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灯高中叙述（最新16篇）

我的台灯，如果你见着它的话，你一定不会认为那是一盏台灯。我的台灯长得的确不太像台灯，它或许更像是一个承载了梦想的月亮。

我的台灯是我的爸爸在外面出差给我带回来的。他带回来的时候，我还以为爸爸给我带回来了一个圆球呢!点亮了才发现，那是一盏圆月形状的台灯。我把它放在我的书桌的左边，晚上打开它来看书写作业时，总会觉得有一个大大的月亮在陪着我，在静静地聆听着我的梦想，像是有一个温馨的家正照耀着我似的。

我的台灯从爸爸给我带回来到现在，我一直爱惜着它，但不可避免的，它还是坏掉了一次，那一次让我哭了好久好久。那天我也许是学习得太晚了，使用它的时间太长了，它忽然就停止工作了。我抱着它左看右看，不知道到底如何才能让它恢复正常，可我到底还是不会修理台灯，我望着它哭了。哭了很久之后，爸爸妈妈正好来催我睡觉了，爸爸看见我在哭，立马就发现我的台灯坏了。他让妈妈安抚我，他则抱着那个月亮去他的“工作室”了。

那是爸爸专门修理家里一切电器的“工作室”，爸爸一直都能够把家里的电器都修理好，但愿他也能帮我把台灯修好。我一边在书房里小声地哭，一边思考爸爸会不会帮我把台灯修好。后来，只听爸爸一声大喊，我和妈妈赶紧跑进了他的“工作室”。

原来爸爸已经把台灯修好了，那个月亮正在爸爸的工作台上明亮着呢!爸爸那一声喊是喜悦的欢呼，亦是对我们的召唤。我跑过去，用衣袖擦了擦眼睛，笑着抱走了我的台灯，抱走了我心爱的月亮。

这就是关于我的台灯的故事了。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去看看我的月亮吧!它一定也会聆听你的梦想的!

中学生学习办法

看了好多关于中学生学习办法的书，也想写一写，这都是我一年以来，看的这么多学习办法一类的书，总结出来的笔记，我看了看，有改了一下，才写到小荷上，共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能从中受易。

——题记

今天这篇文章，是写一下从初一，到初三，学生的普遍感受和学习不如小学的原因，下次再逐步的来写中学生的学习办法。

初一年级：

一上初一，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压力骤然变大，学科一下子从简单的几门主课。变成了七八门主课，所以，这压力都是来自学习上的。

数学：上了初一，明显的就比小学的数学难的多，初一的数学就要学代数和几何了。小学的数学是没有办法和初一的数学难度的程度相比的，虽然说小学的数学也有写X，Y，但是，初中的数学一天满黑板的都是X，Y。弄的头晕脑大的，加上老师每天的辅导，几门功课加起来作业那么的多，再不掌握一套好的合理的学习办法，就会落后。而小学的数学虽说不上简单，但是却没有那么难，小学升初中是最关键的时候，如果不在小学数学和中学数学上，架一座桥梁，才会帮助我们尽快的适应初中数学。往往很多的学生，在小学的学习非常优秀，但是到了初中却越学越倒退，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已经被揭开了。原来，很多人升到了初中，还是没有把学习办法和思路转变过来，只是单单的像小学那样，还是像小学那样学，学习办法一个模式。而面对那么多的学科，这种方法是一定不行的。

语文：一上初中，语文的课文素材也就多了，广泛了。外国文学、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又分了好几类：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要记住很多文字，意思，生词。着名作家的文学作品一大堆。另外，写作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许多。没有一点作文底子的，到了初中，就连语文作文都写不好。然而，初中学不好，那就意味着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好的大学!

英语：先不说别的，翻开小学英语课本的课后单词列表，一本书才几十个单词，而初中课本的课后单词列表，一大堆一大堆的单词成章成页，让人看了就眼花缭乱。一天要背多少英语单词啊!抛靠这不说，看看英语书，小学的英语书那么的微弱，而初中的英语书和它比起来，是那么的强壮!英语书那么厚一大本，如果是人教实验版的话，那书的分量远远不只这么多!

由此可见，不掌握一套合理的学习办法，就将意味着失败!

我喜欢节能环保的节能灯;我喜欢指引交通的红绿灯;我喜欢元宵节千姿百态的花灯;我喜欢自由飞翔的孔明灯;我喜欢在新年欢跃的龙灯……我更喜欢我家的小台灯。

我家的小台灯大约有25厘米高，15厘米宽。蓝色的外表里透着让人心情舒畅的绿色。小台灯的上面，有一朵茉莉灿烂地盛开着。小台灯中间，威严站立着一个士兵，它仿佛在保卫着我的小台灯。小台灯背面，有一位小女孩在沙滩上玩耍，她穿着粉红色的连衣裙，戴着天蓝色的帽子，衣服上还有一些小花纹，有的像五角形的小星星让你无限遐想。台灯多么像一位默默无闻的“英雄”，它那乳白色的灯光，把我的房间照得温馨、明亮。

因为有一件事情，使我更加珍惜我的小台灯。

有一个夜晚，我正专心致志读书。突然，停电了，正当我走来走去着急万分时，我忽然想到了的小台灯，它可是两用的哦。“啪”打开按钮。我的小台灯亮了起来，仿佛在给我指路。我仿佛听见它在说：“主人，我给你照明了!”我高兴的把它举了起来，似乎它在地球上是最亮的一点，我自觉的认真读书，因为我的小台灯在黑暗里给了我光明。

小台灯是我忠实的学习伙伴。当我遇到难题时、没有头绪时，小台灯提醒我说：“不着急，慢慢想。”这让我茅塞顿开。面对难题冷静对待，就算是最难的题，我也会迎刃而解的。当我学习疲倦时，小台灯说：“加油，不要放弃!”我会信心十足，认真完成作业。

我喜欢小台灯的精美模样;我喜欢小台灯在黑暗里为我照明;我喜欢小台灯在我遇到困难时，给我鼓励。我喜欢小台灯!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着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着《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着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在有关鲁迅思想的研究中，大量的成果集中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冯骥才在《收获》上发表的《鲁迅的“功”与“过”》中认为，鲁迅作品的成功之处即在于独特的“国民性批判”，“在鲁迅之前的文学史上，我们还找不到这种先例”，但这不过是“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的舶来品，鲁迅从中受到了启发和点拨，却没有看到里面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话语。冯骥才进而认为鲁迅没能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被西方人认作经典的以审丑为主要特征的“东方主义”的磁场。这一度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争鸣。陈漱渝在《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和《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确受到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影响。然而，“鲁迅展示中国人的丑陋面，并非印证西方侵略者征服东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在展示种种丑陋的过程中渗透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否定性评价，使读者在否定性的体验中获得审美愉悦。”黄川在《亚瑟·亨·史密斯与东方主义》中重点分析了“东方主义”一词的含义和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详细情况，指出冯骥才把“东方主义”加之于鲁迅的头上是“轻率的、不科学的”。

