"学术"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讨论，而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尴尬，即你不讨论，我倒明白；你一讨论，我反而糊涂。而我是宁愿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学术"解释为"学"加上"术"的。不是吗？我们在"国学热"的讨论中，就不仅仅看到了"学"，而是还看到了"术"。至于说什么是"学"，什么是"术"，我以为只有请读者去"得意忘言"了－－在学术讨论中，我们是否也可以像在文学中那样，有余不尽，不把话说光，而是留些思索或想象给读者呢？顺便说几句，刘梦溪先生洋洋洒洒的大序谓夏曾佑曾主持上海《时务报》，我的印象是夏氏与《时务报》根本就没有关系；又说儒学固然长期处于正统地位，而荀、墨等诸子之学也没有消逝，我却以为荀学原本属于儒学，梁启超、夏曾佑等人甚至以为两千年中国之学术，荀学而已；又谓章太炎"不信晚清以来的地下发掘物"，容有可商；至于所谓"康有为在晚清思想界的影响不可低估"云云，却是无须去说的。

开了那么多会，写了那么多书，搞了那么多讲座，游了那么多国家，得了那么多资助，办了那么多刊物，建了那么多组织，受了若干次接见，还说没有一个"国学热"，谁能信呢？当然，这里有个标准问题。悬想着今后的大发展，我们可以说它还不够热；比照着往日的破四旧，我们也可以说它热得过分了。重要的是，大家都应该首先本着公正、平实、客观的态度来讨论问题，其次要厘清逻辑界划，不要在不同的层次上讨论问题。不然的话，夹带着意气和情绪，挟裹着权势和信仰，在不同的层次上各说各话，清水也只能是越搅越浑。

当然，我无法回答"国学热"这个词是谁发明的，是谁最早应用的。衡估某种文化现象，往往很难甚至无法将其量化。但是，不能确定的源头可以汇成滚滚的江流，这可以说是文化大潮的另一个特点。所以，尽管"国学热"是确实的，但首先讲出"国学热"的人，又是无法确认的。这可能不符合我们的心理期待，却是本真。同时也可以看出，在知识产权的殿堂里，也有失物认领处。

例：2016年以来，共享单车跃入人们的视野，并且越来越火爆，共享单车低碳环保，打通城市出行“最后一公里”的壁垒，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出行方式，是一个不小的创新。但同时，共享单车也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各种交通事故层出不穷，人们乱停乱放、私自加锁、改装兜售、被盗遭毁的问题十分突出。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的改变?

请以“改变”为题写一篇文章。

析：文章的主题是改变/创新，要求学生观察生活，同时结合具体的社会现象，通过理性的思维分析，得出正确的价值导向。个人、社会要不要改变/创新?肯定要!这种改变有好的方面，那有没有不好的方面?以共享单车为例，面对人们乱停乱放、私自加锁、改装兜售、被盗遭毁等乱象，我们能不能直接以“国民素质低下、我们玩不起”的论调放弃?肯定不行!改变/创新是有代价的，面对改变带来的阵痛，我们应该怎么办?积极面对!国家(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自行车专用车道)、社会(更多包容、加强宣传)、个人(提高自身素质)……此外，文章也可以通过记叙一件事，说明改变的重要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人们在尽情享受网络便利的同时，也遭遇着越来越多的烦恼：虚假信息泛滥，网络谣言横飞，语言暴力盛行……情绪的宣泄、利益的角逐、别有用心的搅局、无意识的跟风，污染着互联网世界。净化网络环境，已经刻不容缓！

严惩“网络大谣”，是民心所向，民意所指。“谣言止于下一个谣言”，这是“秦火火”等“网络大谣”们的“法宝”，他们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蓄意炮制虚假新闻，恶意诋毁公众人物，不断制造事端，非法牟取暴利，把网络空间搅得乌烟瘴气。他们一次次突破道德底线，一次次触碰法律红线，扰乱了社会秩序，威胁社会安全稳定，损害百姓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严惩“网络大谣” ，法律威慑必不可少。网络谣言等网络乱象，已成为社会“毒瘤”，公安机关及时亮剑、果断出击，集中开展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是顺应民心之举。同时，相关司法解释也在紧锣密鼓制定中，相信随着法律的完善、打击的深入，隐匿网络的违法犯罪分子终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严惩“网络大谣”，行业监管必须严格到位。互联网的监管涉及部门众多，相关监管部门要主动担当，各司其职，形成合力。作为第一道防线的网站经营方，更不能推卸公共使命，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摒弃一味追求“眼球”经济、忽视社会效益的短视行为，从强化法律意识和提高技术水平层面，双管齐下，加强对各类信息的甄别和监测，真正把好净化网络空间的第一道关口。

网络空间是公共空间，是现实空间，决不是可以不负责任的什么“虚拟空间”。广大网民在网上畅游时，要与在现实社会一样，自觉接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承担起共同净化网络空间的责任。对于未经证实或难以证实的信息要保持理性，不过度依赖、不轻信盲从，更不随意传播，这是截断谣言扩散途径、压缩谣言滋生空间的有效方法。

维护网络秩序，人人都是参与者。广大网民要积极向公安机关举报线索，使“网络大谣”们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还网络一个晴朗的天空。当前，我国互联网正在由“商用互联网”走向“全民互联网”时代，网络的虚实界限逐渐消失。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接近6亿，换言之，相当于每两个国人中就有一个是网民。

[网络谣言的危害作文

不知不觉，社会已进入网络时代，网民数量已达5.91亿，手机网民数量已达4.46亿。就在网络带来了巨大便利和信息传递方式的革命之时，为了自身利益在网络上散播谣言，恶意中伤的不正之风却越来越盛。人们不禁要问：网络的底线在哪里?

不可否认，网络在给予社会娱乐的同时传递了许多催人奋进的正能量。可却有许多人，利用网络强大的传播能力“谣”言惑众，从中牟利。“网络巨谣”秦火火近日被捕，正是因为他在网络中散布了许多耸人听闻的谣言，“雷锋奢靡”“李宇春已死”等一个个劲爆谣言在他这个谣言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像一枚枚炸弹投入了网络世界中。他甚至叫嚣：“谣言不是止于智者，而是止于下一个谣言。”网络的底线，不应如此。

阮玲玉曾说：“人言可畏”。倘若她生在现在这个时代，不知会做何感想。谣言如一颗颗横飞的子弹，将网络世界变成了枪林弹雨的战场，就算你是无辜的路人甲，也可能受到谣言的中伤。点击为王，流量为王，这是一个浮躁的物质社会在网络世界中下的扭曲的蛋。只为搏得名声而在网络上狂刷点击的博主大V们，你们是不是守住了网络和道德的底线呢?没有底线的网络，只会是捕兽坑，是无底洞，是万丈悬崖，令所有人跌进无尽深渊。

康德曾经说过：“自由的边界是他人自由的边界。”网络微博也应如此，网络上允许嘲讽，允许戏谑，允许插科打诨，允许无伤大雅的小粗俗，但不应允许恶意中伤，别有用心的妖言惑众。无论是坐拥网络影响力的博主大V，还是只参与讨论的普通民众，都应以不侵犯他人权利为底线，越过这个底线，得到的只能是人们的鄙视甚至法律的严惩。

守住底线的网络，是人们生活的好帮手;失去底线的网络，是破坏幸福的洪水猛兽。谣言的确止于智者，做好一个对事实负责的网民，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责任。请让网络清澈一些，让我们确实的看到网络的底线。

12月中旬以来，华北黄淮等地遭遇大范围雾霾天气，在持续性的雾霾阴影下，一些流言也开始在网上滋生。一则在网上流传甚广的消息称，“内部说这次雾霾里主要是含硫酸铵，本来不到红色预警的程度，但因为存在硫酸铵所以才到这个级别。提醒孩子们都不要出门。家里净化器长时间开启。多喝水。原来伦敦有次硫酸铵超标，有好多人没有防护而死亡。”

