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论文(精彩20篇)

革命的胜利发展使清政府极为震惊。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湖北军事的全权。11月1日，清军攻陷汉口。同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 **洪和黄兴、宋教仁等过高估计了袁世凯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难，企图利用袁世凯和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大总统的位置动员他倒戈，把最终推翻清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11月27日，汉阳为清军攻陷。12月1日，双方议订停战3日。此后又拟定双方派出代表讨论大局。停战是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转折。

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革命军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和谈。11月下旬，各省代表议决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督执行中央政务。接着14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筹备成立中央临时政府。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17省代表会议以16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1月2日，通电改用阳历。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确定临时政府组成人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又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3种政治势力。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南京临时政府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它们事实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革命派自身的弱点也更多地暴露出来，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都遭到反对。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感到大总统的位置难以到手，立即撤销和议代表，造成谈判破裂的形势，迫使革命势力妥协。帝国主义列强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且制造外国干涉的空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退让。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终于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正式退位。这样，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垮台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也随之结束。2月13日，袁世凯向临时政府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因实力在北方，拒绝南下就职。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暗中指使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制造兵变;帝国主义也乘机调兵入京，制造紧张空气，以支持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再次退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25日，唐绍仪到南京接收临时政府，组织新内阁。该内阁中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或拥护者担任，同盟会只分配到教育、农林、工商等几个点缀性的席位。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纪念的日子。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进入20世纪后发生的一次伟大的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个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是秦朝以来中国历史最伟大的一次历史性转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一直十分重视辛亥革命的纪念。除了1951年和1971年因为特殊原因没有举行隆重纪念，每逢辛亥革命整十年纪念日，党和国家都要以最高规格举行纪念活动。如此高的规格，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和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可以媲美。这说明，辛亥革命具有其他革命所不具备的伟大历史意义。

推翻皇帝制度，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辛亥革命的最大意义在于，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掀翻了皇帝的宝座，动摇了中国人对于封建专制—皇权统治的崇拜。中国历史上扳倒皇帝的例子有很多，但每次扳倒后，又有新的皇帝登上那个宝座。近代中国也是如此。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虽然号称要建立新天新地新世界，但终究免不了登皇位;戊戌变法，虽然尝试多项改良，但目的不是要反皇帝。辛亥革命则不同，其目的不是拥立新皇帝，而是推倒任何皇帝。皇帝被掀倒了，皇帝宝座被废除了，人民接受了与中国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共和立宪观念，成立了共和国，即中华民国。从此以后，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观念：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顷刻覆灭，便是天下共击之的例子。政治鼎革，带来了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带来了对外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影响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以共和制代替帝制，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从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的角度说，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以共和制代替帝制，是中国历史了不起的转折和成就。陈胜在秦末农民起义时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过是说，你可以称王称帝，我为什么不可以称王称帝。辛亥革命开创的局面则大为不同，这个新局面是：中国人从此抛弃对皇帝的尊崇，不管这个皇帝姓爱新觉罗还是姓袁。无疑，这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甫成立，各种政党组织、群众团体公开成立，纷纷表达各个不同利益集团对时局的意见。这也是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解放。因为在封建时代，中国政治一向反对结党，结党就是营私，“党人”往往是政敌攻击对方的有力话柄。结党就是对皇帝的不忠。不能结党是封建时代的特征。否定封建皇帝，自然就要肯定结党的正当性。在时代的碰撞、打磨中，有两个政党逐渐成为大众关注的重心。一个是1921年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另一个是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加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的联合与斗争，成为此后半个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内容。

武昌首义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随即发布文告，宣布“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以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构建近代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制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并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贯彻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宪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色彩。与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颁布的具有君权宪法性质的《钦定宪法大纲》相比，《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具有鲜明的民权宪法性质，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肯定;与《中华民国鄂州约法》相比，《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具有全国性意义，内容也更加系统完备。前者只是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地区性民主立法。因此，在中国宪政史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也许有人会说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破坏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不可否认的是法治观念已经为民众接受。共和国的执政者只能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这是辛亥革命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

辛亥革命是以民族革命为起点的革命，“五族共和”思想和中华民族概念为此后中国的民族平等提供了思想基础。从民族革命角度说，反清是推翻以满族作为统治阶级的少数民族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等民族的统治。满族统治中国，不是以满族中的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而是以整个民族作为统治阶级。因此，反清是要反掉满族作为统治阶级的特权。这种统治特权反映在民族关系上，就是民族不平等。因此，孙中山先生说，民族主义是要扫除民族的不平等。当然，这个“民族不平等”也包括后来他所说的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不平等。由于辛亥革命的成功，1912年以后满族与汉族、其他民族在政治上的不平等被取消了。这是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孙中山先生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就是“五族共和”的主张。“五族共和”是以取消民族不平等为先决条件的，要求五族平等。

随着“五族共和”主张的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也具有了新的内涵，具备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特点。用中华民族概括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和，最为恰当，没有厚此薄彼之嫌。使用这个称呼，为中国各民族消除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这个称呼就为全国各民族人民接受。民族平等和中华民族，是辛亥革命留给现代中国人的珍贵遗产。

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自称人民公仆，确认了人民本位。这对于中国阶级社会以来的官场政治，不啻是一次大革命。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先生为感谢各省代表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在致各省都督电中称：“今日代表选举，乃认文为公仆。”把大总统等同于人民的仆人，体现了人民至上的革命精神。他曾以大总统名义发布通令，要求所有政府官员“皆系为民服务，官规具在，莫不负应尽之责任，而无特别之利益。”他说：“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

在实际生活中，孙中山先生以身作则，廉洁自持，始终保持国民公仆形象。这是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留给后人的珍贵政治和精神遗产。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一直强调各级党政干部是人民公仆，清廉为政。今天一些人以官员自居，不以人民为本位，为政失廉，贪污腐败，不仅玷污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信念，也是对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公仆精神的背离。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为革命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鉴湖女侠秋瑾被捕后，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体现了“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的爱国情怀。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烈士林觉民、方声洞，在参加起义前写给妻子和父亲的信，体现了一个革命者既爱亲人又爱祖国的情怀。为了挽救祖国，他们抛妻别子。武汉革命党人詹大悲在他主持的《大江报》上刊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号召“爱国之志士”、“救国之健儿”起来革命。被官府逮捕刑讯，詹大悲抗议审判官：“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一片爱国热忱，反因之得咎!”武昌起义前夕，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烈士壮烈赴死，革命意志极其壮烈。彭楚藩本是宪兵，受刑讯时大声斥责湖广总督瑞澂，历数“亡国灭种之祸，迫于眉睫，革命救国之大义，自己怀抱牺牲之志愿，慷慨激昂”。

辛亥革命为近代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打开了闸门。近代中国的政治进步与觉醒，是辛亥革命开启的。毫不夸张地说，辛亥革命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打开了闸门、拉开了序幕。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峰，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不否定皇帝专制，就难有辛亥革命后的大幅进步，就难以发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就难有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就不可能有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最后取得胜利的结局，就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不会有现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即使反帝不彻底、未能成功解决农民问题等失败教训，也对后来的革命者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让他们思考，要完成全面的社会革命，怎样做才会更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展开，都与此有着或明或暗的关联。

辛亥革命的历史，是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是香港、澳门和所有海外华侨华人共同的历史记忆。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是辛亥革命历史遗产的继承人。正确阐释辛亥革命历史，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坚持反“台独”，坚持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的重要思想基础。华侨是革命之母，华侨给予辛亥革命以人力、财力的巨大支持。香港和澳门是当年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的出发地，港澳人民给孙中山先生以巨大支持。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提出的振兴中华的号召，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追求，关于中国应该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给后人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孙中山先生在失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职位后，精心设计了中国现代化的蓝图。他提出中国应追上世界的发展，应该“驾乎欧美之上”;并谆谆告诫中国应该统一。这些都成为中国人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同志在1964年写道：“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今天，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和毛泽东同志的预言，都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我们正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向着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救不了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历史同样已经证明，这一选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以及中国的国际地位，都是这一选择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和最忠实的继承者。

五四运动是以学生为先锋，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具有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正确认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论五四运动

第一，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以此为后盾，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采取了强硬态度和正义立场，拒绝和约签字，开创了近现代中国外交史敢于抗争的先例，同时则使皖系军阀政府声名狼藉，迅速由盛趋衰。

第二，五四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和思相思想解放运动，它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时期，同时开创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阶段。五四以后，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和移植，为现代中国培育了一代英才。运动中表现出的强烈不衰的爱国精神，贯穿始终的民主与科学理性精神，勇于进取的奋斗精神，为寻求中国出路而百折不回的执着追求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形成巨大推动力量。

第三，在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工人中间，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工人群众，从而促进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这场运动也对孙中山产生巨大影响，使他改变不重视、不发动群众的观念，促成了他对中华革命党的改组。

第四，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虽然中国共产党当时尚未诞生，但是已经有了一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些人更直接充当了运动的组织者或指导者。运动期间，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已有了发展和壮大，且在运动后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运动的内容和方向也在朝着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发展。这都表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

历史典故本身就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以下是小编搜索整理一篇有教育意义的历史典故，欢迎大家阅读!