由论争引发，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被导入了十分广泛、深刻的领域。对于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形成的渊源，日本学者北冈正子的《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由来》以翔实的史料证实：鲁迅留日时期与许寿裳关于国民性的探讨，是受到当时弘文学院院长加纳治五郎与中国学者杨度关于国民性讨论的直接触动。潘世圣的《关于鲁迅的早期论文及改造国民性思想》认为，“青年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其实与近代西方，明治日本，他的先辈思想家如梁启超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留日学生有着多样的联系，鲁迅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他的时代，他的周边世界的精神倾向。”王学谦在《精神创伤的升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心理因素》中指出，幼时的家庭变故使鲁迅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直接影响了鲁迅人生道路的选择，并促成了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程致中在《鲁迅国民性批判探源》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一单方面的影响，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包括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有关国民性的讨论的影响，外国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着作的影响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痛切反省和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的影响等等。袁盛勇的《国民性批判的困惑》则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主要源于一种强烈的自省意识，他看到了我们国人的“古老鬼魂中”还有一个“我”，因而，“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是一种自我在场的启蒙话语……他把自己拽进话语语场的同时，也一并让读者沉入其间，在自我反省中杀出一条生路”。尹康庄的《鲁迅的民众观》指出，鲁迅“致力终身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与实践的逻辑起点”，是鲁迅对民众的“否定与肯定之间所形成的悖论”。方长安的《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是和立人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深受日本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亦即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研究的深化还表现在“鲁迅改造中国国民性思想研讨会”的举行。这一学术会议是由汪卫东的《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内在逻辑系统》和竹潜民的《中国国民性“密码”和“原点”探秘——兼与汪卫东先生商榷》争鸣文章引起。前文认为中国国民性“原点”和“密码”以“私欲中心”四字概括，后文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原点”和“密码”应是“自欺欺人”。陈越认为汪卫东的“私欲中心”失之太泛，竹潜民的“自欺欺人”不是“对国民性劣根性表现的深层原点的概括”。周楠本指出，“自欺欺人”说实际已包含于“精神胜利法”中，而“私欲中心”是和“精神胜利法”一样的国民劣根性表现，因而“原点”和“密码”的提出并无多少新意。张恩和和林非都肯定了从“私欲中心”和“自欺欺人”入手探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积极意义，特别认为以“自欺欺人”为中心展开对国民性弊端的分析是“颇有道理的”。但对国民劣根性的形成，他们都认为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封建专制制度和绝对权力统治的结果，“在这样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规范和限制下，怎么能不产生退守、懒惰、卑怯、奴性、虚伪巧滑、自欺欺人等各种各样的国民性”(张恩和语)。钱理群的论点有三：一、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提出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不是外来思潮的移植;二、改造国民性问题涉及对民众的看法，鲁迅一向把民众分成两类，即“厥心纯白”的朴素之民和“在名教斧钺底下”失去了天性的“无名主无意识的杀人团”，鲁迅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后者;三、对“真”与“诚”的倡导，对“伪”的批判是鲁迅一生的命题。孙玉石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他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动因，继承了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学传统拥有的“大爱与大憎结合的精神”，体现的是文学创作的永恒的主题，因而孤立地研究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密码”与“原点”，“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术意义”。孙玉石提出应当特别尊重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思想家的“独特性”，这就是：“他是以自己的直接感悟与无休止批判来辐射他的思想能量，而不是在逻辑系统的思考中来论证他的思想凝结的。他追求关注的一贯性，批判的直击性却不一定有哲学家思想的严密性。”

我和我的台灯是好朋友，个儿差不多，性格也差不多。我不爱说话，我的台灯更是从不说话，它永远矗立在我的书房的地面上，陪伴着我学习。

我的台灯是一盏落地台灯，正好在我的书桌旁的地面上立着，在我写作业的时候陪着我写作业，在我读书的时候陪着我读书。它的高度正好和我现在个头差不多，以前它刚来我家的时候，我还够不着它呢，现在我和它已经齐头了。也正是这样，让我意识到我的台灯已经可以是我不可或缺的好朋友了。

我是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孩子，而我的台灯则从不说话。它只是静静地陪着我，给我足够看清世界的光亮，这就足够了。这一点也是我认定我的台灯是我的好朋友的最重要的一点，它不用说话，只要陪着我就行，偶尔我说了什么，它不用回应我，只需要静静地倾听就好了。就像我与书的关系一样，我静静地倾听书里的故事，书也静静地呈现着它的故事，这一切就足够了。没有什么比倾听和了解更重要的了。

我和我的台灯常常待在一起，以至于妈妈每次到我的书房来，都会调侃我说：“又和你的台灯一起在看书呢!”我会满足地微笑着回应我的妈妈，让她明白有台灯陪伴着的我，也如有她陪伴着我的我，两种时刻都让我感到幸福，是相似而又完全不同的幸福时刻。

我还让我的妈妈给我和我的台灯拍过照，照片上的我正捧着书在台灯下阅读，台灯的光亮像一个足够照亮我的生活的太阳，暖暖地陪在我的身边。现在这张照片已经被我洗出来用画框裱了起来，挂在我书房的墙上，让人一看就明白我俩是好朋友，我们俩都安安静静陪伴着对方。

大家好，我是精致小巧，外形华丽的小台灯。我是怎么来的呢?这还得从我的“前世”讲起。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我还只是一块躺在工厂里等待加工的材料。望着窗外那满天纷飞的鹅毛大雪，我的眼皮沉重了，不一会儿，我就睡着了。心里的紧张和不安顿时烟消云散。待我醒来之际，已是傍晚，我看了看自己的身子。呀!我原本扭曲的身子变得又笔直又光滑，我照了照镜子，原来，我成为了一位指挥交通的战士——红绿灯!

我怀着激动紧张的心情，来到了我工作的地点——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

我笔直地矗立在路旁，以前传说中的“马路杀手街”，现在井然有序，人人都说着是我的功劳。人们通过马路时，都敬畏的看着我的三只眼睛，我是一个“三色眼”，我一睁绿眼，车辆就安全通过，我一睁黄眼，所有人立即停住脚步，我一睁红眼，马路上立刻鸦雀无声，直到我睁开绿眼，马路才恢复热闹。

但是，“那一天”终于来临了。那时候，我正在值夜班。突然，一辆红色的跑车迈着“醉步”闯入了我的视线里，这，就是我命运的转折点。

这时，另一辆大巴车也开了过来，只听见一声急促的刹车声，一桩惨剧发生了，但我也遭了秧，那原本笔直的身体被撞歪了，我的“战士”生涯就此结束。

之后，我被送到了加工场加工。我照照镜子：哇!我穿上了一件粉色公主服，还带有蕾丝花边，十分华丽。在商场里，我看见了一个和我很配的女孩子：她全身上下粉色系，显得特别优雅，可爱。她一看见我，一双有灵性的大眼睛立刻闪闪发亮，赶紧叫来她的妈妈，妈妈看了看价格，于是点头同意了。

小女孩顿时欣喜若狂，她连忙抱起我，冲向收银柜，好像生怕她妈妈骂后悔似得，付过钱后，她就兴高采烈地抱着我回了家。

现在，我已经成为了她最爱的东西，她写作业，画图画都离不开我。她渐渐长大了，也不再那么疯狂地迷恋粉色和我了。我快要去上初中了，要搬家了。令“灯”欣慰的是，她没有忘掉我。

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的主人很幸福。

许多人对鲁迅的无知与淡漠，令人失望，令我感到可悲。在鲁迅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鲁迅的世界与世界的鲁迅”国际学术讨论会曾在先生的故乡绍兴举行，来自中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一百五十余名“鲁学”研究专家参加会议。包括陈漱渝、张梦阳、阿部兼也等国内外着名的鲁迅研究专家都在讨论会上发表各自的研究成果。《鲁迅讽刺艺术理论初探》、《鲁迅研究中的学术哲学问题》、《作为现代精神资源的鲁迅》、《鲁迅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近百篇研究论文采取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鲁迅先生的作品、思想、经历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006年是鲁迅诞辰125周年暨逝世70周年，10月17日，来自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德国等5个国家及内地18个省、市、自治区的120多位鲁迅研究专家、学者齐聚浙江绍兴，举行“鲁迅：跨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德国和台湾等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二十余位鲁迅研究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开幕式，他们在研讨会上，从各种不同的研究角度，对鲁迅文化进行深入地探讨交流。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先生在开幕式上说，鲁迅的着作是中华民族高度智慧的结晶，鲁迅先生的思想已经长在民族的血脉里，鲁迅的心灵与广大读者的心灵是相通的。从鲁迅身上看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每一部分，都是先贤用血汗乃至生命换来的。鲁迅逝世七十年来，中国文化学术界在传承鲁迅优秀遗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鲁迅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说，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又是具有我们这个民族原创性的作家，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如果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对鲁迅避而不谈，那么就是在数典忘祖。众多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在此间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认为，“普及鲁迅”的路还很长，高等院校应当承担起这个任务。

鲁迅、许广平独子周海婴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希望青少年能逐步接触鲁迅的作品。过去政治上的需要，我们不去讨论。个别年轻人如果不喜欢(鲁迅)，也没关系。”鲁迅之孙周令飞说：“虽然家里有很多鲁迅的书，但是孩子想不想读，要顺其自然。”(9月19日《南方都市报》)

周海婴和周令飞的话具有现实意义。今年年初，浙江绍兴鲁迅故里百草园举行了一场活动。会上，“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说法引起多方共鸣。

一谈起鲁迅的形象，立马想到怒目金刚、横眉冷对;一说起鲁迅的文章，立马想到“似投枪、如匕首”。显然，这不是完整的鲁迅，如周海婴所说，是“政治上需要”的鲁迅。周令飞说：“鲁迅不单是个勇敢的战士，更是个风趣幽默、可亲可爱的长者。”鲁迅本来就是立体的、多元的，教材偏偏把他描摹为平面的、单一的。