真相：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规定，红色预警为预测连续4天及以上出现重度污染，其中2天达到严重污染;或单日空气质量指数(AQI)达到500。硫酸铵不是发布红色预警的标准。11月下旬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论文《从伦敦雾到中国霾：硫酸盐的持续性形成(Persistent sulfate formation from London Fog to Chinese haze)》指出，在中国，农业氮肥和工业排放产生大量氨气污染，碱性的氨气促进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反应过程，形成大量硫酸铵，但也中和了酸性环境，使得中国雾霾在酸碱度上呈现中性。中国雾霾的中性酸碱度尽管并不意味着中国雾霾没有伤害，但不具有伦敦的酸性大雾那样强烈的急性毒性。硫酸铵急性毒性不大，伦敦雾致命元凶为高浓度二氧化硫。

小美的学习成绩一直在中游，可是老师只重视成绩在中上游的好学生，她想引起老师的重视，于是拼命地努力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四年级的期中考试中，她夺得全班第一名，是班里唯一的满分。老师在班会课上表扬了她，使她更加地骄傲自大。

放学后，她碰到了朋友小薇，小薇问：“小美，你为啥这样高兴?”小美骄傲地说：“薇薇，你知道吗?这次考试，我是全班的第一名!”“是吗?”小美惊讶地问，“你得了全班第一名?”“是!”“美美，你真棒!小妹佩服佩服。不过，你可不要太骄傲，这样，你下次就不行喽!再说……”“住嘴!!!”小美恼怒了，“你怎么可以教训我?你算什么!!!”“哦，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省了吧!”小美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会儿，她又碰到了朋友芳芳，芳芳也劝她不要骄傲，小美听了，生气极了。

她来到了家门口，妈妈看到她今天如此地高兴，便问：“美子，今天有啥事啊?”“妈妈!”小美大叫，“我是全班第一名!!!”“哦，宝贝儿真乖!你不能骄傲，知道不?”妈妈说。“妈，你就尽管放心好了!”小美胸有成竹的说。小美回到房间，打开电视机，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结果怎样呢?

期末考试到了，小美满怀信心地走进考场，90分钟的考试她只用半个小时就答完了，她检查都没有检查，就把考卷交给了监考老师。走出考场，她想：出题的老师也太没水平了，竟然出这么简单的试题，把我当幼儿园的小朋友啊!

成绩揭晓了。小美断定她一定还是第一名，于是在前面找自己的名字。然而，前三名里面没有，前二十名里面也没有……找啊找啊，她在倒数十名里找到了自己，啊!她竟然不及格!全班倒数第五名!再仔细一看，当初被她指责过的同学各个名列前茅;而当初指责别人的她却名落孙山。

故事讲完了。你读了这个故事有什么想法?

学习成绩好是应该鼓励的、应该表扬的。但是，“满招损，谦受益”，不要太过分了，那样只会退步不会进步。

如果有位同学，他的学习成绩比你好，你会怎样?那不要紧，“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不为”嘛!我们要仔细想一想，他到底比你好在那里，自己学习学习，不是很好吗?

若有位同学对你有不满之处，你会虚心接受吗?其实，别人对自己提出的意见，也未必是对你的嘲笑，我们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冕”。

同学们，你做的到吗?

我是监利县实验中学初三的学生，即将面临中考了，老师要求同学们把分秒必争作为座右铭，上课时要认真听讲，下课10分钟也不要休息。放学回家了，还要求我们开夜车，加班加点地学习到转钟几点钟。

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符合科学道理的。

上课时，我们要聚精会神地认真学习、积极思考，这是理所当然的。下课了，我们就应该走出教室，积极参与室外活动。这样，一则可以调节我们本来已经近视了的视力，二则可以使我们高速运转的大脑得以缓和一下。俗话说：劳逸结合。我们要积极的学习，我们也要充分的休息。我们之所以要充分的休息，是为了第二天更好地积极的学习。文武之道，有张有弛。休息就好比磨刀，磨刀不误砍柴工。休息就好比充电，电池只有充足了电，才能更好地放电。如果过度的劳累，过度的放电，而不及时充电，电池的性能就会变差。这是电学中的一个常识。

放学回家了，夜晚的学习，就更要讲究方法了。我们青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期，也是智力高速发展的时期。充足的睡眠，是我们提高学习成绩的必要保证。夜晚学习，必须遵循一个起码的原则，就是第二天白天，必须有充沛的精力上课。如果夜晚熬夜太晚，第二天上课时打瞌睡，岂不是得不偿失？

我的爸爸读高中时，就很勤奋。那时，高中是两年制。爸爸在读高二上学期时，晚上下了晚自习，回到家里还勤奋刻苦地学习。精神不振作时，就喝茶叶茶。一开始，只放一点茶叶，后来，茶叶越放越多，最后，竟在茶杯里放进了一把茶叶，甚至把茶叶吃下去，还是不管用了，看着书，看着书，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是转钟几点了。爸爸由于睡眠严重不足，第二天上课时就打瞌睡。人吃了亏，戏不好看，成绩每况愈下

是《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文章，使爸爸悬崖勒马，彻底地改变了学习方法。这篇头版长篇文章，是中国人才学创始人雷祯孝先生的长篇论文――《试论人才成功的内在因素》，雷祯孝先生指出：有的人很勤奋，头悬梁，锥刺股，精神可嘉，方法实蠢。爸爸看到了这句话，感触很深，好像就是针对爸爸说的一样。从此，爸爸就改变了学习的策略，每天一下晚自习，就立即睡觉。第二天早晨早点起床，学习需要记忆的内容。上课时精神振作。由于方法对头，成绩蒸蒸日上，老师还要他担任学习委员。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的爸爸失败的教训，实际上就是为我付出的代价。我应该吸取我的爸爸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我们学过物理学，很多物理学的原理，可以借鉴到我们的治学方法上来。如果我们把获取知识的速率用v表示，学习所花费的时间用t表示，那么，我们所获得的知识量S则为：

S=vt

如果我们下课了不休息，那么，下一节课，我们就不可能具有充沛的精力。如果我们放学了，晚上在家学习得太晚，甚至学习到转钟，学习的效率肯定会降低，我们学习到昏昏欲睡时，学习的效率就趋近于零了。如果我们把学习的效率用表示，那么，我们所获取知识的量的公式就为：

S=vt

从上式可知，如果我们获取知识的速率一定，所花的时间越多，学习的效率越高，那么，所获得的知识也就越多。

事实上，学习的时间t与学习的效率，是呈负相关的。我们不要一味地强调延长学习时间，而忽视学习的效率。如果你在学习上花的时间过度的多，而你的学习效率太低，那么，你所获得的知识还是接近于零！况且，你夜晚学习得太晚，第二天上课你就没有充沛的精力了，学习的效果反而更差！

综上所述，我认为：

1、无论学习如何紧张，功课如何繁重，下课了，我们都应该走出教室，参与室外活动；

2、晚上在家里学习，不要学习得太晚，一定要保证第二天有充沛的精力上课！

[论如何看待分秒必争初三作文

任何事情都是人做的。最近（《光明日报》1998年9月15日），舒乙先生就说，继承传统文化必须造就有生命力的载体－－人；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表现，主要就是后继乏人；国家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成果辉煌，但它毕竟需要活人来读，必须真正读到活人的肚子里，才算找到了有生命力的载体。诚然，人是文化的核心。

"国学热"的基础也还是人。她实际上是一直"热"在中国人心里的。尽管历经劫波，但你能说"国学"在中国人的心灵里被荡涤净尽了吗？什么是国学？我不禁想起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名言："为甚要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反过来说，只要我们的历史和语言文字还在，就会有国粹，就会有国学，它不是文化革命所能革得掉的。保国、保种、保教，三位一体。

大陆学人提倡国学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就在这里。没有这样一个深厚的民族历史基础，单凭若干学者，几大官僚，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这些学者最著名的学术阵地，就是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孔子研究》。与这本刊物风格宗旨关联的学者，散布在社会科学院和大专院校，可称是当代中国大陆国学研究的中坚，是提起"国学热"时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一批学院派人士。