一、无声的教育：老禅师的育人技巧

相传古代有位老禅师，一日晚在禅院里散步，看见院墙边有一张椅子，他立即明白了有位出家人违反寺规翻墙出去了。老禅师也不声张，静静地走到墙边，移开椅子，就地蹲下。

不到半个时辰，果真听到墙外一阵响动。少顷，一位小和尚翻墙而入，黑暗中踩着老禅师的背脊跳进了院子。当他双脚着地时，才发觉刚才自己踏上的不是椅子，而是自己的师傅。小和尚顿时惊慌失措，张口结舌，只得站在原地，等待师傅的责备和处罚。

出乎小和尚意料的是，师傅并没有厉声责备他，只是以很平静的语调说：

“夜深天凉，快去多穿一件衣服”。

二、人格的力量：张伯苓先生以身作则

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1919年之后相继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他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并且身体力行，为人师表。

一次，他发现有个学生手指被烟熏黄了，便严肃地劝告那个学生：“烟对身体有害，要戒掉它。”没想到那个学生有点不服气，俏皮地说：“那您吸烟就对身体没有害处吗?”张伯苓对于学生的责难，歉意地笑了笑，立即唤工友将自己所有的吕宋烟全部取来，当众销毁，还折断了自己用了多年的心爱的烟袋杆，诚恳地说： “从此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果然，打那以后，他再也不吸烟了。

三、一句话：保罗校长“妙手回春”

“我一看你修长的小拇指就知道，将来你一定会是纽约州的州长”，一句普通的话，改变了一个学生的人生。

此话出自美国纽约大沙头诺必塔小学校长皮尔·保罗之口，话语中的“你”是指当时一名调皮捣蛋的学生罗杰罗尔斯。小罗尔斯出生于美国纽约声名狼藉的大沙头贫民窟，这里环境肮脏、充满暴力，是偷渡者和流浪汗的聚集地。因此，他从小就受到了不良影响，读小学时经常逃学、打架、偷窃。一天，当他从又窗台上跳下，伸着小手走向讲台时，校长皮尔保罗将他逮个正着。出乎意料的是，校长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诚恳地说了上面的那句话并给予语重心长的引导和鼓励。

当时的罗尔斯大吃一经惊，因为在他不长的人生经历中只有奶奶让他振奋过一次，说他可以成为五吨重的小船的船长。他记下了校长的话并坚信这是真实的。从那天起，“纽约州州长”就象一面旗帜在他心里高高飘扬。罗尔斯的衣服不再粘满泥土、罗尔斯的语言不再肮脏难听，罗尔斯的行动不再拖沓和漫无目的。在此后的40多年间，他没有一天不按州长的身份要求自己。51岁那年，他终于成了纽约州的州长。

四、宽容的力量：陶行知的四块糖果

陶行知先生当校长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一位男生用砖头砸同学，便将其制止并叫他到校长办公室去。当陶校长回到办公室时，男孩已经等在那里了。

陶行知掏出一颗糖给这位同学：“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比我先到办公室。”接着他又掏出一颗糖，说：“这也是给你的，我不让你打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尊重我。”

男孩将信将疑地接过第二颗糖，陶先生又说道：“据我了解，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很有正义感，我再奖励你一颗糖。”

这时，男孩感动得哭了，说：“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陶先生于是又掏出一颗糖：“你已认错了，我再奖励你一块。我的糖发完了，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

五、赞美的力量：暗室中的一只蜡烛

据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最近将有台风袭击一座海滨小城。

小城里的百姓惊慌起来，积极地投入到预防工作中。一位母亲忙碌着，旁边站着她的小女儿。

“这该死的台风……”，母亲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诅咒。

“我喜欢台风”，旁边的小女孩不同意母亲的说法。

母亲感到很诧异，因为台风破坏力极强，毁坏庄稼、吹倒房屋、阻塞交通，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的不便并造成损失，可眼前这个小不点儿居然说她喜欢台风。

“孩子，告诉妈妈，你为什么喜欢台风?”母亲小心翼翼地问。

“上次台风来了，就停了电”，小女孩不假思索地回答。

“停了电又怎么样?”

“晚上就会点蜡烛。”

“你喜欢点蜡烛吗?”

“是的，那回(指上次台风吹过的晚上)我点着蜡烛走来走去，你说我象小天使。”

母亲顿时无言，旋即放下手中的活计，抱起小女孩，亲吻着她的小脸蛋，凑近她的小耳朵并说了一句话：“孩子，你永远是天使!”

六、开花的佛桌：给浪子回头的机会

曾经有一个小和尚，极得方丈宠爱。方丈将毕生所学全数教授，希望他能成为出色的佛门弟子。没想到他在一夜之间动了凡心，偷偷下了山，五光十色的城市迷住了他的眼睛，从此花街柳巷，他只管放浪形骸。

20年后的一个深夜，窗外月色如洗，澄明清澈地洒在他的掌心。他忽然忏悔了，披衣而起，快马加鞭赶往寺里请求师父原谅。方丈深深厌恶他的放荡，不愿再收他为弟子，说：“你罪孽深重，必堕阿鼻地狱，要想佛祖饶恕，除非桌子上开花。”浪子失望地离开了。

第二天，方丈踏进佛堂时，看到佛桌上开满了大簇大簇的花朵。方丈在瞬间大彻大悟，连忙下山寻找弟子，却为时已晚，心灰意冷的浪子重又堕入荒唐的生活，而佛桌上的那些花朵只开放了短短的一天。是夜，方丈圆寂，临终遗言：“这世上，没有什么歧途不可以回头，没有什么错误不可以改正。”

一个真心向善的念头，是最罕有的奇迹，好像佛桌上开出的花朵。而让奇迹陨灭的，不是错误，是一颗冰冷的、不肯原谅、不肯相信的心。

七、正人先正己

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有一位女士养了一只珍贵的鹦鹉。这只鹦鹉非常美丽，可是它却有一个坏毛病：经常咳嗽且声音沙哑难听，好象喉咙里塞满了令人作呕的痰。女主人十分焦虑，急忙带它去看兽医，生怕它患上了什么呼吸系统的怪病。

检查结果证明，鹦鹉完全健康，根本没有任何毛病。女主人急忙问起为什么鹦鹉会发出那难听的咳嗽声，医生回答说：

“俗话说，鹦鹉学舌。它之所以发出咳嗽声一定是因为它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你们家一定有人经常咳嗽，是吗?”

这时，女主人有些不好意思了。原来，她自己有抽烟的习惯，所以经常咳嗽，鹦鹉只不过是惟妙惟肖地把女主人的咳嗽声模仿出来而已。

八、恶语伤人六月寒

一头熊在与同伴的搏斗中受了重伤，它来到一位守林人的小木屋外乞求得到援助。

守林人看它可怜，便决定收留它。晚上，守林人耐心地、小心翼翼地为熊擦去血迹、包扎好伤口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供熊享用，这一切令熊无比感动。

临睡时，由于只有一张床，守林人便邀请熊与他共眠。就在熊进入被窝时，它身上那难闻的气味钻进了守林人的鼻孔。

“天哪!我从来没闻过这么难闻的味道，你简直是天底下第一大臭虫!”

熊没有任何语言，当然也无法入眠，勉强地挨到天亮后向守林人致谢上路。

多年后一次偶然相遇时，守林人问熊：

“你那次伤得好重，现在伤口愈合了吗?”

熊回答道：“皮肉上的伤痛我已经忘记，心灵上的伤口却永远难以痊愈!

九、给每一株野草开花的时间

一位隐士住在山中，他很勤劳，每年春天，台阶上的野草刚探出头便被他清理掉了。

一天，隐士决定出远门，叫了一位朋友帮他看守庭院。与他相反，这位朋友很懒，从不修剪台阶上的野草，任其自由疯长。

暮夏时，一株野草开花了，五瓣的小花氤氲着一阵阵的幽香，花形如林地里的那些兰花一样，不同的是花边呈蜡黄色。这位朋友怀疑是它也是兰花中的一种，便采撷了一些叶子和花朵去请教一位研究植物的专家。专家仔细地观察了一阵，兴奋地说：

“这是兰花的一个稀有品种，许多人穷尽了一生都很难找到它，如果在城市的花市上，这种腊兰的单株价至少是一万元。”

“腊兰?!”这位朋友惊呆了。而当那位隐士知道这个结果时，惊呆的人又多了一个，他不无感慨地说：

“其实那株腊兰每年春天都会破土而出，只不过它刚发芽就被我拔掉了。要是我能耐心地等待它开花，那么几年前就能发现它的价值了。”

十、永不凋谢的玫瑰

在前苏联的一所学校，校园的花房里开出了美丽的玫瑰花，每天都有很多同学前来观看，但都没有人去采摘。

一天清晨，一个四岁的小朋友(就读于该校幼儿园)进入花房，摘下了一朵最大、最漂亮的玫瑰花。当她拿着花走出花房时，迎面走来了该校的校长。校长十分想知道小女孩为什么要摘花，便弯下腰亲切地问：

“孩子，你可以告诉我你摘下的花是送给谁的吗?”

“送给奶奶的。奶奶生了重病，我告诉她学校里有一朵很大的玫瑰，奶奶不信，我这就摘下来送给她看，希望她早点好起来，等奶奶看完了之后我会把花送回来。”

听完孩子的回答，校长的心颤动了。他牵着小女孩的手，从花房里又摘下了两朵大玫瑰花，说道：

“这一朵是奖给你的，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这一朵是送给你奶奶的，感谢她养育了你这样的好孩子。”

这位校长是谁呢？他就是伟大的教育家、万世敬仰的育人楷模苏霍姆林斯基。

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的5月4日，是一场发生于中国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以及包括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运动。事件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完结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当时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国人极端不满，从而上街游行表达不满。当时最著名的口号之一是“外争强权(对抗列强侵权)，内除国贼(惩除媚日官员)”。

下面是五四私运动的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以其独特的姿态独立于第一次历史巨变与第二次历史巨变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而五四精神的火炬，更是经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接力传递，发挥着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

1.五四精神的基本内涵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爱国是五四精神的主旋律。五四运动中，爱国青年和工人阶级为达到爱国的目的，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积极倡导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进而推动了全社会的思想大解放。同时，爱国青年奔走呼号，不怕流血牺牲，为实现理想而苦苦追求，体现了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精神。

2.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1)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表现了工人阶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斗争精神，这种斗争姿态是辛亥革命所不曾具有的。五四运动为实现反帝反封建的运动目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反帝方面，运动的兴起是为了反抗巴黎和会对中国山东权益的宰割。在反封建方面，运动表现了“内惩国贼”的坚强决心。斗争后来指向北洋军阀政府，迫使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罢免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因此，整个运动体现出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不两立的斗争精神。

(2)五四运动既是一次爱国的政治运动，又是一次文化运动，同时还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哺育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他们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走上了为民主、科学而斗争的道路。运动中，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工人阶级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起了领导作用。另外，五四运动还擦亮了人们的眼睛，洗涤了人们的心灵，使人们最终认识到：要想医治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唯一的药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在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积极投身到工人中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4)五四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分水岭，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与以往的任何反帝反封建斗争一样，都具有爱国的一面，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五四运动发生在十月革命后，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五四运动使得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指导思想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中国革命已不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五四精神早已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壮大而进入新的时代。新的时代赋予五四精神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勇于奉献”的新生命力。作为当代青年，我们必须以此为动力，抓住机遇，勇于改革，破除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今年是很特殊的一年，今年我们祖国即将迎来党的十八大召开，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我们应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秉承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眼于自身实际，不但追求进步。在这一特殊的年份里，我们应该更积极努力、开拓进取，不但取得新的更大的进步，以良好的精神面貌、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党的十八大献礼。

一、我国的发展历史。

寻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现代化之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2003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用“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表述来概括正在探索中的“发展观”，又在同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才见真功夫。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飞快，我们也获得了丰硕的物质成果：一是中国粮食生产连续8年丰收;二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积极拉动了经济增长;三是能源产业快速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个民族要发展，与这个国家的科技力量是分不开的。而当代世界经济竞争的核心是科技的竞争，科技竞争的根本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成长源于教育。所以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发展之本。