现任鲁迅文学馆馆长的孙郁认为：“没有阅历的人很难读懂鲁迅的书。”鲁迅的观察是尖锐的，体验是深刻的，用语是刻薄的，情感是苍凉的，不鼓励青少年多读，是有一定道理的。

北京文化界人士19日会聚鲁迅博物馆，缅怀这位伟大的现代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贯穿整个纪念活动的是这样一种关注和思索：鲁迅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当天在鲁迅博物馆举行的“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暨北京鲁迅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发表演讲说，鲁迅的时代虽已远逝，但他那种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的精神将永存。鲁迅的精神在我们现在这个提倡“和谐”的时代中，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谐”永远是一个过程，是矛盾中的发展，运动中的平衡，差异中的协调，多样中的统一，其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鲁迅倡导的启迪民智，改造国民性、利人思想及其批判精神，是我们朝这一方向前进的动力。

鲁迅精神作为一种资源是“儒家之后最具有原典意义的存在”。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表示，正是鲁迅精神使该博物馆半个世纪以来成为千百万人造访的“圣地”。他说：“鲁迅是一种开放的、未完成的精神之火，在古老的土地上扩张着，并因此而与每一代人的精神盘诘相遇，成为一种无穷的光源。”

着名画家陈丹青探讨鲁迅的角度独树一帜。他认为，对鲁迅的讨论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准政治话题到民间话题的曲折过程，现在我们“要还原鲁迅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和鲁迅之间已经缺乏可共享的生存经验、文化经验和政治经验。所以，作为现在我们探讨鲁迅的起点，我们首先要提出的问题“不是‘鲁迅是谁’，而是‘我们是谁’”。

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02年，留学日本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创作了《呐喊》《野草》《朝花夕拾》及中篇小说《阿Q正传》等作品。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他的作品被翻译成70多种文字，在50多个国家流传。

“许多人都在哀叹，这个时代的人正在远离鲁迅，好像鲁迅一旦被公众弃绝，他的价值就会随之贬低——岂不知，真正贬低鲁迅的，恰恰是有这种想法的人;事实上，鲁迅真正的价值，就体现在他与这个时代之间的断裂和错位上：只有在反对他的地方，鲁迅的价值才得以彰显;反对得越厉害，他的价值就显得越充分。正如小偷是不会喜欢警察的，我想，一个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或‘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也是不会喜欢鲁迅的文字的。鲁迅的文字像大光，可以清晰地照见每一个人的音容笑貌，那些相貌丑陋又想遮羞的人，当然恨不得早日铲除他，消灭之。”

鲁迅只活了五十六岁，只写作了十八年，但鲁迅的存在像一个燃烧的火球，靠近他的人，若没有对火的经验，那必定是会被灼伤的。我们应该读点鲁迅。

在对鲁迅作品的研究中，《呐喊》和《彷徨》仍然是被关注的热点。这些小说曾被广泛、深入地研究了几十年，现在一般地解读其艺术内涵也许并不困难，重要的在于有所发现。胡尹强的《破毁铁屋子的希望——〈呐喊〉、〈彷徨〉新论》发现，《呐喊》、《彷徨》的二十来篇作品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系列小说，它们相互补充、相互阐释，从不同侧面表现了铁屋子意象所隐喻的丰富底蕴——鲁迅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宏观把握和感悟。作者以铁屋子意象统摄全书，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鲁迅对现代中国人的存在命运与状态的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李靖国的《〈狂人日记〉重探》发现，狂人形象的反封建并不具备彻底性与不妥协性，但这丝毫不降低作品的思想价值。恰恰相反，鲁迅的忧愤深广，正是通过一个清醒深刻的思想者被封建宗法制度强行剥夺自由思想独立人格而致“狂”，进而刻画了传统势力和礼教连“迫害妄想”症患者病发时的种种表现都不容许存在。最后，封建宗法制度与传统文化系统居然将“狂人”治“愈”，将反封建者驯服为其忠实的维护者与奴才，以此揭示封建主义“吃人”的凶残、虚伪与“高明”，从而警示改革者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具备坚强的心理素质。

日本学者丸尾常喜的《“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发现，鲁迅小说中有一个“鬼”的形象系列：传统文化“鬼”、民间民俗“鬼”、国民性弊端“鬼”、自身意识到的“鬼”，在这些“鬼”的意象中，《呐喊》和《彷徨》显示出独特的文化批判价值。王冰的《鲁迅作品中生命群像的存在主义哲学色彩》以存在主义哲学观点，发现鲁迅作品中有一个“佯狂”、“向死而生”的生命群像。曹书文的《论鲁迅小说创作的家族意蕴》发现，鲁迅也是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创始人，《呐喊》和《彷徨》对女性命运与精神悲剧的关注，对封建家庭叛逆知识分子形象的成功塑造，为我国现代家族小说不断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缪军荣的《永远的地狱——论祥林嫂之死》发现，祥林嫂之死的原因其一是旧礼教各条律之间的内在矛盾，是族权与夫权之间的相悖;其二是愚昧大众“看客”的凶眼，通过“心理暗示”的作用使祥林嫂产生犯罪之感、自我心灵折磨以致跨入地狱之门。解志熙的《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新小说中的旧文化情绪片论》认为，《呐喊》诚然是一部悲愤控诉旧文化、旧礼教，热情鼓吹新文化、新道德的“呐喊”之作，但某些篇章如《故乡》、《社戏》等其实也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旧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眷恋与反顾。江业国的《鲁迅笔下阿Q之死的“仪式感”》认为，鲁迅描述阿Q之死的“仪式感”，既是为了在艺术上终结这个“问题人物”，更是为了使“阿Q”彻底成为关于人的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辨的艺术符号。

不少研究鲁迅小说艺术形式的成果也颇具新意。严加炎的《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利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发现鲁迅小说是有着多种声音的复调形式，正是这种形式赋予了作品以丰富、多义的美学意蕴。张直心的《神思会通：鲁迅小说的现代主义审美取向》认为，鲁迅小说创作的成功实践印证了鲁迅化的现实主义理论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方法并非势不两立，恰恰相反，它蕴涵着集合诸种方法冲突作用力的开阔性。李春林的《鲁迅与世界现代主义文学》也持同样的观点，他特别一反那种认为鲁迅只是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观点，提出了“平行”说：“他并未完全抛弃传统现实主义，而又融入了新的‘文学趋势’——现代主义”。

张箭飞的《鲁迅小说的音乐式分析》认为，鲁迅小说中的许多章节和段落都契合了变奏、复格段、回旋曲、复调等音乐的旋律结构，具有独特的音乐美。赵卓的《鲁迅心理小说艺术综论》认为，鲁迅的小说大都属于心理小说，它以丰富多彩的心理结构形态和圆熟深刻的心理表现技巧，率先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审美视野，是带动中国小说现代化转型的先锋创作。邹贤尧的《鲁迅小说的先锋性》把鲁迅小说放到今天的后现代文学的语境中，仍然发现了其形式的先锋和前卫：“我们在先锋作家作品中看到的‘叙事实验’、‘语言狂欢’等等，在鲁迅那里就有。鲁迅在现代文学奠基时期发出的声音，抵达遥远的今天，依然清晰而鲜活”。朱寿桐的《〈呐喊〉：叙事的变焦》认为，《呐喊》的叙事方式可分为“宏观叙事”、“中观叙事”和“微观叙事”三种。

对下层社会不幸者精神状态的批判和鞭挞，基本上建立在鲁迅改良社会、民族进步的宏观视野上，属于“宏观叙事”，体现出的是作者对改造国民性的呐喊：“中观叙事”则指作品将叙述的背景移到比较封闭的、日常的人生场景，将主人公移向一些准“不幸”者，即被抛离了上流社会轨道而直接堕入下流社会的读书人，体现出的是作者对人性善的呼唤;而另外一些作品如《社戏》、《兔和猫》等，则主要是鲁迅自我情感的微波细流的寄托与抒发，属于“微观叙事”。这三种叙事方式共同构成了《呐喊》的“表现的深切”。