也许还可以简单提一句，这几年当局对传统文化研究及宣传是非常重视的。大陆学术团体曾经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在北京举行过三次纪念孔子诞辰的国际大会。主席在对台八点讲话中提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文化。"1997年，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海外学者好评。这样一些动向，无疑对研究传统学术的学者是一个极大的暗示。

接下去，我们就要把眼光移向海外华人了。华人的基本信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据悉，海外华人的总人数，大约有3千5百多万(不含台港澳，其计算方法不一)，华人财团的流动资产(不含证券)总额，据1992年7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估，高达两万亿美元(包括台港澳)，东南亚地区华人财富则有四千亿美元。如此庞大的海外社群，假如没有一个文化支撑，简直就无法生存。所以，他们实际上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发展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因此，在华人为主体的国家新加坡，李光耀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伦理道德倡导者与实践者，被称为当代"最大儒者"，也就不奇怪了。很显然，在一个非儒教信仰的国家，李光耀倡导的儒家理念是不会成为主导的。

所谓"国际儒学"，实际上涵盖了全球所有以中国文化为基本价值坐标的人群，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文化中国"。它早已经成为全球多元文化大家庭中非常富有活力、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成员。而中国文化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际上取得如此高的位置，确属前所未有。也许可以这样说，直至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许多狭隘的西方人还在把"远东"视为没有开化的"野蛮之地"。那个时候，如果你与洋人谈中国文化，他是什么感觉呢？是好奇，神秘，不可思议，总之，是把我们当作一个活的民俗博物馆来看的。可到了今天，他们的眼光不能不变了，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力量－－文化的力量。

这种文化的力量，当然首先应当归因于经济上的富足。东南亚地区的"糖业大王"郭鹤年(净资产达21亿美元)曾经说："从小我们就被灌输儒家的道德价值观。老人们经常教育我们要讲商业道德，重视信誉，言而有信。这一切都深深印在我心里。母亲还告诉我要注重口德，不要诋毁别人。"像这样的话，假如出自一个穷人之口，谁会理你呢？但出自一个"大款"的嘴，"文化的力量"便显现出来了。

于是，便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是文化促进了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带动了文化？或曰是二者互动？然而，所谓"互动"，总有个谁先动、谁后动的问题，笔者是绝不同意那种把东亚经济崛起归因于文化动因的观点的。实则，是先有经济的崛起，后有文化的跟进沾光，再有文化对经济的回光反照。不然的话，中国文化在那里至少已经"动"了三千年了，何以今日才使得洋人刮目相看？总之，作为文化，归根到底，还是随着经济的繁荣而繁荣。

“国际儒学”最精粹的学院性产品，是“新儒学”，其特点是以接续儒家道统、弘扬儒学为己任，以儒家内圣外王之学为主导，以服膺宋明理学为道统，以融汇中西、实现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为宗旨，以谋求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为向路，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宗教意识、道德意识以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其代表人物，是唐君毅、牟宗三等儒师，以及后起的杜维明等人。

与此学院派儒学平行的，是基础更为广泛的践履派儒学。其特点是与日常生活、学校教育、企业经营相结合。其代表机关，是香港孔教学院，代表人物是现任院长汤恩佳。此外，台湾有活跃的儿童读经活动，由工商界与社会各界出资，编印浅显易懂的儒家经籍教本，教育儿童从小阅读。印度尼西亚则有孔教总会(1963年改为孔教联合会，1967年又改称印尼孔教中央理事会)，出版《孔教月报》。美国有华人组织的"世界崇德会"，建有儒学教堂，定期举行活动，等等。而大陆，则不仅有学者在公开呼吁儿童读经，并且有专门机构正在逐步扩大实施对中小学生的传统美德教育范围。

对践履派儒学，学院派的教授们在理论上是重视的，在行动上是轻视的。这，或许是学术分野上的一个通例。然而，真正促动文化根基的，恐怕还在于践履者，因为，他们深深懂得，一切都得从娃娃抓起，不光是足球。

什么人在反对“国学热”

罗列事实未免枯燥乏味，但从上面的简短叙述已经可以看出，所谓“国学热”，实际上也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相互呼应的产物。宣扬国学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既有华人，也有洋人。而中西相互纠葛，正是近代以来儒学发展的新特点之一。例如，近代的许多在华外国人，像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美国传教士李佳白，英国官员庄士敦，等等，就曾经公开在中国宣扬孔教。这些宣扬者背景不同，观点有异，但都主张复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此而言，他们结成了一个"文化中国"的统一战线。 那么，反对者都是些什么人呢？

第一类反对者，是抱着牢固的西方中心论因而对东方文化深感担忧的某些西方的国际战略问题专家，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其代表作就是那篇著名的长文《文明的冲突？》（详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他提出：未来国际政治斗争的主线，将由文明冲突取代意识形态及经济冲突，西方文明须防范儒家与伊斯兰两大文明联合。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而所谓"中国威胁论"云云，实际上也有其文化的背景，可谓与亨氏同归一揆。

亨文之所以引起世界性的关注，是由于他确实点出了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一个新变化新特点，梳理出一条极具价值的思考线索。一方面，1989年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代”，“文化”成为一种新的冷战武器，在国际政治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显著。另一方面，亚洲经济的崛起和繁荣，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儒家风范的资本主义，具有其与之相适应的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尽管1997年下半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与地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使一些人对"亚洲模式"产生怀疑，但是，信奉儒学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损失过后，东亚国家与地区总结经验教训，补苴罅漏，适当调整，经济肯定会继续发展。没有理由因为东亚金融危机而对亚洲发展模式予以根本性的否定。而中国在金融风波中采取积极负责、承担责任的举措，从文化角度看，正体现出中国人相帮相助、扶危济困、不以邻为壑的传统美德。

但是，亨廷顿也许没有想到，他的观点恰好刺激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文化冷战”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综合实力为基础，实行"道德竞争"。最显明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从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出发，指责中国等非西方国家践踏人权。这种"竞于道德"的文化冷战的后果之一，就是刺激“文化中国”的学者反转身来，从另一个方向求解如下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有没有人权的传统？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的理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从这种理论中能否发展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人权理论？它是否具有世界的普适性？抑或可以和西方的人论并驾齐驱？儒家学说的创造性转化，是否足以提供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发展具有怎样的互动关系？等等。

例如，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资深教授狄百瑞（W.T.de Bary）、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提议，1998年6月15日至17日，曾经在风光秀丽的北京香山饭店举行过一次中美双边学者的会议：“儒学的人论”。会议恰好在克林顿总统访华前夕进行，尤其具有象征性。我有幸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筹办工作，聆听到许多高论。学者指出，在儒家传统中，拥有极其丰富的“人论”。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就曾经说过：“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这些理论，用现代眼光给予新的解读，会生发出积极的价值。而在我看来，这种重新塑造古代文本的解读活动，至少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早在本世纪初，年轻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就作过一部《中国民约精义》，发现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典籍中包含着丰富的"民约"思想。美国布朗大学宗教系主任退斯教授（S.B.Twiss）甚至用资料说明，国际人权观念不仅同儒家传统在原则上可以相容，而且联合国人权宣言就体现着中国的儒家理念，是儒家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贡献。1947到1948年，中国代表张彭春不仅参加了人权宣言的起草和审议工作，而且许多基于儒学的建议和观点被宣言所采纳。杜维明则指出，人的本质、文明的特色、道德的根源和仁政的价值，是儒学人文精神所不可或缺的面向，从中可以建构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人论；西方的人权观念和儒家的人文精神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可能性，两者之间能够驾起一座桥梁。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郭颖颐指出：任何社会都有关于权利的观念，中国也不例外。狄百瑞教授则论述，儒家学说中具有尊重个人尊严的人格主义，有其内在价值，具备充分体现的可能。 凡此种种，是恰好验证了亨式预言的并非无根而是其实现呢，抑或是亨文的刺激？艺术模仿生活，而生活也就常常模仿艺术。所谓预言家，往往是先从根苗上冒讲一句，激起大家注意，而大家一旦注意，也就成了他预言灵验的证明。这种鸡、蛋互生的因果转化，我们在学界时常看到，而看相算命之类，无不可如是观。