早在改革之初，人们就喊出了“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口号，但是，尚在中低收入水平的中国要办好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确实很不容易。1986年，我国制定了《义务教育法》，里面明确提出：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国家对接收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但实际上，免收学费还是要交“杂费”，对于贫困地区的群众来说，这点杂费同样难以承受。2005年，我国征服开始在农村地区全面实施“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并逐步向城市拓展。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高等教育扩招工作，使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但是，到了高等学校的层次之后，学生所有的支出都开始提高，高昂的学费，还有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费等，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对于一些供孩子上学入不敷出的贫困家庭同样是个问题，好多学生在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却因为高昂的学费不得不放弃了进入大学的机会。

二、当代大学生肩负的历史使命。

大学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也为我们走出学校进入社会提前上了一课。 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

(一)、我们应该学会认识世界。

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二)、青年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股重要力量。

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中，不管是什么时候，青年总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然而在青年人中，大学生无疑是素质最高的一群人。大学生知识层次高，知识面广，最具潜力，同时也最有创造力。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将会直接的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国家的未来，这对中华民族的磅礴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三)、现代社会的变化。

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应该好好把握现在，在现在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学好做人的方法，努力是自己成为一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为祖国的未来添砖加瓦。

三、学习《形式与政策》的缘由。

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世界，认识中国，认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们可以从思想上迈进一大步。

这段日子里，我们的心情格外激动。因为，我们即将迎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91年的时间对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说，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可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却是天翻地覆的。回顾历史的长河，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曾几度兴衰。从风雨如磐的嘉兴南湖启程，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正带领全国人民在新世纪书写辉煌壮丽的新篇章。斗转星移。党成了我们用无数丰功伟绩撰写的历史长卷!

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我心中满怀期待。每次党代会对于中国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一个起点，会议上的内容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完全关系到国民的生活。 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我要认真的检查自己的不足与缺点，改进自己的思想认知与作风，为党的十八大召开做好迎接工作。

党的十八大是我们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前，各级各部门应以实际行动，实干精神，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浓厚氛围。

党的十八大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关系国家的长远发展，也关系全国人民的幸福安康。这次大会将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作出全面部署，进一步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必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

学生要想适应未来社会，实现个人抱负，为国家建设做贡献，必须用实力说话，用自己本领来施展个人才华，铸就成功。创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创新是大学生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大学生创新要具备知识、自信、怀疑等理论。 创新是当代大学生内在素质的核心。只有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才能学有所得、学能所用、学会所创，使大学时期的学习过程转化为真正吸收的过程、转化的过程、创造的过程。以自信为基础的当代大学生，会在积极主动地观察事情、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更大的自信和满足，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再次实现创新，始终保持一个良性循环的创新状态。

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将能够更好地总结各地党建的新探索和新经验，有效增强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提高执政能力和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加强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在反腐倡廉方面作出新部署，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向前进。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努力学习，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文化素质和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能力，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努力。

今年十月十日是伟大的辛亥革命104周年纪念。104年前，革命志士在武昌高揭义旗，掀起革命运动，全国各省纷纷响应，迅速地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封建帝制，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设租界、筑军港、开工厂、建铁路、开矿山、设银行，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并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压制民族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农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掠夺下遭到破产，造成了亿万的广大贫农队伍。腐败的清朝政府，采取“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政策，彻底地变成帝国主义鱼肉中国人民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自发地燃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怒火;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才冲破了清朝政府一向愚民政策的网罗，开始了自己的革命活动，逐渐形成了奔腾澎湃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巨流。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家。他为了争取中国之自由平等，从1894年中日战争以前就开始奔走革命。在他的鼓吹和领导下，1905年“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开宗明义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先生更制订了作为同盟会更具体的政治纲领，这就是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清朝贵族的统治。孙中山先生这时虽然还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但比同时期的“种族革命”思想前进了一步。他把民族主义和夺取政权的问题结合起来，反对带有封建色彩的单纯种族主义思想。民权主义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核心。他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认为专靠民族革命不能推翻专制的政治制度，而必须同时进行政治革命。孙中山先生这一理想，澄清了当时那种以为推翻清朝帝国的目的在于复兴汉族帝国的错误思想，有力地打击了那种认为在清朝帝国统治下实行立宪是救中国的途径的反动论调。这就在理想上解决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键问题，在思想上同改良主义的立宪派划清了界限，大大地提高了革命党人的政治思想水平。在民生主义中，孙中山先生主张“平均地权”，即实行“土地国有”。因为他目击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贫富悬殊和阶级斗争的剧烈，认为中国如果学习西方的“文明进步”(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来也会产生同样的社会问题。这就是他一再说要“毕其功于一役”和“防患于未然”的原因。综观孙中山先生这时的三民主义，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

当然，孙中山先生这个旧范畴的三民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着重大进步意义的，它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起着号召和指导革命的积极作用。所以，同盟会成立以后，组织发展异常迅速，在短短一年内，会员即迅速发展到成千累万，由成千累万到愈来愈多的人，参加了革命的行列。全国各地的先烈不惜牺牲性命，一次又一次地爆发了革命起义。至1911年，终于发展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发生在亚洲最大最古老的中国，其意义和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具有不可磨灭的光辉。首先，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皇朝，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虽然当时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但是它却广泛散播了民主共和的思想的种子，成为中国政治开始向现代化迈进的起点。以后封建帝制永远为中国广大人民所唾弃，无论怎样强大的反动势力，都没有办法在中国恢复帝制。其次，清朝政府不但是奴役中国人民、压迫中国各民族的罪魁，而且是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人民的驯服工具。革命摧毁了这个建立二百六十七年的民族牢狱，打倒了这个帝国主义的走狗，这就使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前进了一步，使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日益向着广泛和深刻的方面发展。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对辛亥革命曾给以极高的评价和寄予殷切的期望。他说：“不管各种‘文明’豺狼切齿痛恨伟大的中华民国命运如何，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在亚洲恢复旧的农奴制度，也不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又说：“四亿落后的亚洲人……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列宁的伟大预见。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实现了列宁的伟大期待。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理人袁世凯篡夺以后，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继续同国内外的反动派进行斗争。虽然孙中山先生一次次地遭到失败，并且因为找不到救中国的途径而感到苦恼，但是他并没有放下斗争的旗帜。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也接着诞生，孙中山先生在绝望中发现了曙光。他欢迎十月革命，欢迎苏联对中国伸出友谊之手，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合作。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他改组了国民党，并在三大政策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主要内容，民权主义以人民的民主为主要内容，民生主义以“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这就是新三民主义。这个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在政治原则上基本相同。毛主席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由于有了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形成了一个广泛地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高潮，孙中山先生一生的革命事业也达到了新的高峰。不幸就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孙中山先生溘然长逝了。

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蒋介石不久就完全暴露了他的反动面目。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下，他公开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使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深重的灾难。在蒋介石统治中国时期，不但三民主义未能实行，而且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人民丧失了最起码的生存权利。总结蒋介石国民党二十二年的反动统治，用八个字可以概括，就是：“卖国独裁，贪污残暴”。如果不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不亡于日本，也要亡于美国;人民不死于刀斧，也要死于饥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民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苦难走向新生的历史，就是最有力的见证。

五十年的时光从历史上来看是不算很长的，但是这五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却是惊人的。目前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帝国主义正一天一天走近了它的坟墓，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辛亥革命当时仁人志士为之牺牲奋斗的理想，不仅变成为现实，而且远远超过了。中华民族受人欺凌压迫的时代已经一去永远不复返了，长期反动统治所造成的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在不久的将来也将完全成为历史的遗迹。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对于为中国人民开辟了前进道路的辛亥革命志士，特别是跟着时代不断进步的伟大爱国者和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怀着最真挚的纪念和最崇高的敬意。

辛亥革命的意义是伟大的，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也是极其深刻和宝贵的。

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因为自身的弱点，是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只是在工人阶级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以后，特别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以后，才逐步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最后取得了人民革命的彻底胜利。我们回顾过去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就会更加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自从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在中国人民面前，就再没有不能打倒的敌人，没有不能战胜的困难。就个人来说，也只有真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为国家民族作出积极的贡献。现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我们民革同志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习革命先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争取祖国更为美好的明天贡献自己的一切智慧和力量。

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孙中山先生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曾沉痛地指出：“革命虽号成功……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经过百余年的反复斗争，流了无数的鲜血，中国人民终于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彻底打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全部赶出了中国大陆。但是帝国主义者是不甘心于它们的失败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更一贯坚持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至今还以武力霸占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积极扶植万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在远东发动侵略战争。所以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也是亚洲和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我们必须记取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对帝国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同坚决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里，我要忠告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帝国主义是绝对不可靠的，清朝政府、北洋政府的结局以及国民党本身的历史经验，都充分说明了这点。特别是在今天的形势下，美帝国主义已经千疮百孔，自顾不暇，被它牵着鼻子走，不是替它殉葬，就是被它牺牲。台湾国民党人的唯一出路就是重新走上孙中山先生所指引的爱国反帝的道路，依靠强大祖国的支持，为驱除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使台湾早日归还祖国怀抱作出贡献。我特别希望在台湾的所有曾经亲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的国民党人，能够“迷途知返”，不要辜负了自己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一段光荣历史，要对得起自己的祖宗和儿孙。

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伟大力量。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推翻清朝政府的胜利，正是由于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广泛的人民群众运动作它的先驱，有当时不断发生的“抢米”、“抗捐”、“抗税”、“保路”等群众自发性的斗争和它相呼应;而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也正是由于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大众的力量，因而也就没有能够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以后，紧接着又深入地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今天，六亿五千万人民都紧紧地团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达到了空前的一致，正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旗，信心百倍地要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如刘少奇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在有了正确领导的、团结一致的人民力量的面前，任何困难都一定会被克服，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挡我们胜利前进。”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能够从胜利走向新的更伟大的胜利。任何国内外反动派妄图扭转中国历史前进的巨轮，都无异螳臂当车，必将被压得粉碎!