前进的道路上，总有许多赛场。当战胜对手时，你会发现，你很想为自己喝彩。

在一场足球赛中，可能将球多踢出几厘米，就可以改变之前的局势。所以，当自己赢时，请为自己喝彩。

记得那是一场足球赛，我们队以1：0对手一步，对方的球员猛攻我方球门。“绝不能让对方扳回来!”我心里想着，脚也开始同步运动。队友企图把球从对方脚下夺走，但没有成功。只见对方的前锋后卫一右一左，根本不知道谁打算射门，谁打算做假动作。对方的红色球服十分耀眼，就像一团火焰在赛场上肆虐。如果说“火焰”是他们的铠甲，那么被铠甲包裹住的就是一群妖魔鬼怪。“妖魔鬼怪”们一个个紧咬牙关，发誓要扳回比分，给我们队一个反击。对方处于主动状态，而我方处于被动状态。虽然球被对手控制住，但是处于被动状态可以让我们少跑几步，为自己节省体力，让我们有喘口气的机会。而对手就惨喽，没时间恢复自己的体力，只能在体力透支的路上前行。

对方射门了!来不及了，为了使对方这一球失手，我奋力用小腿一挡。球转了方向，向球门外飞了出去，我的小腿也痛得要命。突然，一阵风吹来，与此同时，球又飞来，对方再次攻门。这次我往前一扑，将球打飞了，我的膝盖处也有些温热。原来在扑球时，我的膝盖被蹭破了，一些血滴在了球场上。比赛暂停，我被队友扶去消毒。伤口被酒精冲得咝咝冒泡，血被止住了。我示意裁判继续。五分钟，最后的五分钟，双方球员在赛场上激烈地角逐。

哨声响起，比赛结束了。我们队以1：0胜出!

我为自己喝彩!

对鲁迅文化观的研究仍然是新世纪的一个持续不衰的话题。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学人在深化鲁迅与中国文化的话题时，不再过于注重鲁迅的“反传统”或对鲁迅的“反传统”作偏于一端的简单理解，而是采取了更科学、更辩证、更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王富仁的系列长文《鲁迅与中国文化》认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鲁迅“并不绝对否定中国古代的任何一种文化，但同时也失望于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化”，鲁迅“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毅然地反叛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王富仁还特别注意把鲁迅放在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宏大建构中审视鲁迅思想与中国文化主体的内在联系及生成，这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具有十分深刻的启迪意义。陆耀东在《“五四”时期的鲁迅与传统文化》中指出，“鲁迅当时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整体确持否定态度，但对其他文化派别(如墨家)和儒家内部的异化的声音(从屈原到曹雪芹)则有所肯定。”张永泉在《从天地观看鲁迅早期文化思想》中认为，鲁迅留日时期“对以普崇万物特别是敬天礼地为‘本根’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完全肯定的，对以此为‘始基’的‘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是完全肯定的。”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才展开对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制度激烈而深刻的批判，并“深刻揭露了中国传统天地观的本质，原来这不过是历代儒者为了推行他们的思想主张而臆造出的骗人的手段。”胡兆铮的《鲁迅笔下的“天”及其他》指出，“天”与“无”在传统文化意义上是相通的，而鲁迅终生坚定不移的战斗目标则是与“天”争斗。沈庆利的《试论鲁迅的农民战争观》认为，鲁迅尽管没有全面否定农民战争，但鲁迅确实更多地“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把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作为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加以独到而深邃的剖析和批判。”主要“批判了农民战争的野蛮性和残忍性”，“抨击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发动者”，揭示他们“与原始宗教的密切联系”。

关于鲁迅和宗教文化的关系，王富仁在《鲁迅与中国文化》中认为，鲁迅与“佛家文化对于物质世界虚幻性的揭示和对于人生痛苦的解析”产生过强烈的共鸣，并受到佛家文化动态地体验性地把握社会人生的方式的影响。但鲁迅对佛家文化的虚无主义人生哲学持否定态度。哈迎飞的系列长文《鲁迅与佛教文化关系论》从“鲁迅、尼采与佛教”、“以一身来担人间苦”、“谈鬼物正像人间”三个不同的角度细致、深入地分析了鲁迅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不仅揭示与论证出鲁迅与佛教或远或近的内在原因，还对佛教对鲁迅思想与创作的实际影响及意义做了阐释。管恩森《耶稣·撒旦·鲁迅——鲁迅与基督教关系发微》侧重揭示了鲁迅与基督教在精神层面的契合点：“精神主体的推重”、“面对庸众的先觉者”、“反传统的异端力量”。王家平的《再论鲁迅与中外宗教文化》对鲁迅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以及鲁迅在接受宗教文化的过程中思想的发展变化做了系统的梳理。

更多的研究成果侧重对鲁迅文化思想做整体考察。李新宇的《鲁迅：启蒙路上的艰难持守》和《1928：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认为，鲁迅在五四之后面对的矛盾和介入的论争，每一次都与五四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面临的危机有关，“鲁迅的思想无论怎样发展变化，都始终守护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立场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赵树勤在《新文化精神的孤独的坚守者》中指出，对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鲁迅都既不是前驱者和领导者，也并不太主动积极。”鲁迅积极追求的是实际的现实主义的科学精神。钱理群在《最后十年，鲁迅的锋芒所向》中认为，对“真的知识阶级”的认定和追求，以及“思想行动”与“实际的运动”的结合，构成了鲁迅“最后十年”的文化业绩，“1930年代，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对‘今之海’所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审视。”他又在《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中详细考察了鲁迅与陈源等现代评论派论战的情况，认为这场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都有重要意义。薛毅在《论鲁迅的文化论战》中对鲁迅与胡适、陈源、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的论争进行了细致的论述，证实鲁迅一直是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扞卫与持守战士。赵歌东的《启蒙与革命：鲁迅创作的现代化选择》指出，鲁迅创作选择了彻底的启蒙而反对循环式的为革命而革命，这种“创作的现代化选择表明：在现代化思想启蒙未完成状态下，中国社会自身内部的革命无助于推动中国现代变革过程。”王吉鹏等的《鲁迅留日时期思想转变价值论》认为，鲁迅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前瞻性思考中表现出的独特的思维方式、精神操守和人格魅力以及对社会转型精神现象的剖析，对于当代处于同样情境下的知识分子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温儒敏的《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针对当前某些试图颠覆鲁迅的现象提出质疑，认为鲁迅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有独特的探求，也有不应忽视的焦虑，有时表现为传统批判中的偏激。黄健在《价值重构：取向与差异——论鲁迅与新儒家在现代价值观建构上的本质区别》中认为，鲁迅之所以遭受新儒家的指责，是因为新儒家们不能够理解鲁迅反叛传统、批判传统的思维逻辑，也无法充分地认识到鲁迅完成思想文化观念现代转换之后的思想特点。富强的《个人—现实—文化——鲁迅革命观的内在线索》认为，鲁迅从自我与个人的“立人”立场出发，发现了中国当时的现实与文化传统共同的“反个人”特征，于是鲁迅以此为着眼点，把对两者的批判融为一体。梁展的《自我观念与科学的本源》、《个人意志的发展与虚无主义的起源》、《自我、意志与生命》分别从鲁迅对19世纪科学观念的思索和批判、鲁迅对个人意志的诠释与叔本华的差异及其后果、鲁迅的形而上学及其矛盾等方面对鲁迅文化思想进行了系统探讨。刘增人《论鲁迅的人格范型》认为，“超越性、意志力、审美性、互补性”是鲁迅文化积淀中具有基础和核心意义的特质，这使鲁迅具有了艺术家型、崇高型、理智实现型的人格范型。

关于鲁迅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陈越的《试论鲁迅的文化性格及其越文化印痕》和王嘉良的《两浙文化传统：鲁迅文化人格形成的内源性因素》，前者认为，鲁迅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故乡情结”、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都留有越文化的印痕。后者认为，鲁迅从两浙文化中继承的，主要是独特的“硬气”人格力量，与此相关联，是鲁迅创作中的坚硬的“土性”特色和刚毅劲直的文风。

生命的道路磕磕磕碰碰，害怕摔倒的我总会亮起一盏盏“灯”照亮前程，因而走得舒坦。那一盏盏“灯”就是我的闪光点。

我曾经羡慕过很多人，羡慕他们有许许多多的优点。但如今，我不再做那只只羡慕别人的丑小鸭，我已学会从自己身上寻找闪光点。

我是个勤快的女孩。在学校，我能帮助老师管理班级，为班级效力;在家里，我是父母的好帮手——我能利用课时间为妈妈分担家务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也算是一种孝敬的方式吧?因此，我总能得到邻居的叔叔阿姨们的夸奖。

我是关心朋友的人，对待朋友一心一意，把她们当做自己的亲姐妹。无论朋友遇到多大困难，我都会竭尽全力去帮助她们。一次，我的同桌生病没来上学。一天要上多少新课，落下了恐怕会堆积如山呀!放学后，我去看望她，还详细地给她讲解了当天教的新内容。她感动得热泪盈眶：“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我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孩子。一天下午，我放学了。我怀着愉快的心情，踏着轻盈的脚步走在放学的路上。突然，前面一位老奶奶被绊倒了。我急忙跑过去，关切地问：“老奶奶，您没事吧?”