第二类反对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五四传统的弘扬者。

儒学占思想统治地位的根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动摇的？就是从五四。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从五四开始，儒学独尊的格局一去不复返了。五四志士的根本理念有二：民主、科学。由这两个根本理念衍生，就是对传统的清算。 弘扬民主、科学何以必须反传统？钱玄同的回答是：“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欲祛除三纲五常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陈独秀的名言：“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而人们更为熟悉的，则是陈独秀义正词严的宣示："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若因为拥护者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你在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中是否读出了这样一种劲头呢？你在丁守和等先生的文字里是否体会到了这样一种精神呢？假如你没有体读到，只证明你不够敏感；假如你想强烈地去体读，那就请你看一看近些年出版的北京《鲁迅研究月刊》好了！ 然而，他们绝不是五四精神的简单继承者，而是要将五四精神发扬光大。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科学、民主，还是要以民主占第一位。没有民主、自由，没有对封建迷信的破除，“科学”也不过仅仅具有“工具”的意义而已。对此，丁守和先生曾经特别提醒笔者要注意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对五四的论断，因为在那里，明确宣示了许多正确的理念。他们这些人，常常被称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第三类反对者，我们称之为经院派马克思主义者。

在他们看来，国学与儒学"热"热过了头，是文化保守主义、复古主义、迂腐的文化改造观的回潮和反映；讲儒学，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应该说，此派的指责实乃一针见血。

“儒学热”争论的核心是什么

上述三类反对者，实际上最不能通融的，是第三类。而第一、二类，在现时段已经与儒学并非水火不融，而是保持着模糊的交火地带。我总觉得，自由主义，或曰个人主义，与当代的新保守主义，原本是一个东西的二柄。而第三类学者最关注的核心，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早在1990年4月14日，李一氓在《致蔡尚思函》中就曾说，孔子学说是“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和孔子的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可疑调和的体系（折衷主义），或者并行不悖的体系（二元论）。”蔡尚思表示同意李一氓的见解，但有意思的是，李、蔡二老都像五四先辈一样，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

其后，就不断有学者赞同并论述这种观点。例如，罗卜《国粹·复古·文化》（《哲学研究》1994年第6期）说：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从"国学"中可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那么未免太迂腐了。一些人从先秦的神秘主义中寻找理解当代文明的钥匙，一些人宣扬中国需要孔夫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哲学新体系，正是利用了这种迂腐的文化改造观。不排除有人企图用“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之外的目的。胡绳在纪念《历史研究》杂志创刊40周年座谈会上对这篇文章予以介绍，表示“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总的观点我赞成”（《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由于胡绳在学术理论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争议遂因之而起。

尔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杂志连续发表批评"儒学热"的文章，代表作有：王生平《跳出"国学"研究国学》（1994年8期），陈漱渝《如此"儒学热"能解决现实问题吗？》（1995年5期），李登贵《五四精神：重评还是重伸张？－－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述评》（同上），黄克剑《回到"我"自己回到"人"－－写在"国学"正热时》（1995年第8期）。

宣讲儒学的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并不矛盾，二者可以良性互动、互补，不赞成用意识形态斗争的观念指责儒学研究。但是，就笔者的阅读所及，论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最精彩的文章，是匡亚明先生作出的。

匡亚明是老一代中共党员，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就是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重点、有系统地对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探讨，去粗取精，加以弘扬和开发，使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匡那里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匡却认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光靠读一些共产主义教科书、小册子，即使读得烂熟也是不够的，还必须"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行。孔子思想就是"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为对包括孔子在内的人类知识财富学习得越少越好的人，按列宁的话说，是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匡亚明认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也离不开和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精华(包括孔子思想的精华)并非格格不入，而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二者虽然相隔两千余年，但历史连续性规律使它们仍带有相通之处。孔子在封建社会提出了大同思想，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这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共产主义与大同思想都强调“天下为公”。马克思讲国际主义，孔子也强调他当时所能认识到的“国际”主义，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尽管表达的方式不同，内容也不相同，但基本精神有相通之处。由此可见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含有真理性或可贵的智慧萌芽，是有生命力的，是可以而且必须做到使之为当前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

上述论断，便是匡亚明在《求索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中表述的基本思想。

匡亚明这种思想使我们想到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郭沫若。五四前后，打倒孔家店的呼声遍于中国大地，而郭沫若却是逆着当时的反孔潮流的。他写道：“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的罪魁、盗丘，那就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了。”“我在这里告白：我们崇拜孔子。说我们犯时代错误的人们，那也由他们吧，我们还是崇拜孔子。”1924年，他甚至写了一篇《马克思进文庙》，假借孔子与马克思的对话，赫然写道：“我们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孔子问：“你的理想世界是怎样的呢？”马克思讲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等，孔子拍手叫道：“你这个理想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我的思想乃至我国的传统思想，根本和你一样，总要先把产业提高起来，然后才来均分。”马克思感叹道：“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

对于孔子，杜国庠、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等都曾明确表示过反对，但郭沫若、匡亚明的态度却表明：尊孔与反孔，并不是区分一个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反孔，也可以尊孔。

公允地讲，大陆的儒学人士，一般都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主流的研究者都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和言论，在大陆也不容否定，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敢太张扬而已。例如，有人这样写道：当代史家"接受唯物史观，并不是基于一种自由的理性批判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所致；并不是出于自己内心的思想需要，而是出于对自身的生存利益的考虑。因而就必然导致了中国史家对唯物史观采取一种投机取巧的实用主义态度，盲目接受、机械运用、死搬教条、胡乱比附、浅尝辄止。……中国当代史家嘴里喊了几十年唯物史观，可恐怕他们连什么是唯物史观都没有真正弄清楚。唯物史观作为一家之言可能是最有力的，可作为包打天下的独家之言肯定是最无力的。"（雷戈《破碎的心镜：中国当代史家的心理障碍分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如此激烈的言论，正反映了许多儒学人士的"灵魂"。

应该承认，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两种自成体系的思想形态，其产生的时代、理论指向均不相同。笼统地一般地将二者混为一谈，显然不合适。但是，形而上学地将二者截然打成两截，不承认两者有相互融通、交叉的内容，也难服人。

只有形而上学，才在绝对对立的两极思维定式中思维。人文现象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其界限模糊。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具有本质差别。亚理士多德的物理学，如果不是专门研究科学史，现代物理学家不会再去顾及。可是，亚理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现代哲学家却不能不有所了解。有了爱因斯坦，牛顿力学就显得"过时"。可是，有了黑格尔，决不意味着柏拉图的过时。莎士比亚的戏剧精妙之极，但那不意味着咱们的关汉卿就不值一文。曹禺不是关汉卿的代替人，而是关汉卿的对话者。同样，有了马克思，决不意味着黑格尔可以像死狗似地撇在一边。有了毛泽东，也不表示孔老夫子就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这些物质文明，是古人所没有见到、甚至无法设想的。但是，这并不表明现代人在精神上就一定比古人“进步”。在人文精神领域，现代人可以比古人更“原始”，而古人也可以比现代人更“现代”。真正的“道”，有其穿越时空的功能。古今不同，中西不同，而人心则一。但是，假如就此而断言儒学比马克思主义高明，那就真真是痴人说梦了！

央视隆重推出了“百家讲谈”栏目，一经播出立刻万人称颂，引起“国学”热的风潮。我却冷眼旁观，并坠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历年来，人们对文人这一特定的群体，是鄙视的，甚至蔑视他们的存在。人们常用“百无一用是书生”“酸秀才”“迂腐”等词来形容文人，就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时代，在统治着的眼里，文人一样是不堪大任的，真正的文人，也会像陶渊明一样，归隐山林。