8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群众爱国运动，是20世纪初叶中国历史发展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运动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乃至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它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

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反帝彻底性，是以前历次爱国反帝运动所不具备的。在此以前，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曾掀起过太平天国运动、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但在发展过程中，这些革命斗争都存在着某种幼稚病，要么将主要目标集中于反对封建势力，对帝国主义则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缺乏明确的反帝目标和坚决的反帝决心，如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要么缺乏必要的反帝斗争的策略，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不清，出现盲目排外倾向，如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则不然。五四时期的人们，民族意识高涨。巴黎和会上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合理要求被否定，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有人在《每周评论》上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此前人们以为“公理战胜”，现在则看到，还是帝国主义的权力战胜了，一度对帝国主义抱有的幻想破灭了。五四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口号，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近代中国的两大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表现出来的彻底反封建性，首先体现在，它将斗争目标针对封建势力的总代表——北洋军阀政府，指向那些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卖国贼。广大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及部分资产阶级，联合行动，不畏强权，不怕反动政府的威胁和镇压，不受反动政府的利诱，表现了一种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决心。这种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是近代以来反对封建统治者斗争传统的继续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对无耻勾结帝国主义的北洋军阀政府时，觉悟的人们提出了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为中国先进分子进一步提出“根本改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彻底反封建性，还表现在对封建主义的猛烈抨击和对民主科学精神的追求上。以往的反封建斗争，多以当权的封建统治者为直接对象，虽也对封建主义进行批判，但其深度和规模都无法与五四运动同日而语。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从思想文化领域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不妥协的斗争。所谓反封建主义的彻底性，是指它的坚决性而言的，即彻底与封建文化决裂，猛烈向中国封建主义进攻，用陈独秀的话说就是“拖四十二生的大炮”，向之猛烈轰击。他公开声明：“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是何等的勇猛与无畏!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许德珩回忆说：“同样是爱国的革命运动，然而五四运动却高于辛亥革命。高在哪里呢?高就高在它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进一步明确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死敌，为了救国救民必须与之作殊死的战斗。”在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度里，能够以无畏的革命气概，大声呼喊“民主、自由、平等”的口号，真是破天荒的壮举。

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是一面不朽的光辉旗帜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是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更是一种革命的精神，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追求进步和光明

爱国主义是中国历史上一面最具凝聚力的旗帜，也是五四运动最丰厚的精神底蕴之一。作为一场彻底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给它注入了新的内涵。江泽民同志指出：“在五四运动中，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站在前头，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发挥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相比较，具有本质的进步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江泽民总书记所说的这种“本质进步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不仅仅表现为人们对民族前途的忧虑和国家命运的思考，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投入反帝运动，以“直接行动”的方式参与了革命斗争，将爱国主义感情转化为直接的爱国运动;更重要的是，爱国主义与民主和科学精神相联系，爱国运动与思想启蒙运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爱国主义深化为对民主科学精神的追求。要爱国，就要救亡;要救亡，就要“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就是说，在国内要反对卖国的、腐败的封建统治者，在国外要反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怎么样来救亡?就要学习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救亡推动了启蒙，启蒙促进了救亡。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奏，相互激荡，相得益彰，形成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特色，给予后来的人们以深刻的启示。

五四时期所倡导的民主，并非仅仅指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而是泛指民主观念和民主精神，是一种与封建伦理道德和专制制度相对立的精神。“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就是对五四时期民主涵意的概括。作为五四新文化旗帜的科学，并不是单指提倡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而是提倡科学精神或科学思想。民主是专制主义的对立物，科学是蒙昧主义的对立物。主张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民主精神与反对愚昧落后和迷信盲从的科学精神，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目标下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的一面光辉的旗帜。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是一种革命的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以彻底的批判精神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促进了人们思想的空前解放。在“德先生”、“赛先生”旗帜引导下的彻底的反封建斗争，与戊戌和辛亥时期的反封建相比，更加旗帜鲜明，更加丰富多采，更加理直气壮。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就没有五四如此宏大的群众爱国运动，更不会出现五四运动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高潮。毛泽东赞誉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资本主义衰败、社会主义兴盛的世界发展大趋势中，发生在辛亥革命失败、十月革命胜利和中国无产阶级发展壮大之时，就必然为社会主义新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扫清道路。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勃兴，马克思主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五四时期的思想大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这种历史前提下产生的，这是五四运动发展演化的内在逻辑，是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五四运动将先进青年追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历程，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直接促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先进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和干部的准备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同时又是中国先进分子学习西方、追求进步、不断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无论是康、梁的变法维新运动，还是辛亥革命，都没有能够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毛泽东当年曾经生动地描述过这种情况：“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思想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奋斗，失败，救国理想的破灭，教育了奋进中的中国人民。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变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随着辛亥革命果实落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手中，中华民族的危机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加深了。面对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现状，中国的先进分子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在困境中求索。辛亥革命以后交织着胜利与失败、前进与倒退、民主与专制、复辟与反复辟、新文化与旧文化、侵略与反侵略等一系列极端复杂的社会矛盾，五四运动正是在这个社会背景上必然要发生的革命运动。它是当时的先进分子为摆脱严重的社会危机、获得新的革命真理而进行的一次改造社会的演习。它以辛亥革命所未曾有的姿态，力图从政治上、思想上对封建制度进行一次清理，用新的民主革命的风雨抗击专制主义的毒焰，呼唤古老中国的新生：“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他们这种弃旧图新的努力，昭示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的转机。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开始。五四以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呼声。正是在这种呼声中，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逐步被抛弃，社会主义受到普遍的关注，形成了一个介绍和讨论社会主义的热潮。先进的分子经过介绍、研究、比较、争论、实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

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经过了长期的摸索和艰难的选择。十月革命前，在中国人面前只有两种思想武器可供选择：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十月革命为中国人提供了第三种选择：社会主义。青年毛泽东兴奋地宣布：“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陈独秀在五四运动过后不久也说：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之一就是人民的“直接行动”，这种直接行动是辛亥革命中所不曾有过的，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证明十月革命所提供的革命方法在中国的有效性。这样，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就成为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推动力量。老同盟会会员董必武说：我们从俄国革命中，见到了群众运动，又见五四运动是群众运动，所以五四运动后，我们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另一老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也回忆说：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但不知道这新办法应是怎样;“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路”，这种思想“日益强烈、日益明确”起来。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一批先进分子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在五四前夜，李大钊就率先在中国大地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五四以后，被誉为这个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也宣布自己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毛泽东也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在1919年6卷5期出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从1920年9月起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主要阵地、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在1920年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批爱国斗争的积极参加者成了中国北方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骨干。五四时期的许多进步社团中的激进分子也先后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孙中山从五四运动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的思想转变也是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开始的。

五四运动中，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正是它的参加，使五四运动跳出了单纯的学生运动的范围，促进了运动的扩大和深入，迫使北洋政府很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陆、章三个卖国贼，使运动取得了第一回合胜利;正是它的参加，作为运动先锋队的青年知识分子才有了可靠而强大的后盾，才迫使北洋政府代表不敢在和约上签字，才使五四运动取得直接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青年知识分子通过五四运动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发起到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到法国去、到俄国去等各种活动，使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开始自觉地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这样，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中间桥梁作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干部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有了可靠的物质载体，而且由革命的理论宣传转变为革命实践，开辟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总之，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掀开了近代中国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伟大斗争的序幕。五四运动昭示人们，反帝反封建是民族救亡的必由之路;爱国、进步、民主和科学，是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标志着国家发展的方向。这就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已经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那一代青年早已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新一代的青年朋友们，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吧!

革命，对我们来说有些遥远又不可思议但它是由千千万万革命者的血和肉凝成的。在寒假我看了一部影片，影片中讲述了发生在1911(辛亥年)，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民主主义革命。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同清政府勾结，残酷的压榨中国人民，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

是革命，是的，是革命。是他让千疮百孔，奄奄一息，充满迫害与痛苦的那曾经的中国获得新生!是革命的枪声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是在战火中失去生命的革命者让大家明白了什么是革命!中国人民如同被囚禁被迫害的犯人，戴着沉重的枷锁，而使他们摆脱这一切，是革命。

秋瑾就义前说：“革命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孩子，是为了让人懂得宁静与温和。”林觉民在遗书中说：“革命是为了人们永久幸福。”我认为革命是为了改变命运，革命也是为了国家，它就像野草，任谁也无法阻挡它的蔓延与生长。

晨光熹微，街道冷清，气氛压抑。凉风侵袭，发出呜呜之声，似乎在挽留什么;沉重的脚镣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沙沙声，似在控诉某种不满。铁锁落地有声，一旁的民众用好奇迷茫的眼神望着这个竟敢造反的女人。她一脸平静，没有丝毫畏惧。她的淡定与人们的惊恐，我看见他们的眼神那么深，像无底的黑洞，那装着他们的痛苦。

阴森可怕，审室灰暗，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令人发指的血腥味，它好像在告诉林觉民，这儿曾是战友的‘刽子手’。他脚上的血一滴滴血怎么也止不住，眼前的清官带着几分敬佩地望着他，这个年轻英俊的男子。面对官员的所谓的法外开恩，他表现得那么坚决。因为为了人们的永久幸福。他的眉宇透着叛逆与不服输。他当时内心在想什么?他家庭幸福，从未受过民间疾苦，他是为了什么而去抛头颅，洒热血?

他，她，他们是革命者，他们抛弃了家。生命，但没放弃他们的信念，他们参与革命是为了更多人。为了什么?这是一个带着目的与需要付出的疑问。这带着怀疑，我们何不想想——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去做什么!

落后就会挨打，说的一点也没错。虽然我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中国像一条汉子，充满力量。总会想起那标志性的辛亥革命，它有多么大的意义与影响，他让中国成为新中国。退一步讲没有它，中国也许会被瓦解，人们会更痛苦。革命者有情有义，有血有肉，有家庭有信仰。我想，他们真的从未畏惧过?从未害怕失去家人?从未在乎自己的生命?毫无犹豫地去用自己的身体去挡子弹，堵炮口，然而在无数次失败后仍能成功。正是因为他们对革命的痴狂正是因为你对祖国的热爱，是坚定的信念让他们选择守口如瓶，选择坚持革命，选择放弃生命来扞卫自己的信仰。

他们的信念已经十分坚定，他们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他们的思想顺应当时社会时流。“换一个政府，人民做主”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深入人人心中。使每个人明白，自己的使命。左手好像托着泰山，右手则顺着黄河，做顶天立地大汉子，这才是中国人!

。敢爱敢恨敢作敢当，这便是我所感受到的革命精神。虽然他们只是无人管理的野草，但他们有同样精神。大家都是黑眼黄皮肤的人，无家亦无国，正如一位华侨所说。敢爱，敢痴狂地爱着革命;敢恨，敢痛恨腐败清政府;敢做，敢在全国掀起革命大浪;敢当;在临死时无任何怨恨与畏惧。他们的爱国·他们的“国难当头，舍我其谁?”他们的勇敢何不是我们一面镜子?

岁月如潮歌似梦，百年弹指一挥间。纷飞的泪雨装点着历史的天空，先人已随岁月在青冢里销匿，然而他们的心血之痕永远不会被磨灭。时光的刻刀在历史的巨岩上雕琢着他们的丰功伟绩。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而这努力就看我们，为国家为人民，为那一百年前的革命，好好地努力吧!