“谢谢，我没事。”老人的脸上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要不，我送您回家吧?”

“嗯，也好，麻烦你了。”

我不顾路途遥远，小心翼翼地扶着向家走去。临走时，我隐约听见老奶奶说：“真是个好孩子啊!”我心里比吃了蜜还要甜。

这是我的闪光点：勤劳，关心朋友，乐于助人……它们是灯，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一盏盏“灯”。让生命充满价值，撒下一片片辉煌。拥有这些闪光点，是我的骄傲，是我的光荣，我为自己喝彩!

关于学习障碍的研究在国外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近年来，我国教育工作者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也对学习障碍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与实验，并取得了显着的效果。21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信息的爆炸导致知识激增，阅读就成为个体重要的学习和生活技能。而事实上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中学生，存在阅读障碍(或称阅读困难)，这不仅使这些学生的语文学习成绩落后，而且严重影响其他学科的学习和终生学习能力的形成。在我国新一轮课程教材改革的大背景下，为了实现学习方式的根本性改变，研究中学生阅读学习障碍，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提高学生阅读学习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阅读学习的定义

1、关于学习障碍的定义

学习障碍一词产生于1963年。较早也是影响最大的定义是“美国公法94—142的定义”。其定义为：“学习障碍一词是指与理解、运用语言有关的一种或几种心理过程上的异常，以至于使儿童在听、说、读、拼写、思考或数学运算方面现实出能力不足的现象。这些异常包括知觉障碍、脑伤、轻微脑功能失调、阅读障碍和发展性失语症等情形。”这一定义表明，学习障碍是一个心理过程，其表现为特定学习领域中的困难，如：听讲、说话、思考、阅读、运算等。

美国“全美学习障碍联合会”(NJCLD)于1981年提出关于学习障碍的新定义，其表述为：“学习障碍指在听、说、读、写、推理或数学运算等方面的获取和运用上表现出显着困难的一群不同性质的学习异常者之通称。这些异常现象是个人内在的，一般认为是指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常。”

世界卫生组织于1989年出版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学习障碍归于发育障碍类别下，称为“学习技能发育障碍”，定义是：“发育的早期阶段起，儿童获得学习技能的正常方式受损。这种损害不是单纯缺乏学习机会的结果，不是智力发育迟缓的结果，也不是后天的脑外伤或疾病的结果。这种障碍来源于认识处理过程的异常，由一组障碍所构成，表现在阅读、拼写、计算和运动功能方面有特殊和明显的损害。”

1992年，我国台湾教育部提出一个法定的学习障碍的定义：“学习障碍，指在听、说、读、写、算等能力的习得与运用上有显着的困难者。学习障碍可以伴随其他障碍，如感觉障碍、智能不足、情绪困扰;或由环境因素所引起，如文化刺激不足，教学不当所产生得障碍，但不是由前述状况所直接引起的结果。学习障碍通常包括发展性的学习障碍和学业性的学习障碍，前者如注意力缺陷、知觉缺陷、视动协调能力缺陷和记忆力缺陷等，后者如阅读能力障碍、书写能力障碍和数学障碍。”

我国学者、北师大刘翔平博士认为：学习障碍是指，智力正常，但由于听、说、读、写、算和沟通技能方面出现落后而导致学习成绩低下的现象，其实质是学习成绩与智力不相匹配。

上述关于学习障碍的定义似乎与阅读障碍有些文不对题，但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其与阅读障碍的联系。在上述定义(或此外的90多条有关学习障碍的定义)中，研究者对学习障碍都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如美国公法94—142的定义认为学习障碍“是指与理解、运用语言有关的一种或几种心理过程上的异常”;美国“全美学习障碍联合会”(NJCLD)将学习障碍从某中“缺陷”和“能力不足”改为“有显着困难”，使定义更具有操作性;世界卫生组织的将学习障碍表述为“学习技能发育障碍”，这实际上将问题指向了方法;而我国台湾的定义将学习障碍分为发展性的学习障碍和学业性的学习障碍，认为学习障碍可以伴随其他障碍，如感觉障碍、智能不足、情绪困扰;或由环境因素所引起，如文化刺激不足，教学不当所产生的障碍。但是，几乎所有关于学习障碍的定义中，都认为阅读障碍是学习障碍的一种。一般认为阅读障碍是学习障碍中最常见的一种障碍。1993年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有80%的学习障碍儿童出现阅读方面的困难。另据统计，美国在发展方面存在障碍的儿童占儿童总数的5、25%，在学习障碍儿童中有至少50%是阅读障碍儿童。可见，阅读障碍儿童所占比例之大。这表明，有关学习障碍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成果和研究方法可以直接应用于阅读障碍研究，或作为阅读障碍研究的借鉴。

2、关于阅读障碍的定义

关于阅读障碍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阅读障碍是指所有不能进行正常阅读的状况。广义的阅读障碍分获得性阅读障碍和发展性阅读障碍。前者是指由于后天脑损伤引起的阅读困难，后者是指个体在一般智力、感觉的敏锐性、动机、生活环境和教育条件等方面与其他个体没有差异，也没有明显的脑损伤，但却终生处于阅读困难的状态中。狭义的阅读障碍就是指发展性阅读障碍。一般学校教育中所说的阅读障碍，使之发展性阅读障碍，更确切的说是阅读学习困难。

世界神经学协会给特殊发展性阅读障碍下的定义是：“不受传统教学、智力和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表现为学习阅读困难的失调，它依赖于基本的认知障碍，这种认知障碍通常存在某种结构性根源。”

所谓“阅读障碍”是指对阅读技能的掌握落后于年龄常模，而落后的原因又不是智力落后、重大脑损伤或严重的情绪不稳定”。([美]E。J。Gibson)。

儿童阅读障碍主要包括认字和理解两大部分。具有阅读障碍的儿童在学习过程中一般会出现以下特征：①阅读速度慢，逐字阅读，有时需要用手指的协调;②易出现错读，如跳行、省略、替代、歪曲、添加或颠倒字词;③阅读时停顿次数太多，或者经常不知道读到哪里了;④对短语的成分划分不准确;⑤读后不能回忆阅读的内容;⑥不能从阅读材料中得出结论，即不能概括中心思想;⑦常用常识作为背景，而不是以文章中的材料来回答问题，即答非所问;⑧听写成绩差。

也有研究者认为阅读障碍儿童有以下学习困难：

1、认字与记字困难重重，刚学过的字就忘记;

2、听写成绩很差;

3、朗读时增字与减字;

4、朗读时不按字阅读，而是随意按照自己的想法阅读;

5、错别字连篇，写字经常多一笔或少一笔;

6、阅读速度慢;

7、逐字阅读或已手指协助;

8、说作文可以，但写作文过于简单，内容枯燥;

9、经常搞混形近的字，如把视预祝弄混;

10、经常搞混音近的字;

11、学习拼音困难，经常把Q看成O;

12、经常颠倒字的偏旁部首。

三、阅读障碍的成因

在最初的阅读障碍研究中，人们认为造成阅读障碍的唯一原因是大脑某区域或不同区域之间发生功能失调。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许多阅读障碍者的问题是纯心因性的，如眼动模式异常、注意集中性、知觉——空间能力、词素——音素转换等。在此基础上人们把发展性阅读障碍分为听觉——语言性阅读障碍和视觉——空间性阅读障碍。