当今的社会，物欲横流，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文人是被遗忘的一个群体。重理轻文的现象普遍存在，英语比国学重要，数、理、化，比写作重要。因为数，理，化学得好，可以找到好的工作，英语学的好，可以到外企当白领，而国学你学的再好，你又能做什么。于是就是喜欢文学的人，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现在国学热了，热的让人难受。一个所谓的“文人”篡改了历史，英雄变成了败类，卖国者成了爱国者，黑的变白的，一觉醒来，世界已经面目全非。这个“文人”火了，有人视为敢于揭露“真象”的勇士，敢于挑战权威的斗士。还有的“文人”整天说着大逆不道胡话，去迎合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就成家喻户晓的名人了。还有的人，写几首歪诗，经过文痞一煽风点火也名利双名。更有甚者，有人写一些低级趣味的书，美其名曰“身体写作”，媒体竟然大肆报道，此人也能春风得意。人们不是在忙着做学问而是忙着炒作，就连那些大家也争先恐后找熟人，走后门想在电视上露脸。电视台也适应潮流推波助澜，一股热潮汹涌，席卷神州大地。人们惊叹，国学复苏了。

国学真的复苏了吗？我不清楚。我只记得，我最喜欢散文家的余秋雨，现在写的《千年一叹》，失去了过去文章的深度；我只记得，那些上电视的大家们要么在签名售书，要么在各地讲演；我只记得，文人在绞尽脑汁的想出名；我只记得，文人迷失了自我。有人说，那些人不是真正的文人，可是那些进去也曾经写过好作品的人，现在热衷于名利的大家呢？他们不是也在大行其道吗？只要能吸引人的眼球，管它什么东西，只管发表；只要有银子，狗屁文章照样刊行于世，照样可以名扬天下，照样可以赚大钱。潜心修学的人依然没有人去过问，好作品依然束之高阁。我长叹，国学真热呀。

让国学热降温吧。可怜的文人，刚从人们的蔑视中走出，难道又要踏上一个不归路吗？媒体的造星运动还在进行中，你们成为了这轰轰烈烈运动中的小丑，媒体人，包装公司，在数着钞票消费着你，你成为了玩物，成为了傀儡。你还是个文人吗？“非淡泊无以名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要牢记呀。

我衷心的希望国学别热，因为利令智昏。只有给国学一个宁静的空间，国学才能有所发展，才能薪火相传。

生命是一本有限的储蓄单，你每天都在开支它，直到有一天，本子上出现个赤字。

生命是一道乘法题，算一算，也有2～3万个新鲜的日子，这是生命的一条曲线，另一条曲线是身份、地位、金钱等，当这两条曲线相交时，生命的户口薄上出现零，零乘以任何数都等于零，这，真实而又残酷。

生命又是一道加法题，然而功名、利禄、金钱又在推动着人们做着这道加法题，就像是一个用8年光阴去搏得财富，赢得富足，然而就在一夜，因脑出血而崩断了自己的神经，"含笑九泉"了。虽然他赢得了金钱利禄，却用8年的时间提前支付了40年的光阴，他的财富使他做错了这道算术题。俗话说：昨天是作费的支票，明天是未发行的债券，只有今天是现金，只有把握今天，才能把你的生命装饰得无比美丽。

世界上无数个生命在创造着万物，然而两个人的相遇既是一种偶然，又是一种奇迹。可遇不可求。一个人在诉说、等待，另一个人在倾听、享受、期盼，这就是爱的至深源泉，又是缘的至身所在。

生命又需要理想，春天的花明媚娇艳，理想是含苞欲放的渴望；夏天的树枝叶婆娑，理想是生机勃勃的向往；秋天的稻子金黄耀眼，理想是沉甸甸的等待；冬天的雪漫天飞舞，理想是暖融融的火焰。有了理想，生命就充满了活力和生机，因为它永远年轻。

生命又要学会享受和承担，不要去期待生命途程一帆风顺，因为它的坚韧程度往往与他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成正比，就让生命去迎接挑战吧，不要因为一根稻草掉在头上，就大呼小叫。

活着幸福而不被它宠坏，活着困难而不被它压垮。因为生命是永远属于你的！

[当我学会看待生命作文

粗心、马虎、大意都已经普遍成为广大群众的致命缺点了。我国大约有13亿人口，其中经研究调查发现，就有因粗心而失败的就占了99%，足以可见粗心几乎是每个人的缺点了。但如今人们却以另一种方式去看待“粗心”。

“哎呀，这道题我本来会做的，可就因为粗心啊”、“粗心害死人啊！”……等等诸多之类的因粗心而导致失败的真实例子。他们往往在失败后懊悔不已，但他们却丝毫没有总结失败的原因，而是在为自己找借口，把一切责任推给“粗心”久而久之，他们将习惯性的在失败后往自己的内心的灌输“我可以的”、“我很棒的”等等，让他们的大脑自然而然的形成“我这么棒，无需再努力了”的错误思想，从而间接导致他们下次再遇到类似事件他们也不细心对待，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粗心、马虎、大意等等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变成人们失败后的借口了。他们总是马马虎虎的对待事情，最终马马虎虎的潦草收场。粗心的人们最后得到什么呢？无非是现实生活中的残酷敲响了新增的警铃，最后被社会淘汰。当他们明白时，也许已经晚了，他们早已两鬓斑白，只能留下悔恨的眼泪，草草结束生命。

粗心并不是失败后的借口，也不是一种“聪明”，而是一种笨。人们总认为粗心是“聪明”只需稍一些细小就会成功，却殊不知如果一个人连稍稍细心都做不到，那又如何成才呢！

由此可见，粗心不能成为你失败后的借口，只能成为你笨的无药可救的最佳体现，久而久之也会让你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蠢材！

我如是看待爱情

爱情是什么？有人说是，单纯，美好，不物质。有人说是尊重，付出，有责任。亦有人说是，美妙，动情，充满阳光。还有人说是，痛苦，阴霾，无限忧伤。

是的，每个人都会憧憬自己的爱情，梦里有一个相知，相守，动人的他(她)，能够看出自己的逞强，读懂自己的忧伤。可是，这样的人终究是可遇不可求的，对了，这叫缘分。有人会不屑的说，缘乃天定，份需人求啊。所以，才有了轻易的尝试，有了绝情的分手，或甚有了再也不相信爱情了，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等等可悲可叹的话语。他们没有想，最初耐住了寂寞，经起了诱惑该多好，就会遇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啊，或许，就在下一秒，下一个转角，那人来的，不早，不晚，刚刚好。

这个界上有三种男人，一是喜新厌旧，见一个爱一个，觉得女人除了老婆都很好；二是执着追求，相约一生，觉得女人再好都没自己老婆好；三是觉得女人老婆都很好。同样，这世界上有三种女人，一是爱慕虚荣，穿金戴银，自认为高贵的犹如慈禧，对人颐指气使，其实内心阴暗的可以阻挡住太阳的光辉；二是素布衣裳，识大体，懂人情，温柔的像一只怜爱的猫咪，内心干净的犹如娟娟细流；三是介于两者之间，既不附庸高雅，也不甘于平淡，只想过一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简单日子。

我一直在幻想，自己会成为哪一种男人，会找到哪一种女人，又会拥有怎样的爱情？我可以很固执的断定自己是第二种男人，我认为一辈子只谈一场恋爱并不丢人。但是，我错了，人一辈子至少应该经历三次恋爱，中学初恋的懵懂，大学热恋的生离死别，第三次才是，找一个顺眼的依偎到老。如果没有经历前两场，你仍会对爱情报有太大幻想，像小孩似的，认为会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或是认为只有林志玲的美貌才能配的上自己，所以这个社会才有了这么多剩男剩女，剩女出现的频率大，所以男人在这方面还是蛮会凑合的。曾经的小校花，校花落谁家，据调查校花嫁的都不是很好，因为她们从小就是在一片赞美声中长大的，她们认为足够优秀的男人才能配的上自己，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而足够优秀的男人大都是我上面提的第一种男人。反之，一些相貌平平的女子，不出意外，都嫁的不错，因为她们即使再优秀，骨子里还是会透露一种谦卑，而但凡成熟的男人都会迷上那种气质。郎才女貌是天作之合，俊男美女是上辈子所修的福祉。而有人说，我既没才又没貌怎么办，那就努力让自己有才，或文或武，踏踏实实的做一个好人。