武昌起义的历史功绩，首先是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革命军攻克总督府，占领武昌，消灭清军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国腹心地区打开一个缺口，成为对清王朝发动总攻击的突破口，并在全国燃起燎原烈火，沉重打击了清政府，致使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结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统治。其次是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武昌起义创建了湖北军政府，成为共和政权的雏型，并引发各省响应。不到两个月就诞生了中华民国，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胜利。

武昌起义的革命精神，首先表现在武汉革命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他们发挥主动性，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掌握革命武装，抓住历史时机，敢把皇帝拉下马，主动出击，发动首义，创立湖北军政府。其次是武汉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的的革命精神和献身精神。武昌起义的胜利是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奋斗和英勇流血牺牲换来的。如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慷慨就义，程定国、熊秉坤勇于发难，纪鸿钧、王世龙舍身烧督署，都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献身精神。广大武汉三镇人民群众也同仇敌忾，支援革命，商人捐款，工人、农民、市民踊跃参军，与革命军并肩作战，痛击清军。今天我们应该继承并发扬辛亥先烈的革命精神，把它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动力。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

引领革命

革命军攻克总督府，占领武昌，消灭清军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国腹心地区打开一个缺口，成为对清王朝发动总攻击的突破口，并在全国燃起燎原烈火。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结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二千多年封建帝制。

初创法治

武昌起义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鄂州约法》。

11月初，宋教仁、居正、刘公、孙武、张知本等商议，认为仅有政府组织法还不够，尚需有一个根本法类型的法规。众人推宋教仁起草。宋教仁早年喜爱研习法律，曾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研究各国宪法和政治制度，对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十分赞赏。

因而他为鄂军政府草拟的约法(定名为《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简称《鄂州约法》)，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法律，共7章60条。规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与议会、法司构成之”。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行使，立法权属“议会”，司法权则归“法司”。

《鄂州约法》对这三方面职权均有明确的划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三权分立原则的政权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规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享有“自由保有财产”和“自由营业”的权利。取得政权的中国资产阶级在这里以法律形式宣告自己的胜利并维护既得的成果。

开启共和

武昌起义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武昌起义创建了湖北军政府，成为共和政权的雏型，并引发各省响应。不到两个月就诞生了中华民国，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胜利。

武昌起义即狭义的辛亥革命，同时又是广义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后期腐败的统治，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前后的系列事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影响。

辛亥革命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辛亥革命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本政府罔顾这一事实，至今仍坚持1972年3月外务省发表的所谓《我国关于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笔者注)领有权的基本见解》。基于这一陈旧而荒唐的“基本见解”，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的强硬立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民众对立情绪上升。为防止领土争议继续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造成干扰，有必要追根溯源，澄清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历史经纬。

日本政府的所谓“基本见解”是：“自1885年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县当局等途径再三实地调查，慎重确认尖阁诸岛不仅为无人岛，而且没有受到清朝统治的痕迹。在此基础上，于1895年1月14日，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在岛上建立标桩，以正式列入我国领土。”(1972年3月8日“外务省关于尖阁列岛领有权问题的基本见解”，日本外务省中国课(处)监修：《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70—1992》，东京，财团法人霞山会发行，1993年11月20日，第73页。中文版见日本国驻中国大使馆网站)这就是日本有关这些岛屿领土主张的所谓基本“依据”。这等于承认，在1885年以前日本政府没有调查更没有占有过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那么，在此之前，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究竟属于哪个国家?是不是无主地?谈及钓鱼岛主权归属，首先必须澄清这些问题。

大量古代权威文献证明，在1895年日本利用甲午战争之机窃取钓鱼岛之前，中国至少已先于日本500多年发现、认识并实际利用了这些岛屿。冲绳在1879年被日本正式吞并之前为“琉球国”，曾是接受中国册封的海上独立王国，根本不是日本领土。1895年之前，琉球乃至被日本吞并后的冲绳都只有36岛而从未包括钓鱼岛。中国与琉球之间的国界线在赤尾屿和久米岛之间。这是中国、琉球、日本三国历史文献中的一致看法。

一、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记载

据记载，早自1372年开始，明太祖便派杨载作为册封使出使琉球，琉球的中山王也遣其弟随杨载入明，朝贡受封。明帝赐闽人36姓善操舟者赴琉球，以利往来朝贡(《大清一统志》，1744年，第280卷)。此后，历代册封使留下许多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不属于琉球而属于中国的历史记录。对此，古代琉球人也是认同的。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公元610年《随书.流求国传》中记载赴琉球所经由的高华屿即钓鱼岛(鞠德源着：《钓鱼岛正名》，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11页、140页)。一般认为，最早记载钓鱼岛名称之一的是明朝永乐元年，即1403年《顺风相送》一书。书中使用的名称为“钓鱼屿”和“赤坎屿”，即今天的钓鱼岛、赤尾屿(据考证，《顺风相送》是现存最早记载钓鱼岛的史籍之一，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Bodleian)图书馆存有该书的誊抄本。见郑海麟：“《顺风相送》所载钓鱼台列屿史实考释”，《钓鱼台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1997年版，第14—27页)。这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最迟是在1372年至1403年之间即被中国赴琉球的册封使船最先发现，并作为海上航行的标志予以利用(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北京，1994年8月，第25—28页)。

1534年，明朝第十一次册封使陈侃与前来迎接的琉球人一起乘船赴琉球，并在《使琉球录》中明确记载：“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陈侃：《使琉球录》，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分馆善本馆藏书，第25页)“古米山”又称“姑米山”、“古米岛”，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夷人”指当时船上的琉球人。这表明，当时的琉球人认为过了钓鱼岛列岛，到达古米岛(久米岛)后才算回到自己的国家，而钓鱼屿、黄毛屿(黄尾屿)、赤屿(赤尾屿)等则不属于琉球。

1561年，册封使郭汝霖所着《重编使琉球录》中有以下记载：“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岛)矣。”(郭汝霖：《重编使琉球录》，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使琉球录三种》，台北，1970年12月出版，第73—76页)这段话更清楚地证实，当时中国已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中最靠近琉球的赤尾屿作为与琉球分界的标志。

1556年，郑舜功奉命赴日考察半年后撰写了《日本一鉴》一书。该书“万里长歌”篇中明确记载了钓鱼岛属于台湾：“取小东岛之鸡笼山，……约至十更，取钓鱼屿。……自梅花渡澎湖，之小东，至琉球，到日本，……钓鱼屿小东小屿也。”(转引自郑海麟：《钓鱼台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1997年版，第60页)所谓“小东”，即当时对台湾的一种称呼。这说明，中国当时已认定钓鱼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

清朝时期，中国与琉球的界线在钓鱼岛附属岛屿赤尾屿南面海槽一带，已成为中国航海家的基本常识。清朝第二次册封使汪楫1683年赴琉球，翌年写下《使琉球杂录》。该书记载了他途经钓鱼岛、赤尾屿后为避海难而祭祀时，船上人告诉他船所经过的海槽(当时称“过郊”或“过沟”)即“中外之界也”(汪楫：《使琉球杂录》，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分馆善本馆藏书)。

当时对日本及琉球影响最大的，堪称是清康熙册封副使徐葆光(1719年赴琉)所着《中山传信录》。该书引述琉球权威学者程顺则《指南广义》一书中的论述指出，赴琉球的海上航路是：由闽安镇出五虎门，取鸡笼头，经花瓶屿、彭家山、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取姑米山(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马齿岛，入琉球那霸港(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康熙五十八年(1719)，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分馆善本馆藏书，《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中册36页。该书中三次提到钓鱼台，两次提到钓鱼屿)。中国古代的“镇山”原指主山。所谓“界上镇山”，可理解为琉球那霸西南海上边界的主岛。这是将姑米山作为中琉之间分界标志的又一可靠佐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明代，钓鱼岛就已被作为中国领土列入中国的海上防区。当时，倭寇十分猖獗，经常伙同中国当地海盗骚扰中国浙江、福建沿海一带。1561年，明朝抗倭名将胡宗宪与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1621年茅元仪绘制出版的中国海防图《武备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等，都将“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纳入其中，视为抵御倭寇骚扰浙闽的海上前沿。

二、古代琉球王国和日本的文献记载

琉球王府权威史书——琉球宰相向象贤监修的《琉球国中山世鉴》(1650年)，转引陈侃“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之说，认定赤尾屿及其以西岛屿非琉球领土。1708年，琉球大学者程顺则在《指南广义》一书中也称，姑米山(久米岛)为“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而琉球学者1950年出版的《南岛风土记》一书指出，程顺则所着《指南广义》中的附图，是根据1392年明朝选派福建36姓赴琉移民时的航海图绘制的。([日]东恩那纳宽惇：《南岛风土记》，冲绳文化协会，冲绳，昭和25年(1950年)3月版，第455页。)这证明，中国册封使船发现和利用钓鱼岛早于琉球人。至迟在18世纪初，中、琉两国便认定双方海上边界在久米岛和赤尾屿之间。

日本最早有钓鱼岛记载的书面材料当属1785年林子平所着《三国通览图说》的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其中钓鱼台等岛屿的着色与中国大陆相同，并未包括在琉球范围内。1876年日本陆军参谋局绘制的《大日本全图》、1873年大槻文彦出版的《琉球新志》一书所附《琉球诸岛全图》等，均不含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转引自郑海麟：《钓鱼台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1997年版，第126—128页)。

日本官方关于冲绳地理最早的权威著作是1877年出版的《冲绳志》。该书作者系1875年受明治政府委派到琉球推行“废藩立县”的官员伊地知贞馨。他在冲绳全岛名称和附图中均未提到钓鱼岛或“尖阁诸岛”([日]伊地知贞馨：《冲绳志》，1877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日文部藏书)。

即便在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并将其称为“冲绳县”后，也没有改变上述界限。直到1895年之前，冲绳只有36岛，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1880年，清政府与明治政府就琉球归属谈判时，中日双方确认，琉球总共36岛，其中未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同年10月7日，日方向中方提交的正式文件《宫古八重山两岛考略》及所附地图中均无钓鱼岛或“尖阁诸岛”([日]田中敬一编：《琉球事件记录》(一)，详见鞠德源：《日本国窃土源流 钓鱼列屿主权辨》上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2001年5月版，第102—104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绝非琉球的一部分，更不是所谓日本的固有领土。