关于阅读障碍的心理机制，目前有两种理论。第一种理论为语音加工缺陷理论，第二个理论为词形加工缺陷理论。语音加工缺陷理论认为，阅读障碍实际上是一种语音障碍。持这种理论的一种观点认为，阅读障碍者的问题在于音位表征的缺陷。较早的一项研究发现，正常儿童在学习书面语言以前已经可以正确地将单词分割为音节或者音位等更小的单元，而阅读障碍的儿童在学习书面语言几个月之后还不能顺利完成这种任务。更近的研究利用知觉分类任务发现，阅读障碍者难以对/ba/-/da/等语音材料进行正确区分。语音加工缺陷理论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阅读障碍者并非不能正确地区分音位，而在感知声音的时间特征上缺陷。尽管阅读障碍者不能区分快速呈现的音位，但当降低听觉频率的模式时，其语音识别的正确率可以提高。词形加工缺陷理论认为，阅读障碍主要是由于视知觉缺陷引起的。研究者发现，很多阅读障碍者经常混淆镜像的字母(b/d)和相似的字母(m/n)。这种混淆有时与语音错误同时出现，但在很多情况下，视觉错误经常会单独出现。更近的研究表明阅读障碍者存在空间对比敏感性的缺陷，要觉察到同样的对比度，阅读障碍者所需刺激的空间频率要比正常阅读者低一倍。这些研究者认为，阅读障碍者在词形的整体知觉、词形的细节信息识别、视觉刺激的运动特征的识别等多方面都存在缺陷。从拼音文字的研究进展来看，认为语音缺陷是阅读障碍的主要原因是相对占优势的一种观点。同时研究者还发现，阅读障碍与文字的特点有很大关系。如有的研究者发现，德语儿童的阅读障碍在入学前被诊断为音位分割和语音编码有困难，但到了四年级之后这些困难就不存在了，随之却出现了阅读速度慢和拼写成绩差等问题。英文中阅读障碍者可能终生都具有音位分割和语音编码困难等，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德语较英语具有更加一致的形、音对应关系引起的。表意文字系统与拼音文字系统存在更大的差异，汉字具有复杂的两维结构，它由两个或几个部件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而成。这就使汉字形、音之间的关系比较随意，而形、义之间的对应关系相对更强。由于受到阅读障碍与文字系统密切相关的思想的影响，研究者曾一度认为汉语中不存在阅读障碍，或者阅读障碍的发生率相当低。但随后的研究却改变了人们最初的看法。如一项问卷调查的研究发现[，中文阅读障碍者与英文阅读障碍的发生率没有显着差异。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中文阅读障碍儿童的发生率并不比拼音文字低。尽管研究者不再怀疑汉语阅读障碍的存在，但对汉语阅读障碍的心理机制的研究还很不成熟，研究结果也不一致。其中的一个分歧是，视觉缺陷是否是造成汉语阅读障碍的原因。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汉语阅读障碍儿童不存在非语音的缺陷，语音分析能力缺乏，语音记忆能力差才是造成儿童阅读障碍的主要原因。而另一研究显示，阅读障碍可能与字形识别有关。他们发现对于字形相似的材料，阅读障碍儿童不会呈现语音障碍，只有在字形不同的刺激中才会出现语音障碍。这一结果在日文的研究中得到了印证，如Yamada发现日语阅读障碍儿童更多地出现视觉、选择和语义错误，他们认为这是由于日文中存在大量汉字(kanji)的缘故。拼音文字的一些研究提出，阅读障碍者在词形的整体知觉、词形的细节信息识别等方面都存在缺陷。汉语阅读障碍的研究表明，阅读障碍者对字形的细节加工方面存在障碍，但目前还没有关于汉语阅读障碍者的字形整体知觉的研究报告，本研究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在实验中，我们利用真假字判断来考查汉字字形整体知觉的加工。考虑到目前还没有诊断汉语阅读障碍个体的明确标准，为了与前人的研究在被试的选择上保持一致，我们还设置了一个语音任务。我们的思路是，尽管语音缺陷还不能断定为汉语阅读障碍的原因，但以往的研究都发现汉语阅读障碍者的反应在语音任务中与正常被试有差异。

还有研究者认为造成阅读障碍的原因可以分为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两大类。

(一)外部原因

1、交际性情绪剥夺。交际性情绪剥夺是指在儿童所处的环境中，缺乏儿童习得语言所必需的适当刺激，因而使儿童不能掌握阅读所必需的语言技能。例如，在母子关系方面，如果母亲因为对儿童漠不关心、态度冷淡而缺乏同儿童进行言语交谈，或者由于母亲情绪低落、脾气乖张而动辄训斥儿童，那么，儿童在语言知识方面多半就会存在缺陷，而且儿童对学习有关语言的作业也会缺乏信心。一个语言知识不足的儿童，学习阅读自然会有困难，Ninio&Brunet(1980)对一对母子做了10个月的观察研究，发现母子交流对儿童语法规则的掌握和句子的阅读有一定的影响。Roser&Martinez(1985)指出双亲在儿童早期阅读能力发展方面具有非常显着的作用。大量的研究证实，对母子间正常交谈的早期剥夺，会使儿童难以获得良好的语言技能。

2。文化或教育剥夺。文化或教育剥夺是指缺乏某些社会文化经验，而这些经验对于在学校中的学习又至关重要，因此导致了阅读障碍。一般来说，当儿童处于在文化上受剥夺的环境里时，就会缺乏学习阅读所必需的刺激作用。例如，如果家里没有什么书籍，也从未有人读书给儿童听，儿童也从来没有看到家里有人读书，那么，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儿童，自然会缺乏对阅读的学习动机和学习阅读的实践机会，阅读障碍必然十分严重。Clay(1966)、Gocdman(1967)、Herste(1984)等研究者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给儿童提供有书的环境这一问题的重视，Cullnian(1989)、Dcnelson&Nilscn(1989)Helper&Hickman(1978)等研究者则进一步指出为儿童提供故事书是帮助他们发展语言、学会说话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内部原因

1。轻微脑机能障碍。轻微脑机能障碍(以下简称MBD)是指由于损伤而造成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不规则作用，出生时的脑损伤或神经系统发展关键年龄时的疾病。这种功能异常可以表现为知觉、概念化作用、语言、记忆、注意等各方面缺点的不同组合，从而对阅读过程产生影响。有人认为，在MBD的症状中，成熟的延迟和左侧化不足是出现阅读障碍的原因。Sparron等(1970)曾对阅读障碍儿童和正常儿童单侧化表现上的差异进行了考察。发现阅读障碍儿童和正常儿童在单侧化早期发展方面(如手眼协调)没有差别，但在后期发展的所有指标上(如单侧觉察和手指的分化等)都有差别。P。sate等(1971)考察了不同发展年龄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各种技能，结果发现，阅读障碍儿童与同龄正常儿童相比，在通常是这一年龄阶段形成的一些技能上(如某些视动整合作业)虽然是有差别的，但在一些后来才会变得熟练的技能上并没有显着差别。应当指出的是，所发现的阅读障碍儿童和正常儿童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别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阅读障碍儿童都表现出成熟上的延迟，即使是由MBD导致的阅读障碍也不见得都表现为成熟上的延迟。

由此可见，在阅读障碍儿童中，属于MBD的人数只占很小的百分比。F。W。Owen等(1971)发现在他们研究的304个阅读障碍儿童中，只有4个人可以确诊是属于神经上的缺陷。鉴于对此症状所存在的争议，就很难确定在阅读障碍的儿童中到底有什么人是属于MBD，所以当把一个儿童归入此类病因时必须持谨慎的态度。

2。遗传因素。遗传因素也是一个人不能学会很好阅读的原因。遗传因素造成阅读障碍既可能是因为它决定了某些技能发展的迟缓，也可能是因为它规定着某些技能所能达到的限度。学习阅读所需要的技能任何发展上的延迟都会推迟儿童对阅读的掌握。一个儿童的能力可能因受到遗传的限制，在知觉和语言技能的常态分布中处于较低的一端，因此，不能很好地学会阅读。遗传学家已经发现存在着调节基因，它起着控制发展速度的作用。有人证明某些语言技能的发展要靠存在于基因型中的潜能。有人研究有关语言能力的遗传因素的文献后发现许多言语障碍和阅读障碍往往出现在一家人当中，这表明遗传传递同语言能力是有关系的。

三、阅读障碍的诊断

要对阅读障碍儿童进行干预矫治，其前提是对阅读障碍进行较为准确的判断。一般说来，阅读障碍的诊断方式可以分为：常模参照测验、标准参照测验、非正式评价策略和课程参照评估等四种方式。为了研究的方便，在对大样本进行测查、筛选、为共性实验做准备时，人们多采用“智力———成就差异”测试作为诊断学习障碍的依据，也就是说智商在85分以上(一般采用韦氏儿童智力量表或瑞文标准推理测验)，并且学业成绩明显低于其智力水平(一般认为是低于两个年纪级的水平)，就可以诊断有阅读障碍。如果是针对特定个体进行矫治，就必须采用更细微的诊断方法来确定阅读障碍的具体类型，以便对症下药。在筛选患有阅读障碍的儿童时，一些研究者采取了分层检测的策略：①由当地学区确定哪些儿童为学习困难儿童;②在常模参照智力测验中得分必须在80到120之间;③阅读成绩至少低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④阅读能力仍处于低年级最基础的水平;⑤不存在其他方面的障碍。如果满足以上5个条件，该儿童就被认为存在阅读障碍。