不知怎的，我对爱情竟有如此认识了，虽然只有二十岁，但是生活的种种好多都看透了，所以注定我很难遇到爱情，但是，有些缘分是在劫难逃的，像是上辈子欠下的债，今生必须要还的，我相信爱情，包括所以人都应该相信爱情，这个世界上好男人，好女人会有的，而我们迟早都会遇到的，(她)他不会要求我们太多，只是单纯的希望我们好！

近日，我一直在看些爱情方面的书籍，我觉得读书真的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我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怎样，但我一直会做一个，用心，努力，昂扬向上的奋斗者，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情感作文：我如是看待爱情

Internet has become part of our life, people use computer everywhere, such as they keep in touch with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they also use computer to do their work. There is no doubt that computer facilitate our life. But the problem also comes, as there is no clear and powerful laws to limite the act, some people attack others by the rude words. We also can read the rumors on the Internet, like the end of the world is coming. Such rumors bring negative sides to the society. As there is no rules can punish the person who spred the rumors, more and more people use the Internet to do the immoral acts. The celebrities are the main victims. In order to catch more people’s attention, some websites spread the untru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elebrities, which annoys these public figures. Online rumors need to be limited.

“网红”产业产值超全国票房总额，抖音主播月入过万，使用主播软件的人群日趋低龄……新兴媒体裹挟着信息的碎片，成了一股洪流，席卷而来。

时间的潮流汹涌而有难以抵挡之势，这无可非议。跨进新媒体时代，网络化商业注定拥有纸质商业不可比拟的优势。于是“网红”的出现似乎成了媒体发展的必然。可当洪流中的泥沙显现，水流日趋浑浊时，当引发群众更多的思考。

对大多数“网红”，人们往往“先捧后踩”。正如曾居热搜榜首的温婉，她的抖音视频曾占据了大大小小的网页，无数网友心系于此，关注她的微博，评论她的动态。可事后却有人爆料说温婉并未成年，整容、辍学、堕胎，进出夜店，丑闻接踵而至。温婉随及遭到封杀，此后又有她直播澄清洗白，而网友或同情或斥骂的闹剧。

温婉的身份遭到如此深的质疑，她本人还在网络上尽显姿容，商业端口与商业平台是否应对此负责？平台工作如果足够有力，追根溯源，就应卡断不良“网红”的来路。退而言之，应在监管过程中尽早将其遏杀，而绝非在舆论闹得沸沸扬扬，主播吐尽谎言，评论乱成一片时，姗姗来迟，将难以收拾的网络惨象勉强塞进口袋，胡乱地打个结，权作了结。“网红”职业是对商业平台的一种反向考验。“网红”变“网黄”，网络的混乱，我们当寻其根源。

可“网红”就可以直接同“污浊”，“社会暗面”画上等号吗？未必。浊流中自有清泉，只是深深藏于其中，难以被发觉：曾有一位山西的佛像雕刻者，沉默于城市的一隅，只能尽己之力传承这日渐式微的非遗文化形式。而偶然的契机让他将雕刻的视频配上优雅的音乐，送上了网络平台。于是沉思的佛像和浓妆艳抹的女子一样爆红了。乐观者言“网红”并不是坏现象，悲观者言“清流”毕竟是少数，浊流之势不可小觑。可见商业平台的利或弊并不能指向一端，“网红”更多的是对商业形式本身和盈利方、使用方的考验。

而“网红”所携之浊流似乎只是社会风尚的一个映像，网红们抓住社会普遍心理，只是有走正或偏的区别。

而若要改变网红偏离的现象，或许只能从人心的根本出发。浮躁的社会注定只能拥有一张张整容过后的虚伪面容，只会出现一例例为迎合世俗而突破法律底限的丑闻。

自有人意欲祛除浊流中的沙尘。《中国国家地理》中有一期刊特邀江一燕走向峰雪天际线。画面上她只是一身简单的运动着装，手上捧着一个相机，看向远方。

美丽而不失规矩与诗意，这才应是网络和娱乐的新走向。正如江一燕背上行囊，不觉在杂志的彩页里衬托了横断山区的雄壮。

又或许不仅网红，不限于娱乐界，整个社会都需要一次完全的净化。以人心拔擢世俗的浊流，在普及的基础上，完成新式媒体与新兴信息的飞跃。

洪流奔腾入海，愿其由浊成清。

“孔子是中国最可怜的人。”当代知名文人学者如是说。

曾经，孔夫子，也曾辉煌，但曾经，孔夫子也曾落魄。

孔子命运跌宕起伏，“元芳，你怎么看？”

孔夫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在春秋战国那个混战的年代，孔夫子如一股清流，浸入各国人民的心中。

孔子曾提出“仁”的学说。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每一个人都要以一颗仁和，平等的心的看待，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都要平等，博爱，共同发展。

谁能说，孔子对我们这个时代无益？恐怕，不能。

孔子塑人，推动我们人生的脚步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

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每日三省，每天的我们似乎都可以进步一点，与朋友的情谊似乎都可以更深厚一点。

这样的我们何愁进步？

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也不复也。”“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三人行也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一字字，一句句，哪一样不是当今的我们仍在大力推崇的？

谁能说，孔子思想已落后时代？恐怕，不能。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珍惜时光的每分每秒，去完成自己无限美好的人生。

孔夫子的每一句话，无不彰显着孔夫子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从古至今，孔子的思想，可谓影响深远，浸润人心。

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在当今的历史背景下，从礼法分明的年代，到诸侯混战，民不聊生，孔夫子也想回到从前的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的社会，他提倡礼制，他的爱是有等级差别的爱，他的爱无法给予天下人。

这样，却影响了之后的天下，使得封建礼制，“三六九等”思想深入人心。

因而，这样的孔子也遭人唾弃，落魄不堪。

孔夫子是推动中国前行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虽在其中，也有一些不符合时代发展大趋势的因素，但始终功大于过。

辩证看待，客观对待。应以最客观的视角给予孔子最公平的判决。不然，孔子也会很“委屈”。

自春秋中叶以来，楚国一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国。从楚庄王问鼎中原时起，楚国统治者已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战国时代，楚国君墨守成规，缺乏改革的锐志，被后起的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在了后面。楚国国势渐趋衰落，在与西方强秦的连年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丧城失地。而以怀王为首的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却偏安一隅，仍过着醉生梦生死的生活，臵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

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洞悉列国形势，对楚国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诗人为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实现“存君兴国”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国倡导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既得利益，遭到了贵族群小的极力诋毁。尽管诗人“忠而见疑，信面被谤”，但诗人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与权奸的斗争中显示了高标节操，爱国赤诚。诗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诗篇显示了诗人拳拳报国心，殷殷故国情。其爱国主义精神名传千古，垂范后人。

一、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弊政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诗人作为战国时代一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诗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屈原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高权谋谲诈，推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侵吞攻伐时代：列国纷争，狼烟四起，万民缟素，血流成河，弱国的苟存只能仰人鼻息，成为附庸；弱国的灭亡只是利益相争的殉葬品。此时的楚国已陷入重重危机，形势岌岌可危，可楚国君臣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依旧沉醉于丝竹管弦，声色犬马之中。诗人忧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国统治者从沉醉中醒来，面对残酷现实，上下一心，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大有作为，重现昔日鼎中原的辉煌，完成统一中国的理想。诗人把这一理想称之为“美政”，“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欲以“美政”作为振兴保守落后楚国的一剂良方。

“美政”是屈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动力。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虽表述得比较空泛，介也有其具体的时代内容。从诗中来看，主要是指使楚国独立富强，并走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道路。这一理想是契合时代发展脉搏的，其本质就是反对楚国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为了实现理想，诗人针对楚国种种流弊，旗臶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举贤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即不分贵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依法办事。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实行改革，除去弊政。这一主张如能施行，将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剜除楚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烂疮，使衰老的楚国变得更更健康，更茁壮，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国之道。