日本已故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经过查阅历史文献，在专着《“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解析》中指出：明治时代(1868年)以前，在日本和琉球，离开中国文献而言及钓鱼岛的文献，实际上一个也找不到。钓鱼岛在日本染指之前并非无主地([日]井上清：《“尖阁”列岛——鱼钓诸屿的历史解明》，日本现代评论社，1972年10月，第14页)。他强调，“钓鱼岛等岛屿最迟从明代起便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不仅是中国人，就连琉球人、日本人也都确实承认”([日]井上清：《“尖阁”列岛——鱼钓诸屿的历史解明》，日本现代评论社，1972年10月，第58页)。

三、日本窃取钓鱼岛前后的史实与国际法解释

日本方面称，1884年日本福冈人古贺辰四郎“发现”黄尾屿有大量信天翁栖息，羽毛可销往欧洲，便于1885年请求冲绳县令允许其开拓，并在岛上竖立标记，上写“黄尾岛古贺开垦”。日本政府以此为据，称钓鱼岛是“无主地”，是由日本人先占的，而非甲午战争时从中国夺取的。其实不然，因当时日本政府根本没敢立即批准。1885年日本明治政府反覆调查后已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并非无主地，而属中国，故未敢轻举妄动。

直到1895年1月14日才乘甲午战争得势之机，抢在《马关条约》谈判前先行窃取了觊觎已久的钓鱼岛。中国在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中被迫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给日本，其中自然包括钓鱼岛。古贺辰四郎1896年才获准登岛开发，而同年日本“关于冲绳县郡构成之敕令”中尚未提及钓鱼岛。因而日本政府的所谓“先占”根本不成立。

1943年《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和贪欲所获取之所有土地。”《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年)，法律出版社，北京，1988年版，第859、876页)根据这些国际法文件，日本此前窃取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都应归还中国。日本既已接受《波茨坦公告》，钓鱼岛等岛屿连同台湾一起在法理上已归还中国(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北京，1994年8月，第8页)。

欲盖弥彰的是，日本政府“基本见解”主张：“该列岛历史上一直是我国领土西南诸岛的组成部分，不包括在根据明治28年生效的下关条约(即《马关条约》)接受割让的台湾及澎湖诸岛之内。”([日]1972年3月8日“外务省关于尖阁列岛领有权问题的基本见解”，日本外务省中国课(处)监修：《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70—1992》，东京，财团法人霞山会发行，1993年11月20日，第73页)然而，日方没有证据也无法证明前半句话。《马关条约》第2条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年)，法律出版社，北京，1988年版，第290页)。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便包括在其中，只不过如同花瓶屿等其他台湾附属岛屿一样，未在条约中一一列举而已。

日本政府“基本见解”称：“尖阁列岛也未包括在根据《旧金山和约》第2条日本放弃的领土之中，而是根据第3条作为南西诸岛的一部分置于美国的行政管理之下，包括在根据去年(1971年)6月17日签署的日美有关琉球诸岛及大东岛协定归还我国施政权的地域之中”。“美国将托管地区交给日本后，其自然是日本的领土”。外务省认为，“尖阁诸岛包含在根据《旧金山和约》第三条由美国施政的地区，中国并未对这一事实提出任何异议，这表明中国并没有认为尖阁诸岛为台湾的一部分”，“只是到1970年后半期，东海大陆架石油开发动向浮出水面后，才首次提出尖阁诸岛领有权问题”([日]1972年3月8日“外务省关于尖阁列岛领有权问题的基本见解”，日本外务省中国课(处)监修：《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70—1992》，东京，财团法人霞山会发行，1993年11月20日，第73页)。

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旧金山和约》草案刚一出笼，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便发表声明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中国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1951年日本政府曾就《旧金山和约》第三条的地理概念所做解释为，“历史上的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群岛，大体是指旧琉球王的势力所及范围”([日]每日新闻社《对日和平条约》，东京，1952年，第36页。转引自郑海麟：《钓鱼台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1997年版，第154、155页)。然而，旧琉球王从未把钓鱼岛列岛作为琉球的一部分，所以仅按经纬度划定领土归属是行不通的。

1971年10月，美国政府表示：“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它们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行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对此等岛屿的任何争议的要求均为当事者所应彼此解决的事项。”([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第92届国会记录，1971年10月27日至29日，第91页)同年美国参议院批准“归还冲绳协定”时，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尽管美国将该群岛的管辖权交还日本，但是在中日双方对群岛对抗性的领土主张中，美国将采取中立立场，不偏向于争端中的任何一方。直到2010年8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仍就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表示：“美国的政策是长期的，从未改变。美国在钓鱼岛最终主权归属问题上没有立场。我们期待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四、所谓中方曾承认钓鱼岛属日的说法不成立

综上可见，日本政府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的所谓“基本见解”完全背离了基本史实，纯属自欺欺人。目前，与其相比更具有欺骗性的是，日本还有三种企图证明中国曾经承认钓鱼岛属于日本的欺人之谈：

一是1920年中国驻长崎领事颁发给日方搭救中国渔民的“感谢状”提及“八重山郡尖阁列岛内和洋岛(即钓鱼岛)”。然而，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这类所谓“证据”其实都不足为据。二是1958年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集》中把“尖阁诸岛”划在冲绳范围。不过，这版地图的扉页上已注明：部分中国国界是根据抗日战争前申报地图绘制。在1956年中国出版的《世界分国图》中，冲绳并不包括钓鱼岛。三是1953年1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文章称琉球群岛包括“尖阁诸岛”。经查，该文是一篇编译自日文材料的无署名“资料”。文中“嘉手纳”被按日文发音翻译为“卡台那(译音)”即是证明(《琉球群岛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见《人民日报》1953年1月8日第4版)。故该根据不能代表中国政府有关钓鱼岛归属的立场。

目前，日本一些政要坚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不存在领土问题”。但不容否认的是，中日双方都坚持对钓鱼岛拥有主权，所以领土争议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包括美国在内，国际社会并不认同日本政要的上述说法，而普遍希望中日两国根据国际法，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议。这就需要中日双方的诚意与智慧。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如果暂时解决不了，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大局出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许仍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这是对长征意义最有代表性的论述。 长征会师，是各地红军从分散的各个根据地出发，边走、边打、边做群众工作，为着共同的目标，向着一个方向，像很多支流流入江河那样汇合在一起。这样的会师，是战略力量的聚合和集中。战略的奥妙在于集中，集中了战略力量就有实施战略作战的主动权。贺龙与任弼时深明这一道理，他们所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于1934年10月24日会师，25日即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建议“两个军团集中行动”，但是当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却不同意，并说是“绝对错误的”。

28日，贺、任等二、六军团领导人再次建议“暂时集中行动”，接着在11月中旬集中力量打了龙家寨战役，对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也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红军每次会师后，紧接着就是战略作战的胜利。如红一方面军与红十五军团在陕北会师后，随即在中央统一指挥下打了直罗镇战役。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又如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边区会师后，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打了山城堡战役。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不但大振了我军的声威，而且对分化敌军营垒、促进逼蒋抗日的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主力红军会师后，就能在统一指挥下，集中力量打一些较大的歼灭战。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权。

长征发生在国内阶级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央红军在反对敌军第五次“围剿”失败之时，同时又交错着党内的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以为代表的党中央，从国家和民族大义出发，毅然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把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已进行战略退却的消极行动，升华为一个积极进取的、对全国人民和对全军有号召力的大义凛然的政治行动。正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的那样：“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北上抗日的方针，伸张了长征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师出有名，极大地激励了士气。日本侵略者是全民族的敌人，红军北上抗日就获得全民族的拥戴。而反动军队对红军的“剿杀”就把自己摆在抗日的对立面，遭到全民族的反对。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还有力地团结了全党，在党内存在着“北上”和“南下”的分歧抉择上，党中央、坚定地坚持北上抗日，并以此团结了全党和全军，北上抗日有理，南下、西下无理，是逃避。这就促使了红军三大主力最终在西北会师，避免了张国焘的分裂危险。

红军完成人类历史纪录上第一次的伟大长征。红军面对着强大而凶残的敌人，险峻艰苦的环境，用了一年多时间，走了两万五千里路，主要靠着革命精神来完成了长征。长征精神，包含的内容很多，但主要有两点：就是渡大渡河，强攻腊子口，英勇作战，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就是爬雪山，过草地，吃苦耐劳，在艰苦环境中，意志坚定，有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红军的革命本色在长征途中最显明、最集中、最深刻地表现了出来，成了我党我军最宝贵的财富。红军就是用这种精神完成了长征任务，会师胜利更使这种精神光芒万丈。

这种精神，可以养成人们高尚的情操，可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可以完成一切艰难困苦的任务。这种精神，在我国我军的文明建设和作风建设中将产生深远影响。

盛夏时节，爸妈带我一道游览武汉三镇------听江涛声、登黄鹤楼、看二七遗址、闻琴台知音，名胜古迹，应接不暇，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参观武昌首义纪念馆。

站在首义广场，远远望去一座红色建筑庄严耸立，“武昌首义纪念馆”几个大字镶嵌在门庭上方，首义旗帜在微风中飘荡。走进馆内，一副副照片，一件件实物映入我的眼帘，历史的场景震撼着我的心灵。一边看存列展品，一边听解说员讲解，不懂的地方我时时细声问爸爸妈妈，仿佛首义的枪炮声在我耳边响起，先烈们冲锋陷阵的身影呈现在我眼前。通过参观我了解到辛亥革命发生在1911年，吴兆、，熊秉坤等领导革命军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攻占了武昌城。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者领导起义以来第一次取得胜利。首义的胜利，如星星之火，呈燎然之势，席卷全国，不到两月，全国十四省宣布独立，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迅速土崩瓦解，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

如今先烈离我们而去，只有耸立长江两端的龟蛇历经风霜血雨的洗礼，见证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但历史是不能忘却的，不能忘却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先烈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抛头颅、洒热血、枪林弹雨、前赴后继、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可歌可泣;不能忘却的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吹响了埋葬封建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号角，拉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不能忘却的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推动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发展。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泪”。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尽，生活在明媚阳光下的我们，要牢记历史，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为实现先烈的理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东方巨龙的腾飞而刻苦学习、发奋图强。

推翻皇帝制度,这是辛亥革命的最大意义.辛亥革命动摇了中国人对两千年来似乎千古不变的封建专制——皇权统治的崇拜,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掀倒了皇帝的宝座,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中国历史上掀倒皇帝宝座的例子很多,每次掀倒后,又有新的皇帝重新登上那个宝座.近代中国也是这样：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虽然号称建立新天新地新世界,也免不了要登上皇位;戊戌变法也是一场以拥立皇帝为目的的改良运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旗帜上写的是“扶清灭洋”,就是说反对外国侵略,拥护皇帝.辛亥革命则不同,不是以拥立新皇帝为目的,而是推倒任何皇帝.皇帝掀倒了,皇帝宝座废除了,人民接受了与中国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共和立宪观念,成立了共和国,这就是中华民国,从而结束了几千年习惯了的对皇帝、宰相、大臣的顶礼膜拜.从此以后,形成了一个新的观念：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便是天下共击之的例子.政治鼎革,带来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一系列的变化,带来了对外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影响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以共和制代替帝制,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从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的角度说,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以共和制代替帝制,是中国历史了不起的转折和成就.中国人从此抛弃了对皇帝的信仰,这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一成立,各种政党组织、群众团体公开成立,纷纷表达各个不同利益集团对时局的意见.在时代的碰撞、打磨中,有两个政党逐渐成为大众关注的重心.这就是1921年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加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国共两党的联合与斗争,成为此后半个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内容.