以上介绍的是对有阅读障碍的儿童正式分类的程序，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称为非正式分类程序。当某儿童出现十分严重的问题必须做测试时，一系列非正式分类程序便开始了：通常是班主任与其他教师(包括学校心理辅导教师)、校长、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等进行交谈，共同探讨帮助该儿童和当儿童难以管教时帮助的最好策略。测试成绩出来以后，主要由学校的有关人员来决定应采取的措施。对测试的选择和解释，以及在数据报告的数量方面，通常会保持极大的灵活性。

四、阅读障碍的矫治措施

对儿童阅读障碍的矫治，国外理论界先后提出多种模式，我国研究者在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了儿童阅读障碍矫治的五种模式，即行为干预模式，认知———行为干预模式，同伴指导模式，神经系统功能训练和生化与药物治疗。

(一)行为干预模式

这是针对学习障碍问题较早形成的、也是较为完善的一种模式。行为干预模式以行为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认为个体的行为可以通过操纵环境或行为后果而加以改变。其中操纵环境的意义在于为特定行为的产生提供机会，而操纵行为后果则旨在改变某种行为在未来增加或减少的可能性。运用行为干预模式，首先需要对行为产生的前提与后果进行细致的分析，这常常是以直接观察为依据的;其次，在确定那些可能引起或强化我们所要克服的问题中，主试要创造出稳定的、结构化的干预环境;再次，干预的规则要明确一致，尽可能以肯定的形式出现，而不要以单一的禁止形式出现。另外，对阅读障碍儿童所提的要求在一段时间内应少而明确，并保证随时提醒的反馈。行为干预模式主要包括及时强化、代币制、行为合同、冷板凳、反应代价等直接针对学习障碍儿童本身的行为矫治技术。除此之外，这些干预模式中还包括精神教学法、直接指导法和无误过程法等针对教师的特殊教学技术，这些方法均基于教师的教学对儿童的巨大影响这一事实而设计的。以无误过程法为例，该方法的基本假设是：如果可以恰当地安排教学进程，避免错误的发生，那么儿童的学习过程就会迅速而有效。其中的主要技术是“刺激形成”和“反应形成”。所谓“刺激形成”是指教师通过控制刺激的显现来诱导儿童做出正确的反应。无误过程法主要适用于儿童的识字和阅读训练。该教学法强调教师对教学过程的精心设计，以保证阅读障碍儿童对每一步骤做出正确的反应。一旦儿童出现错误反应，教师则一方面忽略这些错误，避免指责儿童，另一方面返回前一步骤，对任务做进一步的指导。

(二)认知——行为干预模式与行为干预模式的那种特别强调教师的指导作用的论点不同，认知———行为干预模式强调阅读障碍儿童形成主动的、自我调控型的学习风格。该模式的创立者认为，个体自身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行为的出现并不单纯取决于环境刺激或行为后果，而受其自身认识评价系统即元认知系统的影响，阅读障碍儿童所具有的潜能与实际表现间的差距，其原因在于他们学习过程是消极被动的，不会使用有效的策略。如果提高其策略使用的水平，阅读障碍儿童的学习状况也会得到改善。从这一“策略缺陷”的病理机制观点出发，认知———行为干预模式主张对阅读障碍儿童进行认知策略训练和自我控制训练(或自我指导训练)。

1、知策略训练。

研究者发现，学习障碍儿童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他们缺乏某些有效的认知策略，或者不会选用恰当的策略。认知策略训练的基本程序如下：①对阅读障碍儿童的现有策略水平进行测评，明确这些儿童的劣势所在，并确立所要训练的目标策略;②向儿童解释目标策略;③示范目标策略的使用;④言语预演;⑤提供低难度的材料，进行有控制的练习，并给予反馈;⑥提供与阅读障碍儿童年龄水平相当难度的阅读材料，进行练习并给予反馈;⑦测评阅读障碍儿童的策略，并指导儿童学会如何根据任务来选择恰当的策略;⑧在实际学习中实现迁移。

2、自我监控训练。

在这类训练中，训练者指导儿童主动运用内部语言定时监控自己的行为，一直到一个任务完成为止。在让儿童进行自我监控之前，训练者要先讲明具体作法。在最初几次，训练者需要观测儿童的自我监控情况，及时表扬儿童的正确行为，再逐步撤销外在监控。综观认知———行为训练模式，可以看到其突出特点是：尽量引导儿童成为自己学习过程的主动参与者;重视示范目标策略、方法的运用;以儿童的外部言语为中介。这些特点保证阅读障碍儿童对自己阅读学习过程的控制并改变其原有消极被动的反应风格。

(三)同伴指导模式

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新型训练模式，即让一个学习障碍儿童帮助另一个学习障碍儿童，或让学习障碍儿童的同伴(即正常儿童)帮助他。这一模式不仅适用于对课程内容的课外辅导，而且也适用于对学习障碍进行社会技能训练。美国的一些研究表明，儿童在集体学习中，其成就水平常常超过了平均数;同时，另外的一些研究则表明，集体活动有助于儿童学业能力的提高。等人在!//$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同伴指导策略有助于提高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流畅性和理解力。CB==D&&‘及其同事发展了经典性同伴指导矫治模式。该模式的具体进行过程是：首先抽取部分儿童作为指导者，把这些指导者介绍给他们的阅读障碍同伴;然后对指导者进行特殊训练，教给他需要给阅读障碍同伴教授的内容及方法;接着安排同伴指导活动，一般一周至少一次。这种模式可以是一对一的，但更多情况下是采用几个指导者与几个同伴共同活动的形式。教师不仅要负责组建同伴群体和训练指导者，还要对指导者进一步训练，或对被指导者进行额外的辅导。

同伴指导法可以较大地促进阅读障碍儿童的主动性，提高训练双方在阅读学习方面的能力，同时也是改善阅读障碍儿童在学校中的社交地位、重塑其自我概念的有效途径。但是，这一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学习内容和儿童，对于难度大的课程内容以及有显着外化的行为问题的儿童都不要采用此法。

(四)神经系统功能训练神经系统功能训练即心理过程训练，该模式的创立者认为学习依赖神经系统的高级功能，而这些高级功能实现是以基本的感知等心理过程为基础的。因此，对基本心理过程进行训练就可以改善脑功能，进而提高学业成绩。曾性初(1997)曾对我国目前所流行的训练的效用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这种训练的效果被人为地夸大了。可见，此类方法的采用还是应慎重一些，并需要进一步地探索。

(五)生化与药物治疗生化与药物治疗是采用药物治疗，首先控制和改善阅读障碍儿童的生理病情，进而改进其学习状况。对于药物治疗的后效问题，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发现这些药物治疗阅读障碍有短期疗效，但其治疗效果有限，应当慎重。

总之，以上五种矫治模式各有其利弊，对阅读障碍儿童的教学干预不应仅仅局限于某一种矫治模式上，而应兼容并包，对症下药。

我是一名中学生，我发现中学阶段的学生普遍存在着一个严重问题：大部分学生小学的学习成绩都十分优异，但上了中学后，有些学生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是很理想，难道是智力因素吗?不，我觉得影响学习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们应培养自己对每一科科目的兴趣。兴趣既可帮助我们提高学习效率，又可激发起我们的积极性。只要我们培养好兴趣，就意味着成绩将会有所提高，我们可多听取亲朋好友或老师讲的一些关于学好科目的主要方法。上课认真听讲，可以从正确回答中得到鼓励与树立信心。

当然，制定一个切合自己实际情况的计划也是非常重要的，学习计划在我们学习课本内容中有很大的帮助。它是辅助我们掌握课本知识的重要方式之一。如果我们每天依照自己的学习计划实施下去，不但可以认真学好知识，还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如果我们想把学习效率提高，也应端正学习态度。有些学生上课搞小动作，违反课堂纪律，不认真听课，导致他们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那么，为了提高学习成绩，我们应用什么策略呢?那就是端正学习态度。上课专心听讲，积极消化课堂内容。这对提高我们的学习成绩是至关重要的。