诗人大力倡导“举贤授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从历史上看，能“举贤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兴国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戚之讴歌兮，齐恒闻以该辅。”历史上这些昏君都善于搜罗人才，并委以重任，最终导制了盛世景象的出现。相反，那些嫉贤妒能的昏君，如殷纣王荒淫残暴，迫害忠良，使一代贤臣，“比干菹醢”；吴王夫差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使一代忠臣，“武子逢殃”。而这些毁灭人才者，也毁掉了强国富民之基石，最终落得个亡国祸身的不幸结局。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运之兴衰系于贤才。国家的兴盛离不开贤臣，只有举贤授能才能不国安邦，富国强民。现实中的楚国要改变贫弱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打破旧贵族对于权住的垄断，效法兴国圣君不拘身份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只有这样，楚国才能重新走上富强之路，重现昔日之辉煌。

为有贤可举，有能可授，屈原深谋远虑，有计划地在楚国展开了培养各种人才的事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未雨绸缪，诗人滋兰树蕙，其目的“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即希望培育的人才能在楚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担当起富国强民之重任。为了国事，诗人呕心沥血，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上下求索。诗人招贤纳士，为己求贤，还是为楚国政治前途作打算。

战国时代，各诸侯先后在各国变法图强。变法成为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当时，楚国政坛由旧贵族把持，旧贵族统治实际上是“背法度而心治”。为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法治国。为此，诗人在位时，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国国力也随之有所起色。怀王初期，楚与齐秦称雄，怀王任合纵长等事实就是明证，然而好景不长，屈原依法治国的措施损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们的极力诽谤。楚群他因“无度弗察”，即没有法制思想而受蒙信谗，遂疏远了屈原。忠臣远逝，小人当道。他们在楚国的违法乱纪行径遭到了正直诗人严厉斥责：“固时俗之工巧兮，竞周容以为度。”这些小人花言巧语，蛊惑世人，为谋取恩宠荣禄，不惜违背法度，变更正确的治国之道。小人的胡作非为，将诗人当初心血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楚国陷入了“阴阳易位”的倾覆绝境。屈原冒死进谏，希楚国统治者以史为鉴，效法禹、汤、文武、周公等贤名之君，勤恳依法治国。“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历史上这些先贤知人善任，走上了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与此相反，启、异、尧、桀、纣等昏君，荒淫残暴，法度不行，最终亡国祸身。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治国需法治，在法度废弛的国家，为政者心昏愦，国家也必覆亡。屈原在楚国高扬法治大旗，其目的是在楚国除弊去害，铲出“众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这些丑陋事物生存的环境，使楚国走上正常发展的历史轨道。

诗人始终不渝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如能实施，必使老气横秋的楚国脱胎换骨，涣发出咄咄逼人的青春锐气。然在愚昧保守落后的楚国，无人赏识“怀谨握玉”的诗人，他们残酷地将诗人逐出了政治舞台中心，将诗人治国安邦的“美政”蓝图扼杀于襁袍之中。诗人被毁，楚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丝明亮的春色也就荡然无存，这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楚国的悲剧。尽管诗人为理想屡蒙谗遭毁，但任矢志不移，其行动所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可窥一斑。

二、不屈不挠，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诗人所行，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却因在楚国实施“美政”理想，而无辜蒙冤，遭谗被谪。但诗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与那此为害楚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这场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诗人对楚国黑暗现状进行了揭露，指出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世溷浊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这实际上描绘了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黑暗世道；一个粪壤充帏、邪恶肆行的世道；一个忠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浊世道。而原先的楚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这下楚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飞扬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这伙“并举好朋”的小人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违法乱纪，结党营私，竞进贪婪，不厌求索，使忠臣“自疏而远逝”，奸臣“干进而务入”，将楚国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

“险隘”的绝境。诗人忧心如焚，痛恨小人祸国殃民的乱政行径，并反复申诉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诗人喜好的佩饰、奇服、长铗等是诗人高洁人格的投影，是诗人“长当浊世，自处清流”的物证。诗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洁品性向邪恶世俗挑战。诗人虽身陷穷途，但誓不与邪佞为伍，“苟余情其以练要兮，长亦何伤！”“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诗人洁身自好，在污浊的社会里，不苟合取容，保持芬芳不变，再现了诗人独立不迁的人格和高标的气节。对那些经不住个人得失考验的变节者，诗人甚是痛心，“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夫众芳。”“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兮？”屈原指斥变节者经不住诱惑，走上了从俗、媚俗之路，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小人。诗人鄙薄他们，谴责他们，他情愿效法前贤，做一个处困苦茕独不悔的死节之臣，“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与世俗小人妥协投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残酷的现实没能使屈原低头，誓与群小斗争到底，“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出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人生择择。

诗人披肝沥胆，为国效忠。在厄境中矢志不移，对理想、对真理、对祖国始终不渝，在与邪恶的斗争中，虽然羽折翎落，滴着鲜血，仍然苦苦挣扎，表现出被遗弃而不沉沦，蒙谣涿而不自毁的坚贞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宁死不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三、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

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

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臵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

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

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四、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探讨。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其时代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时代，社会充满着进取的、批判的精神。屈原在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敢干斗争，决不妥协，上下求索的批判和进取态度，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频繁。强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进程。弱国为抵抗强国入侵，掀起了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残死较量中，一些爱国志士挺身而出，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中。屈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楚国西北边强秦的崛起，楚国渐渐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楚国的国家前途的民族命运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楚国统治者依旧沉缅于日酣宴饮的享乐中，束手无策。大敌当前，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国灭亡的措施。在保守思想与改革思想的猛烈冲撞中，屈原主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悲惨遭遇，臵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楚国的现状，“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楚国重新走向富强。“沧海横流处，方显英雄本色。”正是战国后期波涛汹涌的时代“沧海”，才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放异彩。

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从内因来说，在于诗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步的世界观决定其有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天问》中，诗人仰天长问，对自然和人类历史探究天道。从诗人对古代关于自然的神话和传说的诘难和质疑中，表明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索，对古代信仰的怀疑，显示出一种大胆的科学探索精神，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诗人在对夏、商、周三代所以兴，所以亡的回顾和反思中，对其治乱兴亡缘故表示质疑。诗人企图通过探寻历史兴亡之故，为楚国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让楚国在车真颠马覆之路紧急止步，重新走上兴国之路。诗人问天问地，问历代沧桑人事。这都是由诗人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决定的，再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还与诗人出身经历紧密相联。诗人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但因为家族地位的衰落，他本人已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诗人在《九章〃惜诵》这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亡身于贫贱。”这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诗人虽出身于贫贱，但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即《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跻身于楚国政治舞台。“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诗人身为高阳苗裔，天潢贵胄，想在楚国大有作为，振兴楚国于混乱中。诗人虽壮志未伸，但对楚国的耿耿中心至死不变，再现乱世忠臣的忠贞。

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着尘土，荣归大地怀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绎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辉，惠及万代。它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激励着千秋子民爱我中华，并为之富强而奋斗不息。

如何看待屈原的爱国精神?