开启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进步与觉醒.近代中国的政治进步与觉醒,是辛亥革命开启的.毫不夸张地说,辛亥革命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打开了闸门,拉开了序幕.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峰,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不否定皇帝专制,就难以得到辛亥革命后的大幅进步,就难以发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在艰难中诞生、发展和壮大,就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不会有现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甚至辛亥革命的失败的历史教训,辛亥革命反帝不彻底,辛亥革命未能成功地发动和解决农民的问题,都对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

一、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是中华民族奋起抵御外侮的民族解放战争。

1868年明治维新后，具有深厚军事封建传统的日本，效法西方，“脱亚入欧”，实行资本主义改革，在促进近代化发展的同时，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制定了以侵略中国、朝鲜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是其近代历次侵华的继续。从明治维新开始的70余年间，日本穷兵黩武，发动和参加了一系列侵华战争，按其阶段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开启侵华战端。1874年，日本侵犯中国领土台湾，随后又强行将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并入日本版图，从而完成了对华战略试探。第二个时期，扩大战争规模。1894年，日本发动了大规模侵华的甲午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日本迫使战败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强占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等中国领土，攫取了巨额战争赔款和一系列在华特权，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急剧膨胀。第三个时期，伙同列强侵华。1900年，跻身于帝国主义行列的日本作为主力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通过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获得了在中国京、津等地的驻兵权。1904年，日本为同俄国争霸东亚，在中国东北发动了历时19个月的日俄战争，夺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权益。第四个时期，蓄意独霸中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1915年日本公然提出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1927年日本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炮制“田中奏折”，制定了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构想。为加快实现独占中国的既定目标，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动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侵华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

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旨在变全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在十四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肆意践踏中国大地，大肆残杀中国同胞，疯狂掠夺中国资源，蓄意摧残中国文化，犯下罄竹难书的法西斯暴行。日本是近代历史上给中国造成灾难和伤害最大的国家，日本的侵略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抗击外来侵略战争的继续，是一场反对日本侵略、奴役和掠夺的正义战争。

这场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奋起救亡的民族解放战争。为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决定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抗日战争中，以鲜血和生命铸就了反侵略战争的历史丰碑，以其辉煌的胜利载入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史册。

这场战争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把伟大的中华民族推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列。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艰难曲折的十四年抗战

20世纪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战争从1931年开始到1945年结束，经过了十四年艰难曲折的历程。

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包括局部抗战和全国抗战两个时期。其中1931年至1937年是六年局部抗战，虽然军事行动主要发生在东北、华北及上海等局部地区，却是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相互推动、共同发展的，它既是抗日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又对发动全民族抗战产生重要作用;而1937年至1945年是八年全国抗战，这是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一次决死的战争，其广度、深度、范围和影响都是空前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准备，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

局部抗战时期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局部抗战兴起阶段(1931年9月至1932年12月)。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中国局部抗战开始兴起。中国共产党率先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直接领导和推动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而这一时期，由于蒋介石 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同时侵犯上海，并炮制伪“满洲国”。在民族危亡面前，东北和上海等地区的爱国军民奋勇抗战，推动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局部抗战发展阶段(1933年1月至1937年7月)。1933年1月1日，日军开始进犯山海关，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华北。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联合全国各种军队一致抗日的主张，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部分国民党军及义勇军激于民族义愤，先后进行了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及绥远抗战。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为挽救民族危亡，促成全国抗战，中国共产党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为全国抗战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全国抗战时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国民党抗战比较积 极，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是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战场，国民党军在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会战中顽强抗敌，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等作战的胜利。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抗日前线，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取得了首战平型关等作战的胜利;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大胆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独特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图谋。

第二个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0月至1943年7月)。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失守以后，全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鉴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被迫调整侵华政策，对中国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 针，将战略重心转向敌后战场，实行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长期战”的战略方针。随着日本战略重点的转移和诱降方针的实施，中国国民党一方面坚持了继续抗战，其军队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并组建中国远征军协同盟军作战，但其抗战在总体上逐渐趋向消极;另一方面实行“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事件，先后三次掀起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坚持持久抗战，继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维护了团结抗战的 局面;敌后军民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并发动了百团大战，抗击了日军主力，承担起全国抗战主战场的重担。在日军残酷的“扫荡”、“蚕食”和“清乡”面前，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实行对敌斗争等“十大政策”和“敌进我进”方针，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战胜了严重困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和中国战区的建立，长期坚持独立抗战的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第三个阶段是战略反攻阶段(1943年7月至1945年9月)。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转折和日军逐渐失去战略主动权的形势下进行的。中国对日战略反攻包括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两个阶段。从1943年7月开始，八路军揭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1943年10月和1944年5月，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也开始反攻作战。1944年春，日军为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的颓势，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继续奉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及保存实力的避战方针，致使正面战场严重失利，造成豫湘桂作战的大溃败。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其后亦称解放区战场)广大军民向日、伪军连续发起局部反攻作战，大量消灭敌人，收复了大 片国土。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的反攻作战，收复了滇西、缅北广大地区。1945年5月德国战败投降后，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苏联随后声明加入)，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在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的情况下，从8月9日开始，中国解放区战场对日、伪军展开大规模全面反攻，取得了辉煌战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同盟国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9月3日被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正式收复被日本殖民统治达50年之久的宝岛台湾，洗雪了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中国抗日战争，以中华民族的完全胜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

三、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队，代表着全中国人民的意志，先后提出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决定抗日战争成败的一系列根本性、战略性问题，组织与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并始终奋斗在抗战第一线，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一是积极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御外侮。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武装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全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实现了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全民族共同抗敌的崭新局面。

二是明确提出并坚持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实行以弱胜强的战争指导。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分析中日战争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特点基础上，系统完整地提出了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这部纲领性文献中，以极富前瞻的战略眼光，勾画出全国持久抗战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尤其阐述了中国在战略相持阶段转弱为强、准备反攻的重要意义。这一持久战思想，指引全国军民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武装起来，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三是开辟和发展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有利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格局。中国共产党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制定了一整套开辟敌后战场、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的纲领、原则和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了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四大敌后战场，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抗日的前线，并与正面战场相互策应，构成了中国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创造出一系列巧妙战法，有效地牵制和歼灭了大量敌人，并逐渐成为抗战的主力军。广阔的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在持久抗战中发挥了重大的战略作用。

四是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打造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开辟敌后战场、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实行了一整套抗日民主的方针政策，特别是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使抗日根据地不仅成为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坚强阵地和全国抗战的重要堡垒，而且成为抗日民主建设的典范和新中国的雏形。

五是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表率作用，以崇高精神和模范行动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必胜信念。以中华民族解放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号召、带领和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战视为崇高的使命，并且身体力行，充分发挥先锋和模范作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作为敌后抗战的大本营和指导中心，成为广大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在抗日根据地，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各条战线上，无数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不朽的民族之魂，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并强有力地感染和激励着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斗志，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

四、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回望屈辱和悲壮的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的近百年间，世界列强几乎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尽管中国人民进行过一次又一次抵抗，但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中国失败而告终的。而抗日战争则不同，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国共合作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亿万中华儿女形成了举国御侮的生动局面，最终赢得了近代以来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伟大的抗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要枢纽。

其一，抗日战争是一场促进民族觉醒和团结的战争。近代中国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斗争。中国人民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华民族终于觉醒起来。抗日战争以其前所未有的气势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激发起团结御侮的巨大能量，彰显出气贯长虹的爱国主义精神。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变了中国自近代以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屈辱地位，一扫近百年屡战屡败的悲观阴霾，鼓舞着中国人民走出幽暗的历史低谷，重新找回民族的自尊与自信。

其二，抗日战争是一场改变国家命运的战争。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在世界上只是一个饱受列强欺压的对象，不要说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连起码的平等对话的资格都没有。一个屡战屡败的民族，可能赢得同情，但不可能赢得尊重。抗日战争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创造了历史机遇。中国政府充分利用参加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这一历史契机和有利的国际环境，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初步废除了各国由对华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许多特权，使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开始崩溃。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的大国地位得以初步确立。

其三，抗日战争是一场推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是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民族战争，而且是追求民主与进步的深刻社会变革。在抗日战争中，作为中国两大政治力量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共赴国难，创造了团结御侮的光辉业绩。但由于国共两党执行着不同的路线，因而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肯放弃反共政策，特别到全国抗战后期，不断强化独裁统治，逐渐失去了民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动员、组织和武装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践行大众的民主诉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得到广大群众与各民主党派、无 党派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为建立新中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第一，中国首先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日、德、意法西斯发动的世界大战，是在东、西方分别酝酿，通过发动一系列局部战争而逐步演变成为全面战争的。日本率先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点燃了世界法西斯对外侵略战争的第一把战火。中国人民高举反法西斯侵略的旗帜，奋起抵抗，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第二，中国开辟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以灭亡全中国为目标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展开全国性抗日战争，在世界东方首先开辟了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矛 盾上升为世界主要矛盾的表现，实际上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它对世界产生了牵动全局乃至改变格局的影响。中国人民持续进行了八年全国抗战，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结束。

第三，中国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制约着日本的“北进”和“南进”，保障了同盟国 “先欧后亚”大战略的实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本绝大部分陆军兵力和部分海空力量，遏止了日本侵犯西伯利亚的北进计划，使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牵制和推迟了日本进攻南洋的南进步伐，致使日军被迫背着中国战场的沉重包袱南进。从而粉碎了日本与德、意法西斯会师中东和西伯利亚、称霸全球的战略图谋。中国派出远征军开赴缅甸，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中国为同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了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斗争。