在学习中，我们也应掌握好学习方法。我们班上有许多爱学习的同学，但不管他们怎样努力，学习成绩还是没提高。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学习方法不正确。那我们应该怎样做呢?第一，学会投入。投入是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方式之一。它既可增强学习记忆，又可容易引发我们的思维。例如：专心一致地上课，不受外界影响等等。第二，课后复习。课后复习上课所学的知识，能帮助我们对课本内容掌握更深刻，了解更具体。第三，善于总结。总结内容是学习中必不可少的。它可提高我们对知识的分析性，有助于我们的辩识能力大大提高，以及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巩固并掌握课本知识。

我们都知道，提高学习成绩的因素数不胜数。但是我确信，如果我们能正确地培养兴趣，认真地制定切合自己的计划，努力地端正学习态度，积极地掌握学习方法以及充分复习等。那么我们的学习成绩一定会有很大的提高。

自语文单独设科以来，语文教育界就不断探索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途径，各种教育观念、教学方法应运而生，层出不穷，语文教育在某些地区、某些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喜人的成绩。可是从整体上讲，学生的语文水平并未出现多大起色，硕士生、博士生写不出一篇上档次的文章，高中生错别字连篇，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现象屡见不鲜，更为严重的是语文教学中人文价值、人文底蕴的流失，正如有人指出，透过中学生的作文，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张爱思考，有个性，青春稚气的面孔，而更多的是会议桌前的官员或新闻播音员。语文教育现状堪忧。因此，语文已成为有识之士口诛笔伐的重点学科，背负“误尽苍生”的罪名。二十年前吕叔湘先生就振聋发聩地指出语文教学存在“少、慢、差、费”等严重问题。如今又有孔庆东、王丽等分别主编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等书，对语文教育进行审视、忧思和猛烈的批判。

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出路何在?

在教学中，有一些现象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有些学生与其他学生一起接受相同的教育。比如教师、教材、教法等，但是，语文水平却非同一般。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些学生都有很好的家庭语文学习的环境，诸如父母文化水平较高，或者家庭有较多的藏书等。

另外，从许多杰出人物身上，也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比如着名作家叶至善、王安忆、老鬼，甚至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等，他们都有他人不可比拟的语文学习环境，前三位的父亲或母亲在语文方面都有杰出成就，他们分别是叶圣陶、茹志鹃、杨沫，同样周氏兄弟的祖、父辈在语文方面也都有很高的造诣。

这些人从家庭中汲取了充分的语文养分。

还有本世纪上叶南开中学培养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人才，诸如曹禺、周恩来等，深入研究一下，发现当时南开中学语文第二课堂搞得非常生动。

凡此种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把思考的视野投向更广阔的空间，去探索、研究影响语文学习的因素，其中特别是学习主体之外的因素。

学习环境，在国内外，从古代到近代早已为人所注意。

古罗马着名教育家昆体良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孩子保姆语言的要求。他说：“最要紧的是，孩子的保姆应当是说话准确的人。儿童首先听到的是他们的声音，首先模仿的是他们的言语。”

我国古代教育家也十分重视学习环境的作用，在他们的论着中论述了学习环境对人的影响，如墨子认为：“人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庄子认为：“婴儿生无硕师而能方，与能方者处也”;荀子则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

近代教育家康有为也深刻地认识到学习环境的重要意义。他在《大同书》里说：“婴儿知识日开，感染不可不慎。故设院之地不可近戏院，声伎之地，葬坟火化旁，作厂、市场、车场哗嚣之所，以慎外感之染而保清明纯固之神。”

但是，真正对学习环境进行系统研究的尚少。

中央教科所田慧生《教学环境论》(1996年版)说到：“教学环境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颇为引人瞩目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是我国教育领域一块待开的处女地”。这本书是我国教学环境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正如他的导师李秉德先生《序》中所言：“这本书是具有开拓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填补了这方面专门研究的一块空白。”

语文教学环境方面研究论着据我所见，仅有于源泉、倪山编着的《存在与发展——语文教学生态论》，韦志成着的《语文教学情境论》等。而对语文学习环境研究的论着显得更少、或更欠缺。张孝纯：“大语文教育观”有语文学习环境的思想，并且“一体两翼”的说法中也提出了“学习环境”的概念，但它是相对于语文第二课堂而说的，外延较窄，不能涵盖影响语文学习的外在因素。因此，他的理论不能称之为是完备的语文学习环境理论体系。其次，北师大张鸿苓《语文教育学》中有一章《构建良好的语文学习环境》，观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学校课外活动。其他人也有零星提及，但都不够完备，就不一一赘述。

中学以生语文学习环境研究具有深远意义，能够开阔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的视野，打破往把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途径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研究的狭隘意识，使语文学习生活化，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学习语文的习惯、兴趣和对美的追求，提高语文运用的能力。

综观整个下半年，较有影响的几个学术、文学大奖，没有一个不是进行得磕磕绊绊，而评奖结果也均是颇多非议。先是“长江《读书》奖”就学术委员会召集人能否获奖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笔伐;接下来首届老舍文学奖也“惊爆出内幕”，得奖作品居然不在候选之列!战争逐渐升级，接下来的矛头就集中到了“茅盾文学奖”这样的国家级文学大奖：初评尚未启动，评委遭质疑，入围作品遭非议，直到最近好不容易评出了奖，还被冠上了“文学界的‘狗皮膏药’”如此不雅的称号，令人哭笑不得。但事情并没有因此完结，茅盾文学奖尘埃落定，对她的姐妹奖——另一国家重量级奖项——“鲁迅文学奖”的迟迟不露出水面，人们又开始了质疑：两年一评的鲁迅文学奖“难产”了?

“鲁迅文学奖”是为鼓励中国当代优秀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的创作和写作设立的，其中包括每两年评选一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报告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全国优秀理论评论奖、全国优秀翻译彩虹奖等7个单项奖。每四年评选一次的鲁迅文学奖大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重要奖项。”

第一次鲁迅文学奖评出的获奖作品包括：史铁生的《老屋小记》等6篇短篇小说，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等10篇中篇小说，邢军纪的《锦州之恋》等15篇报告文学，李王英的《生命是一片叶子》等8种诗歌，何为的《何为散文选集》等15种散文杂文，樊骏的《认识老舍》5篇评论文学，杨德豫的《华兹华斯抒情诗选》等6部翻译作品和陈占元等25位翻译荣誉获奖者。按照评奖方案，鲁迅文学奖各单项奖每两年评选一次，首次评选完成于1997年，评选的是1995-1996年的作品。从1996年到现在已经四年过去了，按理，第二届获奖作品名单早该公布，四年一次的大奖也应见分晓。可评奖活动迟迟不见启动。

作为《中国作家》的资深编辑，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委之一，杨志广向笔者道出了个中部分原委。第一次评奖带来的诸多后遗症使作协顾虑重重，不敢贸然开始第二次评奖。第一次评奖，获奖作品篇目过多，仅报告文学作品就达15个之多。如此多的作品，是否都代表了最高成就，值得商榷。二是此次评奖，单项奖是实行“包干制”，承包给各杂志社的。如报告文学一项的评定由《中国作家》杂志社承担，中篇和短篇小说分别由《小说选刊》和《人民文学》承担。参评作品虽然由各地作协推荐和评委推荐，但是在评选过程中受各主评杂志社影响较大，近亲色彩较浓。三是“地域色彩”浓厚，一方面是评委感情因素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文学观念上的差别，使得北京作家和军队作家的作品占了相对较大的比例。

有关人士对此提出了质疑。一位获奖者表示国家文学奖是严肃文学奖，如此断断续续，影响评奖的严肃性、权威性，对创作者的积极性是极大的损害。另外，新的评奖办法，单是从数量上考虑“也是有欠缺的”。他也对彻底解决评委的“近亲问题”表示了怀疑。由于评委都是由作协指定的，以文坛有影响的评论家居多;而中国文坛的现状是：文学评论家和作家关系密切，由于人情关系而有情感上的偏向很难避免。

鲁迅文学奖可谓是“启而未动”。文学界的评奖，尤其鲁迅文学奖可以借鉴电影的百花奖、金鸡奖，分开来评出专家奖和群众奖。既然评委强调通俗和高雅的界限，索性将两类分开。上届鲁迅文学奖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学院派的味道太浓，特别是小说奖获奖作品，很多群众都不知道。《小说月报》坚持每年都要评出“小说月报百花奖“，完全由读者投票。而上次鲁迅文学奖的奇怪现象是读者投票评出的小说月报获奖作品没有一篇入围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