自春秋中叶以来，楚国一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国。从楚庄王问鼎中原时起，楚国统治者已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战国时代，楚国君墨守成规，缺乏改革的锐志，被后起的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在了后面。楚国国势渐趋衰落，在与西方强秦的连年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丧城失地。而以怀王为首的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却偏安一隅，仍过着醉生梦生死的生活，臵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

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洞悉列国形势，对楚国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诗人为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实现“存君兴国”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国倡导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既得利益，遭到了贵族群小的极力诋毁。尽管诗人“忠而见疑，信面被谤”，但诗人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与权奸的斗争中显示了高标节操，爱国赤诚。诗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诗篇显示了诗人拳拳报国心，殷殷故国情。其爱国主义精神名传千古，垂范后人。

一、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弊政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诗人作为战国时代一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诗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屈原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高权谋谲诈，推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侵吞攻伐时代：列国纷争，狼烟四起，万民缟素，血流成河，弱国的苟存只能仰人鼻息，成为附庸；弱国的灭亡只是利益相争的殉葬品。此时的楚国已陷入重重危机，形势岌岌可危，可楚国君臣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依旧沉醉于丝竹管弦，声色犬马之中。诗人忧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国统治者从沉醉中醒来，面对残酷现实，上下一心，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大有作为，重现昔日鼎中原的辉煌，完成统一中国的理想。诗人把这一理想称之为“美政”，“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欲以“美政”作为振兴保守落后楚国的一剂良方。

“美政”是屈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动力。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虽表述得比较空泛，介也有其具体的时代内容。从诗中来看，主要是指使楚国独立富强，并走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道路。这一理想是契合时代发展脉搏的，其本质就是反对楚国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为了实现理想，诗人针对楚国种种流弊，旗臶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举贤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即不分贵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依法办事。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实行改革，除去弊政。这一主张如能施行，将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剜除楚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烂疮，使衰老的楚国变得更更健康，更茁壮，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国之道。

诗人大力倡导“举贤授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从历史上看，能“举贤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兴国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戚之讴歌兮，齐恒闻以该辅。”历史上这些昏君都善于搜罗人才，并委以重任，最终导制了盛世景象的出现。相反，那些嫉贤妒能的昏君，如殷纣王荒淫残暴，迫害忠良，使一代贤臣，“比干菹醢”；吴王夫差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使一代忠臣，“武子逢殃”。而这些毁灭人才者，也毁掉了强国富民之基石，最终落得个亡国祸身的不幸结局。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运之兴衰系于贤才。国家的兴盛离不开贤臣，只有举贤授能才能不国安邦，富国强民。现实中的楚国要改变贫弱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打破旧贵族对于权住的垄断，效法兴国圣君不拘身份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只有这样，楚国才能重新走上富强之路，重现昔日之辉煌。

为有贤可举，有能可授，屈原深谋远虑，有计划地在楚国展开了培养各种人才的事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未雨绸缪，诗人滋兰树蕙，其目的“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即希望培育的人才能在楚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担当起富国强民之重任。为了国事，诗人呕心沥血，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上下求索。诗人招贤纳士，为己求贤，还是为楚国政治前途作打算。

战国时代，各诸侯先后在各国变法图强。变法成为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当时，楚国政坛由旧贵族把持，旧贵族统治实际上是“背法度而心治”。为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法治国。为此，诗人在位时，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国国力也随之有所起色。怀王初期，楚与齐秦称雄，怀王任合纵长等事实就是明证，然而好景不长，屈原依法治国的措施损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们的极力诽谤。楚群他因“无度弗察”，即没有法制思想而受蒙信谗，遂疏远了屈原。忠臣远逝，小人当道。他们在楚国的违法乱纪行径遭到了正直诗人严厉斥责：“固时俗之工巧兮，竞周容以为度。”这些小人花言巧语，蛊惑世人，为谋取恩宠荣禄，不惜违背法度，变更正确的治国之道。小人的胡作非为，将诗人当初心血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楚国陷入了“阴阳易位”的倾覆绝境。屈原冒死进谏，希楚国统治者以史为鉴，效法禹、汤、文武、周公等贤名之君，勤恳依法治国。“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历史上这些先贤知人善任，走上了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与此相反，启、异、尧、桀、纣等昏君，荒淫残暴，法度不行，最终亡国祸身。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治国需法治，在法度废弛的国家，为政者心昏愦，国家也必覆亡。屈原在楚国高扬法治大旗，其目的是在楚国除弊去害，铲出“众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这些丑陋事物生存的环境，使楚国走上正常发展的历史轨道。

诗人始终不渝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如能实施，必使老气横秋的楚国脱胎换骨，涣发出咄咄逼人的青春锐气。然在愚昧保守落后的楚国，无人赏识“怀谨握玉”的诗人，他们残酷地将诗人逐出了政治舞台中心，将诗人治国安邦的“美政”蓝图扼杀于襁袍之中。诗人被毁，楚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丝明亮的春色也就荡然无存，这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楚国的悲剧。尽管诗人为理想屡蒙谗遭毁，但任矢志不移，其行动所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可窥一斑。

二、不屈不挠，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诗人所行，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却因在楚国实施“美政”理想，而无辜蒙冤，遭谗被谪。但诗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与那此为害楚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这场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诗人对楚国黑暗现状进行了揭露，指出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世溷浊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这实际上描绘了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黑暗世道；一个粪壤充帏、邪恶肆行的世道；一个忠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浊世道。而原先的楚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这下楚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飞扬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这伙“并举好朋”的小人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违法乱纪，结党营私，竞进贪婪，不厌求索，使忠臣“自疏而远逝”，奸臣“干进而务入”，将楚国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

“险隘”的绝境。诗人忧心如焚，痛恨小人祸国殃民的乱政行径，并反复申诉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诗人喜好的佩饰、奇服、长铗等是诗人高洁人格的投影，是诗人“长当浊世，自处清流”的物证。诗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洁品性向邪恶世俗挑战。诗人虽身陷穷途，但誓不与邪佞为伍，“苟余情其以练要兮，长亦何伤！”“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诗人洁身自好，在污浊的社会里，不苟合取容，保持芬芳不变，再现了诗人独立不迁的人格和高标的气节。对那些经不住个人得失考验的变节者，诗人甚是痛心，“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夫众芳。”“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兮？”屈原指斥变节者经不住诱惑，走上了从俗、媚俗之路，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小人。诗人鄙薄他们，谴责他们，他情愿效法前贤，做一个处困苦茕独不悔的死节之臣，“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与世俗小人妥协投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残酷的现实没能使屈原低头，誓与群小斗争到底，“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出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人生择择。

诗人披肝沥胆，为国效忠。在厄境中矢志不移，对理想、对真理、对祖国始终不渝，在与邪恶的斗争中，虽然羽折翎落，滴着鲜血，仍然苦苦挣扎，表现出被遗弃而不沉沦，蒙谣涿而不自毁的坚贞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宁死不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三、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

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

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臵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

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

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四、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探讨。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其时代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时代，社会充满着进取的、批判的精神。屈原在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敢干斗争，决不妥协，上下求索的批判和进取态度，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频繁。强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进程。弱国为抵抗强国入侵，掀起了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残死较量中，一些爱国志士挺身而出，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中。屈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楚国西北边强秦的崛起，楚国渐渐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楚国的国家前途的民族命运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楚国统治者依旧沉缅于日酣宴饮的享乐中，束手无策。大敌当前，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国灭亡的措施。在保守思想与改革思想的猛烈冲撞中，屈原主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悲惨遭遇，臵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楚国的现状，“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楚国重新走向富强。“沧海横流处，方显英雄本色。”正是战国后期波涛汹涌的时代“沧海”，才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放异彩。

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从内因来说，在于诗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步的世界观决定其有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天问》中，诗人仰天长问，对自然和人类历史探究天道。从诗人对古代关于自然的神话和传说的诘难和质疑中，表明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索，对古代信仰的怀疑，显示出一种大胆的科学探索精神，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诗人在对夏、商、周三代所以兴，所以亡的回顾和反思中，对其治乱兴亡缘故表示质疑。诗人企图通过探寻历史兴亡之故，为楚国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让楚国在车真颠马覆之路紧急止步，重新走上兴国之路。诗人问天问地，问历代沧桑人事。这都是由诗人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决定的，再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还与诗人出身经历紧密相联。诗人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但因为家族地位的衰落，他本人已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诗人在《九章〃惜诵》这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亡身于贫贱。”这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诗人虽出身于贫贱，但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即《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跻身于楚国政治舞台。“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诗人身为高阳苗裔，天潢贵胄，想在楚国大有作为，振兴楚国于混乱中。诗人虽壮志未伸，但对楚国的耿耿中心至死不变，再现乱世忠臣的忠贞。

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着尘土，荣归大地怀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绎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辉，惠及万代。它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激励着千秋子民爱我中华，并为之富强而奋斗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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