第四，中国积极倡导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为创建联合国和建设战后世界新秩序作出历史性的贡献。中国不但在世界东方率先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多次呼吁世界上一切和平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当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扩大到全球范围时，中国主动加强与美、英、苏等同盟国的战略协调，促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从而为最后取得战争胜利创造了条件。战争后期，中国又参与联合国的创建，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不仅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支持邻国的独立运动，维护弱小民族的利益，而且与同盟国并肩战斗，为彻底打败法西斯和建立战后世界新秩序，发挥了重大作用。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辛亥革命推倒了皇帝宝座，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皇权专制制度，是历史的进步。掀倒皇帝宝座，动摇了中国人对两千年来似乎千古不变的皇权统治的崇拜。辛亥革命不是以拥立新皇帝为目的，而是推倒皇帝，建立全新的体制。新生的共和国并不令人满意，甚而令创造者都为之失望，但从此以后，共和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大众新的根深蒂固的信念。这就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辛亥革命带来中国政治体制、对外关系、社会经济、教育文化、风俗观念的一系列新变化。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共和民主色彩和鲜明的民权宪法性质，在中国宪政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列强虽然还企图继续控制、欺凌中国，但中国民众的觉醒程度空前提高，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要求汇成巨大的潮流，迫使当政者不能轻易对外妥协，也迫使帝国主义列强不能不顾及中国的民意，中国开始了国家地位缓慢回升的过程。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历时近十年的现代工业发展浪潮，现代化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明显提升，从而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更宽广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现代教育制度进一步发展，舆论传播更趋普及和活跃，从而为更大层面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准备了人才和舆论条件。人们的风俗习惯、行为做派、交往礼节在变化，这些看似形式的变化，实际解除了人们思想的种种束缚，有利于进步和发展。

辛亥革命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共和民主取代皇权帝制，是中国历史了不起的转折和成就，它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是历史空前的。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的新局面，两千多年的皇权观一夕倾覆，当然是巨大的思想解放!中国人以巨大的热情拥抱新思想和新观念，思想空前活跃，民意空前旺盛。随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顺理成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蔚为潮流。中国共产党随之成立，并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以磅礴的气势领导中国革命奔腾向前，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性任务，建立了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辛亥革命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打开了闸门。20世纪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样的变化之所以能够发生，是由辛亥革命拉开的序幕、开启的闸门。革命后不久，虽然出现了军阀混战、国家分裂、民众困苦的混乱时期，但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插曲。从1911年到1949年，短短38年就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由乱到治的过渡时间并不是很长，与主要西方国家近代革命之后由乱到治的过程相比更是如此。

辛亥革命具有世界性意义。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国际环境下内外情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受到世界形势的重大影响。辛亥革命是世界尤其是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和侵略势力，鼓舞了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等思想，对亚洲乃至世界各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列宁认为：辛亥革命不仅标志着“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说已经从沉睡中醒来，走向光明，投身运动，奋起斗争了”，而且也意味着“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经在亚洲出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创造了弱国打败强国的光辉业绩。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特殊的时刻，重新审视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对于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场神圣的全民族抗战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空前团结，共御外侮，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可以说，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全国能够形成这种空前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战局面的基本保证。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率先提出武装抗日的主张。在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便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明确提出联合全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并随后组织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与日军进行殊死战斗。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企图将华北五省分离出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在国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主张“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面对国内复杂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奔赴西安，全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等六项条件。不仅如此，红军中的黄埔将领，也向国民党军中的黄埔同学发出呼吁：“当此民族危亡之生死关头，过去之眥怨嫌隙，均应为民族利益而一概扫除。今后之道路，应为恢复黄埔时代之革命精神，精诚携手，不分彼此，共赴国难”，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便发出《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个宣言，再次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国共两党正式合作抗日的诚意。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全国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不分阶级和党派，不分民族和地域，不分老幼和男女，同舟共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如在北平，长辛店的工人组织战地服务团，担任救护工作，还运来铁轨、枕木、麻袋等修筑防御工事，协助第29军固守宛平城;在上海，妇女团体开办救护训练班，一个月内训练妇女达1200多人，分配到各个伤兵医院做护理工作。不仅如此，香港、澳门、台湾同胞也积极参加抗战，1938年6月，宋庆龄领导的、由国内外知名人士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宣告成立。保盟在港澳同胞配合下，广泛联络海外侨胞和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人士，从海外华侨和许多国家的援华团体募集到大量捐款、物资，为支援祖国抗战做出了杰出贡献。

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后，面对日本对国民政府采取的诱降方针，以及国民党愈演愈烈的反共摩擦，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在各抗日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实行三三制政权和减租减息等政策，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可以说，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努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得以建立和坚持下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民党爱国官兵在正面战场坚持抗战;广大民众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为抗战做自己的贡献;台湾、香港、澳门同胞以不同的方式参加进来，海外侨胞也积极支援祖国抗战。正是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形成了全民族团结抗战、共同御侮的局面，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上主要有四大战场：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和北非战场。二战期间，中国率先开辟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制约着日本的“北进”和“南进”，有力地配合与策应了其他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人民展开全国性抗战，在亚洲首先开辟了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在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期间，中日双方投入总兵力达400余万人，战线长达1800多公里，战火遍及中国10多个省区，战区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中国直接或间接卷入战争的人口达4亿之多，至1939年欧战爆发，中国已独立全面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入侵达3年之久。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曾指令德国驻日大使奥托将军，令其说服日本参加对苏作战，但遭到日本军方的反对，时任日军参谋总长的杉山元指出，日本“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北进苏联“实际上办不到”。1941年底，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里宾特洛甫再次向日本提出联合军事行动，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但再次被日本拒绝，日本大本营统帅部决定，“按既定方针继续对中国作战”。中国的抗战不仅遏制了日本的北进计划，而且牵制了日本的南进步伐。欧战爆发后，1940年，当时的纳粹德国横扫西欧，法国败亡，英国退守孤岛，苏联和美国还没有参战，可以说此时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格局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日本南进的最好时机，但也就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百团大战，历时近5个月，毙伤日军2万余人，给予华北日军沉重打击。曾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与八路军多次进行交战的寺内寿一大将，在出访德国时明确告知德方：“中日战争不结束，南进是办不到的。”可见，中国的抗战，不仅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士气，而且在战略上为美英加强太平洋地区的防务，争取了宝贵时间。

中国战场不仅制约着日本的“北进”和“南进”，从战略上配合盟军的作战，而且给予盟军切实的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战虽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但仍根据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战略需求，毅然派出10万远征军，紧急开赴缅甸，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作为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战略基地，中国为同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中国军民还对在作战中负伤的盟军飞行员进行救援，至1945年春，先后被营救的美军飞行员即达70余名，其中包括后来曾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有力地支援了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斗争。

在战争期间，中国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从根本上保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3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就提出了中、美、英、苏、法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的主张。中共中央在1941年12月9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中，明确指出：“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在中国的推动下，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4国领衔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形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持久抗战，有力地配合了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赢得了国际上的高度赞誉与评价。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5年1月6日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表示，“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苏联崔可夫元帅在其回忆录中也表示，“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总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主战场，对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三、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虽然距离今天已经整整过去了70年，但抗战精神应当永久存在于每个国人的心中。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弘扬抗战精神，勿忘国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

2014年7月7日，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活动上，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不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和英烈!”同年9月3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了抗战精神的内涵：“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可以说，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百折不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对于当今时代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实现祖国统一的核心力量。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一场全民族战争。抗战期间，全国各族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阶层，纷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滚滚洪流中，筑起了捍卫中华民族的钢铁长城。抗战精神，仍然是当今沟通海峡两岸，包括海外华人的一条重要纽带。近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两岸的沟通、联系越来越多，各种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进一步密切了两岸关系。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领导中国人民团结一心，积极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国际和平秩序的核心力量。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积极提倡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主张联合世界其他国家共同抗击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以尽早恢复世界和平。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在战争期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1945年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会议最终通过了《联合国宪章》，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了会议，并作为中国代表团正式成员之一在《宪章》上签了字，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支持并参加了新的国际安全组织的建立，参加了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吸收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在国际交往中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至今仍然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准则，在国际上广受承认和欢迎。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维护国际秩序的和平与稳定。

不忘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是当代每个国人的神圣使命，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当年，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其后，从解放战争到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又战胜了无数的曲折和困难，而蕴含于其中的伟大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对抗战精神的继承。如今，抗战精神依然充满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作为新时代的主人翁和建设者，我们应当从抗战精神中汲取营养，将伟大的抗战精神转化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勤奋学习，扎实工作，奉献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追求之中，不断以新的辉煌成就来告慰抗战英烈和前辈!

辛亥革命是我们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变化，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帝国的封建主义，而被称为“中华民国之父”的孙中山就是这次战役的重要人物。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原名孙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曾用名中山樵，孙中山之名便由此而来。他诞生于1866年11月12日，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没有鞋穿，没有饭吃。童年时代的艰苦生活使孙中山对农民的悲惨遭遇感触很深，也使他萌发了自由、和平、博爱的思想。小时侯看到姐姐缠小脚的痛苦，开始产生了对社会制度的怀疑和不满，也渐渐认识到封建社会的没落和腐朽;青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战斗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

1911年10月10日晚7点左右，金兆龙、熊秉坤的第一枪揭开了武昌起义的序幕。起义发动以之后熊秉坤等率众直奔楚望台军械局，把守军械局的工程营士兵顿时纷纷加入到起义队伍，起义士兵的战斗力和信心越发得到加强。经过一夜的战斗，到11日拂晓，武昌早就被革命军全部占领了。11日晚和12日早，汉口和汉阳新军也发动了起义。武汉三镇全部为革命军所占领。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湖南、陕西、山西、江西、上海等10多个省市一个接一个的发起起义，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清王朝在各地迅速瓦解。因为1911年是旧历辛亥年，所以这次革命被称为辛亥革命。

在武昌起义前的黄花岗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也同样惊心动魄。1911年初，孙中山亲自去欧美各国华侨中募集起义经费，购买武器。黄兴组织了一支800人的敢死队，做为黄花岗起义的中坚力量，并在广州设立了40处秘密机关。4月27日下午5点30分，黄兴在广州小东营起义指挥部召集军队，做好起义部署，然后率130余人直扑两广总督衙门。起义军一把火烧了总督衙门。敢死队冲出后与清军大队人马相遇，展开了激烈的战争。黄兴右手负伤断了两根手指，仍旧坚持指挥战斗，用左手打枪。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的一筐炸弹边冲锋，边投弹，所向披靡。许多革命党人壮烈牺牲。经过一昼夜的战斗，起义队伍伤亡惨重，被迫退出战斗，起义失败了。这次战斗中，革命党人共牺牲100多人，收敛到尸体72具，合葬在广州黄花岗，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历史，记住这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革命吧!